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生活经济论文篇1
作者：陈苡 单位：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对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想让这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知识，必须让其更好地融入生活。与经济生活融合，是经济学最核心的教学方法之一由于经济学知识比较枯燥，理论内容较多，对于一个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要想简单地通过看书、看***来理解这些枯燥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迫切地需要任课教师能通过各种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而这些方法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让学生从自己身边接触的生活常识入手，从中体会经济学的理论知识。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知道，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懂得经济学知识的人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范围日益在扩大，但是目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存在其缺陷，要想让学生能更好地学***济学知识，就必须对其教学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1．改革现有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市场上有关经济学的教材很多，其中不乏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但是这些教材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显得过于枯燥、理论化。因为对于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来说，其学***济学都是通过公共选修课来完成的，这就意味着其时间不可能多于专业课，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要想真正读懂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经济学的教学中，首先要对其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尽量做到以“应知、够用”为原则，使理论更加通俗化，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现在高职教育中提出的项目化课程改革方法，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可以通过项目化来完成。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开设的《经济与生活》课程，本身就是强调经济与生活的融合，课时只有36学时，不可能——去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将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设置了几个基础的项目让学生学习，比如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我们设置了项目：如果去饭堂买饭时，你会站在哪一个队伍上？为了让学生了解供求理论，我们设置了项目：请你对“十一”期间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行分析。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我们设置了项目：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是世界末日吗？等等。通过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让学生能从浅显易懂的生活中掌握经济学的理论知识。2．改革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大部分学校在进行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时，主要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缺乏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同时导致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掌握一些结论性的原理，而对于原理的形成思路却不甚了解，只会“纸上谈兵”。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课程教学方法。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案例教学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只选取书本上已有的一些案例。笔者在教学中发现，通过选取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触到的生活案例进行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解释“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时，可以结合我国的春晚现象。我国的春晚举办了三十年了，每年的节目都差不多，陷入了“年年办，年年骂”的怪圈，这是为什么呢？而今年2012年的龙年春晚一改往年的风格，立体感更强，而且首次实行“零广告”，这让人们感觉到了不同，而这些不同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讨论的一个问题，真实而又现实。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可采取新闻时事介绍法，这是一个可行又实用的教学方法。方法是让学生进行分组，每一组在课后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时事，每一次课上课前，用五分钟时间介绍所了解的本周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经济新闻，同时结合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现象，介绍完后，教师对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这一方法对非财经类学生非常有用，因为他们本身平时就少接触经济类课程，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还有一个可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的教学方法是市场调查法，这一方法在财经类的很多课程中有采用，但在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少使用，这是一个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好方法。比如针对目前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整，究竟效果如何呢？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从供求关系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又比如针对春运问题，让学生到汽车或火车站去调查了解，究竟春运期间各地的运力和车票价格有什么变化？等等，诸如此类的教学方法，都是要和生活密切融合才能有效使用的。改革现有的课程考核方法传统的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通过闭卷的方式，这种方法主要是考核学生对理论的记忆而不是理解。但是，非财经类学生学***济学最重要的目的是掌握方法，能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因此，考核方式应更注重过程考核。考查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课外调研、阶段测试、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等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各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口试，比如分组进行演讲、辩论等；考核也不一定是试卷形式的，也可以是写小论文等。这些方式都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总之，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一门研究理论的学科，它所研究的问题可以用人类一般思维加以理解。只要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学生的形象思维，充分借助经济生活案例，让学生带着兴趣主动地去学习，这样的教学就会事半而功倍，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生活经济论文篇2
