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10篇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人口流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部门所雇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府限制人口流动***策的适当放宽,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会加快人均产出收敛的速度。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却并没有因之而缩小,反而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本文谨从我国异质性人口流动现状出发来分析人口迁移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

流动方向为向东部地区集中。从省际人口的地区流动来看,1990-1995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各省区人口流动总量的65.09%,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总合,而1995-2000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期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总量的76.24%,较1990-1995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轻。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中,迁移年龄高度集中在青年人口:其中迁出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迁出率达到了10.21%,其次是25-2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6.71%,15-1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5.98%,位列第三,呈现出年轻人口省际外迁的空间格局。

迁移人口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迁移劳动力所受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0.1年,其中67.6%的迁移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是初中、高中和中专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校教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迁移劳动力总量的15.5%,后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受高等教育的平均4.8%,甚至高于城镇的9.9%。

二、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择性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属性之一,在我国表现为年轻人、技能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种选择性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对迁入地区而言,人口的流入增加了迁入地区劳动力总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极大的推动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流入和集中,会使流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整体的提高。但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增加了当地的就业竞争,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且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也可能因社会、医疗保障等体系的不完善,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对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口流动的作用则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迁出降低了人口密度,缓解了人口对本地资源、环境的压力;且人口从资本劳动力比率低的部门流出,流向资本劳动力比率高的部门,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趋于一致,减少了就业竞争,提高本地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从内陆到沿海的技术性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家乡汇款,从而促进了内陆地区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当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时,对于技术性的劳动力而言,跨省跨地区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他们趋向于在沿海地区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出会抑制家乡生产力的提高,迁出地因为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损失而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可能拉大地区差距。如果将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劳动力的迁移对地区增长的差距可能会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人口迁移***策

中国的经济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人口流动的结构与规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现阶段人口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强化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调整和引导,而不能靠***策进行人为限制,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放宽对人口区际流动的限制。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是地区集聚力的作用,这种集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要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进一步放宽人口迁移的***策限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速东部地区的生产活动向的扩散,满足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平衡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随着东部分散力的提高,使人口流动自然调节到均衡水平,实现从控制流动到公平流动的转变。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 人口 经济发展 研究综述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 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 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 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 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 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 其后, 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 拓展了研究范围, 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 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 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 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 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 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 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 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 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 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 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 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 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 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 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 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 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 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 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 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况, 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3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 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投资(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总消费(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净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产业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产业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

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白色***”和“蓝色***”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http//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

传真机

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最后说明一点，本文提出的对印度人口问题的乐观分析，做出的这些解释都只是在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规模找到经济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3、戴维·罗默著，苏剑、罗涛译：《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一版。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一版。

5、［德］克劳德’F·齐海曼编，彭松建，周雄飞等译：《适度人口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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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陆亨俊，“在研究南亚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经济参考报》1999/9/13。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4

内容摘要:在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口素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将生态文明分解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兼容性这三个要素,探索了人口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研究了素质对生态和经济兼容性的贡献。本文的结论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

关键词:生态文明 人口素质 思想素质 文化素质

研究背景

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三次文明,即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以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为核心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作为在全球资源基本被瓜分完毕后才逐渐崛起的国家,中国对生态文明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其特殊紧迫性。环境质量下降促使人们反思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

人口问题是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构成人口问题的三个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数量和结构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已有一定的探索,但对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文明的研究则尚存空白。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以生态文明的定义为基准,以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为切入点,将人口素质分为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将生态文明分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的兼容性,探索了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及协调程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描述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论证了人口素质对提高经济生态兼容性的贡献。另外,以往对人口与生态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生产者”的角色,本文在探讨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及其与经济兼容性时引入“消费者”的角色,从而在完整的人口学视角下进行研究。

人口素质各要素影响生态文明的传导机制

本文将人口素质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分解为人口的思想素质及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和生态兼容性的影响,从而全面地探索该作用的传导机制。

(一)人口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两个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有促进作用。人们的文化素质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对环境保护有所助益,道德素质则决定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外,二者的发展还需协调、均衡,才能使生态得到保护和改善。

