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研究生论文10篇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1

学习动机是引起学习活动的内部动力。这种维持和增长学生从事并完成某种学习活动的能力,对于理解学习和绩效至关重要。其原因之一是学习动机能够改变完成学习任务的时间。学习动机作为个体的一种能力,能够确保个体在面对竞争和分心时,仍然能够完成既定目标,而不受干扰。学习动机主要表现为推力、拉力与压力三种形式。推力表现为主体的学习需要,拉力表现为主体的学习期待,而压力需转化为推力与拉力才能起作用。

学习动机由学习需要与学习期待两个基本成分构成,前者为学习动机结构中的主导成分,后者指向学习需要的满足。两者协同作用,使学习活动得以发动、维持和完成。作为学生学业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学习动机值得进一步关注。学习动机的分类可以根据教育工作的需要或研究任务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从动机动力的来源可以区分为外部动机(如自我提高的动机和附属动机等)和内部动机(如认知动机等;从学习动机内容的性质可以区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学习动机;从动机作用的久暂可以区分为直接的学习动机和间接的学习动机。可以看到,除了正确的和错误的学习动机分类,剩下两种分类往往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学生身上,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推动学生努力学习的巨大动力。

2、调查的具体目标和方法

(一)具体目标

1.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现状。

2.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特点。

3.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成因及对策。

(二)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之农村初中生问卷,内容涵盖教育价值取向、学习态度、学习需求和学习动机四个方面。问卷调查在本县的3所初级中学进行,共发问卷850份,回收有效问卷789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数。

座谈会及个案调查。整个调查共召开了两次教师座谈会,三次农村初中生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不仅为我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典型材料,而且为理性分析提供了基础。

3、调查结果分析

(一)教育价值取向

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具有较为明确的教育价值取向。74%的农村初中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提高自身素质,10%的农村初中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为了考中专和大学,16%的初中生没有考虑。

(二)学习态度

调查结果表明,67%的农村初中生对学习的热情较高,24%的农村初中生对学习的热情中等,9%的农村初中生害怕学习。这与他们“考中专或大学”意识淡化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害怕学习的农村初中生数占相当份额。

(三)学习的需求

当前,“特长”是师生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许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把“特长”看作是“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在调查中我发现,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对“特长”有正确的认识,其中,92%的农村初中生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且有52%的农村初中生希望得到教师的指导。48%的农村初中生认为“学校老师能力有限,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对于这一结果,也许我对信息的有效度产生怀疑,或者强调它的地域性特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行为滞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农村初中生的认同,并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学习。

(四)学习动机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初中毕业后的打算,55%的农村初中生选择读高中或中专,18%的农村初中生选择就业,27%的农村初中生还没有考虑。有读大学愿望的占37%。农村初中生对于“务农”的态度是我调查的重要目标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初中生大部分不愿意务农,其比例随年级变化,且该心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波动,其波动特点为:初一为69%,初二为58%,初三为72%。

4、对调查结果的思考

(一)增加投入,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当前,农村初中生已经感受到了社会进步的快节奏,初步了解了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但在日常的学习中,他们接触的却是落后的仪器设备、简陋的实验场所、过时的科技知识,这种强烈的反差必然使他们感到厌倦并产生抵触。因此,只有增加硬件和软件的投入,使仪器设备、实验场所、科技知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才能对农村初中生产生求知的诱惑和刺激。

(二)帮助农村初中生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未来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农村初中生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素质教育实施等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深入,所以有必要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向他们介绍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存在的困难以及未来的美好前景;向他们介绍高等教育改革中招生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收费制度的公平性、保护性,分配制度的灵活性、公正性;向他们介绍素质教育实施的具体内容、价值和未来取向,以帮助他们明辨是非,消除误导。进行职业指导,帮助农村初中生了解不同职业(主要是务农)的特点、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使他们在学习期间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在毕业时选择自己适合的就业岗位。开设心理辅导课程,对农村初中生进行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能力、考试心理、学习适应性等内容的辅导是当务之急。

(三)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使农村初中生成长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1986年,原国家教委等四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村教育“应该从办学为了升学转到以为本地区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主,兼顾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这个方向上来”。我可以尝试在农村初中进行初中后职业教育——学期职业培训或“3+1”制的培训。但我应该引以为鉴的是:传统的也是落后的农村职业高中教育,当前步入了关、停、并、转的境况。那么,在农村初中实施职业教育,则必须致力于追求教学内容的科技化和教学方法的科学化。

(四)充分重视情绪的内在驱动和自我调节功能,加强教学过程本身的情绪吸引力,使学生能从学习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积极情绪满足,从而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使得学习动机得到强化。其次,针对情绪的“趋乐避苦”特征,要想纠正学生的问题行为,方法之一就是使他们从学习过程本身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再次,所谓的“寓教于乐”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应该是利用情绪的积极作用来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不是一味地单纯迎合学生的情绪倾向,脱离教学目标,这样只会降低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五)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习方法简单和学习内容贫乏是与大多数教师能力差和缺乏主动性密切相关的,他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工资,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的有效办法一是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为他们提供接受继续教育和进行终身学习的经济保障;二是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保证教师考核的公开性、公正性、科学性,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三是提高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质量,改变当前继续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低效局面。