1.1资金投入不足，生态工程质量总体偏低由于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是一项见效时间慢的工作，工作量比较大，要覆盖的面积也很广，对资金的需求自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国家的资金投入总量有限，不足以弥补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大缺口，特别是对于***、青海这样的边远地区，投入工作更难切实做好，这就导致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进程缓慢。再者，一些地区为了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会在没有切实做好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好调查的基础上盲目地进行林木的种植，林木的质量的不到保证，还会增加建设的成本。
1.2职能主体与实际不符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是一项带有公益色彩的建设，***府在林业生态工程的投资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投资的主体地位。但是，从我国近年来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实际情况看来，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的投资建设主体主要是集体，***府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导致了职能主体与实际不相符合。
2增加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经济活力的具体措施
2.1提高经济活力是根本，加大资金投入是手段提高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经济活力能从根本上解决投入力度不足的问题。新的经济活力能为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加大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可以弥补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大缺口，使其能顺利正常的运行。加大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工程建设者和工程设计者之间的矛盾，既能达到生态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
2.2加大***力度***和国家要切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加大***和监管力度，对非法开采森林资源的行为要严加惩治，从立法工作方面减少乱砍滥伐等现象的发生。
2.3提高造林的质量要切实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本地的土壤特性和地理特征，合理选择适应本地土壤的树木，避免盲目造林，要严格按照设计规划实施，还要提高造林水平，切实提高造林质量。同时要协调树木种类的比率，提供多样化的树木类型，综合各种树木的优点，提高森林的稳定性，提高森林的防护能力和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2.4增加经济林的种植比例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提高经济林的种植比重，既能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落到实处，又能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对经济林的市场需求很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林、用材林供不应求的趋势，推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发展。
3小结
生活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经济美学 工具美 价值美
中***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17-03
经济活动中是否包含有美的因素？经济学的发展是否受美学的指导？罗宾斯就有“经济学与美学不能相提并论”的论断。人们普遍认为，功利的经济学与超功利的美学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人们在反思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的同时，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即为经济学在功利的层面上添加了超功利的内涵。而近些年出现的诸如“审美经济”、“体验经济”、“娱乐经济”、“情感消费”、“文化产业”、“休闲产业”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词汇，强调了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与追求。这些都为经济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背景。而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齐终其毕生的研究，提出了美学与经济学是现代“两门卓越的世俗科学”的论断，认为经济学与美学是实现现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调发展的重要学科。
一、经济美学何以可能
伴随着“艺术终结”的呼声，美学的重构也是美学的重大课题。实践美学、实用主义美学与生活美学的盛行，打破了美学主客二分的传统，使得美学从遥不可及的精神世界转向了熙熙攘攘的平常生活，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得经济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表现为商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逐渐超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成为主导价值。人们的消费不全是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是更多地购买文化艺术，购买精神享受，购买审美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质上乃是通过商品消费来产生感性体验的愉悦。”“审美体验本身的精神性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正在转化为感官的快适和满足，它进一步体现为感官对物品和环境的挑剔，从味觉对饮料、菜肴的要求，到眼光对形象、服饰、环境和高清电视画面的要求，到听觉对立体声、环绕声等视听器材的要求，到触觉对种种日常器具材质和质感的苛刻要求等等，不一而足。体验贯穿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构成了审美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指标。”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是感官的感受，同时它又包含着精神的、文化的内涵，它是生理、美感以及某种精神的复合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把实用的东西升华为审美的东西，或者说，是物质的东西中增添一个精神的层面，在实用功利的东西中增添一个超功利的层面。
对于“研究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家都在不断地反思。罗宾斯批判了“美学是一经济因素”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在用意良好，但是在逻辑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为了美学上或道德上的价值而牺牲物质享受，不一定会得到物质上的补偿。”“经济学并不假设各种目的和谐一致，而是正视各种选择之间的冲突。”所以说，“经济学与美学不能相提并论。”罗宾斯认为“美就是一种目的，它与其他目的相竞争供人选择。经济学则根本不关心目的本身。”“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可以看出，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不关心目的，即经济学是价值无涉的。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治观点，往往同提出的问题，甚至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可以把科学的精确性和人文方面的诗意集一身的科学。”盛洪在《经济学精神》别强调：“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所以，经济学应该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生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科学偏重的是“真”，而人文偏重的是“善”和“美”。所以，经济学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
