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晚泊浔阳望庐山篇1
一望庐山：
彭蠡湖中望庐山
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
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
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
黯凝黛色，峥嵘当曙空。
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
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
我来限于役，未暇息微躬。
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
这首诗是作者漫游东南各地、途经鄱阳湖时的作品。
孟浩然写山水诗往往善于从大处落笔，描绘大自然的广阔***景。第一二两句就写得气势磅礴，格调雄浑。辽阔无边的太空，悬挂着一轮晕月，景色微带朦胧，预示着“天风”将要来临。“月晕而风”，这一点，“舟子”是特别敏感的。这就为第三句“挂席候明发”开辟了道路。第四句开始进入题意。虽然没有点明彭蠡湖，但“渺漫”这个双声词，已显示出烟波茫茫的湖面。
“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进一步扣题。“匡阜”是庐山的别称。作者“见匡阜”是在“中流”，表明船在行进中，“势压九江雄”的“压”字，写出了庐山的巍峨高峻。“压”字之前，配以“势”字，颇有雄镇长江之滨，有意“压”住滔滔江流的雄伟气势。这不仅把静卧的庐山写活了，而且显得那样虎虎有生气。
以下四句，紧扣题目的“望”字。浩渺大水，一叶扁舟，远望高山，却是一片“黛色”。这一“黛”字用得好。“黛”为青黑色，这既点出苍翠浓郁的山色，又暗示出凌晨的昏暗天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渐渐显露出鱼肚白。高耸的庐山，在“曙空”中，显得分外妩媚。
天色渐晓，红日东升，庐山又是一番景象。崔巍的香炉峰，抹上一层日光，读者是不难想象其美丽的。而“瀑水喷成虹”的景象更使人赞叹不已。以虹为喻，不仅表现庐山瀑布之高，而且显示其色。飞流直下，旭日映照，烟水氤氲，色如雨后之虹，高悬天空，是多么绚丽多彩。
这样秀丽的景色，本该使人流连忘返，然而，却勾起了作者的满腹心事。“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表明了作者早有超脱隐逸的思想。“尚子”指尚长，东汉隐士；“远公”指慧远，东晋高僧，他本来是要到罗浮山去建寺弘道的，然而“及届浔阳，见庐峰清净，足以息心”，便毅然栖息东林。“追”、“怀”二字，包含了作者对这两位摆脱世俗的隐士高僧是多么敬仰和爱戴；诗人望庐山，思伊人，多么想留在庐山归隐呀，然而却没有，为什么呢？
“我来限于役”以下四句，便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之所以不能“息微躬”是因为“于役”，他还要继续到长江下游江浙等省的广大地区去漫游，现在整个行程还不到一半，而一年的时间却将要完了。“淮海”、“星霜”这个对偶句，用时间与地域相对，极为工稳而自然，这就更突出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从而显示出作者急迫漫游的心情。这对“久欲追尚子”两句说来是一个转折，表现了隐逸与漫游的心理矛盾。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对以上四句又是一个转折。“岩栖者”自然是指那些隐士高僧。“毕趣”的“毕”应作“尽”讲，“趣”指隐逸之趣。意思是尽管现在不留在庐山，但将来还是要与“岩栖者”共同归隐的。表现出对庐山的神往之情。
这虽是一首古诗，但对偶句相当多，工稳、自然而且声调优美。譬如“黯凝黛色，峥嵘当曙空”中的“黯”与“峥嵘”，都是叠韵词。形容颜色的两字，都带“黑”旁，形容山高的两字都带“山”旁，不仅意义、词性、声调相对，连字形也相对了。《全唐诗》称孟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于此可见一斑。
此诗结构极为紧密。由“月晕”而推测到“天风”，由“舟子”而写到“挂席”，坐船当是在水上，到“中流”遂见庐山。这种联系都是极为自然的。庐山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气势雄伟；由黎明到日出，才看到它的妩媚多姿、绚丽多彩。见庐山想到“尚子”和“远公”，然后写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顺理成章，句句相连，环环相扣，过渡自然，毫无跳跃的感觉。作者巧妙地把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思想的矛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结构之所以紧密的秘密所在。
