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如果要凭借手中一杆笔为交谈过的人画像，眼前的马家辉，形象必定清爽干净，线条疏朗，意境悠远，不负其“博雅之魅”。这一次随书展而来的交流，他按惯例早来半个钟头：永不解除的深色西装，袖口微露出一截洁白，呼应领口，再环上永恒的长围巾，一派儒雅文人模样。从前做惯三尺讲台教书匠，又在凤凰卫视的大台标下侃侃而谈过，一把迷人声线一开口已是倾倒听众，坐下便丢出亲切笑容，谈话中适时开启的幽默绝不冷场。
他知道怎样开启一段对话，知道如何更服帖地表达，知道何处为起点何处是终点，知道每一个断句的精确位置。他谈起太太与女儿时眼中有柔和的光线，讲到未来的生活规划会有掩饰不了的快乐。
“你看，你看，出版社的小妹妹人有多好，把我照片上的皱纹什么的，通通去干净，这哪里是我，这就是我儿子嘛。”他忙着展示手机里的照片，语气里太多期待，你若是回应他“简直和本人没有区别”，他就会像孩子一样雀跃，立刻要用自己的书作为表扬的交换。
这样的对话让人舒适，马家辉带领你进入他的生活，就好像进入他铺陈布置好的家，礼貌地带领你看他精心设计的角落，介绍一两件古董家具的来龙去脉，然后在会客厅里坐下，品着红酒回顾二三件不伤大雅的家族趣闻，临走奉上家里刚刚烤制出炉的小饼干，宾主尽欢。
“看戏久了，人也成了戏。”这是他的书《明暗》的封面语，却成为坐在他对面的我时时从脑海里流露出的句子，我在和马家辉的对话中不断出戏：自问那个没有安全感的少年马家辉仍在吗？那个“怕黑怕鬼怕高怕坐飞机”，会时时去书店查看自己书的位置才能安定的马家辉仍在吗？那个要告诫自己“两个***的舅舅都已经死了”才会觉得安全的马家辉，和眼前在金色大厅里安坐的马家辉是否同一个人？
观看马家辉，实在是一件庞大到令人迷惑的工程。每一个都是马家辉，太多的马家辉，谁是马家辉？
“等我老了，入江湖”
“嘴巴咬着火柴盒，一只手用锡纸盛载白粉，另一只手用火柴烧烘锡纸，纸上浮起阵阵白烟，他背着窗户的光，整张脸于黯黑中只剩瘦削如骷髅骨的轮廓，双目空茫。”这是马家辉亲眼见到的舅舅***的场景。本来做警察的两个舅舅，在一次抓到***之后，把搜出的“白粉”拿来吸，从此上瘾，不断进出戒毒中心，甚至为了要钱，拿刀砍杀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母亲接到电话，转身平静地说，“你们的舅父自杀了，跳楼，警察叫我们去殓房收尸。”
“我有一个表哥，后来杀人了，家里穷啊，就借钱，借了高利贷，5000块到最后要还3万多块，不仅找他还找他家里人，后来他被逼到香港的天楼，拿起地上的砖块把那个人打死了。”这是马家辉现实与绮梦共存的江湖梦。马家辉，1963年生于湾仔，长于湾仔。“湾仔，三种人最多：黑社会分子、酒吧女郎、神经病患者”。
少年时期的马家辉上课前下课后就去大排档吃饭，周围有人提着刀走来走去，或者拿着刀砍来砍去，他总抱着一入江湖身不由己的幻想与期待，可惜发育得太晚，到13、4岁依然瘦瘦矮矮的马家辉无缘被大哥叫住，从而进入帮派。
童年时与外婆、父母一起住在湾仔一座大厦，“我16岁搬离那幢大厦，住了12年，先后两回看见窗前跃过跳楼的身影。大厦内也发生了好多次割脉、***等自杀悲剧，也曾有一宗谋杀案，以及两宗。”那是外婆口里的“血腥大厦”。
记忆里，大厦有一个看不到底的黑暗的天井，人们把烟头、脏水、废弃的电器通通丢进天井。这一条天井又是天然的回声通道，谁家在吵架，谁家在炒菜，通通能听到。一次住户里一对母女争吵，女儿把钟爱的收音机狠狠地往天井里扔，轰然一声，小小的机器从高处坠落到地面跌个粉身碎骨。
大概两个星期之后，马家辉看到那女孩的跳楼身影，从窗前高速闪过，“我看见了，很模糊也很清晰，模糊的是视觉，清晰的是声觉。我坐在窗前的小桌子上做功课，忽然隐约瞧见一道巨大的影子从高空往下急坠，然后是轰然巨响，再然后，是呼天抢地的叫喊声、哭号声，撕裂人心；又然后，是警车和救护车的响号，我冲到窗前想看个究竟，但外婆把我拉住，不准。‘太血腥了！’”
后来马家辉在电梯内遇见了女孩的母亲，笑眯眯地，如常点头打招呼，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她的表情令年轻的我迷惑了好一阵子，生死大事，原来如果愿意，亦可泰然处之。”
直到今天，马家辉的江湖梦还在延续，他写道，“不排除总有一天加入黑帮社团的可能性，做个‘超龄飞仔’或‘大龄阿飞’，为华文写作界立下稿纸以外的另一页生命传奇。”