人口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协调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促进环保。从宏观角度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更易产生制度创新,从而解决生态恶化的外部性问题,例如美国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改善了碳排放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也要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基础。人口的道德素质是环保意识的重要基础。横向而言,较高的道德素质能使人推己及人地关怀他人,不愿为一己之私占用他人资源,从而减少公众资源的浪费。纵向而言,道德素质较高的人口则更易接受“代际公平”的理念,将资源留给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而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环境保护过程中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如同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讲究配比一样,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协调对环保也有决定性作用。首先,我国人口飞速提高的文化素质需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辅助协调。从生产角度看,技术进步是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但新技术、新产品的污染具有显露上的滞后性,当结果被知晓时,损害已成事实。譬如,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而该方法使公地的悲剧在企业的资源战中愈加凸显;另外,贴现方法导致了资源过度开采,因为现在的资源比未来的资源更有价值(Eric A.Davidson,2003)。因此,知识在缺乏思想道德约束时可能会成为毁坏生态系统的利器。唯有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才能控制这一“双刃剑”的负面作用。从消费角度来看,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往往占有更多财富,从而有能力消耗更多环境物质并产生相应的生态足迹。Friedrich Schmidt-Bleek(2003)谈到:典型的过度消费者是北美人。他们每天的物质消耗相当于自身的重量。这意味着一个北美人的消费等价于34个孟加拉人。按此意义计算,相当于美国有70亿孟加拉国的人口,而孟加拉国有大约500万美国人。所以对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而言,道德水平对挥霍型生活的约束尤为重要。其次,思想素质较高的人要拥有恰当的环保意识,也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支持。自然知识不足容易导致“人口中心论”,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余谋昌,2000)。如果认为人类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的利益,人对自然并不存在直接的道德义务,那么人口的思想素质越高,越迫切期望改进自己和同伴的福利,对自然的索取就越多,因为其决策的约束条件只有财富、时间和精力,并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文化素质的发展需要思想素质作保障,思想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文化素质,只有二者均衡发展,才能使人们创造出环境友好型技术,接受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原则,从而对自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复。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界已成共识。在现实社会中,穷国和富国的“俱乐部收敛”就是例证。

从横向的角度比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产出贡献较大。马克思在论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时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人口素质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紧密相联,高质量人力资本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有更高的回报率,从而直接增加经济的总产出。

从纵向的角度比较,人口素质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诸多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三)人口素质对生态与经济兼容度的影响

Eric A. 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一书中用***形展示了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从而揭示了生态与经济的兼容度问题。生态学家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物质流动如同金字塔一般。位居金字塔宽阔基层的是土壤,植物可从中获取养分、水和生长据点。以绿色植物为食的动物在数量上少于植物,肉食性动物的数量则更为稀少,因此金字塔的宽度随着食物链的上移而变窄。荤素不忌的人类,由于不太可能被其他动物吞食,因此位于最上层(***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金字塔中,每一层的宽度都由该阶层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之金钱价值决定。因而,其金字塔随着产品附加值的增加逐层变宽,和生态学家的金字塔形状恰恰相反(***2)。

生态文明的内涵在于经济学金字塔不能超过生态学金字塔的容纳范围,此即生态与经济的兼容问题。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生态足迹,即压缩经济学金字塔的面积,还能保持福利并改变消费层次的比例,使其“上大下小”的形状有所改善,从而更容易纳入生态学的金字塔中。

从生产者角度看,高素质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是从物质形态为“原材料――消费品――垃圾” 的“牛仔经济”转变为物质循环利用的“太空船经济”的过程。文化素质提升使人们逐渐掌握循环生产技术,道德素质的提高则利于人们对生活和生产废弃品的正确投放和处理。在这种部件的再使用和材料的二次使用过程中,人们用“人工循环工程”来弥补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向生态系统的排污和索取,同时保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因而增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目标的兼容性。

从消费者角度看,人口高素质对绿色消费的普及大有裨益。道德素质引导人们自觉地选择耗能小、污染小的消费品,并对已用过的物品稍做清理后进行重复使用或用于别的目的。文化素质让人得以分析日常习惯,归纳出环保的方法并修正行为。这两种途径都使经济学金字塔更易嵌入生态学金字塔中。

结论和***策含义

现有人口学角度的生态文明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而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与生态兼容性而言,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即高素质总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兼容。

“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中国的基本人口***策,对改善中国人口状况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口工作一直都把“稳定的生育率水平” 作为绝对重点,即主要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当前,我国人口处于绝对量上升伴随增长率下降的阶段,这恰为人口***策重点从“数量”转向“素质”提供了条件。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重视人口素质的必要性,这也是人口总量巨大和老龄化趋势并存背景下解决数量和结构间矛盾的可行方法。

人口素质自然发展的结果,常表现为文化素质的领先和道德素质的相对滞后。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其内生规律,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它的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较量中,科技总是最终的胜利者(李晶,2007)。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均衡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加大力度提升道德素质,当属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生态文明的外延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领域,并非单一学科所能全面覆盖。本文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物质成果,而对精神和制度领域的分析尚有待补充。另外,进一步的研究可构建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并量化它与人口素质各部分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细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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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 人口结构转变；消费；投资；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增长

