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1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必修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涉及中外历史上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这一模块中的一些教学内容，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偏深偏难的，如先秦诸子的思想、宋明理学、希腊智者学派、宗教改革等。教师要讲清楚并不容易，学生要真正理解也不是轻松的事。对于高中历史教师来说，搞好思想史的教学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必须要攻破的难关。
说思想史的教学是难关，主要是指如何阐释清楚有关思想理论成果的内涵，这是教师最为关注的，也是教师在备课或教学设计时用力最多之处。与此相关的，是某一思想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包括对学术思想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把关注点集中在思想理论本身，实际的教学过程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是教师在概述宏观的历史背景后，重点对某些思想观点进行阐释；要么是教师出示思想家的言论，与学生共同讨论、归纳这些言论中的微言大义；要么干脆是列出表格，把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填进去，让学生记住。
凡此种种教法，都会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课上得像是理论课，只是就理论讲理论、学理论，以至失去了历史课的历史味；二是忽略了学生的认识逻辑，导致学生只是暂时明白或记住了思想理论的观点，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中的内涵及意义。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思想史未能注意到将思想理论的提出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认识，尤其是未能认识到要讲好思想史中有关人事。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钱穆先生的这番话，实是道出了讲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真谛。
那么，如何在思想史的教学中讲出人事呢？我觉得丁丁老师所教的《挑战教皇的权威》这节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案例。丁老师在分析教材和学情时，认识到宗教改革的内容是比较难教的，与学生的现有认识有着一定的距离。如何拉近学生与所学的这段历史内容之间的距离，如何深入浅出地将宗教改革前后西欧社会的变化讲清楚，尤其是如何对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因信称义”等主张进行具体分析，是这节课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教学问题，丁老师在备课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在搞清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本课教学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其中，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以形象的方式展开当时的历史画卷，引导学生进入历史的情境，从而使学生感受并进而理解那些抽象的教义、社会矛盾等。这节课是从学生家乡的宗教场所入手，在学生识别出不同教派的教堂建筑之间的区别后，引出本课的主题。然后又运用教皇徽和教皇皇冠的***片，引出教皇的权威，进而叙述罗马教会对社会各阶层的盘剥，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样的设计，好像是绕了一个不小的弯子，但能够有效地拉近学生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距离，将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具体地勾画出来，使学生感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宗教改革运动也就呼之欲出了。同样，在讲述加尔文的改革时，丁老师从一幅漫画入手，通过形象的方式揭示出新教与罗马教会的不同主张，进而引出加尔文的“先定论”。
二是重点讲述了马丁·路德这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他的心路历程。这就是上面说到的讲思想史要注重人事，尤其是思想家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教师先是介绍了路德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神职人员，严格遵循教义，并深入研究经典；进而说出路德的困惑与质疑，并说明路德为什么会试***摆脱罗马教会的权威理论，形成自己的***见解。正是这样的介绍，可以使学生了解到路德在思想上的转变，理解他为什么要进行自己的宗教理论探索。而这就为宗教改革的发端做了清晰的铺垫，能够使学生理解为什么路德会对教皇提出挑战。这样，接下来本课的教学重点，即路德反对赎罪券、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就比较容易使学生理解了。在具体讲述路德的思想时，教师也是采用“以人带事”的方法，通过路德与教皇代表的辩论、与罗马教会的决裂、翻译并解释《圣经》、冲破罗马教会的束缚等史事，讲出了路德的主张，以及新的教会与罗马教会的不同。丁老师的这种设计，使得思想史教学建立在突出人物的经历和思想变化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使得教学的过程和教学的内容摆脱了枯燥无味、干瘪抽象的情况，大大促进了学生的感知和理解。这正是本课最突出的亮点。其实，中国的传统史学是非常注重对历史人物的记述的，很多的史书是以人物的经历为叙史的基本结构，如纪传体史书。现在我们讲历史，要注意避免将历史人物淡化出历史的进程，或是将历史人物抽象化、概念化、脸谱化。从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入手，是有利于把历史尤其是思想史讲“活”的。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2
[作者简介] 姚旭，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治理论课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100024
[中***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8-0061-05
2009年9月9日，在中共中央***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会上，同志强调要按照客观规律研究遵循现代化的规律，要对现代化进行研究。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按照***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也有很多规律需要我们去遵循，因此，要不断加强研究。
一、现代化是世界的潮流
(一) 现代化释义
到目前为止，“现代化”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现代化”的解读也是各有特色。
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现代化”条目是这样解释的：现代化是一个旧的社会变革过程的流行术语，而这个过程就是“欠发达社会”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国际或社会之间的交流触发的。他认为现代化是“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对现代化的解释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社会消费由低级向高级上升的过程。他们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其主体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从传统经济状态向现代经济状态的转变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视为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线索，强调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对立。
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现代化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综合转变过程。他们把现代化看作是一种“文明的形式”。这种“文明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渗透到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态度、信念和行动中，并改变了西方社会的制度和目标。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制度和目标可明确表达如下：个性化，都市化，民众教育；具有代表性的***府；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各阶层收入；向伤残贫困者提供福利。
人类学研究学者曼宁・纳什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它促进科学运用于生产过程。“现代化”是使社会、文化和个人各自获得经过检验的知识，并把它运用于日常生活的一种过程。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始发原因，同时现代化也是工业化的最终结果。这里所说的工业化，不仅仅是指从18世纪后期始于欧洲的工业***所引起的工业化过程，还包括20世纪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一词从广义上讲，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语。工业化的过程不仅限于经济本身，它还涉及到社会的各方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专家、中国学者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我们对于‘现代’一词的使用，不是作为‘当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曙光，最早可上溯到十六世纪，当时现代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二十世纪又新出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他还指出：“如果把现代化作为整体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位置上来考察，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大致理解为从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以后出现的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进程，或称全球发展总趋势。这个进程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的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适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经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内容，是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影响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加速社会发展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提出者何传启1998年通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知识经济与现代化”，在《科技导报》上发表“知识经济与第二次现代化”，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有五层理论含义：第一，现代化是一种文明变化，是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第二，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有阶段的历史过程；第三，现代化是一种文明转型。第四，现代化是一种国际竞争。它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第五，现代化有两种观察角度：从国内角度看，现代化是一种文明发展和文明转型；从国际角度看，现代化是一种国际竞争。
概括地说，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现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的复合过程，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的复合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
(二) 现代化的实质
何传启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文明转型。在18至2l世纪期间，现代化包括两次转型，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这一转型将包括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治向知识***治、工业文化向知识文化、物质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变。现代化的文明转型带来的是文明的深刻变化，这主要体现为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深刻变化。它包括现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包括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包括人类生活、结构、制度和观念的变化，包括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变化。
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是从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到20世纪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到21世纪的10种理论并存。这10种理论分别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现代化理论、多元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全球化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依据理论所形成的特定时间、地点以及在国际社会中体现的主要特征进行的归纳和总结，是对现代化理论不断创新
和丰富的过程。
现代化既是一种世界潮流，也是一种社会选择，它既是一种文明进步，也存在负面作用和影响。它以国家为基础，以世界为舞台，它既有普遍的共性，也有广泛的多样性。它既有国际多样化，也有国际不同，它既需要纵向比较，也需要横向比较。人均收入的国际差距不断扩大。现代化没有最佳模式，只有理性选择。而国际体系基本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可以变迁，21世纪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成功的机会。
二、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目标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共同目标，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何应对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最终因素、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
现代化是中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目标，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及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一) 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历史
长期以来，欧美思想界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出发观察中国的现当代史，否定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创造。这种视角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在现当代要么是重复自己过去的历史，要么是再现别国的历史。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历代王朝更迭的一个环节的“王朝循环论”。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认为新中国成立是照搬苏联模式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认为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发展并没有开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没有真正创造中国新的历史。二是从“欧洲中心论”的直线式历史观出发，认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是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过程。不可否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找真理。一部分接触过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崇尚“德先生”、“赛先生”成为知识界的强音。在中国的大城市和沿海、沿江地带有许多外国的租界地、领事馆、洋行以及外国人的游乐场，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说，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直接搞社会主义是超越了发展阶段，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从辛亥***清王朝，直到统治中国的22年，中国人学习西方、实行西方的制度数十年，中国没有改变贫穷衰败的命运，没有取得真正的民族***，没有成为民主的国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1919年，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期共产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至今近一个世纪。1919―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1949―1978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构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2008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漩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白瑞琪在《反潮流的中国》一书中用“反潮流”来概括20世纪中国历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开始不断地反对本国的伟大历史传统和众多的外国列强，借用爱用的一个词，即是‘反潮流”’。在他看来，“反潮流”的过程就是中国历史创造的过程。“反潮流”与历史创造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他将中国20世纪历史运动的“反潮流”性质及其历史创造性质界定在四个方面，一是打破本国的历史和传统模式，创造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王朝帝国体制的新国家；二是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三是反发展中国家采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谋求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现代化模式；四是反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创造一个混合型的经济模式。
