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被称为近代中国的三次大移民。相比于中国古代数次移民浪潮和当代意义上的移民活动，这三次大移民具有明显的几个特点：
一是时间漫长。三次大移民的起始与终结，并不局限于1840—1919年这个历史教科书规定的中国近代时限之内，实际上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出现，之后也远没有停止甚至还掀起高潮。三次大移民的时限都有二三百年，堪称史无前例。不过在80年的“近代”内表现的更为突出，所以冠之以名。
二是人数众多。三次大移民，每次人数都达到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两三千万之多，在世界移民史上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虽然中国古代几次大移民的人数也很可观，譬如有较为可靠统计数字的明初大移民为1340万人，但也不过达到闯关东人数的一半。
三是民间自发。三次大移民，均属于非***组织的民间自发性质，是一种“自愿”行为，甚至因其广泛、持久而成为一种社会习俗。明初大移民以及明初的“江西填湖南”和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都是典型的***府行为。再往前的几次因战乱而起的移民浪潮，虽然***色彩不甚明显，但也属于被迫而为，非自愿也。
四是原因明确。三次大移民，每个背井离乡的家庭，每个闯荡天下的个体，都有各自告别故土的理由和目的，但归总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远离贫穷乃至饿死，寻求活命以至富足，可以简称“脱贫致富”。这明显不同于古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等几次战乱时期的北人南下，更不同于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皇帝用武力把三晋黎民集中在洪洞大槐树下绑走。
五是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这一点在下面谈及。
闯关东
关东，指山海关以东的地区，即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所属的东北大地。康熙年间，关东这个词开始被***和民间广泛使用。“闯”是会意字，从门从马，本意是猛冲。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段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因为闯关东的人中山东人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山东人成为闯关东的代表。
闯关东之所以为“闯”，主要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在清***府的禁令下进行的活动。1644年，明朝戍边大将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满清倾族南下，问鼎中原，关东人口剧减。最初清***府是鼓励汉族流民出关的，后来才禁止。原因是：一方面，关东是满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汉人大量进入必然会使满族人拥有的资源相对减少，对满族的长期发展不利；另一方面，关东是满洲人崛起的地方，被称为“龙兴之地”，清***府认为要保持此地满族文化的纯正、不被中原文化同化，就不能允许汉族流民与满人杂居。此外，长白山是满洲的发祥地，被满洲人视为“神山”，此处人参资源最为丰富，很多汉人迁去后都以挖人参为生，这是一直垄断着人参资源的清***府所不能容忍的。故此，康熙七年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关外被列为，严禁汉人进入。北方流民进入关东地区就是犯朝廷禁令，这在当时是件极为凶险的事情。但为了生计，他们只能冒险“闯”入东北。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后来，清***府由盛转衰，国力一日不如一日，闭关禁令也时紧时松。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府虽依旧禁关，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却不顾禁令，冒险闯关。道光年间改变***策，变封禁为放垦，充许关内人到东北地区开垦土地。至1840年，关东人口已经突破300万，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鸦片战争后清***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府采纳了关东地方官员建议，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咸丰皇帝宣布关东地区向流民开放，开禁放垦，流民入关不再被视为非法。1897年彻底开禁。但由于“闯关东”一说法已经约定成俗，所以便一直沿用下来。清***府此举，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居高不下，到2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38年间的民国时期（1912—1949），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其中1927年、1928年、1929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地区已有近4000万人，多为闯关东者以及他们的后裔。
近代中国的三次大移民，以闯关东历经时间最长、移民人数最多。据史料记载，从1860年到1949年，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先后有3000多万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为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活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是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黑吉辽东三省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都来自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黄河下游地区的省份，特别是山东人，可以占到其中70%—80%，其次是河北人。为什么闯关东者山东人居多呢？
