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安贤园。在去世46年后终以中国著名教会大学创始人的身份归葬出生地杭州。司徒雷登的墓地在陵园半山腰,坐北朝南,新制作的墓碑上镌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墓碑旁饰以一座洁白的和平鸽浮雕。
杭州之子
专程赶到杭州出席安葬仪式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称,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评价,不仅司徒雷登,他的整个家族与杭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父母都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彼时的耶稣堂弄,地处杭州武林门外贫民窟,并无今***邻银泰百货的繁华。司徒雷登出生前两年,其父司徒约翰在弄堂南口修建了基督教天水堂,就此定居下来开始传教。
11岁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却因不会说英语被同伴嘲笑。他在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面临毕业选择时,他曾经犹豫不决,当年跟随父母在杭州的生活经历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我天生就不喜欢传教士,然而人们在当时都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想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耶稣信徒,他就应到国外。”
司徒雷登回到了中国,那一年是1904年,他28岁,刚刚新婚不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继续以基督教天水堂为中心开始传教,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由于工作出色,他在随后不久就受聘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也正是以杭州为起点,他日渐走近并亲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的风云激荡,直至1949年卸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后,才被迫告别中国。此时,他已经完全改变了童年时期对中国的观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国人会非常清楚我对他们的爱。”
司徒雷登回国仅三个月即告中风,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将他接到家里照顾。这时所有围绕在司徒雷登身上的光环都已散去。1962年,司徒雷登在傅泾波家中悄然去世,中美两国对此都没有做什么反应。在去世前,司徒雷登更加想念中国,他的亲人包括妻子都葬在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这个国度,而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归葬到他们身边。
被拒绝的校长
在司徒雷登期望的归葬地点中,杭州并不是第一选择。他最初的遗愿是归葬到亲手创办的燕京大学校园中。
1917年,在物色燕京大学校长人选时,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认定:“司徒雷登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919年春,司徒雷登走马上任。刚刚到达燕京大学之初,学校“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为了筹款,司徒雷登奔走于中外富豪之间,他有一次曾和朋友抱怨说,“从未见过一个乞丐像我这样”。为了给燕京大学寻找校址,他靠步行,骑毛驴,骑自行车走遍北京四郊,最后在现海淀区买下了一块地皮,并延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进行设计,也即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址。
司徒雷登秉持思想自由的理念,他曾在自传中提及,“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任何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仅仅用了10多年,司徒雷登就将燕京大学办成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知名学府齐名的综合性大学。也正是在此期间,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病逝,安葬在燕京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在临终前向傅泾波表示,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和自己的妻子安葬在一起。但当时正值中美关系最为冷淡的时刻,傅泾波一直在暗自寻找机会。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次年,傅泾波就回到中国,希望能完成这个遗愿,但最终失望而归。1984年,傅泾波再次回国,仍是无果。1985年11月,傅泾波一封致***函,写道“司徒生于中国,视中国为故乡,双亲尤其爱妻均葬于中国,回葬一事望从人道主义考虑,而不涉及司徒之历史评价”。
司徒雷登的骨灰之所以迟迟不能归葬燕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27年的燕大校长生涯,在中国民众中的印象却几乎完全被短短3年的驻华大使生涯覆盖。
转机与归葬
傅泾波去世之后,其子傅履仁继续为实现司徒雷登的归葬遗愿而四处奔走。
傅履仁曾任美国陆***法务总监,1989年获少将***衔,是美国陆***第一位华裔将***。1995年,傅履仁退役后出任麦道公司驻北京总裁。重返北京时,傅履仁特地来到北大临湖轩,他发现,门口一块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曾居住之处”的大石头也被人刨走了。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下葬在燕大公墓的灵柩也不知去向。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傅履仁也通过种种渠道向克林顿访华的先遣人员、驻华使馆等表达了这个愿望。但最后得到的中方反馈是“时间还不对。”1999年,傅家得到消息:北京大学方面就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燕园一事进行了研究,认为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已将此意见上报中央。
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绝望和希望经常只是一线之差。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一事,在一次不经意的会面中出现了转机。2006年,傅履仁出任第四任百人会会长――由贝聿铭和马友友等人发起的一个美国华裔精英组织――与访美的浙江省***府代表团有一次会面。
会谈期间,傅履仁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他意外的是,不久后傅履仁回访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主动提及了此事,不久向傅履仁确认了司徒雷登归葬安贤园之事。
最初燕大校友会内部也是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该坚持葬回燕园。但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傅履仁态度很明确:避免节外生枝。大家最终达成共识:葬于杭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美国***府对此事也非常重视,司徒雷登骨灰自华盛顿运抵上海后,傅履仁本来计划自己带去杭州安葬,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派专车专程把骨灰送到了杭州……
至此,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在阔别中国近六十载后,终于回到了他人生的起点。
(摘自《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