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有一本书，题目是《菊与刀》，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书里写到，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意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别开来。
基督教讲“原罪”，讲人类开始的时候是亚当和夏娃做了上帝不允许的事，延续下来，产生了人类，这就萌发了人的“原罪”。人有了这个原罪情结，就感到精神上的紧张，内心积压了一层一层自我谴责。所以卢梭写《忏悔录》，就是想把内心沉重的“罪”感，消释与摆脱，形成忏悔与救赎的文化。
我们把中国文化定为“德”的文化，将中国之“德”继承弘扬，将于提高民族素质大有裨益。中国文化有其主题词。譬如“忠孝节义”，譬如“礼义廉耻”。于国家而“忠”、于父母而“孝”、于一己之行知“耻”而“廉”，有“节”而“洁”，于社会交往有“礼”而“义”。将以上这些精神元素加起来就是庄严美好的中国之德。
“民、和、忠”，“志、耻、畏”。这两组概念元素，前一组表达传统的中国公德观；后一组体现中国的私德观。“公德”说的是对于国家与社会，应有的道德品质；“私德”说的是慎独修身，必须具有的气质修养。儒家所谓“内圣外王”，这“内圣”是“私德”的蕴涵，“外王”是“公德”的境域。
讲公德最要紧的，是心中要有一个“民”。“民为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阅读中国文化如此的箴言，不由使人想起由黑格尔创始，完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内涵是一个文化经济学的问题。什么是异化？即指一个事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本来，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与丰富最广大民众的生活要求，进而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而经济异化的结果，发展没有带来多数人的物质幸福与精神尊严，反之，经济与人的亲和纽带被切断，“民”被疏离于原有的本体地位，从经济中异化出来。
“民事不可缓也。”有人问孟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对人民、百姓的事一点都来不得怠慢与迟疑，要赶快去做，把“民”放在眼里，记在心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讲究“和”。中国古代人爱用“和”字。有一次旅游去周庄，看到一个精致的仿古盒子，画着两个孩子在玩耍，上写“和合两仙”，立即买下来了，就是因为喜欢这句话。是的，可将中国文化叫做“和合”文化，国家和人民，合称二仙，二“仙”和合，民族祥和。
“和”是稳定，是和谐。平时坐飞机求两个字，一是快，二是稳。稳就不栽跟头，如果飞机速度快，但不稳，那就不行了。快与稳，应将稳放在前面，飞行应该是安全的飞行，没有安全谈不上飞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安全飞行”，这需要“稳”，“稳”中求快。
在中国，“经济”被理解为“经世”与“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精神也许正是“经济学”的中国式诠释。“修、齐、治、平”，“平”是重要目标指向，表达着中国式的亲民精神与治世情怀。“平”者，***治清明、世事安稳、天下太平，离开“平”，经济的业绩与速度，将无从期望。
论中国公德，必须有一个“忠”字在。“忠”拆开，就是“心”上有“中”。即求人心向中间靠拢，向国家利益靠拢。这就是爱国，就是民族信仰的建立，其目的是确立民族道德，培植民族自信，崇仰先祖精神。是什么将民族联系起来？是爱。没有对民族先祖的认可与爱，民族无以聚合。忘记、否定先祖，民族之爱必会减弱，民族聚合必将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上面说的是公德，再来说私德。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优秀传统与廉耻文化》的文章，论述了中国文化中“志、耻、畏”三字的意义。第一，立志。志即意志，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说过：“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着买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在看来，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这样的人意志高远，可与共大事。仅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这样的人连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立志需要明志。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
第二，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有了知耻之心，就能纠正不好的风俗。从知耻做起，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社会上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由此社会就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贪官腐败，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二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的风气，让大家都懂得什么是光荣什么是可耻。
第三，有畏。***在《***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员，特别是***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含义深刻。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此三畏中孔子强调“畏天命”。“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给予人一切，也收取一切。我觉得孔子所畏的“天”，今天可以理解为“人民”，理解为“法律”，有所怕才会有所成，目无百姓，“无法无天”，必然走到自毁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