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由王庆祥主编、赵连泰等撰写的《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揭秘》)序言所说“写入本篇的人物、事件,从大节到细节,全部有证可依,有据可查。”但略加分析,却不尽然。笔者也曾在某部关于“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著作中,引用了中日两国研究者关于川岛芳子人生经历的一些“说法”,后来发现多有不实之处,随之在与何景方合著的《川岛芳子生死之谜解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完全摒弃。因此,问题在于:写入本篇的人物、事件,“从大节到细节”,“依”的什么“证”,“查”的什么“据”?该“证”是否为“证”,该“据”是否为“据”,弄清这一点至为关键。
我们知道,1947年10月22日,川岛芳子被国民***府河北高等法院以***罪判处死刑,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遗憾的是60多年来,国民***府从未公布过川岛芳子所犯罪行之证据事实,即审判档案。而据了解,1994年由牛僧山主编、香港经建资讯(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川岛芳子的惊人秘闻――国民***府审判金璧辉秘密档案》(以下简称《秘密档案》),这份档案材料弥足珍贵,读者对判处金璧辉死刑而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这一事实感到震惊(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档案的原件)。因此,进一步深入调查考证,凿实川岛芳子***罪之证据,破解川岛芳子人生之谜,就成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和任务。
这里,特别为王庆祥、赵连泰先生序尾“作者谨以此书求教于国内外诸先贤、专家教授,以期提高本书作为历史传记的真实性与准确度,谬误与疏漏之处,尚敬希不吝赐教”之诚言所感动,斗胆以《揭秘》第六章第一节“一・二八事变谍报战中显身手”,作一专题分析,从而为进一步确认和凿实川岛芳子所犯的***罪行提供参考。
关于《田中隆吉著作集》和《波澜起伏的上海时代与川岛芳子女士》
《揭秘》一书在“一・二八事变谍报战中显身手”一节中大段引证了上坂冬子著《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传》第二章“东方的玛塔哈丽传说”第五节“在上海事变中扮演的角色”中所作的记述:
据《田中隆吉著作集》中记述:川岛芳子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遵照田中隆吉的指令,曾只身潜入吴淞炮台,向上海派遣***参谋长田化皖一少将报告侦察炮台与炮位的情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派芳子秘密潜入十九路***蔡廷锴的寓所,探听蔡廷锴的抗战计划。芳子还把日本将增调第十四师团来上海的信息告知蔡廷锴,与此同时,她还从国民***府中央***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处,了解到国民***府希望及早停战的意向,从而通过田中隆吉和田化皖一上报日本***府。
据《田中隆吉著作集》所披露,川岛芳子曾甘冒风险,保护唐有壬与因泄密而受到弹劾的孙科逃离上海。
由此,《揭秘》本节结尾肯定地说:“川岛芳子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所从事的谍报活动,正是她应负有***罪的确凿事实。”
笔者认为,以上种种“说法”均需进一步考证。
田中隆吉为何人?该人1893年生于日本岛根县,从陆***士官学校、陆***大学毕业后,作为陆***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先后驻在北京和张家口,被誉为“蒙古通”。1930年10月自华北调往上海,任日本驻华公使馆陆***武官辅佐,秘谋利用日***“樱会”、“天创***”、“太平洋***团”制造一起重大事件,挑起***事冲突。他同日本关东***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一气,为策划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之元凶。
