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2009年12月21日,旅美作家严歌苓在《中华读书报》上由舒晋瑜女士代言,题目很醒目――《严歌苓:中国文学缺少反讽的尖锐喜剧》。时间过去近一年了,却没有看到相应的回应――严女士可说的是“中国”!这样的沉默让人疑惑。那么,“中国文学缺少反讽的尖锐喜剧”意味着什么?
首先来看,严女士指的是什么,她并不是对中国文学的全面评价,而是在出版她的长篇喜剧小说《赴宴者》时的即兴谈话,那么,她其实是指中国文学中缺少长篇喜剧小说而言的。很可惜,这是个让人遗憾的事实,“缺少”的指认只怕难以否定。只要看看文学史就会发现,悲剧、正剧、喜剧的比例非常悬殊,“千悲百正,一喜难求”的事实铁一样毫无情面地摆在我们面前。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长篇喜剧小说平均330年才出版一部 ,太稀有了。那么,是不是阔人不带打狗棍,有它无它无所谓?不,事情恐怕要严重得多,如果把文学比做女皇王冠的话,喜剧作品就是王冠上最耀眼的那颗钻石,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戴了顶缺颗钻石的王冠。
世界文坛上,喜剧、悲剧、正剧的三分天下里,喜剧和悲剧谁高的争论持续了上千年,但黑格尔却旗帜鲜明的把票投给了喜剧。马克思说:“黑格尔曾经说过,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 黑格尔的《美学》就是以喜剧为终结的。他说:“到了喜剧发展的成熟阶段,也就到达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点。” 马克思也说:“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 “终点”和“最后一个阶段”的意思,就是最高级、最完善、最完美,也就是“文学的共产主义”。因此,复旦大学研究黑格尔美学的朱立元教授才说:“在《美学》中,喜剧不仅是戏剧诗中的最后环节,而且是诗艺乃至全部艺术的最后一个环节。” 而研究喜剧的青年才俊胡德才说得更加明确:“在这个意义讲,喜剧是所有艺术形式的最高阶段。”
这是理论,再看现实。请看两部喜剧小说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一是《傲慢与偏见》。10年前,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的“大阅读”活动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著作中,排第一位的是《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居第二 。可到了2007年“世界***书日”,英国有家网站发起调查,让大家选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100部著作,结果,经典书目超过流行,《简・爱》《呼啸山庄》等经典作品排名靠前,而喜剧小说《傲慢与偏见》排名第一,成了英国人的最爱 。简・奥斯丁风头劲过狄更斯和莎士比亚,这是值得深思的。
二是《堂・吉诃德》。几年前,瑞典学院以“人类最佳文学作品”为题,请当今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百余位著名作家、学者参与推选。结果,塞万提斯的喜剧小说《堂・吉诃德》以绝对优势名列第一。比第二名《哈姆雷特》领先三十多个百分点。这个结论显然比“诺贝尔文学奖”更权威更理性,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的十几位评委,而是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不仅如此,在产生过果戈理这样伟大的喜剧小说作家的俄罗斯,近些年由于喜剧作品的衰微,评论家便哀叹:“如今的俄罗斯文学正在走向衰亡,俄罗斯人性格中惯有的讥讽、幽默、悲天悯人的情怀已经消失了。” 在中国,同样也认为喜剧小说作家比“有成就的作家”还“高”,文学评论家阎纲曾准备选编一部喜剧小说集,却担心称“有成就的作家”为“幽默小说作家”人家嫌降低了身份,王蒙立即纠正说:“不是降低,而是抬高。”这话是有道理的,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喜剧小说的经典。
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却没有一部喜剧小说史;没有一部研究喜剧小说的专著;“茅盾文学奖”已经七届,却没有一部喜剧小说获奖;现在的中国,长篇小说每年出版两三千部,喜剧小说却仍是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生态严重失衡;意味着中国文学在最高阶段失语,无法与世界文学对话;意味着在外国人已经“登月”的时候,我们才在爆炸“原子弹”。
我们暂且不必去管麦里狄斯说的“喜剧观念和喜剧的繁荣是一国文明的标志” 的话是否有道理,单从“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来看,我们都不应该在文学的高端产品前却步。文坛,应该关注“喜剧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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