(六)教师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从而尽可能地创造机会来提高学生的素质。例如,习惯于课堂口头讲授的教师,可以适当采用课堂讨论、小组活动、经验性的练习作为教学的补充,教法越多、越灵活的教师会更受学生的欢迎。在开放式教学中,教师要多鼓励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即在针对某个话题的同时,要敢于逾越话题的界限进行思考,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分配任务引导并给出相关领域的链接,对学生的自我组织和自律等尽责行为及时做出奖励,学校课程也要对初中生强调这些成功的特质。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繁荣,城市、县城和乡村的经济文化差距比较过去逐渐缩小,使得城市、县城和乡村的初中生在学习的动力方面渐趋一致。而国内早期研究认为,城市学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其原因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时至今日,国内城市、县城和乡村的初中生学习动机的现状如何,有无显著差异等等问题为本研究打开了一扇探究的大门。于是,在国内外心理学工作者的有关学习动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研究主要以影响初中生学习动机的因素为出发点,初步探讨了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动机因素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初中生学习动机问题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刘晨华.农村生源新生大学英语学习动机调查及激发策略.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9.

[2]徐霞璋.浅谈农村中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学校管理,2006,1.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教育;理论建设;必要性;问题域;落脚点;

作者简介:杨兆山(1963-),男,黑龙江甘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侯玺超(198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陈仁(1985-),男,广西北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必要性:农村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理论

农村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1]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研究,使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展,有效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使广大农村青少年儿童享有和城市大体均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农村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快速迈向城镇化的新现实,是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那么,农村教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农村教育研究都是有“理论”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内在地反映出研究者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方***等理论素养,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也必然具有“理论性”。但具有“理论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农村教育理论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一,它是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研究;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抽象出一般性的问题,从而确立一定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来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对象;其三,对“农村教育”这一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特征、发展规律进行抽象归纳,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其四,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假设,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由此,“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抽象与升华。

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

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

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

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

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

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

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

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

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

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三)基于辩证法的方***,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

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入手,可以追本溯源,从而提高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此外,农村教育理论的构建要基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教育理论研究不能构建农村教育的“乌托邦”。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3

摘要:现代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时期;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相比,具有共通性与特殊性,应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云南农村;变迁发展;主体性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经济文化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地理位置偏远,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清***府闭关锁国的***策被打破,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比较中国沿海省份,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府的广泛关注,试***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这一时期国民***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府行***院,任务是为行***院制定农村***策提供参考依据,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个市县的26个村子、642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年费孝通回国,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魁阁”工作站,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所选的3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即便有曲折,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伴随农村基层***权的建立、土地***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1956~1964年间,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配合民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策,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和***府民族平等***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的***治形势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年代后,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策性研究,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但在经过10多年的停滞期后,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治学、环境地理学等,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这个时期,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策、基层***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事实上,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旧时代与国家、地方***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还是积极适应变化,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年代,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年从英国来到昆明,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行***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9.《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4

关键词: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现状、评述

一、研究现状分析

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11] 魏本权:《近代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论》,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5

关键词:云南农村;变迁发展;主体性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经济文化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地理位置偏远,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清***府闭关锁国的***策被打破,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比较中国沿海省份,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府的广泛关注,试***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这一时期国民***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府行***院,任务是为行***院制定农村***策提供参考依据,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个市县的26个村子、642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年费孝通回国,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魁阁”工作站,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所选的3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即便有曲折,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伴随农村基层***权的建立、土地***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1956~1964年间,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配合民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策,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和***府民族平等***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的***治形势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年代后,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策性研究,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但在经过10多年的停滞期后,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治学、环境地理学等,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这个时期,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策、基层***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事实上,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旧时代与国家、地方***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还是积极适应变化,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年代,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年从英国来到昆明,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行***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9.《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6

关键词:农业水土工程 研究对象特点 研究生培养

中***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200-02

水土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耕地逐年减少,水资源日趋短缺等一系列问题造成的粮食减产、区域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水土环境退化、土壤荒漠化等一系列与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紧密相连的资源环境问题,正在制约着当前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如何促进我国农业水土工程研究发展和研究人员培养成为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 农业水土工程的形成与发展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是研究水、土运移规律与持续高效利用的理论与技术,是合理利用农业水土资源,创造良好的农业水土环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科学。作为以地学、生物学、气象学为理论基础,以工程学为技术基础的应用科学,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在我国曾先后被称为“农田水利”和“农田灌溉”,国际上普遍采用“水土工程”名称,我国于1990年由***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定名为“农业水土工程”。

农业水土工程是在农田水利工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最早把西欧水利科学技术介绍到我国并在《农***全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农田水利有关问题,这是我国关于农业水土工程的最早著作。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农田水利作为一门科学逐渐形成,不断完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主持兴建了泾惠渠等关中大型灌溉工程开启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农田水利科学。我国关于“农田水利”最早的解释出现在李仪祉先生的《农田水利之合作》中。30年代中期李仪祉的《农田水利讲义》和沙玉清的《农田水利学》,对“农田水利”作了进一步科学地概括,形成了我国农田水利科学的初步体系。4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农业水利”一词。50年代以后,原苏联的影响起着很大作用。80年代以来,欧美的影响又逐渐增长,一些专家认为可以用“灌溉排水”来代替“农田水利”[2,3]。

