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北大红楼而今成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已经失去了一所大学的功能。这可能与北大迁往燕园有关。我到长沙拜谒湖南第一师范，发现这里还是一座学校，还叫“湖南第一师范”，只不过将学校改成了学院。学生们还在上课，还在锻炼，还在嬉笑打闹。上过课的教室，就在他们的隔壁。一切都仿佛照旧，不过是换了一代又一代人。北大红楼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没有以这种方式延续下来确实让人遗憾。
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民主与科学的开启点，也是老北大的故园。北大红楼临近景山公园，离紫禁城不远。北大的新青年们是在沉重的历史记忆中发出叛逆声音的。皇宫边上的红楼一角，实关中国的***治与文化、关乎思想的保守与革新，这也造就北大红楼里面的校园***治、大学学术的复杂性。红楼是1917年北大建成的新校舍，这座西洋式建筑是当时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总统发表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因此，红楼与此前校风腐败的北大无关。马神庙里的那些纨绔子弟把大学当成升官发财之阶梯，无意专注于学问。“有些富豪子弟甚至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戏子。学生学习不求上进，教师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全无学术空气。”红楼迎来了蔡校长的新北大，各种学会、研究会、戏剧讨论会、学术讲座将整个红楼的氛围搞得红红火火。
那个年代，北大不仅有新青年，也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不仅有正科生也有偷听生，不仅有狂士也不乏怪人。北大因为思想和精神的向上而给人以希望。曾经的北大偷听生、小说家许钦文说：“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红楼的温暖来自思想的激情和民主的热情。红楼里聚集着那个时代最叛逆最进步的思想和声音。1940年3月24日，***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写道：“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与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一个开明而又敢于担当的校长，一群特立独行的教授，一群热血沸腾的学生，使北大红楼成为两千年中国的火山口。当时的北大红楼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思想和情绪。有呐喊也有彷徨，有亢奋也有犹豫，有质疑也有顽固,有西化也有复古,有迷茫也有悲凉……这种多元拼盘式的思想***景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混乱的时世却造就了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北大红楼则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地标。“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北大红楼则是一个守望思想黎明的灯塔。
北大红楼见证了反帝爱国的，罗家伦称为“再造中国的元素”。青年学生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将启蒙知识分子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付诸行动。进步记者邵飘萍在1919年5月3日晚的北大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讲：“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存，奋起抗争。”这番话让北大学生坐不住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示威游行。年轻学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站了出来。“五四”当天被捕的北大学生之一杨振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的风云。”鲁迅先生那一天的日记用一个字来描述北京的天气：“昙”，乌云密布的意思。怀着心中的乌云，学生们从红楼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的愤怒，一路的呐喊，一路的激情演说。喑哑的中国终于发出了声音。
位于箭杆胡同的***旧居，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7年从上海迁到北京的所在地。在这所年久失修的四合院里，发出了中国的思想启蒙之声。陈平原说：“蔡元培之礼聘***与《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北大因为蔡元培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派，因为***有了“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霸气，两者看似矛盾，实则是两者都是北大精神的要素。《新青年》七卷一号《本志宣言》指出：“***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新青年》对中国现实***治的关注、对民主科学的呼唤、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白话文学的倡导都是最坚决、最强烈的。《新青年》知识群体不仅关心国际时局、国内***治，而且也反思义和团事件、帝制***，寻求改造中国的新力量。***说：“***人官僚***客是中国的三害……自从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认为除三害是一场***治***。“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从箭杆胡同到北大红楼距离很近，出了北池子大街就到了沙滩。这段路上，一群激进的教授引领了整个时代往前走。有学者认为，那个时代的中心，既不在中央***府，也不在地方***阀，而在北大和《新青年》。一所大学和一本杂志却具有足以可以和暴力集团相抗衡的力量。之前，20岁出头的***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却无人响应。直到蔡元培先生将***请到北大校园，《新青年》也随之北上，一个人的战斗才转变成为一个知识群体的自觉。《新青年》从4卷1号开始由北大教授轮流编辑，先是***、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后来又加入了、高一涵。这群教授穿行于红楼与箭杆胡同之间，为新思潮新运动奔走呼告，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传统士大夫的形象，他们以启蒙思想家的角色进入了历史。今天，伫立在北池子街口，我仿佛还能听到他们的沉郁顿挫、谈笑风生。
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的第二阅览室是以校工身份工作过的地方。1918年秋，25岁的在杨昌济的推荐下，经北大总务长蒋梦麟批准，在北大***书馆干书记员，起初月薪17块大洋，后来变成8块大洋。在北大***书馆干了3个月。这三个月对的思想和眼界影响巨大。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中，梁漱溟对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博士这样讲述那一段历史：“他打长沙来北京，就是因为受了新思潮影响来的，来的时候杨老先生就已经在北京教书了，他住在北京的地安门，地安门有个胡同，叫豆腐池胡同，他就住在杨老先生家。杨老先生说你来呢，意思很好啊，求学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在大学***书馆做个小职员，就是***书阅览室，多半是些中外的刊物，摆在那儿，学生可以随意地去看，得有人管理，摆出来，末了还得收好，管理员一个月八块钱，那时候待遇很低，就是这个管理员，在***书馆的手下，开头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毛的本事大，毛做旁听生的时候，就熟识了很多人，他影响了很多人。”梁漱溟所谓“毛的本事大”是一种事后的推论。后来同斯诺谈起北大这段经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加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尽管不被人重视，但是，的思想却受到了红楼的巨大冲击。说，也就是从红楼岁月开始，“我对***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9年4月，回到长沙。他始终关注北京的思想潮流和学生运动。是的积极响应者。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当年8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为俄国***和叫好：“异***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旌旗向南，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青年确非等闲之辈。在湖南省立一中念书时写过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国文教员柳潜作出这样的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一个湖湘才子在北大却遭受了冷遇，这或许是一件幸事。天才需要挫折，也需要激励。他在《新青年》上，只发表了一篇谈体育救国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用的是“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但是，他把《新青年》的精神和思想铭刻在心。他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就是对红楼寂寞经历的回应。他把在北大红楼没有人愿意听他讲的那些话，全都倾吐到了《湘江评论》上面。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们也终于知道湖南有个是不能小瞧的。1919年8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撰写《介绍新出版物》中高度评价《湘江评论》：“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可见，成就北大红楼传奇的，不仅是它的标新立异，更在于它的卧虎藏龙。参加的那些人除了，大多没有走上***治和***之路。罗家伦先后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做了青岛大学校长，匡互生是上海立达学校校长，顾颉刚、毛子水、江绍源、杨晦、俞平伯、郭绍虞、孙伏园、张申府、冯友兰、朱自清等则做了学者。建设新中国、改造新世界的大业则由北大红楼的匆匆过客来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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