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儿女英雄传》是清末一部评话体长篇小说，其主要思路是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亦即如胡适所言：“只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作的如意梦”。[1]在很大程度上来看，《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思想缺陷很严重的书，然而却自其问世以来长期受到不同时期国内各个层次读者的喜爱，甚至还被译为多种外文行销海外。对于此种情况，笔者延伸出了对于该书落差极大的阅读接受与“侠女”、“贤妇”的女性观的思考。
关键词：《儿女英雄传》 阅读接受 女性观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取自安骥和张金凤、何玉凤喜结良缘的故事；又因写的是京都（曾俗称“日下”）公案，故又名《日下新书》；书中文字因无“污言秽语”，故另起名《正眼法藏五十三参》。后经东海吾了翁重新整理，改名为《儿女英雄传平话》。书名“儿女英雄”出自原书，亦即是首回中作者于幻境中所见到的人物。原本53回，刊行时删存41回（包括缘起首回），即今通行之40回本。其作者文康，生卒年不详，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号晋三，又称燕北闲人，满洲镶红旗人，出身于显赫世家。据考，文康家当年的显赫比起曹雪芹祖上的荣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到了文康这一代，“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2]
《儿女英雄传》一般来说分为上下两部，前半部主要讲述了安学海上任被陷，其子安龙媒带银救父，身陷能仁寺，被侠女十三妹所救，并与同时被十三妹救出的张家女儿张金凤定亲。十三妹的神秘身份为下半部埋下伏笔。后半部是安学海被救之后，探访十三妹，遇义士邓九公，得知十三妹本名何玉凤以及其身世，在安学海的巧妙安排下，何玉凤知道仇人已死，跟随安家扶母亲灵柩进京与父亲合葬，之后再众人的合理撮合下嫁给了安骥，完成了“弓砚缘”。后安骥中举，官员亨通，位极人臣。金、玉二凤各生一子，安学海夫妇也“寿登期颐，子贵孙荣”。
一、落差极大的接受状况
在某种角度来看，《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思想缺陷很严重的书，然而却从其问世以来长期受到不同时期国内各个层次读者的喜爱，甚至还被译为多种外文行销海外，究其原因，怕是跟此书很深的艺术造诣有莫大关系。《儿女英雄传》有其自成的传统文化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儿女英雄传》一书本身具有的较高艺术素养，诸如借用章回小说模式，采用说书人的语气像讲故事一样巧设悬念、引人入胜，故事情节包含侠义、公案与言情，特别是书中前半部对于十三妹即何玉凤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深得人心，具有“京味教科书”之称的语言，雅俗结合，还有圆满的结局符合人们的期望。但是其陈腐的说教让人倍感厌烦，在思想内容方面确实存在不足。
接受美学有条重要原则，叫“视野融合”。意思是说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学作品相融合时，才谈得上理解接受；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因时而异，因此讨论作品的接受就不能不牵涉到时世的变迁。最早对此进行探讨评点的当属《儿女英雄传》最初问世时有关的一些序跋题识，如马从善序、观鉴我斋序、东海吾了翁题识。而这些序跋题识多数是肯定作者在小说中寄寓的家庭和社会理想以及教化作用。到了“五四”，研究者诸如胡适、蒋瑞藻等多数是极力批判此书宣扬封建论理纲常、思想迂腐陈朽等。虽然经过“五四”文化运动的启蒙，但旧的深层的文化心理仍然存在。所以，到了现在，对于此书的接受与批评比较复杂。
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读者很容易就被《儿女英雄传》的书名“儿女英雄”所吸引，不由自主的心理就对“儿女英雄”产生了某种期待。然后就会想到什么是“儿女英雄”，书中的“儿女英雄”又是怎样的。基于这种心态，小说的前半部写侠女十三妹为报父仇，隐姓埋名，出没市井。途遇前往淮安救父、误投能仁寺的安骥，遂出手相救，杀死凶僧，救出安骥及为凶僧所拘之张金凤，由她做媒，将张金凤许配于安骥。这类情节便比较符合历来读者的审美期待。小说的后半部写安学海辞官归故里，寻访得知十三妹原名何玉凤，其父为纪献唐所害之何将***。安学海告知纪献唐已被诛，何玉凤放弃报仇，扶母亲灵柩进京与父亲合葬，之后再众人的合理撮合下嫁给了安骥，完成了“弓砚缘”。后安骥中举，官员亨通，位极人臣。金、玉二凤各生一子，安学海夫妇也“寿登期颐，子贵孙荣”。到了小说的后半部，现代读者的心态有一个转变，多数是觉得非常乏味无聊。
用书中的话来概括作者心目中的“儿女英雄”：“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3]全书贯穿着忠孝节义这样一条主线，始于何、安、张三家蒙难，终于儿女、英雄共享荣华，可见作者心目中的“儿女英雄”形象便是具备忠臣孝子、义夫节妇。
