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华文文学篇1
“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颇有成绩，主要呈现为如下几个研究向度：
（一）新马华文文学思潮、发展及概况研究关于新马华文文学思潮的研究，归侨作家韩萌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争论及其他》[1]是这阶段最早有所涉及的论文。韩萌认为，从萌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阶段的南洋华侨文艺活动，“可以说只是中国文艺运动主流的一派支流。”但二战后华籍文艺工作者“也开始正视当地人民的利益这一种神圣任务了”，“马华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便可证明。作者韩萌进而肯定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肯定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联性。对新马华文文学思潮研究做出重要成绩的是凌彰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变迁》。[2]作者首先界定新加坡华文文学概念，“新加坡华文文学是新加坡公民使用本国一种***语文———‘华文’创作的反映新加坡人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这种华文文学作品的作者和题材完全是新加坡的，也就是说它是新加坡的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概念特别强调了新加坡公民身份、作为***语文的“华文”语种和内容的本土性，这是较为严格的界定，一定意义上排斥了“侨民意识”。论文重点依据新华文学的本土特色，将新华文学思潮划分为战前、战后和新加坡***后几个阶段进行描述。作者认为，“战前的马华文学反映的基本上是侨民的意识”；战后马华文学思潮有新的发展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肯定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强调是其一，提倡健康文艺和“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也是新特点；新加坡***以来的华文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为：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新加坡国家意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和开展“建国文学”运动等几个方面，论文肯定新华文学“己逐渐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总体而言，论文对新加坡文艺思潮在各历史阶段发展特色的概括性论述，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契合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不过，作者对“新华文学”的概念论定，虽有相当的科学性（尤其是强调“华文”是新加坡“***语文”，表明了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国家文学中的正宗地位。这对于大陆学者习惯性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在华人居住国属于边缘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有些失之偏颇，比如它规定“这种华文文学作品的作者和题材完全是新加坡的”，就可以商榷。笔者以为，“作者”是新加坡的，但“题材”不应该限定。只要是“新加坡公民”使用“华文”创作和体现“新加坡意识”的文学，就是“新华文学”了。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作出重要评述的是陈贤茂、温文认两位学者。1985年陈贤茂就发表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3]首先，陈贤茂以二战和新加坡***建国两大***治事件为外在标记，同时，以“马来亚意识”和建国后新华文学***发展为内在标准，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史，大略分为三个时期:“一、战前(1919~1942)，二、战后至新加坡***前(1945~1965)，三、新加坡***以后(1965~)。”其次，作者依次分析了新华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发展状况和各阶段特点、代表作家作品，有助于读者对新华文学产生较为系统和感性的认识。陈贤茂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4]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作了更为详细的梳理和评述。此文有几个观点值得重视。首先，陈贤茂评述“马华新文学”(实际上指的即是新马华文文学)的起源不可忽视，作者肯定“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诞生和发展；其次，作者认为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分期以杨松年的较为合理，杨松年将七十年来的华文文学史，大略分为战前（1919~1942）、战后至新马分家前（1945~1965）、新马分家以后（1965~）三个时期。陈贤茂依据三时期对七十年来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作了概括性评述，重点评述“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此文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发表，让中国大陆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加深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认知。温文认的《略论新加坡华文文学》[5]首先将新华文学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华文学加以细分。三阶段论和杨松年的分期颇为一致，只不过将第一阶段微调为“由萌芽期起至二次大战结束时止(1919~1945)”。论文指出“前两个阶段属于马华文学的一部分。”“第三个阶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华文学。”在三阶段论的框架中，作者对各阶段的新华文学再次加以细致划分，给了读者更为清晰的新华文学“***像”。其次，论文对在“新华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小说进行内容与题材分析。其三，就创作方法而言，论文指出现实主义“是新华文学的主流”。可以说，这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对新华文学发展阶段划分最为细致的一篇论文，它对新华文学各历史阶段的评述有助于国内读者整体把握新华文学的走向，对新华小说的题材、内容分类也加深了读者对之的印象。对新华文学艺术“现实主义”主流的肯定成为后来大陆华文文学研究学者的“共识”。此外，马阳的《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6]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马华文坛，重点对作为马华文学“战斗的营垒”的副刊杂志、文艺社团加以评述。此文富有价值的还有对郁达夫在东南亚的文艺活动和创作的评述。作者说，1939年郁达夫半路接手的《晨星》“是当时出版最正常、最具规模的报纸副刊。”郁达夫把大部分心血倾注在《晨星》上，“既把它办成救亡的战斗阵地，又把它看作培养文艺新人的园地。”在该刊中，马华文学的“抗战救亡”和“抗敌卫马”的主题更加鲜明。这个时期郁达夫的大批时评和杂感，尤其精彩，“他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艺术境界出现在马华文坛，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土的喜爱。这时的郁达夫，不再是‘颓丧文人’，而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论文对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和身处南洋的郁达夫文学活动，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可以说，1979~1989年中国大陆期刊对新马华文文学思潮、发展进程及概况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陈贤茂、凌彰、温文认三位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七十来年的思潮变迁和发展概况的评述，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是资料价值，它为后来学者研究新马华文文学提供了基础、依据。其次，三位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阶段的描述大同小异，对此文学脉络的梳理，使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新马华文文学在不同阶段的主题、题材、文学观念、创作特色等诸方面的变迁，加深我们对新马华文文学感性、系统和整体性的认知。
（二）新马华文诗歌研究学者们对新马华文诗歌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种方式，即“点”“面”结合的诗歌评论、综合性评述和个案分析。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的轨迹———读新加坡华文诗歌四首》[7]和《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8]是最早对新华诗歌加以研究的二篇论文。前文重点是结合新加坡诗歌发展历程，对战后新华诗坛诞生的四首诗歌即米***的《跳“珑玲”》、牧羚奴的《哑子》、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加以个案分析。陈贤茂认为新加坡战前的诗歌多中国题材、散文化倾向严重；战后初期“有些诗人开始尝试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很富有热带的地方色彩。”米***的《跳“珑玲”》即以明快热情的节奏描绘了跳珑玲舞的场面；六十年代初期，现代主义诗风在新华文坛引起骚动。牧羚奴的《哑子》可见一斑。进入七十年代，“出现了‘现代’与‘写实’合流的缓慢趋势。”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就能看出此趋势。总之，论文“点”“面”结合，既梳理了新华新歌几十年的发展轨迹，同时对四首诗作进行了细读，且艺术分析独到贴切，令人敬服。综观陈贤茂上述二篇论文，作者论述的策略，都是一方面概述性地梳理从战前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华诗歌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对各阶段的代表性诗作加以细致的分析，是“点”“面”结合、深入评述的好论文。在1980年代，陈贤茂这种从微观入手、宏观论述的学术风格，对于读者认知较为陌生的海外华文文学，显然很有意义。李庭辉、陈实两位学者对新华诗歌的综合性论述富有创新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庭辉的《时代与文艺：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初探》[9]为中国大陆读者认识新华诗歌提供了新视野。作者将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分为1945年至1966年、1966年至1982年，以及从1982年至今的三个时期，重点分析了新加坡***治势力、时代背景与战后新华诗歌的关系。作者说，“在第一个时期里，马来亚***(以下简称马共)是华人社会的主要***治势力，因此在二十年左右期间里，华文诗歌活动的情况是***的。”当然也有些变化，如1948年马共的和平斗争转为武装起义之后，文艺避开接触到***治问题，转而只就文艺论文艺。“前阶段的写实主义，转变为这一阶段的唯美主义。”铁戈、米***、周粲、杜红等，是第一个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家。在1966年至1982年期间，马华文艺受到***民***的影响，“取实文艺而兴起的便是唯美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现代派文艺。”一般认为领导现代派的诗人是陈瑞献。1982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领导的***府提倡建立建国文学，有选择地吸收写实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特点，文学呈现为较复杂丰富的姿态。此论文对于新马***治、历史背景的梳理较为清晰，对新马华文诗歌在战后的进程介绍得法，当然，它似乎对于彼此（马华时代背景、***治势力和马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有生硬之嫌。因此，论文虽给学术界提供了新视野，却也妨碍了作者本人对新马华文诗歌在历史进程中本有的丰富生动性的论述。陈实的《热带岛国的心灵律动———<新加坡华文诗歌选>后记》[10]是一篇不错的新华诗歌研究论文。论文认为，“现代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在新加坡华文诗歌中是一个纠缠在一起的整体概念。”“现代人性的呼唤”和“文化的回归”，也是诗集所显示出来的特点。作者虽然阐述的是《新加坡华文诗歌选》的特点，但实际上也是对新华诗歌发展进程和特点的概论。在个案分析方面，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三位作者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胡凌芝的《“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五月诗刊>巡礼》[11]重点阐述了新加坡《五月诗刊》的创刊意***、方针和诗刊特色。诗刊创刊表达了对大诗人屈原的纪念，屈原诗魂常在并凝聚了各国诗人的力量，而“放眼天下”的办刊方针也使华文文学大放异彩。诗刊体现二大特色，其一，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尽入诗中。其二，《五月诗刊》是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国家的诗人诗作的大会师、大交流。此文是中国大陆最早对新加坡重要文学刊物《五月诗刊》（创刊于1984年5月）的综合介绍，开启了大陆学者对新加坡重要诗社、诗人群的学术探索，意义重大。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12]是对1930年代末新华文坛极为活跃的诗人刘思诗歌的评述。作者以诗意的语言评述说，刘思诗歌“立体交叉一样繁复的思想，南海波涛一样汹涌的情感，交汇成一首接一首跳动着时代脉搏的诗篇。”且抗战前后的刘思诗歌具有与情感搏动的轨迹相应的内在音乐旋律，表现为具有两种不同的情感脉络：即“强烈的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和“深沉委婉的思念故乡故国的缠绵之情”，它们在刘思诗歌中形成两种不同的旋律，谱成了“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在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翁奕波此文脉络清晰、论述较为深入，不失为一篇较好的研究论文。总之，在1979~1989年，陈贤茂首先开启了新华诗歌研究的先河，并对新华诗歌发展历程和重要诗作作了较为出色的论述。李庭辉、陈实两位学者进一步对新华诗歌作出了深入切实的研究。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等学者对《五月诗刊》以及刘思、贺兰宁诗歌的介绍或赏析，又拓展了中国读者对新华诗歌的认知领域。