事实证明，中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现当代历史，选择了自己的历史方向。中国历经曲折复杂的进程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人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二)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现代化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目标，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现代化，、、***、、都反复强调现代化的重要性。在2003～2009年期间，中央***治局集体学习当中有4次学习内容与现代化紧密相关。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更多的去关注现代化问题，研究现代化问题。
这些都充分说明现代化研究很重要，没有现代化研究，中国很难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复兴的必然选择，而现代化研究为中国的复兴提供了科学基础。也就是说，国际经验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做。必然要做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模式是当时唯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不断学习苏联模式的进程中。中国***逐渐意识到如果照搬苏联模式，显然意味着进入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工合作体系，这不仅会使中国失去经济上的***自主，而且从历史意义上看将延续别国的历史，而难以真正开展自己的历史创造过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了“走自己的路”，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深刻历史意义就在于提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中国虽然在这种开创自己历史的道路上出现了诸多曲折与失误，但也为中国后来的改革探索留下了经验。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顺应经济发展体制演变的历史潮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化的基本体制安排。中国没有选择当今世界占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选择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摆脱了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为人类贡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实现了新的一次历史创造，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我们要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走向了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高举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一条道路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2年的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员，没有任何国家或者集团可以把中国当作微不足道的小伙计。
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发展道路是指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从方向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这是作为社会制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从路径选择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的是发展模式意义上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参照物首先指向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摸索出一条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现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来获得资金来源，试***通过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早期沿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高度集中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推行，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工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演变和国内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升级，仍然沿用原有体制和模式无疑是不适宜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突出缺陷是在指导思想上，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预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现实依据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设计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将不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外在特征误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将本国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硬性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仿效苏联模式时，亦沿袭了其教条主义特征，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苏联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3
中***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 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 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开辟或加修，为***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 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 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事供给与***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 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 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 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4
于19世纪下半叶诞生的美国犹太文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在二战之后迎来了其繁荣大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享誉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的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艾・巴・辛格、菲利普・罗斯、伯纳德・马拉默德、阿瑟・米勒”[1]等。美国犹太文学及犹太作家已成为世界文坛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的著作“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及美国犹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2]其中，索尔・贝娄更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犹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研究他的小说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和把握美国犹太文学。张***的《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一书以“引路人”为切入点，是美国犹太文学研究中新的尝试与突破。
一、该书出版的现实意义
贝娄在世界文坛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和地位。《纽约时报书评》称他“和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一道，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同时代三四个作家中名气和成就足以引领美国文学从根本上得到国际承认的20世纪文坛巨匠的合法继承人之一”[3]3；格洛丽亚・L・克罗宁也指出，“贝娄在战后美国的文学地位只有本世纪初期的海明威和福克纳才能与之相比”[3]3，以至于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纷纷投入到对贝娄的研究浪潮中。
相比于国外已有很多高质量的论文、论著发表，国内对贝娄的研究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持续关注的力度不够，相关系列论文及论著较为匮乏。此外，学界目前对贝娄成长小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一是探讨主人公如何通过种种途径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二是探索主人公如何通过形体流浪来展示其精神流浪；三是探讨贝娄的流浪汉小说与西方传统流浪汉小说的区别；四是探讨主人公如何通过成长过程寻求个体的自由；五是探讨成年礼在主人公成长中的作用；六是依据《圣经》中的人物原型来研究贝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3]18-20张***博士通过对贝娄多部成长小说的研读发现，多数小说男主人公的命运都与引路人的引领或影响密切相关，可是因其作品的宗教母题“一直以来是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重点”[4]，学界很少就引路人的角度来探讨引路人对男主人公的成长影响及引路人的文学意义，这造成贝娄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
本书以《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及《贝拉罗莎暗道》三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引路人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缺，给其他学者研究类似成长文学提供了借鉴，拓宽了学界对成长文学的研究视野。
二、该书各章节中的构思亮点及创新性分析
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分析了选取的三部小说（《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及《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引路人是通过什么手段和措施将男主人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并对男主人公的成长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作者在本书的绪论中提到，“在探讨影响时，本书遵循如下分析模式：主人公的困惑―引路人的引领―主人公的改变。”[3]22这种简明清楚的模式给读者带来了更加直观的阅读体验：先从整体上了解小说主人公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接着在为满足情节需要和社会需要的背景下迎来“引路人”的登场，在其丰富多样的手段和措施下最终迎来主人公的蜕变或回归。当然，作者并不局限于这一固定模式或特定理论，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本书会针对不同的小说，适当结合一定的理论或其他学者的观点”[3]22，其中也必然包括了故事发生时的时代背景及贝娄的创作意***。现在让我们就各章节具体分析作者这样安排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一）层层铺垫，引出“亲社会”观的建立
第二章是对《勿失良辰》中塔莫金医生的影响分析。首先，作者在第一节中交待了主人公威尔姆的生存困境，列举了诸如“美国梦的破灭”、“家庭破碎”、“紧张的父子关系”[3]23-25和“死亡的阴影”[3]31等造成其具有“被边缘及被异化”[5]困境的原因，让读者对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并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了基本的把握。在交待主人公的生存状况时，作者也不忘将威尔姆置于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从威尔姆个人异化的特殊性引伸到后现代社会中异化的普遍性，进而得出“异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摆脱的魔咒”[3]28这一结论，深刻揭示二战后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与被社会物质化的人之间难以调和的情感矛盾。接着，作者在第二节的开端从主人公威尔姆的经历和性格两方面引出引路人塔莫金出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基于对小说通篇内容的把握，广泛参考评论界对塔莫金人物正反两面的评价对该“引路人”的人物属性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和判定，肯定其“引路人”身份的可行性。然后，作者具体分析了塔莫金为引领威尔姆采纳自己的建议、获取威尔姆的信任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包括说教、讲故事、关心等）。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讨论引路人的影响作用时，并没有拘泥于小说主人公本身，而是着力描绘作为时代缩影的个体，以映射当时美国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严重的家庭矛盾、扭曲的内心世界、冷漠的商业竞争等等。比如在论及对威尔姆家庭矛盾中父子矛盾、夫妻矛盾的处理时，作者提到塔莫金多采取讲故事的方式来启发威尔姆，“使其明白家庭矛盾或家庭困境在现代美国社会的普遍性”[3]35，这便反映出家庭矛盾是影响当时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为研究同时期美国文学提供了社会背景参考。最后一节，本书提出“亲社会”观的概念，“认为亲社会行为包括‘利他性’（重视爱与情感，包括宗教情感，尊重个体价值）、‘利己性’、‘社交性’（强调个体参与社会）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3]43-44，并且创新性地将威尔姆在被引领过程中的行为变化归为其“亲社会”观的建立。通过对威尔姆在“引路人”塔莫金引领下对家庭矛盾、价值混乱、投资失败、情感迷失等问题的解决措施的总结，与“利他性”、“利己性”、“社交性”[3]44进行比对，进而得出威尔姆“亲社会”观得以建立的结论。
（二）步步推进，提出犹太教信仰的回归
第三章是对《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格鲁纳大夫的影响分析。纵观小说，主人公赛姆勒“一直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沉湎于对多种神秘思想的超验之中”[6]，遭遇了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7]。本章第一节从该小说的发展脉络入手，分析造成赛姆勒先生犹太教信仰消退的原因。在分析主人公所遭遇的“历史困境”[3]53时，作者对贝娄安排设置诸多实物和人物的意***进行了解读，挖掘其隐含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反映出贝娄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担忧。接着，作者沿用前一章的分析模式，在第二节着力讨论赛姆勒先生的“引路人”格鲁纳大夫对该主人公的影响作用。值得提到的是，作者在分析格鲁纳大夫具体引导的手段时，巧妙地联系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及主要特征，拓宽读者阅读视野之余，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引路人”引领手段的精神层面上的理解。本节中，作者用凝练的语句将格鲁纳的引领手段总结为以下几点：“提倡乐观精神”、“重视人及其生命”、“日常生活中通过多种方式践行犹太律法”[3]67-71等，并辅以大量原作典型事例，使分析内容格外饱满。在论及主人公赛姆勒先生犹太教信仰的回归时，作者就格鲁纳在现世观、价值观、社会观等方面具体引领的措施，分别讨论赛姆勒的犹太教信仰在各方面的回归情况，层次明确，一目了然。此外，本章节还就主人公赛姆勒在被引领过程中对上帝的种种疑问扩充到对犹太民族、犹太教经历磨难与担当使命的讨论，实现文章内容的横向和纵向飞跃。本章最后，作者指出小说主人公赛姆勒因其名字意蕴深远（意第绪语中译为“收集者”、“德语中表示蓄电池”，“与保持、传承犹太教信仰相暗合”[3]90、同时又“与山姆大叔相暗合”[3]90）、具备某些代表美国犹太民族的因素，可能被贝娄赋予维护与传承美国犹太民族的重任。作者这一推断是基于小说的发展脉络及众多评论家的观点而形成的，是一次大胆的、创造性的突破。
