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礼记·儒行》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后来引申为“士可杀而不可辱”，意为，士子宁可死，也不愿受侮辱。士，后来亦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
不过，因为杀和辱的两种结果差别太大，如果二者选一的话，绝大多数士还是要选择宁可受辱也不去死的。真正做到“士可杀而不可辱”者不多，古有文天祥、方孝孺、左光斗，今有翦伯赞、傅雷、老舍等人，可谓凤毛麟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脑袋砍下就无法再长，而忍辱负重，或可将来咸鱼翻身，至少也能苟活着。所以，许多强者都明白，士可杀，亦可辱，或以辱士为乐趣，辱而不杀，知道你也没有去死的勇气。
“秦皇焚旧典，汉祖溺儒冠。”这是一副古人的对联。“汉祖”即刘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不过，被他羞辱的士，还没有听说有一个自杀的。辱就辱了，听他骂两句也没啥了不得，从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也就是了，帽子脏了再换一顶。大丈夫能伸能屈，咱不跟一个流氓一般见识。
朱元璋没啥文化，典型的大老粗，心底的极度自卑往往转化为对文化人的刻骨仇视，常以羞辱士人为快事。危素是元末明初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朱元璋却没把他当回事。一天，危素步履迟缓地从大殿窗户下走过，朱元璋问：“外面来的是谁？”危素回答说：“是老臣！”朱元璋轻蔑地说：“我还以为是文天祥！”还有一次，从缅甸进贡一头大象，但大象表演效果不好，驯象人就禀报太祖说大象可能是忠于他的国王，怀念他的故土。朱元璋在朝臣面前耻笑危素说：“你还不如这头象！”下令“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以示侮辱。这个基因遗传到他儿子朱棣那里，更加变本加厉，居然把不肯写诏书的名士方孝孺一家十族900多口人杀掉，创造了一个滥杀无辜的历史记录。
要说搞文字狱，谁也比不过雍正，他以心狠手辣而著称。雍正四年，年羹尧被赐死，大学者钱名世因与年羹尧有诗词交往，以“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获罪，被革去职衔，发回原籍。雍正亲自写下“名教罪人”悬其门。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会到他家常州故居门前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又命五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文章全由雍正帝审核通过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用上好宣纸刻印，刊行全国。
有其父必有其子。乾隆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自己爱好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还组织编写四库全书；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喜欢羞辱士人。纪晓岚号称一代大儒，对朝廷忠心耿耿，活儿干得也很出色，可乾隆怎么对他呢？有一回，老纪很热心地为朝廷提了一点小建议，没想到乾隆当场翻脸，恶毒地羞辱他说：“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对文坛领袖钱谦益，他也极尽讽刺羞辱之能事，百忙之中还不惜写诗辱钱：“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平心而论，许多士子的受辱都是自找的。从历史经验来看，知识分子和强权者相处，要想不受辱，须做到两条：一是有趣，即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来服务、取悦主子，让他感到你有学问，有用处，谈吐风趣，举止不凡，还有点意思。二是识趣，就是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摆正位置，切勿自作多情，该说时说，不该置喙时，千万闭嘴。如果做不到这两点，那就远离权势，淡然世外，受辱的概率会小得多。所以，有个作家撰文人生三不交：不与贵人交，我不贱；不与富豪交，我不贫；不与官家交，我不辱。可谓经验之谈，既无杀头之祸，又无受辱之虞，何乐而不为呢？就像逍遥自在的陶渊明，但那得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