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社会变迁论文第1篇
伟大的变革需要全新的观念和理论加以指导。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首先都有是以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物质的、实在的世界的变革不过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外化。同样，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首先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外化，因而，没有一种理论指导的变革，企望获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进而，任何伟大的变革也需要全新的理论加以指导，因为，伟大的变革意味着对社会的全面更新、创造，没有全新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的全面更新、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正在使我们从一个***治时代走向经济时代。这似乎是对我们这个变革时代所具有的特征的最典型的概括。***治时代确实即将过去，但随之而来的是否就是经济时代，却值得怀疑。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社会的发展？我们有理由在伟大的变革面前驻足发问。普遍认为，社会发展就是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其实，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恰恰是在重复***治时代的呓语。因为，我们所曾经历过的***治时代，其实也是在全部精力搞经济，只不过是采用***治手段搞经济罢了。“文化***”时所介行的“抓***，促生产”就是明证，只不过是在生产时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因此，认识中国改革的意义时必须警惕，否则一不留神就会溜向旧的***治时代的窠穴。
作为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纯经济性变革，故此有“经济体制改革”之说；这种理解方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治权力涉入经济活动，引起改革畸变的现象。因而有人从“权威本位（转型）观”出发，认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治运行机制的转型，从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等等观念。但是，在社会自身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把眼光盯在***治体制的转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开放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极俳的境地。因此，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层内涵。
始于八十年代初，起步于农村包产到户，继而迅速扩展到城市及所有经济、社会领域的中国改革，无疑是八十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短短的二十几年间，人们甚至根本来不及看清中国社会变化的各个环节，更不用说去分析社会变化的细节，它便已经完成了经济、社会方面的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这种历史性变化之中，人们大多注目于经济领域，探究经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改革始终是经济理论的天下。但是，近年以来，人们愈来愈感觉到，单纯靠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许多社会现象。改革的实践证明，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中的总是专注于经济理论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像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远远不是经济理论所能解决的，至于国家的地位、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改革中至为关键的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理论的范畴。这些例证不过是说明了经济理论的局限，或者更准确地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思维方式方面的局限。我这样说，当然无意于否认经济理论对指导中国改革的作用，也无意于贬低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对此，人们有目共睹。相反，我甚至认为，迄今为止，经济学是理论研究中对中国改革贡献最多的，也是最大的。我只是想说明，新时代并不是一个一花独放的时代，这是***治时代的典型特征，新时代应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其实，我们在说传统时代是***治时代时，是对以前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治取代了或凌驾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同样，我们说所要建立的经济时代也不过是对新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无论是***治时代，抑或是经济时代，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社会是这些因素驰骋的领域，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交遇。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改革理论中，社会学异***突起，它们对改革问题的分析，对体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绝不仅仅是***治时代向经济时代的转变，而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这其中既包含着***治时代的逝去，也包含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包括着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治时代的最好的“解毒药”。因为***治时代正是因为将***治作为支配所有社会因素的因素才成其为***治时代，经济***治化、法律***治化、意识形态***治化、可以说所有社会因素无一不被“***治化”，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治经济化、法律经济化、思想观念经济化，一切社会因素都经济化，这无疑会成为步***治时代后尘的又一个悲剧。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切向钱看”，其实正是改革理论的局限性所致。这种现象并不能看作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这其实是决策者、理论家们推卸责任的说法。向钱看并没有错，经济时代不向钱看又去看谁。问题只在于，你用何种手段“向钱看”，不择手段地“捞钱”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问题的出现在于经济理论的局限，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能只依靠经济理论。***治时代的瓦解所迎来的绝不应是经济时代。例如，对于国家来说，像现在所做的只注重经济，仍然与其作为***权组织的身份不符，与其作为公共组织的职能不合，仍然解决不了传统体制中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负担。经济是经济组织的事，***权组织自有***权组织所应关注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确乎关系到***权的存否，因而现代国家都将大量精力置于经济事务之上，就这一点来看，国家没有理由不关注经济。但是，如果国家将经济作为自己惟一关注的事情，那就是本末倒置。国家所应关注的是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发展目标不应从我们人本身以外的其他目标，而应从我们人本身去寻找，是人的发展。就人的发展角度来看，经济虽然并不是不重要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只是重要因素之一。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或者说，就是社会的发展。因此，改革理论的钥匙，必须从社会中去寻找。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其实，中国的改革绝不是某一方面的变革，它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性的变革。社会是经济、***治赖以生存的基础。改革所触动的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或***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中国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社会结构是经济体制具有更深层的涵义的概念，体制不过是社会结构的某一层面。社会结构要比体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是在用***治权力摧毁了封建基层社会结构，建立了用高度集中的人民国家直接干预基层社会的生活，并努力使其纳入到计划之中后开始这场变革的。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面临着转型，中国***府通过制定各种制度，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计划经济被各种硬性规定的规章制度创造出来后，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规章制度塑造了一个与往昔迥异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对现代化的种种阻滞因素形成了结构性影响。所以中国改革是通过单个的、离散的具体规章制度的变革，在制度逐个地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动。但是，旧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并不理所当然地代表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相反，由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造成社会经济生活行***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日常生活***治化，它严重地挫伤了个人和基层社会的积极性，社会生活缺少按自身规律自发协调的功能，由此而带来经济发展停滞和民主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用国家吞噬了社会，而缺少一个稳定的社会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机制。因此，中国改革的任何举措，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治方面，都具有社会意义，中国改革的成功，无论是在组织方面，还是在制度方面，也都具有其社会结构的意义。反之，我们也只有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去思考，把握这场变革，才能真正彻底地赢得变革的主动性。
中国改革最具实质意义的在于它引发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结构，按社会学家的理解，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包容万物之桶。不能将社会结构变革仅仅归结到某一方面，它是综合性的、全面的，***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都是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也可以说，社会结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我们说，传统时代是***治时代，是因为传统时代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治凌驾于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因素都为***治所左右，也都由***治所决定。变革***治时代意味着打破造成该时代的社会结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代替旧的社会结构的是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什么经济时代。因此，我们选择了社会结构作为观察、分析的视角。
毫无疑问，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社会结构从总体上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体制内外的双二元结构。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被人为地分离隔绝为两个世界。城市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国家对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保障，如居民主副食品的凭票供应制度，单位中的集体福利待遇制度；乡村则实行这一集体公有制度，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城乡分离开来。改革以来，城乡界限仍然存在，但是由于体制内外这一结构因素的出现，它不仅使传统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而且也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冲击，使其已不同于已往的城乡二元结构。例如，农民仍居住在农村，但他可以入厂打工或进城经商，大批的城市“边缘群体”的出现便是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显著特征。
变化之二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因子呈现同一化的特征，虽然我们建立了各种组织，如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但这些结构因子是同质的，都隶属于某个国家机关，都有行***级别，实质上早被同一化为行***组织。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因子出现异质化的取向，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逐步分化，脱离行***隶属系统，还其于本来面目，特别是在体制外新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结构因子，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自由职业者等，他们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却生活于社会结构之中，从而使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的景像。
变化之三是各社会结构因子相互之间关系的改变。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各社会结构因子相互之间很少发生联系，即使发生联系，也是基于主管者的命令。我们与其将其视为联系，不如视为执行命令更为妥当，因为这里没有自觉自愿，存在的只有被动服从。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社会结构因子之间的横向联系逐步增多，这种联系不是基于上级命令，而是由于利益需要，因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也由于改革造就的社会主体身份地位变化，在市场交易中，各结构因子之间是以平等的主体地位出现，并平等地进行交易。
总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我们的面前展现。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究竟社会结构发生了何种结构变迁呢？这些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呢？改革的实践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中国改革的实践也需要理论研究者回应这种挑战。一个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一个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民族，也注定会陷入不断为现实灾难的纠缠之中而万劫不复。