据笔者所掌握的现有资料,关于川岛芳子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间谍活动,几乎中外学术界及作家的所有“说法”,均来自在战后日本出版的《田中隆吉著作集》。该著作集中有一篇对川岛芳子极其重要的文章,即《波澜起伏的上海时代与川岛芳子女士》(以下简称《波澜》),说出了川岛芳子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所作所为,然而,经查,该文却不是田中隆吉所作,而是其长子田中稔撰写,使用的完全是第三人称。证据规则讲,属“传来证据”,则只能作为“参考”了。当然,即使是田中本人所写,也应逐一考察认定。
那么,当年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是什么关系?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两人关系暧昧或为情人关系,从法律上讲,属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完全采信。关于这个问题,田中隆吉之子田中稔在《波澜》一文中记述得清楚而明确,现简记如下:
1930年10月,田中隆吉作为驻海公使馆武官赴任,在三井物产的一次宴会上认识了川岛芳子。1917年1月,他们在东京护国寺曾见过面。那时芳子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很引人注意。宴会的第二天,川岛芳子突然造访田中隆吉的武官室,向他借了1000元;实际是给一位自称议员的人回日本。一周后,那位议员因经营失利,又来找田中借走500元作为回国的路费。该议员走的第三天,川岛芳子给田中隆吉打电话,约他去医院。他去了。芳子要求他找个住处,3天后芳子搬到田中隆吉朋友家。1931年元旦,川岛芳子未预约,突然来找田中隆吉,劝也不走,最后坚持和他。以后,田中隆吉被川岛芳子纠缠住了,他给芳子买了芝月的“爱巢”,再以后,将芳子培养成了间谍。一・二八事变后,川岛芳子自己沉醉在成功的名声中,两人关系慢慢疏远了。田中隆吉曾多次苦口婆心劝告川岛芳子,她根本就不听,还恶语相向,甚至对与她深交的植司令官煞有介事地告发田中。田中费很大力气,终于逃过一劫。田中感到如果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自己很危险,也不利于她;就向关东***参谋板垣要求,让芳子在关东***中担任适当的职位,回满洲国去吧。
除了田中稔所说,曾因采访川岛芳子、创作小说《男装丽人》而去川岛芳子处居留两个多月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战后《我的青春浪漫》一文中,也对上海一・二八事变中T少校(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的关系作了描述:
关于我的坏名声弥漫着上海,T少校总是用险恶的目光怒视我。可是T少校一出现在川岛芳子面前,就像家犬一样的柔顺,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有一次在虹口饭店里说了什么无聊的话,芳子当着佣人和我的面对他说“向我低头道歉”,T少校虽然一脸的不情愿,还是低头道歉了。T少校对芳子的宠爱绝非寻常,明明知道她的存在会引来杀身之祸,偏偏又离不开她。烦闷的结果,决心干掉她,遂安排部下暗杀川岛。这个部下也是血气方刚的男人,答应下来之后就开始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当时在上海,暗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特务机关这一具有强大力量的地方,绝对不会有闪失,而且还不会暴露。但T少校连日懊恼不已,茶饭不思,终于在实施暗杀的前一天对部下说:“对不起,还是算了吧。”部下也松了一口气,中止了那个计划。这是后来那个部下直接告诉我的。
关于《波澜》具体“说法”之析评
经考证,田中稔《波澜》一文中关于川岛芳子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之说,为“独此一家再无分店”,这也是不符合证据规则的。根据证据规则,“孤证不能定案”,“只有一个直接证据,而没有其他间接证据印证的情况不能据此认定案件事实,因为只有一个直接证据,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如果仅凭一个直接证据定案,其结论当然是不可靠的。”(《证据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更何况,田中稔所写的文章本身就不是直接证据,应该再寻找相关的证据,形成证据之链。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有必要针对《波澜》中对川岛芳子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所作所为”这一现今唯一的“孤证”,逐条逐项地进行考证与析评,以查验其证据力和证明作用。
