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传统印章文化源远流长。篆刻向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或自篆自用，或馈赠文友，钤记落款，观赏把玩，从中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自古以来，作为国粹文化之一，篆刻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流变，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厚重、悠久的传统。
考篆印之滥觞，迄今为止，发现的可考实物最早可确定为东周。学界认为“我国篆印源于春秋而盛于战国”，但从篆刻艺术成熟程度而论，此前当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商周时期普遍应用甲骨文，即以刀为笔，刻文字于龟甲兽骨之上，广义而言可归入篆刻艺术之内。而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则完全可视为开中国印章艺术之先河，由此, 印章艺术似乎可考于更早。
四川,重庆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上游经济、文化、***事、交通的枢纽所在，虽距沿海外阜较远，但水路陆路通达四方。宋明之后，四川,重庆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至明清之际已颇具都市风貌，成为巴蜀第二大城市，长江上游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古城。本文基于明代以后内地经济、文化兴起，篆刻艺术渐起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抗战时期，伴随大后方文化思想的空前活跃，篆刻艺术在战时陪都长足发展，作全面梳理，阐述。
一、篆刻艺术渊源流长, 巴蜀篆刻家活跃印坛
篆刻艺术是书法门类中***形成的艺术分支，篆艺发展派系升成。在篆刻艺术发展之中，明后的文彭、何敬辈呕心沥血，旁参博涉，匠心独运，一变秦汉之后千余年治印格调之一蹶不振，弃隋唐以来九叠篆体之僵硬板滞，宋元以降之朱文小篆之衰落无力，直接效法秦印之纤巧、汉印之平直，在篆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明中叶至清，丹青墨客多崇尚书法、绘画、篆刻三位一体，其诸印家相互切磋，争奇斗艳，不同风格，不同师承，不同流派应运而生。
到清同治年后，***治、经济在川渝发展甚快。在外力推动之下，川渝之人如梦初醒。其时，士心振奋，文教蔚兴，篆刻艺术迅速崛起，涌现出了陈定波、姚元、刘家漠、曾应台、吴伯龙、盛樾、杨宝田、邱东霖、刘孜山、邹济、盛光伟等一大批川渝实力派的篆刻家。其间，篆刻艺术在巴蜀之地得以弘扬。这是中原腹地的经济***治带动下的艺术发展，也是篆刻艺术在川渝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在川渝艺术发展之下，篆刻艺术迅猛崛起，其中刘家漠、邱东霖、盛光伟是川渝篆刻界的突出人物，其篆刻艺术成就在全国令世人瞩目。川渝在外来经济、文化艺术影响之下，已逐渐开始重视自我价值，不少书篆艺人在重视秦汉玺印的基础上，开始虚心向皖、浙流派学习，突破僵化封闭、自满的偏私与狭隘，开启新思想，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技法。民国时期，涌现了乔大壮、花效时、张叔玉、杨鹏升、张大千、肖友于、徐寿、沈中、公孙长子、曾默躬、沈悫、周菊吾、张洼父、罗祥止、施孝长、刘孟伉、冯建吴、黄笑芸、余中英、曾右石、李中荃、游丕承等一大批川渝各具个性风格的篆刻艺术家。这么一大批篆刻艺术家充实了大西南书法艺术的园地，也为这些地域的篆刻艺术发展起了绝对性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篆刻史上，邓散木的名字不得不提，他早年学于李啸之先生，壮年以后又归于赵古泥、萧蜕庵两位先生门下，早在三十年代便以篆刻而扬名海上，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之称，其书法雄浑拙朴，在书坛上有“江南祭酒”的美誉。其间蜀地之人乔大壮在蜀中夙有声望，乔氏一门书香衍绪，祖父清同治年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谭嗣同所留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夷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流肝胆两昆仑。”的著名诗篇也由他抄录而得以流传。在民国初期，乔大壮任***编审，与时任检事的鲁迅先生共事，深受器重。鲁迅精于碑帖研究，当时北平书家云集，而他却与比自己小十一岁的乔大壮写自集。与大壮书艺交往颇多，读《鲁迅日记》至少五处之多，是见其交谊笃厚。大壮先生在古典文学，诗词，书法篆刻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乔大壮精于篆刻，上摹秦汉，下承清代黄士陵一路，风骨古俏。其书法、诗文、印章是称“三绝”。其先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词学教授，在文化艺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在艺术界声誉尤高。
二、特殊时代，造就巴蜀篆刻长足发展
巴蜀之地文化发扬已久，迅猛的全国文化思潮，照样影响着这片土地。谢无量生在巴蜀却活跃在全国，著述讲学办刊，为时事奔走出力。“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府，坚决抗日。“一二八”事变后，将《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经常著文痛斥、的不抵抗***策。1937年抗战爆发，先到汉口，后转香港，1940年返重庆，成都。他把新思想新书艺传播于巴蜀之地，这期间接触了重庆成都一带的地方书法篆刻名家，并把一些***治、文学、书法的新理念影响着巴蜀书篆艺坛，直接引响着巴蜀两地书篆界抗战热情。