早期的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只是从水的角度出发,以水为出发点。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认识到“水、土、作物”三者是紧密相关的,应该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近20年来,我国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发展迅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围绕我国西北及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节水与水资源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中国农业水研究中心。2003年武汉大学的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河海大学的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为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4]。东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2 农业水土工程研究对象的特点

农业水土工程的研究对象是以降水(灌溉)―土壤水―作物水―光合作用―干物质量―经济产量的转化关系和高效调控作为研究主线,从水分调控、水肥耦合、作物生理与遗传改良出发,探索提高各个环节中水的转化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机理。就属性来说,其属于自然造物占主导地位,并受人为因素影响,是一种具有工程意义的自然过程,是人类农业生产历史产物,其形成受人类农业生产科技进步支配。同时,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又赋存于农业工程系统中,保持着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关系。

农业水土工程从根本上是以水的转化效率和生产效率为基础,以工程应用为目的的动态研究过程。农业水土工程领域具有多学科相互交叉、各种单项技术互相渗透的显著特征。包括水利工程学、土壤学、作物学、生物学、遗传学、材料学、数学和化学等多学科有机地结合。农业水土工程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手段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研究对象的复杂。农业水土工程既要研究工程技术,又要研究包括农业水文学理论,流体力学与水力学理论,土壤物理学与土壤水动力学理论,地表物质(水分、溶质、泥沙)迁移与能量转化理论,植物水分生理与抗逆性生理理论,农业气象学理论,农田生态学理论等。必须将相关理论与农业水土工程的核心理论与技术相结合才能够推动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发展。

(2)研究手段的复杂。为解决复杂现实的工程问题采取的实践手段复杂多变,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不断改进研究手段,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研究手段的更新和新技术的应用,包括计机技术、核技术、信息技术、红外技术、遥感技术、电测技术、示踪技术、现代工程技术以及先进的灌排技术与设备的应用等,同时采用数值计算方法、系统工程学、模糊数学、应用随机过程、系统动力学、信息论控制论、预测学与技术经济学等方法,借助这些技术与方法,才能从整体上考虑水―土壤―作物―大气之间关系,实现地表物质迁移与能量转化的定量描述,才能科学地确定其调控方案使该领域由单纯的实验性质变为一门有较严格的理论基础和定量方法的科学[5]。

(3)农业水土工程系统是开放性的。在其演化过程中不断地有新学科的加入,这又影响着系统的演化行为。

(4)系统具有时间属性。包括工程时间尺度,自然演替时间尺度,工程时间尺度既要关心其工程运营期间的稳定性,又受到自然演替时间尺度的限制,水―土壤―作物―大气之间的能量转换与传递属于短时间的尺度问题。对于不同生长期的水―土壤―作物―大气之间的能量转换与传递又属于长时间的尺度问题。

(5)存在着控制性条件。从水分调控、水肥耦合、作物生理与遗传改良出发,探索提高各个环节中水的转化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机理。可以利用植物本身生理功能调节和挖掘植物本身的节水潜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作物水分信息采集与精量控制灌溉技术,提升传统节水技术的现代化水平;利用现代新材料技术,解决节水设备与产品研发中的材料与工艺问题,提升节水农业关键设备与重大产品的技术水平;推进常规节水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定量化和集成化,促进其大规模的应用,充分挖掘其节水的效果;在高效利用常规水资源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劣质水、天然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潜力[4]。

3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教学不足及对策

通过对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现代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分析可知,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存在严重不足。现针对存在的不足,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3.1 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脱轨

本科阶段各专业划分明显,即使存在交叉也多是专业基础课上的共享。例如农田水利专业就很少涉及土壤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农业水土工程研究生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要等到研究生阶段才能够接触,这就导致问题的出现,如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的基础课程没有学习,影响这两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各相关专业本科生都可以报考,导致研究生知识结构不同,偏农学的本科生报考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虽然在土壤学,植物学,生态学方面基础较好,但是水利和数学等就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因为偏农学的本科生在本科阶段数学学习要求相对较低,水利方面的知识更是难以接触。农业水土工程专业是以水分在土壤―植物―大气中的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达到农业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在这个系统中,水分由土壤向植物的运动规律起关键性作用,农田水利专业本科生从事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在知识储备上占优势,建议农田水利专业的本科生报考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同时加强农田水利专业本科生农业生态系统及植物生理生态相关知识的学习。康绍忠在1993年建议在有条件的高校试办农业水土工程专业本科班[5],这将大大提高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的质量。

3.2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作为科研人员,研究生指导教师所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和研究内容是不同的,甚至一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不足,从而影响了学生直接参加科研课题的机会。这一差别不但在各高校之间存在,在同一所高校或研究机构内部区别也很大,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建议全国统一设立专门的研究生科研基金,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另外,各高校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区别很大,1992年康绍忠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应在农业部所属教材编审委员会下设立农业水土工程专业教材编审小组,讨论全国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教材的统一编写问题及有关课程的教学大纲,这一举措有利于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3.3 学生掌握学科前沿不充分

学生从本科阶段进入研究生学习,学习方式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现行的本科学生教育模式过于强调已有知识的传授,缺乏对未知领域的开拓和思考,本科灌输式教学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制约其思考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研究生阶段只有主动探索性学习才能够完成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就造成了部分学生过渡时间较长,开始进入探索性研究阶段还没有完全掌握本领域的前沿。我国部分院校存在2年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时间过短,研究生质量在时间上难以保证,建议农业水土工程硕士研究生采取3年制培养方式。我国大部分高校文献检索能力有限,教师和学生不能获得本领域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建议各高校加大对文献数据库建设的投入,或者进一步促进资源共享,为研究人员提供方便。

面对日益严峻的水土资源状况和粮食危机问题,要求在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和探索,培养适应时代需要、高水平的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人才,为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安全等重大战略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熊运章.中国农业水土工程学科探源[J].西北高等农林教育,1994(增):155-158.

