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杭州文化论文第1篇
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是顺应杭州女装的迅猛发展而策划举办的一次大型行业性论坛。杭州是一个历史人文、山水秀色极其丰富的城市，具有最典型的江南风格，正如白居易所描绘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人文山水孕育了温婉秀媚的江南丝绸文化，这成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气质。正是杭州这份独特的女儿气质，孕育催生了独具江南风韵的杭州女装，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杭州女装逐渐在国内服装界浮出水面，杭州女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杭州女装具有“清新而不张扬，休闲而不轻浮，婉约又融合着时尚”的独特风格，这一点已经被国内消费者所接受，杭州女装产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
杭州市***当局看到了这一趋势，为发展这一与杭州的城市品格相适应的都市型工业，培育杭州新的经济增长点，杭州市***府顺势提出打造“中国女装之都”的战略，决心塑造“中国女装看杭州”的城市品牌。为此专门成立了女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实施杭州女装发展战略。自从2000年杭州女装整体亮相北京引起世人关注之后，杭州女装整体形象的打造就如火如荼，2002年，一系列的活动依然异彩纷呈：
杭州女装整体形象活动的打造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也取得很大的成效，杭州女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是，杭州女装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要想再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建立在中国服装界的强势地位，从而实现打造“中国女装之都”的战略，就必须进行一个理性的思考：奠定“中国女装之都”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杭州女装发展的根本是什么？文化。服装品牌的背后是文化，文化才是女装发展的根本。因此，在杭州女装的整体形象热烈塑造之后，在一系列的感性活动之后，理性的整合势在必行。因此，为了对杭州女装整体形象系列活动的整合，杭州女装产业领导发展小组决定，举行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要从深层次来探讨杭州女装产业的发展根本。 大型行业论坛的商业运作挑战，深度挖掘论坛的商业价值
按造杭州市***府的一贯作风，任何经贸活动都应该按市场化来进行运作，杭州西湖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就体现了杭州市***府的市场化思维。市***府要举办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同样要进行市场化运作，市***府只作适当的支持，主要经费由市场解决。因此，首届杭州女装文化论坛就交给我们来策划承办。
我们接到市***府的有关批文时，已经是10月底，而举办日期就定在12月21日（这一天正好是杭州女装发展工作会议举办一周年）。从经费的筹集到策划承办，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一般市场化运作的大型公众活动，准备时期至少需要半年以上，这还都会显得紧张，而我们只有不到两个月，准确的说，是40天！而我们必须在短短的40天内寻找到赞助商，并组织策划整个活动，其难度可想而知。
的确，我们面临着两个关键难题：一是接近年底，多数企业的宣传预算基本用完，要拨出经费赞助难度相当大；而且，10、11月杭州举办得轰轰烈烈的西湖博览会，各家企业游走于会场展馆之中，已经精疲力竭，因此企业年底参与公众活动的热情锐减，我们能否寻找到肯积极赞助本次论坛的企业，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在年末，文化名人档期一般都比较紧张，如不早点联系，恐怕就很难邀请到合适的文化名人来参与论坛，而要确定主讲的文化名人，就得首先寻找到赞助商，毕竟预算约束着我们的选择啊，所以寻找赞助企业的时间更加紧迫。
时间真是刻不容缓！虽然我们策划过很多活动，但象时间这么紧张的公众活动策划还是头一次，真是对我们策划组织能力的极大挑战。经过讨论，我们立即成立了“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组委会”，并很快明确了论坛的基本思路：以“霓裳寻根”为本次论坛的主题，提出“文化是女装发展的根本”的鲜明主张，通过不同领域文化名人交叉碰撞，从不同角度来探讨杭州女装文化，从而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同时要通过媒体的广泛参与，让一般大众参与到杭州女装文化的讨论中来。11月1日，我们拟定了基本的策划方案：会期为一天，邀请5名文化名人、服装专家作为论坛的主讲，中午进行30分钟的女装秀，会场容纳200—250人左右，浙江、杭州的各大媒体均在邀请之列。当然，这只是一份初步的策划方案，具体的执行方案必须根据赞助的落实情况进行调整。
由于这是一个学术味较浓、行业性的论坛，之前还没有类似的商业化操作，所以，我们只有仔细研究本次论坛，精心策划，挖掘出它的商业价值，才有可能将本次论坛办好。通过连夜讨论，我们拟定了本次论坛的赞助方案：
一、首届杭州女装论坛的冠名权。我们深知，论坛的主要经费来源只能来自论坛冠名的企业，而要争取到企业冠名这么一个文化论坛，一方面冠名企业要与论坛有一定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是必须要明确列出冠名赞助企业的赞助权益。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挖掘出冠名企业获得的18条权益：
（1）论坛由冠名企业独家冠名
（2）建议论坛新闻会在冠名企业举行
（3）将冠名企业列入协办单位
（4）冠名企业针对本届论坛如需作主题推广活动，活动组委会可适当配合组织并商议相关管理费用。
（5）电视台对冠名企业法人（代表）进行电视专访
（6）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西子霓裳》栏目设的本次论坛专题节目予以报道
（7）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教育科技、影视文化等频道对本届论坛都有新闻或专题报道
（8）西湖明珠频道《文化动态》全程跟踪报道
（9）钱江晚报《杭州女装文化大家谈》大幅报道本次论坛
（10）中国服饰报予以报道
（11）中国女装网（suite-dress）女装文化论坛专栏予以报道
（12）冠名企业派代表参与名人女装文化论谈专题
（13）论坛专题VCD中出现冠名企业简介，并向冠名企业赠送8盘VCD
（14）论坛会现场悬挂冠名企业条幅四条
（15）论坛主讲台背景展示上予以冠名企业名称出现
（16）论坛会现场投影屏播放冠名企业概况（播放资料由冠名企业提供）
（17）赠送论坛会看板广告二块（免费设计看板广告两幅）
（18）赠送会刊纪念册封面、封底广告，并向冠名企业赠送会刊8本
看着这洋洋洒洒的18条赞助权益，我们都不禁感慨，原来一个学术论坛居然也具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我们有信心把这次论坛的商业化运作成功。
二、论坛会场看版广告。我们开始能够想到的，就是冠名赞助。受体育运动比赛商业操作的启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论坛现场也放置看版广告呢。我们的与会代表都是杭州的女装生产流通企业，这么多企业云集一堂，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作服装企业生意的企业，应该对这些企业客户感兴趣，这绝对是一次向企业客户展示形象的绝好时机。而且，我们方案当中，将广泛邀请各大媒体进行跟踪报道，透过媒体的辐射，这些看版的广告价值就不仅限于会场，而能够扩散到公众当中去。而且，看版广告的费用也比较合理，比刊登一次报纸通栏广告还低（根据会场看版的位置，我们把看版类型分为A、B两类，A类为10000元，B类为5000元，一共20块左右），但效果却远远超出通栏广告，而且针对性极强。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把这些看版推广出去。
三、论坛会刊广告。作为一次较高规格的行业论坛，应该为与会代表准备有关的书面资料，通常的论坛会刊都是给与会代表发一些打印复印资料就好了。我们一开始也是这么考虑的，毕竟这样比较节约成本嘛。但我们一位同事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参考西湖博览会的做法，西湖博览会的会刊都有大量的企业在上边作广告，我们也可以呀。真是个好主意，要知道，我们运作论坛的经费主要靠市场筹集，必须尽可能大地挖掘它的商业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印刷精美的会刊，编辑进去杭州女装的发展、历史文化、服装营销、女装品牌案例，让它成为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刊物。这样，不但提高了本次论坛的社会效果，给女装企业代表提供了借鉴，同时也能够弥补一部分经费。而这本会刊因为密集在大杭州服装圈子里，在上面作广告不但针对性很强，而且影响范围也相对较大，所以应该具有相当大的广告价值。 锁定三类企业作为赞助目标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许多工作必须同时进行，而最关键的就是赞助经费的落实，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过讨论分析，我们将目标锁定在以下几类企业：
一是杭州女装企业。毕竟这是杭州女装企业的一次盛会，比较容易获得杭州各界的关注，因此，杭州女装企业参与赞助宣传自己的需求有一定的基础；
二、服装流通企业。包括大型百货商场（其中女装销售是百货店的重要销售主力，因而吸引众多女装企业进入应该会有帮助，所以是一类重要的赞助商）、服装批发商城（如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等，他们的主要客户就是服装企业，众多服装企业撑起了服装批发市场使之成为炙手可热的黄金商铺，而女装企业更是他们的主要客户群体，所以服装批发市场应该会是我们寻求冠名企业的主要目标）。
三、纺织面料企业。纺织面料企业是杭州乃至浙江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群，地处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是亚太地区最大的面料集散地，在服装的产业链中，纺织面料企业处在服装企业的上游，服装企业就是纺织面料企业的客户群。所以，在这么一次有众多女装企业参加的集会上宣传展示自己，恐怕要比参加一次大型展览要有效得多。因此，纺织面料企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