1.川岛芳子来上海是否为日本***部所派
《波澜》一开头写道:
1930年10月作为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赴任的他(田中隆吉――编者注),其主要职责是所谓的情报活动,而且满洲事变后,各列强的目光都关注着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他正是一个男人最盛时期,意气风发。
他赴任后不久,应当地三井物产支店的邀请,在天三国饭店的宴会上与三井物产公司职员就当地的情况交流之时,三井物产的公司职员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士,这个女士是位身着中国服的漂亮美人。“我是川岛芳子,请多多关照。”她用日语进行了自我介绍。他早已知道川岛芳子这个名字,只是不知道她在上海。并且他也不是第一次见到她,早在炮工学校的学生时代的1917年他就在东京见过一次年轻时的她。
是他在天三国饭店遇到她的第二天。她也没打任何招呼突然造访了他的武官室。他对她唐突的造访有些吃惊,不知所措。要说她也是旧清朝的公主,对她也不能失礼,就谨慎地问她来访的理由,她说出了下面的事。即:她在来上海之前的东京生活时,曾照料过她的日本***治家作为亚细亚复兴运动的一环,经常到上海来向中国***府卖飞机引擎,此次与他之同行回到上海,但是在资金方面有些拮据,付不起宾馆的房费,所以,希望同是日本人的他帮助一下。
以上说明,田中隆吉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川岛芳子只不过是“偶然相遇”。
2.川岛芳子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给“三友实业社工人”送钱之事需要进一步认定
田中稔在《波澜》一文中写道:“1932年1月关东***板垣参谋对上海的正金银行寄去二万元,田中隆吉拿出一万元,通过川岛芳子给上海***影响下的三友实业公司毛巾制造厂的一个员工,指使他在上海市内袭击日本僧人。又通过川岛芳子对在上海的日本人组织的中国义勇团给工作资金”。
这件事到底存在不存在呢?日方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的说法值得重视――据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馆公使重光葵《外交回忆录》证实:
日本樱会***官集团在上海不断进行策动,挑起日中冲突。因为我是他们策动计划的障碍,所以他们曾想要杀死我,计划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晨七时,在宋子文和我搭乘同一列车到达上海北站,并肩走过来时开***射击。直接执行暗杀的是田中隆吉收买的上海安清帮常玉清等人。因我提前下车,误将同车出站的宋子文机要秘书唐腴胪当做重光葵乱***射杀。事后常玉清到虹口东华纱厂内日本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会见坐镇指挥的田中隆吉,领取议定的两万元辛苦钱时,田中隆吉说叫他杀日本人重光葵却错杀了中国人,必须再杀日本人才打赏。田中隆吉又和常玉清密谋,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由常玉清带人化装三友实业社工人,打死打伤日莲宗和尚崎启升等人,制造了引发中日***事冲突的一・二八事变。
常玉清是上海青帮的头目,充当田中隆吉制造一・二八事变的帮凶。1934年(康德元年)溥仪当了洲国皇帝之后,常玉清很快献了《贺表》(王庆祥著(《洲国皇宫揭秘》,团结出版社)。贺表中说:“值辛亥惨变,权奸篡国,奴才赋性粗,痛不欲生。”“因即约集同志,宣誓报国,死而后已。”“不一年,集于数百人。惟来者愈合,生计愈窘。不是之给,均仰赊欠衣粮,以为生活。”“而日***之师白川大将素鉴奴才忠清亲日之战,委为上海维持会会长,兼警务处处长之职”。“于是组织便衣队,暗助日***扰乱敌阵,并输送日籍民人男女回国等事宜。艰险不避,争先效忠,深得支部当局嘉许”。“惟战事虽胜,旋经讲和”。
由此可以看出,真实情况是常玉清带领的青帮组成便衣队,伪装成三友实业社工人,在一・二八事变中引发冲突,制造事端后获得了田中隆吉奖给的银元。
