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唐时期陵墓雕刻作品通过大的形体关系、总的动态设计来传达雄壮的气魄和健美的神韵。宋陵石刻既继承了这一良好的传统,而又向精细刻画方向发展,宋陵石刻以写实为主调,在写实中又注重艺术的夸张,有时为了视觉与透视的需要,会大胆地突出一部分,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所产生的效果则令观者觉得相当妥帖。东钱湖南宋史氏墓道石像生是融古代哲学、美学、生态学等于一炉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一体的艺术瑰宝。
[关键词]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像生 石雕艺术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拥有华夏悠久历史的幽冥艺术――陵墓建筑,是中国古代***治、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集权及其生死观念相结合的的必然产物,更是各个历史时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结晶,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身份地位的陵墓都有其独到的艺术特色。
现存于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地区的南宋史氏家族墓道石刻造像正是一组拥有极强艺术性的古代墓道仪仗组群。这些布列于史家数位显贵族人坟墓墓道两侧的石像生无论是在数量、种类还是在分布方式上都是整齐划一的,较好地展示了南宋时期独特的人物造像、服饰穿戴、朝祀仪仗等艺术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尤其是以南宋中前期为代表的石刻造像艺术的发展与变化,体现了华夏悠久的墓道石刻艺术的演变,也可以从中折射出南宋时期***治经济的发展规模,向世人透露出这一伫立在浙东深山群中的古老的幽冥仪仗群历久弥新的魅力与价值。
古代对于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为石像生,也可称为“翁仲”。在墓道两侧设置石像生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表现墓主的身份地位彰显其人的平生功勋。蕴涵着旌表死者、昭示后人的意义,例如西汉霍去病墓前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刻雕像:另外,设立石像生也具有驱邪、镇墓的意思,例如南朝帝王陵墓神道前就广设体型巨大的石刻瑞兽――辟邪。
在基道前放置石像生。是从秦汉时期就沿袭下来的一种陵墓制度,但历朝在石像生的数目和种类上都做出来各自的修改,显示了历代不同的艺术特色。从古书记载上来看,秦汉时期放置在帝王、诸侯、人臣墓道两边的石像生包括麒麟、象、马:到了唐代就包括狮、马、牛、玄鸟、文臣、蕃酋:明清两朝则是麒麟、骆驼、獬豸、马、象、狮子、文武勋臣。这些陈列干墓道两侧精妙独特、内蕴丰富、气势雄伟的石刻造像,对当时的考究的礼仪形式进行生动艺术模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意识、宗教影响以及中外悠久的交往史等等。
我国古代陵墓石刻造像艺术历史悠久,保存到如今的历代石像生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这就为我们探求石像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西汉霍去病墓前的动物石雕,缘材刻制,质朴简练:南朝帝陵石刻形象浪漫雄伟,造型线条优美:唐代,由于当时国力的繁荣强大,雄伟豪情的石刻艺术被发展到了顶峰,墓前石雕的设置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同时唐代中后期以后的陵墓石刻已经由过去的注意线条变化,上升为着意立体、质感的刻画,加强石刻外形的表现。这些变化与发展都为宋代的陵墓石雕造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建制和工艺基础。宋代的墓道石像生雕像在继承了唐代的雄浑浪漫的遗风基础上,逐步向着精细写实的方面转化,以求达到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明朝时期南京的孝陵、湖北钟祥的显陵、北京的十三陵和清朝时期京畿地区的清关内二陵的陵前石像生也承续了宋代造像讲究细节的工艺特点,不过由于明清处于封建末世,萁石刻雕饰又转向于繁琐的装饰性发展。石刻气魄大不如宋。因此。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宋代的墓道石刻雕像艺术承前启后,达到了中国历代墓道石刻造像雕刻艺术的新高峰。
从我国历代的墓葬制度发展史来看。到了宋代,石像生已经趋于制度化发展,确定了以牌楼、华表、石笋、石羊、小桥、石虎,石马、石碑、石翁仲构成为拥有显赫功勋的人臣的墓道石像生的基本内容。