（三）新马华文小说研究新马华文小说研究中，主要是作家个案研究，有一篇宏观论述新马华文小说发展概况的好论文，是杜丽秋、蔡敏、陈凡的《新加坡华文小说的今昔》[13]。作者肯定新华文学“一开始也曾是中国母土文学的延伸”，但有南洋本土特色。这和很多学者将战前新华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支流”的观点有微妙差别，是难得的判断。文章重点是对新华小说的发展阶段加以划分和阐述。论文认为，1919年至1942年，是新加坡华文小说的萌芽期和成长期；战后的1945年至1965年新加坡***，“是新加坡华文小说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战，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七十年代新华文学日趋繁荣，“过去描写华侨在殖民地艰苦劳作、思乡恋旧的题材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活心态，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扎根创业、奋发向上、建设新家园的新加坡人形象。”“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华文教育日趋式微，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创作再次走向低潮。”论文特别指出有异于现代主义对新华诗歌和散文的影响，“现代主义对新加坡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文章以新华小说是否受中国文学影响、创作数量和质量变化、新加坡重大***治事件为依据进行综合考量，对新加坡小说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划分，其观点基本上为后来研究者借鉴。可以说，这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较有深度的一篇论文。方北方、姚紫、李汝琳、苗秀是本时期最受重视的小说作家，本时期新马小说研究就重在对他们作品的个案分析。《华文文学》创刊号就推出方北方研究论文，即忠扬的《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家方北方》，介绍了马华重要小说家方北方的生平及创作，指出方北方的长篇巨著《风云三部曲》（《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以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和观点，来铺写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史实的小说，而且又是长篇巨著，在中国领土以外的华文写作界来说，可称得是独一无二。”并指出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正连载的《树大根也深》这部以马来西亚当地为题材的巨著的完成，“或将给新马文坛建立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论述《树大根深》的文章还有作家肖村的《一卷雄文柄蔚千秋———读方北方小说<树大根深>》，重点评论该小说的内容主题、人物形象。肖村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包括评论术语）接近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理论，虽较为欠缺自己的个性，不过对于马华文学史上的老一代华人作家作品而言，也是比较合适的批评方式。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15]是1980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比较详实、深入的研究论文，也是新马小说作家个案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文章分为三部分：“苗秀的作品”、“苗秀的风格”、“苗秀的评价”。“苗秀的作品”阐述了苗秀前期小说的背景、内容、主题、人物形象等，对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作出了颇为深刻的评价。作者说，“在小说中，有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娟妓、赌鬼、流氓、小偷、私会***等社会渣滓构成的畸形世界；另一个是善良的赛赛、侠义的陈万、好心的新秋月和银花等人构成的小人物世界。后者是一个温暖的角落，有着人与人之间以沫相濡的友谊、和谐及温爱。苗秀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那些受压迫、受歧视的人们所受的生活磨难，一方面通过对这些小人物善良心灵的挖掘传达出对一种美好社会关系的朦胧追求。这不仅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也是他要求改革社会的民主理想的艺术化。”“苗秀的风格”部分肯定了苗秀的现实主义风格，赞誉他“创立了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的新风格。”“苗秀的评价”部分，作者说，时代和历史把他推上了史诗作家的位置。但是，苗秀的小说还缺少一种史诗般的雄阔气魄，“这就使苗秀面临一个矛盾的境地———他是处于史诗地位的作家，却未能生产出史诗式的伟大作品。”论文突出对苗秀重要作品的评论，又全面地综合论述了苗秀作品的内容、主题、人物系列、风格，在此基础和前提下，进一步将苗秀的文学创作上升到文学史意义的评估，可谓论述绵密、层层深入。而且对苗秀作品的全面、综合论述，可谓典型的作家论，提升了“拓荒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格。云林的《读<秀子姑娘>》是对于姚紫名作的深入解读。《秀子姑娘》是姚紫南渡新加坡后的第一部小说，1949年在《南洋商报》连载，继而由《南洋商报》印成单行本，“成为新加坡文坛上空前的畅销书。”云林认为，语言的优美、情节的生动、敌国男女恋爱的浪漫是小说吸引读者的“外衣”，“艺术构思的新颖，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沉思考，则给小说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意蕴。”“秀子姑娘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以往人物形象单一化、类型化的突破。”论文对秀子这个人物性格的论述富有新意，并颇为透彻。同时，作者对《秀子姑娘》主题意蕴和成功的人物塑造所体现的文学史意义的评估，也颇为中肯。因此，文章虽短，却有其值得推荐的意义。苏卫红的《李汝琳小说创作浅论》分析了在新加坡华文作家行列有“文艺长跑者”美称的李汝琳小说特征。论文以《新贵》、《漂浮》、《公关荆》、《懊悔》、《内疚》、《姐妹俩》等文本为例，重点分析了作家笔下类型人物：一类是处于新马华人社会多种***治势力较量中的小人物如小***客、小爬虫、市侩人物，一类是生存于新马华人社会生活夹缝中的小人物，即背负生活重担的体力劳动者及受尽歧视的小知识分子。论文认为，作者借小说人物描述，寄寓了惩恶扬善的道德力量。总之，在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处于“拓荒期”的1979~1989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的局面已经打开，主要表现为：其一，方北方、姚紫、苗秀、李汝琳、蓉子等重要新马作家浮出研究的历史地表，并成为此后研究者持续、重点关注的新马作家；其二，新马华文小说发展概况和重要作家文本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各方面，都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学者们对新马华文小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了全方位的考察视野，为下阶段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四）新马华文散文研究新马华文散文研究贡献最大、研究最早的是前辈学者陈贤茂。其《散文创作的新尝试———读杜南发的散文<海上>》指出，《海上》是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进行新尝试的独特散文，它没有传统散文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情、景、事，它使人“模糊地感觉到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一种情绪”。不过，细读杜南发的《海上》，它也隐约暗示了上世纪东南亚排华，无数华裔被迫漂向怒海挣扎求生的痛苦背景，这是残酷现实的背景。《海上》很短，陈贤茂的解读文章也很短，但却能贴切地把握杜南发散文的情绪和内涵，实属难得。陈贤茂的《对传统的怀恋与对现实的省思———读<归去来兮>和<繁华边缘>》[19]所论两文是新加坡一次“金狮奖”小说组和散文组的第一名，陈贤茂发现它们有近似的思想内涵，“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怀旧情绪，以及一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加速西化所带来的心理负荷和疲惫、厌倦的情绪。”综合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对新马华文文学进行比较论述，陈贤茂开创性的研究思路颇有意义。此外，肖村的《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是一篇阅读随笔，肯定甄供及其杂文集《叶的事业》对马华文坛的默默贡献。王振科的《那“一丝小小的爱”———评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脸>》[20]从“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含深情”、“于朴实中显文采”几个方面，评述了周粲第九本散文集《都市的脸》的特色和风格。王春煜的《南洋的风俗画与风景画———新华作家<莫河散文选集>序》重在对作家散文“乡土”特色和“善于以情为文”特征的论述。当然，作者也指出选集有些篇章的浮浅和直露。可以说，新马华文散文研究比较单薄，学者们关注的作家只有新加坡的杜南发、莫河、周粲和马来西亚的甄供。陈贤茂的研究思路和论述深度都值得肯定，王振科、王春煜、肖村三位学者也开拓了新马华文散文研究的园地，但相较于丰富的新马华文散文创作来说，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展，论述也有待深化。
二、中国大陆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广东省、福建省的高校、社科院研究机构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此领域的文学“耕耘”，但研究还限于东南亚和欧美两大华文文学“版块”。由于地缘、血缘因素，东南亚华文文学率先获得中国大陆学者的青睐，成为“拓荒期”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和中心。又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东南亚诸国中社会***治相对稳定、种族冲突相对平和、华文文学创作更为繁荣的国度，因此，在“拓荒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板块”中，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是重点和焦点，泰国次之，菲律宾和印尼华文文学研究则处于萌芽状态。
正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处于重镇和焦点的特殊地位，因此，“拓荒期”中国大陆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其一，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率先打开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将汉语文学研究拓宽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了汉语文学研究的疆界，意义极其重大。自此以后，汉语文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连绵一体，形成世界格局的华文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马来语文学一样，在世界格局中凸显其作为重要“语种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其二，在“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代表了中国大陆学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水平，同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带动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热情。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热心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时候，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研究成绩还非常有限（只有泰华文学研究略好），欧美的华文文学研究也还处于起步的“苍白”阶段，许多国家的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不毛之地”。就作家个案而言，对身居美国的白先勇和身居瑞士的赵淑侠两位作家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但“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达到了较好的水平，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研究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促进、“导航”作用。
笔者梳理和评述中国大陆“拓荒期”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不仅具有一般的资料价值，也有利于我们理清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源头和初始阶段的学术价值，进而使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进程有一个略为清晰的认知“***像”，为学科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华文文学篇2
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则指上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近年来南美华文文学也有所兴起。近30年来，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百年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也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遍及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而其分布广，个人性文学活动多，显得散零、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面对这样的文学存在，展开整体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块、国别的华文文学，探寻其内在联系，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文学研究，但有较自觉的学术意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大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对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及相关文学史著述的出版，台湾旅美学者对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问世，可以视作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40年过去，海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旧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尽管其研究大多出于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也不断提出整体性的问题。
