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如果仅从比赛成绩来看，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冲出过亚洲。而在亚洲享受过这一荣誉的已有近10个国家，朝鲜还进入过世界杯赛前8名，日本拿过奥运会第3名，中国队坐的只不过是迟到的班车。
如果从几代人的努力来看，中国足球10月26日的突破实在非同小可，多少人为它熬白了头发，多少人为它伤痕累累，多少人为它痛哭流涕，又有多少毛头小伙子在冲动之下曾为它犯了罪……中国足球的沉浮给我们的震撼，已经远远超出了那块绿草坪。
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中国足球的道路太曲折、太艰难了，没有哪一个体育项目有着比它更悲壮的历史。
首先，那些为中国足球腾飞而奋斗的志士们，虽然历来都兢兢业业地追寻世界足坛的节奏，但恰恰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时错了位。
多年来中国足坛过分地专注于研究其“指导思想”怎样才能天衣无缝，“工作方针”如何才能面面俱到，但实践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经过一次次失败，尤其是经过刻骨铭心的“5·19”，人们终于认识到，技术是最重要的因素，巴西的攻势足球让人眼花缭乱，法国足球的配合使人赏心悦目，如果没有基本技术的保证，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年维泗上任时，不管公说婆说，毅然提出国家队要从头练ABC，只希望在自己任期，使国家队达到“入门”。他的继任者高丰文也没有期望用世界先进打法来速成中国队。他知道在没有球星的中国，即使设计出世界最先进的打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他同样老老实实地面对现实制定和训练那些最不起眼的基本功。柳海光为增强对抗争顶能力，让国家举重队教练帮他练力量。唐尧东也认识到中国队以往一次次饮恨，是临门一脚的技术差，他苦练自己以最快的反应、最快的速度、最准确的脚法射出最有力量的球。基本技术终于在关键时刻扭转了乾坤。
说实话，10月26日这场比赛虽然激烈，但并不精彩漂亮。但足球不是纯粹的观赏艺术，即使平平淡淡的赢球也比轰轰烈烈的输球强100倍。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范围内的足球竞争中，我们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
挣脱了心理枷锁
足球把历届国家队队员折磨得太痛苦了，以至他们带上了越来越沉重的枷锁。人们常常埋怨：足球队为什么不学习女排和乒乓球队的临危不乱呢？殊不知，心灵上的压力恰恰是与弱者为伍的。对女排和乒乓球队来说，是艺高人胆大，越是重大关键的比赛，越能正常发挥水平，而对足球队来说，则是远远偿还不清的负罪感。残酷的现实和心理的层层负担，造成中国足球的恶性循环。
足球运动员有效地调整心理状况是适应激烈竞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常常钦佩马拉多纳挥洒自如，感叹普拉蒂尼在最激烈的比赛中仍象个从容不迫的艺术家，也常叹惜中国队员在紧张慌乱中的失常表现。其实，只要稍稍留意一下足球界人士在场外的举动，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心理常常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有一年在外地召开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当地电视台借此机会提出让足坛高层人士与观众见个面的希望。但他们对此诚惶诚恐，坚辞谢绝。大家的心声是：中国足球到这般地步，怎么有脸面亮相呢？
一位记者为一名正在跳舞的教练拍了张照片，教练马上紧张而敏感地意识到，发表出去会给观众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影响”。这位教练一再请求“万勿发表”。
“5·19”比赛前，国家队的汽车内因为坐了一位女同志，就使不少队员心里蒙上了不祥的阴影，只因为过去输球前车上坐过女同胞。战败之后，有的队员真去昆明西山上求神拜佛。
1987年5月20日，中国队险胜香港队，他们在驻地广州珠岛宾馆庆贺了一夜。领队张俊秀事后特意嘱咐说：“千万别传出去，10亿人的大陆胜了几百万人的香港还值得这么高兴，谁听见都会笑掉大牙。”
……