据《宋史》记载,南宋152年历史中,东钱湖畔出过四位右丞相,其中史家就占了三位。史氏家族在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师、水、弥、之、卿、孙六代人,从史诏的孙子“水”字辈开始,在人口和***治上获得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史诏有孙十三人。其中史浩与史澄二人进士及笫,而且史浩曾在孝宗朝官至宰相。史诏曾孙“弥”字辈这一代共四十一人,其中史弥远在宁宗、理宗朝为相二十六年。使得史氏一脉达到了人臣权利的顶峰。史诏玄孙“之”字辈共八十一人,其中史嵩之在理宗时为相。这就是著名的“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人称“满朝文武,半出史家”、“七十二进士”的南宋明州(今宁波)史氏家族。
显赫尊贵的地位使得四明史氏对于家族墓址的选择和营造十分看重。讲求山光水色的“堪舆”之术,据《史氏宗乘》记载。史氏家族前后有40余人在东钱湖一带安葬,他们多为达官,生前钟情于出生地东钱湖畔的如画的青山澹水,死后也追求着“天人合德”与“万化冥合”的传统风水理念,因此在营造墓道石刻造像时既注重“事死如事生”的现实需要,又讲求“托体同山阿”式的精神需要,形成了艺术与现实相统一的墓道石刻作品。
史氏家族中史渐的墓前的石像生是当地的保存地最为完整的,史渐的陵墓位于东钱湖上水村下庄黄梅山上,此山坐南朝北。东西两侧有向南合抱延伸的丘陵,整个形状就像是一把造型端庄的太师椅,“椅子”的两边低下去的“把手”又与南面的丘陵合成一气,形成一个近乎封闭的丘陵盆地。笔者到访该地的时候正值骄阳当空,而山坳里不时吹来的阵阵的山风清凉舒心,足够让人一扫路上的酷热和烦躁,千百年来深山里较为恒定的空气湿度和温度维持着一项最原始文物保护工作。
史渐字进翁,浙江鄞县人,是史家历史上第一位丞相史浩的堂弟,史家第三位丞相史嵩之的祖父,于绍熙五年(1194年)逝世,逝后封赠宋太师齐国公。墓道建于该年前后,现存范围南北长106米。东西宽19.2米。此墓遗物有墓穴、牌楼柱、文臣、武将、仪马、虎、羊等石构件。目前确立的墓址保护范围包括史渐墓堆以及墓道石像生,并在此基础上保护范围向四周各延伸5米左右。建设控制地带包括墓址保护范围边沿向四周各延伸10米。史渐的墓穴位于其墓道的北面山陵上。
石牌楼是现存该墓地面遗迹中设列在最南端的墓道石构件,通过史渐墓道的石牌楼柱就看见整齐排列的石像生,两两相对共列9件(失一件跪羊),分别寓意着“忠、勇、节、义、孝”的文臣、武将、马、虎、羊俱有。石像生的摆设复原了南宋的墓道石刻布置方式。石羊、石虎、仪马、武将、文臣由南向北依次摆设,均距3米开外。
由于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王朝因朝***混乱、国库空缺,无力讲究礼仪规制,虽然是偏安于江南一隅,南宋皇帝死后都是权厝绍兴,期待日后北返之后能够归葬河南巩县的祖陵,因此在园陵内部既无崇高的陵台,又无象征威仪的神道石像生。在规制上就已经简陋不全。再加上南宋朝廷无力对皇陵进行日常的修缮与加固,随着历代的盗掘和风雨侵蚀,如今南宋皇陵早已倾毁无存了,这就使得相关的围绕南宋陵墓规制而开展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因缺乏可靠的历史实物资料而陷入尴尬的研究境地,甚至一度令世人产生过南宋无墓道石像生的错觉。所以能够比较完善地保存至今天的,墓园建制庞杂、规模宏大、气势不凡、颇有王家风采,分别建造于南宋前中后三个历史期的东钱湖史氏家族墓葬群就成了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南宋无石像生的预言,填补了南宋时期石刻艺术的空白,从而也使得东钱湖石刻群成为我国现存南宋时期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的墓道石刻遗存。
东钱湖石刻群无论在雕刻艺术、材料选用方面,还是所处自然环境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代表着石质文物保护的一个独特领域。东钱湖石刻文物的材料以当地俗称的“梅园石”和“小溪石”为主。两种石材均产于方岩组地层中,小溪石为泥质粉砂岩、砂岩、砂砾岩,梅园石为凝灰岩,石质均匀细密,但易风化。梅锡与梅溪两村均为西面临山。历史上,村民以采石为生。相比较而言,梅锡村开采梅园石的历史更长、规模更大。史籍记载,梅园石开采历史悠久,早在西晋时便以石质优良著称。著名的阿育王寺金刚殿的荷花门槛及保国寺的观音殿石柱,均以梅园石为料。
东钱湖南宋石刻群承载着一个王朝的沉浮,蕴藏着浙东石刻艺术的精华。俗话说:“北有兵马俑,南有石刻群”。秦始皇兵马俑阵势浩大,天下绝伦:而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像生精雕细刻。江南独步,是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完美统一,品读这部珍贵的石头史书,足以使人体味一个时代充满人情与人性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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