最直接的原因，引用学者的话，“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近代，山东地面天灾不断，人祸接踵，旱涝交替，战乱频仍，兼之人口瓜瓞延绵，地域愈为紧蹙，加上清朝晚期***府的***策导向，使得大批为生活所迫的穷苦农民，一为活命，二为发展，选择闯关东。山东谚云：“梁山下关东。”举目四望无所依的穷人只有这两种选择。其一，逼上梁山，扯旗造反；其二，闯入关东，刨口饭吃；这也是山东人乃至绝大多数中国人“种地为上”的传统思维定式所决定的。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一书中，记载了当年闯关东的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东北开发史》一书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山东人闯关东还有一些重要原因。譬如说地利。山东人远离家乡求生存，往南是苏北皖北，往西是豫东冀东南，这两个方向同样是地少人多，穷人也在往外跑。往东是大海，总不能漂到朝鲜、日本去吧。于是只有往北走海路，渡过并不太难渡过的渤海湾东部，由山东半岛北端到辽东半岛南部。话说回来，河北与辽宁接壤，去往更方便，为什么闯关东者远少于山东呢？这是因为相对山东而言，河北人口要少些，面积要大些，冀北属于地广人稀地区；另外出外谋生，还可以“走东口”到蒙古高原。但“地域人文性格”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其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齐鲁之地，民风诚实、尚义、勤劳、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好汉”。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乃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过程。粗犷、豪放的山东人敢于远走他乡；勤劳、节俭的山东人可以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且好客的山东人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尊重与与信任。对于信奉“四海为家”“哪里黄土不埋人”的山东人来说，辽阔的东三省只不过是山东省的扩大。
就地域文化、地域性格而言，河北的“燕赵文化”拼***不如山东的“齐鲁文化”拼***来的紧密完整，认同感和融合度都要差一些，表现在群体运动的同一性、从众性、规模性上会散弱一些。河北人厚重实诚，坚忍内敛，为人处世讲求“义”字当先，也就难免有保守顾虑的一面，在“闯”劲上逊色于东邻。但也不乏佼佼异类，譬如冀东乐亭、昌黎、滦县一带的冀商“老呔帮”，尤以乐亭为最。“白山黑水间，十万老呔魂”，从大厂大店到肩挑车载，当年冀商遍布关东。可以说，没有老呔帮，就没有东北的近代工商业。
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闯关东”“群众运动”，对东北乃至全国的***治地***、经济地***、文化地***和人口地***，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闯关东使东北地区成为移民社会，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拉近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从人口数量上和集体意识上，锁定了祖国的北陲，“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法国格鲁塞《草原帝国》）。近现代以来，即使经历了“满***立”运动、“满洲国”***权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关东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在生存压力下不断向周边扩散，中国版***内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作为汉人移民地，成为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迨光绪三十年（1904），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移民大潮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无数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得以“复制”，实为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使广大移民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从社会意义上看，东北地区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虽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关东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这使得华北与东北之间，无论在语言表达、、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而“小异”的结果却是十分丰厚，“东北文化”由此诞生、发展、壮大。从东北人的性格性情、为人处世中，从东北艺术形式、美学观念中，其刚猛而浓郁的直率、豪迈、果敢、豁达、乐观、幽默、重友、顾家等等，甚至于有些负面意味的冲动、“胆儿肥”等等，都带有明显的当年闯关东的胎记。
走西口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河南人和安徽人，其中主要是山西人。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为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
从走西口的大致路线***看，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大境门出关进入蒙古（此处又称走东口）。走出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多伦、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布哈朗特市）、科布多（清朝西北边疆***区与城市，今分属蒙古、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亦为蒙古国省名，首府科布多城）及***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恰克***（原属中国，今俄罗斯的俄蒙边界城市）和俄罗斯等地的重要商道。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乾隆朝时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而向边疆或海外移民。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拥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内蒙古西部人老家50%在山西），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严重缺水，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清光绪初，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史载，“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相互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据记载，汉民走西口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但是，这是随着“绿营***”驻防而产生的现象。后来又在“蒙汉交界”划出20到30里，为垦植界限，让汉人耕种，即所谓的“开边”。这是走西口最早的记载。但不是自由的，是官办的；允许汉民入蒙垦荒种地，不等于允许汉民入蒙采挖甘草。
