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史论文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1篇

【关键词】转型期;教育史研究;国际化;本土化

2012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在长沙麓山宾馆隆重召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田正平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杜成宪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国骥教授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的研讨。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转型期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与新问题”,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共345人,其中教师181人,研究生164人;收到论文236篇,其中16篇进行了主题报告讨论会。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或观点鲜明,或理论扎实,或慷慨激昂,或内敛沉稳,整个过程现场气氛活跃,会议进程的圆满成功。研讨内容总的来说,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史学的研讨

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作了题为《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新思考》的发言,认为在急剧变化的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史学的工作者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完成教育史学科的华丽转身,已成为眼下的当务之急。从教育史学学科发展、功能发挥、未来前景来看,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周教授明确提出,教育史学科体系包括三个部分,即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与服务体系,其各自体系的功能与任务分别是培育人才、学术积累、普及知识,并指出未来教育史学工作者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任务是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全面而充分的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功能和履行教育史学科的任务。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一文以李弘祺的著作《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为例考察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到书院的兴盛、大众教育的开展,均有论及。并高度称赞李弘祺先生为中国教育史研究走向国际化、将国际上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本土化架起了一座学术桥梁。刘教授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的国际化与学术活动的国际化,并指出教育史学的研究要以国际化的视野和意识来选题、议题。

南京师范大学周采教授《论全球史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一文提出开展教育史的研究可以通过全球史视野来推进,这是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随着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们对跨国的、全球的研究方法的持续关注,全球史在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等方面有许多新的观点,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和启示。最后,周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以期更好得推进中国教育史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于述胜教授《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教育史研究》认为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的特点,但是对人文价值研究的反映显得相对不足。因此,于教授以孔子之“学”的阐释为例,从四个方面详细解说了“学”的韵味:

1、“学”之一字,于孔子重莫大焉。从于教授引用的大量原始文献,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为他所特别看重、极其自信而又终身奉持的“学”。这个“学”到底是什么?紧随其后,于教授又全面解剖了何谓“学”?

2、“学”:学事乎?学道乎?明心乎?通过于教授向我们展现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详细的解释,孔子的“学”似可向我们进一步敞开了。

3、“学”:充满张力的乐境。于教授从“学”境中的时空张力和乐感韵律两个维度阐释了为“学”之境的极致。

4、“学”与“诲”:在境中言且引人入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提出让世人永远记住了孔子,因为他最早道出了为师的真谛。

最后在余论中,于教授把孔子的“学”引申到了教育史的研究,这不失为一个创新的思想角度研究。

二、中国教育史的研讨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方晓东研究员在其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提出与进展》中从宏观的视角向我们论述了中国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处于21世纪的我国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者以***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为楔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是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及各种形式的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衔接而构成的整体。

在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特征之后,作者向我们抛出了关于建设现代教育体系的进展与问题,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即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教育体系的层次结构、正规学历的教育规模、普教与职教的发展、非学历教育的发展。但是面对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教育体系仍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是:我国教育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教育体系还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学习的的学习需求;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尚有沟通与衔接的障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教育均衡问题仍旧突出;教育体系的开放型有待提高。

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目标,作者从宏观的视野向我们论述了实现目标的七大战略任务,分别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教育的对外开放七个维度进行了论述。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需要全国人民为之共同努力奋斗的。

与上文方晓东研究员宏观的研究视角相反,陕西师范大学栗洪武教授则从微观的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教育,即《学校教育高于生活的品质及其教育学意义》。本文以历史的脉络来追溯学校教育的意义,作者从教育的起源和教育的发展两个维度来论述学校教育高于生活的品质及其意义,然后作者指出了学校教育高于生活品质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教育活动的六大要素之中,即: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既然六个要素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内容以及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特征,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整体把握教育活动,以期在教育实践上不会迷失道路。

教育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促进个体的社会化,那么关于“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的早期论争就形成了“社会教育”与“教育社会化”的缘由。沈阳师范大学王雷教授《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的论争及其破解》一文分析了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教育”缺失的原因及对策。作者首先从论争的源头:“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开始行文,在考察与分析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之后,作者指出“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主张。“社会的教育”逐渐形成了教育社会学的一种流派,而“社会教育”则在实践层面上影响着我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作者又探讨了论争的特质,即“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的教育功能”。再次,阐述了论争的形态:“社会即教育”与“教育即社会”。最后,作者指出全社会为什么关心教育即是论争尚未破解的难题。

三、外国教育史的研讨

华东师范大学王保星教授《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合”》一文指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并直接影响到了外国教育史学科基本目标的实现,其基本目标是:充分展示人类教育史的整体画卷,再现不同的文化面貌、不同的地域风情、不同的种族特色。并以再论全球史观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意义为副标题,希望可以凭借全球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整合并修正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碎片化”现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始努力与实践:第一,变革外国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叙事单元,树立全球性的教育史观。第二,回归教育历史的合作与交流本性,加强教育交流史的研究。第三,客观的评价不同文化与文明对人类教育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2篇

【关键词】英语教育史 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 研究与创新

中国***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推进高考英语社会化考试,实行一年多考。随后全国各省份也陆续出台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这一英语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必将对幼儿及小学英语教育、中学英语教育乃至大学英语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英语教育史简介