关于经济学与美学的关系，克罗齐认为，两门学科所需求的是“感觉”，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里正当具有的“”和“功利欲”。美学与经济学的共同使命是使现代人的“感觉的心灵化”和“心灵的感觉化”，即实现感觉和心灵的“完整与和谐”的统一。“感觉的心灵化”，是指物质的生活上升到一种高水准的精神境界；所谓“心灵的感觉化”，就是要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获得高水平的现代经济的支持与保障。从而共同实现现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协调发展。两门学科的共同使命使得经济学与美学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应该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经济美学是完成两门学科融合、贯通、促进的最好的途径。
二、关于经济美学的探讨
1.经济美学的发展阶段。在谷鹏飞的《西方经济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文中指出，经济美学是一门研究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学科，而西方经济美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近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与功利之美、现代经济美学思想的丰裕与幸福之美、当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和谐与快乐之美。这里，对经济学的美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论述与整理，而经济学中的美的标准则是从实用与审美以及精神与物质的结合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样使得经济学的分析超越了纯粹的功利层面，加入了审美体验等内容。
2.经济学理论的美。萨缪尔森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物理学和纯数学中存在着数学美，而经济学中的数学美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我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简单的李嘉***比较优势理论是美的，而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Shackle曾经这样评论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美，“如果我们问：什么时代经济理论达到其最大的美，可以毫无疑问地回答：它的伯利克里辉煌时代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这一时代的最后，通过瓦尔拉斯种植，帕累托的工作使得这颗树达到了完全的、最后的繁荣……该理论具有一个完整性，是一个兼容性的整体，以及其逻辑的严格性和简单性，在科学上，可以与古典天文学和化学的原子量表相媲美。”而哈恩关于经济学中美的资源的阐述是比较清晰的。他认为：“在读到阿罗——德布鲁的核心理论而不是阿罗——德布鲁均衡的明显角色时，没有人不会为其中的美而感到震惊和喜悦的。”
3.美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关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美的指导作用，德布鲁与阿罗都有明确的认识。德布鲁认为，“数学的简洁美——一个充满魅力的主题，在我进行的研究中，对我的科学研究生涯进行了无意识的批评。”在《美与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中美学的作用》一文中，Cassey Lee and Peter L. Lloyd认为，美在自然科学与数学中的作用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同样，在促进理论的构成或者是成为理论的证据方面，美学在经济学中发挥着一样的作用。关于美的作用，Cassey Lee and Peter L. Lloyd认为，美的第一个作用是提供动力，第二个作用是帮助发现。“在评论工作时，克鲁格曼强调经济动力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因此对美的追求和经济上的成功是可以并存的。如果有较少的例子作为代表，经济理论中的美主要是在模型、原理也可能在理论里，但是不在证据、定义和方程式中。”尽管经济学在真实世界的现象和检验假设理论的方法上与自然科学有关系，在某些方面，经济学是与自然科学存在着不同。在这里认为经济学中存在着美，与自然科学的美不同的是，经济学的美没有人去探究，同时，虽然肯定了经济学的工具美以及美学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学中的价值美以及价值美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涉猎较少。
4.经济活动中的审美追求。（1）消费活动中的审美追求。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现代经济继服务业繁荣之后，正在向体验经济迈进。另外，在派恩二世和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一书中，在对人类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区分时，认为当代经济由于体验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发生了转型。这里，托夫勒、派恩二世和吉尔摩等都意识到了人们消费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物质需求，而需要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与审美需求。这里关于经济美学的意识具有偶然性和不系统性。2002年，深入研究经济审美化的内在动因的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快乐正是经济审美化的逻辑起点，是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的纽带，所以要把快乐作为经济研究的源头。这里把满足人的需求而达到的快乐作为经济美学的起点，对人的心理需求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但是，这里的快乐并没有区分感官的快乐与精神快乐的界限，而这种快乐更多地停留在物质享受的层面。大卫·罗勃兹的《只有幻想是神圣的：从文化工业到审美经济》与戈洛特·保波米发表的《审美经济批判》把经济美学从人的意识、需求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2）生产活动中的审美追求。范正美在他的《经济美学》一书中，对经济美学进行了分析，对于经济美学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美学是研究经济生活（生产、流通和消费以及由此生成的生活环境）中关于美和审美的发生、发展的理论。它以经济生活中实用审美客体与实用审美主体的矛盾运动及其变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这里的经济美学更多地着眼于经济活动，更多的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美。范正美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阐明了经济美学研究的目的，美学在经济中的指导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生产活动规律的解释，所以他的经济美学理论仍然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学。
同时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技术美学，金易等的《实用美学——技术美学》是把技术美学应用于生产活动之中，而范玉刚在《技术美学的哲学阐释》则是更加关注技术美学对于人性的关怀，并上升到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化。
5.经济学中的审美关怀。首先是通过美学对经济学的范式进行反思。在江虹、卓俏青的《均衡、演化与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变的美学解读》一文中，通过对“均衡”与“演化”两种不同的经济范式的演进进行美学剖析，来分析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思想对经济学的指引，以及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尝试以“中和美”中的“度”的思想来弥补西方“和谐美”二元对立指导的经济研究的不足。而程恩富所阐述的经济美学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也就是经济学的审美关怀，关于这一点，可以体现在“经济美学建立的客观基础”和“经济美及其在财富分配中的表现”的论述中。
（1）经济美学建立的客观基础。在这一部分，他分别从古代“美”字的含义、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实践来分析美的产生，然后讨论了美学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我国的汉字“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蓄主给膳。美在善同意。”羊成为美的对象和社会生活中畜牧业的出现是分不开的。从“美”字可以看出，美是与经济实践密不可分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是“自在之物”，它们作为物质虽然亘古存在，但由于构成审美关系主体一方尚未产生，所以这时的自然是无所谓美丑的，马克思曾经说，人类社会生活是一天也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创造的。其次，由于实践中的创造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再次，在创造中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勇敢、灵巧、力量等品质。在艰苦的劳动中孕育着成功时的巨大喜悦。所以在实践是连接主客观的重要渠道，而在实践中的人的自由创造是属人的特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而人在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因其充斥着人的感情与创造力，所以，这里的自由是美的。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美”，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中的一句话，总结了美的产生。美是在劳动中，在实践中自由创造的结果。
