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在原著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叙事方式、叙事策略和叙事空间加以适当的改编以适应电影的表达,电影视听语言的运用更是增添了小说的形象感与真实感。由于艺术表达策略的差异,电影《风声》对小说文本的改编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呈现出对原著的艺术背离,但这并未影响电影《风声》取得成功。
[关键词]《风声》 小说 电影 改编
小说与电影作为两种再现历史的艺术,文学用的是文字,电影用的是形象。两者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电影从其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尤其是对文学名著的改编。但小说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的叙事要素有着不同的表现特质,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也存在着背离,麦家的小说《风声》和陈国富、高群书导演的同名电影《风声》则是这一典型代表。
一、关于叙事方式
《风声》讲述的是一个汪伪***府跟日***联手通过酷刑逼供找出潜伏的***卧底的故事。小说《风声》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精心建构的。麦家在写作小说《风声》时,始终采用一种写实的手法进入,三部开头都以采访、纪实的笔调开始,甚至不忘用自己生活和创作中的一些实际经历作铺陈,看上去很不经意。这种写法让人觉得,他这些故事都是“不得不”写的结果,特别是“西风”的开头,叙述是为了保证“东风”能顺利出版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借当事人或与之相关联的人物,以往事回忆或追述的方式来讲述故事的叙述方法恰恰是很机智的。
而电影《风声》的剧情则采用顺序和补叙的方式,以视角奇特的“无人称视点”铺展开来,借助一系列的“希区柯克式”悬念使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为了使影片至始至终都保持着情节的悬念和紧张感,导演在画面中故意遗漏、悬置某些重要的信息或影像细节,使观众一直处于一种疑惑、紧张、焦虑的状态,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产生急切的期待心理。例如,敌方已经锁定伪******事参谋部部长吴志国为“老鬼”时,顾小梦却去自首说自己是“老鬼”;顾小梦自首后,吴志国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就唱起空城计中的曲调等情节,悬疑之处一直到影片结尾处,经吴志国之口回忆才得以解开。
二、关于叙事策略
巴拉兹认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为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巴拉兹非常强调改编的创造性,在他看来,小说的文学形式是可以根本不顾及的,只要把小说当作一堆未经加工的素材就可以了。这代表着一种从电影出发,以电影为根本的电影观念。
电影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电影的改编不能仅仅是小说的形象化,它必须为电影艺术的特点着想,因而,为了电影主题的有效表达,电影可以对小说情节进行再创造。另外,电影有时间限制,一部电影一般是90―150分钟的长度,这就要求电影讲述要精练、简洁,因此从小说到电影,一般要将小说中枝叶纷繁、对于全局作用甚微的人物和事件割舍掉,以使被叙述的线索明白晓畅。
电影《风声》在改编中首先将小说中人物身份做了大的调整。小说中机智勇敢、沉着冷静的“老鬼”李宁玉,更换为优雅、沉静、聪颖、清高,试***安贫乐道,独善其身却误入泥沼的密码破译专员的身份。而“老鬼”则调换成有着显赫身世背景,略显疯癫、轻狂的顾小梦。吴志国的形象由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更换为潜伏在汪伪***权内部的地下***“老***”的正面形象。影片这种另辟蹊径设定的“老***”、李宁玉的未婚夫以及李宁玉这个无辜受难的人物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影《风声》试***通过对不同信仰的中国人面对日寇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中来反映当时的民众坚决拥护抗日的社会共识的主题。
其次,情节的再创造。小说与电影虽然都是叙事的艺术,但二者之间显然存在本质的差异,小说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文字,小说用文字语言来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它还用语言来展现现实事件、自然景象以及思维的过程。电影则以影像组合而成的相关镜头作为自己的媒介。
因此,从电影《风声》的故事架构中,基本看不到小说中那些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探测人心的逻辑推理过程,以及展现敌我双方谍报人员之间那些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情节。更多的镜头放在了日伪特务机关如何利用那些令人恐怖的酷刑去摧毁嫌疑人们的意志,排除嫌疑寻找潜伏在其中的“老鬼”,如何利用人类在死亡的恐惧面前本能地寻求自我保护的劣根性去瓦解嫌疑人的斗志上。同时,电影在展现“老鬼”心知身份已经暴露仍然想尽办法试***补救自己的过失争取将新的情报送出去的努力上,在生死关头与良知道义面前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尽最大可能保护无辜者方面,赋予了“老鬼”这位信仰坚定的***人更趋于人性的情感和宁可牺牲自己的决然。至此,情感元素被巧妙地放大和强化,成为打动观众、取得观众共鸣的重要武器。