锁定赞助目标后，我们进行了细致的分工，一方面要广发传真，另一方面要主动接触企业，各个人员负责的目标企业划分得非常清楚。而对表现出意向的企业要花大力气进行深入接触。一切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但是我们的心始终在悬着，因为毕竟时间太紧张了，即使寻找到意向客户，企业也需要一个决策的过程，所以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 某服饰广场——从顶峰到谷底
正当我们在加紧准备的时候，11月3日，我们在去联络一家服装批发市场的路上，收到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家叫“衡圣（化名）”的公司打电话来，不知什么事，我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打电话过去，找到他们的企划部经理，原来就是某服饰广场——我们很早就有过接触的一个客户，这是一家由香港衡圣（化名）集团投资的经营服装批发零售的高档服装批发市场。恰好我们要去的地方离某服饰城不远，我们迅速办完事情，就直奔某服装广场。一问才知道，是他们香港老板看到我们的赞助方案后，比较感兴趣，就叫企划部跟我们联系。因为某服饰广场今年9月份刚刚开张，虽然招商的效果比较满意，但开始的几个月内市场的人气还没有形成，所以他们也需要借助各种活动来提升某服饰广场的知名度，从而增强商户的经营信心，因此他们对赞助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比较有兴趣。香港企业家果然是跟内地企业的观念不一样，能够看到赞助这么一次行业盛会的潜在价值，我们向他们申明了这次论坛的意义，并谈了我们拟定的赞助方案，他们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冠名赞助涉及金额较大，需要报经董事会讨论，但他们非常爽快的先定下了两块看版。我们交流得很愉快，并在企划部经理的陪同下，走访了广场内的几家服装企业，之后约定我们回去后给他们发来有关赞助的权益问题，他们董事会再仔细考虑一下。我们迅速将整理好的赞助方案文本传了过去，第二天他们就电话过来表示同意进行合作（独家冠名赞助），并要求我们就不要再与其他企业联系了（当时我们在同时联系几个比较有可能的企业）。得到这个答复真是令我们欣喜万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们当然满口答应，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立即着手准备合同。我们当时真是感到万分幸运，全公司上下士气高涨，在这种气氛下，我们放弃了其他努力，工作的重心立即转到策划执行的具体事务上去了。一切似乎都那么顺利，我们甚至想，刚接到批文的时候高估了策划承办本次论坛的难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困难。但是，事情从来就不可能那么顺利，我们把合同文本提交过去之后，双方就一些具体事项又进行了多次沟通。正当我们满怀希望，不断敦促对方签订合同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隐约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一个星期后，对方的答复证实了我们的担心，由于香港衡圣（化名）集团与杭州合作伙伴的特殊关系，杭州的合作伙伴不同意赞助本次论坛，虽然香港衡圣（化名）集团也做出了比较多的努力，但还是无法扭转杭州合作伙伴的意见，衡圣（化名）集团方面只好对我们表示歉意。 东方文化园——柳暗花明又一村
某服饰广场让我们经历了从顶峰到谷底的震撼体验，同时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加紧迫，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时间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我们之后又陆续与其他单位进行了联系。但正如我们之前所预料到的，难度非常大。一家有一定知名度的服装企业表示，举办女装文化论坛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惜时机不合适，因为他们公司今年已经完成20002年的计划，如果女装论坛放在明年春季，他们公司一定会全力赞助，因为这的确是服装企业提升自身品牌形象、跟服装品牌非常吻合的一次公众活动，但今年就没有办法了。冠名企业的寻找陷入了僵局，当然，看版广告倒是取得一些进展，经过我们的努力，获得了杭州***百货女装部的大力支持，购买了一部分得看版；凯喜雅丝绸也预定了其中的两块（A类），杭州金富春纺织也给予了支持（预定了两块B类看版），总算筹到了一部分的经费；同时浙江航民集团（一家主要从事纺织印染的企业集团）也对我们会刊进行了大力支持，这样可以弥补一些基本的费用。我们到现在还庆幸，由于对论坛的广告价值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挖掘，总算在冠名企业还没有眉目的时候，通过看版和会刊，获得了一些经费（一般论坛还没有想到论坛现场和会刊的商业价值）。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冠名企业依然没有落实。我们只有在继续寻找，当然，原先其他业务同时在进行。事情往往在你看起来没有希望的时候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转变，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公司一位同事提起，他曾经跟杭州东方文化园的营销副总谈起过论坛的事情，当时他就说可以合作来作这件事。不过由于我们的思路一直局限于服装、纺织与流通企业，根本没有想到其他企业，也就没把东方文化园考虑在内。现在提起，对啊，不一定非得是纺织服装类企业啊。我们办的是女装文化发展论坛，本身就是一次文化活动啊。东方文化园也是能够跟我们的论坛主题相吻合的啊，为什么不能让东方文化园来冠名呢。再进一步分析，东方文化园内的太虚度假酒店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今年要开张，把论坛放在东方文化园举行，对东方文化园来说，不是能够把将要开张的太虚度假酒店以及东方文化园推向市场吗？我们立即跟东方文化园的副总（瞿总）取得了联系，跟他说明了我们的想法。瞿总听了的确也很感兴趣，就让我们到东方文化园去一趟进行详谈。第二天是星期六，天还下着蒙蒙的细雨，但是，这个消息让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于是我们一早就驱车赶往东方文化园。谈过之后，瞿总又带我们参观了东方文化园，包括佛教区、道教区、儒教区以及养生区，走在东方文化园里，我们发现这里已经浓缩了东方文化的精髓，整个建筑、文化氛围都非常适合举办一次文化论坛。整个格调非常吻合“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到了这里，我们才发现，其实由东方文化园来冠名，称为“东方文化园·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这样我们的整个论坛将完全渗透进去了文化的味道，要知道，杭州女装文化，必须汲取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化滋养，形成自己的文化特性，才能够建立自己的文化风格。而在浓缩了东方文化精髓、深刻体现东方文化经典元素的东方文化园探讨杭州女装文化，真是一个绝佳的创意。没想到，一个偶然居然成就了一个绝妙的策划创意。我们与东方文化园方面对在东方文化园内举办“首届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达成了共识：在东方文化园举办杭州女装文化发展论坛对双方来说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当然，东方文化园的太虚度假酒店目前还在施工当中，不过他们计划中定于12月28日正式开张营业，只要加紧速度，是能够保证12月21日顺利举办论坛的，东方文化园的承诺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论坛成功有望。经过与东方文化园董事长徐关兴的进一步沟通和讨价还价，我们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双方决定采取“现金赞助+实物赞助（酒店租赁、餐饮供应等）”!
方式进行合作，东方文化园保证加快太虚酒店的施工进度，确保本次论坛能够顺利进行。在与董事长进行沟通的当天就迅速签下了合作协议（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拖了，何况我们也担心夜长梦多啊），支票星期一就开出。至此，赞助商的寻求工作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的论坛也就有了保证。本次论坛市场化运作的意***也算是有了一个交待。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多方协调与论坛准备同时进行
在我们积极寻求论坛赞助的时候，我们的内部策划协调也在同时进行。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时间紧迫，不可能一点一点来做，必须寻求赞助与内部准备同时进行。因为赞助落实之后才进行准备工作，肯定是无法顺利举办的。所以，我们在拟定赞助方案的同时还拟定了论坛的策划执行的详细方案，方案细致到每一天该做什么，该完成到什么程度都有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的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一方面，拟邀请的媒体确定之后，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协调与确认。因为媒体众多，所以协调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往往是白天刚与一家企业谈完，晚上又得与媒体人士进行详细沟通，同时也听取媒体对本次论坛的意见与建议。最终我们把浙江省、杭州杭州市的媒体基本协调完毕，这也保证了我们给冠名赞助单位的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与女装领导发展小组、杭州市服装协会、杭州市服装设计师协会共同协作，选定、确认候选的主讲人，经过通过各个方面关系的多方协调与联系，最终我们敲定主讲人为：包铭新：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教授、中国时装评论委员会副***；何水法：全国百杰画家之一、知名文化人；何赛飞：著名越剧、电影、电视剧演员；李超德：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张辛可：中国时装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2月20日，我们部分员工为了布置现场，从早上一早一直工作到12月21日凌晨一点，早上7点又得起床负责接待与会代表，表现出可贵的敬业精神。而在确定东方文化园作为本次论坛的赞助单位之后，东方文化园的全体员工也体现出非!
