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与西方诸国以取先人之名表达缅怀纪念之情不同，儒家文化向来强调高低分明、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避讳便是这一制度的一个表现。为长者讳，为尊者讳，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无从查询，但习惯认为避讳“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密。”帝王作为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尊者，与其相关的讳词更是普通人不能提及的，否则就是对皇权神圣性的挑战，有下狱甚至丢脑袋的危险。
帝王避讳最严格的莫过于宋代，宋人避讳之例最严。《容斋三笔》里就说：“本朝尚文之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宋太祖赵匡胤，避讳字有匡、筐、涯、眶、惟、勖、眶、胤、、引、、等，更甚者其远祖、始祖、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等已故受追封之人的名讳都一概要避，避讳之字词多达40余。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更有甚者，宋高宗名构，为避“构”字而牵及够、媾、购、遘……避讳的字达50多个!实在无法避免的常用字，也需要增减笔划或者改变读音，以示区别。如宋真宗赵恒，“恒”字多见缺末笔者。
物极必反，当历史的车轮碾过宋代，进入元代时，草原民族蒙古入主中原，一改儒家世俗传统，以蒙古族的习惯，父子不避，尊卑无讳，因此避讳几乎终止。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基本上是表章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正好跟古代相同，则二名不偏废：读音类似的也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书字之际，不必缺其笔画。当然明代十五朝十六帝(不计南明小朝廷)，随朝代更替略有所变化，分类详述。
明太祖朱元璋，字国瑞，避瑞、元、璋、章，但史书有避讳记载的仅见于刘汉章易字。太祖担心以后子孙繁衍众多而出现重名的事情，于是给他存世封王的24个儿子分别拟定了20个字的世系，规定：子孙一出生，宗人府按世系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下一字依五行偏旁取一字，以火、土、金、水、木为序。除太子朱标仅传建文帝一朝外，燕王一系的世系为：高瞻祁见佑，后载翊常由，兹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正因如此，明代避君王讳，基本只避名讳后一字。如宪宗朱见深时，科场定式令：“举人文字凡遇御名庙讳下一字，俱应减少点画”。
而事实上，即使是相对如此宽松的避讳规定，也不一定要遵守，由于明帝个人的意愿，往往还会出现更放宽的避讳规定。例如朱标太子就认为，祖宗庙谥称号是为了凸显功德的，没有必要避讳。再如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元年就下令：二字不偏废，无以他字更易。孝宗朱佑樘于弘治七年定科场式令：御名庙讳及亲王名讳仍依旧制，二名不偏讳，不必缺点画，违者黜落。
明帝避讳如此宽松，实际上是基于几个原因的：首先，当然是太祖世系20字的规定，使得同一世系的王孙子弟，必然有一字和帝王相同，避无可避，因此干脆不避。其次，明代皇族子孙名讳后一字均以五行为偏旁，而明代的皇族子孙登名在册的就有数十万之众，如此之多的人，据史书记载，为了取名特意造了很多生僻字出来，别说普通人接触不到，就是士大夫也鲜有认识的，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读什么音，没有避讳的必要。第三，基于几位明帝的避讳思想与以往不同，像宣宗、孝宗等较为明智的君主，都要求不用避讳，因为名讳写在书上是对功过是非的评价，而避后一字实在无用，因此对避讳也就不那么在意了。世宗尊讳厚熄，他有个内阁辅臣叫张璁，很受器重，世宗也没有让他改名的意思，倒是张璁自觉不妥，主动将名字改为张孚敬。而更有极致者，懿文太子之子取名朱允，年号建文，朱允蚊的两个儿子名文奎、文圭，三代之中均与wen音相关，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避讳之意，也并非疏忽所致，因为当时的方孝孺和黄子澄均为一代硕儒，饱读经书，因此只能说明当时避讳之习宽松之至。
然而，盛世宽松末世严，在***治清明的年代，统治者不甚重视避讳，因为提及他们名讳多是歌功颂德的举措，有利于统治；但末世弊***百出，提及统治者名讳，多为指斥批评，令统治者万分不安，因此也就随之加强了避讳。
更有趋炎附势之徒煽风点火，出一些歪点子蛊惑明帝。因此出现了某些奇怪的现象。明武宗朱厚照十分荒诞，听信太监之言，因其姓“朱”，与“猪”同音，遂下令民间禁止杀猪，弄得民间怨声四起。但旋起旋灭，很快就废止了，因此作为皇帝本人，一样无法忍受没有荤肉的日子。这成为避讳问题中的一大笑料。
真正以明文加强君王避讳实始于天启、崇祯之世。光宗讳常洛，熹宗讳由校，崇祯帝讳由检。原本惯例只避后一字，到了天启元年就下令：凡从点水加各字者，俱改为雒(即“洛”改为“雒”)。各王府及文武官职有犯庙讳者，悉改之，凡“常”字皆改为“誉”，或缺末笔。又下令：凡以禾交字者，俱改为“较”。(只有督学称，“较”字不适合，才改为学***。)各王府及文武职官有犯者悉改之。开始尚不讳“由”字，后来乃改为“繇”。到了崇祯三年，就下令从太祖、成祖开始一直到光宗、熹宗的所有庙讳均要回避。
总之，明代帝王避讳问题相对于唐宋以来严格的君主避讳，有其特殊的地方。早期的宽松既源于元代的因素，同时植根于统治者宣功颂德的心理需求，更与明代独特的皇族取名之法相关联。从天启开始，帝王避讳问题又趋严格，可以视为明帝对现实的害怕和回避，不愿意民间士子对其褒贬是非。他们的名讳仍然被后人提及，他们的功过仍然为后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