注意,《贺表》中只字未提清王朝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川岛芳子。因此,川岛芳子是否给真正的三友实业社员工送钱了,还是给常玉清等人化妆的假三友实业社的工人送钱了,不能认定。迄今为止,也从未发现“亲历”者的说明。1947年3月,63岁的常玉清以***罪被处以极刑。
至于“通过川岛芳子对在上海的日本人组织的中国义勇团给工作资金”一事,田中隆吉自己即可以办了,也没人予以证实此为川岛芳子所为。
3.川岛芳子是否能只身潜入上海吴淞炮台,查看***事设置
田中稔在《波澜》一文中说:“中日两***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冲突,她(川岛芳子――编者注)马上潜入吴淞炮台,调查敌方炮台的数目和战斗兵力,详细报告给她的上司――驻公使馆武官田化,对拟定日方的作战计划作出很大的贡献。”
据了解,1932年1月,由于日本人的不断挑衅,制造事端,上海正处于“战时状态”,战争“一触即发”,警卫工作极为严密。川岛芳子扮男士着男装,秘密“潜入”吴淞炮台侦察,十分困难。
十九路******长蔡廷锴在1932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警备司令部张参谋长电话通知,昨晚发生一件意外事,因区师在某处之警戒线,于昨晚十一时有一奥国商人与一***妇乘汽车经过步哨卡,不停车检查,被哨兵击毙,诚恐惹起外交问题。幸该奥国人与外国妇女系事,正被人告发,无人理会他,我***道歉了事。”
又据《蔡廷锴自传》回忆,十九路***确实发现了窥刺***情者,乃为常玉清手下的***胡立夫。蔡廷锴1932年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十九日,天气阴晴。敌方通牒明知我***不能忍受,敌机由七时启开始,向我上海附近所有镇市村庄大肆轰炸。可恶的***胡立夫,受敌方利用,竟以小数金钱收买江北流氓地痞,偷入我***防线与及驻地窥察,致使敌机凡我驻兵之处,均行轰炸。
这里,为何***胡立夫不能“亲自”所为,偏要用钱收买流氓地痞,进行“窥察”?因为流氓地痞极熟地形地物,且打着抗日招牌,不引人注意。即使这样,其叛逆行为一经发现即被捕杀。川岛芳子1927年年底与甘珠尔扎布结婚方正式进入中国,对中国地理不熟,对上海地形地貌更是一无所知,何能潜入吴淞炮台察看炮位?就是川岛芳子当年“武功”再好,也难有所为。
再有,田中稔所说,川岛芳子在上海事变中遵照田中隆吉的指令,曾只身潜入吴淞炮台,向上海派遣***参谋长田化皖一少将报告侦察炮台与炮位的情报,此事若干年来,田化皖一少将是否有过回忆或出证?尚未发现。
4.川岛芳子秘密潜入十九路***蔡廷锴的寓所,探听蔡廷锴的抗战计划及面见蔡廷锴,告之日***将大举进攻之信息,导致中***立即撤退之说与实际不符
田中稔在《波澜》一文中写道:“三月十九日植田第九师团长对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让其撤出他们的战线的时候,因无法知晓中国***将采取怎样的对应,就命令她(川岛芳子――编者注)调查中方的动向。她立刻秘密地去了第十九***指挥官蔡廷锴那里,说服中方:继续抗战毫无意义,但被拒绝了。她就对植田第九师团长报告中方抗战的意志坚硬。其结果当再次激烈的战斗打响时,植田第九师团长对她提供信息的正确性大加赞赏”。“她接受他(田中隆吉――编者注)的指令,在激战中去了十九路***指挥官蔡廷锴那里,把日本陆***部已经决定派遣第十四师和该师已到达上海、逆扬子江而上在中***背后的假信息传达给他们,提出中***如不早日结束战争将会一败涂地。中方相信了这个情报,从当天就开始撤退。她确认之后,通过他向田化武官报告……”
笔者翻阅《蔡廷锴自传》中关于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回忆,未有川岛芳子潜入其寓所之说。更未有由于川岛芳子的“传信”导致中国***队立即撤退之事;相反,蔡廷锴在1932年3月1日的日记中却明明白白地写道:“接蒋总指挥(蒋光鼐)电话,敌今晨已在浏河上游(土子口)登陆,有向太仓前进模样。我***得此情况,知受严重威胁,蒋光鼐总指挥着我及张治中***长同到牵关翔面商。……是夜九时,奉总部命令云:‘因我后援不继,我***为保持第二次制高点接触,就由今晚起,开始将炮兵、辎重及笨重行李向正仪、苏州等处撤退,但炮兵通过昆山青阳港后,务需选择阵地候命。十九路***向南翔方向转进,其主要在青阳港右翼,由太湖起至右翼演昆山至常熟接第五***右翼一带布防,并加强工事。”
素有天天记日记习惯的蔡廷锴将***,在日记中从未涉及川岛芳子。
另,《波澜》一文这里关于川岛芳子的隶属关系不清,一会儿是植田师团长“所派”,一会儿又是田中隆吉“指令”,川岛芳子到底听谁的?