二望庐山：
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
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
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这首诗色彩淡素，浑成无迹，后人叹为“天籁”之作。上来四句，颇有气势，尺幅千里，一气直下。诗人用淡笔随意一挥，便把这江山胜处的风貌勾勒出来了，而且还传递了神情。
试想在那千里烟波的江面上，扬帆而下，心境何等悠然。一路上也未始无山，但总不见名山，直到船泊浔阳城下，头一抬，那秀拔挺出的庐山就在眼前突兀而起，“啊，香炉峰，这才见到了你，果然名不虚传！”四句诗一气呵成，到“始”字轻轻一点，舟中主人那欣然怡悦之情就显示出来了。
香炉峰是庐山的秀中之秀，在不少诗人的歌咏中常见它美好的身影。“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望庐山瀑布》），在李白笔下，香炉峰青铜般的颜色，被红日映照，从云环雾绕中透射出紫色的烟霞，这色彩何等浓丽。
李白用的是七彩交辉的浓笔，表现出他热烈奔放的激情和瑰玮绚烂的诗风。而此时的孟浩然只是怡悦而安详地观赏，领略这山色之美。因而他用的纯乎是水墨的淡笔，那么含蓄、空灵。从悠然遥望庐山的神情中，隐隐透出一种悠远的情思。
诗人以上半首叙事，略微见景，稍带述情，落笔空灵；下半首以情带景，情是内在的，他又以空灵之笔来写，确如昔人评曰：“一片空灵。”
香炉峰烟云飘逸，远“望”着的诗人，神思也随之悠然飘忽，引起种种遐想。诗人想起了东晋高僧慧远，他爱庐山，刺史桓伊为他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禅舍名“东林精舍”。据云那处所是：“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到这儿来的人都感到“神清而气肃”。这地方如此清幽，使人绝弃尘俗，当然也是为那些山林隐逸之士所向往的了。孟浩然是一位“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的人物，所以他那“永怀尘外踪”的情怀是不难理解的。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2
一、隐逸诗——悠闲自在的超脱
佛教教义认为世界一切都是空的，因而佛门又名空门。我们能从王维的作品中看到一种空寂幽深之意，王维无疑是超脱的，是一种佛陀式的超脱。正如他在《终南别业》中所述：“中岁颇好道，晚居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表现了诗人隐居山间时悠闲自得的心境。《鸟鸣涧》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正因为“空”字，才凸显了夜晚的静谧和由静谧显示出来的空寂。描绘了作者隐居云溪时春夜的清幽宁静、清闲自在的生活情致，真所谓花开花落，心境空寂；鸟鸣春涧，禅意盎然。
孟浩然在《晚泊浔阳望庐山》里写道：“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诗人深深怀念东晋高僧慧远的尘外幽踪，远望庐山，暮色渐起，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从远公安禅之地的东林寺里传来阵阵钟声，东林精舍近在眼前，而远公早作古人，高人不见，空闻钟声，心中不禁兴起一种无端的怅惘。“空”字情韵极为丰富，表现了东林精舍的清幽静深，流露出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倾羡。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馀钟馨声。”一个“空”字营造了幽深静寂、安详和平、自然高远的境界，同样透露出一股禅意。
在这些诗句中，“空”给我们的感觉是静谧、清新、祥和，“空”字点染出隐居之地环境的清幽、宁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喜爱，对自然和平静的田园生活和悠闲自在的隐逸生活的向往。
二、征戍诗——生灵涂炭的悲慨
李颀《古从***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连年征战，许多战士身丧边地，换来的只不过是葡萄移植到中国而已，“空见”表达了对好大喜功的帝王用战士的生命换取一己虚荣的愤慨。
姜夔《扬州慢》：“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黄昏时分，戍楼上凄凉清苦号角声在空城上回荡。号角的声音，更反衬出这座空城可怕的寂静。曾经极尽繁华的扬州城几经战乱，竟然成为一座空城，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渲染了凄凉冷落的气氛。词人目睹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叹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山河破碎的哀思。
