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 苏轼于文化的意义不仅在文学,更在于其对祖国、对人民的真诚关怀而产生的思想、学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谪居文化范式。本文对此进行探折。
关键词: 苏轼“谪居文化”范式
苏轼的成就不仅在文学,更在文化,在于“谪居”时对中华文化作出的贡献。
苏轼是中华文化史的巨人,人们谈到苏轼,就会说起苏轼的诗、词、文、书、画,其影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是毫不失当的。说苏轼是诗人,是文学家,都是很准确的。准则准矣,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停留在这个层面还不足以认识苏轼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笔者不惴学浅,加之反复阅读了王水照、朱刚师生的《苏轼评传》,在此对苏轼的心路历程及人生轨迹进行研讨,以对苏轼科学的定位。
苏轼对自己的一生,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作了概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自嘲,这是苏轼站在封建臣子的角度,凭靠封建“忠义”信念作出的自我评判。笔者通过研究“贬谪”发现,苏轼作为“臣”,忠于职守是超拔于同朝官僚的,因为他无论怎样在客观上被贬,主观上为民请命、关心民瘼的悲悯情怀却没有丧失一刻。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贬再贬,成就了作为封建官吏――臣的楷模,哪一位封建臣子能够如此钟情、如此执着于他的国家社稷及生民百姓而能痴心不改?正是这“贬谪”,促使苏轼完成从“臣”到“人”的嬗变,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人”。
一、一贬
宋神宗即位后,选择王安石做他的辅臣,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起用王安石为参知***事,并依其提议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机构,作为变法主持机关,由王安石领导,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此开始。王安石是学者型***治家,他的一整套改革理论和方案都是适宜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最终目的是为了社稷长远、国泰民安,其效果有的良好,有些具体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命运注定苏轼要卷入这场巨大的,并以反对者和失败者而告结束。自此起直到离世,苏轼的***治、学术和文艺创作都与王安石的“新法”及变法理论“新学”密切相关。经过一番角逐之后,苏轼败北,乞补外任。从此时离京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他担任地方官八年,相继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四地任职。苏轼在地方***绩彰著,又积极开展了文艺创作和交流活动,填词写诗,品评书画,担当起文坛责任,捍卫自由学风,对王安石借助皇权钳制思想的行径给予猛烈抨击。正是这些行为,引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震动朝野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从熙宁二年算起,王安石变法已历十年,“新法”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庙谟国是,司马光等当初的反对派也都早已沉默,而苏轼还在发表反对言论,文人的执着在苏轼的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但执着换来的是灾难,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捕,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迎来了他的第一轮贬谪生涯。
谪居黄州,从***治看,苏轼已近绝境。苏轼时年四十五岁,生活也陷入困顿。团练副使虽然还算一个官,但苏轼领不到俸禄,衣食无着,只好寄居于定惠院僧舍。一书生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济生活之困窘。因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所以名为“东坡”,苏轼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而在文学创作上,苏轼却进入了丰收期。苏轼借助文学意象,表达自己的人生思考,抒发失意的无尽感慨,展示他艰难的心路历程,对我国文学艺术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重要的是,在黄州作为学者的苏轼主要成果是《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草就与《书传》创作的启动,这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标志着经过谪居著书以后的苏轼已跻身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行列,其学说被称之为“苏氏蜀学”。黄州四年,奠定了苏轼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对北宋王朝来说,缺少了一位官吏,对中华民族文化史来说,却增添了一位学者、思想家。
二、再贬
