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小序
2006年9月我们从日本来到天津大学任教，我们在天津工作的主要目标是：(1)成立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中心；(2)参与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规划设计；(3)从事文化遗产学的教学。我们关注传统建筑的保护研究，同时也深感近代遗产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
经济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
经济开发和遗产保护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并行出现的一对难题。“开发”和“保护”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二元”要素，这种对立意识导致很多城市失去了本来具有的“文化磁力”。以西部开发为例，1999～2002年笔者曾经组织了西部大开发中的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中日共同调查，调查了成都传统建筑。调查结果表明10年中传统建筑的消失率约为50％。这种现象不仅在西部，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后，环渤海经济圈正加速崛起，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地带。2006年7月27日，***批复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确定了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经济和文化是人类社会广为关注的两个方面，但是长期以来被分割开来，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很少考虑文化的重要作用。主要的经济学分析所建构的生长模式，只考虑经济上的要素，只有经济上的参数，而文化研究者又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文化的价值。近年来，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学今后应当研究战后时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缺陷，特别是过于依赖那种把社会、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的理性数学模型的现象，而必须关注文化对经济的充分影响。2001年澳大利亚大著名的经济学者大卫・索罗斯比(David Throsby，现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协会与澳大利亚经济协会NSW分部***、国际文化经济学协会***、国家视觉艺术协会基金会***。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许多***府机构和私人公司的顾问。)出版了《文化经济学》(David Throsby.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引起世界上很大反响，该书很快被翻译为日文和中文。该书以价值理论为基础，从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两种概念出发，将两者整合起来。书中探讨了文化资本与文化的永续性，并在文化遗产的应用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该书第五章为“文化遗产的经济侧面”，其中探讨了遗产即文化资本，并用投资评价的手法对遗产进行再评价。
大卫・索罗斯比把文化遗产的价值分类为使用价值(use value)和非使用价值(non-use value)，使用价值包含了直接使用价值(direct use value)和间接使用价值(indirect use value)，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建筑物本来的实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宗教建筑以及历史上的古典作品除了使用价值之外还有在此之上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包含了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和遗产价值(bequest value)。选择价值是指未来某个时候有可能产生使用价值的价值；存在价值是指因为其存在而具有的超越使用价值的价值，或称为固有价值(intrinsicvalue)；遗产价值是指作为后世可以继承的财产的价值。文化遗产的价值关系。
东京大学教授城市保护专家西村幸夫用大卫・索罗斯比的文化遗产价值论更为具体地解释了城市和建筑保护。他认为每个建筑物的价值都是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总和。通常使用价值比非使用价值容易理解，使用价值中直接使用价值比间接使用价值容易理解。非使用价值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变成为间接使用价值，但是并不是所有非使用价值都可以完成转变，而且也不一定必须实现转变。他特别指出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往往过分考虑非使用价值如何转变为使用价值的问题，但是非使用价值本身就具有足够的价值，如果不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框架，那么无论什么时候都逃脱不了局限于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探讨。这个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具体来说非使用价值是什么?具有非使用价值中的存在价值的建造物和环境几乎都是依赖美的、艺术的、技术的、传统的创造力而使其产生价值，历史的建造物和环境内涵了创造性和想像力，这种创造性和想像力正是可以让后人继承的非使用价值，这种非使用价值称为创造性价值。另外又可以宏观考察建造物所处时代和地域，建造物的地域性特色和历史上的重要性、珍稀性等都使建造物和环境保有了存在价值。也可以说存在价值的主要内括了创造性价值和地域特色、重要性和珍稀性等。