一是会从本国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中产生出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事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等问题，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提出的“双重传统”等问题，美国华文文学界提出的“流动”文学史观等问题，其实都涉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在海外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影响下，会产生出一些文学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学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华文文学学者侧重的“离散”研究等，都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价值等层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在1950年代后显得格外密切，从华侨华人史研究中逐步***出来的华文文学研究，其重点除了香港、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播等。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续、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角色，而***民***当局也以“文化中国”的正统代表来聚集人心。这种情况使得台湾、香港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较多地从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和丰富的角度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运。尤其是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自觉打开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充分发挥了其沟通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桥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创办27年、出版发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学》是全世界刊出海外华文文学专栏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国家、地区和作家也最多。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扩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它的提出，与“大中国文学观”、“文化中国”等观念的倡导有密切关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华文文学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较文学学科关注，甚至已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它本身包含的“离散性”、“本土异质性”、“中心与边缘”、“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身份”批评等课题等也为文艺学所关注。这种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沟通，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会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海外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史尤其较早得到研究，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研究则显得薄弱。例如陈贤茂主编的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文文学史也得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也都分国别展开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这些国别华文文学史在国别华文文学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未有历史的整合，有的在历史的叙述上有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炼，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较粗疏，缺乏“经典化”，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华文文学史研究空白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专门的研究视角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一般都关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并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如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200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等，海外华文文学的“语种性”、“双重传统”、“越界视野”、“多重身份”、“离散写作”等问题得到探讨。
形象学的探讨有深入，“异”的形象尤为受到关注，但也受视野所囿，问题的探讨与文学史结合不够。三是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或是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这些研究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双向内在联系，不过，这方面的探讨还较为表层。近年来，《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2004)、《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2007)、《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等著作相继出版，则反映了学界在中华民族文学的背景上对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关注，并从“汉语文学”这一角度作了开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刚刚开始，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提炼，还是相关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或是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把握等等，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题在异域环境中的嬗变尤为受到关注，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对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尤为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得到相应研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还是显得较为零散，同时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制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响了整体上对“新移民”创作的评价。五是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较被忽略的国家的汉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由于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产生的“冲击”而被关注，对其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些研究大半正在进行中，也还不足以覆盖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重要内容，尤其是两者的“连接”点，如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汉学的影响等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即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诗学范畴和方法，虽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这些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其实都指向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理解历史总体性的方***和具有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是重要的。历史总体性的方***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差异性，甚至以差异性作为前提，从而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呼应。这里，强调“历史总体性”并非遮蔽差异性，而要接纳、揭示差异性是重要的。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则是指不同板块、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汉语文学尤其有着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点点，民族新文学的血肉就少了一块;对任何一种文学的伤害，都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而将各地区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就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民族新文学的血脉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对包括东南亚、东亚、欧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区各国在内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展开整体研究，其历史整合就要打通“国界、洲别”，避免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罗列各国华文文学历史，缺乏整体把握和有机联系的情况。为此，除了文学史料要翔实，要对其进行很好的学术梳理和提炼，尤其要对目前还被忽视的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重要资源进行深入开掘，既避免重要遗漏，又防止庞杂琐碎外，还要在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别海外文学的相异和不平衡性的基础上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一体性、文学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探讨切合海外华文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完成这种历史的“整合”，有多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体例既要体现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揭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线索、形态，又要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度(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由于历史、***治、经济、文化及对华***策不同影响下形成的华文文学丰富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其独特价值。
世界性背景及其影响是海外华文文学历史性取向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催生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本性价值。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冷战意识形态阵营的形成和瓦解、世界多元格局的出现，这些大致构成百年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发展及其分期的总体背景和重要主线，可以依循这种线索来探讨不同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内在联系，甚至由此确定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历史分期。但同时，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从上世纪初的一次世界大战到90年代后世界多元格局开始形成，世界是处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处国家起码也有着种种“殖民”和“被殖民”的差异，即便同属于民族***国家或西方发达国家，其对华***策也有很大不同，必然影响所在国华人华侨的境遇和命运。这同样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背景。而文学有其“自治”性，并不一定与20世纪世界性格局的变化发生“同构”性。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当我们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时，恰恰要充分关注各国的华文文学是如何以其独特的存在、发展体现出其与人类命运、世界变化的息息相关。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孕成的是一种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它关注文学发生中的多源性、文学发展中的多种流脉和多种传统，强调突破单一“中心”和“边缘”的格局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互渗互应，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文学历史，从“活水源头”的文学创作中去建构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观才可能确实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具体而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既要展示各国华文文学在诸如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乡土”文学、女性文学、新生代创作、都市文学等方面的互相呼应，又要揭示各国，尤其是东西方不同国度的华文文学在“离散”中不同的跨文化寻求(要有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比较意识和视野)，关注各国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度其他民族相处中产生的文学独异性。“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在中国和海外的互动中发生的，之后的左翼文学是世界范围内***文学思潮和运动的产物，抗战文学更是置身于世界反***战争中才真正显示出其价值，其他文学状态也往往如此。所有这些文学形态、运动在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中都有直接的激荡、回应。从这一角度去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其整体性自然会得以呈现。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离散”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其价值恰恰在于它使得原本发生于现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学有了更开阔的参照和更丰富的形态，甚至使得在中国大陆语境中被遮蔽的得以浮现。例如，同是左翼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更丰富的存在形态，启发我们从左翼文学的“在野性”去思考其***性;同是现实主义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有着民族性和公民性之间的复杂纠结;同是“乡土”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在“乡愁”美学的开掘上得天独厚;同是都市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把世界资本性和人类人文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是女性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仅挑战、颠覆传统男性权力话语，也对女性自身久被拘囿的艺术潜质有清醒的自审和不懈的开掘，更全面呈现其“浮出历史地表”的含义;同是新生代创作，海外华文文学的“派”的终结、“代”的开始的含义更显豁、鲜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显示出文学的拓展。这种种拓展，显示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我在1999年出版的拙著《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的“内容提要”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写中国文学中没有的，想中国文学中应有的。”“应有的”反映出中华民族新文学有其整体性，“没有的”则表现出各国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度其他民族相处中产生的文学独异性。这种情况揭示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重要特征，即民族文学内部跨文化因素的产生、成长，它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现代性与其古典性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海外华文文学表现出来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等，使得中华文学内部的跨文化特征更为丰富、明显，也提供了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关系处理的丰富经验。例如，海外华文文学对多元化和跨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走向的驾驭、平衡就值得关注。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强调文化的丰富性，但多元化包含有多种文化并列展开求得生存的倾向，它在构成文化的丰富多样形态的同时，也潜伏着形成文化隔绝的某种危险;跨文化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它在形成一种共同文化(人类文化)的基础上保存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这对化解不同文化的现实隔绝、冲突、对峙极为有益，但一种共同文化的形成也潜伏着对原先多种文化制约、伤害的可能。所以，协调多元化和跨文化的关系，在沟通中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在跟他族平等对话中融入世界文化，才是文学追求的跨文化境界。而海外华文作家的存在，使这种跨文化境界的实现越来越有可能。从当年深谙基督教文化的林语堂旅居海外时的创作(其在小说中诠释东方宗教，呈现异族形象，近乎完美地表现出一种跨文化境界，呈现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异无法消弭，但却可以互补共处的奇妙魅力。其散文将中国传统风范传达给西方世界的努力更卓有功绩，仅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将西方文化系统中难有对应的“韵、风、品、神、意、兴、骨、境、势、淡、萧疏、幽、枯”等中国美学观念介绍给西方世界，就很了不起。但他又时时关注着人类的、世界的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开始，作家们在跨文化的追求中仍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性，在文化沟通、交流中来求得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努力是越来越明显了。