5.所谓诱孙科获取下野之情报实为“晚报”
田中稔在《波澜》一文中写道:
并且她跟国民***府的孙科接触,偷听中方的重要情报而报告给田中,日方从她的情报能把握敌方的正确动态。之前一直没有信息的下台的消息,是特别有意思。这是在1931年发生在满洲事变的时候,张学良陷入困难的局面,因而要求的援助。这时候不肯给予援助,造成张学良的孤立无援,使日本***很容易地占领了满洲。并且在国民***府控制的重要城市上海,日中两***进行战斗期间,让第十九路***战斗,不肯派自己的部队,所以孙科、孔祥熙、居正等批判,竟然说:‘你们解决吧。’就下台了。的下台在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的一月三十日,在上海的日文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信息也是川岛芳子通过孙科得到的情报之一。
以前曾经给日方泄露过重要情报的孙科先生,在上海事变结束后怕遭到一伙的弹劾想亡命去广东,来寻求武官室的援助。他命令川岛芳子去实行。她极为巧妙改装,亲自拉着孙科先生的手,躲过国民***府方面官员的眼线,乘上了停泊在上海港的日籍去欧洲航线的客船,把他安全地送到广东。孙科先生也十分感谢她的勇敢行为。
到目前为止,笔者未发现可构成证据的事实,证明川岛芳子曾与当年国民***府行***院长孙科“密切往来”,并有“一夜之情”。又据川岛芳子胞兄宪立回忆说,当年判处川岛芳子死刑,正是孙科签的字。这在一些人看来,恐怕又是“杀人灭口”吧。那么,如果真有“”,用“替身”将川岛芳子“假杀真放”,是否也有孙科呢?
据溥仪身边最信任的日本侍从工藤忠回忆:1931年12月9日,婉容第一次到旅顺和溥仪见面,川岛芳子也在旅顺,同时还发生“进谗言”之事(王庆祥著《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婉容文绣传》,团结出版社)。而在这期间,即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内派系之争正愈演愈烈。已于1931年11月29日提出辞去国民***府***、行***院长和陆海空***总司令,此时,川岛芳子仍在旅顺陪同婉容;12月15日上午10时中常会审议批准辞呈(蒋辞职的原因并不是与孔祥熙、孙科等关于是否派自己部队之争),当天即发表下野通电(而田中稔却说1932年1月30日上海各报才发表此消息)。相信此时川岛芳子仍未来到上海。川岛芳子再“神”,也不可能那么快便“勾搭”上孙科。因此,说川岛芳子提前从孙科处得到下野消息,实际根本未“提前”。此消息亦根本构不成有价值之“秘密情报”。即使川岛芳子1931年12月9日陪送完婉容,即从大连去上海,那么,到上海再见孙科窥探情报,“早报”亦早已变成了“晚报”,实在无什么价值。
还要注意的是,据史料记载:1931年12月14日即派何应钦、陈铭枢赴沪,迎接、孙科等到南京主持一切。此后,孙科已离开上海。此时正面临紧张的派别争斗的关头,川岛芳子即使到了上海,能找到孙科吗?找到又能见到吗?12月17日,在沪粤中委孙科等,及随行人员共200余人到达南京。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会上由于出现纷争,25日孙科等人又负气赴沪。27日重返南京。29日一中全会才勉强结束,孙科致闭幕词,并当选为行***院院长,转过年1932年1月1日即就职于南京。由于支撑不住局面,1月9日,孙科又跑到上海,呼吁、及胡汉民入南京主持一切。1月18日孙科受电召到杭州。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正召开临时会议,不讨论如何抗日,反倒批准孙科辞去行***院长,又任为立法院长。