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旦一个人富起来，尝到了他比别人有钱的甜头，
在心理竞争中。他并不希望别人也一起富。石勇
中国社会在阶层、权力、财富和生存机会上正在进行“代际传递”。“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现象持续地构成社会热点和痛点。
在这个背景下，“李刚门”事件再次对社会心理构成强烈冲击。媒体简单地勾勒了一个“官二代”的嚣张：一个叫李启铭的人在河北大学校园里酒后驾车撞人，导致一死一伤，不仅没有停车救人，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被学生和保安强行拦下后，他依然满不在乎地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去告，我爸是李刚！”李刚，确实是一个在当地有能量的官，河北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而且事发地正是其辖区。
“李刚门”无疑提供了一个分析现代“官二代”飞扬跋扈的新鲜文本。同时，它也将构成一个在网民和媒体的围观下.视人命如草芥的“官二代”和贪官终将得到惩处的经典个案。类似事件只要被置诸公共领域，形成聚焦效应，总可以启动上层权力的干预，从而得到“权利救济”，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
然而，有必要借助这一事件继续追问：“官二代”、“富二代”们这么嚣张，以致在特定情境中，有智力为零的嫌疑，是否不仅和个人教养、权力资本在博弈中占压倒性优势有关，而更是中国社会在撕裂中，权力一资本阶层要牢固地确立他们和普罗大众的“阶层壁垒”的无意识产物？“官二代”、“富二代”们那种夸张的炫耀性表演，是不是一种“上等人”阶层在形成过程中“自我认同”的焦虑？
某一句话发自个体，但可能是一个阶层的心声。多年前，有“穷二代”发出“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感慨，一时成为名言，这正是在给一个庞大的群体“代言”。幸运的是，他18年后还能改变命运，但随着“阶层排斥”的加剧，现在很多人，对“奋斗”18年改变命运，越来越感觉希望渺茫。
“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引发了几十万以上的网络造句运动。之所以引发这样的狂欢，一是因为它相当形象地表达了“官二代”的心态，二是它折射出来的自以为是甚至愚蠢也让网民找到快意――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在他们心底油然而生。
一个人在肇事后被堵这样的特定情境中吼出“我爸是李刚！”，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语言和心理分析是：其一，在肇事者李启铭心中，已经预设了他爸是名人，在当地来说，堂堂的公安分局副局长，可以管河北大学那一片辖区，那些围堵他的人理应知道；其二，暗示或恐吓，他爸有权力摆平很多事情，开车撞死人这样的事，在他爸的权力运作下根本不是一个事；其三，正因为他爸的权力在现实中可以对他形成庇护，他因此拥有了-一种可以无视他人生命的特权，在实际上而不是理论上，肇事的行为从开始到结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化色彩，那些基于正义的直觉围堵他的人，其行为反而显得不切实际，不能理解。
敏锐的观察者不难注意到，这句话和电影电视上一伙流氓快要被人教训时，小头目说出一个黑帮老大名字的情况一样。这背后隐含的逻辑是，权力和暴力通吃一切，这个世界就是按它们的意志在转。
显然不能认为，李启铭话里所表现出来的权力通吃一切的逻辑仅仅是心理想象的产物。事实上，如果现实不是如此，如果作为权力阶层子女平时的所作所为，没有得到权力的庇护，他就不可能吼出这句话。这句话完全是无意识的流露，而这正是他们拥有特权的现实，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自动反应的结果。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很傻。的确如此，但是，准确地说，只有在引起网民和媒体的围观后，这句话才显得很傻，而在当时，李启铭并不只是一个活在自己心理世界里的，他实际上是告诉人们，什么是现实，不应该对他做什么。完全可以想象，在中国大地上，类似李启铭这样的话可以在无数个场合出现，而且可摆平很多事。不引发轰动，不触动上层权力干预这种更强的规则，这些话所阐明的规则就不会得到颠覆。
无论是哪一种规则决定事情的走向，可以说。都只是权力的胜利。它在本质上与正义无关。
从这个个案的表层扫视过去，“我爸是李刚！”（相应地可以演绎出“我爸是xx富人”、“我们是xx人！”）和飙车、泡美女、炫富等，实际上是一个形成中的“上等人阶层”，在进行夸张的身份建构的宣示。在心理上，它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由于充满对自身和他者认同的焦虑，富人（包括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希望依靠这种极端方式，让整个社会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让他们确认自己所属阶层，与他们眼中低贱阶层的区别何在。它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新阶层在形成中，建构自我认同时无法避免的神经症性紊乱。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一些人先富，总比大家一起穷更好。而且，在逻辑上，先富起来的人是可以带动另外的人一起富的。