马克思在说明动物的生产与人类的生产根本不同时还指出：动物也生产，但动物只是片面的生产，是为了直接的肉体的需要才进行生产。这种动物的生产是为了自身的物质需求，或者是种的繁衍，这种生产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人的生产不同，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思想意识，为生产赋予了精神层面的东西，即在合规律的同时，做到合目的，从而达到美的标准与要求。
（2）经济美及其在财富分配中的表现。首先，程恩富分析了经济美与经济丑的概念，接下来特别说明了“和谐为美”的内容和层次。认为“和谐为美并不是一个仅偏于形式的范畴，和谐当然包括形式的因素，但绝不止于形式，它比形式要深刻丰富得多。和谐为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是真与善的和谐，是主体实践自由地符合着客观规律。”和谐包括以下的层次：形式和谐、内容和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和谐，上述所说的和谐又被决定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和谐自由的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又集中体现在完美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身上。只有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能创造和谐的对象，也才能创造和谐的美。美的规律即是客观的必要性和主体的社会性和谐统一的规律，这种统一的结果规定着美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进行了经济美与经济丑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丑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较低层次的美，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是美的。
这里肯定了经济学中的价值美问题，如美的生产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美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等，另外，着重谈到了分配等领域涉及到伦理道德与制度所表现出的关于“善”的问题所涉及到的美，这些对经济美学理论的探讨都具有创新的意义。
关于经济美学的范畴，程恩富在马克思实践美学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和谐为美”在经济中的表现，认为“和谐为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表现，还需要内在的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体现在自由发展的人的身上。这些都为经济美学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但是，程恩富的经济美学在为我们研究经济美学提供思路的同时，由于是从经济学方***的角度来谈，因此并没有大量的篇幅进行系统的论述。所以，在他的论文中，没有从经济学学科性质的角度入手，来区分经济活动中的美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而经济活动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息息相关，联系密切，但两者是不同的。经济活动中的美主要是从经济活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的角度来说明，而经济学思想中的美主要体现着经济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美，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所以经济学理论中的美又分为工具美与价值美。经济学中的工具美更多地局限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美，表现在表述形式上的结构美、表述过程中的语言美（包括实证经济学的数学语言以及规范经济学的日常生活用语）、表述中体现的理性思维智慧的方法美；而经济学的价值美则更多地探讨经济学对人的终极关怀，确定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亦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就曾经论述过。马克思在《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赋予经济学以美学的内涵，并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学理想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终极目的。此外，王柯平的《旅游美学纲要》中，认为，存在着一些“直接关乎现实生活的”美学，如服装美学、烹饪美学、旅游美学以及一些“直接涉及物质生产的各种专门性技术美学”。卢世林的《人口经济美学浅论》一文中，认为，美学在人口经济学中的作用表现为：利用美的规律来调节人口经济运动；利用人口美学形成人口经济价值系统，即研究与人口相关的价值观念，促进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念的形成；而人口经济美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评判人口工程的合理性，并提出有建设性的人口规划和建议。祁聿民的《商品美学》，只是从商品的角度来探究经济美学的；章斌的《劳动美学》，陈明的《公关美学》，庄志民与乔修业分别著述的《旅游美学》等，都是从经济活动的某一角度来阐述的。因此，从目前经济美学的研究来看，大多停留在经济美学的某一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学多一些，虽然存在着对经济学思想中的美学思想的探讨，但是缺乏系统性研究。经济美学试***弥补这种缺憾，在肯定经济美学包括着经济活动中的美学和经济学思想中的美学的同时，梳理了经济活动中的美的外延，同时研究了经济学思想的美学，本文力***从整体性、系统性方面，对经济美学的研究有所创新与突破。
三、经济美学的含义
杜威认为，对于一种真正的审美文化来说，实践科学和审美欣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没有实践科学，人将是自然力的和牺牲者；没有审美欣赏，人类将变成奇怪的经济怪物，永无止歇地陷入与自然和其他人类的讨价还价之中。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理解为实践科学，在经济学中，美学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萨缪尔森曾经肯定过经济学中美学因素的存在，“过去我常常认为，纯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本质上是美的，而经济学中的数学的美是次要的，但是，我想这种观点是错的。简单的李嘉***的相对优势理论是美的，而数学家是无法让你信服这一点的。”我们试***建立这样的学科，即把经济学与美学结合起来，就是本文所说的经济美学，通过这一学科的建立，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贫困，对于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生态恶化、社会不平等、金融危机、道德的缺失等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本文认为，经济美学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讲，经济美学是指研究经济活动（生产、消费、交换、流通）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的学科。活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又是来源于活动的。经济活动的美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是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经济活动中对美的理想追求正是需要经济学中的美的思想予以指导的，而经济学中的美的思想也正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体现。例如，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就是源于“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指导。