[2] 熊运章.中国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发展[J].西北农业大学学报,1994,22(增):1-5.

[3] 熊运章,康绍忠.中国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及其发展预测[J].农业工程学报,1996,12(4):6-9.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7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农村体育研究;本土视角

中***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6-0025-05

Loca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sports

LUO Xiang-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 Today’s study of rural sports focuses more on subject contents, but lacks in stud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By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ive relation between “near experiences” and “future experiences” in rural sports,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necessity of local perspective in today’s study by comparing the real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of “future experiences” and “near experiences”, explained its feasibility by analyzing today’s achievements in local study of rural sports, considered that we shoul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ntemplate and control rural sports, maintain a local perspective besides referring to wester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theories and holding to the ground of modern sports, and therefor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localized study of rural sports: firmly root to the local ground; rely more on local study methods.

Key words: sport society;study of rural sports;local perspective

当前***府对农村问题的关切,促成了学术界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学术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对农村体育的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这有助于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差别地看待农村体育,尤其是各地域的农村本土现实,完全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审视,以城市的标准来规范农村体育,缺少农村体育运动区域特征及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研究及实践指导也偏离了现实基础。对此,张万秋[1]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与展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出发》一文,进行了反思。由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缺陷分析,区分了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和人文主义方***。强调在研究方式上,应该多采取作为人文主义方***的定性研究。为此,提出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单位,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以实现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认为要全面地审视与把握农村体育,参照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秉持现代体育的立场之外,还应该具有本土的视角。

1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取向的学理

所谓本土化,是指要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才符合中国的现实,才有价值[2]。用格尔兹的话来说,“本土意识”所代表的问题就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矛盾。所谓近经验指的就是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常识与社会观念,它是一种本土的观念;远经验指的就是学者们用来分析、概括被研究者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模式和概念。它是一种异土的、社会界限外部的观念[3]。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看出农村体育本土意识的认识论支撑,也就是“远经验”无法解释本土的体育活动的现实,只有“近经验”才能提炼出具有乡土特点的问题与解释模式。

只有站在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及各地农民自在的体育立场,才能真正了解各种地方性的体育娱乐活动,获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动力。譬如,农村体育有其草根社会的质朴与丰富性。在活动内容上,诸多乡土体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农村民众自在自发的活动,却不符合现代体育规范;在组织上,因农村更为习惯的是首属关系群体,而陌生于次属群体,便不同于建立在次属关系上的城市体育组织。故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则难以理解农村体育的问题,以及难以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如依赖本土的首属关系群体,依赖乡土精英,以乡土体育活动的开展形成农村体育,反而比现代体育更具活力与效率。

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是社会研究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形态的规范和发展。农村体育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体育实践,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这个问题不是学者建构的,而是农民眼里的困境,他们的“近经验”,才是农村体育的真问题,真正的认识和决策应该开始于我们对农村体育“近经验”的研究。如此,就不是将农村体育的问题去***解现代体育的“远经验”,而是要推行一种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如此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体育的问题。

而当前不少研究立足的视角,多借用现代体育的模式,以此审视农村体育的一切,由此“远经验”掩盖了农村体育现实中的真问题。其主要的研究误区不仅在于方法上,即农民的体育需求多停留于问卷调查,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念来建构“中国农村体育结构”,并且参照“现代城市体育”。而且在内容上又停留于***府的***策解读,着眼于现代体育的发展,忽略民间乡土体育的“近经验”。以西方的社会学视角,切割农村体育的实际问题,将现代体育的需求硬塞入农村社会。由此对农村体育的把握总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正如翟学伟[4]所认为:研究的本土立场即不直接通过西方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发现现象和问题,而是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应对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所强调的“本土视角”,就是以农村当地文化生活中自在的“近经验”为事实对象,从当地农民的需求和条件出发,而摆脱学术概念等“远经验”对农村体育的僵化认识,由此持有的一种研究立场,因而提出农村体育的研究应该强调与复归于“本土立场”,就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探究意义。

2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及本土化尝试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潮首先体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的概念[5]。1982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本土性契合”标准的理论,认为“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6]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 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倾向并没有在体育学术界得到回应。这不仅是因为体育研究还在借鉴、追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自觉提升研究的规范和科学性;而且也因为体育学术界倾向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现代事物的研究,轻车熟路地遵循于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就能够从容解决问题;而农村体育研究处于研究边缘,没有投入更多力量进行开拓性的本土研究。因此,农村体育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究,尤其在本土化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2.1农村体育的研究状况