之所以选择社会结构的变迁的角度作为法学角度来观察分析的聚集之点，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中国几十年的自我封闭状态。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并不在于经济上已达到的发展水平，而在于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因为，改革前中国的落后并不单单在于经济发展起点低，更在于社会结构的僵化。而且，体制问题恰恰是造成经济不发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后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体制变革所释放出来的活力所实现的，换言之，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体制的变化，而不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言之，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八十年代社会结构分化的导因，那么，更深层的内因则是来自于制度性的变革（如，改革后国家实行了扶助个体户的***策，允许国营企业职工自由流动的***策，等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改革后的中国意义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伴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正在发生着一场重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一转型期间，形成了特有的社会结构类型。其中既包含了改革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同样蕴含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它不仅仅提供了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托形式，而且直接涉及到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成员的位置分配以及社会整体的整合方式。总之，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它包含着十分重要的社会结构分化、重新组合等方面的内容，因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学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确包含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理论内容。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利益群体”这一概念一度成为从***府到学术界的时髦名词。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导致了广泛的社会流动，产生了利益群体的分化。社会分化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利益群体这一概念进而与社会分层相联系，许多人将其认定为中国正在出现阶层化的佐证。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社会分层研究热。姑且不论社会分层是否成立，单就这种现象已经说明，改革的深入发展，要求人们扩展研究的领域，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关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预言，九十年代应是社会学的天下。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变化。我们周围的世界陌生的置身于其中的人都难以理解。当你遇到新的事物准备稍加思索的时候，它已擦身而过，或被什么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置身于改革中的人们不能不思索。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追溯浪潮的源头有时比追赶浪潮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头，就很难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会冲向何方。其实，拨开现实本身所笼罩的层层迷雾，中国正发生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中国人回溯几千年历史都不曾见过的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改革的阵痛中诞生。理性社会的建立来自于理性的改革。我们只有把握住变革的实质，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因为，人世间的道路千条万条，改革并没有规定的途径，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总怀疑，历史是否还允许我们犯错误，虽然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机会，历史是不会错爱屡次失去机会的人的。
三、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
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诗人言道，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何况二十年乎。但是，在这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即使是感觉再迟纯的人也能体味到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以及这种冲击和影响所造就的变化与进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各门学科都对这种变化与进步从本门学科所特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开掘。那么，这种变化与进步的法律意义又何在呢？法学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变化与进步呢？这方面所作的探讨似乎又少之又少。
毫无疑问，改革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现象是：法律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这一点，无论是从立法的数量，还是从法院日益增多的案件，都能使人们感觉得到。但是，法律为什么会受到人们如此重视呢？我们是否给予法律的重视达到了其应有的程度呢？对于研习法律的人们来说，绝不应为法律似乎受到重视而沾沾自喜。因为，这里似乎有两个问题必须判明：其一，法律是否真正受到重视。世间的事物常常是这样，一件事物的本质可能被一些表面假像所掩盖。法律是否受到重视也许就是属于此类，它的被重视很可能是人们得到的一种虚幻假像。其二，我们所重视的到底是何种法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曾经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托马斯.阿奎那曾说：法律是神意的体现，德国学者耶林说：法律是者的命令，希特勒为推行其迫害犹太人的***策而曾颁布过“反犹法”，不一而足。法律受到重视并不一定就是人世的福音，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重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专横的法，还是正义的法；强制性的法，还是自治型的法。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选择，因此，在世纪性社会结构变迁面前，我们就不能不理性地加以选择。
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一向被归于淡漠之列。殊不知，法律意识淡漠并不是中国人的过错，而是社会结构使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作为至尊学说的儒家思想就是排除法律的。而儒家学说之所以被尊奉为正统，正是因为它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儒家学说和社会结构互为表里。新中国的历史也并未使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发达起来。因为新中国所建立的社会结构是漠视法律的。法律在其中的作用有限。它是国家的工具，是强制性建立一定秩序的手段。法律意味着强制、服从，普罗民众自然难以对其产生亲切之感。因此，解开法律意识淡漠之谜，还必须到社会结构中去寻找。
当然，如同伴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必然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一样，法学本身也面临着变革。如果我们仍然沿用旧社会结构的法律话语来分析这场变革及其蕴涵，无疑是削足适履。其实，法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也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和思维方式。
自人类社会始，秩序与正义就是法律所关注的两个基本价值。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秩序，换言之，人类社会只能在秩序中存在。因此，秩序成为法学们首先所关注的。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法律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建立秩序而言，主要防止的是两种倾向。一种是个人与组织的不可控制的冲动，做出有损于他人的行为。一种是权力的为所欲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制权力行使的一种限制。为了防止具有为数众多而又相互抵触的意志的无***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府的暴***，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它通过将规则引入私人交往以及正义过程之中而建立起秩序状态。一个完整与发达的法律制度，对于无***府状态和专制***治这两种然相对的形式来讲，是处于等距离的位置。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私法制度，它就可以试***划定私人和私人群体的范围；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公法制度，它就可以努力限定与约束***府官员的权力，以防止或救济对应予保障的私人权益领域的不恰当侵损，以预防随意暴***统治。
但是，秩序本身并不包含着价值。因为，秩序概念所涉及的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和质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群体或***治社会是否采纳某些规则与行为标准，通过此，将社会生活纳入到某些模式或结构，采纳某些规则或行为标准，并不足以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方式。因此，在所谓的秩序中，人们既可能感受到公平，也可能感受到强制、专横。古希腊、罗马的法学家们以其天才的法学才能开始探讨公平、正义问题。从哲学的理论高度上来看，思想家们与法学家们在许多世纪中已提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观念。从社会秩序和实用主义高度上来看，人们也已经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人们似乎并未取得一个一致的结论，但这并不等于人类社会对正义的追求毫无价值。公平、正义是一个实用的目标，每一种社会都存在每一种社会的公平、正义观，但公平、正义更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正义具有相对性，也具有绝对性。人们试***过一种秩序生活，为此人们选择了法律，人们更试***过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为此人们选择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内在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文明到今天的程度，皆受惠于此。
秩序和正义只不过是法学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方面。由这一点出发，形成了一套法学的思维方式。秩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探讨秩序就离不开人。法既生于人群之中，且用以调整人际间关系，靠人之行为体现和维持，自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人，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理性和人的情感。秩序之于人不过是一种生存状态。因为秩序是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安排，在这种安排中，确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情感，以这种结构性安排为依归。人们以“主体性”来概括这种结构性安排中人的社会地位状况。因此，人之于法律上的意义在于主体性，法学上所关注的是人是否能作为一个、以及能作为一个怎样的主体存在。能否作为主体对秩序的形成及形成何种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如奴隶制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中的奴隶不具有***的人格。没有人否认奴隶在生理上是一个人，但在法律上，奴隶则不成其为人，它不过是奴隶主的一个物件，可以像其他财产一样任意处分。从主体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将改革前的社会结构概括为主体一元化的社会结构。虽然中国有着几亿人口，他们不仅是生理上的人，而且有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在以往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却不具有主体资格。因为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使其丧失了***的人格。国家控制了各种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分配，因而难以获得***于国家的***人格，而是依附于国家存在的物件。国家是一个主体，至于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甚至包括公民个人，不过是国家这个主体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之五官、四肢一样，其本身并不成其为***的人格。这其中或许包含着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这些传统体制的深刻内因。
秩序和正义的要求，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观察，首先注意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但是，人在社会中存在的状态并不能局限于对人本身的观察。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其所享有的权利所表明，人在社会中所处的状态是通过其所能行使的权利来展开。因此，权利也是我们观察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法学视角。所谓权利，按通常的理解，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利益和主张，他人对此负有不得侵夺和损害的义务。人之欲望、人之情感、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也就是说，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都不能无视人之利益的存在，都要尊重人对利益的追求，都确认或形成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不同的只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人们所享有的权利有所不同。我们所感兴趣，也值得我们予以探究的是，建国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中，人们所享有的权利状况如何，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发生了何种变化。就此而言，我们不无遗憾地说，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人们的权利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却失去了人最宝贵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观念意识中，我们并没有为权利留下生存的空间，而是排斥权利的。但是很明显，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权利状况的改变，人身权、财产权、专利权、商标权、隐私权等等，许多我们过去从未听说过权利，现在则成为实实在在的存在。问题在于，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又将向何处发展，我们不能不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予以考察。
社会变迁论文第2篇
关键词：广告口号社会文明
商务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口号”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带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但就当今社会现实看，这个定义偏狭了些。现实生活中，口号可能是时代精神、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的凝炼和概括，可能是一定目的、某项任务的设定和指向，也可以只是一句忠告，一个提醒，一种关怀，一条信息，听不听、看不看，悉听尊便。生活是鲜活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口号”可以定义的宽泛些，就是指供口头传诵的简短句子。特点如下：有特定的内涵和目标指向；有时效性；简洁明了；口头传诵。利用口号、标语作为宣传手段，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那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竞选口号功不可没，小泉纯一郎高呼“改革无”的口号坐上了日本首相宝座。时下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口号标语伴你走天下。
广告口号的发展演进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最难忘的是一串串的***治口号，任何大的***治决策、***治主张、***治变革都在口号上打下了烙印。从***治学或社会学角度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流行的***治口号和某些宣传口号，为我们研究社会体制变迁和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及其线索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信息和素材；而同一时期流行的不同口号则为我们多侧面地展示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就现阶段而言，存在***治口号或带***治色彩的宣传口号多且滥现象，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有些时髦口号只是为了装点门面或例行公事；有些口号内容本身假大空或缺乏科学性，行文粗俗生硬，有悖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精神文明。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现象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征候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超出了常规的想象力，旧的破除了，新的还在生成过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观念的建构与完善，都还需假以时日，整个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显现出新质和旧质共存，有序与无序交织的状态，社会的价值取向、利益主体多元化。与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是，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宽容，从僵化走向活跃。这一过程中各类社会群体、利益主体都想张扬自己，努力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大众化的口号、标语成为他们宣传自己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于是谁都喊口号，写标语，口号、标语的泛滥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治口号和带***治色彩的宣传口号外，铺天盖地的是商业广告口号。商业广告口号是19世纪以来现代广告活动成熟化和广告文案写作专门化后的产物，一句成功的广告口号不仅会给商品和企业带来巨大的现实利润，同时也成为商品和企业形象借助口碑流播的一面旗帜，从而鲜明持久地招引受众视线，诱惑人们由消费而生的种种欲望。