使用价值和创造价值是建造物自身固有的价值，另一方面，综合评价建筑物所在的地域特征、时代背景、历史事件等，又可以发现新的非使用价值。一般建筑在竣工之后实现了其使用价值和创造性价值的总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的使用价值逐渐减少，从微观意义上说，价值的总和会减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者来说为补充因为时间流逝而损失的价值有如下方法：
(1)通过历史建造物的再利用等补足劣化的使用价值并增加新的使用价值。
(2)对间接使用价值重新评价，发现其中的价值。
(3)将非使用价值的一部分转变为使用价值。
(4)对建造物的艺术上的创造性价值进行再发掘。
文化遗产的经济学价值评定的目的是通过全面理解文化遗产价值的总和的意义，超越微观的价值评价从宏观的角度再发掘非使用价值，将使用价值的损失的部分从提高非使用价值方面弥补，保持文化遗产价值总和的平衡。
国外的经济学和城市学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遗产认识的理论建构，促使我们更为全面的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为我们处理好“开发”和“保护”二元统一提供参考。
重新认识天津的文化价值定位：自主型近代化城市的先驱
天津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展现自身的文化，展现什么样的文化资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说起天津的文化特色很多外国人并不十分了解。在外国人的视野里的天津的魅力远远比不上北京和上海。据国家旅游局***策法规司统计，2007年1～3月主要城市接待外国人情况为北京为675022人，上海为924073人，天津是207492人。香港同胞接待情况为：北京68515人，上海71944人，天津9351人。澳门同胞接待情况为：北京1882人，上海3112人，天津701人。
台湾同胞接待情况为：北京48185人，上海87446人，天津8656人。虽然天津旅游情况不如直辖市上海和北京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文化的问题，但是旅游和文化磁力有最直接的关系。
“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和北京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近代特征；和近代城市上海比它是中国自主型近代化城市的先驱。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天津和现在的天津的在行***区划上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里所指的“天津”包括了清末“直隶”所辖的范围，除了天津之外，还应该将“周边”的重要遗产收入研究范围之内，才能理清天津近代化发展自身的脉络。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建立了中国的轮船公司，铁路和电报事业，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事业的近代化。1879年，李鸿章试设天津到大沽的电报成功。这是中国最早创办的电报。1881年开创了中国最早的自主型铁路事业，天津周边有全国最早的铁道桥梁，铁桥和沉箱基础工法的采用都是全国最早的。1895年天津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1904年天津开办了全国最早的考工厂，此后发展为劝业展览会。1906年天津的教育陈列馆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书馆的雏形。
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科恩(P.A.Cohen)1984年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发现中国历史》，在该书中作者批判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都是以西方为准绳来衡量中国的历史的史观，提出应该从中国人自身探寻中国近代史。中国的近代建筑研究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从沿海城市进行调查的最初动机就是揭示“外来冲击――中国反应”这一过程的。由于这样的研究背景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多把视点放在租界，而忽视中国人自身的近代化遗产的研究。天津位于沿海地区，的确受到过很多外来影响，但是中国人自身的近代化过程更是天津的特点。如果摒弃“外来冲击――中国反应”的史观，从中国人自身的中国近展的历程来撰写中国近代历史，我们也许应该从天津写起。天津是中国自主型近代城市的先驱．从这样的定位我们可以足够地感受天津文化积淀的魅力。
天津近代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课题：工业遗产研究的缺失
当我们把天津定位为中国自主型近代城市的先驱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来向社会展示这样的先驱特性呢?