狭义上讲，经济美学仅指研究经济学思想中的美的学科，主要是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形式、结构、语言、方法中的美，特别是经济学学科性质所体现的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终极关怀，所以经济学思想的美包括经济学的工具美和价值美。经济学的工具美主要体现手段的美，是形式美；经济学的价值美主要是探讨体现深厚的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亦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学理想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终极目的。
经济学的工具美与价值美的划分是以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为依据的。经济学不仅仅具有科学特质，同时，作为一种人学，经济学的人文特质不容忽视。经济学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而经济学的科学特质呈现出来的美是一种科学美，是经济学的工具美；而经济学的人文特质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人文美，是经济学的价值美。经济学中的工具美属于科学美范畴，表现为对称美、简洁美、和谐美等，这些美的范畴主要表现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美，即结构美、语言美和方法美。这些美更多地体现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中。经济学的价值美则通过探讨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体现了经济学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主要范畴有：自由美与和谐美等，这里的自由是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通过“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实现的。如果说经济学的工具美体现着经济学的科学特质，那么经济学的价值美则体现着经济学的人文特质。经济学的价值美更多地体现在规范分析方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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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济论文篇4
泽利泽指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习惯于紧紧跟随经济学的解释议程，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从而漠视了文化的存在。在她看来，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任何与交易有关的关系都蕴含着一套关于合理行为规则的意义和信仰的文化系统。并且，泽利泽认为，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意义、符号、信仰等领域的探讨，而把家庭中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等问题排除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她主张，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打破这种界限，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经济社会学家不应蛰居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为他们安排的角落中，而应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问题中自由穿行”③。作为社会学中富有影响力两个分支领域，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应加强交流，寻求更有成效的合作。而且，要实现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任何新的整合，不仅需要翻越不同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藩篱，也需要对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进行修正。
一、“相互联系的生活”观
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路，“替代路向”的研究理路有志于把***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为一体，并使文化由边缘进入核心，成为经济行为的内在含义。在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追问中，传统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的二元分割中发展出了一套“敌对世界”观。针对“分离领域观”和“敌对世界观”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的混乱，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这种观点是泽利泽进行“替代路向”分析的延续。当市场机制日益向人类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渗透扩张的时候，无边无界的市场对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团结是否会构成潜在威胁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亲密交易》一文中，泽利泽从法庭对两起案件做出不同裁决结果的讨论中引出了二元论视阈中“敌对世界”的观点。在泽利泽引述的两起案件中，不具有婚姻关系的两个人都维持了一种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并且男方都给了女方钱财。然而法庭认为，在第一个案件中，金钱转让是一种礼物馈赠，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则是对的补偿。泽利泽认为，因为长期存在一种深层的、经常是隐含的假定，即金钱与亲密关系属于不同的相互分离的层面，因此在亲密情感与金钱转让相结合的情况下，法律往往陷入难以裁决的境地。法庭借用二分法对这类关系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十分明显的边界。
泽利泽指出，自19世纪以来，社会分析家们习惯使用这样的假定:社会各个领域是按照彼此对立的和不可比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依附与成就、情感与理性、团结与自利等。如果这两个领域发生混淆，则彼此都会受到玷污。如果工具理入感性的情感世界，情感之源就会枯竭。如果把感情引入理易之中，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偏见和裙带主义盛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敌对世界”的观点:各个层面要健康发展，就必须适当分离，彼此之间必须维持适当的边界。而在反对上述“敌对世界”观点的阵营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还原论，他们试***找到一种单一原则来对社会生活进行统一的解释，认为亲密关系世界只是某些一般原则的一个特例而已。最典型的三种情况是经济还原论、文化还原论和***治还原论。简而言之，“经济还原论者认为，看护、友谊、性和亲子关系只不过是在有所限制的条件下个人选择理性化的特例。文化还原论者则认为，这些现象不过是独特信仰的外在表现。***治还原论者则强调相同现象的***治、暴力与剥夺基础。”④泽利泽认为，社会学家对于经济过程的解释长期以来都在敌对世界观和各种还原论之间来回摇摆。敌对世界观主张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认为一个体现的是个人理性，一个体现的是隐秘的情感。经济社会学在成长为一种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学科领域的过程中，接受了这种在市场层面与非经济层面之间所作出的划分。但是，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层面只是半自治的，并开始考虑支撑经济层面的社会结构基础，并由此进入了各种还原论的解释之中。如在消费研究和家庭经济研究中，文化还原论和***治还原论的解释盛行，而在所谓主流经济社会学中，经济还原主义则相当普遍。⑤据此，泽利泽认为，上述两种分析理路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些被人为区分开来的关系，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生活舞台包括学校、***队、教堂、公司法人中都存在。泽利泽集中分析了由看护、友谊、性、亲子关系所引出的论题，并对亲密交易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主张。泽利泽指出，超越敌对世界观的***和还原论困境的出路在于:视所有的经济交易都是在亲密程度与种类上有所不同的关系。⑥随后，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泽利泽进一步概括明晰了这两种观点:人类社会是由两个独特的领域构成的:一个以理性效率为导向，另一个以情感与团结为导向，两个领域各自***存在，并或多或少和谐地独自运行———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分离领域”观。如果上述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发生密切的交叉或接触，就会相互侵蚀、玷污;如果理性计算渗透到情感领域，就会腐蚀和消解团结，而如果情感渗透到理性领域，就会损害和降低效率———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敌对世界”观。在关于经济过程如何运行的讨论与研究中，泽利泽对上述看待经济过程的两种常见观点进行了深入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即，“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泽利泽认为，“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或层面。我们所有的人习惯上都会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我们都会向我们的小孩、配偶与父母，常常还有朋友，履行经济义务或提供经济支持，并获得情感的满足。即使充满爱的家庭，如果无经济努力地有规律地投入，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在泽利泽看来，人类生活两个领域的分离，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或神话，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真实存在的理想类型。