1)研究立场。在研究立场上,以现代西方体育较为成熟模式来检验中国的农村体育,以理所当然的城市社区体育模式作为标杆,来审视农村体育的发展阶段和不足,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不自觉的共识与前提,并造成一种假想的农村体育的荒芜与落后。因为把农村体育简单地认为是城市社区体育的翻版或延伸,就局限于现代体育的普及,而漠视内生性的乡土体育的活力,这种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村体育本身内容的考察。在这种研究视野中,现代体育似乎是超越时空的,是不需要具体场景,且与农村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的。因此农村只是现代体育推广的对象而已,乡土体育的特色被当成被改造的对象,农民的真切需求被当成无关宏旨的背景。这种忽视农村体育特色与条件的研究倾向,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体育研究存在偏误的一个原因。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远经验”的研究模式作为裁定“近经验”的手段,就多以概念推导评判农村体育,以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为探求农村体育状况的基本手段,但对农村体育的解释度并不强。如以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为例,问卷的设计、实施都较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这些问卷,因与农村民众的认识与习性不符,而难以获得其“近经验”的确切结果。譬如不少学者以体育人口的基本理念考察农村体育活动,以星期为时间段调查农民的体育活动方式,就与农村集市节律和农事安排有出入;对于学者来说是看不到真切的农民体育,对农民来说是不理解体育何为;而在问卷实施时,还较少考虑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众多文盲的现状,以及地方方言的障碍,使得问卷调查难以调查清楚农村体育真正的现实。而对于切入农村实际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质性的研究方法,却在农村体育的研究中较少应用。由此,农村体育研究变成了单面向“远经验”的解释文本,而失掉了乡土体育之“近经验”的另一面。

3)研究内容。在研究内容上,以“远经验”的理想规范“近经验”的现实,即多以现代体育为目标,将城市社区体育的基本内容套用于农村社区,由此形成农村体育的运作策略。而对乡土体育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脱离乡土社会背景的体育活动在农民看来无关自己的需求,在管理者看来又太遥远;那么,这样的农村体育研究,就难以全面揭示出农村体育的丰富性,也难以获得农民的真正认同,难以构建出可以兼顾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和农村体育的特色成果。譬如以农村体育活动开展为例,如以“远经验”的规范来运行,采用现代组织化管理形式,组织农民参加体育活动或比赛,则活动的组织成本较高,由此给体育管理及组织造成负担;而如果以农民的“近经验”来审视,农民自组织开展的乡土体育活动,利用乡土民间的关系资源,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组织资源,就将活动搞得风风火火。那么哪种组织形式更具现实优势呢?现代体育在农村的开展需要资金、场地,如许多示范村建设的篮球场地,但使用效果不大;而乡土体育活动大都是因地制宜,适于当地环境的娱乐活动。从人与环境的和谐方面来看,乡土体育活动或许更具优势,但被我们“远经验”的想象忽略了。

2.2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现代体育肇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布全球。因此我们看待所有的体育活动,自觉或不自觉以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评判它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立场。这样一种思潮对于促成现代体育的普及和提高,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农村社会的一些乡土体育活动来说,则导致了不少问题,出现了解释的困惑。对于这些与西方现代体育不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下的乡土体育来说,如果研究视角遵循于城市体育模式,以现有的概念为出发点,那么乡土的现实就被虚搁,就难以落实到事实层面上,即使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也是虚构出来的假问题。因此,对于农村体育的探讨,就要有意识地警惕以“远经验”的理想替代“近经验”的现实,而强调立足于本土视角;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但还是有些研究在农村体育的本土倾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研究立场的本土倾向。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还不多,但也有不少有益尝试。我们曾以村民的视角,探索农村体育问题,由此归纳出“村落体育”的本土概念,用来解释农村体育的基本特点和形态,获得了乡土体育解释的力度[7]。在该研究中,认为“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以村民为主体,以自在的或融合着娱乐消闲、健体的目的,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即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体育活动,而表现出乡土体育与习俗整合为一体,与生产生活混在一起的特点。这样,不同于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制度化。农村乡土体育主要是以非制度性的机制运行。其活动的形态特征是混沌的,它囊括了融入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甚至相关的迷信活动中的娱乐休闲等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其主导的理念特征是自在的,它与现代社会中的明确的体育理念不同,功能并不很清晰。因为就村落文化意识而言,是非自觉的或是混沌、朦胧的,所有的村落文化诸如体育文化、节日文化、巫文化等都是模糊在一起的,具有萌芽的意义。如此来认识农村体育,就能够比较贴近农村体育的“近经验”。

2)研究方法的本土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紧贴农村现实而采取参与式的个案研究方法等。如胡庆山等[8]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作者在大洲村村民家中走访发现,许多农户家里仍保留着祭神的神龛,每天他(她)们都对着神佛行朝拜夕叩之礼,于是解释为大洲村的农民体育文化地位已经沦丧,让位于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现代的低俗文化了,由此引发作者的文化反思。还有如梅茂荣[9]的《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作者通过1990、2000和2006年的3个传统节日活动的比较,审视了节日中人们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如武术、秧歌、踩高跷、骑竹马、民俗舞、划旱船、拔河、秋千、灯会、庙会、舞龙、舞狮等;由本土经验而辨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于新兴体育活动的接受度逐渐增加,而传统的活动却逐渐消退。这些研究都揭开了农村体育各具特色的一角,引人深思。

3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走向及建议

体育社会学在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方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经典教材及理论成果提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依据,其研究的方法也为社会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但要认识中国农村的乡土体育,还应该考虑到扎根于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如在村民的观念里,体育仅仅是电视中的几个竞技比赛项目;如果以规范的现代体育审视整个农村体育,就忽略了当地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这构成了理念上的偏差。而在实践方面,在农村僵化地推广现代体育,就存在活动方式与主体需求的难以对接等问题。由此现代体育的推广出现了这种弊端:既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又浪费了体育的资源。