英语教育史是高校英语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课程,主要学习内容是中国人英语语言教育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用的教材应该用英文撰写。英语教育史研究横跨语言学、历史学与教育学三个学科,与社会***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联系紧密,属于交叉学科研究。这门学科通过研读相关论著、整理笔记及概括大量文献、厘清浩瀚而错综复杂的英语教育方面的史实,并以史实为依据进行缜密思考,运用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语言概括总结出中国一百五十余年完整的英语教育史,并以英文语言表述。高校英语教育专业的本科生是中国未来的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学习英语教育史有助于他们对自己所将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为真正实践时的学以致用和因材施教的教学能力的培养奠定理论基础,有助于其成为合格的英语教育传道者、解惑者,为国家素质教育贡献力量。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国外对英语教育研究最具影响的著作是爱丁堡大学的A・P・Howatt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语言教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1]这是一部全面介绍英语语言教学史的学术著作,书中详细叙述了英语教学的整个发展过程,覆盖的历史年代上至文艺复兴时期,下至当代。然而,该书的详尽完整只限在英语教学史这一个方面,而且是基于英国教育状况的英语教学史,较少谈及英语教育史的其他方面。在亚洲,日本早在1808年就开始了英语教育。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开明文化”运动的热潮激发了大众学习英语的兴趣。二战后,日本新的教育制度更是把英语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2]1984年12月8日,日本成立了英语教育史学会,此后定期举办全国大会,探讨英语教育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讨英语教科书的使用,包括英语语录、语法分析、词汇量使用统计等。日本英语教育史学会的成立和发展表明日本对英语教育史的重视,这可以作为我国英语教育史发展的借鉴。

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是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学者鲍勃・亚当姆森(Bob Adamson)博士撰写的《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China’s English――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3]这部书运用了课程学理论,从社会***治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五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学英语课程的设置与发展、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特点等作了详细透彻的分析和研究。它是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英语教育历史的著作,虽然它是英国人撰写的,虽然它只是一部关于中国中学英语教育历史的作品,但它开创了学术界研究中国“***”英语建构的先河,为研究不同时期“***”英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法推广等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厚实的理论平台。然而,该书已经问世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国内英语教育蓬勃发展,英语教材、英语教法、英语教育***策等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英语教育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该书作者虽然在国内参与英语教育教学工作多年,但毕竟是以外国人的视角思考中国英语教育史的,和国人自己的认识会有一定的偏差,与英语教育者的实际需要切合度不高。此外,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当中,仍没有出版过直接研究英语教育史的专著,有关英语教育史的学术论文在本世纪初有过几篇,近三年也依然只有几篇。有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幼儿英语教育的历史,有的是对我国早期、清末、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时期的英语教学的历史进行初步探讨,有的是对我国英语教育史研究现状及意义的探讨。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者们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要么是停留在研究英语教学史的层面,要么是笼统地研究外语教育史而非专门英语学科的教育史,例如李良佑的《中国英语教学史》、付克的《中国外语教育史》、李传松的《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等。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趋势

目前国内外英语教育史研究显示出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全史研究向断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例如《中国外语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中国英语教学史》《晚清英语教学研究》等。当下,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更多关于民国英语教育、晚清英语教育、新中国英语教育等。见林还是见木是观察视角和观察侧重点的不同,然而历史终究是完整的,个别断代史的研究是整个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却不是所有部分。对于英语教育从业者而言,他们需要了解和掌握的是完整的英语教育史,即便是简史也好,这能为他们在英语教育岗位上添设透视历史、展望未来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明明白白作教育。但遗憾的是,此类研究并没有依照其应有的趋势继续发展,且一放就是近三十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样的研究就已出现。1988年,上海外语学院李良佑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张日升博士、上海《外国语》学术期刊刘犁先生三人合著发表了《中国英语教学史》,一部四十万字的大书。[4]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先生于1989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特意发文,对这一研究结果进行过介绍与评论。相信为了我国英语教育的未来考虑,会有更多的学者、教师投入到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来,最好能形成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论著。

英语教育目前的理论发展总体上普遍高于英语教育的实践发展,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英语教育理论发展越来越理论化,有些形而上的色彩,以至于有人认为越是大家普遍看不懂的理论就越高深,甚至有的研究理论的学者长期远离于一线教育实践,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目前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教育教学需要这样一部资料,它能够从宏观层面上描述出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英语这门语言来到了中国;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使得英语由民间散乱的、自主的学习发展为官办的、正规的教育;随着教育***策的变换和教育机构的变迁,英语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分析

理论上,英语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时性又有它的共时性,而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更多侧重于历时性。以历时性理论来研究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英语教育史,且要突破大多年鉴学派坚持的时段划分法,就必须转变关注点,关注具体的人的历史,关注研究主体具体涉及的时间,围绕谁教英语、谁学英语,从宏观角度明确不同时期英语教育可以学习的借鉴之处,从而为英语教育***策和整体规划提供历史借鉴,为正在推行的高考外语社会化考试改革,尤其是英语科目社会化考试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探索中国英语教育史发展的趋势。

实践上,我国内地一百五十多年的英语教育史研究将有助于规范英语教育事业,帮助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英语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为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实现灵活机动、学以致用、因材施教的教学能力的培养奠定理论基础,成为合格的英语教育的传道者、解惑者,为国家素质教育贡献力量。另外,如果研究能够形成文字成果,将会更加完善我国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为弥补这一领域目前国内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作出一点贡献。如果能够形成专著,便可解决目前高校英语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英语教育史课程没有现成教材可选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潜在推广价值。

结语

《旧唐书・魏徽传》里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学习历史,可以洞悉系列事件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17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我国的外语教育史可追溯至1289年元朝时期的“回回国子学”,其中的英语教育也已超过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5]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都较多停留在研究外语教育史或英语教学史的层面,真正全面地从多角度来专门研究英语教育史的还很少,缺乏对英语教育进程进行宏观比较。笔者借此呼吁更多的学者、教师投入到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来,完善我国的英语教育史研究,为弥补这一领域目前国内研究缺少的状况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A.P.R.Howatt.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