“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打破了在现实中存在的工具理性世界与文化表意世界之间应该分离的世俗看法，消除了对这两个世界如果完全联系在一起将会彼此侵蚀和损害的担忧。文化因素存在于所有的经济行为中，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整合成为可能。在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中，“亲密关系是一种脆弱的花朵，会因为接触货币和经济上的自利而逐渐枯萎”⑦，而在泽利泽“相互联系的生活”观里，亲密关系的花朵在理性的经济世界里一样可以绚烂的绽放。泽利泽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透过这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公共***策设计者不应再担忧和害怕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之间会相互掣肘，而是应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二者混合起来。与哈耶克将人为的制度安排批评为“致命的自负”不同，泽利泽对人为的制度设计秉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她说:“可以肯定的是，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充分显示的，腐蚀与非正义的确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但我们应该记住，市场的实际运行，比起市场神话所暗示的要更多地服从于人类的控制。”⑧泽利泽相信，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之间可以实现公正的、令人愉悦的和增进生活质量的结合。
二、经济行为的非经济维度考察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的体系，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经济行为主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非经济因素都被暂时悬置起来，只剩下逐利的原子化个体及其置身其中的经济系统。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在这个严密的经济体系中进行思考，对某些基本假设习以为常，而疏于对在假设中被排除的非经济因素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这些非经济因素，正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泽利泽对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维度考察始于《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一书。在该著作中，泽利泽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考察了影响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文化因素，考察了货币利润与事关人类生死的神圣关怀是如何建立起货币等式从而交汇在一起的。《道德与市场》一书开启了泽利泽对经济活动进行文化分析的路径。随后，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作者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除了坚持文化视角的审视，作者还考察了阶级和改变中的家庭经济与儿童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多个层面上探讨了社会关系和文化对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的形塑作用。例如，泽利泽分析了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关系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儿童保险***策、赔偿金确定、儿童的收养与买卖产生的影响。伴随着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而来的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在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博弈中，形成了种种非常规的独特市场，换句话说，围绕儿童形成的独特市场，是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泽利泽对这种交互作用的重视与分析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情感之域是不可计量的，然而，在有关孩子的独特市场中，我们却看到，美元的价值在与诸如喜爱与痛苦之类的人类情感价值之间进行了量的换算，情感的货币化、商业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无疑将市场推进到了假定是不可能的情感之域。泽利泽的研究再次印证了经济社会学的假定:市场必然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即是人们所创造的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本身。
《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则继续深入探讨了人们是如何在各种亲密关系与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制造出多样的联系的，不仅探讨了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法律裁决过程及其对现实产生的影响，还探讨和分析了与两性关系、看护关系和家庭经济等领域相关的此类问题。在经济学的学科视野中，“理性领域”与“情感领域”相互分离，泽利泽称之为“敌对世界”模型，正是在对这一模型的批判中，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并据此指出，人类都习惯于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例如，我们都会向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提供经济支持或履行经济义务，并获得情感满足。在《货币的社会意义》一书中，泽利泽着重考察了货币的文化含义。她认为，当代社会学仍然倾向于将货币视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可计算的、无关乎品质的、可无穷分割的、完全同质的媒介。人们对货币的认识仍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家的领域，只基于价格与数量上的差异将所有货币视为一律相同的无情世界，而对于货币的社会意义甚少追问。在泽利泽的视域中，货币不像齐美尔说的那样是非人性的、体现的只是一般等价物的非社会化倾向。她认为，货币的文化含义是随着历史而变迁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许多新的货币形式，例如，***府发给穷人的食物交换券、超市发给消费者的折扣劵、监狱发给犯人的代币、智障者使用的点劵、***方发给官兵的代币、赌客使用的筹码、机关员工餐饮的午餐劵、礼庆致送的礼券等，在合法范围之内的货币形式以及为了其他特殊用途而创造出来货币代币日益增加，货币已经超出了一般等价物的概念，种种新货币形式凸显了货币的差异，反映了货币具的文化含义。
生活经济论文篇5
论文摘要:经济学的建构与创新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经济学的精神品格是经济学发展的内在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在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必须鲜明地呈现出自己的精神品性,即实践性科学性人文性和本土性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学要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立足并有所作为,更要融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2).
