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不是“我的城市”

流动儿童眼中的城市

下午4点，复旦大学远征社的志愿者张熹要去看看自己入户辅导了两年的“农工孩子”们。

他从学校后门出来，沿着一条繁华的小吃街骑行不到5分钟，就到了孩子们住的叶氏路口。再往前，就是五角场城市副中心。

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可能很少注意到，这个不到两米宽、摆满三轮车的弄堂里，挤住着几十户人家，大都是老人和外来打工者。低矮老旧的平房和二层小楼，被周围林立的商铺、高档小区所遮蔽。

早在2006年，住在这里的孩子就曾被《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为“城市中的小候鸟”。几年后，“定居”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多，仅上小学的孩子就有20多个。

“我是上海生的”

拐进弄堂十几米是小杨（化名）家的杂货店。看到正在门口打麻将的杨家妈妈，张熹问了问这里即将搬迁的情况。10岁的小杨在一旁看店，见有人来买“上海烟”，他麻利地接过钱，站上小板凳，从货架上拿烟递给顾客。

小杨的家已经搬过七八次，“就是拿着你所有的东西去别的地方住。”

张熹问起小杨哥哥的情况。为了能参加中考，杨家的大儿子在今年年初时，独自回老家再读一遍初二（上海与老家的教材、考试内容有很大差异）。

在外十来年，老家已经没什么亲戚，大儿子一年3万多元的寄读费用，用掉全家一半多的收入。

对老家，小杨只有模糊的印象。他会昂着头坚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上海生的”，但也会因哥哥的返乡而说自己是“安徽阜阳人”。再问他老家具体的地址，他就答不上来了。

那个老家，小杨只回去过一次，“路灯少一些，晚上黑，会害怕。”

对于“上海”，小杨并不清楚家和学校之外的地方。他就读的学校曾组织去东方明珠、南京路，在他10岁生日时，爸爸专程带他去了一趟金山的城市公园。可小杨说，这些“上海的地方”他都不喜欢。

“上海是什么样子”

5月10日，“母亲节”前一天，远征社组织了一次特别活动。这个2006年成立的学生社团，为周边居住的80多名“农工孩子”提供长期免费的功课辅导和活动陪伴。

当天，二十几名参加活动的孩子用简单的画具画出“我眼中的上海”。

有些孩子很快在画纸中心勾勒出东方明珠的轮廓，附带一道黄浦江，蓝色的波浪像是海，甚至还有添上几只海鸥的。也有不少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务难住，习惯性地先涂上些花草，不停地问“老师”和同学：“上海是什么样子？”

据志愿者向《望东方周刊》介绍，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大都住在五角场商区周围散落的小型“农工区”，父母多是附近高校的校工或商贩，居住地很不固定。

父母在附近商场或者工厂做工的孩子，生活条件稍好一点，可以租住在老式的工人小区里，但忙碌的父母基本上没有精力和财力带孩子出去游玩。这些孩子虽然住在中心城区，但对“上海”的印象，却主要来自学校的参观活动推送到他们眼前的那个“上海”。

大多数完稿的画面上，东方明珠和高楼成为“上海”的代表，与承载了许多历史的老外滩相比，对岸更高、更炫的陆家嘴天际线，更被孩子们青睐。

两个男孩说，“上海就是要高楼林立”，“更繁华”，“跟老家不一样”。即使这些孩子出生在上海，老外滩和城市规划馆看到的那些历史，和自己并无太多关联。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感慨于孩子们的城市印象过于“片段”。“如果是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环境下，孩子的印象会更完整、更具体。而这组孩子的城市印象，更多来自地标和高楼这些强刺激，对城市多元的功能了解十分有限。这反映出他们是在十分动荡的氛围中被动接受了这些***景。这些高楼体现出的是冷漠的距离感，没有交往的状态。”

张松告诉本刊记者，这样的城市体验，显然不能提供定居感，也就不能引发归属感。

“他们看到的也许是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就在远征社活动的前一天，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孩子们，也画了一幅“我的城市”。