[2]韩***:《中日韩三国英语教育的对比分析》,《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

[3]Bob Adamson.China’s English――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4]胡德映:《中国英语教育九十七年回顾》,《山东外语教学》1999年第4期。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3篇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19日)

星期日(10月20日)

上 午 9:00~11:30

下 午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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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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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史论文第4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世纪回硕与断想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百年回眸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的学科领域。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认为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微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然而,外国教育史学科具体诞生于何年,其标志性著作是什么,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最早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创办于1901年5月的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曾刊载了许多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国最早的有关外国教育史的著作均译自日本,如190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东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焕文、韩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虽体例较完备,但它不是专门的外国教育史著作。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学者最早编撰的外国教育史著作是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教本修订而成的,全书约20余万字。自古希腊教育一直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国的教育。据姜琦在书中称: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绝无他著矣”。[1]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姜著《西洋教育史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著作。此后,多种外国教育史著作纷纷问世,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刘炳黎编《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发行)、瞿世英编《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林汉达著《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印行)、蒋径三著《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雷通群著《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琦编著《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庄泽宣著《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中华书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著《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译著作有格荣夫斯(F·Graves)著《中世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庄泽宣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著《教育理想发达史》(郑梦驯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赖斯纳(E.H.Riesner)著《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载阳译。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陈明志、唐毂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库柏莱(E.P.Cubberly)著《世界教育史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科尔(P.R.Cole)著《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迈耶(A.E.Meyer)著《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黄溥译,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另有译自日文的著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从上述外国教育史著述的出版情况可以推知,我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较活跃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响,继而受美国的影响,虽然出版了一些由国人撰写的著作,但其内容和体系均来自欧美,还谈不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从著作的类别看,既有通史类著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著作,研究对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高峰随之消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以俄为师”,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全盘苏化。不仅从苏引进了教育史著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从苏请来了教育史教师,培训高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师资。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强化了学科的***性原则和***治色彩,阶级分析方法被普通采用。客观地说,唯物史观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并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况且“一边倒”的***策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是学科发展的迟缓,学科研究难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曹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尽管曹孚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临终也未能完成编撰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来得及修订的编写提纲(初稿),从***初期到“***”前,虽然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总的研究水准和成果数量是不尽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十年,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备受摧残。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苏联版的教育史课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试***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国教育文教材纷纷问世,如王天一等人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戴本博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这时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国知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学术巨著,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通史类著作,各种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著作以及资料汇编纷纷出版,较有影响的有《外国教育家评传》、《西方教育思想史》(共有三个版本)、《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学前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教育名著通览》、《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论文(专题史)的出版,代表了我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如《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论》、《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等等。据估计,1978—1996年的18年中,外国教育文书籍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超过1949—1977年28年中的成果10倍以上,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可以将1978年以后十多年时间看作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遗憾的是此次高峰期没有延续多久,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将前后两次高峰期进行比较,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从成果数量上看,八九十年代远远多于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数成果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标志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复劳动、急功近利的产品并非罕见。史料建设薄弱,翻译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教育史专著,而八九十年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外国教育文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亦没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观指导教育史研究,这是二三十年代所没有的,但效果如何,实难评判,真正有创见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所见。学科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仍是沿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外教育史学科的新变化,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如何摆脱危机,使外国教育史学科走上健废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二、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断想

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危机,但更要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今后,我们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充分认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意义和功能

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史是“向后看”,与“教育要面向未来”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割断历史的错误观点是极为荒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鉴古知今”、“往事不忘,今日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这些古今中外的格言和警句是对历史学科的肯定。也是对教育史学科的肯定。只要人类存在教育,只要教育科学具有存在的价值,那么教育史的存在绝不是多余的。

研究教育史已有很长的历史,一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就包括了教育史的内容。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史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各国推行义务教育,“客观上需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作为指导”,[2]这说明教育史与生俱来就是为现实服务的。在19世纪末的美国,教育史又获益于这种理论,即“教师应该至少知道其本国学校制度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他们专业素养的一部分”,[3]教育史因此被纳入师范院校的课程中。1905年,美国教育史奠基人孟禄(P.Monroe)撰成《教育史教科书》,力***通过教育史“破除教育工作者把兴奋点仅仅放在近前的教育实践的狭隘性,从而使他们能从历史长河中领略教育的意义、本质、目标和过程。”[4]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是将教育史看作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室,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教育科学中一些长期性和根本性的课题,实验室是无能为力的,若借助历史探索却能得出结论。巴茨(P.F.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说:“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研究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目前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过去曾怎样解决的,过去解决的办法能否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5]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教育问题,几乎都无法与教育史截然分开。举例来说,我国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理论决非空穴来风,它实际上与二干多年来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是一脉相承的。翻开教育史著作,我们可以找出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线索。该理论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后由人文主义教育家继承和发扬,再由欧文奠定理论基础,最终由马克思发扬光大。再如,关于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关系问题,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争论,洛克、赫尔巴特、斯宾塞答大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参与这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难有定论。其实,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现实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究竟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孰对孰错,完全可以从教育史中寻找答案。

我们的近邻日本对教育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国。日本学者认为,教育史能够直接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服务。在他们看来,不重视历史研究,只着眼于现状,无异于本末倒置。因此日本许多研究教育的学者都通晓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学会有2000多会员,遍及大中小学,其中近一半人专门从事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教育史学会的会员数大大多于比较教育学会。不少人专门致力于研究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甚至陶行知也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门人物。