拿足坛人士自己的话来说，多年来，他们是在“夹着尾巴做人”。这样的心理状态，怎能经受住大赛考验？中日之战是中国队心理障碍的重大突破。为柳海光进球输送炮弹的段举说，他在传球前并没有看到柳海光。如果在心理欠佳的状况下，他不敢这样踢，但那一场比赛他极为自信，内心有压倒一切的气势，他相信大柳一定会跳起抢点，即使不成功，李辉、马林也会抢第二落点。调整好心理状态仍是中国队今后的重大课题。还应该让关心足球的人都懂得，足球就是足球，它不可能承担任何超负荷的要求。
足球呼唤着改革足球也犹如我们的时代，既会造就能适应竞争的新的心理结构，也需要有一套讲求效率效益的管理体制。过去，和足球有关的部门在体委内就有球类司、足协、训练局、国际司、群体司、科研所，机构重重叠叠，管理水平却和拥有的部门不成正比。难怪有人说，“应该把体育馆路两边的机构统一起来。”而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冲出亚洲的今天看来都是那样不可思议：上届奥运会预选赛，由于连能参赛人数都未搞清（并非国际奥委会有意保密，实是自己机构重叠臃肿阻塞了信息来源），致使曾雪麟不得不从名单里划掉爱将赵达裕，直到抵达曼谷才知道我们已自损自折了。“5·19”之前，曾雪麟打报告要求赴港观摩，几个月时间连签证都未办下，而港队教练郭家明一天便完成了来北京的观摩，我们自己为曾雪麟和郭家明设置了不平等的竞争。曾雪麟在任期内提出去巴西集训的要求，更在公文旅行中销声匿迹了。
“5·19”的阵痛使人们痛切认识到体制改革的急迫性。足球界开始了袁伟民———年维泗——足球队的直接对话，足球成了体育界的“特区”。显然高丰文比曾雪麟幸运得多，他刚刚上任便完成了曾雪麟梦寐以求的巴西之行；他去观摩日本队与泰国队比赛也是畅通无阻；他想在赛前找几个甲级队模拟训练，很快得以
实现，这都为中国队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改革之风扫除了那些人为的障碍，高丰文未必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改革避免了我们再交一次昂贵的学费。
改革者自身的素质
毋庸置疑，能够否定陈规陋习及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行为，并加以改革的人，其素质一定要有高出前人的地方。足球的改革者们也应如是。如果说，50年代初李凤楼、戴麟经以及陈成达是中国足球第一代教练的话，那么他们自身的素质，在当时的亚洲应属第一流，他们把起点几乎为零的中国足球队在短期内训练成亚洲最强的队伍之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以年维泗、方纫秋、苏永舜、曾雪麟为代表的第二代教练，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作出可贵的贡献，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未能完成冲出亚洲的夙愿，很大程度是时代的局限。第二代教练的学生高丰文、徐根宝、张志诚、王后***、刘敏新、李应发、刘国江、金志扬则可以视为第三代教练，他们站在前辈的肩上，创立起新的业绩，10月26日可看作是一代教练完成交接的标志。把不是同一代的教练拉在一起是很难比较的，以曾雪麟和高丰文作比较，他们的素质水平各有千秋。而高丰文所占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取前辈的沉痛教训，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胜不骄败不馁。高丰文在“5·20”前的处境很类似曾雪麟的“5·19”，但他在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情况时更成熟些，不为足智多谋的郭家明所调遗，不受鼓噪震耳的报刊舆论所左右，恰如其分地作好了战前准备。10月4日中国队主场失利于日本队后，高丰文并未慌张，更没在阴郁的悲观情绪下失去必胜的信心，并仍坚持自己的打法，让队员坚决按教练员的意***去做，在随时都可能翻船的险恶情况下，完成了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次壮举，从这一点看，高丰文确有高出自己教师一头之处。
美国一位著名作家曾说过：“中国人只要得到一半机会，就会创造出伟大的奇迹。”这就是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于世界任何民族。但具体到足球，我们的确不象欧美人那样Biao悍凶猛，这种人种差异并不是一两代所能消除的。我们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在意大利，一位商人肯为尤文***斯这样的俱乐部球队投资2000多万美元，可这却是我们全国几十年的足球经费总和啊！可见，樊登足球高峰确实十分艰险困难，中国足球所面临的仍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