杭州文化论文第2篇
关键词：杭州；茶文化旅游；深度开发
一、杭州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背景分析
（一）“十大名茶”之首的龙井茶历史悠久。杭州栽茶、制茶、饮茶、艺茶之风史由来已久，史料记载，自东晋始，西湖群山便种植茶树，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中曾记载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西湖龙井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到龙井，品茶赋诗，赐狮峰山下***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西湖龙井茶由于孕育于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之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精良的栽培管理技术及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精湛制茶工艺，形成了“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四绝”品质。它既是我国众多名茶中影响最大、声誉最盛的茗品，也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深厚积淀的杭州茶文化。西湖龙井茶是杭州城市文化的重要承载内容。古往今来，在杭州这片奇川秀水里涌现出一大批爱茶、学茶、事茶之人，人茶相融，人茶相育。自唐至清代千余年间的120余种茶书中，编撰者为杭州籍的有8人，茶书有10种。历代任职于杭州的嗜茶吟诗好泼墨的文化人更是不胜枚举，白居易、苏轼、陆游、吴昌硕等均将杭州茶文化掀起一个高潮。如今，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民歌教材的《采茶舞曲》；到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无处不体现出现代的杭州百姓对茶的钟爱。优美的杭州名茶传说无不寄托着人们对爱情、亲情的美好向往； “女采茶、男炒茶” 的杭州茶俗、茶礼无不折射出精致和谐的人文精神；龙井、虎跑泉水龙井的西湖双绝无不蕴藏着深邃的茶文化内涵。中国的茶肆、茶坊于宋时形成高潮，南宋时都城星罗棋布的茶馆成为杭州人休闲的好去处。如今杭州市区大小茶馆遍布，总量达1000多家。无论朋友聚会还是商务洽谈，到茶楼饮茶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种时尚。
（三）***府对当地茶旅一体化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府角度来看，杭州市***府给予了茶文化旅游开发高度的重视，相继制定了茶业名牌发展战略，努力将西湖龙井茶推出国门，此外，还积极地引导茶旅一体化的建设，使得当地的茶文化与茶旅游融为一体，使得城市旅游业依托茶文化的发展更富生机，二零零五年，杭州获得了“茶都”的美称。随着近些年的发展，杭州已经逐渐成为了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越来越高，面对着忙碌压抑的城市生活，许多人都萌生了呼吸自然、愉悦身心的渴望，在这个背景下，茶文化旅游应运而生。由于茶的独特特征与历史定位，许多人将其视作自然的象征。
二、杭州茶文化旅游深度开发的对策
杭州茶文化悠久深厚，要做到合理科学的开发，就必须深挖茶文化内涵，根据市场需求生产丰富的茶文化旅游产品以及建设相配套的独具茶文化内涵的服务设施，针对上述茶文化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在此提出几点相应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促销，培育客源市场。杭州茶文化旅游必须通过宣传促销才能为外界所知并提高知名度。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企业应联合起来，通过电视、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介，着力宣传，树立“中国茶都”形象，把杭州茶文化旅游“推出去”，让潜在旅游者对杭州茶文化的特色有一定了解，进而激发他们的旅游兴趣。另外茶文化旅游产品的营销应做到有的放矢，有重点有层次地进行。例如，在海外市场开拓中，应将重点放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亚洲茶文化圈内重要客源国，如日韩、印度、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它们在饮茶习俗、茶艺、茶道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做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营销，使之成为稳定的客源。
（二）适当增加茶文化旅游专线，丰富产品内涵。要根据茶文化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适当增加茶文化旅游线路，科学设计茶文化旅游产品，不断丰富茶旅游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开发独具特色的茶旅游产品，如推出优茶品尝游、茶俗风情游、茶农体验游、茶乡生态游、茶乡夏令营等。要注重深入挖掘茶文化的独特内涵，以深层次的文化吸引力来留住游客。在做好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偏好，不断调整和组合出令游客满意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如针对青少年旅游者茶乡夏令营活动；针对中老年旅游者的茶文化休闲度假保健游；针对假日休闲旅游兴起以及人们对新茶喜爱的“新茶采、尝、购”游等。
（三）提高从业人员的茶文化知识与素养。茶文化旅游注重精神层面的感受与体会，就必然要求旅游产品的提供者拥有至少相匹配的德行。茶文化旅游的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旅游方面的知识、基本的礼仪道德，还应对茶文化、茶种、茶具、茶饮、茶点、茶道等方面加强学习与充实，能够熟练地进行介绍和引导，既提高饮茶兴趣和爱好，又增加品茗的氛围和雅意，从而大大提升茶文化的内在品位。此外，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可与各大院校合作，积极开办与茶文化旅游有关的专业，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培养一批热爱精通茶艺文化的传承人和炒茶大师。引进茶文化和旅游业高端人才，从而提升茶文化旅游从业人员整体的水平。
三、总结
我国具有厚重的茶文化历史积淀，茶文化旅游的开展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又符合现代健康生活的要求，具有独特的精神与文化价值。杭州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茶文化旅游资源，又有享誉国内外的名茶“西湖龙井”。因此，在相关旅游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开展多形式的特色旅游路线，使得杭州成为以茶文化著称的休闲旅游之都。
参考文献：
[1]沈国斐.杭州茶文化旅游开发探索[J].北方经济，2005（10）.
杭州文化论文第3篇
一、杭州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背景分析
（一）地理优势
中国可谓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茶的国度，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国已经形成了内涵丰富、闻名中外的茶文化。我国共有四大产茶区，即华南茶区、西南茶区、江北茶区以及江南茶区，江南茶区以丰富的绿茶资源著称，是我国产茶量最大的茶区。提到江南茶区，不能不提的是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一度被国人视作全国首屈一指的产茶大市，每年茶总产量都十分可观，著名的西湖龙井便产自杭州。
（二）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杭州气候湿润，宜居养人，西湖龙井茶更是浸润了杭州的灵秀，色、香、味、形兼于一身。自古以来，不少骚人墨客都对西湖龙井赞誉不绝，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咏茶佳句，不少文人将茶与美人相比，由此流传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千古名句。陆羽茶经更是将杭州的茶文化发扬光大。杭州有许多茶文化风景名胜，如狮峰山、虎跑泉、灵隐寺、西湖等，这种集山水泉茶为一体的独特茶文化，令杭州的茶文化旅游资源更为丰富多样。除此之外，杭州地区还汇聚了许多部级的茶产业研究单位，如浙江大学茶学系、中国茶叶学会、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博物馆等，这些研究单位的汇集，能够为杭州地区的茶文化发展带来不可多得的科研力量与理论基础，有助于当地茶文化旅游的长存发展。
（三）***府对当地茶旅一体化给予了高度重视
从***府角度来看，杭州市***府给予了茶文化旅游开发高度的重视，相继制定了茶业名牌发展战略，努力将西湖龙井茶推出国门，此外，还积极地引导茶旅一体化的建设，使得当地的茶文化与茶旅游融为一体，使得城市旅游业依托茶文化的发展更富生机，二零零五年，杭州获得了“茶都”的美称。随着近些年的发展，杭州已经逐渐成为了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越来越高，面对着忙碌压抑的城市生活，许多人都萌生了呼吸自然、愉悦身心的渴望，在这个背景下，茶文化旅游应运而生。由于茶的独特特征与历史定位，许多人将其视作自然的象征。当游人漫步在茶香云绕的茶园之中，感受着自然的馨香，舌尖是清茶久久不散的韵味，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是当代旅游者都不能拒绝的境界。杭州当地***府正是关注到了这一点，当前已经将茶楼业列为当地旅游规划的十大特色行业之一。
二、杭州茶文化旅游开发现存的问题
尽管杭州拥有着茶文化旅游开发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当地***府的引导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综合来看，杭州茶文化旅游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与问题。
（一）宣传力度不够， 茶文化游客稀少
以中国茶叶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坐落于历史古都杭州，是一所茶文化专题博物馆，但是当前该馆门可罗雀，不仅游客稀少，连工作人员也寥寥可数。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应该看到更深层面的问题，即当地***府对茶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尽管杭州曾经举办过多次茶事活动，但是由于多渠道的宣传工作没有到位，从而导致了杭州茶文化仅仅在旅游节的时候昙花一现，平常则无人问津。此外，并没有将茶文化的深度内涵充分发掘，从而导致游客对茶的理解过于片面，仅仅将其等同于高雅的“解渴”，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茶文化旅游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这也是导致杭州茶文化旅游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
（二）***的茶文化旅游线路开发不足
杭州是我国东南部重要的产茶地，该地的茶文化具有着源远的历史印记，较其他产茶地具有着极为独特的先天优势。但是纵观当前杭州的茶文化旅游绿线开发，可以发现尚未形成***的茶文化专项旅游线路，这一不足严重制约了当地茶文化旅游的开展。此外，当地开展的龙井茶文化旅游活动在形式与内容上都过于单一，仅仅靠茶品购物、采茶炒茶与品茶观艺很难吸引到大量的游客。当前杭州茶文化并未形成自身独特的卖点，没有深入发掘当地特色与旅游优势，从而导致茶文化资源的浪费。
（三）缺少高素质茶文化旅游专业人才
茶文化作为高雅的代名词，相关旅游活动的开展也是以让游客享受超然的精神体会为主打的。但是仅仅靠游客自身的感悟是无法领会深层次的人生境界的，必须依靠高素质的茶文化旅游专业人才来继续拧讲解与引导，才能使游客真正获得物质享受之外的精神体会。但是，纵观当前杭州地区的茶文化旅游人才现状，可以发现，当地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并未形成较为浑厚的茶文化旅游软环境。杭州地区开设茶文化课程的院校也十分有限，尚未具备较强的茶文化专业教育资源。此外，社会上对于茶文化旅游人才的培训机构也不多，在这个背景下，很难实现当地茶文化与旅游的有效衔接。
（四）对茶文化旅游资源生态开发与保护不够重视
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依靠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茶文化旅游也不例外，茶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会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茶树的生长需要具备较高的环境标准，但是当前杭州地区的茶文化生态旅游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较为科学的规划体系。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开发商与茶农仅仅关注经济利益，忽略了茶园茶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杭州茶文化旅游深度开发的对策
想要寻求杭州茶文化旅游的深度开发，必须要立足当地实际，走茶文化内涵旅游的路线。杭州具有着极为悠久的茶文化，因此必须要根据当前旅游行业的市场需求有所针对的挖掘茶文化内涵，此外，还要加强茶文化内涵的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工作。综合分析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
（一）加大宣传促销， 培育客源市场
唯有具备到位的宣传促销，杭州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才能有效提高，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因此，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引导作用，加强于当地旅游企业的联合，借助于多样化的宣传媒介，如电视、报刊、网络、杂志等，开展全方位的广告宣传，将本地的特色茶文化旅游推出浙江省、推出国门。通过宣传力度的增强，使得率哟组合对杭州特色的茶文化旅游资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使得游客对于杭州茶文化的旅游兴趣有效激发。在开展相关营销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层次有重点的进行。以海外市场开拓为例，应该着重关注以日韩、东南亚、印度等国为代表的亚洲茶文化圈的客源国，由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受到中国茶文化的熏陶，在茶艺茶道、饮茶习俗方面与中国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通过到位的宣传营销能够使得这些国家的潜在游客成为杭州茶文化旅游稳定的客源。