三、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展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整合，可以从经典“筛选”、文学传统、母语写作、汉学和文论等重要方面，纵横结合展开，全面开掘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经典化”始终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已近百年，其研究也有数十年历史，“经典化”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足以提供多国别、多地区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处于动态的建构中，其研究要以“当代性”为日后的经典化提供坚实基础。要改变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某些“泛而无当”、“入史”粗疏的情况，也需要加强“经典化”研究。各种现实因素使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性被遮蔽，更需要展开其“典律构建”。经典化主要是作家作品的沉淀，要放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大的背景下去呈现。要格外关注中外文化如何渗透和交融的问题，以及中国本土文学不多见的文学现象。要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的生成、发展及其机制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的价值生成、价值体系建构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从海外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潮、流派的文学价值尺度等与文学经典形成的关系，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所体现的人类性、世界性意识及其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要充分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产生的跨文化语境，研究不同文化相遇、对话中文学想象的展开和文学形象的产生，例如“异”的形象就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学话题。既要坚持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对统一的经典性价值尺度，严格经典性的标准，又要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包括不同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相异性;既要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的文学性经验有效解释汉语文学经典的独创性，又要重视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既要继续深入开展对已为人们熟知的著名作家，如白先勇、严歌苓等的作品的解读，也要充分关注至今尚未得到重视的重要作家，如程抱一、王鼎钧等的作品的研究。
要在文学的经典性阅读中深化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研究中的“双重跨文化”阅读(所谓“双重跨文化”是指作家的创作产生于跨文化语境中，而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对其的解读又发生于跨文化语境中，这种“双重跨文化”阅读其实会增加研究的难度，包括误读的程度)，注重经典解码的多种方法，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的比较研究，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没有本土，何来海外?”海外作家对自身创作的溯源，往往使得其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个本土的延伸”，将“本土和海外”视为“一个延伸和互动的关系”，由此来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特性和传统”［1］。但另外一种似乎不同的声音也产生于海外华文作家切身的创作体验中，那就是或在居住国外部压力下无奈“戒”“三皇五帝”、“二十四史”之“奶”［2］，或以“断奶”之举疗救自身而决绝地“再见，中国”［3］。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态度固然反映出东西方华文文学不同的处境和命运，这我早已讨论过［4］，它其实更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传统的复杂，恰恰需要打通东西方华文文学来审视。现在一些论文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较多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单向单一影响，其实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海外“离散”中不仅会在所在国各种因素“激活”下，彰显原先在中国本土被遮蔽、中断的流脉(这种影响非常有意义，但又非单向单一影响考察能辨别的)，而且会“带着自己的种子”在流徙中“落地生根”而生发出新的流脉，这些新的流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文学属性、文学的生命形式认识、文学的审美范型等重要方面有着互补、对接、内在相通等。要突破以往研究泛泛考察影响、传承关系的做法，深入展开百年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对话。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有其***性，也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现代中华民族文学复杂的“圈”“层”***谱，海外华文文学的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五四”文学传统)在世界的传播，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离散”等)。打通东西方华文文学来审视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重要的是抓住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根本性问题。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其经验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资源。考察海外华文文学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实践及其与百年中国文学的相关实践、经验的相通相异，突破以往只着眼于某一地区研究上述问题的局限，不仅能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整合提供一种重要的整体性背景，而且会使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化，由此充分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从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展开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比较，考察在文学母题的变化、艺术形式的演进、文化内涵的丰富等方面，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异同及其双向交流、影响;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在“漂泊”、“寻根”中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离散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这些内容都具有前沿性，都会以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的本土经验丰富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传统。语言研究是整体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内容。海外华文文学发生在各地区、各国家，有其差异性，但都以母语汉语作为载体，这也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一种世界性语种文学，其意义重大。汉语既是华人华侨在居住国写作的精神原乡，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获得了丰富发展。
华文文学篇3
批评的困境
与创作一样,海外华文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些误区与困境。尤其是大陆文学批评界的海外华文文学批评,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一,批评家人格良知的沦落。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是普希金所说的揭示艺术品“美和缺点”的科学。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如鲁迅所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因此,批评家坚持***自主的人格操守尤为重要。然而,在一个缺少诗意歌吟的物化时代,许多批评家纷纷放弃了客观公允的批评原则,人格、操守和道义等开始大面积沦陷。笔者曾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北美作家的专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会前,每位与会代表均收到作家发给的“红包”;会后,又参加了这个作家出资的宴会。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于是,我们这些“无耻”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御用文人”,一方面努力寻找并极力放大作家作品中那些无足轻重的所谓“优点”,另一方面又极力淡化或遮蔽作品中那些致命的“缺点”。这种“红包”和“宴会”前提下的文学批评,又能有几许客观性、真实性与学术性可言?与此同时,也多多少少反映出“第三世界”批评家面对“第一世界”作家的卑微心理。第二,批评个性的丧失。这是批评家人格、操守沦陷后的必然结果。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对作品实事求是评析基础上的“再创作”,应该在对对象的精彩占有与深刻把握中高扬起独特的批评个性与严肃的批评态度。然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家(包括笔者)多扮演“友情客串”的角色,帮助“造势”。国内某学术刊物要为北美某著名作家开辟一个批评专栏,受朋友之邀,笔者为其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本欲要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话语方式、语言结构模式进行尖锐批评,可在朋友的再三规劝下,笔者只好放弃,也放弃了批评应有的原则和个性,卑琐地加入了“造势”的不光彩行列。第三,“情人式”的批评模式。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法官式”批评,二是“情人式”批评。这两种批评范式均为批评的失语状态。中国大陆批评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多属于后者,夸大“优点”,甚至将“缺点”也看成是“优点”。这种批评家与作家相互抚摸的批评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在泡沫化膨胀的鲜花和掌声中,作家会误以为自己就是杰出的曹雪芹、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就是《红楼梦》,就是《战争与和平》,会在批评家言不由衷的“捧杀”中迷失创作方向。
走出困境之径
海外华文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其创作与批评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个地区存在不平衡现象。但也毋须讳言,其创作与批评目前已出现致命困境。幸运的是,当我们认识到困境存在之日,也就是我们走出困境之时。对于创作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定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一定要把文学当作一项重要“志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大境界、大气象的经典作品。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虽然身处中国文学的“边缘”,但“边缘”往往是文学魅力生成之所在。对于批评来说,批评家必须坚持自我的人格操守,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批评原则,坚持***自主的批评个性,剔除“人情”因素的干扰。只有胸怀浩然正气,笔下才能舒卷风云之色。我们不仅呼唤真正的文学创作,也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是文学天宇上两颗相互照耀的太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他们的表达必须对文学负责、对当代负责、对历史负责。也许,笔者就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此发出几句真诚的“恶声”,希望能够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有所警示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王金城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文系
华文文学篇4
huang mingfen, xiamen university
going along with the unchangeabl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has flourished promptly. the internet provides muc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write and publish literary works in chinese language, promotes activ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and their companions in china. to a great degree, the future of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and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literature.