3月1日,在洛阳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1月6日召开中***会时,正式推举为***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事委员会参谋长。孙科、陈友仁和再造派的一些人,则因受蒋、汪的排压聚集上海。他们创办了《民众报》,激烈的抨击蒋、汪的内外***策。但不久,孙科即被软化了。此时正是一・二八事变之后,田中隆吉之子田中稔所说川岛芳子护送孙科坐日本轮船由上海逃亡广东根本不存在。史料记载,倒是在1930年初夏,孙科为表示对专横的不满,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当粤籍“中委”纷纷南下之时,他借故从南京到上海活动。为阻止孙科南下,派人到上海与孙科纠缠,“逼”得孙科于5月11日偕陈友仁乘日轮“线间丸”秘密去香港,5月24日到达后,即于当天中午乘快车赴广州。田中稔所编关于川岛芳子保护孙科乘日本商船逃离上海去广东之“故事”,大概以此为由吧。殊不知,此刻川岛芳子是否在上海,不能确定,而田中隆吉此间根本未派往上海,他是1930年10月才派往上海的。因而“事情”不能成立。
更何况,当年内部派系之争,实属公开的“秘密”,各派之间打打闹闹,争争吵吵,早已尽人皆知,并不避讳外国。甚至有人想借助外国支持。其中,几次提出“下野”,实为“拿把”,亦不是“秘闻”,即使川岛芳子得到这条消息,也无甚价值。
上坂冬子在《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传》中也不得不说“不久由日本操纵的上海报纸便报道了这一消息(下野――编者注),关东***在事前也得到了来自芳子的情报,因而芳子越来越博得了***方的信任”。这里“事前”说得不对。从时间上计,川岛芳子在天津陪送完婉容,再从大连到上海,早变成“事后”了。
6.所谓探知国民***府上海银行濒临倒闭之信息是假情报
田中稔在《波澜》一文中写道:
上述停战协定给了她(川岛芳子――编者注)活跃的舞台,作为日本方面的委员进行谈判的田化武官也考虑尽早缔结停战协定,指示他(田中隆吉――编者注)命令她打探中方的动向。他把他的好友、国民***府外交部部长唐有壬介绍给她,试探内情。她带来了下面的情报,即,国民***府的大部分要人都抱着日***如果不即刻撤退就不可能签订协定的这种强硬态度。唐有壬明确表示:如果不尽快签订这个协定,上海的国民***府银行将破产,那样的结果会使国民***府官员们的工资不能支付。……结果上海事变的日中间的停战协定,于1931年5月5日终于达成了一致。不过,带来有关中方情报的唐有壬,为此有生命危险,通过她来武官室寻求保护。他认为对提供了有价值情报的提供者当然有义务答应其请求,把他(唐有壬――编者注)悄悄藏在她(川岛芳子)家里约两周。
此“情报”,如是川岛芳子所提供的话,几乎毫无意义,而且适得其反。因为这只不过是为重新上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所施用的一种“计谋”(指使宋子文拿走所有财务账,故意造成银行亏空)而已。就其实力来讲,当年国民***府的经济状况还未到银行“濒临倒闭”之程度。
还有,既然田中隆吉和唐有壬外交部长(实际是中***会秘书长)是“好友”,“套”情报还用川岛芳子吗?又因为唐有壬提供了“情报”,到“武官室”(田中隆吉)寻求保护,正是他(田中隆吉)把他(唐有壬)悄悄藏在她(川岛芳子)家里约两周。这里还要问:川岛芳子的家不是田中稔所说的由田中隆吉购买的“他和她的爱巢”吗?怎么能让唐有壬这个“大男人”住上两周?田中隆吉哪去了?