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陆游自许“塞上长城”，忠心保卫边疆是他一生的抱负，但一个“空”字表明了诗人壮志未酬而双鬓先斑，韶华已逝，“空”字中蕴藏无限沉痛和悲愤。再如陆游《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空”寄寓了多少忧国忧民、感世伤怀的慨叹！
在征戍诗中，“空”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讥讽，对生灵涂炭的悲慨，对国土沦丧的沉痛，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
三、怀古诗——盛衰无常的感伤
相传王勃在写完《滕王阁诗》诗后掷笔大笑而去，却留下了一个字没有填上。太守阎公一看，急命小吏去求这个字，王勃就在他的手掌上写了几笔，让他回复。不料回去一看，小吏的掌中空空如也。阎公起初勃然大怒，而后恍然大悟，惊叹道：“真奇才也！”原来缺的就是“空”字啊！“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其实这个巧妙的“空”字，就是这首诗的重点。在雕梁画栋盛极而衰，朝云暮雨空自寂寞的变化中，王勃表白了自己的胸怀，问世间，何为永恒？哪里才是人生真正的归宿呢？只剩下长江奔流，一直在感叹着人世间的兴衰！“空”字点明昔日载歌载舞的豪华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让人感慨盛衰之无常。
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诗人面对一向被称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石头城，想到“繁华竞逐”的六朝旧事，看着默立的群山、单调的潮水、冷清的明月，今不如昔的凄凉之感油然而生。
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鸟啼草绿，春色常在，而台城却荒凉破败，只有不解人世沧桑的鸟儿在欢快地啼唱，一个“空”字道出了多少凄清与冷落，多少无奈与感伤。
在怀古诗中，“空”渲染了凄清、冷落的氛围，诗人触景生情，怀古伤今，感伤昔盛今衰，命运无常；慨叹人事的变迁，宇宙的永恒。
四、离别诗——无穷的不舍与牵挂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有“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诗人长久怅望友人身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蜿蜒曲折的山中，而只近处雪地上留下马蹄的印迹。“空”字写出了诗人心中纷至沓来的对友人的恋恋不舍之情，为友人安全担忧之愁，以及客中送友人归去，自己归期未卜的孤独与惆怅。悠悠不尽之情，委婉含蓄，耐人寻味。
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首词写一位女子的离愁别思，一夜雨打梧桐，空阶滴到明，写出了秋雨的无情，写尽了长夜难眠的孤寂，突出了思妇对离人深切的相思之情。韦庄《女冠子》：“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由追忆往昔而渐入梦境，写明了对情人的苦苦思念，魂牵梦萦，语极简洁，而情味极为深厚。陆游《钗头凤》：“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陆游与唐婉一别十年，深情依旧，然而往昔鸳盟不在，今后相见无期。“人空瘦”，写容颜形貌的变化来表现内心世界的变化，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很常用的手法，但是瘦则瘦矣，何故又在其间加一个“空”字呢？“使君自有妇，罗敷亦有夫。”从婚姻关系上说，两人早已各不相干了，事已至此，不是白白为相思而折磨自己吗？著此一字，就把词人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表现了出来。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尽管“空”有时是以“无情”的表象出现，但诗人在“空”字上寄托了复杂而真挚的情感。诗歌中的“空”字恰当地表达了诗人的“志”，准确地传达出诗人灵魂深处的情感。“空”是有情的。
当我们用心品读古人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怀古伤今、离别怀人等各类体裁的诗词，我们就会感受到看似无情的“空”字下潜藏着的情感激流，我们会懂得：无情却有情，云“空”未必空。
参考文献：
[1]成维.“空”字在古诗中的运用摭谈[J].语文教学之友，2007，（08）.