甘草是一种补益中草药，多生长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草原、沙漠边缘和黄土丘陵地带，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宁夏、***、甘肃。在走西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小小的甘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乾隆年间，汉族边民入蒙种地在时间和节令上仍然受到***府的限制。无论满蒙汉的官员、百姓，私自组织入蒙耕种或挖甘草，轻则罚，重则充***交官。
“走西口”真正始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地的穷苦百姓走西口曾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时期是清嘉庆至咸丰年间。“乾隆盛世”后，社会秩序稳定，通过“开边”***策的推行，清***府逐渐放松了对蒙汉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汉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的租种权，另有一部分汉人入蒙从事甘草的采挖和经销，从而拉开了开发内蒙古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甘草不仅为走西口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劳务市场，也使内蒙古西部的地方官吏得到了好处。当时，在采挖经销甘草的人当中，尤以山西保德人最有名，有人说，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他们专门从事以生产、经营中药材甘草为主的商品经济活动。到全国***前夕，保德人经营的甘草行业在内蒙古地区取得了垄断地位。
第二次汉民入蒙高潮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贻谷放垦”到民国23年（1934）“移民实边”***策，吸引了大量的汉民入蒙去开荒种地和采挖甘草。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府财***枯竭，入不敷出，便采取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大规模地开放蒙区，来弥补财***之不足，这就是历史上的“贻谷放垦”。从此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汉民再也没人干涉和阻止了。到了1935年，国民***府提出“移民实边”***策，又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汉民入蒙垦荒和采挖甘草的高潮。
晋西北的出“口”者多为保德、河曲、偏关三县的人。正常年份下，河曲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4000人左右；保德县有三四千人；偏关县2500人左右。若遇灾年，三县出“口”的人数都逾万人。从1875年至1940年，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有10万，保德、偏关次之。内蒙古固阳县红泥井乡有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一个村河曲人占80%左右。从清朝到民国，年复一年，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出“口”大***开进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去从事农耕和采挖甘草劳作。
以山西人为主流的走西口移民潮，持续了约300年。
山西民歌《走西口》，全国闻名：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你送到大门口。
…………
歌曲苍凉婉转，动人心弦，有人说，“走西口”被当代人所熟知，是由《走西口》这首歌唱出来的，足见其魅力与影响。这首歌是一首以走西口为载体的情歌，还有一首保德版的《走西口》，是可以当作口述信史来领略的，表明走西口的历史，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含辛茹苦地“走”出来的。
头一天住古城，走了四十里整。虽然那个路不远，我跨了它三个省。
第二天住纳林，碰上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我也没听懂。
第三天在乌拉素，要了些烂破布。坐在那个房檐下，补了补我的烂单裤。
第四天翻坝梁，我两眼泪汪汪。想起了小妹妹。也想起了我的娘。
第五天沙蒿塔，捡了个烂西瓜。拿起来啃了两口，打凉又解乏。
第六天珊瑚湾，我碰上个鞑老板。说了两句蒙古话，吃了两个酸酪干。
第七天那长牙店，我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子，你可怜一可怜。
…………
在包头年近八旬的王厚裕老人口中，这首民歌拉扯出了一段厚重的历史：
这首歌是当年“走西口”时保德人从包头再往西走时传唱的，讲述保德人在口外挖甘草时的一路苦难，现在在包头的保德人几乎都会唱。
以前走西口可不是走到包头就完了事，而是要继续往西北走，在大草原、大沙漠上讨生活。咱保德人没啥本事，出口外就是到包头西北的土默川一带挖甘草，也叫“跑青”，我就是跟着父亲挖甘草来到这里的，那年我才3岁。挖甘草可是个苦营生，俗话叫“掏根子”，随时都会丢了命——甘草大多生长在荒沙中，为了保证它的完整，掏根者要在沙堆旁刨坑，头朝下倾斜地爬进，很多人在抓住了根子的同时，头顶的沙堆就塌了下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那时有这样的两句山曲儿——“走口外掏根子，自打墓坑”，就是形容掏根子人的艰苦的……你问我们为啥这么苦还要到这儿？很简单，穷啊，你没听过“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挖苦菜，男人走口外”这曲儿？而内蒙古土默川一带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甘草长得特别好，地能养人啊。我给你再唱两句小调，你就明白了：“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面好收成。只要咱们肯卖苦力，甘草不会亏待你。白茬子皮袄貂皮帽，紫红脸膛油肚皮……”我们保德人就是怀揣着“小簸箕撮元宝”这样的梦想到口外的。你问我们家？我们家不行，没发了大财。不过在我爷爷和我父亲两辈人手里，几十年时间，也攒了一点儿“光景”：在包头开了家“三义铺”商号，专门从事甘草贸易，还在天津开了家分号，用现在话讲就是长途贩运，钱如流水似的往回挣——现在包头的红星剧院就是我爷爷和几个老乡合伙建的，经常请咱省里的戏班子唱，那时火着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比起我们县马家滩村人马玉珠，我们家就差远了——人家从挖根子起家，历经磨难，饱尝艰辛，后来有了点儿积蓄，便雇人到鄂尔多斯地区掏甘草，当了草场掌柜。