宋神宗并未忘记他。元丰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出手札说苏轼“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2]于是苏轼以离开黄州北上汝州,这意味着苏轼可以赋闲待用了。
元丰七年九月,苏轼被重新起用为绩溪(今属安徽)县令。但接下来局势遽变――宋神宗早逝,太子赵煦即位,神宗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她对新***、“新法”从无好感,一执***柄,便迅即起用司马光任门下侍郎(副宰相),着手废罢“新法”,旧***人物也便连茹而起。不久,苏轼就接到了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的任命,恢复了他“乌台诗案”以前的官阶,旋又擢升为翰林学士(皇帝的秘书官),掌“内制”(皇帝出面发出的文告,与“外制”合称“两制”)。至此,苏轼成了参与决策的***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
司马光执***柄,“新法”一项项被废除,新***臣僚一个个被罢免。苏轼兄弟(苏辙任右司谏之职)为“元佑更化”立下汗马功劳。
作为思想家的苏轼,没有在仕途顺境中停止思考,顺应司马光对“新法”任意挞伐,而从是否有利于国家与社稷,是否有利于解决国家财***、国防、吏治诸问题出发,具体分析“新法”各条措施的利弊而决定取舍。也因此直接与司马光相顶撞,成了维护“新法”的代表,甚者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
司马光去世后,旧***失去领袖,迅速***,苏轼再次陷入***争,其结局是出守杭州,开始第二轮外任。朝中“***争”仍在继续,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苏轼在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的地方官任上,展其所学,为民造福,并且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发展。但这时的朝廷却“山雨欲来风满楼”。太皇太后弃世,宋哲宗亲***,不满“元佑”大臣,打算起用新***,并于1094年四月改元“绍圣”。就在这一月,御史们袭用故伎,结果苏轼“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责知英州(治所在今广东英德)”。[3]贬谪命运又一次降临到苏轼身上。但这次贬谪,注定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思想和文学都臻于纯青的文化巨人。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轼到达惠州。这个在朝屡遭打击,为皇帝、同僚所不容,远谪蛮荒的“罪人”竟得到了下层人民的欢迎,再加之惠州人文环境落后、物资匮乏、瘴疠流行、爱妾去世等生活的磨砺,这对作为“臣”的苏轼在心灵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颤,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促使他迅速地由“臣”走向“人”,由“苏轼”走向“坡”,并完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创举,创造了因“谪居”而依托大地、亲近大地,成就文化巨人空前绝后的范式。
在惠州,苏轼的思想有了质的升华,对人生思考也渐趋明朗、成熟。如果说此前他的生存是为了对皇帝和社稷负责的话,那么从此他要为“人民”生活了。惠州条件艰苦,但苏轼历来善处逆境,自己动手解决衣食,并对佛老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同时写作了大量“和陶诗”。“和陶”,是为了追企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
三、三贬
绍圣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大规模追贬“元佑***人”。苏轼被贬到海南岛,即“天涯海角”,生活极其艰苦。但此时的苏轼已非昔日朝廷命官,而是一个与普通人民融为一体的人,其生命力因此更加顽强。苏轼与海南的黎族人民建立了淳朴率真情谊,生活完全黎族化,并自觉地担当起促进海南文化的责任,写诗作文,鼓励海南人从事农耕,发展生产,营造文化氛围。尤以诗歌,文学史称之为“过海后诗”,由此可以窥见苏轼为中华文化建设所作出的努力。例如“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苏轼决心效法孔子,为海南文化奔走效力,“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表达了他对开发海南文化的信心,以及对海南文化人的殷切希望。“过海后诗”是艺术极品,不可多得。
海南岛三年,苏轼收获颇丰:写作诗歌和小品题跋;修订学术著作《易传》、《论语说》,完成《书传》;著述捍卫学术思想的自由和***。
1100年,徽宗赵佶即位,***局再次逆转,准备终老海南的苏轼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这次“内迁”,使苏轼又经历了与至亲好友生离死别、***治前途阴晴交替、年老病痛反复煎熬等种种坎坷曲折的遭遇,又一次由兴奋而悲慨,由悲慨而归于超旷。
苏轼早已化为一黄土,但在中华文化史上,坡和“谪居文化”却熠熠生辉。这才是坡留给后来人的人生启示,这才是东坡形象文化意义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006.7,(2).
[2]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下).元丰七年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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