中***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3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其出生伊始直至死亡过程中一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各项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人口因素成为考察宏观经济运行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又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因此，人口对经济发展可能会存在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影响。综合而言，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效果，这或许正是早期研究中发现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的研究依循这一思路，逐渐开始同时考虑人口总量增长与人口结构转变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综合考察人口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逐渐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居于这类研究的中心。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经历了人口结构转变，并被认为在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起步较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因其“转变时间短、幅度大且总量规模大”而更为引人关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又使得我国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这一“中国模式”在全世界掀起了新的讨论热潮。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一阶段所呈现出的“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似乎正好与我国同期高储蓄率保证和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相一致。不可否认，这一发展模式与我国***府试***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导向战略不无关系，但是有利于资本积累和促进出口的人口结构转变是否是保证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以至于同时期相伴随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的“人口红利”期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但又值得深入思索和回答的问题。

1 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进展及其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

国内外关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研究，围绕着人口究竟是消耗资源（从而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消费者”）、还是提出（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者”）、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辩与讨论，相关研究也因此大致可以分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悲观论”（马尔萨斯派），或许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时间内最终将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增长乐观论”（反马尔萨斯学派），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取决于诸多传导机制的综合效果从而净影响并不明确的“人口结构转变论”（中间学派）。由此使得人口、管理以及经济学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进而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人口管理***策重心上也常常在控制还是鼓励人口生育之间徘徊。

早期起源于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相比于其人口而言是有限的，从而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过剩会阻碍人均产出的提高，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3月发表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堪称这一理论的代表[1]。但是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与人均收入均持续增长的现象使得马尔萨斯派的“人口增长悲观论”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人口增长乐观派认为人口是一种经济资源的讨论。例如Kuznets[2]认为人口增长使人类更容易获得知识发明和传播的规模效应，Simon[3]也认为人口增长在对资源造成压力的同时也会对人类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人口增长也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

但实际情形是，从总量的角度考虑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较多[4]，但不同学者因为所关注的问题、数据或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导致结论存在较大出入：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既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或者并不存在统计显著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既有可能意味着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方向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而言影响的净效果并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存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问题结论并不稳定。前者如Arrow[5]以及Mankiw[6]等的研究结论所示，人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同时是提出的生产者也是消耗产出的消费者，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生产和消耗产出的净效果。后者正如Barlow[7]以及Kelley与Schmidt[4]等研究所指出的，通常而言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从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并不一定比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高或者低；并且早期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国家随后的人口出生率也通常比较高，而早期高出生率对应着随后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具有正向贡献的劳动力人口，与此同时随后的高人口出生率则意味着更重的少儿抚养负担因而消费更多的产出，从而意味着单纯从同期人口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其对同期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研究存在数据处理上的问题，因而结论也是模糊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开展的人口与经济互动影响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似乎才是考虑人口与经济之间相关关系的关键所在。

人口结构转变现象为世界各国所普遍共享[8]，阐述的是在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该理论源于对西欧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经验分析的结论，最早可追溯到Landry[9]与Thompson[10]的研究，到40年代由 Notestein[11]等学者形成人口结构转变系统性理论，初步创立了“人口转型学派”，之后许多学者[12]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早期的人口转型研究将人口结构转变定义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从高向低转变的过程中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但随后的研究[13]认为人口结构转变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问题，而应该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转变过程的综合现象：包括流行病学转变[14]、生育行为转变[15]以及家庭组织结构变动[16]等。因而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包括***策制定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人口特征变化之所以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与Brumberg[17]的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个体平滑其一生消费的动机使得其在工作年龄阶段储蓄以用于退休之后的消费，进而不同年龄个体的生产、消费、储蓄以及投资行为等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宏观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动将通过影响该国或地区总的产出、消费和储蓄水平等中介变量并最终传递到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上来[18]。随后，不同学者遵循这一逻辑对人口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种情形：①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动从而影响劳动供给；②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下降或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发生改变，带来消费和/或储蓄变动从而影响投资，并进而影响物质资本存量；③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变动影响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投入，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④人口结构转变过程还有可能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从而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更进一步，如果该国或地区为开放经济体，则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存在差异时将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从而将通过进出口贸易等进一步影响该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与之相对应，国内外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围绕其对消费、储蓄、投资、人力资本形成、通货膨胀率以及进出口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等几个方面展开；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开始逐渐建立和完善，人口结构转变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的研究也渐渐增多；其中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

2 人口结构转变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

尽管生命周期假说指出个体在其一生中经历从净消费者到净生产者继而到净消费者的角色的转变，从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会对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但学者的研究指出在实际情形中这一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

