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龙年春节前后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与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了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就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却成为了一对仇敌。
赵丙贤的故事只是一例。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地被更新。接下来将在本文出场的众多企业家故事将向你说明――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
企业家婚姻之 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先从老一代企业家的婚姻谈起。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
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可以在生意场上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时，几乎都是真情流露。
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很幸福。”
企业家婚姻之 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依然露出了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以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能够沉下来做事。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
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我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譬如李兆会（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掌门人）、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姚明（NBA球星、商人）。
李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父亲在2003年年初被人***杀了，彼时他还不到22岁，还在澳大利亚留学，噩耗传来后只得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不久后执掌海鑫钢铁。李兆会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六叔李文杰任海鑫总裁，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董事长一职是虚职，也不代表他会沿着父亲原先的产业发展思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他掌舵海鑫几年，海鑫成为了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我在山西采访时，李文杰酒后说，他从心底佩服自己的这位侄子。
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
再来说江南春。江南春最近一年的演讲中，说得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70后、80后。他是1973年生人，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丁磊、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
企业家婚姻之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老一代、新一代的企业家夫妻聊完后――现在该聊聊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之辩证关系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先是深圳市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而后是央企华润集团（准确来说是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王石、唐骏、陈景河，除了都有点老（2011年的平均年纪是55.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