所以杨国枢[10]深有感触地说:“西化心理学采用西方探讨的课题、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制作的测量工具,其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无助于当地人之社会问题的预防或解决。”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就在于摆脱了研究者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的局限,树立起乡土体育与草根组织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对中国农村体育的行为及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一个打破现有观念界限,寻求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解释,从“概念中心”迈向“问题中心”的更加务实的研究走向。使我们将大众体育的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书本转向行动,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因而它也必然会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体育的问题,关注草根的乡土体育问题。

3.1扎根于本土的立场

这里本土立场的含义,不仅只是相对于现代体育的中国特色,而且也是相对于城市体育的农村乡土特色;不仅是利用现代的成熟理论解读农村体育现状及组织特征,而且要根源于草根阶层的认识把握乡土体育资源与自组织关系,为当地农村体育发展服务。农村体育研究缺乏对农民“近经验”的足够强调,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将农村体育当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视了农村体育活动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着过于厚重的现代体育眼镜去看待乡土活动,缺少对民众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

因此,主要策略是增强本土化意识,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为中心。即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11],就是围绕着中国的社会变迁,而脚踏实地从事本土定向研究。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体育文化发展状态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本土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有真切的判断。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和文化观的传播,“规范/不规范”成为衡量体育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就成为了描述区域体育发展差异的尺度。在这个评价框架内,农村的、基层的、民间的、乡土的体育文化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落后的文化,天然地被置于下风,当地人也会逐渐认为乡土体育文化是低俗、落后的。多样性的体育生态被单一性所压倒,乡土体育活动的丰富性趋于消失。这时,更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立场,重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文化,农民的体育需求可能更多集中在精神娱乐方面,那么乡土体育活动就应该占据农村体育的重要地位而复归于民众的真实需求。

所以,增强农村体育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逐步扩大本土化研究队伍,从团队上保障本土化运动深入、持续开展,是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应该加强的方面。

3.2倚重本土研究的方法

研究不仅要有审视问题的本土视角,而且要有认识问题的本土方法。对于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是扎根于具体问题的引向,而采取的针对性方法。因此,在农村体育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应该更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研究法、文化诠释法等,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农村体育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体育整体的认识。

对于个案调查,可以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体育活动中获取体验[12],获得灵感源泉。个案调查还有可能将乡土体育文本构建成关于农村体育发展的全面文本,挖掘出农村体育发展困境和优势背后的原因和动力。而区域比较则可以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完整、真实可靠的农村体育形貌及与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其次可以将农村体育的特点与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理解农村体育,并将农村体育置于中国国情中来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已经从边缘课题转变成一门显学,并且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在此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理论成果,在推广现代体育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维护好农村体育的本土文化生态,为农村体育实践做出切实的指导与贡献。本土意识下的研究,将开拓出农村体育研究原创性的新天地。如通过深入的个案调查、区域对比,挖掘其中的地方性问题;然后在农村体育内在发展的逻辑中归纳出独特经验与运行特色:当前农村的乡土体育与现代体育如何对接与融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需要或者适合什么式样的体育活动?怎样组织和引导更适合农民当下的性情和行为方式的体育活动?这都需要切实以本土的视角、农民的眼光来研讨农村体育问题。当然,本土化视角实际上只关注到了以农村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这一层次;所以并不排斥现代体育的研究视角。农村体育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不同视角下的众多研究相互支撑与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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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铭铭. 超越文化的局限:本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20):38-58.

[4]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

[5] 陈卫旗. 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移植和应用方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40-45.

[6] 吴重庆. 农村研究与社会科学本土化[J]. 浙江学刊,2002(3):92-94.

[7] 罗湘林. 对一个村落体育的考察与分析[J]. 体育科学,2006,26(4):86-95.

[8] 胡庆山,王健,王维,等.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J]. 体育科学,2007,27(10):40-48.

[9] 梅茂荣. 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1(4):34-37.

[10] 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8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 农业推硕士 教学质量保障

中***分类号:S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c)-0124-02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建设,农业推广硕士主要培养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方面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我国高校在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1]。近年来,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日常的教学和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2-3]。(1)该领域研究生的生源多样,年龄及知识结构差异大。(2)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应用较少,不能有效地将科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3)高校“双导师”队伍建设普遍不完善,不能建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和方法。(4)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普遍存在与农业生产实践相脱节及创新性明显不足的情况,且论文评审和质量评估也没有形成有效的保障体系。

由于农业机械化领域农业推广硕士教育开办时间较短,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还不尽完善,相关***策措施不能较好地适应发展需要。因此,构建完善的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1 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式与管理制度构建

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生源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需要结合学生的综合素质、业务背景及社会实践的不同进行归类,并按照国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要求,制定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到学位授予等各环节的规章制度。

农业推广硕士教学具有一定的难度,对导师要求相对较高。高校教师大多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但生产实践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构建多样化的导师培养模式和管理方式尤为重要。一方要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保证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校内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的模式,即一名研究生由高校导师和校外研究员共同负责,其中校外导师以辅助为主,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提供充足的生产实践条件以及在学位论文选题和指导中能够切中现实生产问题,从而弥补校内导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4]。