从消费角度来看，Erlandsen与Nymoen[19]利用挪威近40年的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显著影响同时期挪威总消费的变动，李春琦与张杰平[20]也认为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加重会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李文星等[2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1989-2004年间各省居民消费差异的解释极其有限。就储蓄而言，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比重率先下降（从而少儿抚养比下降）可能意味着家庭或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并且研究表明资产价格将在人口红利窗口期被抬高而增加投资收益率[22-23]，从而刺激居民储蓄行为。Leff[24]的经验研究表明国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负相关，因而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少儿抚养比率先下降和老年抚养比随后上升，将意味着国民储蓄率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Modigliani与Cao[25]利用我国的数据也发现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抚养比迅速下降是我国同期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Cutler等[26]在新古典拉姆齐（Ramsey）模型中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经济体还是在两国开放经济体模型中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比较。他对美国数据的动态模拟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将使得美国消费率在最初上升之后趋于下降，并最终达到小于初始值的稳态消费水平；储蓄率则在最初大幅下降随后上升，但仍小于初始水平，最终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Athukorala[27]发现台湾少儿抚养负担或老年抚养负担增加1个百分点，将分别对应着家庭储蓄减少25或0.10个百分点。然而，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可能跟少儿抚养负担负相关，但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居民增加储蓄[28]。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使得人们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以获得人力资本回报[29]，并且婴幼儿死亡率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家庭对后代的预防性生育需求，从而使得家庭更有资源对后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寿命变长、出生率下降、推迟生育和教育投资增加等相伴随出现的现象相一致。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在没有社会保障时，寿命的延长是否必然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代表性个体更偏好子代数目还是更偏好后代的福利，但一旦引入社会保障后寿命延长会有利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3 人口结构转变对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人口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机理在于：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比意味着这个国家有着相对丰裕的劳动力禀赋，进而带来较高的产出，以致出口更多；换到进口国的角度来看，较高的劳动人口意味着进口国有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口国有能力进口更多的商品[30]。Taylor与Williamson[31]通过研究发现1960 年到2000 年间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从逆差到顺差的飞跃与同时期这些国家年龄结构的差异以及变动密切相关。Debelle与Faruqee[32]对1971-1993年21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发现人口结构对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Batini等[33]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他们将全球分为四个区域——日本、美国、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主要是：最快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将首先出现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以至出现赤字，欧洲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面临相同的问题，而相对年轻的美国则将出现经常项目盈余。Bloom等[34]评价了中印的经济增长，认为健康状况改善和人口抚养比下降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人口结构转变进程互换之后，至2006 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将下降超过30%，相对应地印度的出口总值则会上升超过30%。许多实现了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也是如此。其他经验研究[30，35]结论表明，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经济体选择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采取这个模式的时候，都处在人口结构转变带来巨大劳动力供给的时期；从而意味着这些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

与之相对应，当一个国家经历由人口结构转变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决定的大规模人口年龄构成变化时， 国际资本流动会随之变化[31]。这是因为人口年龄构成会影响国内总投资机会——如果人口更集中在年轻成年人，那么将出现投资率高峰；相反，如果更集中在处于收入高峰期的较年长劳动力，那么将出现储蓄率高峰。从而经济体在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其人口年龄构成将会通过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峰的不同而影响其对国外资本的供给和需求。Higgins与Williamson[36]研究发现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相伴出现的生育率上升与死亡率下降从而总人口增加的情形使得亚洲国家减少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亚洲国家60年代以来储蓄大幅增加与同期少儿抚养负担大幅下降相对应，并利用1950-1992年的数据发现部分亚洲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以经常账户盈余相反数衡量的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在其少儿抚养负担最高时正好达到峰值。Feroli[37]模拟估算了G-7 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本在G-7 国家间流动的影响。他们从历史的G-7 国家人口年龄数据出发， 估计人口变动趋势的基本经济参数，用于预测未来人口年龄变化的状况。他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从2010-2030 年G-7 国家中的相对年轻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其他的五个国家将成为资本的净输入国。祝丹涛[38]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认为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与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人口结构转变同时也可能对不同经济体间的汇率产生影响。Andersson与Osterholm[39]利用瑞典1960-2002年间的数据、Andersson与Osterholm[40]利用OECD国家1971-2006年间的数据均发现人口结构是实际汇率的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Aloy与Gente[41]发现日本人口结构转变后期人口老龄化阶段的人口增长率下降是日元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实际汇率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以上各小节中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特征因素变动对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经济中介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也不乏直接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的研究[24，42-46]，结论倾向于认为人口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结构转变第二阶段“人口老龄化”阶段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压力。

就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人口红利”期而言，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死亡率一般先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而意味着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呈现出“年轻化”和“健康化”的特征，之后的人口出生水平下降使得少儿抚养负担急剧下降，从而可能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的增长[47]：一是储蓄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趋缓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二是促进储蓄率的提高。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48-50]的结论基本与此逻辑相一致。与之相对应，人口老龄化则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43，51-56]：①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劳动力供需关系力量变化，并使得经济总产出下降；②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③人口老龄化会对公共财***支出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府将面对养老金、医疗卫生等支出持续上涨的挑战，这在客观上对公共财***支出的总规模产生了上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公共财***支出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养老金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支出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从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将使税基缩减，税式支出增加。