（三）不断深入，呼唤犹太历史意识的觉醒
第四章是对《贝拉罗莎暗道》中方斯坦夫妇的影响分析。同样，作者首先介绍了小说主人公叙述者的生平经历，不同于前一部小说中赛姆勒先生的悲惨，叙述者是幸运的：他在物质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只是他的“犹太历史意识呈现出缺失的状态。”[3]93为具体分析叙述者遭遇困境的具体表现，作者从父子关系、通婚选择、人际交往、历史兴趣、等方面进行剖析，并始终坚持将小说情节与当代西方社会状况紧密联系。在谈到引路人方斯坦夫妇的影响作用时，作者先着力分析方斯坦和索莱拉成为“引路人”的原因及必然性：前者具有丰富的欧洲历险经历和美国成长经历，在困境中磨炼出“坚定、执着与顽强”、“自信自律与自强”[3]104的精神品质；后者知识渊博、在婚姻和事业上充满毅力，且乐观开朗。两人都具有浓厚的犹太历史意识。然后，作者又按照小说发展脉络分别论述两位引路人对叙述者的引领手段及实际影响，并在本节最后，作者用叙述者与方斯坦夫妇在作为犹太民族精神中心的耶路撒冷的相互感应，进一步肯定了引路人对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最后，文章在第三节指出：“叙述者在追忆及寻找方斯坦夫妇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方斯坦夫妇的引领，并且从方斯坦夫妇的离世、从斯维德洛夫妇、比利、吉尔伯特及其同学等多种类型的犹太人生存状况中得到诸多启示，这些启示帮助他最终完成了从陈规状态向紧急状态的过渡，也帮助他犹太历史意识的彻底觉醒。”[3]127通过对主人公思想情感的解读，作者也从文中向读者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现状：“***府对犹太人持歧视和偏见态度”[8]、犹太人历史意识整体缺失、孤立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断发展等，向读者呈现出贝娄所要表现的美国。
（四）升华主题，分析引路人的文学意义
本书在对贝娄三本典型成长小说进行“引路”的原因、手段及成效分析之后，归纳总结了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的共性，并分析其被赋予的文学意义。在分析《勿失良辰》时，作者联系当时（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人与生活被高度异化”[9]，人们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否“意味着文明的倒退、道德的沦丧以及信仰的迷失”[10]），结合贝娄作品的犹太性，指出塔莫金医生是传递贝娄心声（呼吁“美国主流社会肯定犹太民族身份”[11]、渴望美国犹太人建立“亲社会”观）的载体。在本书看来，威尔姆个人价值观的迷失是战后美国人民情感烦恼的缩影，而贝娄对塔莫金医生引领威尔姆走出困境的安排也表达了他“呼吁美国犹太人肯定犹太身份、建立‘亲社会’观的迫切之情”[12]，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射意义。论及《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时，作者先交待了小说发表的现实背景，勾勒出一个宏观的轮廓：肯尼迪***府新边疆***策下的美国社会充满动荡与不安。接着指出贝娄描绘的格鲁纳大夫对赛姆勒先生的引领过程实则是对社会现状的揭露，对改善措施的思索。在作者看来，小说人物的思想情感也皆是贝娄及当时人们内心状况的反映，研究格鲁纳对赛姆勒的引领过程即是在窥探当时经历巨变后的社会与人性。本章最后，作者结合80年代美苏争霸的历史事实，通过对《贝拉罗莎暗道》中引路人引领作用的研究，认为贝娄借用方斯坦夫妇对叙述者的引领，是为揭示“美国犹太人历史意识缺失的现状”，同时也表达他“期望美国犹太人建构历史轴线的强烈愿望。”[13]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分别从历史角度、情感角度和文学角度等多方面对方斯坦夫妇的引领意义进行剖析，将贝娄成长小说从单纯的文学层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总的说来，本书在具体分析引路人的文学意义时，坚持将小说内容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民的思想情感紧密结合起来。此外，本书也着重从纯文学角度入手，研究贝娄多部小说中对犹太教信仰的态度，结合贝娄的犹太身份，分析贝娄的创作风格及文学创作观。可见，贝娄对当时美国文学界新感知运动及荒原观的态度也是本书在分析引路人文学意义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内容。
三、结语
尽管索尔・贝娄一直受到世界文学研究界的集中关注，但因其作品立意深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学界对他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盲区。张***博士创造性地选择从引路人的角度来探讨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对主人公的成长影响以及引路人的文学意义，给其他研究贝娄成长小说的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张***博士在研究过程中也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联系，为我们如何了解西方社会、认识战后西方人的情感烦恼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张***.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述评[J].河北学刊，2010（02）：239.
[2]张***，吴建兰.“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经典对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J].河北学刊，2012（01）：203.
[3]张***.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4]张***，周幼华.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宗教母题及其社会功能[J].江西社会科学，2013（03）：123.
[5]张***，张现红.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中的“边缘人母题”及其社会功能研究――以《卢布林的魔术师》、《魔桶》、《勿失良辰》为例[J].电影文学，2010（06）：118.
[6]张***，吴建兰等.“实用主义”视角下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与美国民族认同的建构研究[J].安徽文学，2013（10）：82.
[7]张***.贝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引路人研究[J].外国文学，2013（03）：77.
[8]张***.二战后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历史母题”及其社会功能研究[J].学术论坛，2012（12）：175.
[9]张***.略论贝娄两部作品中受虐狂现象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功能――以《勿失良辰》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为例[J].外国文学，2010（03）：122.
[10]张***.两幅荒诞画卷下的沉思――《动物园的故事》与《最后一盘录音带》之比较研究[J].国外文学，2011（01）：147.
[11]张***.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父与子”母题及其社会功能研究――以索尔・贝娄的《勿失良辰》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1（03）：100.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5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列宁等***导师，都对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重要论述，提出了鲜明的群众观点。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导师的论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群众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 列宁把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们进一步解释为人民群众， 从而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指出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的因素，是历史的英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等科学论断。而唯心主义史学家却认为，社会历史应当先是帝王首相以及英雄人物的历史，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的，是一群浑浑噩噩的盲从者，一部人类史，决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因此，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历史，是这些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主体论思想向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中的根本作用，必须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大趋势和人民群众心意所向来确定自己的行动，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 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主要集中体现在人们的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但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还体现在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中所存在着的文字艺术原料的矿藏，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可见，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和实践，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这些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这些斗争中，千百万觉悟群众的***行动，以及他们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和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使一切专制制度为之土崩瓦解，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开辟新世界中生气勃勃的创造力。
群众路线是中国***长期***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群众路线是***的基本路线，这是由我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它的哲学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首先，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一切认识的真正来源。只有通过实际调查，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把群众的实践转化为领导者的认识，把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上升为领导者的决策，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其次，以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学说为依据的的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几十年来的实际斗争经验，给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广阔的内容。归纳起来，***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有以下两点：第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讲的就是中国***的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若说群众路线的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那么，一切依靠群众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做到多为人民服务。根据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观点，还向广大***员和干部提出了：“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要求。他指出，***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了向人民负责，***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和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向人民负责和向***负责是一致。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应该善于在调查过程中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一切依靠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充分组织、发动群众。在新形势下努力创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新方法。
第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讲的是中国***的领导和工作方法，这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一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从认识论来说，就是完成调查研究的过程。首先要在人民群众中开展调查工作，要做到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来，这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必须将这些在群众中搜集到的意见再返回到群众中，让群众意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号召人民群众自觉行动，使***的路线方针成为人们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不符合群众路线要求的现象。群众路线所要求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和、主观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违背了群众路线的要求，就会导致***群、干群关系疏远。我们***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的宗旨，并在中明确规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的最大***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风问题、***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很多腐败现象，大大影响了我们***作为执******的威信。在当代中国，要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所有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就是要把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各方面胜利果实，体现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所有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内在和本质要求。这也就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
因此，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群众路线的都是我们***立***之本，立国之本，也是我们***能和人民保持血肉关系的根本所在，都群众路线必须长期的贯彻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巩固了执***基础，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6
侯外庐先生（1903-198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2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等著作，40-60年代主持完成了五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他通过这些著作对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社会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并建立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并且，侯外庐先生可能是最早提出并最系统论证中国历史与思想发展有其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观念
今天我们看历史，一般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思想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主要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为基本研究对象，关注历史上的自然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变迁。社会史以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变动。思想史以人们的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