商业广告口号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或间接说明商品功能、品质的。如“洗衣用白猫，洗发用法奥”、“世界第一饮料可口可乐”、“味道好极了”、“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迅速止痒，当然不求人”、“杀菌治脚气，请用达克宁”、“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等。第二类是宣传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如IBM的“科学、创新、卓越”，这是企业的整体定位，是企业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太阳神”的广告口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其含义深邃、意境深远，令人回味无穷。中国银行的“选择中国银行，实现心中理想”以实现人生理想、抱负为标的，为受众展现出一个在中行支持下开创美好未来的前景。在激发受众对生活增强信心的同时，也激发了受众对中行的信赖。还有如“真诚到永远”、“四十年沧桑岁月，中华永在我心中”、“全心全意小天鹅”等，都属这一类。第三类是传递现代的生活理念和科学的消费观念，引导人们进行正确和合理的消费的。“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健康成就未来”等，口号的内涵丰富，隐含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情感需求、审美需求，它折射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消费观念、道德时尚。
广告口号对社会变迁的反映
广告口号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素材，它随手拈来，对历史没有任何的歪曲、粉饰，是最朴素、最直观的素材，但却真实、准确地记录了人们消费观念、生活观念转变和生活水平提高、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
我们将不同时期流行的一些广告口号罗列起来，就能生动地再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步步提高的历史过程。不少市场营销学教材都会提到一个经典的案例：福特汽车公司销售广告口号的演变。1920年以前，生产的发展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多数商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只要有商品，质量过关、价格便宜，就不愁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有许多商品都是顾客上门求购。企业的精力集中于扩大生产、降低成本，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来获取利润。这时工业企业界十分流行的口号和观念是“我们会生产什么就卖什么”。此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T型汽车，而且十分畅销，亨利福特这位汽车大王的口号是：“不管顾客需要什么颜色的汽车，我只有一种黑色的。”1950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的需要向多样化发展并且变化频繁，企业的经营哲学从以产定销转变为以销定产，企业和顾客的位置对调，市场观念发生重大***，企业一切活动都以顾客需求为中心，企业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作为自己的责任，流行口号变成了“顾客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顾客是上帝”等等。福特汽车公司的口号也变成了“顾客需要什么颜色的汽车，我们就生产什么颜色的汽车”。
不同时期广告口号诉求内容的转变，展示的是人们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理性和科学的过程。1970年开始，国外许多企业、商家在作广告时不再满足于诉说物品原来设计所要满足的需要，即物品直接的、显性的功能，而且还在努力传递一些现代的生活理念，并竭力触发人们内心的追求和渴盼。这种变化的社会背景是西方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对于片面追求生产增长而不顾环境的承受能力这种发展观提出了反思和批判，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炸、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市场观念、营销观念悄然发生深刻变化，保护长远的社会利益成为公众的价值取向。对企业而言，它的生产既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获取经济效益，又要兼顾和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渐渐的一些新鲜口号，如“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生态生活”等等，流行于全世界，同时，人们注重生活质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尚和新观念成为一种新追求。另一方面，经过广告口号对人们听觉、视觉和心理的反复冲击，也会造就一种虚实相生的流行观念和时尚风气，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消费趋向和生活方式。
同样，在今天，只要我们注意对中外企业各类广告口号和品牌口号的收集，就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时尚潮流的走向和消费热点的转换。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富裕型，“吃得饱，穿得暖”已不成问题，现在想的是“有品味，会享受”，买产品重在买服务。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企业迅速应变，企业的竞争焦点和市场宣传点转向售后服务。一时间，服务开始摆脱原来作为产品的附加和补充地位，走上前台，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和服务相关的口号风行世界。如在IT业，几乎所有著名厂商都不约而同地亮出了自己的服务口号：“金牌服务”、“全程服务”、“零距离服务”、“IBM就是服务”、“软件就是服务”、“分销就是服务”，“24小时昼夜服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保健类补品的广告口号则往往以“健康”为说词，以激发人类本能的生命意识，从而对所广告的产品产生不可抗拒的亲和力。“为健康每一天”、“健康是金，金施尔康”、“健康成就未来”、“新年送什么？送健康！”、“更黑更亮更健康”等，这是人们注重身体和健康，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种写照。
广告口号对社会的影响
广告口号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记录着社会的变迁，同时悄然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心理起着作用。广告口号本来是为推销商品与服务而创作出来，但它并不象广告标题那样切实紧密地一一对应，实打实地贴合商品与服务的特点与优势，而是具有更广阔更丰富的容量。它常常要把商品与服务的特点、优势泛化到社会、人生、生活、真理等范畴，并以积极上进、乐观美满、轻松愉悦的生活样式呈现出来。在广告世界里，一条领带就是男人的世界，一个承诺就是一生朋友，一旦拥有就别无所求，一卡在手就能走遍神州；年轻没有失败，知识改变命运，有空间就有可能，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生活原来可以更美的等等。还有一些广告口号表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和趣味性。杉杉服饰的“不要太潇洒”、珊拉娜洗面奶的“只要青春不要痘”、双汇火腿的“省优、部优—葛优”等，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并在笑声中悄然改变了世界。从“吸烟有害健康”到“公共场所严禁吸烟”，广告口号由提醒而至劝诫至禁止，这是社会文化心理变化的鲜明反映，也是对社会心理的变化引导和规范。曹铭宗先生在他的《台湾广告发烧语》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一句为促销而创造出来的广告口号，却可能在‘为资本主义服务’之外，再产生升华作用。因为，这句广告口号可以搭上社会脉动，甚至呈现社会意义，被一传再传，最后变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广告流行语。”广告口号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广告创意理论告诉我们：一则卓越的广告创意，一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不仅要准确、贴切、生动、巧妙地传递产品的概念和信息，展现产品的独到之处，而且要融入一定的文化背景，要努力理解人的深层次心理，洞察人性；要紧贴时代气息，把握某一阶段社会情感的流向。因此，广告口号的制作，不在于优美文字、华丽辞藻的堆砌，也不是歇斯底里的喊叫，它一方面要把所广告的商品（或服务）将给受众带来的利益告诉他们，以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从而促进消费；另一方面是真、善、美意境和人文关怀的传递，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见证。
参考文献：
1.徐祝林.中华广告文化艺术[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社会变迁论文第3篇
公共舆论具有强烈的可操控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很早就洞悉到了该点。在相关专著中，他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指出公众所处的信息世界并不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再现，它不过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揭示的环境。“我们不妨这样假定，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的***像。”［10］而且，这个拟态环境所构成的符号世界，在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和客观世界互相混淆。李普曼极力阐述着这样一种观点：大众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同时，大众媒体充当了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并逐渐占据了我们的“主观世界”。结果，公众越来越把这个拟态环境作为客观世界来认识和把握，生存在媒体设计的信息世界中而非客观的现实社会。公众的思维只是媒体的思维，公共舆论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同意的生产”，而不是“同意的产生”。更直接的说，公众不过是媒体的背书机，所谓的公共舆论只是媒体精心炮制的镜像。因此，从古至今，作为舆论制造的工具，媒体往往服膺于国王亦或是***治家，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在柏拉***时代，充当媒介功能的诗人、歌者和文学家们通过“富有启发性的故事而不是通过训诫来劝服一大批或一群暴民，使其安其位，各尽其责。”
以此实现献身城邦的目的，而国王要做的便是搜罗和控制住这些诗人和文学家，使之为自己服务。即使城邦演变成国家，国王换做了***客，媒体也依然受着***治的摆弄。李普曼指出“现代***治的秘密在于对媒体符号的战略性运用，通过这些符号，统治者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大众利益的代表，视觉符号可以让人们的情感倍增，思想弱化……领导者可以将杂乱的大众感情调集在一起，谁掌握了大众情感的符号，谁就基本掌握了公共***策的手段，控制了当下的情势。”［12］即便自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府，一方面虽然碍于体制要求而难以直接操控，但另一方面却在积极渗透各大媒体财团，对相关报道进行阻挠和扭曲。郭小安从宏观层面指出国家和媒体的这种关系表明“一个国家的媒体生态事实上是国家权力架构的反映……大众媒介处于各种权力的互动和博弈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权力的约束和影响。”
但总的来看，传统媒体虽然受到了***治机构的影响甚至是操纵，却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体发挥着整合和过滤的作用，将民间舆论中的各类***治诉求通过打包的方式输入***治系统并提前过滤掉有害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充当了翻译者的角色，在***治系统的各类信息进入公众视野之前，预先作出解读和评价，从而引导民间舆论形成合理预期，同时将生硬的***治宣传进行软性化处理，使公众更易接受。正是媒体构建起的媒介舆论场分隔了民间舆论场和***舆论场，充当这两个场域的中介，避免了两者的直接对冲，从而表现出某种场域转换和对接的功能，使得公众语境层面杂乱无序的利益诉求和******治层面的强行意识灌输在媒体场域中达到平衡和共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体制性的原因，我国的媒体舆论场和***舆论场高度重合，破坏了场域间的平衡。早期研究中国传播制度的学者指出我国的新闻业采取的是“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该理论源自20世纪的苏联，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传播媒体存在目的是支援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苏联共产主义报业理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发言人也只有一个即***或***的领导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传播媒介的角色定位是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及建设共产主义的教育者。传播媒介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为***和国家服务，并且为国家所拥有。也就是说，整个媒介结构异化为***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旦失去媒介场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转换、联结功能，结果将是***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的直接吞噬，于是舆论一律的畸形传播现象便应运而生。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你将分辨不清哪些是公众的意见、哪些是媒体的意见，哪些又是***府的意见，某种超然的***治意志将主宰一切，并代替人们的理性思考，成为让所有舆论单元面朝一处的权力核心。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而且是自己的声音，真实和虚伪根本无关紧要。以时期的地方报纸为例，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河南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350斤以上。实际上，当年全区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7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15］。
而《人民日报》对时期的这种现象发出了这样的评论：“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16］在舆论一律的场域中，***府因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制定着一项项错误的决定；民间舆论则因缺乏合理的引导，在盲目乐观的氛围中编造出一幕幕自我荒诞剧。总之，一旦媒介舆论场急剧萎缩，***府和社会的互动将难以开展，***治沟通本身也会失去意义，***治参与更是无从谈起。只有通过媒体构造出***和民间交流的中介域，国家才能实现对公共舆论的有效领导，公众才能进行有序的***治参与。这种国家———舆论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至少可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然而，这种模式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并呈现出式微的迹象。
二、社会变迁与公共舆论
社会变迁展现了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结果，它源于社会体系为适应新的需要和不平衡，对原有结构进行重新调整的需求。某种程度上，网络舆论场的形成虽然得益于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类结构要素变化的逻辑结果。