其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口抚养负担下降以及人口健康水平大幅提升的“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从而转换为所谓的“经济增长红利”，而需要合适的***策与社会环境使得“人口红利”有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的传导机制[57]：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等，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得以持续。早期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表明这些国家国内环境以及***府所做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口红利”转换为“经济增长红利”机制在这些国家得以实现[49]。与之相对应，学者也指出尽管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但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对于刚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国家（如我国）而言，有可能可以通过***策引导等来实现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49，58-60]。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态势的增强，行为人预期到自身寿命延长和负担增加，很可能会选择性地增加储蓄以削弱老龄化的不利影响；此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额也将增加；从而意味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61-63]。这与Azomahou与Mishra[64]发现年龄别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出高度非线性关系的结论相对照。因此现有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中所赖以检验的线性基础受到很大质疑：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远比传统的线性假设复杂，从而进一步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

5 理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历经人口结构转变这一现象，人口和经济学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呈现出纵深化的特征。研究国外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转变的文献表明，人口结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并不单一，将通过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贸易等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多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从而影响方向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存在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情形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从而实证研究中因为各学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对引发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的设定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人口结构转变与这些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不同；因而考虑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既是一个国际化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应用探索，更可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提供理论支持。

致谢：东南大学胡汉辉教授、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策中心主任王丰教授为本文早期版本提出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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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 on Macro Economy： A Literature Analysis

ZHANG Xinyi1，2 ZHANG Qio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 区域经济理论 口岸 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口岸经济的发展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作为一 个更大的经济系统，凭借其自身具有优势的经济要素，必然要对处于落后的、劣势的口岸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区域经济要素要向口岸经济要素传递或渗透，使其形成新的配置、联系、结构、影响等，从而优化口岸经济要素结构，例如改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口岸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市场贸易规模等等，以提高口岸经济发展水平。而口岸经济推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地域分工的不同所带来的成本差异，因而引起经济系统之间的经济要素传递与流动，造成经济要素之间联系、影响、作用的结果以及形成新的、积极的要素结构配置，进而建立更为合理的经济要素配置方式，发挥其经济功能，提升经济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世界经济竞争正在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以区域经济合作的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也随之发展。最早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是以古典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导致各成员国在某些生产领域的取得专业化发展，相应的生产活动开始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中，进而使每个国家的总体利益都增加。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布朗、小岛清等人研究了“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小岛清提出的协定分工理论，认为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后，企业可以摆脱原有市场规模的限制，通过协议使各成员方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除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可以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贸易壁垒限制，从而能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20世纪70年代， 形成了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它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行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结合而成。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异，但是它认为世界经济技术存在一个从先进国家到落后国家的传递过程。在产品和技术周期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生产区位在不同发展国家之间转移，并通过产品交换实现比较利益。后来又产生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为基础。认为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等是贸易利益产生的重要因素；思考了李嘉***的比较利益理论中忽略的假设条件，强调运输成本对国际贸易量的影响。在同样的贸易条件下，两国间距离越近，贸易运输成本就越小，交易费用也就越小，贸易量就会越高，贸易量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区域经济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等因素。产业部门的经济地理集中导致地区经济的持久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进一步使生产和创新集中。由于地缘因素、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市场演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贸易利益以及其他共同利益，依然有进行经济合作的必要，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与方式。基于以上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绥芬河作为中俄两国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必须尽快进入一体化进程中。

边境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东北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在中俄共同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范围内，绥芬河已经走进了一体化进程。而且作为中国重要的口岸城市之一，绥芬河正在中俄以及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交通优势、较高的开放度以及中俄经贸合作全面升级的重要机遇，绥芬河应尽快成为东北亚陆海大通道经济带上的一个发展热点，并在***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交流担任重要的角色。