教育史学科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二)继承已有成果,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外国教育史学科老一辈学者在外国教育史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我们继续研究汀下了基础。新一代的外国教育史学者应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创新,是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惟有创新,外国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大量扎实的工作。首先,我们要大力加强史料建设。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外国教育史,同样离不开史料。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障碍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其次,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战后欧美教育史研究异常活跃,除了传统教育史学,还有以克雷明(L.Cremin)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论”的教育史观,以卡次(M.Katz)为代表的激进派教育史思潮。可惜他们的代表作至今没有中译本,甚至一些优秀的传统教育史学著作,如巴茨的《教育文化史》、鲍文(J.Bowen)的《西洋教育史》也没有唤起我们翻译的兴趣。再次,我们要借鉴国外教育史研究的新方法,改变传统定性的描述方法。二战以来,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系统论与教育史的结合,对传统方法产生了根本变革,但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很少吸收和借用。总之,尽管当代国外教育史研究异彩纷呈,方法更新,成果倍出,但我们仍固守传统的模式和方法,只有个别学者吸收了部分成果。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交流。近年来我国教育史界很少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我们的学者也很少有机会赴国外参加国际性的教育文学术会议,我们几乎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当前国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动向,不知道国际教育史研究的最新发展。1982年,滕大春先生在《华东师大学报》发表了《战后美国教育史上的流派和论战》一文,近20年后,我们对国外教育史发展的了解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我们几乎没有获取任何新的信息。美国教育史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什么新变化,我们茫然不知。其他国家的进展,我们所知更少。根本原因是我们太闭塞、交流太少。同样是研究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学在国际交流上做了更多的努力,几乎每次会议均邀请国际学者参加,赴国外研修的学者也大大多于教育史界。外国教育史学科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重振旗鼓,必须首先打***际交流的大门。

当然,学习外国,要立足中国,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要以中国为中心,其研究的内容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有所偏重、取舍,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现实性”、“洋为中用”应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千万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学术标准和指标,盲目模仿,失去我们自己的特色。“先借鉴、继超越”,[6]是值得到充分肯定的策略。外国教育史虽然是研究外国的东西,但最终目标是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

(四)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巩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

外国教育史学界以往已有很成功的合作经历,如《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家评传》以及即将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均是全国教育文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研究能够弥补外国教育史学科力量的不足,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优势,共同提高学术水平,但这种合作做得还远远不够。从历史上看,我们已形成了几个颇具特色的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如北师大、华东师大、河北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其中河北大学、北师大已先后***培养出十余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后仍需重点扶持和巩固这些已有阵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试***网罗更多的人加入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是不易的。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提倡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资源共享,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集中人力物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发挥最大效益。研究外国教育史光靠英语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吸收通晓其他语种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我国教育史学科没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这是教育史界的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发源地,竟没有自己的教育史刊物。我们已经迈入新千年,教育史杂志的公开发行莫非还要等上一千年吗?

(五)加强外国教育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严重的自我封闭现象,今后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

过去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虽属同一学会,但两门学科的交流极少,研究呈各自***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中外教育史的结合上找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将会大大扩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提高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功能的认识。其实在欧美,教育史是不被分为本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学科的。教育史家既通外国,也通本国,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外教育史学者的沟通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既能研究外国教育史,又能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通才。

外国教育史学科还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这两门学科原就是姊妹学科,许多学者既是教育史家又是比较教育学家,中外部有这样的大家。美国有的高校将教育史、比较教育和教育哲学三门学科组成一个学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外国教育史研究还要注意与历史学科的合作。教育史既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如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爬梳资料的手工作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新的史学流派如分析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纷纷登台。文学研究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呈多样化趋势,这些都值得教育史学科借鉴,实际上有的史学方法已经被国外教育史学者所借用,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等等,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教育史相对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3]“21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中青年一代学者的肩上。

参考文献:

[1]姜琦。西洋教育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2]赵祥麟。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2).

[3]John D.Pulliam,James Van Parten.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

Prentice-Hall,Inc.1995.

[4]滕大春。战后美国教育史界的流派和论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6).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5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世纪回硕与断想

一、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百年回眸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史学科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的学科领域。就中国教育史而言,研究者认为由黄绍箕提出设想,后由柳诒微撰成的《中国教育史》是由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着作,迄今已近百年,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然而,外国教育史学科具体诞生于何年,其标志性着作是什么,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最早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创办于1901年5月的我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曾刊载了许多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我国最早的有关外国教育史的着作均译自日本,如190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东西洋教育史》等。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焕文、韩定生合撰的《中外教育史》,虽体例较完备,但它不是专门的外国教育史着作。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学者最早编撰的外国教育史着作是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的由姜琦撰写的《西洋教育史大纲》,该书是根据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教本修订而成的,全书约20余万字。自古希腊教育一直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美等西洋各国的教育。据姜琦在书中称:在此之前,西洋教育史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外教育史》外,“绝无他着矣”。[1]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姜着《西洋教育史大纲》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着作。此后,多种外国教育史着作纷纷问世,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刘炳黎编《教育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发行)、瞿世英编《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林汉达着《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印行)、蒋径三着《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雷通群着《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琦编着《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庄泽宣着《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中华书局1938年出版)、王克仁着《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等等;翻译着作有格荣夫斯(F·Graves)着《中世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近代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近三世纪西洋大教育家》(庄泽宣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埃默森(M.I.Emerson)着《教育理想发达史》(郑梦驯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赖斯纳(E.H.Riesner)着《法德英美教育与建国》(崔载阳译。民智书局1930年出版)、《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陈明志、唐毂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库柏莱(E.P.Cubberly)着《世界教育史纲》(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科尔(P.R.Cole)着《西洋教育思潮发达史》(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迈耶(A.E.Meyer)着《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黄溥译,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另有译自日文的着作多本。如《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欧美学校教育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日本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从上述外国教育史着述的出版情况可以推知,我国教育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初,20年代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较活跃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受日本的影响,继而受美国的影响,虽然出版了一些由国人撰写的着作,但其内容和体系均来自欧美,还谈不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从着作的类别看,既有通史类着作,也有断代史、专题史着作,研究对象限于德法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高峰随之消退。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以俄为师”,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全盘苏化。不仅从苏引进了教育史着作和教材,如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出版),更从苏请来了教育史教师,培训高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师资。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强化了学科的***性原则和***治色彩,阶级分析方法被普通采用。客观地说,唯物史观引入外国教育史研究并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况且“一边倒”的***策也是违反教育发展规律的,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是学科发展的迟缓,学科研究难以越雷池一步。惟一的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曹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尽管曹孚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临终也未能完成编撰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的夙愿,只留下一份未来得及修订的编写提纲(初稿),从***初期到“”前,虽然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总的研究水准和成果数量是不尽人意的,甚至不如二三十年代。“”十年,外国教育史学科更是备受摧残。

