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他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白居易的祖父白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
人物生平
白居易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后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倾轧,于长庆二年(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长堤,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翻译过来就是:“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爱恋湘灵
白居易11岁那年,因避家乡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之后在那里与一个比他小4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白居易有一首诗名为《邻女》,追叙了十五岁的湘灵,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由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17年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虑过结婚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回符离住了近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封建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白居易无奈,便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门户大于一切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他们的婚姻无望了,但他们深厚的爱情并没从此结束。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在近8年里,母亲再没让白居易和湘灵见面,也不允许他提起湘灵。
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未结婚。这首诗里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此恨与《长恨歌》的恨不会毫无关系,所以说白居易亲身经历的这段悲剧般的爱情为《长恨歌》打下了基础。
直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变换旧村邻而湘灵已不知去向的时候,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恋爱悲剧才划上了离开的句号。
情系女妓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白居易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可不算小。他喝酒时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ぁ侗臼率・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卖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但是他心爱的马居然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和小蛮等对白居易还是蛮有感情的,都不忍离去。樊素感伤落泪地说:“主乘此骆五年,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中T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愦。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白居易也长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返庙,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诗歌影响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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