[2]范晓利.“空”的影子——“空”在道家与佛家的不同含义[J].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08）.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3
二、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王令《暑旱苦热》
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
四、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李白《游洞庭湖五首·其
五、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六、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纳兰性德《临江仙·寒柳》
七、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冯云山《咏瀑布》
八、鱼泽滩头嘶猎马，省嵬城畔看黄河。——石茂华《九月九日登长城关》
九、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十、秋雨一何碧，山色倚晴空。——方岳《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
十一、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苏轼《蝶恋花·春景》
十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夜泊枫江》
十三、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
十四、锦江春*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
十五、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十六、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公无渡河》
十七、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欧阳修《采桑子·天容水色西湖好》
十八、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白居易《采莲曲》
十九、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杜甫《水槛遣心二首》
二十、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望洞庭》
二十一、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白居易《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二十二、长江万里东注，晓吹卷惊涛。——吴潜《水调歌头·焦山》
二十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
二十四、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
二十五、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
二十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
二十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二首·其
二十八、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二十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
三十、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戴叔伦《兰溪棹歌》
三十一、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三十二、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三十三、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三十四、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琵琶行/琵琶引》
三十五、引之于山，兽不能走。吹之于水，鱼不能游。——牛殳《琵琶行》
三十六、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三十七、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杜甫《秋兴八首·其
三十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三十九、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
四十、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蓉。——朱庭玉《天净沙·秋》
四十一、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关山月》
四十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王维《桃源行》
四十三、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夜雨寄北》
四十四、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祖咏《终南望余雪》
四十五、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欧阳修《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
四十六、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王之涣《送别》
四十七、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四十八、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白居易《春题湖上》
四十九、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轻。——崔季卿《晴江秋望》
五十、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王勃《山中》
五十一、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杜甫《望岳》
五十二、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朱熹《春日》
五十三、何人解赏西湖好，佳景无时。——欧阳修《采桑子·何人解赏西湖好》
五十四、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叶绍翁《夜书所见》
五十五、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赠裴
五十六、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王维《画》
五十七、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五十八、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白朴《天净沙·秋》
五十九、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郑谷《鹧鸪》
六十、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六十一、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张籍《成都曲》
六十二、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六十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陋室铭》