天津的近代建筑调查开创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先河。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研究和指定近代建筑，1988年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转变了原来的选定基准。1989年开始进行第一个城市的近代建筑普查，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总揽――天津篇》。2004年，五大道近代风貌建筑综合整修项目荣获了国家建设部“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5年7月20日天津市人大***会第21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9月1日起施行。目前天津市已经挂牌527件“历史风貌建筑”。
但是上述调查尚不能反映天津作为自主型近代城市的全部特征。无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近代建筑普查还是527件“历史风貌建筑”，其重点主要放在了租界建筑上，天津近代建筑的研究也主要是放在租界建筑上。尽管我们说租界建筑也是近代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从自主型近代化的角度思考就会发现还疏漏了自主型的近代化遗产。这里所说的近代化遗产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调查的“近代建筑”，近年指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和有待研究的“工业遗产”。而自主型近代化遗产最典型的就是工业遗产。当然工业遗产中也包括了在某个时期的一部分外商企业。但是主流还是清末的官办企业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工商业。
“工业遗产”本身也是保护体系中一个新的课题。“工业遗产”(IndustrialHeritage)也有被翻译为“产业遗产”的，是指那些工业文明的遗存。20世纪50年代，在工业***的发祥地英国，一些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开始了对产业建筑、土木工程遗产的调查和保护。1973年成立了英国产业考古学会，同年在产业***的发祥地之一、世界最早的铁桥所在地――铁桥峡谷博物馆召开了第一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FICCIM)。1978年，在瑞典召开了第三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会上成立了有关产业遗产保护的国际性组织：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该委员会2003年在俄国下塔吉尔发表了《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2006年4月18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正式启动了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事业。 狭义的工业遗产主要指生产加工区、仓储区和矿山等出处的工业物质遗存，包括钢铁工业、煤炭工业、纺织工业、电子工业等众多工业门类所涉及的各类工业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广义的工业遗产包括了与工业发展相关的交通业，商贸业以及有关社会事业的相关遗存，包括了新技术、新材料所带来的社会和工程领域相关成就，如运河、铁路、桥梁以及其他交通运输设施和能源生产、传输、使用场所。 天津不仅是个近代城市，更是个近代工业城市。天津工业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成长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140年的历史。天津有中国最早的自己建设的铁路、电报、工科大学。清***府就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还修建了大沽船坞，另外187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水泥的公司。清末“新***”时期，清***府在天津兴建了北洋银元局和造币总厂；民国年间，天津又陆续出现了六大纱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工厂以及一批近代化的面粉厂等工业基地。到1949年，天津共有4708家企业。尽管在天津的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业，但是天津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没有工业遗产。天津市区、县文物保护单位中有福聚兴机器厂旧址、大沽船坞遗址等极少数工业遗产，而且尽管这样也面临被拆掉的危险。天津市已经挂牌527件“历史风貌建筑”中没有工业遗产。
目前天津以惊人的速度丧失着近代工业文明留下的遗存，日本神奈川大学2007年3月在对上海、青岛、天津的工业遗产的比较调查中发现天津是几个城市中遗存最少的。我们认为天津大量工业遗产的丧失是和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认识直接有关，也就是说对其使用价值的认识远远高于对非使用价值的认识。作为遗产的使用价值，旧厂房已经部分的或全部失去其使用价值，但是建筑物的总体价值并不仅仅是使用价值，历史的积淀和在天津这样特定的地域使得建筑物中包含了非使用价值，其中有存在价值，蕴涵的创造性价值，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认识到 这种非使用价值的意义，是否从宏观的角度认识工业遗产价值的总和。2006年***的批复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第10条提出了“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具体到天津来说目前最紧急的课题已经不是租界地建筑研究了，尽早抢救工业遗产是当务之急。
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未来5年的工作目标，其中第一项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搞好“清理家底”的各项工作。与其他城市比较，天津的工业遗产普查基本上还是空白。在中国上海是较早启动“工业遗产”研究的城市。上海最早的调查始于1998年，当时整理出60家企业的档案，但是实存只有41家。最终有15处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遗产列入1999年市***府公布的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名单。相比之下天津的工业遗产普查工作则并不顺利，从2006年才由天津市博物馆结合博物馆的展览进行天津市工业遗产的调查，迈出了工业遗产调查的第一步。
目前首先是应该对天津及其周边幸运保留下来的工业遗产的非使用价值进行再评价，建立数据库。非使用价值再评价的对象应该包括天津及其周边的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工业物质遗存，包括清末的兵器工业遗址，民国时期的六大纱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以及一批近代化的面粉厂等建筑物和附属设施。铁道遗产以及铁道沿线的矿山、车站用房等近代化遗产也包括在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铁路为线索的近代化桥梁、隧道等土木遗产也应该是调查对象，作为中国最早的旧关内外铁路的建设和天津及其周边的近代化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这条铁路包含了最早的铁路建设技术，无论从技术史还是城市史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再造价值。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历史建造物的再利用等补足劣化的使用价值并增加新的使用价值。可以考虑旧工厂的改建和再利用，增加新的使用价值。将非使用价值的一部分转变为使用价值。例如可以通过开展旅游业务将非使用价值转化为使用价值。对建造物的艺术上的创造性价值进行再发掘。通过工业遗产的价值评定，增值其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提高文化遗产的经济学价值，实现经济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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