侯外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的本质内容，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一个是人们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他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当然，我研究社会史，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思想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方面，侯外庐先生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确立了他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是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核心的内容，而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关键要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观察，则既不能简单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简单看社会生产关系，而是要看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根据这一原理，他系统研究了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剖析了其主要特征。
侯外庐先生认为观察理论化的社会思维，既要看其世界观（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更要看它对于***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考，并需要揭示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要把握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互动，判断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如果要避免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只有把思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之中。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 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不仅容易犯主观化的错误，而且容易使古人的思想被曲解，即“流于附会臆度” 。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先生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虽然认为“经济发展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同时意识到“思想意识的产生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性” 。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侯外庐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以此发现中国历史的特点。他说：“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中，侯外庐先生与郭沫若先生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揭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与西方社会的相似形。侯外庐同样运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但得出的结论却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巨大的差异，他发现的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独特路径。
二、侯外庐先生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坐标，力***从中探寻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等方面：
第一，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遵循的是一条特殊的路径，它“采取了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不能不说是‘早熟’”，“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族，是它的‘维新’的路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氏族遗制，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紧密结合，土地地域化的私有制及国民阶级具有巨大难产性，形成了古代东方国家的“维新路径”或“亚细亚道路” 。他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志是家族而不是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国野之分而不是国民意义上的国家。与恩格斯所揭示的古典的古代不同，古代希腊文明社会的建立路径是：家族的消灭、私有制的起源、城邦国家的产生；而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是：家族和氏族制度与奴隶制度结合，土地财产为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出现。中国文明形成之际，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过程走的是从氏族公社公有到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的路径，中间未经过土地的氏族成员私有化阶段，个体私有财产权不发达。侯外庐以氏族、公有制、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对后来者探索文明起源有很大的启示。
最重要的是，侯外庐先生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独特路径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维新道路”，即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的***治家与思想家往往采取与旧制度和思想妥协的改良路径，而非实行彻底变革的“***”路径。他说：“‘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历史独特路径的重要表现，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第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态与中国古代的集权***治道路。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侯外庐先生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土地国有制等。他认为法典（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他说：“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 对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就断定其为封建社会，而应当以制度体系转变为标准，即法典化为标准来衡量。所谓法典化标准，就是以体系化制度形式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侯外庐先生据此把中国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他认为战国时期虽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只是一种局部现象，没有取得全国的支配性质，经过汉初一系列法律形式的确定，至汉武帝法律化过程的完成，中国的封建制才最终确立。
此外，侯外庐先生通过考察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探讨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并明确提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论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其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就是君有、皇族地主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但这不等于整个封建社会土地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变化，他以两税法为标志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从秦汉起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间，以***事的、***治的统治形式为主，表现为对土地的直接干预；后一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后到清初，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表现为通过赋税方式的变化实现对土地所有，经营方式虽有改变，但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侯外庐指出，与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自由的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 。封建思想定于一尊，根源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秦汉以来中央专制的经济基础，伴随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实行国家管制。这种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的财产形态，从秦汉社会发源，一直是中国封建所有制主要的形式，也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治史、思想史的关键所在。侯外庐先生通过对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及专制集权***治长期存在的深刻历史原因。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曲折道路。
侯外庐先生从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三个方面考察了的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力***证明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他说：“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 。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私有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是对土地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法典式总结 ；虽然土地商品化的程度还很低，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已经反映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此外，明中期以来城市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跃也逐渐将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内容。但侯外庐先生同时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有其独特性，与西欧是不同的。他说：“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 而原因就在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方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说：“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制的基础” 。虽然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更名田，使旧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策也并未能长久的阻碍历史进程，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依然很难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有了一点自己的民族工业，但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近代社会的难产”正是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的又一重要表现。
侯外庐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通贯性阐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他说：“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堕力，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出现这些独特路径的根本原因就是“旧的传统”——作为中国文明和社会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相应的维新道路，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封建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曲折都与此有关。
三、侯外庐先生论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侯外庐先生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史划分为先秦社会思想史、封建社会思想史和启蒙时期的社会思想史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从中揭示出了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第一，维新道路束缚下的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整体上存在着保守与改革的矛盾，旧有的社会制度或思想传习往往束缚新哲学思想的产生，反映新社会要求的思想中往往保留着旧的思想形式，即“新的拖住旧的”或“死的拖住活的” ，这在先秦诸子思想和近代启蒙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将先秦思想史看作国民阶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他看来，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受到商周尤其是西周先王观及礼乐思想的严重束缚。他曾这样评价诸子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定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显得份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遵循着西周的传统。” 各派思想实际上就是围绕对先王观和礼乐观的批判而展开的，其中，儒家学派的特点是形式上认同礼制，而精神上则倾向于“仁”，他们把礼、乐观念化，并从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操出发，批判了礼、乐的形式，并强调了其中思维的内容；道家学派的特点是发现了自然天道的某些规律，并把这种自然史的规律视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依据，从而否定了孔、墨言必称先王的观点。先秦诸子“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语言，而企***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 ，即他们在表述***治、人生理想时，只有求助于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而对自然只有“用‘譬如’的类比方法来证成思想家（贤人）的***治与道德的主张，从不为更进一步的自然认识而定立命题” 。侯外庐先生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运动依然受到“维新路线”的影响，采用了变法改良而非***的方式。例如早期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进步思想，一方面在自然观、***治观、伦理观上提出了反封建神学和道学、反君主专制、要求个性自由***等新要求，体现出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代启蒙的思想属性；但另一方面，正如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受氏族血缘纽带的制约一样，早期的启蒙学者也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 ，如对宋明理学旧形式的保留等。鸦片战争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如改良派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民主***派的孙中山、章太炎等人。虽然其进步思潮受到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也从西洋民权、法治思想中汲取了近代的思维方法，但他们依然摆脱不了儒学、佛学等传统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孔教论、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等正是这种束缚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出现这种新旧纠葛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在中国古代，国民思想的晚出与先秦诸子对“先王观”的保留，古代思想的“贤人”类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景的思想史面貌” 。而中国虽然从16世纪晚期就开始了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中国并没有能够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 ，这些都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在他看来，这种“维新传统”正是理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关键之一。