[2]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生活经济论文篇6
1总体特征
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具有自然科学特点进而具有技术性特征，决定了高校经济管理学科技术性内容实践教学可以在实验室模拟进行（当然也可以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进行），因为这些技术性内容可以在实验室人为复制。与此同时，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决定了高校经济管理学科除了可以在实验室模拟进行技术性内容实践教学外还必须开展只能在现实社会中而不能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人文社会性内容（主要是指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基于这种关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机制架构）实践教学（旨在让学生对人文社会性内容进行感悟与认知），因为高校经济管理学科人文社会性内容无法人为准确复制，如果勉强进行，则只能将人文社会性内容进行机械的和形式上的复制，而其中的核心内容则很可能被。因此，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总体上包括实验室模拟真实的实践教学与社会完全真实的实践教学。
2具体特征
相较于高校经济管理理论教学而言，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具有以下具体特征：
2.1综合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本身在教学内容与形式上是综合性的，同时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对人的培养也是综合性的和全面的。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既重视学生经济管理操作技能、经济管理职业能力和经济管理创业能力的培养，也关注学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学习方法、行为模式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2.2开放性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提供了开放的教学环境、开放的教学队伍、开放的教学形式、开放的教学目标、开放的教学内容、开放的教学过程、开放的考核评价方式等，学生面对的不是概念化的、模式化的经济管理理论结论，而是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经济管理现实生活，学生接受的是生动现实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这种身临其境的开放式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具有经济管理理论教学无法替代的功能。此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之开放性还体现在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管理搞活，即减少对经济管理实验实践时间、内容、人员等方面限制，尽可能做到根据学生需求灵活安排，满足学生经济管理实验实践训练需要。
2.3情境性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主要包括现场教学与模拟教学。在现场教学中，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在实际的工作场所进行，包括安排学习者到实际经济管理工作岗位顶岗实习，参与到真实经济管理职业角色中去。在模拟教学中，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尽量将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内容选取贴近现实经济管理问题情境，创设与经济管理专业就业岗位(群)真实情境相一致的职业情境。无论是在现场教学中还是在模拟教学中，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之情景性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养成一些重要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以及体验某些不易言传的经验和应变方法，进而养成适应社会需求的经济管理综合职业能力。
2.4体验性在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中，每个学生都要动手***完成一定经济管理操作任务。即使在分组的情况下，学生也应分工合作或轮流执行经济管理操作任务。在经济管理操作任务执行中，学生可以通过亲身经历以及眼、耳、手、鼻等多种感觉器官，直接感知经济管理客观现象并于感知过程中开动大脑思维机器，最终认识到某些可以言说或未必能够言说的经济管理理性知识，掌握某些经济管理实际技能，养成某些经济管理行为习惯，乃至形成某些情感、态度观念。当前，以学生体验为基础的实践教学（即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进行学习）已经成为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改革顺应时代潮流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
生活经济论文篇7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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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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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生活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治经济学大纲》和《***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治经济学相比，***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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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济论文篇9
内容摘要：如果从后现代重视个体、强调差异、主张主体间性来分析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经济哲学，那么其当下的状态可以看成是由经邦济世回溯为个体的安身立命，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持守的微型叙事，由经济与***治联姻演变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经济哲学的后现代视角探讨，有利于避免利益面前的利令智昏和道德沦丧，在理性与情感的搏击中获得人性在利己与利他中的正确地位，从而拓宽经济哲学的研究视域。无论从部门哲学还是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讲，经济哲学所涉列的内容争论并不大，其重要的是重视经济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转变为经济生活中人的生活质量的考量，由机械化、工业化的指标转变为人在其中的身体感受和价值追求的衡量，这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再现。本文从经帮济世—内在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群己博弈—哲学方***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的结果，并非***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经济哲学由精英的经邦济世回溯为平民的安身立命。经济的地位从决定国家命脉过渡到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群众基础。由经邦济世下降为安身立命其实是人性惰怠的表现，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确认，更是生活意义追问的直接表达，虽有道德安抚的功用但沦落为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济哲学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操持的微型叙事。在计划经济全面溃散、市场经济兴起后，宏大的***治与经济理想逐渐隐退到社会的低层，经济的无所不能独占鳌头，个体***成为经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个体成为莱布尼茨眼中“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闭单子，个体操持成为社会叙事的主流话语，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时感受到了孤独，经济受益的喜悦被内心的彷徨所驱赶，人游离在经济之外成为“经济人”的镐头和无机界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文主编.西方经济思想辞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4.赵崇龄.外国经济思想通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生活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意识形态 经济活动 经济功能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根据西方经济学思想提出意识形态有以下经济功能：一是保持团队内部团结和稳定性；二是论证团队集体行动的合理性；三是动员团队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四是约束团队成员的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即在集体行动中或他人行动中，肯定存在某个人借机占便宜的投机行为）的出现；五是规范团队之间的关系（杨雪冬，1996）。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问题，节约交易费用（黄新华，2000）。还有人根据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当年“精神资本”的说法，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资本，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精神资本三者相互结合而发生的（罗卫东，2001）。
然而，当我们考察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这些研究过于空泛，很多研究既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加以澄清，也未能把意识形态与经济生活本身的关系说清楚；而且不少人的思维囿于西方经济学话语模式，不是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就是将其看作企业文化，从而人为地缩小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研究的视域。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不同于文化的经济功能。人们常常谈论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意识形态属于精神文化但是又不等于一般意义的文化，其涵义要比文化的涵义狭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某一特定阶级利益诉求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一系列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原则，用来论证该阶级或社会集团切身利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表现为一定的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治和法律思想等话语形式。事实上，不但***治、文化领域里有意识形态，经济领域同样有意识形态。那种以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就是经济意识形态，它为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提供直接的辩护。实践证明，诸如“全球化”、“低碳经济”等貌似不偏不倚的“前沿经济理论”既是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包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和价值标准，是典型的经济意识形态。
文化比意识形态更具有外在化的特征，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治的集中体现，对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有显性的巨大的反作用。由于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价值核心，在文化反作用于经济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起着关键的作用，它通过一系列的价值观、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手段实现了对经济过程的干预。由此可知，仅仅研究文化的经济作用、文化活动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必须更进一步地考察精神文化中的核心即意识形态在人类经济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