民国初年的一个冬天，大雪让收甘草的商人未能如期到达，草场所收甘草难以销售，连工人的工钱也没有着落。这时一般人只想着尽快出货，马玉珠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向“义成德”商号借高利贷10万银元，低价收购甘草囤积。就在别人等着看他笑话时，第二年，甘草价格猛涨，马玉珠偿还高利贷以后获利甚厚，遂成巨富，人称“甘草王”，是我们县的头号财主，最盛时资本达2000多万银圆，每年从保德带出来挖根子的人就有2000多，要不有“包头城，保德人造”的说法……
老人的说法在老包头三官庙一带得到了验证：这里八九万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山西河曲、保德人。包头的粮油小店、杂货铺几乎都是他们开的，虽然经营规模都不大，但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支撑着包头杂货业的半壁江山。
下南洋
下南洋在福建、广东、台湾一带也称“过番”，属于闽粤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下南洋的人来自全国大部省份，但福建、广东人95%以上。原因自不待言，跟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一个道理。
中国有句民谚：“树挪死，人挪活。”希望寻求到新的生存机会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据统计，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之多；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我国东南沿海招至东南亚的“契约华工”约200万人；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如今，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1000万是华人。马来西亚2500万人口，华人约600万。泰国6500万人口，华人约2000万；新加坡500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其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帝汶在内的广大区域。东南亚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然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
晚清之所以出现下南洋移民浪潮，最主要的动因是贫困与战乱。
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18至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就国内而言，“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鸦片战争之后，清***府被迫接受列强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在经历太平天国和两广洪兵起义（1854年至1861年，广东天地会发动反清大起义，起义***自称为“洪兵”，参加者达百万人，并建立“大成国”等农民***权）以及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到了19世纪60年代，东南地区满目疮痍，农村生活更加艰难。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之际，各国纷纷在中国东南地区设立招工公所。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成为所谓“契约华工”。数十年间，仅在东南亚就有约200万华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
由于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契约华工不断反抗，各界舆论也纷纷质疑、抨击。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宣告苦力贸易的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经济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对于熟练劳工的需求进一步加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数百万的高峰。日***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新中国建立以后，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活动基本停止。
中国人的下南洋移民潮，充满了辛酸与艰险。
首先是“违法”。国人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府允许的。朝廷认为，迁居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因此不仅不给移民任何保护，而且对回国者严厉制裁。直到晚清，清***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1893年，清***府解除华侨海禁。进入民国，华人参与当地***治、经济、教育事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旅途的艰险。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稽查与海盗行劫，海上风险难测，帆船时有倾覆的危险。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狱”。自由移民者也经常遭到偷渡船主的讹诈与各色人等的刁难。
再次是登陆后，移民同样面临着凶险的环境：一方面需要克服难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迫。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地区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充满担忧，因而有意压制华人，以致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殖民势力消退后，土著***权也延续了以往排华、限制华人的***策。一旦***局出现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各种***治势力发泄不满的对象。
漂流海外的孤独感和受到的各种压迫，促使华人通过种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寻求慰藉与帮助，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与土著通婚。早期移民大多是单身的成年男子，妇女数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少华人便与当地妇女通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19世纪末，随着有关禁令的取消，华人妇女迁往东南亚者日渐增加，华人华侨与外族通婚的现象逐渐减少。