（一）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经典社会变迁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处于线性发展过程，整个社会形态从会向工业社会演变，而工业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工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分化。斯宾塞是这样描述社会变迁的这一过程的：人类社会在开始时，每一个个体既是作战者，又是耕地者；既烘烤面包，又制造工具。随后，***人、工匠、铁匠和面包师傅，便构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从同质到异质的转化过程。人类社会通过个体的集成，经由运动的分散，凝聚为部族、城邦。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从集成到均衡，呈现出量的演化［17］。随着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将由简单转向复杂、由同质变为异质，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流动效率也将显著提升，从而产生一批新的社会阶层比如“农民工”、“个体户”、“北漂族”等等。而社会结构的这种多重分化十分有利于公共舆论构建的张力形成，因为异质性的舆论主体结构将使公共舆论朝着不同向度深度扩展，进而吸纳大量不同主体的意见。这些基于不同利益、视角进行的舆论表达经历了孕育、发展、成熟和衰变的过程，彼此又存在互相拉扯的动力，从而使得舆论本身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传播。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现代化本身的意蕴也极具丰富，包括了国家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大型组织的科层化、公共权力的世俗化以及正规教育的广泛普及，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等一系列内容。就我国而言，自1978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公共舆论场域的建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议题资源：既有大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有小到社会个体的生活隐私；既有征地拆迁的社会阵痛，也有大灾大难面前社会互助的温情和感动。总之，不管是大是小、是喜是悲，公共舆论指向的对象不断趋于多样化，内容也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议题资源的极大丰富将有助于公共舆论的构建和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除去表达目标以外，表达本身也具有价值。对于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生产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人们的平均寿命和主观惬意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早期工业化的重心即强调经济增长的倾向退居到次要位置，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在个人层面上，“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收入已非首要目标。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自我和渴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舆论本身正成为舆论的目的。
（二）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过快以致超越心理的承受极限，将导致大量失范行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揭示了心理***式的这一变化。涂尔干认为，个体心理的平衡源于欲望的达成，为了合理引导社会成员的求欲行为，社会会自发的形成一系列等级秩序和制度规范进行控制。但是，过快的社会变迁在生产大量欲望的同时，也将使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失去原有的控制能力。于是制度外行为大量涌现，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也与日俱增。最终，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发生嬗变，甚至逐渐被撕裂。我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剧烈程度更大，跨度更宽，影响范围也更为深远，因而完全有必要加强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审视。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为了强调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提议学界引入“中国体验”这样一个全新概念。他指出“‘中国体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19］而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在于“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总的来看，这样一种连续转弯且极端对立的社会心态难以有效地自我调适，结果“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20］特别是在变迁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与观念将不断重组，传统的意识形态则趋于解构，整体呈现出对体制内的逆反情绪和体制外的仇富心理：一方面，公共舆论对体制内一些带有符号性的物象进行戏谑式的嘲讽和黑色幽默式的暗喻；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失范行为的增多导致部分投机取巧者的一夜暴富，从而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并升级为仇富行为。这两种不满并非源自成员自身环境的直线恶化，而是变迁过快情景下，社会预期的提高和相对比较下的心理落差所致，也就是说其根源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坏了，而是变得“太好了”。但是，这种不满依然有向怨忿转化的危险并逐渐弥散，从而内聚破坏社会的现实力量。总之，社会个体在快速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心理体验，积蓄起强烈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就产生了释放压力、寻求平衡的动机。这些动机通常以发泄的方式得到消解。于是，受众在相似的心理场作用下相互聚合、彼此安慰，并在雷同的心理语境下制造舆论。这些舆论既是发泄不满、寻求慰藉的产品，也是个体尝试适应社会变迁的努力。所以，即使这些舆论充满了语言暴力，我们也应抱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
（三）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适，以求更好地厘清两者的行为边界，并给社会充分的活动空间。因此，单中心的治理结构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变，***府不再充当全权的管理者角色，而更多的体现协调和决策的功能，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也亟需重塑。就我国舆论环境而言，主要反映在***府与媒体关系的再定位。然而，我国***府在全能主义模式的惯性影响下，面对媒体和公共舆论时，依然在用老脑筋思考新问题，对媒体的运用简单粗暴、惯于长官意志，对公共舆论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媒体被大量的空话、套话和会议精神所填满，而***治家们则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些“正确的废话”。这种呆板的舆论环境极易激发社会的某些对抗心理，这既有变迁过快下社会心理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也隐藏了大众教育普及下***治行为再认识的冲动。总之，***府的公信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民众对***府的调查和澄清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府也因此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变迁情景下的不信任现象，郑永年指出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造成的“社会墙”，同时引发出“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治生活的正常运行。”［21］的担忧。刘建明在分析两个舆论场互不信任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主流媒体上的宣传如果盛行官话并由此造成压力，公众就心向网络，涌到网络上发表意见，网民在传统媒体上用真名说假话，而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网络舆论场的构建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下，不信任危机向虚拟的延伸。对组织权威的不信任不只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性的特征，是一个历时性的全球性变化。所以，在不信任的逻辑线中还穿插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痕迹。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中，整个过程十分注重社会分工和团队协作的作用，并严格要求个体遵循规章制度，为高效率的生产服务。结果，组织权威被高高举上头顶并演绎出科层制的架构来实现这种权威。而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中，个体价值的彰显开始抬头，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自我个性的释放要求开始瓦解工业社会以来建立起的组织权威，并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其新的范式。根据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在1981年到1990年来自21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中，对已确立的等级制度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并且这些工业国家的***治领导人的受支持率几乎都降到历史最低点。“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比他们的前任们逊色，而是公众对现有的***治制度的支持在整体上不如往昔，人们的关注点转到个人的问题上。”［23］因此，面对信任流失问题，我们既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更要在新的观念框架下整体把握，以期在组织权威和个体自由的张力结构中寻求平衡，在公共舆论的不信任中提升***府的治理能力。
（四）社会媒介结构的变迁1978年，我国***批准《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试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该方针成为我国媒介体制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我国的媒介属性发生巨大变化，市场思维逐步渗入媒体的日常运作，传统的***治宣传功能出现弱化。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新闻制度下的媒体，不再仅仅充当引导意识形态的***治工具，而是在***治权力与经济逻辑建构中新生的复合体，既服膺***治领导，又迎合市场需求。就媒体而言，媒介体制的市场化引发了媒体对自身定位的困惑，使其摇摆于市场和***治。市场化运作之后，传统媒介的身份开始裂变并产生多种角色。媒介集团一方面是市场的主体，需遵循利益导向，实行企业式的操作和管理。整个媒介体制向“文化产业”的打造逐步转轨，积极地将信息内容包装成文化商品进行营销；另一方面，媒体即使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也仍然难以摆脱公共舆论的引导角色，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需积极发挥传达民意的功能。所以说，媒体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事业单位的运转，也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两者融合起来的一种全新模式的经济运行。除了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我国目前的媒介体制并未实现充分自主，依然深嵌***治体制，承担着大量***治宣传和***治动员的功能，因此难免受到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总而言之，研究新时代的媒介结构，应该超越传统的“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的简单二重逻辑，把握媒介角色的多元复合特性（经济、***治、社会功能的统一）。但是，这些多重身份相互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内在矛盾，无论媒体饰演哪种角色都难以自洽：作为***治体制延伸的媒体，容易被这个充满逆反心理的社会所抛弃，最终难以赢得市场的青睐；作为社会代言人角色的媒体，在涉及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较为敏感的话题时，一旦与***府的认识发生偏差，以致处理失当，不仅会影响社会和谐还易受到***治上的排挤；作为市场主体的媒体如在逐利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则会遭到人们的摒弃和唾骂。在这种身份的对立中，媒介开始分化，在不同动力（***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的驱使下，同时又为顺应形势的变化和***治任务的阶段性需要而轮流扮演着三种角色，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面对媒介体制的变化，我们采用了所有权由***府垄控，经营权相对自主的权力分配方式来应对，并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信息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闻媒体有了三个“老板”，一个是***和***府，为媒体活动的范围划定底线；一个是社会正义，对媒体活动的内容进行道德评判；另一个则是经济利益，为媒介活动的路径选择提供最终目标。媒介结构的这种变迁使得公共舆论的引导较之过去更加复杂多变，而公众在纷乱的信息浪潮中也逐渐陷入集体迷失的困境。
三、网络舆论场域的确立
社会变迁论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道德变迁道德运行机制
农村社会道德是随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较早出现的社会道德类型。农村社会道德的特点是;农村道德与“三农”相联系，传统色彩较浓;农民素质较低，心理保守，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慢;农业生产力低下，与自然经济联系密切;农村的组织程度差，***府对农村道德建设关注少。农村道德沉淀的传统成分多，农民社会流动慢，几代、甚至十几代人长期共同居住在一个村落，形成了共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变化比较慢，农村社会道德具有超稳定性。研究农村社会道德，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变迁需要指导，农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设需要探索。
一、农村社会道德变迁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道德变迁是在全新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全国人民思想***，农民开始了改革探索。工作重心的转移，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市场机制的启动，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收人增加。乡镇企业异***突起，把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引人了农村，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职业分化和社会流动。村民自治的实施，使农民从集权***治下挣脱出来，社会主义的***治民主在农村全面推进。高考制度的恢复，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青年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为农村社会道德变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农村社会道德的变迁具有***的性质。近年来农村道德变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以自下而上为主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是社会道德意识领域和活动领域道德认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全方位的变迁。
农村道德内容变迁与时俱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明礼貌、助人为乐、尊老爱幼、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契约社会积极的道德被全面借鉴，时效观念，进取精神、法制意识、竞争和协作成了农村道德变迁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的、层次较高的道德内容，如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被多数农民所接受。崇尚科学文化知识，学用科学文化知识成了农民的共识。农村的道德关系由宗法的血缘关系向契约的业缘关系转变，由“”式的集体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集体主义方面转变。