keywords: internet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 华文文学 全球化
中***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黄鸣奋（1952－），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前电子超文本网络中流行的华人文学作品，并非以国家划界，而是呈现出全球交互、跨界参照、动态并存的特点。因此，本文所考察的重点是作为整体的网络华文文学。
（一）全球交互：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
不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和鉴赏都是以一定的媒介为依托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区分，在电子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之后又出现了文学的新品种--电子文学（如广播剧脚本、电视剧脚本等）。如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网络文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及相关网络商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随网络的互联而拓展。随着internet的建立，网上信息的跨国流动成为家常便饭，世界各国的华人因此得以共享网络文学资源。这种共享的便利程度，是传统的印刷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在网络华文文学发展史上，北美留学生扮演了拓荒者的角度，筚路蓝缕，功不可没。1991年，王笑飞创办了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chpoem-1@listserv.acsu.buffalo.edu），该网实际上是一个邮件订阅系统，以张贴古典诗词为主。次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魏亚桂请该校的系统管理员在usenet上开设了alt.chinese.text，简称act。这是internet上第一个采用中文张贴的新闻组。1993年10月，***（生物学博士）开始在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上张贴其诗集《最后的预言》，并出入于act。他有感于act中的鱼龙混杂，与古平等人于1994年2月创办了第一份网络中文纯文学刊物《新语丝》（），以邮递目录的形式刊发诗歌和网络文学。该刊是第一份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以远离时事***治为特色、自始至终百分之百刊登创作稿件的中文电子刊物，风格清新。1996年10月，它建立了万维网主页。其服务器曾几次搬家，目前位于美国加州。海外汉语网络文学刊物陆陆续续出了不少。除《新语丝》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诗刊《橄榄树》（），它是诗阳、鲁鸣等人在1995年3月成立的。由世界各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的电子杂志有美国的《华夏文摘》、《威斯康星大学通讯》、《布法罗人》、《未名》，加拿大的《联谊通讯》、《红河谷》、《窗口》、《枫华园》,德国的《真言》，英国的《利兹通讯》，瑞典的《北极光》、《隆德华人》，丹麦的《美人鱼》，荷兰的《郁金香》,日本的《东北风》等。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网络文学的温床。第一篇中文网络小说《奋斗与平等》（少君著）就是1991年4月在《华夏文摘》上发表的。1996年1月，原先活跃于中文诗歌通讯网的几位女性作者创办了网络女性文学刊物《花招》，著名作者有鸣鸿等。这个刊物也很活跃。时至今日，海外华人网站与汉语电子刊物的主体，已经从留学生扩展到当地出生的华裔青少年，乃至于各行各业的华人企业与社团。文学创作队伍也相应有所扩大。中国大陆网络建设起步比发达国家要晚。与此相应，大陆网络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和海外（特别是北美）汉语网络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网络文学是相互关连、彼此呼应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是《新语丝》正在朝成为国际网站的方向发展，其读者有1/3左右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猫、洪亮，上海的一华，天津的sunny，长沙的dove，哈尔滨的叶振宪等都对它的建设颇有贡献。二是2000年初，都会报（citymedia）与热巢网（cityhot）共同主办"当代华人极短篇大展暨线上征文比赛"，通过自身和网络同学会（cityfamily）共三个网站同时展出台湾、大陆和香港两岸三地的作品，并进行征文比赛。相关***为。时至今日，赛伯空间虽然还没有可以和屈子、"李－杜"、鲁迅等文化巨人比肩的大师，但已是新秀迭出、"星光灿烂"。这些人甚至以其成就吸引了精明的书商，通过网络文学的印刷版将自己的光辉投射到赛伯空间之外。反向的运动是传统华文作家纷纷上网，借助于网络的国际互联使自己拥有"世界性"。上述双向运动同样发生在评论界，其结果是横跨现实空间与赛伯空间的华文文学世界的形成。
若想让网络成为文学新家园，不仅文学主体要上网，而且文学对象也要上网。文学对象上网至少包括三种含义：其一，描写对象上网，或者说，文学主体在网上可以找到创作素材。其二，奉献对象上网，这意味着文学主体可以指望自己的作品在网上找到受众、觅得知音。其三，师法对象上网，亦即形成一支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创作队伍，并有可供学习的范作、可供遵循的惯例。因此，文学在网络上的繁荣有赖于网民队伍的扩大。可喜的是：网民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时至今日，网络化的华文文学已经拥有自己的读者群。比起传统文学的读者来，他们更富有参预精神，更强烈地追求精神自由，更不甘于为现实世界所束缚。"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已难以形容他们在网上漫游的速度，"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无法概括他们的冲浪精神。正是这些读者以旺盛的需求呼唤着文学创作的推陈出新，并且为这种推陈出新提供强大的预备队。当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网民读者与传统读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由于传统作品"上网"和网络文学"下网"的缘故，二者的区别正在缩小。
网络文学是以网络作为平台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离不开网络商的支持。近年来，网络商与文学界的互动日益频繁，文学站点亦有不少向商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在海外，《花招》成了公司，兼顾服饰、饮食、保健、理财、美容、旅游；在国内，喻汉文将"黄金书屋"（。曾被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个人主页之一）卖给了门户网站多米来。在文学网站成长过程中，文心与商机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关系到网络华文文学的命运。1996年底，《新语丝》面临着被商业公司"亚美网络"吞并的危险。这种外部威胁导致了内部***：《新语丝》的创办人***毅然决然地在纽约正式将它注册成非赢利机构，另一些人却因此退出《新语丝》，去为亚美网络办《国风》。 自那时以来，***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有效地避免了商业网站"烧钱"的通病。目前，该网站有两个镜像站点（国际版，国内版），其点击数合计约40万，在海外中文网站里名列前茅。由于访问量大，带来的广告收入完全可维持运行费用。上述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二）跨界参照：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
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谈论"网络文学"，而是着眼于"网络华文文学"的话，可以从所使用的语言、所认同的传统、所形成的观念三方面把握其特色。
1.跨语言参照：工具与目标
促使《华夏文摘》、《郁金香》等杂志的编委及其作者群在谋生之余孜孜不倦地耕耘于电子文学领域的动力，与其说是身居异邦的怀旧心理，还不如说是难以消释的文化情结，即对于华文或汉语的认同。对于这些人来说，外语用得再熟练也毕竟是"外"语，只有汉语才是母语，它不仅构筑了他们的文化家园，而且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存在。这种存在导致网上华文文学初露头角，其影响逐步扩大到整个汉语文化圈。作为华文文学写作手段的汉语，在网络化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成为有别于传统口语和书面语的电子语。这种电子语也许是口语化的书面语（像在众多文学网站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样），也许是书面化的口头语（主要见于字符界面的聊天室），自然也可能是比较纯粹的书面语（最常用于将印刷媒体上的文学作品搬上网），或者是货真价实的口头语（利用音频流技术进行实时传递）。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区分出网上的书面文学、口头文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口语化书面文学、书面化口语文学。姑且不谈实时聊天是否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口头文学，也不论接龙写作是否正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复兴集体创作的古老传统，令人欣慰的是：汉语（尤其是有简、繁体之分的汉字）网上传输这一瓶颈一旦被突破，超越媒体、跨越平台的华文文学世界便呈现出勃勃生机。
从技术的角度看，目前的internet通信方式，国际间主要采用英文，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也常用英文来联络。原因很简单，首先在西方兴起的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只能唯一地标识英文字母和数字、符号，即通常所说的ascii码。其它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汉字，都是通过对它作地区性的扩展而得到支持的，此即所谓iso 2022扩展。由此派生出许多种国家或地区的字符集标准，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常用的gb码和台湾常用的big5码。 （e29）就这一点来说，华文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跨语言参照（即汉语对英语的参照）。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存在gb与big5以外的多种汉字字符集，考虑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使用的字符集标准又是自成体系的话，那么，即使在汉语内部，仍存在如何相互参照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全球各主要民族的语言文字已统一为通用字符集国际标准iso 10646。它具有采用等长编码、所有文字统一编码、字符数量多等优点，成为中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和越南20902个汉字统一编码的根据。这就是cjk汉字的由来。iso 10646是跨语言参照的又一基准。它为网络文学的传输提供了巨大便利。目前，由于它与iso 2022标准不兼容，我们还必须进行iso 2022各地区扩展码（包括汉字gb码）与iso 10646之间的相互转换。一旦全球计算机系统都采用iso 10646作为字符集编码和交换码，就无须再作上述转换了。
跨语言参照直接影响到网络文学的特色。现阶段的网络华文文学在语言运用上深受英语的影响，这种影响看来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构成网络环境的软、硬件有不少采用英语界面；其二，平时浏览的网页包含了许多英语信息；其三，用于输入汉字的键盘是以英语为基准设计的（否则很可能不会以＠；－）表示"调情"、以：－x表示嘴上贴封条了）。世界上包括汉语在内的各种民族语言要想更多保持自身特色的话，看来只有在iso 10646标准通行之后才能实现。
2.跨义法参照：怀旧与思新
在1996年7月多伦多"电脑网络与中国文化"会议上，***将网络文学称为"流放文学"，认为其特点是"怀旧"和"描写文化冲突"。就海外留学生的作品而言，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些作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边缘人"，他们游移于母国文化和父国文化之间，对二者都有所认同，但也都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目睹父国之长而叹母国之短，有感父国之短而思母国之长。这构成了网络华文文学的早期特色。在《新语丝》发刊辞中，***写道："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果然，没几年功夫，互联网便连到了中国，《新语丝》也成了第一份回归祖国的中文网络刊物。 （c18）中国本土所兴起的网络文学，与其说是"怀旧"还不如说是"思新"，浸***着对"另类生存"的追求与渴望。世界各民族不仅有不同的语言，而且有不同的义法（包括道德、礼仪、法律等社会规范），由此形成了迥然有别的文化。网络促进了跨文化接触的频繁化。这一点对于网络华文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相当重要。中国本土的"网络"，或许是由于经常上网的缘故，不仅对于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更加洞若观火，而且更多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更常追踪（甚至追逐）时尚。中国的现实世界还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奋斗时，赛伯空间却已弥漫着某种后现代情调，这不能不对网络文学的基调有所影响。当然，正如笨狸所指出的："不可否认，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是网络文化的主流，网络上连具有反叛精神的真正黑客，其目的也不是摧毁不是解构，而是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是一种以重构为诉求的积极性的技术嘲弄。" （b2）网络华文文学所追求的"新"，同样应是一种积极的建设。