以上是田中隆吉之子田中稔关于川岛芳子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所作所为的“主要说法”及社会“流传说法”之析评。遗憾的是,其中所涉及之人,无论是中方的蔡廷锴、孙科、唐有壬,以及“三友实业社工人”,还是日方的植田师团长、田化武官等,均无一人出来“作证”,因此,有待于发掘新的证据事实。
关于川岛芳子的“四个不具备”
笔者衡量川岛芳子当时情况,认为她不具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短时间内,同时干诸多“坏事”之主客观条件
一是“经验”不具备,不可能在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中起到重大作用。川岛芳子可能经过某种“训练”,具有“从事间谍”活动之能力,甚至“天赋”。但是,1932年时她仅有26岁。此前的特工活动,也只是到天津陪送婉容,至于被炸,笔者考证其人并未参与。那么,她哪来的那么多“经验”“指挥策划”一・二八事变?
二是语言障碍,勾通能力不具备。川岛芳子6岁东渡日本,学会一口流利的日本话。21岁和甘珠尔扎布结婚来中国,且时来时走,根本未系统学习中文。再有语言“天赋”,且加上川岛浪速这个“中国通”的“传帮带”,也很难在短时间流利说好中国话。如,1947年4月10日金碧辉(川岛芳子)在***审判战犯***事法庭作证时,法官问:“你会说几国语言?”金答:“除日本语外,中国话只会说北平话,却不能写文章,其他地方话,一点不懂。”(《秘密档案》)此种情况如何进行间谍活动中必须的语言“勾通”?即使学会了中文,也同样不会上海话和广东话,让川岛芳子操一口京腔在交往中“刺探”情报,是一大难题。并且,刺探情报也不可能带上翻译。
三是地形不熟,“现场侦查”条件不具备。当年上海里弄甚多,盘根错节。外地人常常迷路,颇为头疼。现在虽然新建许多高楼大厦,重建拓宽了街道,仍然使外地人“望街生畏”,更何况从日本初来乍到的川岛芳子呢?
四是事情急,“任务重”,时间不具备。据考证,川岛芳子接送婉容从天津到旅顺,是1931年的11月底或12月初。在大连和旅顺滞留数天,应该是12月中下旬去的上海。转过年(1932年)1月18日即发生“三友实业社工人”和日莲僧冲突事件,又10天即爆发一・二八事变。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川岛芳子既去诱惑孙科,又去拉拢唐有壬;既去面见蔡廷锴,又去接触地痞流氓;还要去偷窥十九路***炮兵阵地,川岛芳子再有本事,再能干,怕是也忙不过来。
此后诸条,正如川岛芳子本人在法庭上审理时,回答法官关于一・二八事变中做间谍的提问时说:“我连中国话都说不好,地也不熟,怎么能做间谍呀!”
综上,川岛芳子参与上海一・二八事变所犯罪行事实,由于当年国民***府河北高等法院未予公布,在1994年香港出版的《秘密档案》中未能提供,此后,又由于一・二八事变之元凶田中隆吉之子田中稔“孤证”之说难以认定,仍需下功夫进一步考证。王庆祥主编、赵连泰等撰写的《揭秘》一书引用中外作家关于川岛芳子所犯罪行的“事例“,只能说明其“说法”的“来源”和“出处”,充其量只能是证据材料,而不能一概当成证据。
这里,还要说说证据的“来源”和“出处”。作为当年国民***府河北高等法院以***罪判处死刑的川岛芳子,其犯罪事实证据却要到日本人那里去找,对此笔者深感郁闷和悲哀。为此呼吁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谁有新的、能使田中隆吉及其子田中稔所谓“证言”“成链”并且有足够证明力的证据,尽请明示天下,以将日本侵略者及其豢养的***的罪行,证实证死,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责任编辑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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