第二，正统思想中的宗教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浓厚宗教性。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提出“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即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他是在研究商周时期思想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贯穿于他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整个过程，是他对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社会史发展的独特路径的一个整体判断。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的宗教性很浓厚 ，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国的思想具备西方宗教的一般特征，如有神论的“神灵崇拜”，圣经、教主、神职人员、教团组织和寺院等。第二，中国思想中具有相当于西方宗教哲学或神学的理论。侯外庐先生认为宗教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哲学的，另外一方面是神学的，哲学主要以世界观作为核心，中国的哲学大多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循环；神学则探讨神性、神意、神启及神迹等内容，以感性的心灵直观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启说、“天人合一”的神迹说、“天命”的神意说，天“寂然不动，感应万端”的神性说，都相当于宗教神学。与西方中世纪的***治服从于宗教，***治是宗教的婢女不同，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是宗教服从于***治，宗教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第三，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挥了宗教的功能。侯外庐先生比较早的指出儒家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具备宗教性质，发挥了宗教作用。他认为思孟学派就已经开始对孔子进行神圣化，孟子 “天人合一”的神秘宇宙观使儒学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是后世儒教的起源 。汉代的儒学是国家化的宗教，“到了汉代，谶纬之学大盛，儒学即附带了儒教的职能” ，汉代的***哲学“在两汉是‘经学’的正宗神学” 。宋明理学是比汉代儒学更加高明的宗教，“中国的道学是一种特别形式的中古宗教” ，宋明理学的天理论及方***便具有宗教神学的特征，以朱熹为例，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朱熹的哲学也尽了它作为神学奴婢的作用” ，即发挥了神化专制君权并巩固封建统治的国教作用，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自不待言。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也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宗教“旧形式及材料”表达新思想，比如王夫之、傅山等人都是用利用佛学的概念或思维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孔教论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的再版，谭嗣同思想的实质则是泛神论的孔教观，章太炎是一方面反孔教的迷信，又用佛学的思维来表达新思想。因此，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思想的历史更好像是宗教史，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又一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存在着正统与异端思想的矛盾斗争。
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思想史并不是自三代开始的“道统思想”的传承与延续，也不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哲学思想”自身发展与逻辑展开的历史，而是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历史与逻辑之间的统一得以揭示。他说：“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及哲学史的研究中，就注意探讨唯心思想与唯物思想之间的辩证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孔、墨的对立，老庄与孔、墨的对立，法家思想与儒、墨、道家思想的对立；在两汉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正统经学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通过汉代是有一条线贯穿的” ；汉代异端思想的代表司马迁、桓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他们表现出对社会弊端的揭示和神学世界观的怀疑。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主要是理学思潮，作为哲学化的儒学，“道学成为维护和承认封建统治的精神力量”。 侯外庐认为，理学唯心主义和反理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则是贯穿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史的主线。他说：“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 他在探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理学思想的同时，还发掘了杨万里、罗钦顺、王廷相、吕坤、李贽、方以智等反理学思想家，以此显示思想史内部的矛盾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并非机械的将“正宗”与“唯心”，“异端”与“唯物”等同起来，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他认为：“有的利用思想资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都可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
四、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观的现代启示
第一，在对中国历史作出整体判断整理的基础上，侯外庐先生指出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不足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整理。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缺乏私有权和***的法权观念。在中国古代最能够体现私有权的是土地，而国家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土地制度， “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 。私有权观念的不发达，以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以及它的***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二是受维新道路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时候，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思想的自我循环色彩十分明显。三是中国的自然观念不发达，先王观念特别发达。中国的思想中关于自然的研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真正的科学依据。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神学世界观、法律的不平等性、私有权的缺乏、专制主义制度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私有权观念等可资发掘利用的优良传统，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通过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科学观念、法权观念、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其次，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需要引入外来的动力。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和历史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从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统一性和普遍性将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不过，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社会实现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是不足的，这一点已经为文明起源、封建社会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等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从思想文化、***治制度等各方面引入外部动力，即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目的是为扫清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他将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视为“民主潮流的在中国的现实解决” ，他从不讳言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和自由，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手段促进社会和思想的***，并为时代课题的解决寻找答案。侯外庐认为：研究历史，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他说：“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发扬它。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 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当时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余绪，并通过对其理论弊端与缺陷的深刻揭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原则和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具备真正的科学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可以节此解决清算封建糟粕的思想任务。侯外庐先生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第二，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并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学研究内容及研究视野的独特见解。
首先，中国历史研究应当是社会史、哲学史、社会思潮史研究的结合。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侧重于探讨社会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这一点已经为学者熟知。他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此外，侯外庐先生对哲学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研究手段，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法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和范式 。他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两者为有机的统一体，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哲学思想是思想家的世界观，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具体内容包括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三个主题。他的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和历史观的内在逻辑，重视利用“矛盾律”来发现某一哲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二是重视对世界观性质的考察。他说：“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 。在他看来，世界观的首要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决定思维的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三是关注哲学思想所反映的经济意***。他特别注重探讨哲学思想与经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在上层建筑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它通过***治和法律等制度反映出经济基础的情况，哲学思想、制度与生产方式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对社会史、哲学史和社会思潮史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其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研究视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上述考察，并不是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围绕中国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范围内加以考量，力***对中国历史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的考察。他说：“我常注意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自信不是削足适履。” 例如，他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就把“古典的古代”的希腊城市国家作为主要参照；在先秦思想的研究中，则以古希腊哲学思想为参照，认为古希腊思想起源在于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则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 ；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研究中，则以欧洲历史上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为参照，在考察明末以来“三百年”的社会变动和学术思想时，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启蒙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启蒙思想的个性特点。这种辽阔的世界历史视角，使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摆脱了自我中心的局限，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进入了世界史学的领域。只有立足于中国历史问题，同时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得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及其症结所在，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及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第三，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特殊路径问题的理论探索，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明了方向。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7
[中***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146-09
在《论语・述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据一些译解分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笼统的直译，把“道、德、仁、艺”作为特殊意涵的中心词，以此对“志、据、依、游”作相关阐释，略有争议处是把“艺”解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或泛指“文艺”“技艺”“艺文”“艺术”等；一种是明快的意译，将“道、德、仁、艺”与“志、据、依、游”都做了适当推阐，构成比较连贯的人生意象与生活情趣。前者有复古诉求却泥古不化，让人看了其言传，还得自个意会其真义；后者有创新愿望却传承不足，使人明白自身表达的意涵，却难明白原来的根本主旨。
对此作充分而厚重的研讨，有一定代表性的是高书文的《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他比对朱熹的《论语集注》与钱穆的《孔子与论语》《论语新解》，详解此段经文的丰厚意蕴，结合孔子“下学上达”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推定其“成德进路”是“‘艺’‘仁’‘德’‘道’”，“以‘游于艺’为成德的逻辑起点，以‘依于仁’、‘据于德’为主体架构，以‘志于道’为终极追求”，由此构成一个“从‘实’走向‘虚’”即“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的圆融、周延的“成德思想体系”。这是在狭义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经验式论证孔子个人的为学成德进路，构筑其合时与合适理解的思想认知体系。如果把它放在人类广义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相对完整地考量其内在理路与外现可能，将在合理与合命的终极权衡上面临两个根本性难题，即“道”与“学”、“德”与“仁”，谁优先赋予和推进“艺文”的现实活动。结果，它会陷入西方近代笛卡尔“天赋观念”与洛克“经验观念”的求证困惑及困境，需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后天（个人）体验”来折中处理其二者完全“背反”的认知情形。基于对这两个难题的考量与一种文化生命理路的尝试性求解，我将按照原典的具体内涵来呈现其实际诉求，重新推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可能意含与逻辑安排。
一、志于道
首先，我们考察孔子的“志于道”与“志于学”（《论语・为***》）是否等同？现有文献资料表明，其师老子（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其在某种意义上与《老子》吻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德经・四十八》），又说“强行者有志”（《道经・三十三》），可见，老子对“道”与“学”是有区分的。而且，人类学习文化知识，要增强目标意识、注重长期积累才行，但修行生命大道，遵循自然无为和减损日常欲望即可。此二者有先后轻重或本末体用等界分吗？按老子理解，道当为先、为重、为本、为体，学为后、为轻、为末、为用，二者明显不在同一意义层面。此“道”是“天道”还是“人道”，或其他？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德经・七十七》）。因而，要效法天道，以修正人道。