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憧憬这一片血腥江湖：用文字记下。“一般被人看成是废物、人渣、垃圾的人，我就跟这些人很近，***的人、，我好像就欠他们一个故事。”
“谁要跟娘娘腔踢足球”
在成长期里，父亲是每日辛苦写稿昼出夜归的记者，对儿子很凶，对女儿包容，马家辉考去台湾读大学，他叮嘱，“不要乱搞，台湾那里就爱设局”；而嗜好麻将的母亲，甚至在他在急症室里看护期间也不舍手中围城；唯一的姐姐很早就开始谈男朋友。从小在女人堆里长大的马家辉，游戏的方式就是照顾小他6岁的妹妹，“缝衣服、做饭、包括把女人的内衣裤叠好，这些事情我都会做。所以常跟妹妹说，除了喂奶以外，你都是我照顾大的。”
所以其他男生不会喜欢跟马家辉玩，“谁要跟娘娘腔踢足球，他更喜欢在家里煮饭。”在成长的某个时段，他自言自己是个“怪胎”，“我当时打算上吊，香港没有什么山、树，我就在厕所上吊，我拉长一卷卫生纸用来当白绫，当然死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就领悟了，觉得要好好活着，还抛开了30岁以后不要活的想法。我要尽情玩，玩到三十岁就收心。”
他看三毛，羡慕远走异乡的流浪。为什么他不能远走非洲，离开香港，离开湾仔，在异乡寻找所有的温暖与依托？为什么不能“在异乡寻找属于我的荷西？”读《西游记》，“男同学们认同的都是孙悟空或唐僧，而我呢，总想象自己是白骨精蜘蛛精，要吃男子的肉和血……多少年了，很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变成同志，或许，我仍在柜里，总有一天会走出来”。
听来这些修辞皆甚“女性化”，实在不符合有妻有女的中年男人身份；但这又确是事实，是马家辉不想回避的事实。“我会想象那个感觉。人的身体里面都有两个性别，看之后的环境会交换出哪一面。”
“我不是个好男人，这是最好的嘉许”
如今的马家辉，早已玩透学术，遍走媒体，将种种职业加诸己身。他是风格犀利的时事评论员“贱嘴马”；他是《锵锵三人行》里总被窦文涛、梁文道调侃的“马博士”；他是《明报》副刊的副总编辑，兼着写大篇幅文章；他也回归学院，做起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他多年来的集结而成的著作，数十本每每牵惹话题；他是李敖的忘年交，也让林青霞感慨：“香港有了马家辉，将会是一座华丽而温暖的城市。”
即使是一次轻松的对谈，马家辉也把自己调整到最端庄也最舒适的坐姿。“我现在前所未有地放松。以前我觉得有中年危机，今年我49，假如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年的话，那就进入老年期。很多男人出事都在9这个字，男人的9，大败之年，有关要过，可能是情关，或者是钱关，”他认真思考了下，又笑着说，“不过我这个年龄谈不上情关了。这是真的，张爱玲的男人胡兰成逃亡就在39、49这个年纪。”想起他从前每次坐飞机，就幻想自己演绎的是徐志摩，在最巅峰的时刻飞机坠毁，死在绚烂的天上。对照之下，这个男人的自怜情丝不言而喻。
“大姑娘要去大学念书了，那我就开始规划自己的十年生活，这种状态其实蛮舒服的，一些责任基本都会放下。”他在述说他的女儿。女儿出生时，他为她荒废一年学业报告；女儿小时候生病，他带着她从英国跨越半个地球回到香港，不眠不休地守护；女儿爱JK·罗琳，他领着她去寻找罗琳写《哈利波特》的那间咖啡馆，谁知道已经变成中餐馆，女儿气得哭鼻子，他憋住大笑安慰。
夫人是从他在地理杂志做记者的时候就与他相依扶持至今的张家瑜女士，最近写一本书叫做《我开始轻视语言》，老友梁文道说，“写得比马家辉好太多。”他气到不想看，好不容易拿来一翻，一篇叫做《丈夫和他的情人》，吓得他闭上书页再没勇气翻开。交谈中，太太来电，他立刻接起：“别人可以不接，太太不行。”
“有一次，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朋友，都说马家辉是个好男人。我太太纠正，马家辉不一定是个好男人，马家辉是个好人。哎呀，这个对我是个嘉许，我想不愧是跟我这么久的太太。”
他看着你，有点骄傲：“正因为你爱上过几个人渣，才懂我有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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