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是中国制瓷史上烧制时间最长、生产规模最大、产品质量最高、外销范围最广的青瓷名窑。现已发现龙泉窑遗址500多处,仅龙泉境内即有370处。窑址以龙泉为中心,绵延至丽水各县及金华、温州、闽北等地。在龙泉窑一千多年的制瓷历史中,出现于五代至北宋早期的淡青釉青瓷,因其具有独特个性,并似乎游离于龙泉窑的发展脉络,引起诸多研究者的重视。
考古资料中的淡青釉青瓷
至目前为止,烧制淡青釉青瓷的窑址仅见于龙泉小梅镇的金村一带。金村距龙泉市区近50公里,金村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中的一片,共有古代窑址30余处,发现烧制淡青釉青瓷的窑址仅有5处,其残件、瓷片所处地层均在窑址废品堆积的最底层。
根据窑址调查和墓葬出土物看,这类青瓷的器型有多管瓶、盘口壶、执壶、盏托、盏、盅、花盆等。墓葬出土物中较为典型的是现藏龙泉青瓷博物馆的1组3件器物,即五管瓶、双系盘口壶和执壶,1976年12月于龙泉市查田墩头村出土。其中五管瓶通高42厘米,器高31.2厘米,口径8.2厘米,最大腹径20.5厘米,足径9.5厘米。以荷莲为主要装饰内容,运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瓶腹部刻饰覆蓬,肩部分列荷茎状五管,肩缘堆饰一圈水波状条纹,盖刻饰浮雕双重莲瓣,瓣脊凸起,盖顶堆塑荷叶和花蕾作钮,周围作池塘形,上塑4只戏水的水鸭,其中两只嘴衔小鱼,造型生动,制作精良。1998年中国邮***局发行4枚一套龙泉青瓷邮票,其中第一枚即为该五管瓶。同一组合的双系盘口壶通高40.5厘米,器高33.2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8.6厘米,盘口,长颈,颈肩结合处粘贴双系,肩缘和腹部各堆饰一圈水波状条纹,盖顶堆塑的荷叶和花蕾形钮与五管瓶所饰一致。壶体除盘口和颈底划饰数道弦纹外,余为光素。执壶高17.8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6.5厘米,盘口,长颈,颈肩结合处粘贴双系。瓜状腹,刻以4组双凸线作为瓜瓣的分界线。曲线流,弯形双条形把手。
除龙泉市查田墩头村墓葬出土的3件淡青釉青瓷外,各地尚有不少这类青瓷出土,器物特征多与金村淡青釉青瓷窑址标本相同,可以确定此类产品为金村烧制。它们除釉色淡雅外,其共同特点为器形端庄,比例协调,刻划精细,纹饰生动,线条流畅,胎质白净,器壁匀薄,胎釉致密,与前代及其后的龙泉窑其他产品相比,可以说独树一帜,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
淡青釉青瓷的年代及性质
关于淡青釉青瓷的年代,朱伯谦先生在《龙泉青瓷简史》中认为:淡青釉多管瓶(如上述五管瓶)“与1964年温州市五郭大桥头石桥桥墩下出土的开宝三年(970年)瓷质铭文碑和在河床中发现的执壶、瓶等瓯窑瓷器,在质地、釉色和造型等方面都相似。所见的盘口长颈莲瓣壶,则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底部刻‘太平戊寅’款的莲瓣纹壶相同。由此可知淡青釉青瓷器的烧造年代当在五代末和北宋早期”。
从考古调查的资料来看,淡青釉青瓷在金村相关窑址中处于堆积层的最底层,其上层为风格迥异的青釉产品,这类青釉产品已有足够的证据能够确定为北宋中期及稍后所烧,因此,淡青釉青瓷的下限年代应为北宋早期,这一点与朱伯谦先生的观点完全吻合。至于淡青釉青瓷的上限年代,除与相关纪年瓷对比外,通常还引用宋人庄季裕《鸡肋编》所载:“处州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出于此。”这里所指“钱氏所贡”即为此类淡青釉青瓷器。但今人对《鸡肋编》所述亦颇有争议,认为在已发掘的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未见这类淡青釉青瓷器,并认为“谓之秘色”系张冠李戴。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的十余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室供奉器物的物账上被称为“瓷秘色”,因此,所谓“秘色”应专指越窑贡瓷,而非此类淡青釉青瓷器。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的被定名为“瓷秘色”的固然是秘色瓷,但“秘色”的概念或许并非专指一种。有文献说宋人解释“秘色”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权控制了越窑场,命专烧供奉用的瓷器,秘不示人,庶民不得使用,且釉料配方、制作工艺保密,故名。也有人认为所谓“秘色”是指某种釉色,即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描述的“千峰翠色”。