农村社会道德变迁的途径和方法。农村社会道德变迁是以致用伦理道德的变迁为突破口的。其中经济伦理道德和法制伦理道德变化的幅度最大。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民首先否定了“左”的经济伦理道德，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观念首先被否定了，确立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兼顾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观念日益深人人心。同时法制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农村逐步确立。农村精英在农村社会道德变迁中起了示范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一些地区的农村精英的示范作用，对农村道德变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回乡知识青年对农村道德变迁起了带头作用，他们文化高、思想***，把城市文明带到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同时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农村村干部主要由他们担任，在农村道德变迁中起到了传播者和引路人的作用。农村基层组织在对新的伦理道德的宣传，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中起了积极的组织作用。农村基层组织组织村民开展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活动，如讲文明礼貌、讲卫生、讲***治理论等。农村基层组织在与道德相关的利益分配中坚持公正的原则，农村的家庭、邻里和社会对农村道德变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农村家庭对成员有很大的道德养成的培育作用，农村的邻里和社会通过舆论对农村道德有约束和监督作用。
形成了良好的农村道德运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道德变迁主要是农民作为农村道德建设的主体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如时效观念、进取精神、竞争意识等。农村道德培育方式是以养成的方式为主，即农民发自内心的对道德理想的真诚信仰和道德义务的自觉意识，新的道德成了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同时，也是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舆论等手段教育引导的结果，调动了道德建设中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因素，坚持以自律为主和他律相结合的道德约束监督机制。在农村，家庭有“家法”，邻里有调整其关系的习俗，村民有村规民约，形成了农民的家庭生活、邻里关系、村民行为规范体系，这些都对农民的生活起到了约束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道德变迁还表现出下列情形:一是道德变迁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农村道德变迁的幅度大。变迁的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市郊、一般农村、边远地区。二是呈现层次性特点。各个层次都有自己的道德特色，如农村干部、回乡知识青年、农民工道德进步程度高。三是呈现出全方位变化的特点，几乎是一切道德领域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职业道德的变化最为明显。四是农村道德变化的总方向是现代文明，即在保留农村优秀传统美德的同时，实现了道德变迁的与时俱进。
二、农村社会道德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农村社会道德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按
其社会危害的程度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道德滑坡。农村中的一些人放弃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我国道德的核心，弱化集体主义，张扬个人主义，淡薄“五爱”这一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不讲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二是道德扭曲。一方面表现为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失衡，强调享有权利比较多，而希望承担的义务少;另一方面表现为义利关系处理失当，在义利关系上向利益倾斜，有的人甚至见利忘义。还有一些村民是非、美丑、善恶界限模糊，甚至混淆。三是道德畸型。表现为损人利己，金钱至上等，如在部分农村出现了生产和销售迷信用品的专业户，偷盗致富户，通过和致富的等。四是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经济领域的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社会生活中的腐化堕落和黄、赌、毒等。农村社会道德中存在的问题有全方位的性质，即从道德观念到道德行为，从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上述道德问题，现阶段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市郊。这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忽视了道德建设，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制建设滞后造成的。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些农村，传统道德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道德中存在的问题其危害也具有全方位的性质，不仅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有危害，而且对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都有危害。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有时引发农村坑财害命的事件。
农村存在的道德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客观地说，我国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低，自身的素质比较低，长期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相联系，比较保守和落后，较难实现道德变迁与时俱进。历史地看，中国经历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农村文化科技发展慢、职业分化慢、市场机制深人迟，相应地职业道德与市场机制相联系的时效观、竞争观等先天不足。
从社会方面来讲，***治上，一方面一些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干部的号召力小，道德建设工作开展不力;另一方面是农民对“”极左产生的逆反心理一时难以消除，新的道德教育不易接受。经济上，市场机制启动后，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出现了投机热、竞争无序的现象。文化上，一些农村陈渣泛起，良秀难分、美丑界限混淆。国际上，西方文化道德观念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工具迅速蔓延。加上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治上由集权向民主发展，文化上由极左时期的假大空向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发展，一些农民对这种社会剧变一时难以适应。
三、农村道德模式的构建
首先，在了解和分析农村道德实际状况的基础上，对农村道德建设准确定位。中国农村传统道德中既有民族传统美德和***传统道德，也夹杂着一些消极的封建道德，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对前者应使其升华，对后者要让其淘汰。农村道德中还残存了一些“左”倾思想影响的内容，如标语口号式的假大空，这些要剔除。对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要进行梳理和审视，那些对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有积极意义的要吸纳，如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竞争观念、时效观念、法制观念和进取精神等。要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道德建设。
其次，创造良好的农村道德建设的环境和氛围。道德建设的关键是养成培育，就是要把先进的道德观念变成农民内心的自我信念。加强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坚持多予、少收和放活的***策，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含量，整顿市场秩序，为农村道德建设创造经济基础。加强农村***治文明建设，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使农村形成安定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治局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西方腐朽文化和道德观念的人侵。
第三，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道德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农村道德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对道德价值的评价和选择，要发挥农民在道德建设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我国农民有坚实的传统美德的道德基础，有较高的道德境界，有朴素的道德感情，有反省自律的传统。我们要深人地挖掘和认真地总结。要找到农民利益与道德建设的结合点，要引导农民将“共同理想”和“基本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道德信念。要充分发挥中老年农民中蕴藏的厚重的传统美德在农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和教育农民积极投身于农村道德建设。
社会变迁论文第5篇
提要：始于70年代末，起步于农村，继而迅速地扩及到城市及所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导致中国社会诸多领域诸多环节的变化，伴随着经济持续的增长和体制的迅速转化，中国社会正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经济中的产权变革的观察，验证关于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同时，也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样起着重要的影响，把重点放在后者的论证上。并以三个利益群体为例：农民`国有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主，对产权——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做一简要描述。关键词：制度产权资源社会结构产权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关注，特别是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激发了中国学者把科思.诺思等人的观点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研究，如：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基本目标是“以案例形式进行经验实证研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以便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还将会发生什么，现有的理论能否结实？能否以及如何创造新的理论？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有无和有何借鉴意义？”1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2,是通过对国家与民众的相互博弈而确定新的产权结构和制度结构的研究，剖析“在国家职能曾被过度滥用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重建产权秩序”3，而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也和诺思的观点相一致，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其实制度变迁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虽然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谁先谁后，难以说明白，但制度变迁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维，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把它从许多因素中抽取出来，单独加以考虑，一来为了分析的因素减少有助于对二者的因果关系的讨论，二来也是为了资料搜集的方便。但由于制度的内涵较大，它“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4所以分析的重点放在了产权制度的变迁上。而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具体加以论述。一、分析框架正如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所言，任何理论的建构，都要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本文虽然没有什么理论而言，但也采用科尔曼的观点，从整体上提供这样一条思路：宏观：产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微观：资源的分散与转移—————————心理与行为方式的转变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思路，是因为产权作为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总的说来是属于宏观层次的，作为对社会结构变迁这样宏观方面的考察，不可避免的要从宏观的视角来进行分析，但具体的宏观方面***策制度的变迁，也只能通过对微观层次的资源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从而最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起作用。二、具体分析遵循上面的思路，以下的分析将分四个方面进行：（一）产权变迁产权（或称财产权）是指“不让他人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以及使用`向他人出租或销售该资产的权利。”5所以可以说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权利的集合，而排他性是产权的决定性的特征。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以产权的集体占有和国家占有的形式出现，当然这里的产权主要指用于生产的方面。以集体或国家的形式对产权进行管理，虽然对内减少甚至消除了由于排他性所带来的成本，并通过国家的指令性手段取代自由契约，从而达到减少契约签定的交易成本。就是这样的一系列看似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却恰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首先，国家以指令性手段取代市场的自由调节从根本上就违背了经济运行的规律，因为不管多么精明的国家计划对市场上人们需求的把握也是那么的可笑的。其次，产权的集体占有使国家作为主体对企业的生产的利润和成本负责，没有具体的法人代表为企业负责，所以生产中的浪费和“乘便车”的现象严重，而私有产权中的激励措施更无从谈起了。最后，国家对企业的统一指挥，必然导致国家工作机关和人员的飞速膨胀，各种组织协调活动所花费的成本必然大大提高。同时，产权的重要性更在于它决定了谁掌握经济力量，从而掌握***治权力。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在这样的国家中，社会结构也发生剧烈的变动，人们身份的认同也是根据对产权的占有来实行的。比如，地主，富农，贫农，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而不同的社会认同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从而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和不同的心理行为习惯。所以，“产权又是一切社会价值分配的基础，因此是社会改造的核心。”6这样可以使我们明白，产权的作用并不仅仅对经济领域产生影响，对社会中诸多的影响同样是意义深远的。根据吴玉山的分析7，产权是可分的，当所有权（收益权）和使用权（控制权）分别被国家和私人拥有时，将导致四种不同的组合模式：第一，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在国家手中，即统制经济；第二，所有权和控制权都不在国家手中，即资本主义；第三，所有权在国家手中但控制权下放到经营者手中，即市场社会主义；第四；所有权在私人手中，但控制权在国家，即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路径如下：向国家资本主义移动的公非私开┃国有与┃有化隐┃部蔽┃门毛式统制国有经济向市场社会经济————————主义移动初级市场化注释：向国家资本主义移动的过程是私有化过程；向市场社会主义移动的过程是市场化过程。抛开分析中的***治因素问题不谈，综观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也确实和吴玉山的分析有很大的吻合。以市场化过程为例，从原来的国营企业到现在的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下放经营权`承包经营`完善法人代表制度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改革。期间，不论***策的怎样变化，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的占有是不容置疑的，***府希望引人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来提升企业效率，而公有制的性质不变，只会得到维持.在私有化方面，由于国家对私人产权的承认和保护，是很多私人可以投资企业，其结果是带动了私营企业和外商企业的飞速发展。（二）资源的分散与转移产权的变动，不管是私有化进程还是市场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引发国家权力从诸多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退出。而原先由国家掌控的资源也随着国家权力的退出而面临重新分配的问题。这里资源的定义是宽泛的，不仅仅指经济资源，其他的***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将被考虑。资源的分散与转移，按照王奋宇的观点8，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制度结构之外的新的地位群体的出现及占有资源的大幅度上升；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之内的资源向地方部门与具体单位的分散与转移。第一方面和产权的私有化相关，而第二方面则与产权的市场化进程相联系。按照王的思路，笔者将对资源的具体分散与转移做进一步分析：1.