3.跨行业参照：父根与母根
对于网络文学的定义，国内已经有所探讨。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不是"写网络的文学"，也不等同于"网络上的文学"，准确定义应该是"网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其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 （b4）网友sieg反对李寻欢将网络文学的基点看成网络的"父根意识"，主张"母根意识"（即文学意识）。他运用归谬法来反驳李寻欢的定义，举出的例子是：当年"楚辞是楚人在竹简上发表的供楚人阅读的作品"，而1000年以后，唐宋时期的人读写在纸上的楚辞时，它还算不算文学呢？至如今，我们在电脑上读楚辞，它是不是也算文学呢？有鉴于此，他认为网络文学主要是个应用上的现象描述而非学术上的现象描述，它的概念内涵及外延将由事实来归纳给予而不是由演绎来强行定义，这就势必使它的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 （b4）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范畴的"网络文学"本身包含着两项基本要素，即"网络"与"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之下的统一，带来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其一，就作者而言，网络文学的始作俑者多数是学理工科的海外留学生，原因不是别的，只是由于他们有使用网络的便利。当然，并非所有的理工科学生都成为网络文学作者，这里起作用的因素，经常是这些学生是否在接受传统文学熏陶时形成了一定的文学爱好与才能。相比之下，文科学生（或学文科出身者）要想成为娴熟的网络文学作者，至少必须初通计算机、掌握上网技能。其二，网络文学以双重语言为工具，此即自然语言和计算语言。自然语言呈现于人机界面，计算语言则用于程序开发。其三，网络文学活动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与阅读，又是科技意义上的程序应用。对于纯文字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也许不过是与字处理、文件上载与***有关的程序；对于多媒体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软件便多种多样。其四，网络文学读者不仅从作品中体验到文学趣味，而且感受到科技意蕴。真正的鉴赏家，要能从文学和科技双重角度揭示作品的价值。其五，网络文学内容的评价，受审美标准和科技标准的双重影响。技术含量高低，早晚将成为评价作品的尺度之一。其六，网络文学环境由文学氛围与系统平台共同构成。跨平台调用网络文学作品，其效果必然有所变化。不论我们将网络与文学的哪一方当成父根（同时将另一方当成母根），网络文学都不是简单地继承父母的基因，而是熔铸双方的影响、创造自身的特色。
上述不同角度的考察表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参照，对形成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参照并非网络时代所特有，但是网络本身加速了参照的进程，强化了参照的力度，并且提高（甚至是飙升了）参照的价值。必须看到：网络化正在促进华文文学形态由文本向超文本的转变。对于超文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而且是它们之间的链接。正是这种链接将《新语丝》导向《枫华园》，将《花招》导向《橄榄树》。它在显露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同时，为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明。
（三）动态并存：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
现阶段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是在精英与大众、网内与网外、中国与世界等关系中显现出来的。
网络文学的倡导者肯定它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反过来，网络文学的非议者则对此加以质疑。其实，网络应用普及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划分的挑战。与此相应，网络文学兴起的真正价值，也在于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传统划分的挑战。如果上述两种划分至今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么，由于划分而形成的矛盾两极事实上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如果说洛克菲勒这样的巨子在20世纪初标领风骚的话，那么，20世纪末已是数码精英或网络精英崭露头角之际。正如20世纪末不会用电脑的人被称为"新文盲"那样，网络技术的门外汉到21世纪初看来很难称得上"精英"。不仅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类知识更新明显加快。原先的计算机高手只要短时间不学习、钻研新技术就可能落伍，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包括文艺在内的其它领域，知识更新同样逐渐成为对于"精英"们的严峻要求。相比之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大众转化为精英的门槛相当高的话（封建时代举子们可能科场屡败而终身无成），信息时代为人们自学成才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与此相适应，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网民几乎都构成了整个人口中平均文化水准较高的群体，理当追求较高雅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网络应用正在迅速普及，随着信息家电的开发，上网正成为一种普通生活技能，这又孕育着使网络文化朝通俗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认定高雅文化体现的是社会精英的追求、通俗文化体现的则是大众所秉承的观念的话，那么，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必然影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野，使二者的划分变动不居。其实，"精英"抑或"大众"，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选择。消解二者的区分，并不是"数字化生存"的目标，"个性化"才体现其精髓。
"网络就是新生活"。当以此为题的论著大量上市时，我们蓦地发现自己已经处身于两个世界的夹缝中：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电子世界。这种现象的确不是始于今日，也许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来时便出现了（接电话意味着听觉被导入电子空间）。电子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是媒体世界的新发展，不过，就沉浸性、交互性等特点而言，电子世界是书写技术、印刷技术所能创造的媒体世界难以望其项背的。网络所带来的新变化是：媒体开始自信有能力为人类营造一个完整的、虚拟的生活空间，在其中可以进行从采购、就诊、求学到总统大选、国力较量、信息战等多种活动。当然，这些任务有些还要回到现实世界来完成，因此，电子世界始终是与现实世界动态共存的，人们不得不经常在二者之间进行切换，一会儿上网，一会儿下网。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数字化生存"，也关系到网络文学的兴衰。不论称作"网友"、"网民"，或者名之为"网虫"、"网族"，上网者队伍的扩大及其网上生活体验的丰富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适应，虚拟空间中的恩仇和悲欢成为华文文学的新题材。当现实世界中性别、国籍、职业、级别等方面的差异都随着匿名上网而渐趋消失时，话语本身的权力的重要性空前突出。不仅如此，作为媒体的网络怂恿人格、角色乃至自我意识的流动化，赞赏常见常新的"千面人"，贬抑对"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追求而褒扬个人化、激励此时此地的会心之乐，甚至撩逗着种种情欲。上网族经常将"雅虎"杨致远等人的业绩作为世界性的都市神话来加以传颂，在鄙夷昔日颐指气使的"钢铁大王"时显示出胆识，但也常因忘怀当年离乡背井的华人异域创业的艰辛而流露出浮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网络时代的华文文学既需要新的审美观，又需要铭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训。的确，"网络就是新生活"，但不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这种新生活目前都还比较有限（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不能指望根据每天上网个把小时那点体验便写出什么不朽之作。真正常青的生活之树，仍是在现实世界中。尽管如此，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那么必须承认：与网络相联系的新生活的含义将随着科技进步而变得越来越丰富。
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文学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只是在网络时代才深切地感受到它是一个整体。作为媒体的国际互联网消解了关山迢递所带来的交流障碍，使作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跨文化互动达到了近于实时的水平，并顽强地抵御着***治权力对于上述互动的干预。毫无疑问，国别性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在过去曾经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尽管如此，网络媒体正抹去打在华文文学上的国别烙印，以至我们将不满足于谈论"世界华文文学"，而是津津乐道"华文文学世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以国别研究为基础的，而华文文学世界研究则必须超越国别的概念。这种超越只能在赛伯空间中实现。如果说由国家来定位的领土、领海、领空在现实世界中界限分明的话，那么，赛伯空间的疆界远没有那么清晰。域名或许仍是界定网站所属国家的标志，但改换域名无疑比现实生活中改换国别要容易得多。社区或许仍是人们进进出出的场所，但虚拟社区就流动性而言远大于现实社区，不论其成员的聚散或整个社区的搬迁都是如此。
华文文学篇5
2.在"陈映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陈建功
3.在"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梁国扬
4.英勇孤寂的战士何标
5.略论陈映真小说的文化蕴含陈友***
6."死亡"书写背后的人文关爱——陈映真小说"死亡"意蕴解读庄若江
7."陈映真先生创作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刘红林
8.华文文学书写的维度及诗学探寻庄伟杰
9.汉字思维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杨学民
10.华文移民文学的深层拓展——解读旅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的长篇新著《破茧》曹惠民
11.成长小说:一种解读华裔美国文学的新视点侯金萍
12.台湾新世代诗歌的底层关怀王金城
13.龙瑛宗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探析——兼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比较倪思然
14.论王鼎钧散文的叙述艺术高艳
15.商禽心理意象的诗化——浅释《逃亡的天空》林明理
16.八九十年代台湾文学"入史"问题初探李健
17.金寻者笔下的侠客精神王韬
18.用文学的情感来铸就画面——谈民国女作家的绘画蔡晓妮
19.奋翼飞翔——香港才女蔡丽双白舒荣
20.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综述孙晓东
21.《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加拿大华人文学专辑"征稿通知
1.跨疆越域的边缘叙事——以新移民女性作家严歌苓、张翎为例庄伟杰
2.失重后的裸露——评旅加作家宇秀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郭媛媛
3.澳华情爱小说:男性的祛魅与女性的姿态张长青，陈绪泉
4.推开人性的最后一扇窗——张翎中篇小说《余震》解读夏楚群
5.六行之内的奇迹——湄南河畔的"小诗磨坊"计红芳
6.多元文化冲撞下的泰华女性命运——读陈仃的《三聘姑娘》朱郁文
7.香港文学本土性的一个典型——重读舒巷城《太阳下山了》袁勇麟
8.梦呓迷狂:论吴菀菱的后现代诗歌王金城
9.略论"文化根性"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流变朱骅
10.忧郁与倔强的勇者——略论陈映真的小说创作魏宏瑞