这是一家致力于改善在沪外来工子女课外教育环境的草根公益组织。

虽然楼房和汽车仍是主角，对环境的普遍关注却成为久牵孩子笔下的重要城市主题。这既来自久牵的课外教育，也与孩子们的生活直接相关。

参加此次活动的孩子大都住在浦东新区唐镇的城乡接合部，地铁和城市建设已经延伸至这个区域，孩子们居住的“民工村”成为城市剧烈变动的最前沿。

来自安徽的彤彤（化名）觉得城市里“到处都是污染，河面都是垃圾，地下都是泥土和砖头，还有工厂排出的黑烟，污水让人感到恶心”。而一些生在上海的孩子则更羡慕市中心的小区和公园里的绿化，“我家这边树和花都太少了……”

在2012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我国城市流动青少年权益状况调查”中，数据显示，大多数流动少年儿童生活的社区环境较差：39.8%缺乏安全感，59.8%反映卫生环境差，50.5%反映社区没有工作人员管理，38.9%反映社区公共设施破损。

用久牵公益的创办人张轶超的话说，“他们看到的也许是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画中上海不见“人”

张轶超记得，几年前久牵的孩子们所画的上海，大多也有“东方明珠”。那个时候，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去“城里”玩，对“市中心”的概念十分模糊。

上海浦东新区“乐群社工服务社”的左桂娟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2008年儿童节，乐群社曾组织民工子弟学校的80多名学生参观南京路和外滩，一些孩子惊叹：“原来上海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已经在上海上过好几年学的孩子，大部分没有到过市区。

正是那一次的发现，触动乐群社展开了一系列的“家在上海”活动，带领初入沪上的孩子参观主要地标和文化场馆。

2008年以后，更多外地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各种***府和民间公益组织也愈发意识到“城市融入”的重要，纷纷开设课程、组织参观、教说沪语，城市的模样在孩子的眼中更加清晰。

即便如此，孩子们今天所画的上海中，仍然很少出现“人”的身影。张轶超的解释是――可能“城市给孩子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不是这里的人”。

无论在市区还是城郊，即使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孩子，也很少会有上海本地同学。小杨的班上只有两个“上海同学”，到了初中，他们都会被编进“上海班”。浦东唐镇的彤彤说，自己学校2000多人中只有十几个“本地人”。

许多孩子认识的上海大人，或是“卷着头发”的房东阿姨，或是不说普通话的“老奶奶”。至于市中心，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很匆忙”，“应该是都穿着西装”。

“我的城市”和“上海”是什么关系

在张轶超看来，孩子们眼中的“上海”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上海，意味着体面的生活、舒适的享受。他们对这个“上海”的向往甚至远超过父母。

另一个层面是地理意义上的上海。孩子们之间会比较自己是“住民工房”还是“住小区”的。到了小升初时，很多孩子会突然发现自己也许只能进最差的学校，也无缘参加中考。

“我的城市”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让许多孩子迷惑。

在他们笔下，“我的城市”里有学校、小卖部、小山小河，却没有自己的家。东方明珠所代表的那个“上海”，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浮在云端，或者根本不再出现。

已经上初三的小俊（化名）在“久牵”已经有6年时间，俨然一副小助理模样的她对《望东方周刊》说：“久牵就是学校和我家之外的那个世界，是我连接上海的那条数据线。”

在本刊记者看到的60多幅流动儿童的“城市”画像中，只有小俊的画中既有上海，也有自己。

她先在画纸上涂满灰蓝底色。“然后是大吊车，因为上海总是在盖楼。远处是东方明珠、高楼，旁边的小区比较模糊。坐在墙上遥望的是我自己。后来发现整幅画颜色太暗了，所以加上了彩色焰火。”

一个月后，小俊即将初中毕业。16岁的她已经过了返乡重读初三以应届生的身份参加中考的年限。她在上海报考职校所需要的证件目前还有一些问题。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的她提到这些，神色有点黯然。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上海是不是“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