（二）适当增加茶文化旅游专线， 丰富产品内涵
鉴于当前杭州地区尚未形成科学完善的茶文化旅游专线，因此应该在契合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不断丰富杭州地区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形式与内容，增设茶文化旅游专线， 如茶俗风情游、茶乡夏令营、优茶品尝游等。要关注到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使得茶产品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
（三）提高从业人员的茶文化知识与素养
想要确保茶文化游客都能体会到物质享受之外的精神体会，必须要加强茶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与素养培训。茶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旅游知识，还要拥有良好的茶文知识，唯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茶文化旅游的质量。除此之外，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应该加强与各大院校的合作，积极的开设与茶文化相关的专业，加强茶文化专业人才的培育工作，从而为杭州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四、总结
杭州文化论文第4篇
茶、茶饮、茶文化原生于中国，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故土，这些都早已经是知识者尽人皆知的国际性常识。自中国、亦即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陆羽《茶经》（成书于758年前后）以来，后经顾炎武等著名学人的考论推定，中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之说渐成流行共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茶饮，发生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左右的古史传说的“神农之世”，这也已经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农史研究、茶学史研究基本趋于一致的看法(1)。但自上古以下，直至中唐以前，中国茶文化可以说还是只有植茶、饮茶而无茶学，至少是谈不上可以称之为“学”的茶文化成就。
秦汉以后，茶饮习尚随着茶叶商品、继之是茶树栽培的沿长江逐渐东下，至5世纪时已经是广被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地区了。陆羽的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2)黄河流域的北朝人则称茶为“酪奴”、“水厄”，并开玩笑说南朝人“菰稗为饭，茗饮作浆”；称南朝人中的嗜饮茶者为“漏卮”(3)。也就是说，当时南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区域――杭州所在的下江地区已经是茶叶种植十分普遍、茶饮风习非常厚重了。但是，由于自三代以下大一统中央集权中国的***治重心、文化重心、经济重心（中世纪以后经济重心渐次缓慢下移东南）一直在北方，因此直到12世纪初，中国茶文化的兴旺与发达的中心均是在黄河流域长安――开封一线的帝国京师超级大城市。这里，一个既往茶文化研究者普遍忽略的问题是：直到12世纪初叶以前，中国茶文化中心与茶叶产区一直是分离状态，即茶文化中心所在的帝国首都的京畿一代基本不出产茶叶，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则是以茶生产为主。
这种文化中心区与该种文化赖以生成、维系的物质生产区在地理空间上的远距离的长期分离，在今天看来应当说是不尽合理的。这种不尽合理性所以没有对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造成严重或明显的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府的管理职能、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的物力与人力资源都在君权神授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权体制下得到了极限发挥的结果。贯通南北，低耗高效的京杭大运河；蛛网一样从京师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快马驰道；低廉到几近奴隶榨取的劳役制度；这一切曾一再让西方的学者和观察家惊叹不已(4)。正是这一切使得民族文化中心与茶业生产重心地理差距的负面作用极大地被消融了，中国茶文化在其中心区远离茶业生产重心地区的条件下获得了历史性的长足发展，取得了唐至北宋末约近5个世纪的辉煌，造成了中唐和北宋末的两个巅峰。
纵观中国茶道文化的历史演进，经历了唐、两宋、明三个递相承绪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在16世纪以下出现了晚明的第三个历史高峰。第一阶段以中唐开始形成的佛禅悟性、三沸煎煮风格、宫廷气派、士庶怀挟四派流风为特征，形成以士、释知识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性尚茶风习，陆羽《茶经》和唐宫廷茶道是中唐茶文化的峰巅标志。第二阶段以都市好尚、社会流习、士宦清标、宫廷衿重为突出特点，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茶论》所代表的茶学成就和士庶“斗茶”――点茶道艺术为北宋末的茶道文化鼎盛象征。第三阶段以明中期以后清饮法的再度张扬、市民的休闲品饮、和士群体的雅鉴茶事为特征，而以晚明士人茶饮美的极致追求为最高代表(5)。
两宋所以成为中国茶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襟带唐、明，独领的历史阶段，一些研究者已从茶叶生产、社会经济等诸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许多文著基本是将北、南两宋混同叙述，而疏于对女真北踞、宋室南偏历史大格局下的中国社会茶饮生活、民族茶文化走向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因而对12世纪初中国茶文化中心地南移、杭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后中国茶文化发展第三个高峰的涌现等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而这又恰恰是深入准确认识12世纪以后中国茶文化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公元1127年（北宋钦宗靖康二年、金太宗天会五年）女真人铁骑对积淀了十余个世纪的中原文化中心区实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劫掠洗涤了人口逾百万、财富如山积、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的这座北宋皇朝都城。在女真人的大肆屠杀、竭力搜刮、肆意焚毁***策下，“开封”的文化表征意义也随着开封城的财失人空而变成了一片废墟。以儒化汉族士人为载体的中原茶文化，也因为茶文化人群的整体飘散而与中国茶文化中心区开封不辞而别。中国茶文化历史因之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变故：文化中心由开封转而南下，因祸得福，杭州迎来了自己同时也是民族茶文化发展的新契机。
二、杭州中心区的确定与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嬗变
中国移民史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女真人在黄河流域北宋***权中心地带杀掠以尽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该地区不下500万人纷纷南下，这些移民基本分布在以临安为中心的地区，正如史籍所载：“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6)；“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7)。其中临安、平江即有140万众之多(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备遭苦难、失去家园因而深深怀眷故土、渴望北归的士大夫阶层来说，临安这个新的首都就是他们安全和希望的寄托。这个数量颇为庞大的族群，同时就是昔日的北宋社会茶文化主体群，“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9)；“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10)。昔日帝国中心社会的名流人物、精英分子大多麇集于此了。
但是，中国茶文化中心12世纪初的这次席卷南迁，并非是既往5个世纪唐宋茶文化传统积势的自然走向，由开封到临安，绝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既定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碎，一个国家的历史存在被完全毁灭，从女真人的屠杀、劫掠、焚烧一系列地狱般灾难中逃得生命的这些聚居在钱塘的北籍上流社会成员，显然已经不能丝毫不变地完全重复孟元老笔下的“东京梦华”生活了。随着北宋***权的灭亡，女真人代表的北方草地民族鞍马刀弩文化再次称雄黄河流域，南下的北方人不免带着沉重的移植求存心态来适应非常陌生的新生态环境。北籍区域特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人和北方印记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开始了虽说缓慢、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后开封化”，或曰“临安――南方化”过程。这个“后开封化”或“临安――南方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茶文化中心与茶产区既往地域分离历史的结束和民族茶文化社会大众茶饮生活色彩的历史凸现。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和土地个人所有的封建制历史阶段，宴安享乐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也是一姓***权国家的制度属性；人们追求的基本是直接意义的物欲满足，文化、艺术和精神的探索追求主要不是社会的需求，凡具功能性的文化、艺术和精神，只有在适权贵阶层物欲玩好之需时才得到认可和支持。品茶艺术具有生理物欲满足和精神愉悦的双重属性，它首先是一种物欲生活艺术，于是决定了它的被社会各阶层群众认可，并首先被权贵阶层好尚的命运。但是，品茶艺术若是仅仅被权贵阶层玩味在生理物欲的层面，而不被更深化的精神透析和艺术升华，那也就不会有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国历史上的权贵阶层成员，大多是拥有文化优势和较深的以文学为核心的文化修养的精神贵族。他们或者是科举入仕的官僚，或者是优悠濡染的文化人，而更多的未入仕士子则是他们的准形态，是他们构成了中国封建历史时代上层社会的主体成分和文化特征。正是在他们手里，品茶艺术的物欲和精神双重属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掘与展示。应当说，这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北宋品茶艺术的鼎盛发展，正充分展示了知识权贵阶层和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尽情渲泄茶事的突出作用，有力证明了这种宴安文化对品茶艺术极致发展的滋润培植之功，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时代文化艺术生存与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北、南两宋时代宴安文化的形成与形态，是10――13世纪中国***事对峙***治格局下赵宋国家***治集团苟安生存方式的结果。外对强敌乞和买安，内对权贵优渥怀柔，是自北宋立国之始便定下的权贵中心的基本格局。赵匡胤的感慨“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他的鼓励同伍共谋、新贵权臣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11)，成了他身后300年里继承人人生与秉***的一贯理念。如：宋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12)；神宗的“一宴游之费十余万”(13)；“常膳百品”(14)，至于“半夜传餐，即须千数”(15)，几成宋诸帝平常饮膳之常。天子皇室为权贵富家表率，于是“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16)宋代贵胄达官、累世望族之家多有私酩名酒知名社会，优悠享乐，已成整个时代风气(17)。正是这种历史时代和这一社会族群，才造成了北宋时极力标榜的“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的“中淡间洁，韵高致静”茶文化精神。北宋时茶饮生活是有着严格的社会族群等级区别的，一般庶民大众是无缘茶饮的，他们“常须而日用，犹且汲汲营求，惟恐不获，饮茶何暇议哉？”只有那些有条件“励志清白”的士宦之流成员才“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到了女真铁骑即将彻底粉碎五百年累积的开封城茶文化建构之际，恰是“天下之士……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已成“盛世之清尚也”的时代风气(18)。“闲暇修索之玩”一语的评介，可以说是北宋末中国茶文化中心界面个中人对茶之为学、茶文化时代精神最精当不过的认知界定。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任何一种文化的精致发展，都是“闲暇修索之玩”的结果，茶文化能够成其为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经济不平等因而教育明显不平等的封建等级社会历史上，“闲暇修索之玩”也就只能是有钱阶级的特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闲暇”，才会有“修索”的雅兴，才具备“玩”出艺术结果的文化优势。