绥芬河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距离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参崴230公里，与俄罗斯有一条铁路、两条公路相通。俄罗斯引导着中俄大企业对接，在能源、原材料等大项目合作开发上都有合作的空间。参与俄远东远东地区能源、原材料开发，不仅是对俄投资合作的重头戏，也是我国能源开发战略的需求。俄远东是世界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在石油、天然气、木材、贵金属蕴藏量之大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无与伦比。因此，建立大绥芬河经济区势在必行。对此，绥芬河市应积极态度应对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做好区域一体化的工作：1.签订两地建立经济区的框架协议。2.按照“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制定大绥芬河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升区域开发战略加快开发步骤、促进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与合理利用资源。形成整体发展态势，提升整体竞争力。3.制定统一的区域经济***策。4.在规划、土地、环保、交通、外贸、旅游、市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进行磋商协调。5.统筹安排经贸旅游，招商投资和环境推介等方面的活动，包括共同组办洽谈会、区域发展论坛，统筹安排区域性市场的功能协调等。6.建立文物风景资源共享、文化、体育互动机制；包括大型文体设施、高等院校等社会事业的协调、共建、综合利用等。7.银行、交通、电信等部门研究出台两地同城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8.积极与俄方就建立经济特区事宜进行对接，实现双向互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绥芬河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得发展。2010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60.5亿美元，占全省边境贸易总额的50%以上；边境上的小额贸易占全省的87%；口岸过客44.8万人次，同比增长52%；过货量占全省各口岸过货总量的70%以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绥芬河是在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2001年7月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辟了两国合作的新纪元，为中俄边境地区的投资与合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和***治保障。为绥芬河的发展展示了稳定的、可预见的、良好的发展前景。2011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将达78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7%。这些都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开始进入“快车道”。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明显加快，已经出现了联手互动、协调推进的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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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薛双：哈尔滨商业大学2010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

肖亚***：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生，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宏观经济发展；影响要素

引言

经济发展最注重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靠性以及稳定性，随着近几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质量也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要想从根本上做好紧急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实际需要促进其实现成功转型。本文从不同的层面以及不同的社会视角对发展经济学做了研究和探索，提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波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想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基础要素就是人口、资源与环境。尤其是人口发展，对现代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人口与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人口经济的核心问题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都是相同的，即经济发展与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年以来，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发展经济学由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而逐渐受到了更高的重视。

（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1978年马尔萨斯提出了“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理论，表示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此这也就成为了一个颇受各国关注的问题。直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主要表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另一种是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些结论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但是从普遍上看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波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所处的水平环境不同，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就不同。

（2）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

确定人口质量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决定，一是人口身体健康素质，其中包括婴儿出生死亡率、人口发病率、青少年营养状况和发育状况；二是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指，其中包括文盲率、各级院校毕业生数量等。相关数据显示，人口质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很明显，人口质量越高经济发展越快。

（3）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有经济结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地域结构，每一种结构所涉及到的指征均不相同。随着近几年来相关研究的日益增多，可以发现其中人口的城乡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以及区域问题是影响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

2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自然资源也在不断的被消耗，由于并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可再生的，使得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

（1）自然资源的无限利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2）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必须要合理利用，不能过度开采、盲目限制、或停止利用。

（3）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环境与经济发展

环境与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息息相关，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与基本条件，也是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都经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好坏离不开资本积累的影响，也是促进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良性的资本积累机制可以有效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三、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眼下经济发展呈现全球化趋势发展，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就越来越重要，不同模式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发展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国际贸易也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思想。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涉及到了多方面问题，其中包括贸易条件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剩余的出路问题等，通常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对外贸易研究。

四、结束语

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来说，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就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一直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综合现有的经济状况来看，一个国家人口数量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对外贸易模式、自然资源利用等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要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起飞，加大研究力度，提高科学技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也要适当加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创建有利于各类要素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机制，最终转化成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更为合理和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经济实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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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城市经济增长；人口流动

中***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6-0020-02

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步伐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熟，城市人口大量地流入和流出，形成大型的人口流动潮。广东省在2011年的GDP为52 673.59亿元，高居全国各省区市经济产量的首位，同时广东省在2011年拥有常住人口

10 430万人，是全国各省区市人口集中程度最大的省份，也是全国各省区市中流入人口最多的省份，这种巧合关系让人们对人口流动潮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各种遐想。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就曾在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将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相结合，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分别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的工业部门，其中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为城市工业部门中扩大再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人口迁移模型中证明了影响农民做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决策的是对城乡收入的预期差距，在存在很大城乡差距情况下，即使城市中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民也会具有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倾向。

在国内，王德等在研究1985~200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人口流动的关系中，得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对我国十几个省的GDP产生平均1.5%的贡献；段平中在其人口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其过程存在一种收敛性。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很好地阐述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统一证据支持了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个论点。但这些研究大都专注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城市之间的平行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也缺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但在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除了由产业特性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有由***策偏向、机会倾斜等引起的城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匀。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样，这种城市区间的经济不均匀发展也会引起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经济欠发达城市地区的劳动者会产生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的高收入差距预期，从而衍生出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流动的倾向。这部分人群的流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今暂未得到论证。本文将以广东省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结合人口流动的心理要素来分析其原因。

1 实证建模

1.1 样本数据的选取

人们通常由于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学习培训、搬家迁移、婚姻关系、亲友收纳等方式由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而形成人口流动，在此过程中，由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变化更能反应其对城市经济建设的长期贡献作用，因此本文采用户籍迁移人口作为标准界定流动人口，并选用广东省2011年统计年鉴中2010年的各市数据进行分析。