向体制外新的地位群体的转移产权制度的改革中涌现的许多地位群体，要么在改革以前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是具有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例如：对私人产权的承认导致私有企业的产生，使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群体有了生存的环境空间；再如，农民在改革以前，由于生活都依附与，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源可言，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直接改变了他们对资源的占有。具体说来，以农民为例，农村经济纯收入及其所占份额在1979年和1982年短短的三年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农村经济纯收入（去除税收部分）为773.2亿元，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为23.1%，而到了1982年，农村经济纯收入就变为了2171.3亿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更达到了51.1%。9农民占有资源份额的增加，更多的表现在各种***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上。随着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过去的农村集体组织作为一级行***单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农民在***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例如：可以直接参与农村基层选举；可以自主选择各种工商业经营方式等。私营企业的崛起，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与国有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广东省吴用县为例，1987年私营企业拥有固定资产6625万元，产值23350万元，利润29.7万元，分别是全县二轻集体工业企业的5.9倍，6.3倍和72倍，是全县国营工业企业的1.5倍，4倍和4.7倍。全县私营企业雇工总人数42307人，是全县国营和集体职工的1.5倍。10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群体被国家***权和社会民众所承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身就是对***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获取。特别是近年在经济领域的崭露头角，使他们的身影更多的出现在***协和人大中，引起更多的新闻媒介的关注，也是群众对他们关注的间接反应。2.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分散与转移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体制内的资源由以前国家高度集中，到国家权力的下放，尤其是从1984年开始的***府与企业关系，企业与职工关系的一系列的调整，使资源在体制内发生很大的转移。原来的“国营企业”随着国家权力的退出和下放变成了今日的“国有企业”，它可以自主调节企业资源以应付市场的竞争，而不再是指令性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的一个生产工具。而国家权力的退出和企业对资源控制的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脱离国家的保护伞，***府对企业的义务也渐渐减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要自负盈亏，甚至还有破产的可能。而企业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更加合理的分配企业资源，也必然要调整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直接导致国有职工对资源占有的变化。所以，今天越来越多的职工关注企业的养老`医疗`住房模式的变化，而下岗失业的职工的增多也促使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资源的重新分配在微观上最直接的后果是对不同群体与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影响，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三）心理及行为方式的变迁在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中，随着资源占有的不同和多寡，直接导致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资源的分配由国家计划实行，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作为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国家提倡平均主义。在企业中，职工的生老病死全由国家负责，这一点从下面的一系列口号中可以得知：“农民有土地，工人有劳保”，“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等。而市场化的进程使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竞争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调整。更多的职工面临以往所不曾想象的生活压力。就以失业为例，按照***的数据11，“2000年中国的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两者合计减少了4807万人。”如果我们承认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承认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那就要承认城市职工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变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淘汰，或者为了获取更丰厚的资源，越来越多的人到各种电大`成人考试和自学考试中去接受新的培训。农民的心态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是个人对国家及集体的依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对资源的渴求导致他们向具有更高经济效益的产业流动，从而导致不同群体的出现，比如农民工群体。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心态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周晓虹认为12，工厂的体验使农民具有了效能感`创新精神和适应变化的能力`计划性和时间感`对人才的尊重等一系列现代人所具有的素质；极大的拓展了农民生活和工作半径；使农村的文化教育设施和水平都获得了提高；使农民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具有了明显提高。私营企业主从无到有，从经济资源的获取到***治`社会资源的增加，他们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私营企业主作为私营企业的利益代表，在经济实力扩大后正在努力寻求保护其各项利益的***治后盾”。13而随着社会的认同，他们也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四）社会结构的变迁产权的变迁`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人们心理行为的变化等一系列条件使新的利益群体出现，这里之所以使用“利益群体”而不是使用“阶层”，是因为一个群体要被称为“阶层”，“至少应当包括这么两个特征：一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即对所属群体有归属感；二是对共同利益群体和价值的认可，即存在一个为共同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体系。”14而根据这两个特征来衡量，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相同的群体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也有着相似的行为方式，但由于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新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身份认同危机”。所以，整个社会正处在新的分化整合中。陆晓文最近做的一次调查中15，有9.3%的人认为目前社会不存在阶级和阶层，有57%的被调查者不清楚有哪些阶级和阶层的存在，有5%的人没有回答该问题，即有62.05%以上的人无法或不愿对中国目前阶级`阶层的现有状况作出回答。但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各个群体不同的利益需求和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如果这个社会的结构不是僵硬的和一成不变的。工人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由于工人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社会评判标准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工资偏低，面临失业等现实，使他们与以前的较高的社会地位相比，不难看出今日的困境，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工人向***府请愿。而社会为了避免冲突，维持社会的安定，所要做的必然是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对资源的自由支配和心理行为方式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向工人，知识分子和个体户等群体转移。原来的社会结构对于他们的接纳能力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只有也只能通过结构性的调整，才有可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毕竟中国现在还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私营企业主群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可以引用李宝梁关于他们***治参与的研究来简要说明，“尽管从市场先行者的角度来说，私营企业主的***治表现和利益诉求，在经济学意义上可能会有利于市场规范和秩序的建立；但是，在***权组织者和主***者看来，则未必是好事，这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某些利益或权威，甚至会造成某些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16三、小结如上所言，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产权改革，不仅仅带来了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也发生悄然的变化，虽然产权的变革不是社会变迁的所有原因，但产权对社会中各种利益分配`人的行为导向的影响，最终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本文只是对此的简单描述。
社会变迁论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府
前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对理论支撑的内在需求使得制度变迁理论在被开始引入中国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很多学者不遗余力的致力于理论的介绍、评论以及创新。时至今日，制度变迁理论几乎已渗透到经济、管理学内所有学科的理论研究中，在社会保障方面，对理论的探讨和对改革实践的分析出现了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对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府的角色定位问题进行探讨。
一、***府的权威地位
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后者由***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林毅夫，1989）。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建国后，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以企业为载体的大包大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随后的40多年里，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制度的不均衡，这主要表现为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原有的制度显然无法体现效率的要求；再如，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但是原有的制度远远无法满足社会化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的种种不均衡是诱致性创新无法消除的，只能由中央***府以实施法律或者行***命令的形式引入和实行新的制度安排来消除，也就是说，只能以***府为主体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消除。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作为制度的设计与实施者的***府具有难以撼动的权威，其意愿将
决定制度变迁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具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也是如此，下面通过两个例子对这个问题予以说明。
（一）***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制
养老保险基金是作为金融服务的消费者参与到资本市场之中的，在关于服务质量高低的信息上，其很难与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处于相同的地位，即二者之间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养老保险基金无法获得关于金融市场和托管人市场的充分信息。而上述信息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以私人物品的形式提供给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府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设立相应的风险评估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从而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向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如果市场机制本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权界定能力，从而私人提供上述的信息具有获利的预期的话，***府也可以鼓励私人风险评估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从而以私人产品的形式生产和提供上述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与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呈反向相关关系，如果养老金基金在没有完善资本市场作支撑的情况下进入资本市场，***府的管制作用更显得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合法投资工具是国债和银行存款，但是，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个人帐户的逐步做实，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是养老保险社会化特征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养老保险社会化特征的必然要求。因此，资本市场中的市场失灵也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人具体负责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基金的获利能力，托管人主要对管理人的投资行为和基金中后台日常活动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而***府除了要考虑基金的获利能力，还要考虑基金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推动作用。同时，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短视心态的影响，基金的缴费者也有可能只注重短期投资目标，却把长期投资回报的最大化放在次要的位置，因此***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分布进行直接的管制在有些情况下也显得非常必要。当然，***府的管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遵循效率最大化的原则。当***府无法在付出可以接受的成本条件下生产和提供充分的信息的时候，或者，作为理性人的***府的行动被其内部目标所支配的时候，对整个经济而言并非最有效率但是却最有利于***府本身的的管制方式就有可能被选择并负诸实施。