受上层社会宴安尚侈之风影响，市井庶民亦濡被浸染，而早已成为国家财赋主要来源地的两浙东南地区，享乐奢华风气尤为天下最，对此，历史记载可谓不胜征引：“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营生……不以为怪”(19)；“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屋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20)；“其民……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21)；“其俗工巧，羞质朴而尚浮华，且事佛为最勤。”(22)值得重视的是，富庶“浮华”的杭州得以成为赵构南宋***权中心所在地之后，在它自然而然的成了集***治、经济、文化优势于一区的国家***权的首都――临安（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之后，与仅仅是北宋余杭郡治时的杭州又是显然绝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对于下江地区主要因地利而成的富庶繁华历史积势和人们注重人生口腹物欲的传统风习，有学者曾从饮食史角度做过深入研究得出自13世纪以下直至近代社会“天下食书出下江”的结论(23)。正因为如此，才使成了南宋帝国首都的杭州能够集风俗之厚、天下之重、财富之丰、人文之昌、茶区之盛诸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南宋（1127～1279）偏安的历史条件下，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就跨越了长安――开封500年黄河流域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辉煌，造就了超越历史的中国第一大都会――深植于茶产区的南方型――市民消费综合特征的中国茶文化中心。
12世纪初叶以后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杭州社会茶饮生活与茶文化的显彰发展，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明。如南宋末理宗端平二年（1235）有人记杭州繁华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昔日）京师（开封）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24)南宋名茶仍贵北苑，宫禁用茶，“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进御止百夸，……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茶之初进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尝之费，皆漕司邸吏赂之。闲不满欲，则入盐少许，茗花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庆贺，……谓之‘绣茶’……”(25)皇族贵戚如此，一心讨好敌国甘作儿皇帝的南宋朝廷对待金国来使，也是竭力以极品好茶奉承：“北使到阙，先遣伴使赐御筵于赤岸之班荆馆中，使传宣抚问，赐龙茶一斤，银合三十两。次日，至北郭税亭茶酒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中，使传宣赐龙茶银合如前，又赐被褥银、沙锣等。明日，临安府书送酒食，……又明日……赴客省茶酒，遂赐宴于垂拱殿。……是日赐茶酒名果……自到阙至朝辞，密赐大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26)“龙团”、“凤团”茶是两宋朝廷皇家垄断的北苑贡茶，只有宋国百姓的主子和主子的主子们才能够如此适意享受；是两宋上层社会一脉相承的传统和风气，“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司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座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欧阳修（1007～1072）为官四十余年，“自以谏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才获一赐”，那已经是他任参知***事两年以后了(27)。因而这也就同时表明，南宋上层社会的茶品、茶艺、茶学审美情趣尚基本一仍北宋。但是，比较一下流传于今的关于北宋京师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这样先后两大均称天字一号世界大都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记开封者虽详述市井包罗无遗、酒楼诸行鲜不确备，却不仅未列茶的条目，且只是在“民俗”部分偶尔略略言及(28)。对比之下，叙临安者则将“茶坊”列为主要章节：“大茶坊张挂名人字画，在（昔日）京师（开封）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杭州）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是***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寻常月旦望，每日与人传语往还，或讲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为名，乞见钱物，谓之‘龊茶’。”(29)杭州茶肆“为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于店内“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磁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30)茶肆的职业功能真可谓发展齐全、发挥极致，即便比较今日社会茶馆业，恐怕也是毫不逊色的。适应社会需要，杭州城还发展出了专门提供上门服务的“四司六局”商业项目，其中就有“专掌宾客茶汤”等业务内容的“茶酒司”名目，杭州城里因此长久流行着“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忤戾家”的“常谚”(31)。杭城上述诸种名目“茶坊”的存在，恰恰表明市肆茶饮经营已经发展到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群各种需要社会功能的充分显现。杭州城还应运而生出一种“茶汤会”的世俗性民间组织，“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32)足见12～13世纪人口逾百万、宾客来四海、信息达八方的杭州城的茶饮生活，已经是充分市井化、十足世俗化了。“茶花子行”的形成是杭州茶饮商业兴旺的重要标志，因而也就促使***府为了税收与管理的需要而设立了专门的“茶槽巡检”(33)，而这无疑离不开下江地区茶产丰盛和天下名品咸汇来京的物质条件作支撑。据《宋会要食货志》载，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宋辖区产茶总量为19，039，277斤200两20钱，这个历史上的统计数字还不包括漏税私茶、自饮茶食茶和贡茶，有茶史学者对此作过估算，认为比较客观的数据应当是5，480多万斤(34)。而照当时的统计数字，绍兴三十二年时京师临安文化强辐射的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为5，998，235斤43两9钱，即约占全国产茶总量的三分之一。两浙的东、西路各府州县均为产茶区，其在南宋一代茶叶生产与消费的地位与社会茶文化影响两方面无疑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当然，在我们讨论南宋时代杭州茶文化历史意义时，还不应当忽略其在中外茶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与曾发挥过的作用。人们知道，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这个“源”自唐而北宋，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其明确确立，更确切说应当是源于中国南宋时期的杭州茶文化区――12世纪以后的中国茶文化中心区。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淳熙十四年（1187）日本国高僧荣西禅师两次入宋朝拜浙江天台山（后一次在中国滞留了4年4个月之久）。回国后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播下自浙江带回的茶种，著名的“石上苑”茶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荣西带回日本的茶种，被认为是正宗的“本茶”，其他地方的茶则被视为不正宗的“非茶”。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荣西的再传弟子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道元入宋4年以后（1227）将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仪式带回了日本，并在日本一直流行到现在。荣西第二次入宋时曾在余杭径山万寿寺参加了盛大的茶礼，其后的大应国师南浦绍明和尚曾学于宋9年期间（宋开庆元年、日本正元元年、1259～宋咸淳三年、日本文永四年、1267）还曾拜径山虚堂智愚禅师为师、研习了径山万寿寺的茶礼。南浦绍明归国时还携回了7部茶典和“台子”――演示茶礼时摆放茶具的棚架。而日本僧人对杭州地区中国茶学、茶礼、茶道的学习，事实上早在北宋初期就已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了，如日本佛教天台宗大寺主成寻（1011～1081）的《天台五台山记》中就记有如下文字：北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十九日（1072年）戌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小僧（成寻）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茶供，现灵瑞也。”(35)
三、清饮法的再度张扬与杭州茶文化的意蕴
杭州中国茶文化中心地位的牢固确定，虽然只是临安作为南宋都城的短短的一个多世纪时间，但这种地域位置的南移与植根产区的转变却是大河东泻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此，尽管13世纪70年代草地铁骑再次用突进道路上的血改变了人们的茶汤，尽管蒙古贵族用马背上的草地饮食文化的粗犷摧毁了南宋权贵象牙之塔中品玩茶艺的精致，然而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却没有因蒙元***权的设于大都而随之北归。其后，直到明中叶再重新回归传统的清饮，以杭州为重心的下江地区同样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但是，蒙古骑士以扫荡亚欧的强大武力、雄视天下的浩荡胸怀、携日行中天的气势君临区区中华，不仅蒙元帝国的高等民族――蒙古族、色目种群心安理得的按草原习俗好尚享受中华故土的一切，就是广大汉族人群牢守古老传统的自信心也不免随之动摇。蒙古族和色目种群对醇厚食味偏爱的习尚很快就影响了汉族社会，并且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专门为蒙元皇帝后妃饮食提供参考而撰写的《饮膳正要》（天历三年、1330）记录了上层社会的茶饮风格：“炒茶：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茶芽同炒成”；“香茶：白茶艺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半钱、麝香二钱同砚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绩，印成饼”；“玉磨茶：上等紫笋五十斤，筛筒净；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净，一同拌和匀，入玉磨内，磨之成茶”；“酥签：金字末茶（湖州特造贡品）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服”；“兰膏：玉磨末茶三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等等(36)。尽管书中也开列有地方供奉的清饮茶品，但所爱尚者无疑仍是油茶、面茶等杂饮类品种。受其影响，城邑居民和一般社会层面也趋附成习，元代的居家生活用书中也开列了“酥签茶”、“兰膏茶”、“孩儿茶”一类为蒙古人喜爱的典型茶品(37)。连家世富豪、丹青名史，身前即享高雅盛誉的倪云林（1301～1374）也一向喜欢一种“清泉白石茶”：“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块如石块状，置茶中”，其实就是俗称的“胡桃松子泡茶”(38)。
当我们指出蒙元帝国时期社会茶习变化的这一特征时，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特征所以形成的原因。我们的目的是在说明：它主要是由于对社会饮茶好尚风气具有导向性影响的蒙古族、色目人群的爱好所决定的。事实上，在蒙古人入主之前，中国社会就有杂饮习俗的普遍存在，所不同的是杂饮之法并非是社会的主导性好尚，杂饮法不是宋代以汉族士人群体为中坚承担的茶人们的习尚。如果没有蒙元帝国约近一个世纪的存在，杂饮法应当不会有13世纪末至16世纪长达3个多世纪之久的强势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应忽视的：蒙元帝国时代中国儒家茶人的文化传统随同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道被打落了。成书于明万历（1573～1620）间的《***词话》一书生动的反映了蒙古族爱尚的果品泡茶“杂饮”风习几乎影响了明代三个世纪之久的事实。《***词话》一书言及茶事多达数百处，但冲泡清饮法仅三、二处，余则皆为入诸种干鲜果、花卉的杂饮，如第三回：“那婆子欢喜无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浓浓点一盏胡桃松子泡茶，与妇人吃了。”第七回：“只见一个小厮拿出一盏福仁（福建橄榄饯，俗称‘福果’）泡茶来，西门庆吃了。”“只见小丫鬟拿出三盏蜜饯金橙子（俗称‘广桔’、‘广柑’）泡茶来。”第十三回：“妇人又道了万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盏果仁（通常为杏仁、瓜橄榄等）泡茶来。”第六十八回：“斟上茶去，每人一盏瓜仁香茶。”第七十二回：“火边茶烹玉蕊，……点了一盏浓艳艳芝麻、盐笋、粟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六安雀舌芽茶。”这一道茶竟然“泡”了十余种果品，今日想来不知是否还可以称其为茶，甚至难以想象如何吃法。《***词话》书中明确叙及饮茶多达数十处，除极特殊者外，几乎无一不在茶中搀入果仁诸品：福仁泡茶、木樨金灯茶、木樨青豆茶、熏豆子茶、咸樱桃茶、桂花木樨茶、八宝青豆木樨泡茶、姜茶、瓜仁粟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芫荽芝麻茶，甚至还有梅桂泼卤瓜仁泡茶和土豆泡茶！上行下效，积久成习，积重难返，世俗社会的杂饮习惯竟牢固乃尔！