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复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11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拘泥于苏联版的教育史课本,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试***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突破的外国教育文教材纷纷问世,如王天一等人编写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戴本博等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这时期集大成之作是由滕大春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它是由我国知名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学术巨着,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摆脱“左”的模式的影响、强调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意义、充分发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功能等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通史类着作,各种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着作以及资料汇编纷纷出版,较有影响的有《外国教育家评传》、《西方教育思想史》(共有三个版本)、《美国教育史》、《日本教育史》、《英国教育史》、《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学前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世界教育名着通览》、《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论文(专题史)的出版,代表了我国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如《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引论》、《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等等。据估计,1978—1996年的18年中,外国教育文书籍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超过1949—1977年2

8年中的成果10倍以上,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可以将1978年以后十多年时间看作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遗憾的是此次高峰期没有延续多久,9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将前后两次高峰期进行比较,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从成果数量上看,八九十年代远远多于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数成果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标志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复劳动、急功近利的产品并非罕见。史料建设薄弱,翻译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教育史专着,而八九十年代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外国教育文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亦没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观指导教育史研究,这是二三十年代所没有的,但效果如何,实难评判,真正有创见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面化、机械化、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所见。学科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变化,仍是沿用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方法。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外教育史学科的新变化,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只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复兴。由于学科本身没有多少变革和创新,经过短暂的繁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和困境。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机的关口。如何摆脱危机,使外国教育史学科走上健废发展的道路,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二、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断想

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危机,但更要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今后,我们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充分认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意义和功能

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史是“向后看”,与“教育要面向未来”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割断历史的错误观点是极为荒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鉴古知今”、“往事不忘,今日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这些古今中外的格言和警句是对历史学科的肯定。也是对教育史学科的肯定。只要人类存在教育,只要教育科学具有存在的价值,那么教育史的存在绝不是多余的。

研究教育史已有很长的历史,一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就包括了教育史的内容。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史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各国推行义务教育,“客观上需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作为指导”,[2]这说明教育史与生俱来就是为现实服务的。在19世纪末的美国,教育史又获益于这种理论,即“教师应该至少知道其本国学校制度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他们专业素养的一部分”,[3]教育史因此被纳入师范院校的课程中。1905年,美国教育史奠基人孟禄(P.Monroe)撰成《教育史教科书》,力***通过教育史“破除教育工作者把兴奋点仅仅放在近前的教育实践的狭隘性,从而使他们能从历史长河中领略教育的意义、本质、目标和过程。”[4]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是将教育史看作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室,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教育科学中一些长期性和根本性的课题,实验室是无能为力的,若借助历史探索却能得出结论。巴茨(P.F.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说:“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研究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目前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这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出现的,过去曾怎样解决的,过去解决的办法能否用来解决目前的问题。”[5]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教育问题,几乎都无法与教育史截然分开。举例来说,我国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理论决非空穴来风,它实际上与二干多年来人们所追求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是一脉相承的。翻开教育史着作,我们可以找出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线索。该理论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后由人文主义教育家继承和发扬,再由欧文奠定理论基础,最终由马克思发扬光大。再如,关于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关系问题,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争论,洛克、赫尔巴特、斯宾塞答大思想家、教育家都曾参与这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难有定论。其实,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现实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究竟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孰对孰错,完全可以从教育史中寻找答案。

我们的近邻日本对教育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国。日本学者认为,教育史能够直接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服务。在他们看来,不重视历史研究,只着眼于现状,无异于本末倒置。因此日本许多研究教育的学者都通晓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学会有2000多会员,遍及大中小学,其中近一半人专门从事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教育史学会的会员数大大多于比较教育学会。不少人专门致力于研究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甚至陶行知也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门人物。