六十四、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储光羲《江南曲四首》
六十五、玉在山而草润，渊生珠而崖不枯。——荀子《劝学》
六十六、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
六十七、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蘸潇湘。——蔡松年《鹧鸪天·赏荷》
六十八、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杜甫《古柏行》
六十九、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杜甫《望岳》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4
五大淡水湖合计面积达1.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淡水湖资源的14%。湖泊犹如颗颗璀璨明珠,把祖国大好山河装扮得婀娜多姿,雄伟壮丽。五湖同心,保护生态,促进人与湖泊和谐相处,并且在保护的同时开发好湖泊旅游,打响我国“湖泊旅游”品牌,这是8月29日下午举行的《“五湖”旅游合作论坛》上达成的共识。
“五湖”旅游走在全国湖泊前列
“五湖掌门人”相聚在苏州太湖之畔,开展以“合作.交流.共赢”为主题的旅游合作论坛,还是首次。湖泊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湖泊旅游在国内市场越来越受欢迎,国内五大淡水湖,在湖泊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业态布局、产品包装和节庆营销等方面均走在全国24800个湖泊的前列。
鄱阳湖以度假、休闲、观光、水上运动为主,综合性开发模式取得成功;洞庭湖作为候鸟越冬和栖息胜地,成功打出了“观鸟旅游”品牌,带动了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太湖是江苏省的宝贵旅游资源,近年来以苏州太湖古村落群、常州太湖湾和天目湖等为主的环太湖旅游圈成为华东地区旅游线路新亮点;洪泽湖的节庆营销出类拔萃,渔家美食节、洪泽湖旅游节等一批重大节庆活动打出了品牌,聚集了人气;巢湖以湿地为主要特征的湖滨大道绿色生态长廊,成为生态旅游的靓丽风景线。
湖泊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也是兴农兴渔和水上交通的物质基础。“五湖”所属的城市,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闻名遐迩,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岳阳楼是全国三大名楼之一,《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是苏州人。岳阳市旅游局局长刘腊干来到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参加论坛,感到特别亲切,他带着浓浓的乡音介绍岳阳旅游特色。千古岳阳楼、浩瀚洞庭湖、浪漫君山岛、古老巴陵城,组合成了山在水中、城在水边、城环水绕的独特山水生态城市风貌和品位高雅而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
洪泽湖所属的淮安市是***的故乡。淮安市旅游局副局长鲁一伟说,淮安以“文化名城、伟人故里、运河之都、美食之乡、生态家园”为名片,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和纯朴自然的山水风光吸引了游客。
享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九江被誉为“天下眉目”,浔阳古城、梦幻西海、庐山温泉、鄱阳候鸟、石钟神韵、天上云居等构成九江十景。九江市旅游局局长杜少华介绍,九江旅游局已将鄱阳湖上的各景点串联成鄱阳湖水上旅游线。
巢湖是华东地区旅游资源大市,巢湖市***府副秘书长吕晓斌介绍,巢湖市以“山水、温泉、古文化”等优势资源为依托,以巢湖、半汤、汤池、香泉“一湖三泉”为重点,以“温泉之都.休闲巢湖”为品牌,培育和整合一批深受游客喜欢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苏州市副市长周伟强认为,“五湖”人缘相亲、文脉相连,同为孕育中华古文明的摇篮,合作前景广阔,旅游发展商机无限。此次“五湖”旅游合作论坛的召开,共享发展经验,互换旅游信息,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扩大合作成果,有利于促进旅游经济互利共赢。
国家旅游局综合发展处处长唐洪广指出,“五湖”旅游合作论坛,为“五湖”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搭建了一个探讨、交流、互动的平台,有利于充分发挥“五湖”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特色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为国内湖泊旅游经济腾飞作出探索。
以湖泊为资源的旅游,在国际旅游占了很大比重,北美五大湖、瑞士日内瓦湖泊旅游享有盛誉。中国是世界第三大“湖泊旅游”大国,部级度假区有三分之一以湖泊旅游为主。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认为,目前国内湖泊旅游存在着品牌不足、精品不足、休闲不足等挑战,他希望“五湖”为中国特色湖泊旅游走出一条道路,特别是加强区域性湖泊旅游合作,如环太湖城市旅游带共同打响“太湖旅游”品牌。
“苏州太湖”延伸《姑苏繁华***》
“苏州太湖山水资源与吴地文明交相辉映,太湖水灌溉着长三角的鱼米之乡,滋养着长三角7000万子民。”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黄戟深情地说。
太湖七十二峰,苏州吴中区内有五十八峰。苏州素以“古典园林”著称,苏州太湖是苏州旅游业最令人瞩目的处女地,秀山丽水举目如画,独特的岛屿、幽谷、奇峰、溶洞、湿地,形成了一幅长达百余里,既精致秀美又尉为壮观的山水画卷。苏州太湖是展示吴文化的天然博物馆和聚宝盆,也是长三角永葆发展活力的心脏和绿肺。
清乾隆年间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用了24年时间创作了一幅名为《盛世滋生***》(又名《姑苏繁华***》)的宏伟长卷,全长12.25米。 画面自灵岩山起,由木渎古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经盘、胥、阊三门,穿山塘街,至虎丘山,连锦数十里内的湖光山色、水乡田园、村镇城池、社会风情跃然纸上。
现代交通的快速发展,拉近了太湖与苏州的距离,从苏州市区到太湖新天地,不过半小时车程。因此,如今的《姑苏繁华***》已经向太湖延伸。经过多年保护和建设,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已初步形成了以太湖山水、古吴文化、桥岛风光、田园野趣、美食度假、游乐世界为特色,以度假区中心区为主体、以光福和金庭为两翼、以环太湖生态走廊为轴线的大旅游格局,成为国内著名的度假胜地和生态家园。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5
主办：山西省晋中市旅游局，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旅游局，江西省上饶市、九江市旅游局，湖南省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旅游局，湖北省武汉市、襄樊市旅游局，河南省南阳市、洛阳市旅游局，河北省张家口市旅游局，内蒙古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旅游局。
协办：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山西晋商文化博物馆（祁县渠家大院）、山西榆次常家庄园
1.千年瓷都的匆匆一瞥
到了景德镇的那一刻，也许是因了记忆中那些精美的瓷器，也许是为着心中的那一份景仰，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它的面前，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打破了这座大名鼎鼎的千年瓷都。
景德镇真的与众不同呢，那是因为它的久远，它的厚重，它的精美吧。在心中，景德镇也像那些假玉白瓷、青花粉彩的瓶瓶罐罐、盘盘碗碗，让人心醉神痴，让人爱不释手，让人小心翼翼，让人不敢走近又不忍离去。