但是，当我们关注蒙元时代上层社会茶饮好尚、世俗社会杂饮风俗强势发展与长期流被的历史现象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儒家茶人文化的历史存在与社会影响的消长。明帝国是在广大汉族人民对蒙元帝国统治仇恨与反抗的历史大势下取而代之的，因此，规复“汉官威仪”的文化***策就是朱明新***权伊始顺乎时势、民心的逻辑选择。事实上，朱元璋的权力中心也就是这样做的。朱元璋因势而行的一道“贡茶改制”重要决策，无疑对改变既往的烹煮法，普及瀹泡法，因而对清饮之风流被具极大助力：“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39)清中叶著名学者俞樾据此认为“今人瀹茗之法起于明初”(40)。虽说瀹泡之法唐宋曾有之，但因饼茶不宜沸水冲泡而饮故未大行。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朱元璋的“罢饼重芽”***策是顺应了饼茶之法、饮法的衰落和散茶加工品饮风尚兴起的历史潮流(41)，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皇权专制国家“最高的”一声令下和封建国家大***确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却是不容低估的，朱元璋的民食***策对明初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例，对此笔者多年前曾有文论及(42)。正是这种“罢饼重芽”的国策，给了“饼茶”生产、消费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饼茶”的生产、工艺、品饮等系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贵族的需要。于是，散茶大行了，于是瀹泡法大行了，于是清饮之尚大行了。
入明以后，汉族儒家茶人的清饮文化无疑得到了舒张发展的更有利空间。尤其是茶人群体中的上层雅逸之士，更着力标榜倡行品清真本味的茶饮之风。如著名茶人屠隆曾论述说：“茶有真香、有真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夺之。夺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是也；夺其味者香桃、杨梅之类是也。凡饮佳茶，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无辨矣。”如果固有此习或特有所需，即“若必曰所宜”，则“核桃、榛子、杏仁、榄仁、菱米、栗子、鸡豆、银杏、新笋、莲肉之属，精制或可用也。”(43)屠隆，浙江鄞县（亦即杭州茶文化区）人，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颖上、青浦知县、吏部主事，是明代卓有成就和卓著影响的文人。屠隆的茶论，既是杭州――下江茶文化区文化茶人的代表，亦是江南茶文化区――中国茶文化中心区――明代茶文化清饮主流的时代代表。屠隆的确仅仅是一个代表，一个时代的代表，因为有明一代不足三个世纪时间的茶学著作就有50余部之多，其数量竟占到了自唐至清13个世纪间中国历史上茶书总数的二分之一。现择其要者考较作者地望分布，对于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或许是有意义的。
《茶谱》，著者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十七子，应天（今南京）人；《茶疏》（1597）作者许次纾（1549～1604），钱塘（今杭州）人；《茶录》（1595年前后）著者张源；《茶寮记》著者陆树声（嘉靖间）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茶笺》（1630年前后）著者闻龙；《茶谱》（1539～1541）著者顾元庆（1478～1565），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茶笺》著者屠隆（隆庆、万历间），鄞县人；《罗撇杓恰罚1608年前后）著者熊明遇（万历间），进贤（今江西南昌）人；《洞山撇柘怠罚1640年前后）、《阳羡茗壶系》著者周高起（？～1645）；《撇杓恪罚1642年前后）著者冯可宾（明万历至清顺治间），益都（今山东胶东）人；《煮泉小品》著者田艺蘅（约1570年前后），钱塘（今杭州）人；《制茶新谱》著者钱椿年；《水品》（1554）著者徐献忠（嘉靖间），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茶谱》（1529年前后）编者朱涕模明宪宗六子，封益王，国建昌（今四川西昌）人；《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朱曰藩、盛时泰（嘉靖间），上元（今江苏江宁）人；《茶经水辨》、《茶经外集》（1588年前后）孙大绶；《茶录》（1604）著者程用宾；《茶解》（1609）著者罗廪；《茗笈》（1610）著者屠本叮ㄍ蚶间），鄞县人；《蔡端明别记》（1613）、《茗谭》（1613）著者徐(火勃)（万历间），闽县（今福州）人；《茗史》万邦宁；《茶董》（1610年前后）夏树芳（万历间），江阴（今江苏江阴）人；《茶话》（1595年前后）、《茶董补》（1612年前后）陈继儒（1558～1639），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茶经》（1596）张谦德；《茶书全集》（1613）喻***（万历间），江西南昌人；《茶考》陈师（嘉靖间），钱塘（今杭州）人；《茶录》（1609年前后）冯时可（隆庆、万历间），松江华亭（今上海）人；《煎茶七类》著者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蒙史》（1612）龙膺（万历间），武陵（今湖南常德）人；《茶乘》（1623）高元浚；《茶酒争奇》（1643年前后）邓志，等等。
其他述论茶事、精擅茶学、茶艺博雅者尤难胜记，如：《草木子》著者叶子奇（元明之际）龙泉（今浙江龙泉）人，《多能鄙事》著者刘基（元明之际）青田（今浙田）人，《燕闲录》著者陆深（弘治进士）上海（今上海）人，《两山墨谈》著者陈霆（弘治进士）德清（今浙江湖州）人，《西吴里语》著者宋雷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沙坪茶歌》等著者杨慎（1488～1559）新都（今四川新都）人，《辨物小志》著者陈绛（嘉靖进士）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本草蒙筌》著者陈嘉谟（嘉靖进士）广陵（今江苏江都）人，《天中记》著者陈耀文（嘉靖进士）确山（今河南汝宁）人，《七修类稿》著者郎瑛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名胜志》著者郭?（嘉靖进士）南海（今广东广州）人，《本草纲目》著者李时珍（1518～1593）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人，《滴露漫录》著者谈修无锡（今江苏常州）人，《遵生八笺》著者高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著者慎懋官，《闽大记》著者王应山，《吕锡侯笔记》著者吕兆禧，《事物绀珠》著者黄一正扬州（今江苏江都）人，《戒庵漫笔》著者李诩江阴（今江苏江阴）人，《本草原始》著者李中立，《广志绎》著者王士性（万历进士）临海（今浙江台州）人，《西湖记述》著者袁宏道（万历进士）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二酉委谭》著者王世懋，《闽书》著者何乔远（万历进士）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快雪堂漫录》著者冯梦祯（万历会试第一）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月令广义》著者冯应京（万历进士）盱眙（今安徽泗州）人，《闻雁斋笔谈》著者张大复昆山（今江苏苏州）人，《泉南杂志》著者陈懋仁嘉兴（今浙江嘉兴）人，《三才***会》著者王圻上海（今上海）人，《翼学编》著者朱应奎、魏时应，《疑耀》著者张萱（万历举人）博罗（今广东惠州）人，《长溪琐语》著者谢肇〖HT5”，7”〗氵〖KG-*3〗制〖HT5”SS〗（万历进士）福州长乐（今福建福州）人，《金陵琐事》著者周晖上元（今江苏江宁）人，《益部谈资》著者何宇度（万历中官夔州通判），《客座赘语》著者顾起元（万历进士）江宁（今江苏江宁）人，《野获编补遗》著者沈德符（1578～1642）嘉兴（今浙江嘉兴）人，《蜀中方物记》著者曹学〖HT5”，7”〗亻〖KG-*3〗全
，《紫桃轩杂缀》著者李日华（万历进士）嘉兴（今浙江嘉兴）人，《群芳谱》著者王象晋（万历进士）山东新城（今山东济南）人，《野菜博录》著者鲍山婺源（今安徽婺源）人，《南归日录》著者萧士玮、《长物志》著者文震亨（明末清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潜确类书》著者陈仁锡（天启进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辨类函》著者詹景凤休宁（今安徽徽州）人，《沈氏日旦》著者沈长卿，《香乘》著者周嘉胄扬州（今江苏江都）人，《楼山堂集》著者吴应箕（崇祯副榜）贵池（今安徽池州）人，《武夷杂记》著者吴拭休宁（今安徽徽州）人，《梅花草堂笔记》著者张大复江苏昆山人，《通雅》著者方以智（1611～1671）桐城（今安徽桐城）人，《陶庵梦忆》著者张岱（1597～1679）山阴（今浙江绍兴）人(44)。以上两组茶学著述与茶人的粗略排比资料尽管还很不全面，也已经可以告诉我们以下诸点是值得注意的：上述茶书著作者绝大部分都是下江籍人，其中不少则是杭州及其文化区籍者；而且除极个别者外，几乎所有茶书均成于晚明时代；著作者多为科甲出身，社会成分较唐宋更为广泛，所著继往开来，视角涉猎亦较既往广泛深刻；传统茶人的学养呈历史性提高；文化茶人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显见一斑。
17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初的2个半世纪多的时间，一直保存奶茶习惯的满族人很快又同时爱上了――并越来越深的爱上了明代茶人的瀹泡清饮法。由12世纪初社会茶文化中心南迁杭州开始的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近10个世纪以来一直维系着杭州――下江――南方的模式与风格，中华民族的茶饮所以日益普及成为寻常百姓家“离之不可一日”的“国饮”文化，茶文化中心与茶产区紧密结合的悠久历史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四、从“国饮”倡议看杭州茶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发出过将茶叶作为“国饮”的倡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将茶叶定为“国饮”之说又频频见于多种传媒。
一些部级茶叶科研、教育、文化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联合郑重倡议：“鉴于中国是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祥地，建议将茶定为国饮。”(45)应当说，这种倡议反映了时代知识群体的民族文化情愫和社会责任感，但它是否代表了民族意识，是否会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现实问题。因为“国饮”倡议一旦以强烈的***治色彩出现，或偏重于以口号与宣传的形式注入人们的生活，则容易失于大众自觉性和热情的自然萌生。此外，大张旗鼓的倡言“定”国饮，似乎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饮”，茶不是或还不是中国人的“国饮”。这样的理解，难免让大多数国人很难过。当然，问题还在于这个“定”的倡议似乎对中国人历史的茶文化与现实的茶饮生活并不恰切。照笔者的肤浅理解，“国饮”不仅仅是史实，同时也可以说是现实。因此，“定”国饮的倡议似乎应当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譬如“继承发扬国饮”，“弘扬国饮文化”，等等，总之，在明确肯定“茶一直是中国的国饮”的理念下倡导、推助国人的茶文化认知与茶饮生活，也许会是更有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至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茶文化一直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文化热点之一。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不承认现代科技与时潮文化有力地冲击、影响大众思想与生活的趋势与事实。应当说，不少“国人”的轻视“国饮”爱“洋饮”，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合理与不合理因素同时存在的现实。引导人们珍爱自己的“国饮”，重要的是靠国饮自身的科学合理性，靠茶与饮茶固有的优点与优势。茶的更有益于健康，茶饮的独特意蕴，以及茶饮的经济等许许多多其他饮料所不可比拟的长处，才是“国饮”文化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的真正厚积力之所在。
2005年3月初稿于浙江工商大学诚公斋お
参考文献
(1)唐•陆羽《茶经》“六之饮”。尽管也有主张中国茶饮起源于八千年前吴越地区的观点，但尚缺乏更有力的证明，如中国茶叶博物馆陈珲《从跨湖桥出土的八千年前茶、茶釜及相关考古发现论饮茶起源于中国吴越地区》，《农业考古》2003年2期。
(2)《茶经》“一之源”。
(3)后魏•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卷三“城南”。
(4)〔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十一章“忙碌的蜂群”、第十六章“分配住进一座庙宇”、第四十二章“信件的传送”。
(5)郑仁《宋徽宗与宋茶道文化精神关系初探》，《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
(6)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三“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条。
(7)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8)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九章第一节。
(9)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十五《傅给事外制集序》。
(10)元•脱脱等《宋史•程迥传》卷四百三十七。
(11)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一，又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收兵权”，中华书局1977年5月第1版P.8。
(12)《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七“太宗致治”，P.116。
(13)《宋人轶事汇编》卷四《吕蒙正》。
(14)《宋史•寇准传》卷二百八十一。
(15)《邵氏闻见录》卷第八。
(16)《挥麈录•余话》卷第一。
(17)参见张能臣《酒名记》、清•张英、王士祯等撰《渊鉴类函》第三百九十二卷――第三百九十三卷等。
(18)北宋•赵佶《大观茶论》。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零。
(20)北宋•苏轼《上执***书》。
(21)苏轼《表忠观碑》。
(22)北宋•秦观《雪齐记》。
(23)赵荣光《十三世纪以来下江地区饮食文化风格与历史演变特征述论》，《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东方美食出版社（香港）2003年9月第1版。
(24)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序》。
(25)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第二“进茶”。