二是创立同乡会馆。移民迁入早期，即出现以互助为目的的合作团体，马六甲的青云亭、槟榔屿的广福宫、新加坡的天福宫都是不分籍贯的华人互助机构。随着移民增加，来自同一省份、府县、方言区的同乡会馆逐渐取代前者，使华人社会的人口分布逐步呈现出强烈的地缘色彩。
三是加入秘密会***。早在1799年，槟榔屿当局已发现华人会***（“私会***”）的存在，后来会***在东南亚各地势力急剧膨胀，成为影响当地***治的重要力量。在早期华人社会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在华工贸易中，私会***大多充当“猪仔头”角色，其势力还遍布、妓院、烟馆等场所。私会***内部派系林立，经常发生械斗事件。到20世纪20年代，会***遭到取缔，逐渐转入地下活动。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社会和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得到当地***府的认可，但限制华人、排斥华人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下南洋的移民大潮，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府所倚重，暹罗（泰国古称）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1盎司等于28.35克）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现在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中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豪，同时他们在***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菲律宾前任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从***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下南洋成为与闯关东、走西口并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闽粤移民的动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 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就业机会正多。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策，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沙捞越就颁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植者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闽粤之地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有的“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
对移居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过，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移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其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90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10万人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华工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数即达25，510家。
结 语
与在战乱兵灾压力下四散奔逃的难民相比，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因为这些移民不是为了逃避战乱，所以也就没有那种迫不得已、像惊弓之鸟一样的哀怨情绪。没有那种失败、绝望，听天由命，跑到哪里算哪里的亡命天涯心态。在这三次大移民中，加入者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出发的。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勇气，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向往而走上了漫漫的迁徙之路。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去努力去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对近代中国三次大移民这一史实，***曾经这样评说：“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国人民为了追求富裕而进行的三次大的移民潮，但是前两次都走错方向了，并没有找到富裕，也就是没有发财，只有后一次下南洋才找对路了。”
作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势和寻找依据，***的评说是精辟的。闯关东和走西口，都是在国内兜圈子，只有下南洋才是走出国门。在***看来，中国要想富，就要走出去，去经风雨，见世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从闭关锁国几百年导致落后挨打的悲惨经历中得到的教训，所以他说闯关东和走西口是选错了方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富裕和发财的角度来看，闯关东和走西口确实不如下南洋。但换一个角度，从开发祖国边疆地区和维护领土完整上来说，下南洋就远不及闯关东和走西口了。如果不是现在东北有几千万的汉人，内蒙古、***各有几百万上千万的汉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中国国内与周边局势会很难想象。闯关东和走西口的后代，在祖国辽阔的东北部、北部、西北部地区落地生根，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发展，已经和当地各族人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生死相依、血浓与水的共同利益关系。他们经济一体，文化交融，中华大一统的信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是何其伟大的历史功绩！
中国近代的三次大移民，集中体现了以贫苦百姓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为求生存、求发展、求幸福而主动出击、敢闯敢拼的冒险精神，这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中是难能可贵的。它为历史留下了勇敢奋斗的篇章，更为当今开启了深刻反思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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