在现代学者的评价中，此书的思想内容价值不高，但在读者群中却颇受欢迎。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读者对“儿女英雄”的期待视野，十三妹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该书在情节上巧设悬念，善用伏笔，以及语言上采用标准的北京话，更被称为“京味教科书”等。小说前部写十三妹的豪侠仗义，具有草莽风度。全书采取评话形式，比较活泼；运用北京口语，生动流畅。但作者追求琐屑的细节描写，致使小说结构冗长、松散。书中又充斥着迂腐的封建说教，掺杂不少庸俗无聊的内容。作者欲使十三妹形象既符合封建名教，又具儿女情长。作者意欲描述一群他所定义的“儿女英雄”的行藏举止、经历造化以及他们怎样最终获得了美满结局，从而来阐释和演说他的天理人情观。从书中不难看出，作者的本意是想写一部“有裨于世道人心”的作品，期望借以扶持纲常、惩恶扬善、淳化民风，从而实现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家庭规范，他在书中大力提倡顺应“天理人情”的“忠孝节义”思想，塑造了醇儒安学海、孝子安龙媒、侠女十三妹、贤妇张金凤、义士邓九公等一系列符合其道德理想的人物形象，勾勒了一派风俗淳厚、秩序和睦的人伦画面，竭力宣扬伦理纲常的价值和意义。这方面都是读者所厌烦的，但是只要忽略其“思想陈腐”的方面，转向娱乐性的接受其艺术审美鉴赏，还是值得一读的。这些分析主要是站在读者立场的分析。
二、“侠女”与“贤妇”的女性观
小说中的女主角十三妹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前半部她是武艺超群、力大无穷、淡泊名利的侠女典型，后半则写她从江湖回归家庭，由侠女变为儒家贤妇，成为一个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忠孝节义”，儿女、英雄兼顾的完美形象。侠女与贤妇本就具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侠义与儒家传统意义上的贤妇在本质上有着区别，侠是不羁的，行侠仗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会破坏封建法规，而这时儒所不能容忍的。基于这样的认知，所以，对于十三妹的这种转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是：“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4]孙楷第则认为：“小说中之十三妹，前半则剑气侠骨，简直是红线隐娘一流。及结婚后，则菊宴箴夫，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以异。一人人格前后不调和如此，真是怪事。”[5]所以，“思想的陈腐浅陋”与“人物性格的割裂”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儿女英雄传》的两大缺陷历来为人所诟病。
其实，早在书中的开篇作者就以八句提纲说明构思的主要人物：“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6]也就是说，十三妹必定要从侠走向儒，即是由侠女转为贤妇的必然性，这样才与《儿女英雄传》的书名合拍。
“侠女”与“贤妇”的结合，是满族的一种独特的女性观。十三妹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狭义之举，作者是由衷欣赏的。旗人妇女尚侠好武的风气盛行。满族由母系氏族向封建文明的过渡只有很短的时间，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在八旗人关多年后仍然大量存留着。直至清末旗人仍信奉的萨满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原始宗教；旗人女子持家、重内亲、重小姑等风俗直至清末依然保存着。满族是一个尚武的北方民族，是在“马背上”打下的天下，妇女也同样参加劳动，骑射都会。闺阁之中好侠尚武之风也同样盛行。旗人本身就有尊重女性的传统习惯和心理基础，且女性也会骑马射箭，不裹小脚，也有杀敌立功的霸气巾帼英雄。因此，在旗人中有向往女性英雄的普遍价值观。所以，作为满族作家的文康对于十三妹这样的旗人侠女，将其以“贤妇”作归宿是他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注释：
[1]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儿女英雄传序[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353.
[2]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儿女英雄传[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1.
[3][清]文康.儿女英雄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1.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6.
[5]孙揩弟.关于，沧州后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5.256.
[6] [清]文康.儿女英雄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1.
作者简介：陈晓凡（1988―），女，汉族，广西资源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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