对此，孔子怎么理解？《朱子集注》讲：“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即孔子心志在大学之道，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集注・大学章句序》），道为人伦日用之理（或常理，伦理），这就意味着他要一心学习伦常应用之道。可见，其学是手段，道是目标，二者正面互动、增进，非负面制约、作用。高书文依梁漱溟的解法，认为孔子致力于“人生实践之学”，“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活和生命”，其“道”有时指“礼仪之道、先王之道”，更多“指形上而具有超越意义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原则”。这个人生“实践之学”与“超越之道”是如何关联的？难道像孟子那样反省内求于本心，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吗？或和荀子一样“劝学”于“圣王之道（即礼义法度）”而“尽伦尽制”（《荀子・解蔽》）呢？一个专心于其内在超越而求道之理或义，着力于“道性善”难题的根本性破解，以统领“学文化”工作的支离破碎，这是后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心学路线，希望把一切学问原理都统摄在本心的高度阐发中；一个苦身于外在（事物）实证而讲道之学或教，致力于“化性起伪”日常修为的长期工夫，通彻“本源之道”理路的完整建构，这是后来朱熹“格物穷理”的理学路线，要求对所有传统经典都进行全面的深度整理。这二者，谁最接近孔子的“道”与“学”的本真想法与做法呢？若按牟宗三思想认知所界定的“仁智”全体，开显孔孟荀的文化生命，提出“别子为宗”的理论判断，以孟子、陆九渊为正宗而荀子、朱熹为歧出；按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中“儒家四期说”，孔孟荀与朱陆都是正统而属内部分歧；据崔大华《儒学引论》的“命、仁、礼”判分，荀子相对于孟子是歧出，朱熹相对于陆九渊而言是正统。这种“道统”与“学统”的是非论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有定论。这里要考虑的是“统”之前“志”与“道”的关系内涵应如何理解？袁愈宗对《论语》中孔子的“志”与“道”作了些比较研究，他认为，“孔子之‘志’为大志”、“道为大道，天道”，“孔子的人生”是“追求天道，得天道，践履天道，归于天道”，并用“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为“大道”，对接“不可得而闻”的“天道”以指引“日常之事功”。问题是，人为或人文的忠恕大道与天地或宇宙的自然大道是不是一个道？荀子的《天论》是“明于天人之分”而天道其时、人道其治，《易传》是天道为阴阳、人道作仁义，仅在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根源意义上把天道与人道统合于王道，其后王充的《论衡》也以黄老道家之说的自然区别于孔子儒家的人为含义，到宋明儒者才沿着孟子的“仁心”“义路”来统合“天理”“人欲”为一道（其“存天理，灭人欲”），这大体确证了孔子的“道”非老子“自然”意义上的“天道”，可能是孟子“仁心”确立的“道”或“理”和荀子的“君子”所道。也就是说，孔子的“道”是“人道”，而非“天道”，如果非要说成“天道”，一定是人文（即孟子的“思”）或人为（即荀子的“治”）的天道而非老庄自然的天道。这种人文的天道只能是圣道，或这种人为的天道是董仲舒所言的王道。而且这种规范人道的王道应比先秦诸子模塑人道的圣道更悠久，甚至可以说中国早期社会的文化理念是从宇宙论的天道直接贯通***治论的王道来范导人生论的人道，而不是先秦诸子之后特别是荀子从其天论到人论再到***论所作的圣王理论建构（汉代董仲舒最明了）。因而，此道最早可能是人类***治社会塑造的王道理想所启引的人道，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希望目标或奋斗目标。
再看《论语》中孔子关于“道”的独到表述，如“父之道”可称“孝”（《论语・学而》）、“闻道”可死（《论语・里仁》）、齐鲁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论语・子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等，其“道”与“人”这个特殊主体、齐鲁这些特殊国家、“三代”这种特殊时代、文学（指广义的文化学习）这类特殊教育、感官（即耳朵）这一特殊功能有内在的直接关联。显然，它不是任何事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表现能普遍体证而不用经验知觉的自然天道。这种“道”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发觉、领悟、弘扬与传承，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在我们的经典学习里，在我们的父辈生命中，在我们的祖先历史中，在人类文化生命的贡献中。这个“道”，即使是客观的超越的自然天道，也需与主观的经验的人文知识结合，才能有效地进入人类生活领域，发挥具体指导作用，否则，它的“志”如何揭示人的能动性呢？只有人的“志”把“道”的原则性规定好，才能以此去指点江山和同类，建造期望的国家事业与人类事业。正如孔子在许多篇章都讲“邦有道”和“无道”（《论语・公冶长》篇、《论语・泰伯》篇、《论语・宪问》篇、《论语・卫灵公》篇），及“天下有道”与“无道”（《论语・季氏》），这种邦国之道或天下之道决定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命选择与生活成就（或***治成就，文化成就），这种道不更像王道的理想作为，影响人道的现实分判吗？由此可证，《论语》里孔子的“道”是更理想、圆满、美善和值得追求的王道，是人类历史逐步树立的希望目标，而非自然现实直接推行的生命事业。用现代学术话语讲，它应是文化生命的发展目标，需要人的自觉意识与能动推进，这叫做志存高远而道不远人；它不是宇宙生命的存在样式，只需用事物的自然呈现与无限流动便行，这是命（或道）该如此而谋（或志）又何用！就此，孔子借助于有历史性文化志向的王道把自然无为的天道转化成现实生活自觉作为的人道，树立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发展目标。
二、据于德
一旦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吗？或者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可被实现呢？或它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能展现到何种程度？当然，毋庸置疑，是人首先确认自己的发展目标，并非他者直接赋予，也不是神的特别恩赐，因而，“志于道”，这个道受人的制约。也就是说，仅人有“道”的目标意识。这种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所得，而非其所能，所能仅代表某种可能，所得才具体展示这种期望效果。这个得是人依据“道”的判断标准而为的生活成就，绝非生命成就，因为生命只能成全他者却不能成就自己，但生活可以通过所得改进与增益。对这种人为增改的生活成果进行人文化处理，便是“德”。由此可以说，现实的“道”是理想的“德”，或在现实层面上“道”即“德”，在理想层面上“德”即“道”。这样，“道”的实现与否，看“德”的成就如何。倘若放在人文历史视野中来考察，那么，“道”是目标意识而待确认，“德”作期望成果而待实现。如果在现实社会中，“道”作为判断标准而方便理想规划，“德”则是有效证据而能保证实际成就。
试问：《论语》中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还是得于“仁”呢？有人以“法自然”的道家与“依于仁”的儒家来分判二者的“道”与“德”，有人把“德作为人生的根据”，有人将“德”解释为“个人的德行修养”，有人认为“德”是“坚守道的真谛”并将其“贯彻于自己的内心、落实到自己的行动而不失去”，有人理解成“德者，得也。能把道融入人格才是德”，等等。他们就“据于德”的“德”之诠释，要么是把“德”与“道”相关联以界定其内涵，但对“道”的说明比较空泛、模糊，不知“道”及其真义的明确所指；要么是单独判析“德”的总体内涵与具体作为，要么将其作为人生根据而近似于“仁”的意义诉求，要么将其作为个体修养而体现道德品质的意涵，却未将其放在“德”的特定思想认知背景中作更可靠的内蕴界识。为了进一步探索“德”在当时语境中的意蕴及它与“道”的内在关联，有必要回到文本。
在一般用法上，作为引导性动词的“道”，孔子说“道之以德”与“为***以德”（《论语・为***》），是把“德”看作指导标准；作为日常性名词的“道路”，孔子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是将“德”当成正义原则。即人的现实生活道路与理论指导必须以德为基准来作准确判断。但人的历史文化道路与目标设定，该用什么理念引领和塑造呢？孔子据人们日常生活体验情况及其言行表征，笼统地讲解了“德”的高尚追求与糟糕现状，即“德不孤”（《论语・里仁》）、“德之不修”和“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崇德”（《论语・颜渊》《论语・子路》）、“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可见，人的天生德性是无法抹杀的，他的好德行是有社会影响力或示范效应的，要尊重自己的德性发挥与德行发展，但眼前太多的人被生活的色相迷惑，质疑古代圣贤的高尚德行。也质疑自身本有的良善德性，经常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自我逞能、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自食恶果！人们应怎样避免这种恶状与恶果的发生，继续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创造并享受美好与文明的社会生活呢？孔子提供了目标与典范，他认为“中庸之为德”“至矣”（《论语・雍也》），“泰伯”“可谓至德”与“周之德”“可谓至德”（《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周人尤其是泰伯成就的德行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作为德行的最高判断标准了，能据此完善的德行来发挥人们潜存的德性光辉。这是孔子理想诉求的“德”，是周人的历史成就，或者确切地说是其历史塑造的道德典范，是提供给后人现实发展的光明大道。但问题是如何依据周人的历史所得而凝练成德，化作现实社会发展的光明道路，让现存的人们也这样有所获得，以成全其德性并成就其德行呢？孔子区分了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他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当时有君子“德行”的弟子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君子有德“必有言”，而“尚德”“称德”却“不称力”“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进而，作为领导者或王者，要修君子“文德”（《论语・季氏》），能安抚四方民众，使“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以免“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和“德之贼”（即乡原，《论语・阳货》）横行，导致“小德出入可”（《论语・子张》）而大德荒废。据此，就现实的“德”讲，在人生修养方面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德行的成功案例有颜渊等人，文化诉求是立言、立德；它推扩到***治作为方面有“君德”与“民德”的差异，君德是君子之德在上层领导的作风彰显，民德是小人之德在底层大众的文明进化。
孔子把“德”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至德、大德、小德，相应于圣人之德、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或圣德、王德（君德）与民德，其中圣德以泰伯为典范，君子之德以颜渊等人为榜样，小人之德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状，那么，他应当主要针对德行方面的成就而非德性方面的潜能（这是后来孟子完成的工作）作评比，由此寻找出历史记忆塑造的德行目标人物作为理想典范，引导那些挣扎在道德修养边缘或途中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发展赋予希望。这是“德”从可确认的历史典范自觉进入可模塑的现实人物，造就道德文明程度不同的两种生活类型，即君子与小人。可孔子根据什么判定西周初泰伯而不是夏代或商代或其他什么时期的某个历史人物有圣德呢？这要看泰伯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及在文化社会里产生的持久影响力，让他的族类或国民及天下受益的功德情形。或许就自然生存状态而言，人始终是由现实进入历史而塑造自己，但从人文发展来看，道总是从理想走进现实而展示所得。当我们在文化生活中面对历史人物的烟云弥漫时，可能也会像孔子的弟子子张那样迷茫――一旦放弃德行的具体考评与道义的内在坚守，现实人生的目标在何处，结果又将怎样呢？我们却不敢任意想象，需要对“道”的真诚信仰而宁愿相信天赋神授的可能，需要对“德”的美善弘扬而希望改造丑陋罪恶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道”是人类历史赋予的神圣信仰，成为现实人生奋斗的伟大志向；他的“德”是人类历史满意的巨大收获，是现实人生发展的有效证据。以此讲“道”与“德”，不是孔子学说的独特创造（或为老子道德观念的特殊贡献），而是他思想的精神源泉与理论根据。因而，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而非得于“仁”。
三、依于仁
孔子在《论语》中“谈仁百余处”，大都谈“如何能仁或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做接近于仁”，因而“把握仁并不比把握道更容易些”。不过，在孔子观念里“‘仁’与‘德’是很难分清的”，毕竟“***治层面之德治”“个体自身”之美德与超越层面的“纯粹之‘德’”，“从外在进入内在”而成为人“内心修养提升”的品质是在“孔子时代”实现的。似乎在本体把握上仁比道更难，或许在功夫求证上无心的道（老子道家）比有心的仁（孔子儒家）更不好琢磨；就心的内在超越而言，仁与德是一体混杂、不好界分的。可是在孔子的认知谱系里，道、德、仁是界限分明的。正如前面讨论的，道是命而为历史的目标诉求，在现实层面成王道理想；德是内生的性与外推的行而为历史的希望成果，在理想层面成圣德典范；仁是以此命根、本性和作为的归结而统摄于自身文化自觉。难道“仁”不是人内在的心灵回归与觉醒而是显现肉身的文化精神主体，它只是外在的生活警觉与寄托而凝聚的客观对象物吗？关于“仁”的讨论，比较丰富和完备，不必详解其文本而深究其内蕴，下面从论文、史与专题的视角作些探讨。
论文方面，“徐复观对孔子的‘仁’的诠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1955年前“以‘爱’释仁”而作“人的所以生之理，宇宙的本体和宇宙生成的法则”之后开始把其定义为“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和先天性存在，70年代后说“本心、仁体、道德自我有两个来源”即历史经验教训与个人道德实践。高赞非认为“‘仁’的思想一般的意义是‘爱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特殊意义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孔子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前者用传统中国哲学的“生之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及“生成法则”界定“仁爱”的内涵与外延并推扩为先验赋予的道德精神，再用历史成就与现实修为凝聚在本心，作“仁体”；后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判分的“封建人道观”来阐释仁爱，进而将其表述成共产主义理想的积极精神与最高标准，它回到本质诉求上是“世界观”的构成要素与一切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点。前者从原初意义的混成到先验存在的设想，再到后验内容的求证，经过“仁”的爱、生、神、性、心的认知历程，透视其“性体”原本在人的历史与现实中；后者从一般意义的识别到特殊意义的认定，再到本质内涵的说明，借助现代的人道、理想、标准、要素与基点，照见其“精神”呈现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他们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的视野，对“仁”的内涵变迁及层次划分，作了笼统观照与宏大推演。另外，李孺义在孔子“‘行’的本己性动因的意义”“推己及人的对象化意义”和“一切生命个体之自主自愿的意义”上，解证“‘仁’的整体性命意”在“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理”中；孙秀昌认为“‘人’、‘仁’、‘道’在孔子这里显然是一个相即不离而相互成全的动态过程”，即在人们的生活中，仁与道是一体互动而促成人们共同期望的社会道德事业，即使在内因、外化、自主的意义诉求中有区别――道是根与命、德是性与行、仁是义与理，在理论认知上有不同的内涵诉求与表达形式。
道、德、仁的理论内涵与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三者字形的简繁写体及其演变过程已足以表明其认知形式上的差异，不需过多分辨，但其内涵的界识可能真不容易讲清楚，特别是它们的意义诉求，难免会纠缠不清。若从史的定位看，“孔子的‘仁’是‘情’（爱心、同情心）和‘理’（理性的要求）的统一，是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礼、仁、孝”是孔子“伦理的概念群”里“最重要的”观念，就其基本理论看，“‘仁、义、礼’三观念”是“孔子理论之主脉”，孔子原始儒学形成了“以‘仁’、‘礼’、‘命’（‘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儒学思想结构”。这些定位基本上以“仁”为中心或核心观念来进行理论建构和推演，对“道”与“德”没有直接比对与系统分析。对此，再以专题研究来深入考察其可能存在的诸多差异。目前，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是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与陈来的《仁本体论》，下面以其素材与要点作一些比对与分析。“新仁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讲“仁”的“体用论”而得“内圣外王之道”，讲“生命论”而“视生命为真实的活体”，讲“大同论”而“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此“仁、和、生、诚、道、通”以“仁为核心”，进而作“义理分疏”为“十论”即“仁性论、仁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新仁学”的基本框架以“仁”为核心，以“仁、生、道”为骨干，以“和、诚、通”为追求，由此展开对“仁”的“性、修、德、志、智、礼、事、群、力、艺”的理论探讨。其“仁”与“道”的关联是通过“生”来完成的，或者说，这三者本为一体而有三个面向，即本体、本命与本原，而与“德”也需要“性”与“修”（即行）的中间过渡才能彰显。可以仁统道与德，应在孟子的“仁义礼智”论证后成立，其“仁”包含“道”与“人”，“道”又分“仁”与“不仁”，在老孔时代甚至秦汉时期道与德还是圣与王的精神目标与权威依据，仁与义只是其自觉的道德手段与价值诉求。如老子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韩非子・解老篇》释为“德者道之功”“仁者德之光”“义者仁之事”和“礼者义之文也”。按韩非子的解读如果补充“法者礼之用”继其后，就更符合秦汉特别是汉代的***治理路了。另有系列说明，如管子的“道一虚、德一化、义事、礼一体、法（刑）”，文子的“道生、德长、仁爱、义正、礼敬”，庄子的“天、德、道、仁、义、礼、事、法、民、物”，《大戴礼记-盛德》的“道-一治、德一安、仁和、圣一平、义成、礼一定”，贾谊的“道、德、性、神、明、命”与“道、仁、义、忠、信、密”，扬雄的“道一导、德得、仁人、义～宜、礼体”，等等。或许，他们立论的依据、主体与论证的过程、结果各有不同，但对“道德仁义礼”的***治理路推证基本上与老子保持一致，有递减、递增与平行发展甚至多元融摄的意义诉求，这表明其共同的思想推演程序产生了不同内涵的理解。
