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闺中良友”是发妻
1889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四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清朝礼部尚书李端，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1891年，梁启超与李惠仙结婚，惠仙比启超长四岁。次年夏，梁启超偕夫人荣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李惠仙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博得贤良之名。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三拒红颜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组织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在这里邂逅了温柔贤惠的何蕙珍。
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蕙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结束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梁启超明确地回绝了她：“我家里已有妻子。”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女士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夫人病逝后，何女士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1924年，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启超对婚姻家庭的看重，是一贯的，对己如此，对人也如此。他对徐志摩婚变的态度即可证明这一点。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他极力反对。后出于无奈，梁启超还是做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因为徐的父母也反对儿子与陆小曼结婚，提出，除非请到梁任公为证婚人，才许结婚），但在证婚词上，梁启超还是不留情面地把徐志摩和陆小曼狠狠训责了一番。
贴身丫鬟成小妾
王桂荃婆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是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的陪嫁丫鬟。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几乎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复杂的***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治蓝***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九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王桂荃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