学文网尽管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给城市植入了各式各样的形体，附加了无穷无尽的意义，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否认，那些真正伟大的城市，正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所面对的一些共同问题，已迫使我们必须回到城市的起点来梳理当下的意义。
尽管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给城市植入了各式各样的形体，附加了无穷无尽的意义，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否认，那些真正伟大的城市，正是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大约公元前5000年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成为小集镇和城市。人类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日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境内，它们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而立。
这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它不仅意味着人类中的一群，已能不再依靠种植食物谋生，更意味着人类文明步入了崭新一页：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开始同文字一样，实现着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
作为人类在地球表面上创造的最大的物质体，城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问题孳生的场所。城市的两面性随着技术文明的发展暴露得越加充分和复杂。不同的价值观在塑造不同的城市。虽然没有一个城市不在声称它是为人而造，可对人的理解千差万别，城市的面相干奇百怪。
城市被放到手术台上
创造城市的先民大概预料不到，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当蒸汽机喷发的能量将城市推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候，城市竟成为人类的一大问题。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产业***”催发工业化，工业化催发城市化，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道：“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还需要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
就在城市制造巨大机遇之时，因工业进入城市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因功能过度聚集而引发的交通拥堵，因卫生设施不良而扩大的***病流行，因公共***策不善而导致的住宅短缺，使城市遭到空前的质疑。
“产业***”留下的一大“遗产”，就是催生了针对城市的“医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后者将城市放到了手术台上。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启蒙者霍华德，将大城市视作“重病患者”，主张是用乡村来稀释城市，用不断减少居民数量的办法来“医治”这些“病人”。
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
但这一学说在实践中并不顺畅，它所设计的经济自治、完全***，能够疏解大城市工业和人口，兼具乡村环境特点的“田园城市”并未出现。“大树下面不长草”的超级城市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干了“田园城市”的养分。
霍华德建立的“田园城市有限公司”1903年在伦敦郊区建设的第一个“田园城市”，经过25年发展，人口只达到区区1．4万，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仍须通过与伦敦等工业城市的联系来获取生存的可能。
霍华德的追随者R．昂温对此作出了妥协，1922年他出版《卫星城市的建设》一书，提出卫星城镇不该再是经济自治和完全***于中心母城的情况，它们和中心城。市在经济等各方面都应有紧密的联系。
可在实践中，与中心城市紧密联系的结果是，卫星城镇成为了睡觉的地方，它们非但不能疏解中心母城密集的功能，反而拥挤了大量外溢的人口，城郊之间上下班的交通大潮越发汹涌，大城市更是“病入膏肓”。
北京半个世纪的轮回
沙里宁预见了卫星城镇的“陷阱”，这位杰出的芬兰规划师在1918年担纲赫尔辛基城市规划，提出著名的“有机疏散”理论。在他看来，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并非道路面积不足，而是城市功能组织不善，迫使工作人口每日往返“长途旅行”。
他建议把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非中心地域，尽可能实现每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避免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沙里宁提出的“半***城区联盟”是一种更为紧凑的布局――各个城区之间，以不到1公里的绿带隔离；城市是一步一步逐渐离散的，新城不是“跳青”母城，而是“有机地”进行着分离活动。
1943年，沙里宁的著作《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未来》出版，系统总结了20多年“有机疏散”的理论和实践。一年之后，这本书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航班抵达中国。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托华莱士为中国建筑学家、费氏的好友梁思成捎来一箱***书，其中就有沙里宁的这一部。
梁思成对“有机疏散”理论颇为服膺，阅罢此书，他于1945年8月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指出战后中国城市发展须避蹈西方覆辙，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