(26)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第八“人使到阙”。
(27)北宋•欧阳修《龙茶录后序》。
(28)两宋之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五“民俗”。
(29)《都城纪胜•茶坊》。
(30)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茶肆”。
(31)《都城纪胜•四司六局》。
(32)《都城纪胜•社会》。
(33)南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春教》。
(34)陈椽《茶叶通史》第三章第二节“宋朝茶叶产量”。
(35)童启庆《唐宋时期浙江茶文化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4期。
(36)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
(37)元•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饮食类》巳集“诸品茶”。
(38)《云林遗事》。
(3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供御茶”。
(40)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二十三“今人瀹茗之法起于明初”，俞氏全文引录沈德符文而小有不同。
(41)郭孟良《明代的饮茶风尚》，《农业考古》1993年2期。
(42)赵荣光《朱元璋与明初社会饮食生活》，《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43)明•屠隆《考般余事》“择果”。
杭州文化论文第5篇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现代作家施蛰存也是杭州籍的重要作家。他的内在个性的突出特征也是自由心性。20世纪30年代的施蛰存和南宋文人的境遇颇为相似，黑暗的现实使施蛰存感到生存的压抑艰难，于是只好追求心灵层面的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域文化无疑影响到了施蛰存的审美情趣。杭州文化中感伤柔美的南宋遗风使施蛰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灵敏而善感的心灵和自由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雅美的风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营造“小我”的精神世界。如他的诗《乌贼鱼之恋》：“乌贼鱼以十只手——热情的手/颤抖地摸索着恋爱”。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纯个人的恋爱情感。乌贼鱼的无奈，也正是人生的无奈。由此可见，其诗背后凸现的也是施蛰存柔美的审美情趣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他的小说《梅雨之夕》《将***的头》《石秀》《黄心大师》《阿褴公主》等，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学说，从的层面对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做了批判。他的作品以心灵接触社会，以心灵感受人生，以心灵体验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契合的。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就是心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7}所以，施蛰存的小说立足于观照人类本身，尤其涉及人类自身的深层意识，探讨人的生命的原生态，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超越世俗藩篱的束缚，实现心灵世界的自由。
出生于杭州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同样十分重视内心体验，她以独特的生命感悟抒写着真纯的美。如她的诗《一首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种唯美的诗境体现了林徽因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审美的诗性品格。又如她在小说《钟绿》中把钟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钟绿对乡下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求，小说结尾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应该说都蕴含着作家的深意，林徽因借助脱俗高雅之美来抵触现实社会的庸俗和黑暗。她的小说《文珍》和《吉公》都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由的渴求。这种重视内心体验的诗性审美，显然是受到了地域文化柔性艺术的传承。
杭州籍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的庸俗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
四
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在作家的叙事策略上也显现了母文化的影响功能。所以，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不仅对杭州籍作家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知方式，以及审美品格的选择上有深远的作用，更是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遗风多精神享乐。杭州籍作家自然也追求精神雅趣和崇尚艺术审美的精致化。故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一种率真自然、淡泊从容的叙事氛围，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这种诗情画意中创造出伤感细腻精致的阴柔风格。
郁达夫的作品就呈现唯美、忧郁、寂寥和放浪形骸的特征。有人认为这是受欧美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本文认为他的感伤、忧郁和唯美是对南宋遗风的传承。或者，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喜欢王尔德的作品，也受其影响，但从源头上讲，他之所以喜欢唯美主义，是和他自身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其个体的审美选择才是他喜欢唯美主义的心理内驱力。而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文化恰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南宋文化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使得郁达夫最早把艺术的视角对准自我，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来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他的心理情绪为特征的结构模式是对传统情节结构模式的改造。他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力求打破诗、散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以柔性审美为主导的诗化体小说的创作模式。这种诗化的叙事模式成为他抒发他心理情绪的最佳载体。同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情绪，它凸现了时代负面性在他内心投射的阴影。
而在戴望舒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古典诗词韵味。戴诗呈现出唯美映象，造境凄婉而隽永，颇具江南文化的柔性审美特征。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呈现了“梦一般凄婉迷茫”的艺术境界。这种对婉美的追求，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的声音，与姜夔《点绛唇》中“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的叹息很有些相似。南宋文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已经深深融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了作家的柔性的创作风格。
杭州籍作家除了强调主观情绪宣泄，强调“婉美”的氛围以外，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构建。戴望舒在《雨巷》中用细腻柔美的“江南意象”抒写诗人的情绪，将一个内心迷茫但又有追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施蛰存的《新燕》借自然中的意象，抒发心绪，构成南宋婉约词的重现。施蛰存在《秋夜之檐溜》更是以檐溜、清溪、落叶等为意象，表现灰色人生的情思。林徽因的文心也很细，自然界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都成了她抒感的载体。如她在诗《记忆》和《秋天，这秋天》中都植入了红叶意象，以此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而秋天红叶凋零的凄惨冷清，正体现了林徽因悱恻的情怀。作家们突现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他们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形成了精雅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在作品中植入的感伤之美，以及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都与地域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南宋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杭州籍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南宋文化追求婉美的审美品格，形成了杭州籍作家颇具地域特色的以柔性艺术为主导的文学范式。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23卷(第四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卷。
②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5}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杭州文化论文第6篇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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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施蛰存也是杭州籍的重要作家。他的内在个性的突出特征也是自由心性。20世纪30年代的施蛰存和南宋文人的境遇颇为相似，黑暗的现实使施蛰存感到生存的压抑艰难，于是只好追求心灵层面的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域文化无疑影响到了施蛰存的审美情趣。杭州文化中感伤柔美的南宋遗风使施蛰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灵敏而善感的心灵和自由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雅美的风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营造“小我”的精神世界。如他的诗《乌贼鱼之恋》：“乌贼鱼以十只手——热情的手/颤抖地摸索着恋爱”。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纯个人的恋爱情感。乌贼鱼的无奈，也正是人生的无奈。由此可见，其诗背后凸现的也是施蛰存柔美的审美情趣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他的小说《梅雨之夕》《将***的头》《石秀》《黄心大师》《阿褴公主》等，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学说，从***的层面对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做了批判。他的作品以心灵接触社会，以心灵感受人生，以心灵体验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契合的。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就是心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7}所以，施蛰存的小说立足于观照人类本身，尤其涉及人类自身的深层意识，探讨人的生命的原生态，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超越世俗藩篱的束缚，实现心灵世界的自由。
出生于杭州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同样十分重视内心体验，她以独特的生命感悟抒写着真纯的美。如她的诗《一首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种唯美的诗境体现了林徽因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审美的诗性品格。又如她在小说《钟绿》中把钟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钟绿对乡下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求，小说结尾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应该说都蕴含着作家的深意，林徽因借助脱俗高雅之美来抵触现实社会的庸俗和黑暗。她的小说《文珍》和《吉公》都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由的渴求。这种重视内心体验的诗性审美，显然是受到了地域文化柔性艺术的传承。
杭州籍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的庸俗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
四