教育史学科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二)继承已有成果,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外国教育史学科老一辈学者在外国教育史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我们继续研究汀下了基础。新一代的外国教育史学者应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创新,是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惟有创新,外国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大量扎实的工作。首先,我们要大力加强史料建设。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外国教育史,同样离不开史料。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障碍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其次,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战后欧美教育史研究异常活跃,除了传统教育史学,还有以克雷明(L.Cremin)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论”的教育史观,以卡次(M.Katz)为代表的激进派教育史思潮。可惜他们的代表作至今没有中译本,甚至一些优秀的传统教育史学着作,如巴茨的《教育文化史》、鲍文(J.Bowen)的《西洋教育史》也没有唤起我们翻译的兴趣。再次,我们要借鉴国外教育史研究的新方法,改变传统定性的描述方法。二战以来,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系统论与教育史的结合,对传统方法产生了根本变革,但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很少吸收和借用。总之,尽管当代国外教育史研究异彩纷呈,方法更新,成果倍出,但我们仍固守传统的模式和方法,只有个别学者吸收了部分成果。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交流。近年来我国教育史界很少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我们的学者也很少有机会赴国外参加国际性的教育文学术会议,我们几乎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当前国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动向,不知道国际教育史研究的最新发展。1982年,滕大春先生在《华东师大学报》发表了《战后美国教育史上的流派和论战》一文,近20年后,我们对国外教育史发展的了解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我们几乎没有获取任何新的信息。美国教育史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什么新变化,我们茫然不知。其他国家的进展,我们所知更少。根本原因是我们太闭塞、交流太少。同样是研究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学在国际交流上做了 更多的努力,几乎每次会议均邀请国际学者参加,赴国外研修的学者也大大多于教育史界。外国教育史学科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重振旗鼓,必须首先打***际交流的大门。

当然,学习外国,要立足中国,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要以中国为中心,其研究的内容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有所偏重、取舍,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现实性”、“洋为中用”应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千万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学术标准和指标,盲目模仿,失去我们自己的特色。“先借鉴、继超越”,[6]是值得到充分肯定的策略。外国教育史虽然是研究外国的东西,但最终目标是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

(四)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巩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

外国教育史学界以往已有很成功的合作经历,如《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家评传》以及即将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均是全国教育文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研究能够弥补外国教育史学科力量的不足,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优势,共同提高学术水平,但这种合作做得还远远不够。从历史上看,我们已形成了几个颇具特色的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如北师大、华东师大、河北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其中河北大学、北师大已先后***培养出十余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后仍需重点扶持和巩固这些已有阵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试***网罗更多的人加入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是不易的。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提倡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资源共享,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集中人力物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发挥最大效益。研究外国教育史光靠英语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吸收通晓其他语种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我国教育史学科没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这是教育史界的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发源地,竟没有自己的教育史刊物。我们已经迈入新千年,教育史杂志的公开发行莫非还要等上一千年吗?

(五)加强外国教育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严重的自我封闭现象,今后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

过去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虽属同一学会,但两门学科的交流极少,研究呈各自***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中外教育史的结合上找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将会大大扩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提高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功能的认识。其实在欧美,教育史是不被分为本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学科的。教育史家既通外国,也通本国,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外教育史学者的沟通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既能研究外国教育史,又能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通才。

外国教育史学科还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这两门学科原就是姊妹学科,许多学者既是教育史家又是比较教育学家,中外部有这样的大家。美国有的高校将教育史、比较教育和教育哲学三门学科组成一个学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外国教育史研究还要注意与历史学科的合作。教育史既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如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爬梳资料的手工作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新的史学流派如分析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纷纷登台。文学研究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呈多样化趋势,这些都值得教育史学科借鉴,实际上有的史学方法已经被国外教育史学者所借用,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等等,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教育史相对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3]“21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中青年一代学者的肩上。

参考文献:

[1]姜琦。西洋教育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2]赵祥麟。关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2).

[3]John D.Pulliam,James Van Parten.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

Prentice-Hall,Inc.1995.

[4]滕大春。战后美国教育史界的流派和论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6).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6篇

关键词: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 相关研究 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高潮。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广告研究与教育”的专题叙述。中国第一本广告史著作——1948年如来生撰写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包含了初步的广告教育和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他的著作将广告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纳入广告事业的系统的结构之中,其中有陆梅僧、林振彬等广告人的个案研究资料,由此开启了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研究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先河。这一研究范式一以贯之,迄今为止较为著名的成果有: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这本著名的广告史著作影响广泛,但陈培爱本身的文学研究学术背景影响到其在广告史研究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的渗透);樊志育的《世界广告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寇非的《广告·中国(1979—2003)》(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顺华等的《中外广告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的《中国广告***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均把广告业分为“广告媒介”、“广告公司”、“广告行业组织”、“广告制”、“广告主”、“广告管理”、“广告研究与教育”等几个不同的专题,并在整个广告产业环境中对广告研究与教育进行描述、分析。虽然叙述极为简略,在很多方面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多观点只是根据二手资料得出的常识性论述而缺少一手的实务文献和文本文献,教材的体例也决定了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前辈们把广告设计教育置于宏观的“广告生态”大环境之中,从广告产业的整体环节的立场去考察广告设计教育及其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广告设计研究者对本土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之路。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著名文艺美学家余虹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广告史》侧重于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手段,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广告人,在广告设计学术史上自创以分期为纲、每期内以“专题”为线索的写作体例,详述并评论了中国广告史上1979—1996年间的众多大事件、主要学术论争和广告营销现象。该著作对于一手文献的把握、基本历史框架和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广告设计教育史分期的重要参考。

陈刚主编、姜弘担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分期方面从广告自身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通路)竞争、品牌差异化的竞争入手,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这部广告史注重采取大量***像—文本的一手资料,并且采用了深度访谈、口述历史等人文—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这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的研究方法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某种“范式”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中广告设计教育史的专题研究。在设计学领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仅有零散的论文和片段式的理论成果。虽然当今中国广告设计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如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等等,但关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从设计学本身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截至2012年5月12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77篇。以“全文”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220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5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而且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当前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广告的创作手法层面。从宏观的设计艺术教育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性著作、论文,仅有袁熙旸所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0届博士论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以及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田君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但这两篇论文的视角是整个艺术设计专业,虽然有关于广告设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翔实史实、资料,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论述,对广告设计教育本身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律性专门研究。

2004—2009年邬烈炎主编的《设计教育研究》(1—7)是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汇集,该丛书有专门的设计教育史研究栏目,还有专门一册设计教育史研究专辑,其中不乏国内外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