意识形态影响经济活动的机理
（一）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告诉我们：物质世界的社会存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即精神形式，而一定的人类意识形式又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和影响，从而改变原来的世界面貌。正如有学者所讲，“人们精神需要的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情绪的振奋，民主精神的高扬，思想自由氛围的形成，社会正气的发扬，社会秩序的安定，人际关系的和谐，又是物质生产的间接因素和外部条件，是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段若非，2004）。
（二）意识形态支配人的社会活动
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异是形成了高度的社会心理和意识结构，并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进行活动。这些社会意识包括文化习惯、、伦理道德观、理想、信念、民族精神等，其中起着最根本的社会作用的社会意识是以价值观、审美观表现出来的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因素，除了其动物本能外，更多的是他的意识形态对其大脑思维的影响。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的作用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它们被认为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但是，离开了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技术的价值理性会被忽略，知识会被滥用，这将反过来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相反，一个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精神、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科学家则可能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为人类造福。
（三）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决定了意识形态必然对经济产生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在有阶级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从事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创作的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一定的***治和文化关系之外，不可能摆脱种种的利益关系。他们的这种利益关系往往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也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在有血有肉的人的大脑里发酵，就成为支配其日常经济生活的内在力量。人本经济学家刘永佶针对有人忽视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而批评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形成文化，经济发展机制才是实在的，才能发挥其作用，不论交换规则，以及统制体制、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过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而这个机制本身，又是以人为主体的。把经济发展机制说成似乎超脱于人之外的，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机制，是与实际不符的，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机制”。
意识形态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能动作用
（一）意识形态变革带来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先导，在***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起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和火车头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发挥的作用固然是很大的，但是科学技术也只有在稳态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这一作用。当人类社会出现新旧社会更替的态势、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需要被新的社会关系代替之际，意识形态***就会成为关键的促发因素。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年代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就起了很大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劳动价值理论、无产阶级理论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年代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革新了的意识形态一旦主导了人们的思维，就必然变为其现实经济行为的坐标和向导，这会促使他们抛弃不合时宜的旧的社会经济体制而构建起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创新的经济体制可以直接对社会生产力产生推动作用。
（二）意识形态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或经济思潮是决定特定历史阶段某个国家经济决策的内在的文化动因。统治阶级的经济思想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影响是很大的，统治阶级中的关键人物有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国家行***机关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决策。例如，近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向前推动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决策有分不开的关系，而后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又与***本人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姓社姓资”的相关判断有密切联系。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往往恰恰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何新，2001）。凯恩斯的说法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经济思想对经济决策者主观判断具有重大影响这一客观事实。
（三）有效的思想***治工作直接形成精神生产力
思想***治工作离不开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教育，其主要作用在于培养有一定思想、***治、道德、心理素质的合格公民，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国家的***治稳定解决合法性问题，这正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我国是传统上进行过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国家，它有着历史悠久的良好传统和经验。研究过“红色亿元村”的学者陈湘舸曾经这样写道：从办企业成功的事实来看，对于一个公有制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几位乃至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公而忘私精神的带头人，无论如何搞产权、管理方式之类的改革也不可能搞好，即使一时搞上去，也难以巩固和持久。原因是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说，本质上要求管理者与职工要清除私有观念、树立公有观念，具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李火烨，2002）。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教育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是不可或缺的。
（四）意识形态制约经济外交行为
在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中，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经济爱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也常常起着微妙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民众一旦被爱国主义情绪所感染，就会直接采取如抵制使用和拒绝购买某外来商品的行动，***府也会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压力下采取非常规的措施以应对局势，从而使现实国际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注意国际舆论宣传，忽视维护其国家意识形态形象，若再遭到有敌意的外国恶意诋毁，则该国的商品常常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歧视和抵制，从而给该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那些善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包装的国家，在经济外交过程中也往往占尽了便宜。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对他国进行金融和商业盘剥之上的国家，其***府欠下国内外的债务总量是一个天文数字，美国垄断资本运用超强的***事机器进行全球恐吓并巧妙地运用意识形态宣传手段为世人描绘了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国家形象，使世人对美国经济始终怀有信心，这就导致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该国，避免了其经济崩溃。可见，巧妙利用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保证经济安全的必备条件之一。
（五）生活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事实上是人们在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支配下采取的消费方式，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无形中规定了“应该怎样消费”、“不应该怎样消费”等价值标准和理念。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一对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当达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消费社会，其奥秘在于：垄断资本深知民众消费心理的重要性和作用，于是通过大众传媒鼓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营造有利于其商品流通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氛围，人为地制造“消费需求”和商品市场，使大量一般民众非必需的产品变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保证了其垄断利益不被侵犯。可以说，离开了意识形态操纵，就没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持续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1.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J].经济体制比较，1996（2）
2.黄新华.意识形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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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若非.论精神生产力[J].当代思潮，2004（1）
5.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
6.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M].时事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