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在作家的叙事策略上也显现了母文化的影响功能。所以，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不仅对杭州籍作家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知方式，以及审美品格的选择上有深远的作用，更是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遗风多精神享乐。杭州籍作家自然也追求精神雅趣和崇尚艺术审美的精致化。故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一种率真自然、淡泊从容的叙事氛围，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这种诗情画意中创造出伤感细腻精致的阴柔风格。
郁达夫的作品就呈现唯美、忧郁、寂寥和放浪形骸的特征。有人认为这是受欧美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本文认为他的感伤、忧郁和唯美是对南宋遗风的传承。或者，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喜欢王尔德的作品，也受其影响，但从源头上讲，他之所以喜欢唯美主义，是和他自身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其个体的审美选择才是他喜欢唯美主义的心理内驱力。而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文化恰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南宋文化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使得郁达夫最早把艺术的视角对准自我，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来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他的心理情绪为特征的结构模式是对传统情节结构模式的改造。他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力求打破诗、散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以柔性审美为主导的诗化体小说的创作模式。这种诗化的叙事模式成为他抒发他心理情绪的最佳载体。同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情绪，它凸现了时代负面性在他内心投射的阴影。
而在戴望舒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古典诗词韵味。戴诗呈现出唯美映象，造境凄婉而隽永，颇具江南文化的柔性审美特征。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呈现了“梦一般凄婉迷茫”的艺术境界。这种对婉美的追求，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的声音，与姜夔《点绛唇》中“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的叹息很有些相似。南宋文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已经深深融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了作家的柔性的创作风格。
杭州籍作家除了强调主观情绪宣泄，强调“婉美”的氛围以外，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构建。戴望舒在《雨巷》中用细腻柔美的“江南意象”抒写诗人的情绪，将一个内心迷茫但又有追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施蛰存的《新燕》借自然中的意象，抒发心绪，构成南宋婉约词的重现。施蛰存在《秋夜之檐溜》更是以檐溜、清溪、落叶等为意象，表现灰色人生的情思。林徽因的文心也很细，自然界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都成了她抒发情感的载体。如她在诗《记忆》和《秋天，这秋天》中都植入了红叶意象，以此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而秋天红叶凋零的凄惨冷清，正体现了林徽因悱恻的情怀。作家们突现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他们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形成了精雅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在作品中植入的感伤之美，以及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都与地域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南宋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杭州籍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南宋文化追求婉美的审美品格，形成了杭州籍作家颇具地域特色的以柔性艺术为主导的文学范式。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23卷(第四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卷。
②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5}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杭州文化论文第7篇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现代作家施蛰存也是杭州籍的重要作家。他的内在个性的突出特征也是自由心性。20世纪30年代的施蛰存和南宋文人的境遇颇为相似，黑暗的现实使施蛰存感到生存的压抑艰难，于是只好追求心灵层面的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域文化无疑影响到了施蛰存的审美情趣。杭州文化中感伤柔美的南宋遗风使施蛰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灵敏而善感的心灵和自由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雅美的风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营造“小我”的精神世界。如他的诗《乌贼鱼之恋》：“乌贼鱼以十只手——热情的手/颤抖地摸索着恋爱”。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纯个人的恋爱情感。乌贼鱼的无奈，也正是人生的无奈。由此可见，其诗背后凸现的也是施蛰存柔美的审美情趣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他的小说《梅雨之夕》《将***的头》《石秀》《黄心大师》《阿褴公主》等，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学说，从***的层面对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做了批判。他的作品以心灵接触社会，以心灵感受人生，以心灵体验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契合的。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就是心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7}所以，施蛰存的小说立足于观照人类本身，尤其涉及人类自身的深层意识，探讨人的生命的原生态，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超越世俗藩篱的束缚，实现心灵世界的自由。
出生于杭州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同样十分重视内心体验，她以独特的生命感悟抒写着真纯的美。如她的诗《一首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种唯美的诗境体现了林徽因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审美的诗性品格。又如她在小说《钟绿》中把钟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钟绿对乡下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求，小说结尾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应该说都蕴含着作家的深意，林徽因借助脱俗高雅之美来抵触现实社会的庸俗和黑暗。她的小说《文珍》和《吉公》都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由的渴求。这种重视内心体验的诗性审美，显然是受到了地域文化柔性艺术的传承。
杭州籍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的庸俗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
四
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在作家的叙事策略上也显现了母文化的影响功能。所以，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不仅对杭州籍作家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知方式，以及审美品格的选择上有深远的作用，更是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遗风多精神享乐。杭州籍作家自然也追求精神雅趣和崇尚艺术审美的精致化。故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一种率真自然、淡泊从容的叙事氛围，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这种诗情画意中创造出伤感细腻精致的阴柔风格。
郁达夫的作品就呈现唯美、忧郁、寂寥和放浪形骸的特征。有人认为这是受欧美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本文认为他的感伤、忧郁和唯美是对南宋遗风的传承。或者，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喜欢王尔德的作品，也受其影响，但从源头上讲，他之所以喜欢唯美主义，是和他自身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其个体的审美选择才是他喜欢唯美主义的心理内驱力。而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文化恰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南宋文化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使得郁达夫最早把艺术的视角对准自我，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来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他的心理情绪为特征的结构模式是对传统情节结构模式的改造。他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力求打破诗、散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以柔性审美为主导的诗化体小说的创作模式。这种诗化的叙事模式成为他抒发他心理情绪的最佳载体。同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情绪，它凸现了时代负面性在他内心投射的阴影。
而在戴望舒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古典诗词韵味。戴诗呈现出唯美映象，造境凄婉而隽永，颇具江南文化的柔性审美特征。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呈现了“梦一般凄婉迷茫”的艺术境界。这种对婉美的追求，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的声音，与姜夔《点绛唇》中“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的叹息很有些相似。南宋文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已经深深融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了作家的柔性的创作风格。
杭州籍作家除了强调主观情绪宣泄，强调“婉美”的氛围以外，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构建。戴望舒在《雨巷》中用细腻柔美的“江南意象”抒写诗人的情绪，将一个内心迷茫但又有追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施蛰存的《新燕》借自然中的意象，抒发心绪，构成南宋婉约词的重现。施蛰存在《秋夜之檐溜》更是以檐溜、清溪、落叶等为意象，表现灰色人生的情思。林徽因的文心也很细，自然界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都成了她抒发情感的载体。如她在诗《记忆》和《秋天，这秋天》中都植入了红叶意象，以此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而秋天红叶凋零的凄惨冷清，正体现了林徽因悱恻的情怀。作家们突现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他们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形成了精雅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在作品中植入的感伤之美，以及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都与地域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南宋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杭州籍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南宋文化追求婉美的审美品格，形成了杭州籍作家颇具地域特色的以柔性艺术为主导的文学范式。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23卷(第四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卷。
②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5}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