但是，中国社会显然忽略了人的这种心理并从制度上加以规制：一旦一个人富起来，尝到了他比别人有钱的甜头，在心理竞争中，他并不希望别人也一起富。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榨取穷人才让自己富起来，并不断积累财富的；为了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肉食者”对此一直纵容。期待“先富带后富”极为天真。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游说中国富人捐款，就吓怕了很多人。而面对中国社会的“不安全感”，很多富人选择的是移民，而不是掏几个子儿给穷人来买安全感。
先富起来的人，想到的并不是帮穷人一起富，而是要让自己和穷人在身份上，在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上彻底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30年乃是一个重新构造阶层并不断形成阶层分野的运动。
穷人除了心理结构，在身份上或许没多大变化，但是，对富人来说，则是一个从原先阶层把自己提升为“贵族阶层”的过程。本质上，现在的“阶层固化”、“阶层排斥”，都是意在建构一个“上等人”和“下等人”相互对峙的阶层结构和等级秩序。无论以何种手段获取财富与权力（***治的、经济的、知识上的），也无论是否有“原罪”，是否“犯罪”，富人阶层都倾向对自己的“上等人”身份进行建构和认同。
建构和维持一个“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等级秩序，一个必要手段是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权和钱是建构“上等人”身份的材料，为了让自己地位不遭受冲击，必须把穷人的出路封死。整个社会的“拼爹游戏”、“培训富二代”、“隐形世袭”，以及税收体系、***策层面的“劫贫济富”，无不反映了这种特征。
“穷一代”们可能已绝望或认命，但在一个到处充斥“成功学”的鼓噪，在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在理论层面也允诺很多人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80后”、“90后”的“穷二代”们越来越感到改变命运的受挫，这很容易让一个社会出现大麻烦。面对漫山遍野的失意者，权力和资本阶层一定感到不安。但也恰恰因为如此，不安和焦虑会让他们更紧张地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更少让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让步越会出现更多危险。
权力-资本阶层要在社会中确立权和钱处于价值排序高端的位置，制造一种金钱或权力的身份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只要确认金钱和权力在社会价值排序中处于高端，并且赋予一种“成功”、“高贵”、“有价值”的光环，拥有权力和金钱的富人阶层属于“上等人”在合理性上就可以得到论证。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证明，认为一个富人高档、一个穷人低档的具有“歧视性对比”色彩的价值排序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一种主宰性的观念力量，就是最穷的人也要在价值排序的压力下进行零敲碎打的门面装点。但是，由于富人阶层的“上等人”身份不是在一个大致平和，而恰是在充满敌意、充满不公正感的社会心理氛围下建构和认同，决定了他们必须进行极端化的表达。他们的财富获得和对既得利益秩序的维护，在某种程霞上伤害到穷人，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罪恶感在袭击他们，为了让自己压抑或否认这一点，在心理上，他们必须对穷人表现蔑视，有时甚至较夸张。面对穷人的敌意，从心理保护上考虑.为消除自己的恐惧感.他们必须对穷人表现愤怒。另外，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演变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拜金的加剧，一些富人越来越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瞧不起自己，因此也越来越需要夸张地让别人知道自己多么有钱。
“官二代”、“富二代”们飙车等刺激，夸张地“传承”了以上心理因素，并追求一种对社会的心理冲击效应。他们似乎宣告：这个社会是他们表演的舞台，其他人只有看戏并遭受羞辱的份；他们可以无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用“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来界定李启铭等的嚣张行为，显然过于简单化。但它预示了一种危险，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可以让正义不被权力和金钱劫持，可以让阶层的分野显得“自然”和“正当”，并阻遏阶层的固化和社会的撕裂。
中国社会出现富人阶层，甚至出现“贵族”阶层都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也不是什么错误的事。可怕和错误的在于，无法纠正阶层分野中的野蛮。按这种趋势，富人阶层关于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的夸张动作，在逻辑上只能自毁。假如不下决心阻止阶层的进一步固化，可以想象.类似李启铭等人的表演还要继续刺痛公众的神经；而更多失意者将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潜伏，然后在呼吁重新洗牌的人“跟我来”的召唤中一跃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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