综上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市场失灵是***府管制养老基金的根本原因，这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管制的具体方式、管制的程度甚至管制制度本身都是***府意愿的体现，也是其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主导地位的体现，当***府的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最大化目标相悖的时候，这一结论能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二）***府的意愿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存在利益的不一致，***府审视问题的角度与农民或者学者的角度不同，后者倾向于尽快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前者看来，在现阶段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正如邓大松指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农村社会发展的稳定措施，受农村产业本身特点制约，在国家谋求发展主旨的前提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否优先受到***府的重视，取决于农业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贡献的大小（邓大松，2002）。根据邓的分析，***府内在固有的发展冲动和农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在农业不至过度萎缩的情况下***府会坚持优先发展非农产业，原因在于，相对于非农产业，农业的经济效益比较低风险却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府只会继续加强农业技术、科教、水利、交通等农业基础结构方面的投资以保证农业不至于过度萎缩，其他方面的投资则不是***府优先考虑的内容。同时，在目前，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并不是以收入最大化而是以产量的作为其目标，他们尽可能的规避风险，而不愿意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得获取收益的机会。邓还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只能使农户获得生存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国家和集体目前还不可能在更高水平上为农户安排社会保障资源。在有限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社会完全平衡的发展目标，***府战略目标的优先安排和产业***策的倾斜，是符合理性目标的（邓，2002）。
需要说明的是，***府的意愿会随经济、***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同邓所说：制度转换导致的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撞击，很可能会诱发出农村社会的动荡……***府改变当前不作为的方式，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已势在必行（邓，2002）。邓的分析不无道理，在整个90年代***府对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的长期不作为，以及近年来的逐渐作为从实践上对其观点做出了证明。可以预见，能够为农民所接受而且其不至于因此而承担太大的经济压力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建立、何时建立，仍将取决于***府的意愿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形势对***府意愿的影响。
二、***府的权威制度所受到的制约
强制性制度变迁必须依靠***府力量的推动，***府的权威地位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府可以“为所欲为”。在实践中，很多现存的因素影响着***府的决策，使其不能完全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办事，这些因素要么是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要么是难以改变的初始条件，要么是在旧制度长期运行过程中产生并至少在某一个方面能够与***府抗衡的利益集团，下面通过实例对四种主要的因素予以说明。
（一）非正式的制度约束
汪丁丁曾将制度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而任意两人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不外乎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两种（汪丁丁，1992）。根据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正式规则指的是人们有意识的创造并由某种权威组织实施的规则，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不需要权威组织的干预，是人们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依靠自发的无意识的互动形成的规则，比如，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习惯等。在正式规则形成以前，非正式规则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并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正式规则产生以后，非正式规则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约束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点看来，非正式规则可以被理解为正式规则的补充，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另外一个方面，即，非正式规则所覆盖的范围远远大于正式规则覆盖的范围，相对于正式的规则，非正式规则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非正式规则为正式规则确定了较小成本的演变方向，正式规则的演变总是从非正式约束的“边际的”演变开始（汪丁丁，1992）。正式规则的变革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非正式规则相容，不如此则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非正式规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府的思维方式与决策，比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使得***府不可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帐户相结合的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与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追求公平的价值观念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要求的“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并不矛盾，前者正是后者的一个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能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实质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这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被囊括到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内，从而无法使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来缩小。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近几年***府正在试***改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不作为状态，这恰好能说明非正式规则的作用。
（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诺斯首先把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理论推广到制度变迁中来，他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诺斯，1990a，吴敬琏，1995）。汪丁丁对路径依赖的解释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对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汪丁丁，1992），汪尤其重视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碍来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汪丁丁，1992）。吴敬琏把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分为两种：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第二，现存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力求巩固现有的制度或者使变革向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所以，初始的改革倾向为后续的改革划定了范围（吴敬琏，1995）。作为体制转轨题中应有之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显然也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比如，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自发形成的考虑问题的思路和生活习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供给中的“二元保障路径”、利益集团的影响等。鉴于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的特有作用，我们将在后文对其进行专门的分析。这一部分的结论是，即便是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府也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其一方面努力寻求打破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接受路径依赖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约束。
（三）利益集团的影响
具有非中性特征的制度变迁必然因为改变现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而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在既得利益者具备强有力的博弈能力的情况下，即便***府力量的介入也难以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如果说为了变迁的继续不得不对其加以改变的话，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下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私营、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养老保险参保问题。目前，我国大部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大部分从业人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的参保情况主要取决于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博弈。作为理性人的雇主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增加成本他们显然不愿意为员工投保，而降低具有刚性特征的工资在一般情况下也很难实现。对于员工的情况应作具体分析，可以把其分为两类，一类具有较强的能力或者是专业技术水平并且愿意长期在私营企业发展，这部分员工数量比较少但是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而且博弈能力也比较强，其一般在制度覆盖范围内；另一部分是普通的员工，在劳动力市场共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的今天，这部分员工在与雇主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他们不敢向雇主底气十足的提出参保的要求，同时，由于短视心理的存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参保意识的淡薄和合作意识的缺乏也减小了他们的发言权。在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式也许是由***府对企业施加外部的约束。但是在雇主与员工博弈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即便是***府有意把员工囊括在制度覆盖范围内，其过程也必将举步维艰。对于这问题，加强工会制度的建设，壮大工会的力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工会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瑞典，“瑞典实施的有关社会保障措施很少以立法者单方面的决定为基础，多数措施是作为各种磋商、谈判和公共辩论的结果而通过的……瑞典今年就养老金制度所进行的全面变革，就是在经过长时间征求各方意见后，在议会内各利益团体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供给的一个方面-养老金融资问题上，工会和雇主之间的讨论和冲突曾一度延迟了这一***治进程（王雪梅，2004）。
第二个例子是隐性债务的偿还问题。在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或部分基金制转变的过程中，新制度要承担养老保险体系覆盖范围内所有年龄层次参与者的养老保障。在基金制或部分基金制形成之时已经参加工作者和退休者此前没有缴纳过以个人帐户形式存在的养老金，他们无法按照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获得养老金，但是他们已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拥有获得养老金的权利，这就产生了基金的筹集和支付的实际情况与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基金制养老保险体制下国家对于覆盖范围内退休者和在职者的某种负债，即隐性债务。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也存在隐性债务问题，即***府对新度实施前已参加工作者和退休者存在历史债务，据估算，这笔债务的数额在2万亿到6万亿之间，在从现收现付制度向“统帐”制度转换的过程中，我国***府一直使用社会统筹帐户的资金来弥补上述的债务，社会而不是***府在充当着债务承担者，当统筹帐户的资金不足以承担目前的养老金需求的时候，个人帐户的资金就被动用了，为了避免将来老龄化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的支付危机，2000年8月，***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等于是明确了***府的债务人角色，但是债务最终由谁来承担却依然不明朗。根据规定，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是基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国有股减持工作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作为国有股股东的***府与流通股股东因为定价问题产生了利益的不一致并进行了长期的博弈。***府主张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同股同价并对其冠以市场定价之名，但是这实质上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因为前者与后者的价值形成机制不同，如果采取这种定价方式，***府会获得相当的“额外收入”，这等于是由投资者承担了一部分应该由***府承担的隐性债务。正是因为这样，上市公司、券商、基金以及中小投资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虽然其各自的目标函数并非完全一致甚至还存在相当的不一致，但是在面对国有股减持问题上，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却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合作精神，其最有力的博弈手段是对股市信心的长期缺乏，这带来了股市的长期低迷，虽然***府具有最终的方案选择权，也具备强制推行对其有利的减持方案的能力，但是在股市长期低迷并有可能出现崩盘危险的情况下，其不得不做出让步。
（四）地方***府的既得利益
在我国***府的管理机构中存在着两个各成体系又密切相关的的委托链条，一个是社会成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府之间的自下而上的委托链条，另一个是中央***府、省级***府、地市***府之间的自上而下的委托链条。在此，我们需要分析的是第二个体系的委托问题。省级***府、各地市***府的行为将会对中央***府的决策及其实施效果产生影响，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中央***府的决策。比如，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问题。统筹层次的提高会使基金在更大范围内调剂使用，从而增强其再分配的能力，同时提高其社会化的程度。***曾多次发文，明确提出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目标，然而，目前省级统筹的进展情况却差强人意。实质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必须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制度、统一缴费比例、统一管理、统一调剂使用基金，如果严格根据这个标准，目前只有京津沪陕闽五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其余省份实行的是省级调剂金制度。省级调剂金制度本来是作为一个过渡被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部分省份停止在这个阶段却无法继续实施原来的设想，而调剂金制度不仅没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加强化了下级过度依赖上级的机制，这是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的。其根本原因不言自明：利益障碍，主要是省内各地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金节余情况的不同使得资金节余较多或者是预期会有较多结余的地市不可避免的产生对省级统筹的抵制，也就是说是地方既得利益在起作用，其抵制方式如，虽有节余但是不按时足额上缴；擅自提高待遇标准；鼓励提前退休；与地方企业合作，虚报瞒报等。同时，省级统筹意味着省级***府在获得相应的更多的权利的同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其本身的理性程度也制约着省级统筹实现的程度。在各级***府博弈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个是对资金的控制力，一个是对人事的控制力。谁拥有这两种权力，谁就在与对方的博弈中占得先机。在对资金的控制力方面，“5年来，随着中央专项补助资金的增大以及原行业统筹下放省级管理，在各省范围内，省级机构实际控制的资金量越来越大”（胡晓义，2004），这使得省级***府与地方***府之间对资金的实际控制力的强弱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各地方还掌握相当数量的节余滚存资金，对于这个问题，冯兰瑞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是否可以考虑既往不咎……可以确定一个合适的时点…在此之前，各地方节余滚存的养老基金仍归各地方所有，用于对退休人员的福利补贴”（冯兰瑞，2002），这个方案对于清除利益障碍、减少变革阻力和长期博弈所造成负面作用显然是有利的。在对人事的控制力方面，省级社会保障部门能否掌握各级社会保障部门的人事任命权是新制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