11.两代人的悲歌——陈映真《赵南栋》解析尹奇岭
12.文明的祭奠——论朱天心的《漫游者》曾丽琴
13.古远清编《余光中评说五十年》出版咏羲
14.漫游者说:论朱天心《古都》的历史书写肖宝凤
15."越界"的书写——论任璧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胡春梅
16.同样的家庭观,不同的解说词——评《典型的美国佬》杨纪平，吴泽庆
17.乡土乌托邦的追寻——比较沈从文与黄春明的"乡土世界"郝瑞芳
18.回顾与评判——《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与网络文学的发展周志雄
1.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谈多元文化时代美国华人文学对"文化中国"的怀想朱骅
2.爱情是人生复杂的境遇——美国华文作家陈谦小说论郭媛媛
3.情感的真正沸腾——解读《喜福会》母女关系杨柳
4.宜兰文化景观的民间书写——论黄春明小说中的乡间情调和乡野色彩张书群
5.台湾乡土文学的艺术范例——陈映真小说艺术特点阐释朴静钰
6.赋予生活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论朱天文小说的日常书写陈蔚
7.《城南旧事》乡愁浅论徐花
8.摇摆:作为存在状态与艺术状态——张晓风《秋千上的女子》新论白晶玉，黎保荣
9.论张晓风散文之乡愁母题茅林莺
10.海外新移民小说的都市书写王泉
11.香港现代都市诗探微吴晓川
12.在形象重塑的背后——从《Mycountryandmypeople》看林语堂的"中国讲述"王茹辛
13.现代儒者的困惑与理性反思——杨德昌电影论杨晓林
14.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从《警察故事》系列看成龙电影发展流变马静
15."第二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在河南理工大学闭幕徐春浩
16.三毛与王英琦散文异同的比较刘萍
17.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论满族女作家赵玫和泰华女作家梦莉的散文创作吴晓芬
18.月影残烛下的挽歌——张爱玲与林海音小说中的家族女性张淑云
19.论金庸小说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廖斌
20.南洋想象:地缘美学与主体间性的介入——以朱崇科的马华文学"本土性"研究为例蔡志诚
21.时间的光影——丽茜《我们三十岁了》序白舒荣
22.《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文学社团丛书"出版发行少君
1.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进程论林丹娅，刘玫
2.掀开美国华人移民史的一角--评黄运基的《唐人街》熊国华
3.文化的断裂与隐喻--评李健孙小说《支那崽》国丽芸，宋世明
4.异乡的木兰--论《女勇士》主人公性别、族裔双重身份的逐步确立邵怡
5.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龚莉红
6.澳华作家黄玉液小说的文化蕴涵姚朝文hHTTp://
7.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交织的诗意坐标网--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解读唐院
8.根着何处--论苏伟贞《沉默之岛》中的认同焦虑薛红云
9.论亦舒的生命体验对其创作的影响刘奕华
10."和而不同"的双音合奏--《千山外,水长流》的文化构想张国玲
11.梦魇世界的"恐惧"述说--施叔青与残雪早期创作的灵魂对话徐玲
12.西方文化霸权下的零余者--对《纽约客》的后殖民解读周俊伟
13.用人性的光芒照亮心灵的角落--谈白先勇的"同志"小说汪涓
14.论丘缓后现代诗歌的基本特征王金城
15.沸腾地流返原乡的血--钟理和《原乡人》的内在意蕴王明文
16.美国华文文学的历史纵深与现实特性--对沈宁《美国华文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几点质疑陈涵平，吴奕錡
17.从此莫道奴家愁--谈谈《神雕侠侣》中李莫愁形象的复调性刘鹏艳
18.阅读研究台港澳文学论著札记古远清
19.多元·互动·整体--"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刘桂茹
1."衔木"的燕子--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之路陈瑞琳
2.边缘拓殖与诗意存在--多元文化中澳洲华文诗歌当代性观察庄伟杰
3.从人物形象塑造看近期新移民小说的传统文化取向王泉
4.美华网络文学钱建***
5.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刘雄平
6.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A)》王卉
7.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余学玉
8.丰富人性的日常书写--读张翎长篇《邮购新娘》沈欢
9.简论张翎小说《尘世》语言的平衡美徐素萍
10.郑愁予、周芬娜获五四文艺奖章王平
11.论《紫禁女》的并置意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王者凌
12.生命困境:众妙之门的幽闭与开禁--《紫禁女》的一个阅读视角王金城
13."风月宝鉴"照亮身份追寻的里程--对《英国情人》的一种华人亚文化理解许琦
14.性别超越和人性复归--评虹影新作《孔雀的叫喊》李满花
15.美华文学中的"世界公民"形象探析--以陈霆的长篇小说《漂流北美》为例陈涵平
16.人性的开拓宏大的叙事--评中篇小说《米调》公仲
17.寻找心灵的家园--评《天望》郭爱华
18.古龙"偷师"柴田炼三郎?冯湘湘
19.美国华文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沈宁
20."我的居所是晃来晃去的世界"--序《精神放逐》姜耕玉
21.开花结果在彼岸--《北美时报》记者对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采访万沐
22.三个女人的戏台--读"海外知性女作家丛书"苏炜
23.《文史丛谈》的四个"一"--读评曾敏之先生的《文史丛谈》陈辽
1.在许地山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孙南雄
2.好书推介世华
3.许地山先生的三种精神王盛
4.许地山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叶彤
5.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追求沈庆利
6.日据时期台湾女性作家自觉意识管窥吴笛
7.:一个不应遭文学冷遇的题材王韬
8.澳门散文一瞥陈辉
9.水泥丛林的全息摄影--台港都市小说概观***亚
10.乡间孤独老迈的身影--黄春明小说集《放生》中的老人形象尉芹溪
11.神秘的程序智慧的叙事--台湾作家朱衣的神秘性小说解析郝敬波
12.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A)》王卉
13.关于生存与人性的对话--对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的一种解读胡静
14.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爱情吟唱的不同境界--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爱情诗比较李如
15.异乡的沉沦--对比郁达夫《沉沦》和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的死亡叙事宋桂花
16.郑愁予的诗情世界与诗美追求李立平
17.蔡丽双现象潘亚暾
华文文学篇6
一、语种性、族裔性——华文文学
罗兰•巴尔特曾在论及语言时，把语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学生命的高度，认为语言是文学生存的世界。以华文文学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热潮。从概念上讲，华文文学专指“中国内地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Ell3不言而喻的是，划归至此种概念的文本必须符合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创作者是非内地人，二是写作语言是汉语、汉字。汉语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由普通话组成的现代汉语语系才得以建立，实际上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以当地方言作为书写语言的现象。汉字的发展也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因此我们简单的以汉语、汉字来作为定义“华文”的依据就显得以偏概全。同时，我们考察先于：‘华文文学”概念确立并为推广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后不难发现，后者的概念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统治”、“阶级”、“殖民”占据了中心词汇中较大的比重，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这类“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仅仅满足了海外华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评界为了将研究深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从“语种”到“文化”，语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化的华文文学”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自足的存在。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其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与“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更加强调“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从留学生时期的“落叶归根”到新移民时期的“落叶生根”，远离家国后的思乡情切与寄居异域的孤独、寂寞都化身为作家不断地适应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书写。在此意义基础上，批评界进一步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概念。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类的台港澳文学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无论是语种还是文化上都已经不能适应作家作品的新需要。“世界华文文学”整合了海内外华文文学写作，在世界性语种的基础上，研究“华文母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内地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华文文学”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导致的无限延展，使我们无法对于内地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时问上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应从清末起，这一点在语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话文相容并驱，“华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战。“海外华文文学”缩小了“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范畴，主要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工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与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这一概念对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确的限定：作家写作时的所在地必须是海外而非中国(包括台港澳)、作家的创作语言必须是汉语，可贵的是它关注到了民族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不再单纯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标准线，容许中华文化在经受异域土壤滋润之后，出现变种、分化、多元现象。总的说来，“语种”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华文文学概念发展上，作家作品的归属主要强调其创作语言的汉语化，由此引发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书写；同时，它也呈现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显，其概念背后是隐藏有一定的“盲区”的。如严歌苓、张翎等作家，他们只是后天移居他国，思想主要的形成场域还是在母国，移民前后的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手法都难免有所不同，对于这类作家我们无法将其作品划一归之。同时，对于如谭恩美、汤亭亭等，以英语写作具有中国文化的作品、作家，我们更无法用“华文文学”的概念将此归类。故此，笔者将华文文学概念定义为“语言的文学”。
二、跨文化性、跨区域性、跨时间性——华人文学