还有观点认为法门寺塔所出为唐代的秘色瓷,而五代吴越国钱氏也可在其他地方开辟窑场烧制贡瓷,也可谓之“秘色”。这后一种观点还真在实物资料上找到了证据:数年前,有专家意外获取一片淡青釉四系罐瓷片标本,上有铭文:“天福元年修建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即公元936年,吴越国世宗文穆王钱元在位。天福系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据此可知,此时所烧官物应是进贡石敬瑭的。当然,当时官物仍以越器为主,龙泉的淡青釉青瓷器作为另一种风格的官物,其数量、传播范围至今尚难以确定。并且,因为是“试烧”,成功与否、产品最终去向及用途均难以定论。从淡青釉青瓷风格与其前的龙泉窑青瓷迥然不同,制作技艺明显优于当时的龙泉窑青瓷等方面来看,五代吴越国将淡青釉青瓷作为官物来烧制是很有可能的。根据瓷片铭文的“天福元年”,其始烧即上限年代可至五代中期。
淡青釉青瓷在龙泉窑发展史上的地位
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和发祥地,浙江古代青瓷占据了中国古代制瓷史的半壁江山。而龙泉窑则是浙瓷的集大成者,宋元之际,甚至成为中国大江南北青瓷烧制技艺的总成。从现有的窑址考古资料来看,丽水吕步坑南朝青瓷窑址及庆元黄坛唐代青瓷窑址等属于龙泉窑早期窑场,其产品胎质粗糙、胎壁较厚、器形笨拙、釉色青黄,其风格与越窑相仿,但质量明显不如同代越窑产品。而出现在五代中期至北宋早期的淡青釉青瓷则一反常态,无论在胎质、釉色、器形等方面与其几无相似之处,并且质量亦有天壤之别,显然属于另起锅灶,独树一帜。而淡青釉青瓷却与同代的瓯窑青瓷有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胎质、釉色、器形等,明显是受瓯窑影响。因此,有些专家认为淡青釉青瓷应与瓯窑一脉相承,甚至是瓯窑窑工直接在龙泉生产的。然而,也有专家认为,淡青釉青瓷的划花、圈足外撇、器物腹部的双线直棱等装饰手法及双线重层莲瓣、勾勒舒卷的花草等纹饰与北宋越窑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器物肩缘或腹部的水波条纹堆饰又明显受婺州窑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可以认为,此类产品汲取和运用了当时浙江各大窑系的制瓷技艺,是各大窑系的综合物。而这一点,在交通十分阻塞、技艺相对保守的当时,私家民窑是难以实现的。
根据金村相关窑址废品堆积层瓷片叠压情况看,覆盖于淡青釉青瓷瓷片层上的是胎色灰白、釉色青黄、器型丰富、注重纹饰的青瓷瓷片堆积,从这些瓷片标本中可以看出,此类器物器型多为碗、盘、瓶、壶、罐等大众实用产品;其主要特征是注重装饰,以刻划花为主,典型纹饰有莲瓣、缠枝牡丹、缠枝、蕉叶等,并常在刻花内填划篦纹或篦点;装烧手段不甚讲究,大件器物常无匣钵,用明火烧成。从现有纪年瓷资料可知,此类产品的年代应为北宋中晚期,这一点与金村相关窑址的地层关系完全吻合。总体而言,此类产品明显受越窑影响,与淡青釉青瓷差别较大,且产品质量也稍有逊色。因此,可以认为两者不存在多少承接关系,倒是与之前的龙泉窑,即唐代龙泉窑似一脉相承。
作为在唐代龙泉窑和北宋中晚期龙泉窑之间出现的淡青釉青瓷,其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以及它在龙泉窑发展史上的地位,至今尚难一锤定音,但根据现有的文物普查资料和考古资料看,它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此前的龙泉窑处于小规模生产、就地销售的状态,产品质量低下,品种单一。淡青釉青瓷的出现使龙泉窑产品有了质的飞跃,为龙泉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龙泉窑崭露头角。此后,即北宋中晚期,龙泉窑迅速发展,并初具规模,窑场增至数十处,均集中于金村、大窑等龙泉境内,一个以龙泉为中心的窑系显现雏形,龙泉开始以青瓷闻名于世,并为南宋龙泉窑的大发展作好了铺垫和准备。因此,有人将淡青釉青瓷视为龙泉窑发展的源头或原动力,是很有道理的。
从现象上看,淡青釉青瓷属于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昙花一现,但它的出现不会是没有理由的,这个理由最终决定它与龙泉窑发展的内在关系以及它的性质。然至今为止,这个谜团尚未被完全揭开,淡青釉青瓷仍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应为之努力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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