梁思成提出的对策正是“有机疏散”，即将一个大都市分为许多“小市镇”或“区”，每区之内，人口相对集中，功能齐备，区与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并对每个区的人口和建筑面积严格限制，不使成为一个“庞大无限量的整体”。
1950年2月，梁思成与曾在英国接受城市规划系统训练的陈占祥，提出将行***中心区安排在北京古城西侧建设的方案。
他们所构想的北京市区，以古城区、行***中心区和商务区组成，相互以绿带隔离；各个城区之内，居住与就业相对平衡，跨区域交通被尽量减少――这正是沙里宁所理想的“半***城区联盟”。
两位学者预言，如果将行***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
他们的建议未获采纳，他们的预言不幸成真。北京在过去50多年间持续在古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功能过度密集的中心城区成为吸纳发展机遇的“黑洞”，这使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郊区出现的若干个30万人口的卧城更加恶化了这样的局面，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求得沙里宁真经的吴良镛仍在高擎“有机疏散”的大旗。2001年他领导完成“大北京规划”，力***面向北京所在的区域，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这个行动导致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
甫竣出台的这项宏大计划又回到当年梁思成与陈占祥的立场：新旧城市分开发展，城市功能平衡分布。
雅各布斯的怒吼
在北京遭遇这场世纪轮回期间，地球上的其他城市也不太平。对城市的“诊治”出现了“过度医疗”，“重病患者”奄奄一息，“城市问题”演变为“规划问题”。
美国建筑师赖特和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成为这场戏剧的导演。前者在1930年表《消灭中的城市》和《宽阔的土地》，提出“广亩城市”理论，主张使城市向广阔的农村地带扩展；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分别于1922年和1933年发表《明日城市》和《阳光城》，主张“把乡村搬进城市”。
“广亩城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的西部成为现实，那里的洛杉矶、菲尼克斯、***桑等汽车城市，已完全失去了城市的密度，“大马路+独幢住宅+花园”的扩张模式，使整个城市如同郊区，以致于没有一个明确的市中心概念，中小商业纷纷败落，小汽车成为城市主宰。这样的城市因其在土地及能源上的高耗费而遭致社会各界炮轰，主张城市紧凑发展的呼吁日益强烈。
柯布西耶的学说则是城市集中主义的宣言，他主张以人口高密度、建筑低密度的方式改造城市中心，在较小的用地上发展高层建筑，腾出大片土地辟作花园绿地，以大马路、高架桥满足小汽车之需。
柯布西耶以汽车为尺度构想的“梦幻之城”制造了垂直生长的“郊区城市”。塔式高楼之间是步行者的沙漠，大绿地、大马路、高架桥缩减了人气导致商业衰退，城市里面修“公路”刺激车辆增长，“交通垃圾”四处倾泻，“都市里的田园”终被令人窒息的尾气湮没。
“梦幻之城”与“广亩城市”的共同之处是将房屋密度视为城市问题的祸首，却制造了新的甚至是为更烈的问题。
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异常激烈的言辞抨击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这位《建筑论坛》杂志女记者指责那些规划精英们只对城市“应该”是什么发生兴趣，从来不去理睬城市是怎样的存在，他们永远在告诉人们“你的腿应该长多长”，却不明白“能踩到地上就行”。
雅各布斯为大城市与高密度作了辩护，认为没有密度就没有多样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城市的活力。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城市规划界引发了一场地震。雅各布斯将这本书“献给纽约城”，那是一座给她带来运气的高密度城市。
可是，她的雄辩之辞并不能击垮她的对手，她遭到更为猛烈的回击：纽约能给人们一个后花园吗?难道每个家庭对后花园的需求不是一种人胜?
“城市属于人民”
城市应该紧缩发展还是分散发展，学术界至今难获共识。无法浇开的“块垒”仍是100多年前牵动霍华德的那个命题：在密度与环境之间，城市应该求得怎样的平衡?
对东方城市的发现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美国规划学家享瑞．S．邱吉尔以现代建筑观点评论道，北京的城市设计“像古代铜器―样，俨然有序和巧为构***”，“整个北京城的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为交通干道所围合，使得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扰的***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具有无限的变化”。
在13世纪的元代统一规划建设的北京，有着与纽约惊人相似的高密度方格状路网，街巷与胡同两侧的联排式庭院铺满每一方土地，这种紧凑的组织使北京拥有了城市的密度，还为每一户家庭供应了人性的花园。登高俯瞰，北京消失在一片绿海之中，绿涛之下，是上百万人口的生息。
这个庞大的都市以房屋内纵横向柱列形成的“间”为统一模数的基点，建筑材料可以统一预制，快速施工。整个城市就是这样以纯粹的几何形复变而成，由此而生成的秩序和效率令柯布西耶惊叹不已，他在《明日城市》里号召向中国学习，因为那里的城市以纯静而不失激情的理性，表达了人类伟大、光荣而胜利的精神。
中世纪的城市是步行者的尺度，可是今天，疯狂的汽车在以时速的尺度制造城市，北京因此而被肢解，接下来的情形与其他地方相似：都市气息或被车速风干，或被交通淤死。
在人与汽车之间，恩里克・佩那罗合选择了前者。1998年他出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市长，这个700万人口的都市饱受交通与尾气之苦。“波哥大的人民已经用很多年来仇恨他们的城市了，”他说。
恩里克向他的选民发问：“这个城市是属于谁的?”选民们回答：“属于人民!”
“但我看到的情况是，这个城市还不属于人民，”恩里克说，“因为20％的人在控制着80％的道路面积。”
他转过身去，把80％的道路面积划给了80％的人，建设了先进的大容量公交系统、拉丁美洲最大的自行车道路网络、世界上最长的步行街。
仅用两年多时间，没花多少钱，波哥大得救了。这位市长成为世界级的红人，他被频繁邀请出访，为各大洲的城市“号脉”。
他开出“药方”只有一个――“城市属于人民”，而伟大的城市正与此相关。
(王***：新华社记者，著有《城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