2 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构建

由于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及专业基础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应注重拓宽基础,突出应用,同时可以开设多方向的选修课供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修,发挥学分制的作用[5-7]。此外,在修订培养方案时应结合学校区域特点和办学特色,注重创新;同时强化实践教学,能够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机械化。

农业推广硕士课程体系的构建应切合高校农学建设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在广泛地进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综合听取农业推广委员会与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培养单位、已毕业研究生及在读研究生等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制订出适合的培养方案。比如,在公共课程构建方面注重学科知识的交叉性,并注重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公共选修课可采用典型案例进行教学,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比如,开设农业技术推广的经典案例,农业推广项目的评价以及科技论文写作、推广口才与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此外,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课程结构,构建灵活的课程体系。

3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构建

农业推广硕士培养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要求教师不仅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学科前沿和交叉知识的传授,还要适时结合当前农业机械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专业领域学术研讨及科技前沿讲座等多样化形式组织教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4]。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形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教学理念,可与校外企业和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建设相应的实践基地,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创新平台和实习岗位。同时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企业科研课题以及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工作。此外,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加强研究生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也是确保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4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如***1所示的农业推广硕士论文质量保障体系,需要研究生、导师、专家的配合到位才能保证学位论文质量[4]。论文选题需要研究生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可以在校内导师的科研项目中选题,也可以从校外导师的生产实践中选题,还可以自行选择课题。提倡选题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相结合,鼓励研究生自选课题。

确定选题后,研究生应全面查阅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确定实施方案并进行预研究,探索课题的可行性。然后在有一定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在导师及开题答辩专家小组的指导下完成开题环节。开题后进入正式研究阶段,应全面深入详细地制定实施方案并进行大量研究,撰写中期检查报告,在导师及中期考核专家小组指导完成中期考核环节。专家小组在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的过程中应严格把关,充分论证,并提出修改或补充意见。

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后进行后续研究及完善,并撰写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应严格遵守撰写格式,其形式可以是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及新品种的研制与开发等。答辩之前应匿名送审同领域两名专家进行评阅,研究生根据专家评阅意见完善修改论文后方可进行答辩,如果评审意见很差则延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应严格符合相关流程,确保其专业性及严肃性。专家成员要严格审查论文质量并对论文进行评估及评优。答辩后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及完善后才能提交学位委员会,最后由专业学位委员会完成学位论文的最终评估与评优。

农业推广技术在农村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将先进的技术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大国的必要条件。各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适合自身的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并进行有效实施,大力推动农业推广硕士教育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茜,张晖,张大勇,等.“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专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再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2(6):45-49.

[2] 肖新棉,廖庆喜,李善***,等.农业机械化领域农业推广硕士培养质量保障调查研究[J].农机化研究,2010(3):228-230.

[3] 杨波,祝湘陵.农业机械化专业领域农业推广硕士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8(12):263-265.

[4] 周艳荣,张玉莲,范细秋.农业机械化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J].高等农业教育,2012,4(4):85-87.

[5] 袁巧霞,张终,谭鹤群.农业推广硕士农业机械化领域课程体系的探索与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10(10):59-61.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9

关键词: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

中***分类号:G472.5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2.05.035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Postgraduates with Degrees in Agriculture

LI Yo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postgraduates with degrees in agriculture was determined by training aim and also benefits the increase of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it pointed out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basic ability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postgraduates with degrees in agriculture included the ability of creating, putting forward questions, choosing and utilizing metho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materials, logical thinking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it suggested how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postgraduates with degrees in agriculture through course study and degree thesis writing.

Key words: agriculture;degree in major;postgraduates;ability to scientific research;cultivation

1999年5月,***学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农业推广硕士和兽医专业学位设置方案,2000年农业推广硕士和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首次试点招生。经过11年来教育指导委员会以及73家培养单位的不断努力和建设,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已初步确立起了授权布局较为合理、发展规模适度、管理规章制度基本健全、培养模式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但是,由于专业学位教育起步较晚,时间较短,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仅就目前的培养方案而言,通常只包括对课程设置和学位论文的要求,却忽视了科研能力的培养这一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著文论述,并希望将科研能力的训练纳入培养计划之中,完善培养过程,提高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1 培养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意义

1.1 培养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是由其培养目标决定的

设置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指导思想是为落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科技、教育、经济紧密结合,为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通过学习与训练,使其理论知识和业务能力提高到硕士学位的水平。学位是评价和衡量学位获得者学术水平或专业技术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学习质量、知识能力等级的一种尺度,学位的获得需要通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考核,它反映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等级划分。对学位的要求是评价和确保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层次性的最重要的标准。从学位评定的标准来看,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农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虽然是不同规格的教育,但同属于硕士学位层次,最终使用的是同一层次的标准,专业学位申请者同样需要经过学位的标准考核,其中,学位论文是衡量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应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体现创新意识并具有***担负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较高层次工作的能力,能够体现出符合该层次教育要求的较高的知识能力、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即它的教育过程和最终的评价标准具有和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一样的高要求性。而这又离不开科研能力的培养,因此,着力培养农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是由其培养目标决定的。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10