从婺源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就到景德镇了，婺源是一种民间的情调，是点缀在山山水水之中轻松的美。而景德镇则完全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是一种久远了的皇家贵族的凝重之美。坐上长途客车出了婺源县城，还没有在一程美丽的山水里回过神来，就又跌进了这个陶瓷的王国。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小镇，因陶瓷而声名远播，与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并列成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镇。
景德镇曾经属江西浮梁县治。东晋时期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也叫陶阳镇。史书上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这样算起来景德镇的陶瓷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前，景德镇就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了“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由制陶阶段升级到了制瓷阶段。在此之后，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以至引起宫廷的重视，并按照皇上的旨意在这里烧制皇家专用的特殊产品。比如在公元583年为南朝皇帝陈叔宝造豪会的庭壹楼阁而烧制的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还有为隋炀帝烧造的狮象大兽等。但是真正使景德镇瓷器的烧制水平达到一个很高水平的还是在实力雄厚的大唐。
一个叫陶玉的人烧制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他“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被称为“假玉器”的是当时烧制的青瓷，那个时期景德镇烧造出来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青瓷瓷胎有厚有薄，釉色近似越窑的色彩，略带绿色，与玉器很像，所以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
景德镇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皇帝的年号命名的地方，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源于这里出产的陶瓷。在宋代，中国的陶瓷业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南北名窑林立，形成了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时景德镇已经成为从唐末五代就有了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在全国最具代表性的产地。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赵恒听说景德镇烧制出来的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便派人到这里烧制皇家御用瓷器，瓷器的底部书有“景德年制”四字，由于为皇家专门烧制的瓷器极其精美，成为当时瓷器的极品，所以“景德年制”的瓷器便名扬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这座千年瓷都遂由此得名。
千年之后的景德镇，你无论走在大街小巷，虽然这已经是21世纪一座很现代的城市了，但它依然时时刻刻、无所不在地张扬着千年瓷都的巨大魅力和接近奢侈的陶瓷实力。街道两边的路灯是陶瓷的，路口悬挂的交通指示灯是陶瓷的，更有门前的匾额、商店里精美的瓷器等等许多城市的细节都有陶瓷制品。陶瓷不仅装饰了一座小小的城市，更装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陶瓷，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创造了一个打不破的神话。
有人说，南宋玉骨香魂的一代大词人李清照在“佳节又重阳，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的吟咏中，她的“玉忱”就是当时景德镇的陶瓷产品。虽无从考证，但却也能给人无尽美好的联想。
漫漫历史长河中，景德镇瓷器在发展过程中品质不断创新，种类不断增多，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其登峰造极的作品，势如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
宋室南迁之后，全国***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北方名窑相继衰落，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这里汇集了南北名窑技艺之大成，制瓷业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据记载当时景德镇的瓷窑达300多座，形成了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盛况。
元代虽然短暂，但是景德镇瓷业却是个创新的时期。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大量烧造青白瓷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烧制了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一只标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铭款的景德镇青花云龙象耳瓶。这表明在公元14世纪初期，景德镇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质量很高的青花瓷。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
到了明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销路广。《中国陶瓷史》中说：“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明代的景瓷确是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花色品种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明代的一位官员曾写道：“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那时候的景德镇到处都是瓷窑，是江西最富庶的地方。到了夜晚，全镇烧窑的火光一片，亮如白昼，让人不能安睡。