由于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研究,如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获得的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庞蕾的《构成设计研究》,作者对广告设计教育中基础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的构成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做了系统考查,并就构成教学改革与设计基础教学整体实验的关系进行了设想与讨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路径与方式,是广告设计教育中构成课程的集中理论成果。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李晓慧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借助广告学的理论支持,通过对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广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归纳出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此外,还有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学位论文,如易菲等就中国设计教育史上的某一组织进行研究的专题,虽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丰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毕竟缺乏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性系统性叙述、解读、分析。

另外还有国外的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学术论文作为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的《德国广告教育札记》(《现代广告》,2005,(9))介绍了德国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综合大学的广告设计,实用性专科学校的广告设计,职业性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以及各自特点。还有相关研究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广告文化史、广告设计史中关于“广告设计”的研究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名家、个案,如张燕风所著《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版)对“月份牌广告画”及相关广告画家,广告画技法的探索,以及广告画人才培养的追溯。又如赵琛的《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对当时著名的广告画家徐永青冠以“近代广告教育家”的称谓并提供了相关史料论述。

3.专门的广告教育研究中的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张树庭所著《广告教育定位与品牌塑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我国高等广告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广告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进行了初步论述,并组织了《2003年广告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报告(高校卷)(毕业生卷)(在校生卷)(广告公司卷)》,具有珍贵的实证资料价值;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主要研究当今世界上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美、英、日等国广告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与现实状态、广告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与价值指向、广告教育实务的多元模式与个性特点、广告教育衍生的社会组织与学术活动、广告教育发展的趋势走向与前瞻思考、国外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这些专著总结了前人对于广告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分析了中国高校广告教育。但其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广告教育方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培训探讨较少,而对于广告设计教育的论述更是放在广告教育的一个从属地位,仍然是从广告学的专业背景出发来论述广告设计教育。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如韩志强的《对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3))提出构筑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新模式;吴琪的论文《广告职业的专业性初探——以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内地广告职业为例》(北京广播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就“广告职业化”对广告职业教育、院校教育等情况作了梳理,等等,但缺乏对广告设计教育史本身的理论思考。

4.广告设计综合研究工具书与资料汇编中的广告设计教育相关实证资料。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被称为“研究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编年史册”的《中国广告年鉴》是在国家工商行***管理总局指导下,各级工商行***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广告协会组织、全国广告界参与编写的大型行业资料工具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广告业发展概况,中国广告业统计资料,广告法规、条例、方针、***策,广告界大事纪要,广告学术论文选登,广告专业名词注释,广告教育,国际广告交流活动,等等。该年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1995年起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梁梅编著的《中国当代设计***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各种《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等等,往往作品***片丰富并配有简要介绍,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朱铭、奚传绩编著的《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设计学的角度考查了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大事件。现代广告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版)收集了1979—1998年间“全国广告业各项经营统计数据”和“中国广告20年札记”相关资料,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范鲁彬著《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成果都或多或少包含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但其资料性胜于学术性及思想性,只能提供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背景素材。

5.历史学、教育史学科领域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相对发展完善,理论成果比较丰硕。其宏观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大的中国教育发展阶段阶段划分等,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1840—2012)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如:何东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导语和结束语(《高校理论战线》,2007,(9),(12)),其教育史学术视野和分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分期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教育学、历史学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的视点、理论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有着新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本身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成果十分必要。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中国教育史专业中国教育发展方向2009年博士论文贺晓舟的《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研究——清末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生与演进》,从教育学的背景考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课题来说有“隔”的感觉。

综上所述,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归纳,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薄弱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教育历程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探索广告设计教育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可以清楚地认识影响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助于当代广告设计教育的理论积淀,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中国广告设计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

参考文献:

[1]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中外教育史论文第7篇

关键词 英语教育史 跨学科 研究方法

中***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English Educ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nglish

XIE Y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s the trend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hough there are amount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studies the English educational history is a trial and exploration of thi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 writer found that the studies of English educational history were not comprehensive by studying both domestic and aboard research status, and it was only a teaching method research. The open policy of English education development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contemporary policy and economic status. Understanding this connection will help us to learn the English educa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ancient and modern in china and abroad, read the change of present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and forecast the prospective tendency of future English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English education reform is already in the works. Whether or not weakening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the writer discusses th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politics, ecology of education and new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writer also hopes to establish faith and confidence for the future English teachers.

Key words English educational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英国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1653年发表的《培根随笔》一书中有篇重要的文章《论读书》曾经这样说过“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s men wise)可见历史的重要性。但国内国外在英语教育历史的研究似乎一直停留在史料的整理,或者只是在为外语教学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没有真正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英语教育史,更不清楚研究英语教育史的重要性。

1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在国外,对英语教育研究最具影响的应该是爱丁堡大学语言学系高级讲师A.P.H豪厄特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语言教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中详细叙述了英语教学的整个发展过程,该书从文艺复兴时期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开始,一直讲到当代英语教学。A.P.H豪厄特站在客观的角度对英语语言教学史做客观的记叙式的描述,并没有阐述英语教育兴起与当时***治的变化之间的联系。在书中作者还介绍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教学的起源,语言翻译教学法、自然/直接教学法等的兴起。其实这些英语教学的发展都与复杂的欧洲***治变化有关。16世纪开始,英语取代拉丁语在书面语和口语中担任领导地位与英帝国的兴起有着复杂而必然的联系。遗憾的是,A.P.H 豪厄特的《英语语言教学史》一书并未能就此有任何论述。