2 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

3 结 论

①广东省人口因素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关联。由表1可知，无论是流入、流出还是本地的人口，与广东省城市经济产量之间的关联度都超过0.7，达到较高的关联水平。就流向而言，流入人口都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成为城市各类行业的劳动主体；同时，人口的向外流出也缓解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降低了福利分享规模，提高了流出城市的边际生产力；本地人口作为城市的源动力，对城市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②留在城市内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离开城市的人口的贡献水平。广东省中留在城市中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 245、0.8 683和

0.7 214，高于流出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0.7 184。留在城市中的人口通过提供劳动力和带来消费和投资等对城市经济比较直接的贡献，比离开城市人口创造的缓解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福利分享规模的间接贡献更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推动作用。

③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从表1结果来看，不论是省内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还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都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本地人口在进取心和奋斗欲望等心理因素上都差于流入人口。一般来说，本地人口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本地人具有稳定的未来环境期望，且这个优势越明显，其创造能力越差。相反，外来人口本着为了能改变现状和衣锦还乡的淘金理念，迸发出热情与创造力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

④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的贡献水平。表1中，省外流入人口对于广东省城市的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0.8 683，远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0.7 245的贡献度。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流入人口在心理因素上的冲劲通常会因机会成本的增加而增加，而这种机会成本往往和城市的地理距离及经济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其返回原城市的成本越大，其冲劲越强。其二，广东省作为中国历来的经济大省，其本地人的从商意识很强但是对教育的关注并不高，尤其与山东、江浙等重视教育的省市差距明显，因此，从重教育的外部省份流入的人口在知识积累方面相对本省人口更具有优势，对如今知识化社会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实证结果证明，人口流动尤其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广东省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本文认为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增长，取消户籍限制制度等人口流动的约束和限制势在必行，才能引导各省区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以更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2]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9

[论文摘要] 本文论述了对外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学术界对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状况与争论，并着重分析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又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涉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晚期重商主义学派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绝对利益论，再到后来的比较利益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剩余产品出路说和“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地带，中心控制，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0

关 键 词：国际贸易；人民币汇率；波动均衡

中***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2-0091-05

一、引言

中国作为转型中的新兴国际贸易大国，随着进出口贸易量的扩大，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呈逐年递增之势，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指责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借口。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和改革与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如何在中国金融市场化转型与国际化背景下，科学合理地估算和确定实际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成为金融市场化转型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关键。在学术界，围绕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各种讨论和争论持续不断，实行更灵活的、更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已成为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各种***策建议纷纷出现。在开放的大国经济体系中，汇率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与其他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与联系，共同影响宏观国民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均衡汇率理论也成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内容，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1]

一般而言，通过计量方法估计汇率的结构方程模型只对汇率变化的某一阶段具有解释力，标准模型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实际汇率的非黏性可能引起与从前均衡汇率的长期偏离，二是不能用风险补贴解释远期汇率偏离将来的即期汇率所造成的误差。均衡汇率模型主要考虑实际因素对汇率的影响，认为均衡的实际汇率不随名义汇率制度的变动而变动，名义汇率制度为中性，均衡汇率模型是弹性价格的货币模型的扩展和一般化，考虑到多种贸易品和实际冲击。当然，均衡的汇率模型无法解释名义汇率波动下实际汇率更容易波动的特点。[2]均衡汇率往往作为判断汇率波动程度甚至失调的主要参考标准，可以把均衡汇率区分为名义均衡汇率与实际均衡汇率，前者指由外汇市场供求均衡时的汇率，后者指通过考虑到实体经济变量影响对名义均衡汇率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汇率，在传统研究文献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测算实际均衡汇率，但因为非贸易商品的存在，使得这种测算方法存在误差和缺陷，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一系列测算实际均衡汇率的研究方法例如“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FEER)”、“行为均衡汇率(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BEER)”被开发出来，[3]推动着均衡汇率理论研究的发展。施建淮、余海丰等学者利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均衡实质汇率和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4]张斌利用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模型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问题，[5]林伯强估算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并对实际汇率错位进行了测算，[6]张晓朴从理论与模型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7]Zhang，Z.则从实证调查角度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失调问题。[8]

从现有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文献来看，有如下特点：一是一些研究文献混合使用中国经济转型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经济转型以后的相关数据，使得所得出的相关结论的解释力受到限制；二是仍然缺乏关于经济转型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演变及其内在动因和规律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文献；三是大多数研究文献专注利用各种模型估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并分析人民币汇率失调的程度和原因，对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演变内在规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仍嫌不足。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由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存在着大量商品和劳务没有进入市场。二是因为不同国家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速度方面存在着差异和不平衡性，即使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贸易保持相对稳定，也存在汇率波动的可能性。三是即使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进出口增长速度保持相对稳定，进出口贸易处于均衡增长状态，仍然存在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因为不同国家有效劳动平分的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均进出口水平的变化具有非平衡性，加之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使得贸易汇率波动均衡会不断的调整。因此，要准确计算转型社会进出口贸易均衡汇率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

