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唐标铁柱”作为唐王朝实际经略云南的标志和象征，历来受到史家的重视，以至有人这样形容说：“唐标铁柱”的实质意义就像一把锁，它的具置在哪儿，即意味着当时大唐的统治疆域和势力范围实际上就已经到达了哪儿。但由于最早记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有关典籍不仅语焉不祥，而且还由于其作者是没有到过滇西的中原文人，对云南的山川地理并不熟悉，因而当提到滇西地名的时候就往往难免出现一些张冠李戴的情况，最典型的如将“西洱河”（洱海）误称为“滇池”等。特别是关于对唐九征建铁柱纪功的位置的记述，可能是由于其史料来源主要是间接资料，甚至是仅仅只凭道听途说的缘故，所以更存在着若干明显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对“唐标铁柱”所在的确切位置历来就一直是各说各有理，进而使之成为了云南历史上的一桩重要的悬案。
最近，有一位省内知名的学者在《云南日报》上以《“唐标铁柱”在何处》一文旧话重提，再次对“唐标铁柱”所在的具体方位进行了一番考说。遗憾的是这些考说在引用了明代大理地方硕儒李元阳《石门山游记》中提及到的“湍溪为唐九征立铜柱处，今失其处”后，便继续沿袭方国瑜教授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有关《大唐新语・唐九征建铁柱》条目“概说”中认定的“石门即西洱河出口数里之天生桥，湍溪激流其处”（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361――364页）的不准确说法断然下结论说：“李元阳所说的‘石门’，即今大理市下关西洱河上的‘天生桥’；‘湍溪’即原天生桥下被称为‘不谢梅’的飞流瀑布”，并据此进一步肯定地指出：“即唐标铁柱应在今大理市下关西洱河天生桥附近”（见2001年4月4日“文史哲”版）。
对以上考证所依据的资料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是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的。理由有三：第一，被誉为“奇秀甲滇南”的“天开石门关”位于点苍山西坡马龙峰下的漾濞境内，现在不仅是远近妇孺皆知的地理常识；而且这个距离大理州府仅22公里的省级风景名胜区目前正以“漾濞石门关”的响亮品牌日益吸引着八方游客。第二，李元阳《石门山游记》中，不但首句就十分清楚地指明说：“石门山，在点苍山之背”；还具体地描写道：“至则两壁墙立，有若门焉”。之后，还详细地记述了作者对石门关雄、险、奇、秀、幽的壮丽风光的亲眼见闻和感受。第三，关于“湍溪”所在的方位，李元阳是这样描述的：“遂下山，由捷之路行。至绳桥，为‘汉求X酱之路’。至湍溪……”，由此可见，李元阳一行是从石门山下来后，沿着“汉求X酱之路”――即通常认为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博南古道，继续向漾濞方向西行，方“至湍溪”的。再结合紧接着的“比入漾濞，已黄昏，李濞川邀至其宅，夜饮甚欢”的记述。并根据明代云南地理区划，漾濞仅指漾漾巡检司――即今漾濞县城方圆一带的事实，这就不难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李元阳所说的“唐九征立铜柱地”的“湍溪”，既不是通常认为的漾濞江，也不是有少数学者所推定的是石门河，更非《云南史料丛刊》“概说”中所认定的原天生桥下被称为‘不谢梅’的飞流瀑布，而应当是流经今天漾濞县城中的漾濞雪山河。至于漾濞雪山河为什么被李元阳称作湍溪，我们认为这不过是文人学士的语言和当地民间叫法上的区别，换句话说“湍溪”只是当时大理地方文人学士们对雪山河的一种并不普及的雅称。因为从词意上看，湍溪的意思不外是水流湍急的溪流，很难想象，当地的一般老百姓，会习惯于用这种虽不乏诗意却有些拗口的语言来作为当地的地名。明乎这个道理，也就可以理解“湍溪”这个地名今天为什么早已了无痕迹的原因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在此似乎还有必要对“唐标铁柱”的有关记述再作一番梳理和考察。
最早记述“唐标铁柱”之事的，是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该书卷十一曰：“唐九征为御史，监灵武诸***时，吐蕃入寇蜀汉，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累战皆捷。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命管记闾丘均勒石于剑川，建铁柱于滇池，以纪功焉”。之后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和云南的一些地方典籍以及文人笔记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也多有提及，但在记述的内容上都基本沿袭前者。到了清代，由于滇中著名文士孙髯翁在其蜚声中外的《大观楼长联》中将“唐标铁柱”与“汉习楼船”、“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历数为云南历史上的四大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于是“唐标铁柱”的历史地位就更加凸现出来。不过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学术界意见较一致的地方，仅限于关于《大唐新语》“建铁柱于滇池”句中的“滇池”应为“西洱河”之误的提法。这还是由于从常识上，人们都不得不认同全祖望在《昆明池考》中的这一合情合理的推断：“九征战胜于大理，不应建铁柱于千里之遥的滇池”，因而“其所云滇池指西洱河”。而对于建铁柱的确切地点，则依然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要解开“唐标铁柱”所在的具体地点的千古之谜，实际上也并不十分困难，只要在正确释读和理解有关“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洱河，蛮筑城以镇之”史料的基础上，再综合考察一下当时吐蕃在洱海地区之势力分布和唐九征的行***路线以及滇西一带的山川地理等因素，就可以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了。据历史记载，当时吐蕃在洱河之势力，是以浪穹（今洱源）为根据地的。按照方国瑜先生的观点，唐九征击败吐蕃于漾濞江，断其通西洱河之路，然未必攻克浪穹，浪穹仍被吐蕃占据。其依据是“至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出兵攻南诏时，《南诏德化碑》说‘赞普观衅浪穹’”，由此则可知浪穹仍“为吐蕃前哨阵地”。再回过头来看《大唐新语》的记述。记述本来也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后人之所以产生了一些不该误解的误解，有的甚至于还将“漾水濞水”混淆为同一条河――即漾濞江。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不少人太拘泥于死扣《大唐新语》记述中的个别字句。其实，如上所述，只要将“九征率兵出永昌千余里讨之”条文记载结合滇西一带的地理山川加以考察，就不难弄清楚所谓的“漾水濞水”，实际上就是指“博南古道”上，也就是“九征率兵出永昌郡”（今保山市）行***途中必渡的两条河――即漾濞江和顺濞河。作为吐蕃从丽江、剑川、浪穹一带南下，沿博南古道直接通往洱海地区的要津，吐蕃分别在这两条河上架设铁索桥，并派兵“筑城以镇之”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史书所载，唐九征挥师征服滇西一带后，“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所指的应当就是分别位于如今漾濞境内的漾濞江上和顺濞河上的这两处相距不过一二十公里的城垒和铁桥。从事物的逻辑上说，“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征讨吐蕃，“累战皆捷”的唐九征“命管记闾丘均勒石于剑川”后，在班师东归的凯旋途中，又立铁柱纪功的地点也应当就在这两处必须毁坏以阻止吐蕃卷土重来的城垒和桥之附近。而根据有关历史典籍的的记载，并综合以上对李元阳所提及的湍溪方位的考证，我们认为，唐九征所立铁柱的具体地方既不可能是有不少学者认为的洱海之滨，更不可能是依据《云南史料丛刊》“概说”中所提供的关于“石门即西洱河出口数里之天生桥”的错误说法而推定出来的在“大理市下关西洱河天生桥附近”。
（史海漫游主持廖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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