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玉蟾寺，位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福集镇境内的王蟾山上，寺以山名，年代久远。据县志载，它初建于唐，称“圆通寺”；后因黄庭坚曾游此山，手书“玉蟾”二字而易寺名为“玉蟾寺”。
无论是圆通寺还是玉蟾寺，今皆已不存。唯有据称为黄庭坚手书的“玉蟾”二字，以及大量的明代初期的摩崖造像遗留下来。在对这些遗迹和玉蟾寺遗址的考察中，给我最直观的印象是，玉蟾寺绝非一般的民间寺院，它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皇家格调。而这些都和建文帝有关。
关于建文皇帝在朱棣“靖难之役”后的去向，一直是历史之谜，他并未死于宫中，而是逃离京城，远涉云贵川诸地，留下不少遗迹之说早已流传，其在四川省境内的遗迹散布于泸县、富顺交界乡镇的说法，也由来已久。在民间流行的这些传说与口述的野史中，我们得知，相关遗存，泸县牛滩镇潮河乡云龙寺有据称为建文帝题诗的石碑；黄舣镇中心场建佛寺也记载建文皇帝从湖南入蜀的碑文；而福集镇玉蟾山上则刻有建文皇帝的巨大石像。
主流史学家可能更重视所谓的***文献，他们认为，在官修历史中有明确记载的，才能成为后世实地勘察与加以实证的预设理论前提。故而据《明史》记载的建文皇帝“自焚身死说”，就可以成为定论，没有必要再就那些传说和口述史中所提的诸种遗迹中去找寻证据。并非我对主流史学观念持有怀疑，始终相信“眼见为实”的我，总是觉得还是到相关“现场”去看一看的好。
如果专家学者们在泸县与富顺交界处的龙贯山山脉之中，亲眼目睹天兴镇与天洋乡交壤地那块上书着“帝隐龙蟠”四个大字的巨碑，会是怎样一种情境，又会作出何种解释呢?位于泸县西北大田场九曲河上的龙脑桥，长54米，高4.5米，有12个桥墩，13孔。桥中间的8个桥墩上，有二麒麟，一狮，一象，四龙，雕工雄健、气势磅礴，是典型的明代初期风格，这可能是普通渔夫樵子们过河的便桥吗?
带着种种疑问，也带着种种期待，我三次奔赴玉蟾山中探访。当然，这三次探访，并非全然为着建文皇帝遗踪而来，单单是巨量的明代摩崖造像就颇已令我心驰神往了。三次玉蟾山中的穿行经历，给了我一种强烈的预示，建文皇帝可能真的到过此地，而且停留时间不会太短。
我们不妨以一种非主流史学观的视角去关照，以一种“时空穿越”的文学态度去解读那个流亡皇帝的最后岁月。“玉蟾”二字的谐音是“御禅”。或许，禅让的皇位本身对建文皇帝已经不再重要，这一趟走出圣殿迈向“御禅”的人生旅程，在泸县的玉蟾寺中得证因果。
收拾起历史的行囊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这是清初李玉所写的《千钟禄》中的一段名曲，描述了建文帝逃亡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这支曲子在当时流传很广，民间流行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注：“不提防”指《长生殿·弹词》中的[一枝花]“不提防馀年值乱离”曲)从曲词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建文帝逃亡归隐一说的民间认同度。
那么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明初那场血腥的皇权争夺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便成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即建文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1399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4年，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变”用武力了朱允炆。在这场宫廷内争中，被赶下台的建文帝究竟是生是死，一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根据史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自焚身死说。据永乐年间《明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建文四年，朱棣大***进入南京，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他带着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而死。朱棣入宫后，搜查建文帝下落，从火堆中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燕王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惨不忍睹。称帝后，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削发为僧说。《明史·姚广孝传》和《胡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他派户科都给事中胡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后来直到朱棣死前一年，胡才回来禀报，建文帝离开南京后，削发为僧，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近年专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后，指出：永乐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这两种观点似乎各有凭据，相持不下。但民间更乐意接受建文帝削发为僧、逃难云游的说法。可能这种说法更符合中国百姓向来同情弱者的心态，人们会更愿意为这个善良仁厚的皇帝求个善缘善终的结局来。不过这样一来，关于这位建文帝云游的去向问题，答案便更加迷离难证。有上述建文帝葬于江苏吴县的说法，还有新近冒出来的葬于武昌洪山的说法：至于建文帝云游之地更是遍及滇、黔、蜀、粤、桂、湘、鄂各省，甚至还有专家猜测，当年永乐皇帝派郑和七下西洋，其真实用意就是探寻建文帝是否逃到了南洋。在贵州发现了据说是建文帝亲书的反朱棣的诏书石刻，在富顺也发现了据称是刻有建文帝诗文庙匾。
总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建文帝从皇宫逃出，避难云游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作为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遗踪遗迹，毕竟都是些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即使见着了，没有专家的推证和考论，也未必能识得其中真意。譬如说贵州发现的诏书石刻，完全是用类似于道家符篆的***形书写的，常人哪能识得一字!富顺发现的诗文匾，也不过是专家们通过其字句意境，估测再三，推证出有可能是建文帝所作的罢了。有没有更直接、更形象的建文帝遗踪写照存留下来呢?
我正是带着这个疑问辗转于四川省的富顺与泸县之间的山林之中，因为据史书记载，建文皇帝逃难至富顺、泸县之间作游方和尚达三年之久。我正是循着这些历史角落中的只言片语，来到了位于泸县辖域内的玉蟾山。
太子、皇帝与大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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