现在人们把狭义的“文学语言”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文学语言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等综合性艺术功能l3。综合来说，文学的语言最本质上的特征是艺术性、审美性，即使作品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但是其言语本身也是经过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获得最广泛人群的接受力与传播力。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的助动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在于利用尽量恰当的语辞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华人文学”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区域、时问等的范畴限制，实现跨越性。“华人用获得语——主要是英语、法语，但是也有荷兰语、瑞典语等——写作，也应当在本学科(华人文学)的讨论范围之内。””赵毅衡先生提出“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有助于综合研究华人的华文文学与外文小说，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少的共同点。”“华人文学”概念从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华人，此处的华人主要指华裔(无论是后天移居的还是出生即在异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将华人华文写作、华裔双语写作以及华裔英语写作纳入其中，作家来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国大陆等某一区域，不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身在海外或是中国大陆；并且，华人文学延续了“海外华文文学”概念中对于文化意识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传达的是母国关照还是异域想象，最大层面上对华人写作有了一个理论性的定义。“华人文学”的跨时间性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强调了“新”，与此相对的必然是“旧”。以“新移民文学”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别于20世纪初期的“西学东渐”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纪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自身在母国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因为***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国，在海外他们树立起来的是新一代华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学”概念特指20世纪后期，书写移民前后的对于“双重隔离”的伤痛。这一概念无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难免会出现“断裂带”的现象。在限定时间域的同时，“新移民文学”概念也将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产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无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说“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难以掩藏的失落感来自于对故土的思念与对他国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们笔下的中国则是西方视角下的缩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两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叙述的视角也有可能相异。“新华人文学”概念并不是针对于“华人文学”提出(实际上“新华人文学”早于“华人文学”提出)，“新华人”主要是为了区别澳大利亚地区，早期由第一代华人移民和来自台港等地的非大陆籍移民构成的华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滞留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群。很明显，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划分，没有实现文化性的跨越。“华人文学”较好地规避了“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在文化、时间、区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国”的文学。文学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区域，不在于语言，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情感上的认同。“华人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将华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文化趋向作为标杆，消除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认识偏差，重视作品主题本身的文学性、文艺美。“文学”与“语言”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借用“语言的文学”与“文学的语言”两个概念，意在说明“华文文学”概念突出语言的“华文”色彩，“华人文学”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功效，语言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助动力的角色。
华人用外语写作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兴起的，早在林语堂时期就有呈现，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上将此类文本划归在“翻译文学”中研究。随着近年来对华裔作家群中出现的“双语”写作以及英语写作现象的重视，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的文学史教材也无法按照既有方法对其进行归类。笔者在此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发现，“华人文学”概念最大程度地弥补了这项在文学史上的“留白”，对于华裔文学的世界性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华文文学篇7
马来西亚作家在台湾出版作品的历史可上溯至1962年，张寒的《梦里的微笑》，而第一位在台湾获得文学奖的则是商晚筠。从那以后，大批崇尚中华文化的马来西亚年轻人沿着前辈的足迹到台湾，并在台湾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梦想。现任联经出版公司副总编辑的胡金伦就是其中的一员。
1998年，胡金伦在吉隆坡《星洲日报》当了两年专题记者之后，留学台湾。***治大学中文所毕业后即进入出版界，经营华文创作出版至今。“我念的科系，回马来西亚发展似乎没什么出路，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文化环境是回去之后找不到的。这大概是很多马来西亚人不舍得离开台湾的原因。”
马华文学在台湾是自发性的自然现象
作为旅台马来西亚华人行列中的晚辈，胡金伦回想当年马华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时，用了“自然”这个词。“当时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自然的，没有特别要去理解。它已经存在，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些作者，包括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还有学院内的张锦忠等。因为从1962年第一个马华作家在台湾出版小说之后，每一年都有很多学生来台湾念书、生活，甚至写作、出版，马华文学在台湾都有点自发性的，他们跟台湾的社会已经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并不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它。”
在胡金伦看来，“马华文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分类，但具体讨论到作品时，“除了在议题上，比如说他写的东西可能有很多跟马来西亚有关系，那我们可以说它有马华特色；可是如果跟马来西亚都没有关系的话，这时候要去讨论作品中有所谓马华的特色，就有点疑问了。就像钟怡雯很多散文都跟台湾其他作家差不多，那种区隔就没有出来了。”而另一方面，对一些目前被归类为“马华作家”的作者，这个身份也是有异议的。“像李永平跟张贵兴，第一，他们不是出生在马西，而是东马，就是所谓的婆罗洲岛；第二，他们出生时还没有马来亚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还没有***），婆罗洲也还被英国所统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当然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能够被定为‘马华文学’，他们只是在写关于婆罗洲岛的故事。”而年轻一代的作者也越来越不会囿于这种定位问题。
马华文学成为显学，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其实以前就有很多人在研究马华文学，但是都没有写文章或者把它发表、出版，只在这二十年来出版得非常多，这个情况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大概从1990年代以来，包括黄锦树、张锦忠、陈大为、钟怡雯等，很多作家在台湾不断地出版、发表，写关于马华文学的文章。现在也有一些在大陆留学、毕业后在马来西亚当地从事马华文学的研究者。”
生活环境的殊异所产生的作品独特性
据胡金伦介绍，目前为止从作品获奖和被讨论的情况来看，最受瞩目的马华小说家当属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等。这几位小说家各有各的强烈风格，难以归纳出共通性。
相对于台湾本土文学作品，在台湾出版的马华作品最大的差异主要反映在主题上。“像张贵兴、李永平所写的婆罗洲岛、热带雨林、马共，那绝对是台湾作家没办法写出来的，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那种生活经验，即使用想象也很难想象出来。某些读者对他们的作品的兴趣主要也是来自于这种生活经验跟背景的不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生活经验的不同也使得年轻一辈与早期马华作家在书写主题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李永平都写大题目，写国家、种族、记忆，年轻作家在这类题目上的书写就比较少，我觉得这跟生活环境有关系。”
世代也许是一种较为粗糙的划分方法，但随着时代的流转，生活经验的变化与学养的不同也造成年轻一代与前辈们在文字表达上的不一样。“李永平被称为‘文字炼金师’。这跟他所完全相信的‘中文’有关系，他用字遣词非常精准、华丽，甚至使用到的很多古字是一般读者看不懂的。张贵兴也有这种现象。因为马来西亚属于中华文化传统的边缘地带，它不在中心。但也因为这样，他们对于文字的追求跟一般的中国作家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虽然华文在马来西亚当地不是主流，但依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也跟这有关系――当你对自身文化有危机感的时候，你会特别珍惜它，而且带有一种传承的使命。而新一代的作家跟李永平、张贵兴那一代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要用怎么样的文字去传达他们的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样。”
因着时空的变化和当代人的频繁流动，现此时的经验与语言的隔阂或许将变得越来越微小，反映在创作与阅读两端的沟通理应变得越来越无障碍。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也意味着好奇感的减弱。“以前马华文学给台湾读者的刻板印象就是橡胶园、热带雨林、***，还有南洋，现在即使也有提及，可是对读者来说已经没有那么深刻了。马来西亚作为多元种族的国家，马华作家的书写里偶尔会混杂马来文、英文以及汉语的方言，以前可能算是特点，读上去也有点不习惯，但现在已经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其实台湾文学也一样，有时候也会混杂一些闽南语或客家话在里头，但现在已经不会成为阅读障碍。”
经营第一手的华文文学作品
胡金伦说，他的出版梦想是可以编辑每一位重要作家的最重要的作品，而无论作者来自台湾、大陆、香港、马来西亚或是欧美，经营第一手的出版品对出版社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公司的精神就是原创、自制性的东西，这些都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以作品论，足以出版的原因“第一是写得好，第二是名气”，大家所知道的就是有名的几位作家，所以挖掘有潜力的作者才是更考验出版者眼光的。马华作家在台湾的接受度相当高，几乎都可以找到出版社出版作品。而胡金伦反问：“相对来说，马华作家能够在大陆出书的有几个呢？目前只有黎紫书和李永平。那为什么能够出？我觉得都是因为知名度，是因为个人，而并不是因为马华文学。”
华文文学篇8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书馆赖鼎铭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书及作品，还希望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