第三,情节简练,矛盾集中。布德舒尔伯格说过:电影没有时间表达我所要的“枝蔓”,复杂的矛盾的人物“枝蔓”,社会背景的“枝蔓”;电影必须按不断上升的方式,从重要的事件走向更重要的事件,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形式。在情节的处理上,影片《风声》采取的是“但取一线,不及其余”,删去与主题无关的枝节,而将所有的矛盾冲突铺排在单线索里。与小说相比,影片删去了与表现主题关系不大的顾小梦的父亲、老汉等人物及张司令的身世背景,顾小梦与李宁玉事发前的交往等等,只围绕与主题紧密相连的几个人物展开情节,且只限制在一个封闭性空间里,五天的密集审讯,其基本遵循了戏剧的“三一律”,在叙事上节奏紧凑,脉络清晰,主题鲜明。
另外,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与小说相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音、画面的叙事功能。影片中多次出现了在黑暗中的裘庄全景画面,伴着阴冷、凄厉的风声,让观众感受到眼前是一座阴森、布满杀气的地狱,令人不寒而栗。一座位于悬崖峭壁上的裘庄,五天的密集审讯,无论是被囚禁的高官还是汪伪***权的排查代表,都和观众一样看不到光亮。封闭性的空间,幽暗的底光照明更强化了阴森、恐怖的气氛,增添了剧情的残酷色彩。
综上所述,影片《风声》在情节处理上。将所有矛盾冲突铺排在单线索里,并借助一系列的声画造型因素,使剧情置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中,故事的矛盾冲突关系始终围绕主题集中发展,鲜明地凸显了主题,也在视听、心理上极大地冲击着观众的情感体验。
三、关于时空设置
时间和空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电影描写历史情境的关键所在,这一点《风声》导演把握得较好。电影世界是一种时空复合体,它首先是一种时间的艺术。李显杰在他的《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中也提出时间的重要叙事功能:“…,离开了时间,也就没有了故事的讲述;…”与小说相比,在时间的处理上, 电影《风声》采用“压缩”时间的方式,使影片中的时间看似模糊难辨,但辅以字幕的阐释,使电影的叙述节奏更加紧凑而明快。
在空间上,影片更换了小说中的人文环境。在小说《风声》当中,故事的发生地是杭州,但电影的拍摄并没有完全遵照原著的内容,而是将地点选择在了天津、涿州和大连。导演高群书感觉小说背景很阴郁。他认为这个片子应该更加硬朗、锐利,宜于在北方拍摄。天津在二三十年代是很繁华的,并且建筑比较凝重、大气,很符合影片的基调,并且把主要场景裘庄设立在大海旁的悬崖峭壁上。一座立在悬崖上的城堡,在漆黑的夜晚,伴着凄厉的风声,不仅营造了一种幽深、恐怖的神秘气氛,还暗示了裘庄中人的命运如同悬在悬崖边上,岌岌可危。
四、结语
电影艺术的“再现”(representation)绝非是简单的历史记录或写实,于小说文本的改编式“再现”亦是如此。从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借助电影的特殊样式对小说重新建构。电影《风声》正是在小说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叙事方式、叙事策略和叙事空间加以适当的改编以适应电影的表达,电影视听语言的运用更是增添了小说的形象感与真实感。当然,电影《风声》对小说文本的改编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在全片的把握上,情节逻辑性和衔接方面与小说相比略显生硬。第一天晚上到了那个城堡,宣布,说你们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老鬼。宣布完以后,影片才真正进入了叙事主体,而在复杂人物关系的规定情境当中,五个人表现得太理智、太冷静,一切只按剧情的安排走,没有自己的特殊反应,让人觉得不像真实的状态。另外,局外人死得太快了,金生火就死得太简单。他受不了酷刑折磨,活着还不如死了,但即使这种人,死也可以死得再复杂一点,不妨让他把水搅浑,试试其他人,可影片很快就只剩下局内人了。而且剩下的三个人中有两个***,还有一个居然是***的女朋友,让观众感觉太戏剧化,不真实。另外,电影一开始交代时间是1942年双十节,伏击百草堂是十月三十一日。三个月后,应该是1943年2月,码头上的日本兵被遣送回国,而实际上将一百多万派遣兵遣送回日本是在1945年9月以后,时间不合史实。但20万宇的原著小说要改编成只有两个小时长的电影。有些素材割舍了以后,情节的逻辑、衔接方面难免会出现断裂。
其次,为了加强影片的视觉;中击力,影片在表现各种酷刑方面戏份太多,有刻意铺排之嫌,以至于,如果抛开历史背景,电影只剩下一个展现酷刑和阴暗心理的杀人游戏的故事。不过影片也正是通过这些血腥的酷刑,来展现和褒扬当年的那些***者为了理想和信念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塑造了“老鬼”、“老***”以及李宁玉的未婚夫等***者在敌人的残暴与非人的折磨面前依然意志坚定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同时,影片还颇具匠心地通过歌颂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人物,提醒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的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而使影片具有了更深刻的含义。
总而言之,电影《风声》的改编还是非常成功的,整个故事的脉络走向清晰紧凑,悬念设置得层峦迭起迷雾重重,“在一个完整的叙事里,用非常精致的电影化手法让观众与片中人物取得了情感共鸣”。作为一部向国庆60周年的献礼佳片,电影《风声》也可以称得上是当前“中国商业类型片新浪潮”标杆式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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