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十七年文学普遍在为适应主流话语而努力。爱情本来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在十七年文学中却显得尴尬，具体到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上则出现了两个极端：要么是英雄主角――在场的缺席者；要么是个性鲜明的配角――被忽略的在场者。
关键词：英雄 配角 缺席者 在场者
“民主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空间，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深刻的父权意识形态，它将主置赋予男性身上，促使他们为领土、所有权以及宰制权利而战。”[1]长期以来,男性一直是历史的主体，但是在“十七年”特殊的文学环境中，***男性是作为英雄的象征被描述的，是没有私欲的历史镜像主体。男性个体肉身的缺席是十七年文学中的普遍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中，男性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改变，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主流话语建构新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要么是对刚刚过去的战争历史的叙述，要么是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阐释。正面的英雄在强烈的***治氛围中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符号功能：作为民族国家所要宣传的一种符号被书写。他们的成长过程是不断净化自我感情的过程，英雄是纯粹的、透明的。在民族***战场，无论是拼杀的勇士，还是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公而忘私，不谈个人感情，即英雄感情的缺失。在那个视爱情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里，英雄个人的感情被压抑。只有女性倾慕英雄的可能，没有英雄主动寻求爱情的机会，可以说他们只有被爱的份，没有主动去爱的权利，否则就是对英雄形象的玷污。通过对文本的考察会发现：很多时候不是男性没有感情，而是男性在成长为英雄的过程中，个人感情被净化掉了。梁生宝开始是很喜欢改霞的，作者通过梁生宝的心理活动表现了这一点。不过他对改霞的喜欢始终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生宝“想伸出臂膀把对自己表示倾心的姑娘搂在怀里”，但***员的理智战胜了他身上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梁生宝缩回双手的同时也收回了对改霞的爱意，注定了两人的分道扬镳。如果梁生宝真的那样做了，也许《创业史》的结局就要发生改变，梁生宝的形象会因为这些显得丰满，但同时高大的英雄形象会因为感情“泛滥”受到玷污。作者柳青显然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让主人公***员的理智占了上风，梁生宝由对改霞的喜爱变成了觉得改霞有点轻浮，不踏实。在这一过程中梁生宝的个人感情得到了净化，更加全身心投入农业社当中。同样的情节也出现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杨晓东在和银环的一次会面中，银环问了他的个人问题，银环的本意是想和他发展感情，可是杨晓东却说：“个人问题？我们***员一般是先公后私，把个人问题提在第一位有什么意思？”[2]银环并没有想置“个人问题”于“***问题”之上，而是杨晓东在“个人问题”上显得过于克制与紧张。可见，杨晓东对个人感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然而他对银环真的没有存个人感情吗？在他与肖峰的对话中，有一段他的心理活动：“银环确实是个好姑娘，他从心里喜欢她，但自己是她的直接领导，进入内线以来，对她帮助不大，工作上也没搞出什么成绩，先谈这些私人事干什么。”[3]杨晓东用自己的克制延宕了本该早些到来的个人幸福，然而正是他的自我克制，使女***者银环更觉得他崇高与伟大，从而更加愿意追随他。不难看出，英雄的个人感情观念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爱情相对立的观念偶尔会发生摩擦，但这种摩擦只能是不经意的流露，并且很快要用***员的理智克制住心里的“痛感”。在五、六十年代红色叙事中，男权秩序实际上已经沦落为一种虚幻的“能指”，民族国家才是唯一本质化的“所指”。在红色爱情叙事中标示着男性性别个体存在的肉身，包括灵魂，只能是在场的缺席者。面对美丽的女***者的满腔爱情，具有更***姿态的男英雄们只有一再延宕或干脆拒绝，因为他们比女性更懂得“只有牺牲身体在此的优先权，律令才会获得生存领域中的特权及神圣性”[4]。他们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代言人，得到的或许远比失去的多，他们往往会获得爱情事业的双丰收，但本质上***男性也不过是一个历史主体的镜像主体，他们在借助女性“他者”对自我形象构筑之时，也在对自我形象进行异化。
应该看到的是，作家这样设置***与爱情的关系显然是由于文学环境和规范的压力。尽管在《林海雪原》中，作者在白茹出场后反复描写少剑波是怎样不欢迎女卫生员的到来，作品仍然因为其中的爱情描写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引起争议；可见，爱情描写显露出游离***事业之外的因子就会被斥责，***英雄必须显示出对爱情的拒绝才有资格获得***的附属物――爱情。
作品主题是为了塑造英雄，但是在英雄之外，还有一些平常人或者说非英雄存在，他们是“被忽略的存在者”。余永泽、冯登龙、马立本、高自苹、马有翼……他们都不是文本的主角，只是在作品中的某一时段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斗争的复杂性，增强文本的可读性。
作为爱情叙事中的一个角色，他们只是配角，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往往随着女主人公***治思想的转变而终结。他们不能操作心爱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权，但是他们能真实地把握自己的存在，为追求心目中的爱人不遗余力。《青春之歌》中余永泽拯救了跳海自杀的林道静，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尽管后来林由于思想发生变化离开了他；冯登龙对严萍的感情也是很纯粹的，只是后来江涛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静，严萍逐渐向江涛靠拢。尽管后来冯登龙为了夺回严萍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但是没有人否认他对严萍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相比之下江涛对严萍的感情似乎有点可疑：“他想过一旦失去严萍，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目标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等于说在***治上遭到了失败。”[5]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这段独白表现了江涛的***治觉悟，但是如果用爱情的眼光来打量，江涛把严萍作为战胜冯登龙的一个标准，严萍成了一种工具，他对严萍的情意又有几分呢？再来看看《三里湾》中马有翼与范灵芝之间的感情，两个人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假期或者周末马有翼还经常去范灵芝家里玩，并且很讨灵芝妈妈的喜欢。灵芝最开始是很喜欢马有翼的，甚至看见马有翼手把手教王玉梅写字时还“吃醋”，这一切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纯真，没有杂质。但是范灵芝是个积极的青年团员，可以和自己的亲爹进行斗争，而马有翼虽然也是团员，但是拗不过糊涂的爹和常有理的妈，他最终屈服于爹妈的压制，这使得灵芝越来越看不上落后的马有翼。王玉生的出现正好给了灵芝一个可比较的对象，这样灵芝就在马有翼与王玉生之间徘徊，看中了马有翼的文化，王玉生的先进，经过几翻痛苦的比较，最终感情向***治妥协，她选择了先进的王玉生。马有翼失去了和灵芝在一起的机会，不是因为灵芝对他没有感情而是因为他***治上落后。
总之，在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中，男性要么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情感净化的英雄主角，要么就是一个***治落后只顾自我感受的个性鲜明的配角。最终取得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必定是那些舍弃个人情感一心扑在***与建设上的英雄。
注释：
[1]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6页。
[2][3]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57页，第312页。
[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9页。
[5]李扬：《成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黄河，2000年，第2期。
（徐霞 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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