陈来直接指出，“孔子对于仁的指点，主要是设定仁的普遍价值，特就德行、工夫而言求仁”，孔子“以工夫而合本体，以德性而求境界，注重德行的实践，以达到仁的境界”，其“‘仁’有多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厚道、能恕，在感情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和平、（此处原为逗号）万物一体，在行为上是互助、共生、扶弱、爱护生命等”。其内涵诉求是通过德行工夫达到“仁的境界”，表现形式有伦理、感情、价值与行为等多种具体要求。这就意味着“依于仁”的“依”并不只是人身的依靠或依附关系，还是内心深处的向往或回归，它是依据过去“道、德”的历史检讨，超越现在的“事、物”束缚，展望未来的“美、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是人现实生活的圆满归宿或美好向往，如孟子讲的“安宅”。这是孔子“依于仁”的现实生活意义诉求的归结点。
四、游于艺（义）
既然“道”是目标，“德”是根据，“仁”是归宿，那么，“艺”就是具体途径，待确立正当目标和把握可靠根据后，由此具体途径可抵达希望归宿，或依此归宿来选择有效路径。如果说，老子用“道德仁义礼”拟定***治理想的现实进路，那么，孔子以“道德仁艺（义）”推证人生理想的现实进路，其“艺”作“义”解（待后求证），它意味着人的历史生命（即生灵）的志向远大（即道）与证据充足（即得或德），逐渐走向人的现实生命（即生活）的归宿圆满（即仁）与意义高尚（即艺或义）。对于王者，其人生理想与***治理想合二为一，其现实进路在理想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由此，按孔子的认知理路，可译为：“立志人道（王道），依托圣德（周德），安顿仁心（人心），和乐义身（艺身）。”
有研究认为，“这个‘游’不是一般的消遣游玩”，它是“在坚实的人格修养”基础上“获得一种精神自由”，“游于艺”应先通过艺术“学习、欣赏、陶冶”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自由”，更重要的是“养成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人生境界”，从而“把握生命本性、不为物忧、‘仁者不忧’和‘知天命”。也有人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指出“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读解”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而且这种阐释明显受庄子的“‘游’论以及佛教论‘游’等思想的影响”，该命题的根本效果“在于能使之体仁、进德、明道以修身”，进而可“解说为：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前者从文艺欣赏的精神自由来阐发其人格修养的完美成果，或注入了庄佛的意义诉求而呈现其理想境界，但就后者人生追求的理想境地看，他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趋向自在自如的生命神境，前者突出艺术的实践和作为，而后者强调道德的实践与作为。可以说，不管是艺术理想还是道德理想，都是从理想层面来解读其意蕴，绝非从现实层面来确认其内涵。于是，有人作了类似讨论，认为“庄子的‘游心’是对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兼会容通而不互相抵触”，“‘游于艺’是孔子***治失意后的一种生活和心灵安顿方式”。也就是说，庄子的精神自由与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融通的，孔子的“游艺”是在恶劣现实***治影响下人生处境的一种健康排解方式。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8
1分别探讨了中国***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三农”思想***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史与***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校济南市行***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校济南市行***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作为我***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开辟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三农”思想***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三农”思想***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9
初中历史教学方法新探传统的历史教学法只强调教师的讲授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压抑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束缚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这种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目中无人”的教学方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听而不闻，学而不思”。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必然会思路闭塞，视野狭窄，成为不谙世事的“书呆子”。
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教学方法，是教师教学风格的体现，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关键环节。现代教育心理学揭示出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是：“不满足于教材中关于某些事物的解释，常想进一步了解某些现象的原因，对成年人或书本中的见解常常提出疑问或不同的看法，喜欢争辩、好追问……”因此，历史教学必须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良好的思维品质，使学生的思维具有深刻性、创造性、灵活性、批判性的特点。 这就要求教师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尽可能提供学生良好的思维空间。在此，罗列自己在十多年的历史教学活动中摸索到的几点粗浅方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阅读――创设情景与精心设问，促进学生思维增长点的再生，培养思维的深刻性
在历史学习中，学生思维的深刻性主要表现为：在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对历史问题作适当分析，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发展的本质特性、规律和趋势，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一种情景，然后设置疑问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阅读就是教师课前明确课堂教学的目标，精心设计问题，学生根据教师所提问题，阅读教材，思考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处在抑制状态的学生是不可能很好地进行学习的。因此教师应想方设法，将这种抑制状态转化为兴奋状态。我在教学中经常采取创设情景设疑导学法，即选择一定的媒体组合，从教材中发掘出有一定思考价值的知识内容，将其转化为问题的情景，一方面引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和动机，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养成勤思、善问的学习习惯，学会提出问题。从而使学生心理和课堂气氛同时活跃起来。例如，在讲世界史《新航路开辟》这课时，我设问：“西欧人为什么要到东方来？”学生回答后，再播放组合媒体，引导学生看《十四世纪欧亚主要商路》***，学生发现西欧与亚洲的往来通商早已有三条路可走。学生提出：“为什么还要开辟新航路呢？”我不是及时作答，而是指导学生看书***思考，并对有困难学生个别辅导，得出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二、精讲――观察释疑、启发引导，变换提问角度,保持学生思维活力,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思维活动中随机应变,不为习惯性思维束缚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学生的思维能否随着教学内容的变化及时调、学生思维是否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两个方面。在具体教学中,注意变换问题的角度,有利于培养思维的灵活性。这时教师可以先进行精讲，然后观察释疑再加一启发引导。精讲就是教师在讲授时，突出一个“精”字。即学生通览教材，经过一番思索后，教师“精讲”。其主要目的是要用精练的语言，讲清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把书本上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教学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学生对教师的教，以及教学内容既能接受，也不厌烦，但是，由于对教师的教法摸得很透，就会产生“他一定会用老一套方法来教的想法”。然后就平静地在那里等待，这是一种不良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当采取学生意想不到的方法，打破这种平静状态，使学生的学习心理活跃起来。
三、议论――激活学生思维，设计是非评判式问题,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在历史教学中，议论就是有目的地让学生把尚未弄懂的问题的疑点提出来，师生一同展开讨论，激活学生的思维。准确可靠是历史信息最起码、最重要的要求。因此,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要学会问一个“为什么”,不祈求现成的结论。在教学中，经常设计一些带有评判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维，在讨论中解决问题，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或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加以点拨启发，开启学生的思路，当堂讲清疑点；也可以概括几种不同看法，然后指导学生阅读一些相应的课外读物，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钥匙，让学生在课外寻求答案。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及时点拨，注重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让学生从各层面寻求答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心理方面常给学生一种具有新意的刺激，让他们在新鲜事物的尝试中，增强自信心。从教学的方面讲，这种新鲜的刺激能高度集中学生的注意了力，使他们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亢奋状态，愿意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进行实践。这样做不但能克服学生的畏难心理，而且可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各种能力。因此，我在课堂教学中常使用激活学生思维的讨论法，使学生在对新问题的讨论中，克服畏难心理，增强自信心，达到培养和提高各种能力的目的。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我从电视播放的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中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辩论稿或资料卡片。然后由各小组的组长初审，我查阅后把稿纸或卡片发回学生，再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接着由正、反方各推荐出五名代表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辩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评判双方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我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胜过东方文明”，一节课里，整整45分钟，学生争辩不休，尤其是双方代表，你争我夺，发言积极，心怕自己的观点没有阐释完整，心怕没有被人接受，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通过这种辩论，学生兴趣提高了，变得主动了，由死啃书本、硬记课本，变为主动收集资料、掌握知识。由粗浅的认知历史事件，变为全面深透地理解历史知识，再也不会闹“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孙文是孙武的哥哥”这类笑话了。更为重要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唱主角的教学意***得到真正的实现。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例10
中***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32-04
学习***的十精神，特别是学习***的十报告，首先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对于中国***，就是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系统存在的。按此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系统构成的事物。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系统论视角运用系统方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整体及其外部关系，从而全面完整辩证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创新理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道路、方法，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信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长期探索的成果。如果从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是丰富而体系化的系统存在。
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理论的存在，也是实践的存在，构成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系统存在。作为理论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系统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2]作为观念和知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属于理论部分，它们既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它们二者不可分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存在。
知识与价值的系统存在。有人在听报告、读报告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概念来记，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存在。人们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特征，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关，属于中国***所坚持的那种社会主义。我们无论从肯定的方面看，还是从否定的方面看，都认同它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然而，许多人没有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知识的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的系统整体，也是知识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知识体系，这是容易理解的；作为知识形态的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知识内涵，同样属于知识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只是一个名称或一个概念，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法，而是知识与价值统一的系统存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历史与现实的系统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是历史的形成。对此，***的十报告做了精辟而科学的阐述。同志在***的十报告中指出，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改造和建设，“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3]。以***同志为核心的***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工作中心转移，“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以同志为核心的***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5]。在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的***中央领导全***全国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历史，不仅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长期的历史探索和实践中形成的，而且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丰富的历史记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了自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人类社会主义认识与实践的优秀成果，又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的存在，属于直接的现实存在。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7]。***的十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指出的严肃告诫和行动号召，有着中国***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支撑。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结论，是以历史为依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再应用、再确证。