关键词: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特色培养体系

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寻求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演化、持续发展途径与方法的科学。主要研究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化学特性、存在状态、迁移转化和生物与生态效应,以及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等[1,2]。我国的环境科学高等教育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综合性大学设立的环境地理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等专业[3]。近年来,各个农业高等院校的专业都在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力***形成以农为主,农工、农理、农文、农经相结合,各学科交叉渗透的多科性农业大学。随着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及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日益严重,使得环境科学专业成为农业高等院校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新兴交叉学科[4]。但相对于国内其他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学校,农业高等院校的环境科学专业的起步相对较晚,在师资力量、硬件设备及专业名牌度等方面均显得要薄弱些。因此,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培养方案若不寻找自身特色,不与国内外其他综合性大学培养方案区别开来,将会使农业高等院校的环境科学专业毕业生的出路方面面临严峻挑战[5]。和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相比,尽管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在师资力量、硬件条件等方面处于劣势。但是,作为以农为主的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大学,在环境科学的教学中也有许多潜在资源可以挖掘。农业院校在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药学、畜牧饲料、兽医药理学等方面研究有较好的基础,并且有很多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基地[6,7]。这些农业领域也均涉及农业环境问题,如果能把这些农业相关研究成果整合到环境科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上来,就可以形成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色。湖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农业部与湖南省人民***府共建省属重点高校。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硕士专业起源于1979年园艺学中的农业环境保护研究方向,1996年获得农业环境保护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更名为环境工程,2006年获得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学科的发展紧扣农业环境问题,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09年在全国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综合排名为第51名,在农业高等院校排名第二[8],2011年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本文总结了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硕士农业特色培养经验,旨在为构建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硕士专业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打下基础。

1研究生课程授课内容紧扣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主题

目前,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硕士专业的课程体系包括“环境污染化学”“环境科学综合技能课”“污染生态与生态毒理”“环境科学研究进展”“专业英语”“环境科学研究生讨论课”六门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包括“环境污染修复理论与实践”“环境污染物检测新技术及应用”“环境生物技术及应用”“环境污染治理及其工程实践”“环境规划与评价专题”等课程。在授课内容上紧扣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主题,重点关注农田农药和重金属污染、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过量施肥等农业环境问题。除了上述由本学位点导师开设的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外,还鼓励学生至少选修一门农科专业的研究生专业选修课,增强学生的农业知识背景。

2双导师配置:环境科学专业导师+农业相关专业副导师

科研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往往受到自己本身知识背景的限制,不同知识背景的科研工作者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更容易发现新的科学问题,且容易找到新颖的研究方法来解决这些科学问题。在研究生培养上,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也会受到导师专业知识面的限制。建立双导师制,第一导师为环境科学学位点导师,第二导师为农业相关专业学位点导师。环境科学专业导师和农业相关专业导师相互合作,共同指导研究生开展学位论文选题和研究,更容易促进学生对农业和环境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学生在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理念下发现农业环境问题和解决农业环境问题。

3学位论文紧扣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

和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相比,尽管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在基础研究方面处于劣势。但是,作为以农为主的多学科交叉的大学,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在教学方面有许多潜在资源可以挖掘。例如结合土壤学、植物保护、农药学、兽医药理学、肥料学、畜牧饲料等专业的教学资源和科研成果,在土壤污染与防治、病虫害的生态综合防治、动植物废料处理与资源利用、无公害蔬菜的栽培与管理、农业生态学等领域去挖掘学位论文题目。另一方面,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与导师的科研理念和研究课题直接相关,这也要求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学位点导师从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与农村环境问题及治理等角度出发,去挖掘农业环境相关的科学问题,申请相关的课题,带领研究生开展农业环境科学相关的研究。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学位点近20年来一直坚持以农田重金属污染及治理、农药的迁移转化为主要研究方向,学位点导师重点围绕这两个方面开展科学研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主要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开展,培养的环境科学硕士研究生在农田重金属污染和农药迁移转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4加强学术交流,营造“农业与环境”氛围

为了提高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农业环境知识素养,本学位点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体现在农业特色研究生学术活动、研究生涉农特色夏令营、农业环境高级研修班及举办或承办农业环境相关的大型学术会议等。目前我校每年举办一次研究生学术活动节,本学位点借学校的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交流平台,围绕“农”字做特色文章,有的放矢地邀请国内外农业环境领域的学术大师给研究生和学位点老师做学术报告。此外,还鼓励本学位点研究生多参加其他农科学位点举办的农业领域的学术报告,引导研究生跨学科交流。除了比较固定的研究生学术活动节环节外,本学位点还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多种具有特色的学术交流和高级培训活动,例如近几年来,先后举办过湖南省“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生暑假夏令营、人社部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理论与实践高级培训班、聚焦我国农业环境问题———农作物产地污染阻控技术专题研讨会等活动。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增强了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农业环境知识素养,开拓了学生在农业环境污染及治理领域的知识面。

5结语

特色研究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牵涉到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和授课内容、学位论文的立题与研究、特色学术交流与讨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硕士培养方案只有在这些培养环节中不断注入农业和农村环境元素,才能培养出具有鲜明农业特色的农业环境科学高层次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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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学洪,吴志强,曾鸿鹄,等.立足特色,丰富载体,构建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以广西地区环境类研究生培养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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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成爱,吴启堂.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本科专业优化教学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03(11):57-59.

[6]李旭霖,崔德杰,辛言君.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学科群建设及课程体系设置[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0,35(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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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生论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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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研究生论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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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研究生论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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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专业导论论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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