二、进出口贸易增长与汇率波动：一个理论模型

2005年以来，随着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中国纺织品对美国、欧盟的出口增长速度较快，引起了这些国家相关产业部门和决策层对中国进口商品的疑惑和恐惧，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论调和措施纷纷出台。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实行以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美国的一些学界和***界人士指责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汇率操纵”，认为中国纺织品之所以具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府通过“汇率操纵”方式低估人民币币值，给予企业补助，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有的***界人士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基于惩罚“汇率操纵”的普遍性高额进口关税。欧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2006年2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节以此为背景，构建一个两国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增长与汇率波动之间的相关关系。

现假定在一个由两个大国1、2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1国为净出口国，2国为净进口国，1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2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关键货币角色，两国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呈现出两种货币并存局面，在较长时间内1国存在着货币错配现象。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两国之间的名义汇率为?兹12，1国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国采用浮动汇率制。1、2两国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如下两式：

从***6可以看出，当1-g1-n1=1-g2-n2时，在由1、2两国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当1国按有效劳动平分的人均净出口增长速度与2国按有效劳动平分的人均净进口增长速度相等，1国的贸易汇率波动曲线与2国的贸易汇率波动曲线相交于E点时，贸易汇率波动值等于零，1国本币汇率保持不变。

简言之，在两国或者多国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技术进步、人口增长速度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贸易汇率波动均衡表现出大于零、小于零、等于零三种状态，使得汇率表现出升值、贬值和保持不变三种特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非平衡变动，使得贸易汇率波动均衡也相应调整，出现贸易汇率波动均衡的调整，产生汇率波动均衡。

五、结论

由于存在着相当比例的非市场化商品与劳务，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速度也表现出差异性，使得准确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面临诸多困难。一国的贸易均衡汇率会随有效劳动人口人均净出口增长速度、净进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当两国的技术进步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相等，两国的贸易量增长速度为零时，才会出现零波动幅度的贸易均衡汇率。只要两国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保持相对稳定，贸易均衡汇率也会发生波动，形成汇率风险。

在两国或者多国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技术进步、人口增长速度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贸易均衡汇率波动表现出大于零、小于零、等于零三种状态，汇率表现出升值、贬值和保持不变三种特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进步速度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非平衡变动，贸易均衡汇率波动也会相应调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则是与之适应的汇率制度安排。应针对我国转型时期开放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制订科学合理的对外贸易***策和汇率***策。需要强调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必须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技术进步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贸易***策和汇率***策，使得贸易***策和汇率***策表现出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

其二，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进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商品和劳务数量增多，进出口贸易量增加和贸易增长速度提高，在深化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同时，必然会产生贸易摩擦和冲突，导致贸易汇率波动和均衡调整，形成汇率风险，必须制订相应对策。

其三，应根据我国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在经济增长速度、进出口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速度等经济指标之间的动态变化，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滞后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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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策[J]. 经济研究，2006(2).

[2]姜波克，陆前进. 汇率理论和***策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Clark，P.B. and Macdonald，R.，1999， Exchange Rates and Economic Fundationals： A Methological Comparsion of BEERs and FEERs，in Macdonald，R.，and Stein，J.(eds)，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4]施建淮，余海丰. 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1991-2004[J]. 经济研究，2005(4).

[5]张斌. 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小的单方程模型研究[J]. 世界经济，2003(11).

[6]林伯强. 人民币均衡实质汇率的估计与实际汇率错位的测算[J]. 经济研究，2002(12).

[7]张晓朴. 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与模型[J]. 经济研究，1999(12).

[8]Zhang，Z.， 2001， Real Exchange Rate Mis align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29.

责任编校：一诺

International Trade Growth ， RMB Fluctuation andTrade Exchange Rate Equilibrium of China in Transition Period： A Two-country Model and Policies Analysis

XU Mei

(China Foreign Affaire University，Beijing100037)

Abstract：Based on economic transition of China and literatures on foreign exchange rate of RMB， this paper induces a two-country theory model to analyzes RMB fluctuation and equilibrium for export and import in China， and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some problems of RMB reform. This paper points out： (1)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calculate RMB value correctly because of non-market goods and serves in transition economy； (2)equilibriu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uld emerge only inrigid conditions；(3) foreign exchange rate equilibrium exhib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4) flexible policies for trade and foreign exchange rate should be suitabl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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