人与社会的系统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理论，是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成功道路，它所阐述的理论主要属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秩序、社会理论的范畴。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也包括人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地包括以人为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都是中国***对人学的阐明。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的学说与社会学说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是人，理论创新的主体也是人，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探索，是共同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丰富记录。简单说来，它是中国人实践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对理想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实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系统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次次生产并累加的过程，也是生命的创造与体现。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生成，有助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知识形态，从起源、形成和积累过程中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生成过程。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体系中考察中国社会，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也有助于认清中国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世界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世界现代化影响中国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现代化的道路。然而，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命题，具体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道路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第一位的问题，也是发展第一位的问题。“无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策”[8]，道路问题都是第一位的问题，属于前提和基础问题。为此，中国人为探索社会现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努力，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即使中国***找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只是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体方向，并没有找到在中国可以实行的现代化具体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为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仍然付出了包括在内的这样高昂的代价。即使1976年结束了，仍然在寻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徘徊，直到1978年才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经常出现各种争论。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长时间探索的过程，也是在探索过程中经历、各种讨论各种选择进而增加知识的过程。
概念的生成过程。从概念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环节，也具有重要的知识意义、价值意义和传播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仅仅是由八个字组成的一个概念，但它的形成本身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又是不断探讨和提炼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并不是这个名称，而是有其他多种名称。最早是1982年9月，***同志在***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9]，后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到***的十五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理论”，从***的十六大开始鲜明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每一个环节或阶段都为形成今天共识的概念做出了贡献。今天所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是中国人创造的专用名词，它既是中国***选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又是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同时表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学术概念。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既是历史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探索与建构的过程。
知识的生成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也是实践，同时也是一种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它是系统的存在，是科学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概念，在第二个层次，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每一个方面自身又有丰富的知识结构。在此意义上，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结构是一个生成过程，既是从无到有，又是从简单到复杂和体系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生成过程既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又是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概括地说是由领导者群体、知识者群体和人民群众群体三个群体合力共建的过程。[11]中国***人和广大群众以自己的各种实践极大地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做出各自贡献；广大知识分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生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广大知识分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的生成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研究所做出的知识生产贡献，这是艰辛探索的过程。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开始，到探讨新民主主义，再到建立新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广大知识分子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开展了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和经验总结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生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系统的生成过程。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系统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存在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结合。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人从开始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作为生活和社会的愿景，不可能形成像今天这样明确而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明确的理论，更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明确而系统的体系。从提出愿景到有明确的概念，再到系统存在，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追溯这样一个生成过程，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规律，而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系统及其生存过程，以其深沉的历史底蕴和丰富内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的位置，告诫我们要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在自己所处的阶段为之发展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解读
同志在***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十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12]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要从五个方面“深刻领会”十精神，即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第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第五，确保***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3]其中“公约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精神的关键词；***的十报告有许多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所有关键词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所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已经成为中国***及中国人民现阶段共同的重要学习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系统存在，也是系统的社会实践，是中国现实存在的社会运动。必须通过系统解读，全面科学地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为中国发展和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进行系统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是直接的现实存在，具有可观感性的特征，有助于为理性认识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支持。中国***九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探索的历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事实证明，也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提供了感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物质文明成就，也有精神文明成就，还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些应当成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重要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本身既是一部历史，也是阶段与过程、经验与教训、智慧与方法的储藏库。系统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为学习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基础。
其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进行系统解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去***治化”的影响，以及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新教条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影响，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往往采取排斥的思维方式。有些人一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词，就认为这是“***治”，而“***治”就是错误的，“***治”就是口号、空话、大话，就是无用的，采取排斥排除的做法。但是，***治作为客观存在，***治知识、***治理论和***治学作为知识形态，甚至学科形态的存在，不仅是不能回避的，而且应当认识它和掌握它。***治知识是人类学习其他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阶梯，在知识社会尤其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已经成为知识体系而存在，它既是中国***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文化、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它又是现实的理论存在。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教育，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的系统解读，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以此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没有这种教育，要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甚至要了解当今中国也是不可能的。有人从主观臆测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治进行指责，实际上是走进了无知荒谬的境域。以此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是科学的。这类行为不仅害人，而且害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还应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是知识存在，不仅只有通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内涵、实践），而且还需要其他学科知识的配合，才能读懂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再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进行系统解读。***的十向全***全国人民提出一个伟大的号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14]走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国极为重要。“道路关乎***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5]“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6]***的全国代表大会如此坚定的信念，应当成为全体***员的坚定信念，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要通过系统解读来确立。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联系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内化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正如***的十报告指出的：“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学习型***组织创建，教育引导***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17]遵循人的思想观念形成规律和思想***治教育规律，经验、知识和理论既是信念的基础，也是信念的营养，结合实际活动全面学习和长时间学习，才能体会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系统学习和全面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经验成就和知识体系，才能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丰富而系统的存在，学习、了解和掌握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系统存在，也是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和伟大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义、理论、知识、旗帜、道路、制度、历史、实践、符号、文化等的丰富综合体，它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现象。我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参与者、经历者，有必要较全面地学习和了解它，从总体上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2][3][4][5][6][12][14][15][16][17]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13，10，11，12，1，10，11，50.
[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8]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编写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58.
[9] ***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