在国内,长春工业大学李旭明教授在她的讲座《国外现代英语教学的历史发展》中对国外现代外语教学法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李教授的讲座中提到了对外英语教学的发展,比A.P.H豪厄特的研究更进一步提到了在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外英语教学。她指出在19世纪末以前古典语法教学时期,外语教学思想还只停留在解决为什么教外语的问题上,在那个时期外语是一种文化素养,其目的是学习外国文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进入了现代语言教学时期,时代需要解决外语教学教什么的问题,直接法因此而诞生;20世纪40-60年代,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教,当时盛行听说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语言教学进入深入时期,主要代表有Noam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J.B Carrol 认知心理学,J.S Bruner 认知学习理论。我们不难看出,李教授的研究主要是想阐明英语教学法如何演进,也没有说清楚英语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如何与复杂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

2 英语教育史研究的不足与意义

教学时教育活动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对知识、经验、方法、能力的传授过程。既然教学只是教育的一种手段,那么研究英语教育史就不能只是研究其教学史,这是不全面的,而且还有以偏概全之嫌。诚然,英语教学史是英语教育史的一部分,它具体反映了英语教育的方法和经验的总结。但是什么是英语教育史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英语教育史?首先让我们来看什么是英语教育史。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是指具体反映人类教育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是人类过去的活动。①那么我们研究英语教育史就应该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英语教育史史料的基础上,要确定可信的史料,就必须进行考证。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其规律。如可以运用教育生态学的理论解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各国之间人们相互交往增多,为各国之间提供了更多的交际机会,因而对口语能力的要求越来越多,之前提倡语法翻译法重视书面理解,较少考虑口语的表达,所以这个时期口语教学代替了原来的语法翻译法教学。这样全新的视角来看整个英语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英语教育史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3 英语教育史发展前景

3.1 英语教育史研究的方法

英语教育从古老的英吉利经过漫长的时空,走向了全世界;而英语语言教育的发展及其推开***策制定与当时的***治、经济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英语教育还必须研究教育***治学,在公元1560年,由于受天主教改革的影响,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的难民被迫流亡他国。他们以巨大的数量来到了英国。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些“宗教难民”采取了欢迎的***策,但是大量的难民涌入,他们中大多数是有手艺的技工,要在英国安身立业,教会难民学习英语就是首位的。在1570年到1598年近三十年的时间,法国的语言教师们为英语教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有三位很著名的法国教师,他们用双语的小册子教法国难民英语。这对于没有明确语言和体系的英语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如果没有伊丽莎白女王宽松的***策,没有外国难民,尤其没有法国难民为适应生存环境学习英语的要求和愿望,那么英语语言和英语教育的开始还要晚上很多年。由此可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治环境对于语言教育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关系。

英语教育活动不是单一存在,它是社会发展乃至自身和谐共处的实践活动。美国克雷明在他的教育生态学研究中就曾这么说过,“把各种教育机构与结构置于彼此联系中,以及与维持它们并受它们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来加以审视。”②我们可以把英语教育视为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系统,英语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因子(学校以及其他教育者)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并且动态地呈现为一致与矛盾、平衡与不平衡。因此,对学校而言,既要与其他英语教育机构相约定(engagement)、关联(linkage),又要有自己的日常工作事项(agenda),在内外互动中保持学校自身的完整与平衡。克雷明指出,生态学的方法与模式的要点在于指明教育情境的范围和复杂性。运用生态学的联系观、平衡观和动态观我们可以考察目前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抉择。

无论是通过教育生态学还是教育***治学的方法来研究英语教育史,在结构上都是站在宏观的层面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而通过新文化史学的方法研究英语教育则是要求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对英语教育活动和过程进行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新文化史又称为“社会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新文化史域下的英语教育活动,应该是研究英语教师教学的情况、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通过细微的事件和平常的人物来重构英语教育史,让人们体会英语教育史的脉搏,看到普通大众如何参与英语教育活动,推动英语教学的发展。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新文化史的方法,最大程度地还原英语教育史的真实发展过程。

3.2 英语教育史研究的对象

确定英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可以帮助我们划分这门学科属于哪种范畴。英语教育史研究出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还应该讨论非洲、亚洲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和香港等地区和国家英语教育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部历史过程。英语教学已从某一国家对外文化活动发展成为一项具有国际性的事业。英语教学理论层出不穷。各个教学流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于英语教育史的研究,不仅是记录下英语教育的历史,更是从教育史的角度出发,总结出其深层次的教育观点,为我国从事英语教育的教师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为以后英语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

4 为未来英语从业教师树立信念和信心

最近北京教育局宣布将在2016年将英语高考分值由原来的150分调到100分,山东教育局宣布将在明年取消英语听力考试,各地关于英语的高考***策调整进入密集期,引发社会热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日本文部省决定在2020年正式将英语教育的开始时间从目前的小学五年级提前到小学三年级,通过让学生更早接触英语,培养国际化人才。笔者认为对待英语教育的不同态度让人多少会认为“日本小学强化英语教育”,而“中国高考弱化英语地位”的感觉。英语之所以成为国际交流的媒介,除了文化和历史的原因,还有***治和经济的因素。了解英语教育的历史对于英语教师来说无疑对其树立从业的信念和信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语作为世界语言承载了大量先进的科学知识,是透视西方文明的窗口。英语的重要性无论在今天或是今后都毋庸置疑。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外语教育同样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变化,经常可以在其他国家看到形似的影子,而其他国家发生的有关外语教育的旧例,又经常如“幽灵”一般,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

注释

① 武翠红,周采.论外国教育史学理论及研究的必要性.

② [美]克雷明.公共教育[M].纽约:纽约基础书籍有限出版公司,1976.

参考文献

[1] 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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