巴蜀书篆艺术界，众多两地书艺篆界名士，受全国书篆流派影响，借于南北篆意名家风范，进取犹然，使两地书艺名家辈出。芦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展开，定陪都于巴渝，其时人文会萃盛极，遂有“巴社”之雅集。初时仅二、三印友相聚，会饮谈心，友人与口俱臻。当时中国著名书法篆刻家乔大壮、曾绍杰等之建议，命曰“巴社”，凡雅而能文者皆可来之。该社团虽有些松散，却每周一次的“中国艺文馆”聚会，川渝篆家才得以与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谢无量等中国当时聚首陪都的书篆名家名流频繁切磋。渝中黄笑芸就是此时迅速跻身全国一流篆刻、书法家行列的书篆名家。“巴社”是继承传统的楷模，他们始能借周秦以来的金石碑版充实自我的笔情墨意，用明清以来的印拓篆刻填补作为创作的源泉，食古而化，学用灵活，始终保持创作的清醒头脑，利传统为我所用，避传统的束缚而享用。遗貌精神即作品不必像古人，亦不必不像古人，他们所追印中再现秦汉之意，作品创秦汉印章之辉煌。因而，作品格外清醇古雅。治学严谨，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看读每一方印章都质朴天然，书意酣畅，其书法篆印都是他心声的传意，即是继承古训的佳作，令人叹为观止，赞意不绝。巴蜀书艺几位晚清以来诸名家及全国流派之影响，发展迅猛，战绩斐然。许多巴蜀书篆艺人己跻身全国名家行列，在渝州除黄笑芸先生外。还有冯建吴、吴震光、许伯建、徐无间、李中荃、曾右石等活跃在抗战胜利后书篆界的地方名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至西南云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汇聚的篆刻名士及书篆印人，如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唐醉石、曾绍杰、高月秋、徐文镜、谢梅奴、蒋维菘、王王孙、马一浮、高甜心、杨仲子、吕凤子、马衡、商承祚、董作宾、魏大坚等。他们与当地印人，围绕“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这个中心，兴学校，带徒弟，办展览，写文章，出印集，搞义卖，组织印社，交流印艺，在四川西南地区影响极大。《新华日报》（1938年8月2日）刊载：金石家王王孙从蓉来渝, 在观音岩卫戍总部大礼堂将“正气歌”刻石, 楹联条幅进行公开展览义卖, 其收入捐赠保肓院以资支持抗战。《国民公报》（1945年2月25日）刊载金石家江南扬仲子以服务教育三十周年纪念, 进行义卖、义捐，支援前线抗战。《中央日报》（1939年10月20日）刊载，张一合篆刻展在渝展出, 支持抗战。 1942年9月10日，傅抱石携金石篆刻和字画也展览支援抗战。1942年2月22日，金石家高甜心为敬仰美国总统罗斯福打日本, 特刻大印两方, 由蓉寄渝径美术会交外交部送呈。这给西南四川印人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当时四川印人乔大壮、肖友于、杨鹏升已经在全国篆刻界影响颇大。尤其乔大壮，他的印风，在全国引起震撼，时有“南乔北齐（白石）”之说。正因为全国篆刻名家云涌西南四川，同时带领西南四川巴蜀印人为抗日拯救民族作出了先锋性的工作。
抗战时期，巴渝聚全国之文艺精英于此，他们都用自己的才艺，相互交流，为坚持抗战作自己的工作，配合抗战宣传。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二时期后，全国后方文艺界都动员起来。在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倡导下，1943年4月2日在重庆国立中央***书馆，召开了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与会的社会名流学者书法家有一百五十多位之多，如：陈果夫、陈布雷、张道潘、张宗祥、潘伯鹰、赵熙、梁秋实、杨仲子、胡小石、商承祚、章士钊、谢无量等等。会上，决定将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址设在重庆北碚，还将每年三月三日定为“书法节”。1943年6月，中国书学研究会创办了《书学》杂志，沈子善为主办。他聘了当时聚于重庆的书篆名家六十多位，这在当时抗战时期重要的学术期刊，起到了抗战宣传，唤起民众的重任作用，期间还出来许多书学论集作品，对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的重庆为国民***府陪都，***府及部分行***机关和文化人开始转移大后方，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大专院校及文化名人也大量涌入，把重庆这个地区性中心城市推向了全国***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章士钊、马一浮、扬仲子、丰子恺、商承祚、沈尹默、马衡、梁漱溟等外地学者书家入蜀，为繁荣巴蜀书法创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篆刻界，继西泠印社后，“巴社”在陪都重庆成立，为成渝两地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热土和平台，更为重庆篆刻艺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抗战的胜利，文艺界得以复兴。当年聚于重庆的各界名家纷纷回到自己的故土，给重庆书学篆刻界留下了“巴社”团体的空架子。重庆本土书学篆刻家们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创建国学之类的训练班，而且将“中国艺文馆”之“巴社”模式传承下来。巴蜀之地的冯建吴（1910―1989）、徐无闻（1931―1993）是著名学者，其书学篆艺也异***突起。他们二人不仅以导师身份教导研究生，也同时为社会承袭书篆脉络，在抗战后的渝州书篆艺坛上贡献着他们的力量和学识。冯建吴先生以诗书画印著称艺坛，其风格源于吴昌硕，并受其弟石鲁影响，讲究作品的创造意识，为雄浑一路主要代表。徐无闻先生则以其深厚的书法修养与数十年书画圈功夫，及后在全国书法篆刻界之影响，其教学创作、编撰等得到世人普遍关注。抗战胜利后，渝州巴蜀活跃在篆刻界的本地书篆刻家们，更注重互相之间学习和引进新的技法，也正是陪都渝州的艺术聚集之故，无疑给巴蜀两地篆刻界注入了发展的新机制。由此，兴学校，带徒弟，办展览，写文章，出印集，交流印艺，在巴蜀之地，乃至西南地区，逐渐影响，受到全国篆刻界的切实关注。
参考文献：
[1]《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 抗战时期
[2]谭石光，罗光磊，文．《篆刻》杂志 2003年第一期
[3]夏昌谦编著，《黄门弟子手稿》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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