建立了省级统筹以后，各级***府之间博弈仍在继续，比如责任的转移使得市县***府重视程度降低，甚至将养老保险作为脱贫解困的工具，以陕西省为例，“有的市县把养老保险作为脱贫解困的工具，将无力缴费、不符合参保条件的集体企业硬塞入统筹，将地方困难企业人员大量提前退休，强行纳入养老保险统筹支付。如宝鸡市2002上半年新增退休人员中，提前退休的占77.17%，造成养老保险支出非正常增长。”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于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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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改革》，1995.3
6、王雪梅，《瑞典工会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工会博览》，2004.9
社会变迁论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变迁；高校，师德；教师；高等教育
师德是教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教师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是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教师要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凡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做好；凡要求学生不能违反的，自己首先不能违反。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尊师重教．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他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冲击越来越强。教师德行也面临严峻挑战，这在高校尤为突出，部分教师的奉献意识、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
一、社会变迁下的高校师德困境及成因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而本文的社会变迁从内涵上分析，是指与高校的教育教学环境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动态变化过程及其结果；从外延上看，主要包括经济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等。社会变迁给高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高校师德建设带来新的困境，如道德约束弱化、道德责任淡漠、道德选择无序、道德评价失范等。
(一)社会变迁下高校师德困境
1．普遍存在育人意识淡薄、敬业精神不足的情况
韩愈有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还进一步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师之所以为师，是因为“有道”且能“传道”。“有道”是指具有儒家所认可的道德品质；“传道”是传授儒家之道，简单地说就是传授如何做人的道理，即教育学生如何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当代的高校教师同样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之重任，既要传授知识技能，更要教学生如何做人。然而，如今不少高校教师消极地应付本职工作，热衷于有偿兼职，整日奔忙于与教学无关的“第二职业”。往往“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不认真备课、授课，教法呆板，照本宣科，不关心教学质量，甚至对课堂教学产生厌烦情绪；他们只教书不育人，只满足于课堂教学，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不闻不问。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一项对在校高职学生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学生对高校教师的敬业精神感到怀疑。学生们感觉老师很冷漠，对自己的关心不够，平时很难找到老师，与老师单独交谈的机会很少。
2．普遍存在重业务水平、轻师德修养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势必要求教师在提升业务水平的同时，务必把职业道德修养放在重要位置。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如果没有德性，知识越多，造成的罪恶越大。然而，不少高校教师认为自己的职责只是教书和科研，至于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身心素质培养是学校领导和德育***工干部的事，与己无关。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就是合格的老师。有的教师缺乏师德修养，师表意识淡薄；有的在课堂上衣着不整，出言不逊，甚至随意接听手机．全然不顾教师起码的职业操守；有的把学生当成自己宣泄的牺牲品，在课堂上信口雌黄，任意表露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如此种种，在学生及社会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损害了教师群体的社会形象。
(二)社会变迁下高校师德困境的成因
1．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变迁的新形势下，受利益驱动，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在社会上广泛流行，高校师德建设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社会上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高校教师也不免受到诱惑；另一方面，传统师德观又要求高校教师要有先进性，要坚守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爱岗敬业等道德准则，这种矛盾在一些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年教师身上尤为突出。受自身阅历、经验和心理等因素制约，他们思考和对待问题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片面性，一旦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消极思潮的影响，便很容易急功近利，只关注个人利益，罔顾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于是，他们仅把“教书”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教育事业缺乏热情和忠诚，不安心工作，得过且过，牢骚满腹，一心一意谋“钱途”；他们不甘于清贫，患得患失，育人意识淡薄，对获取与奉献、竞争与合作、平庸与崇高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2．西方除道德化观念的渗透
“教育中的除道德化现象”是由英国哲学家苏珊·曼德斯提出的。她认为，由于人们怀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和，而且这些道德与信仰互相冲突且各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能期待这些冲突会自行消失，这是道德教育陷入困境的客观原因。因此。她认为道德教育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当这一观念逐步渗透到正处于社会变迁时期的中国后，在高校教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由此认为，自身道德修养甚至包括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都无关乎学生的成长、成才，或者说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影响甚微。
3．高校片面的教师评价机制的误导
目前，不少高校对教师或多或少地存在重使用、轻培养：重业务能力提高，轻师德修养的现象。各高校通常把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科研成果作为工作考评和职称评定的主要依据。而忽视了对授课效果、学生评价、道德素质等的考核。这种片面的考核评价机制，使不少教师很难在教学工作中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满足感，也很难把自己的工作与“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们以“教书匠”来调侃自己，以学校的考核评价指标为导航仪，拼工作量、拼科研论文，忽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养成从而逐步消解与背离了师德的标准与责任。
4．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滞后
当前，不少高校的师德建设基本停留在教师的自觉自律上，所以也就无所谓师德制度建设。道德的本质特征在于道德主体的自觉和自律，但是主体的自觉和自律不会自发形成。道德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在未变成主体的道德自觉之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事物。如果外在的道德规范不能转化为主体的自我要求。道德规范对行为主体而言就形同虚设。道德规范内化成主体的道德自觉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自为的自律与自在的他律综合作用才能形成。莱布尼茨说：“真正的虔诚．即领悟和美德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传承素质…真正的虔诚在于信念和实际行动。”如何才能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变为教师的自觉自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没能很好解决。综观我国目前的高校师德现状完全地依靠教师的自觉自律来进行师德建设只能是“一厢情愿”。社会变迁带来的多元价值冲突很可能使高校教师在道德认知和道德选择上偏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偏离教师职业道德。如果缺乏强有力的规章制度作支撑，高校师德建设很难取得成效。
二、新时期破解高校师德困境的途径
1．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师德教育
传统的师德观念正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有必要在高校教师群体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促使他们在师德修养上自觉自省，主动践行教师的职业道德。高校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体教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体教师使他们无论面对怎样的社会变迁，都能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待自己的职业。同时，高校还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努力营造树师德、铸师魂、正师风的良好氛围，引导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师德水平，提升个体职业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的能力。使他们能用正确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
2．树立以人为本的高校师德建设新理念
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强调教师在师德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高校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使教师充分认识到师德建设的重要性。当然。这就要求高校要充分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依靠他们。具体来讲，一是要摆正教师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关心教师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引导他们自重、自警、自省、自律，促进他们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尊重和维护教师的正当权利，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关注他们的真实诉求，尽可能满足其合理要求；三是重视对教师的关心与培养，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与教育，激发潜能，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四是建立良性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教师成长的环境和氛围。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平凡岗位上体会成就与快乐，从而激发动力和斗志，实现人生价值。
3．制定科学的高校师德规范
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区)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地方性师德规范，如《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等。总揽这些规范：一是具体要求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容易使教师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二是条文简单粗糙，笼统抽象，标语口号较多，可操作性差。因此，我们在制定高校师德规范时，在具体要求方面应要求实，不能再把师德的具体要求人为拔高甚至美化神化，脱离实际，而是要以人为本，达到理想与现实利益的统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遵守师德原则，并付诸行动。同时，制定师德规范要充分发扬民主，与时俱进，体现继承与创新。一方面，师德规范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炼而成的，一些规范日久弥新，为广大教师和社会所认同．如敬业捐道、恬淡守节、修己力行、谦和笃实、甘为人梯、诲人不倦、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等，这些规范应继续坚守．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增添新内容，确立一些新规范，如创新、竞争、合作、效率、公平、正义等。在制定师德规范时，还要着力解决师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如责任缺失、作风败坏、学术作假、借机敛财等。莱布尼茨说：“对惩罚的畏惧和对奖赏的希望使人避恶向善。人们因此便有理由和权力使用这一手段，哪怕人的行为带有必然性，不论这种必然性是怎样一种性质。”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畏惧和希望往往会抑恶扬善。因此，在制定师德规范条文时，应注意设置相应的奖惩条款，通过激励和惩罚的手段，使规范真正落到实处。
4．积极推进高校师德建设的制度化进程
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主体自觉自愿的内心修养，但也离不开外在的约束。如果没有他律的外在约束与强化，道德主体不会自动生成规范所要求的道德品质，道德规范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长期以来，高校师德建设重自律、轻他律，导致广大教师的教学言行自由度过大，道德失范现象比比皆是。总体而言，高校师德制度建设可从以下几个层面人手：一是逐步形成一个涵盖教师工作全部内容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规定教师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客观上为规范教师行为奠定法律基础。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具体实施细则还不够，少数几部也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批评教育和道德评判，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急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以示我国教育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二是逐步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国家***策体系。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策不多。关于道德建设的更是凤毛麟角。三是地方各级教育行***管理部门和学校要以国家法规及***策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因地因校制宜，抓紧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出台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完善师德评价制度，为师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5．构建师德建设的良性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