在景德镇的制瓷史上，一件最不容忽略的大事就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则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的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许多瓷器精品，许多成为传世珍品。这个建立于公元14世纪中叶的御器厂，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历经27个皇帝500余年，对景瓷的发展提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景德镇的瓷业达到鼎盛时期，形成了其瓷业历史发展的巅峰。清初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 法国传教土殷弘绪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九月一日在饶州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更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康熙时期的青花瓷、釉上五彩、斗彩、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等都有重大突破而达到了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名贵新品种的诞生，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珐琅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分，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斑斓绚丽奇观的“窑变”等。清代的景瓷，其品质、造型、釉彩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清代景瓷的发展能有如此的成就，与当时的几任督陶官的功绩是分不开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英。他在景德镇督陶15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卓著的督陶官。他曾与工匠们同吃同住三年，终于变外行为内行，并与瓷工们一起进行工艺钻研。他所编著的《陶冶***说》成为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他督陶时的瓷器产品世称“唐窑”，其制造水平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还有臧应选的“臧窑”；郎廷权时期的郎窑红、素三彩；年羹尧的“年窑”等等，都有巨大的成就。
千年一瞬，景德镇以其卓著的业绩丰富了人类的陶瓷史，中国的陶瓷不仅造福九州，也享誉海外。唐宋时期，中国的瓷器就有两条路输往国外，一条是伴随“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一条是有“瓷器之路”之称的海上航线。景德镇瓷器最初大量销往亚洲各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浩浩船队所装载的主要商品就是青花瓷。在明朝，中国出产的精美瓷器更远销欧洲、美洲、澳洲。据记载，在明隆庆年间，每年仅墨西哥银行银元流入中国的就有一二百万，其中相当部分是用来购买景德镇瓷器的。中国是最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它与我们的丝绸、茶叶一起而成为东方古老中国的标志。因此被外国人称之为“瓷器之国”，英文“CHINA”，既名瓷器，又称中国。
是天地造化成就了一个瓷都，景德镇的陶瓷不仅凝聚了人类的智慧，也汇聚了一方宝地的山水之灵气。这里的高岭土，是中国首先发现的制瓷主要原料。国际上对这种特殊粘土都称之为高岭土（KaoLin)。
景德镇境内河道纵横，充足的水资源既保障了生产的需要，也为产品的运输提供了方便。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是通过水运而至的，那些精美的瓷器也是通过水路飘然远去的。水路运瓷，运载量大，可减少破损，自明以来运送御瓷均由水路，所以古代昌江水运繁忙。古人有诗曰：“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得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茅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
岁月流逝，景德镇的陶瓷业历久不衰，这是一个奇迹。如今，这里不仅还有大量的古瓷窑遗址和许多古老的建筑，历史传承的陶瓷工艺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陶瓷业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擦肩而过，在千年的历史巨卷上也仅仅是匆匆一瞥，但是它让我们的心灵充盈着一种景仰，一种自豪。在这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文明之光。
相关链接――茶乡浮梁
景德镇所辖浮梁县有茶乡之称，产茶的历史悠久。早在敦煌变文的《茶酒论》中就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记述。《元和郡县志》载：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在唐代，浮梁就是有名的产茶区和茶叶集散地。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白居易所作《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近代，工夫红茶制茶工艺传入，先是在浮梁西湖乡溪村，后扩至全县。1882年生产红茶3万担。1911年曾产红茶6万余箱。为茶叶历史产量最高峰，所产红茶风味独特，畅销国外市场。严台江智甫经营的“天祥”茶号所制工夫红茶，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民国时期因连年战争，茶叶生产每况愈下，至1949年只产茶4620担。近年来，茶叶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初制厂逐年增加。已有大小茶场102个，茶园面积9.63万亩，年产茶3.2万担。“浮红”系列产品曾多次获国家和省级优质产品奖。
2. 烟波浩淼鄱阳湖
从景德镇到湖口全程高速，我们在江西走过了上饶、景德镇之后进入九江。湖口县隶属九江市，湖口是鄱阳湖与长江的连接处，鄱阳湖的水由此注入长江。我们环鄱阳湖走过了许多地方，但都是在岸上，当年晋商的船队所走的却是水路，由信江进入鄱阳湖，走过了鄱阳湖美丽而诡异的湖面，经湖口进入万里长江。
有人曾形象地将烟波浩淼的鄱阳湖比作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万里长江的腰带上。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冠众湖之首。它南北长达173公里，东西最宽处74公里，湖面3914平方公里，平均水深8.4米。上承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下注长江。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淮、海三河水量的总和，是一个季节性、吞吐型的湖泊，具有天然调节水量、蓄洪的功能。汛期水位上升，湖面陡增，水面辽阔；枯期水位下降，洲滩，水流归槽，湖面仅剩几条蜿蜒曲折的水道。形成了“枯水一线，洪水一片”的自然景观。
鄱阳湖以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称西鄱湖，也叫落星湖，长40公里，宽3至5公里，最窄处仅800余米；南面叫东鄱湖，也叫官亭湖，最宽处达74公里，是鄱阳湖的主湖区。由南北两部分构成了一只宝葫芦的形状。
在古代，鄱阳湖曾有过彭蠡泽、官亭湖等多种称谓，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渔舟唱晚，响彭蠡之滨”，所指的正是这里。
据说在远古时期，鄱阳湖湖区为“扬子海槽”的一部分，后来地壳经断陷构成了鄱阳湖盆地的雏形。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彭蠡泽向南扩展，湖水进抵现在的鄱阳湖。在彭蠡泽大举南侵之前，低洼的鄱阳盆地上原本是人烟稠密的城镇，随着湖水的不断南侵，鄱阳湖盆地内的鄱阳县城和海昏县治先后被淹人湖中，而位于海昏县邻近较高处的吴城镇却日趋繁荣，发展成为与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齐名的江西四大古镇之一。因此，历史上就有了“淹了海昏县，出了吴城镇”的说法。
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湖中有众多的名山秀屿，湖口县的石钟山、大孤山，都昌县的南山和老爷庙，星子县的落星墩等不仅风景如画，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或神奇古老的传说。因此，苏轼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诗中写道：“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参天长。”
所谓“大姑小姑”是指两座山，也称大孤山、小孤山。大孤山六朝时称“独石”，又因其形如鞋，俗名“鞋山”。传说古时渔郎胡春在鄱阳湖中与一名叫大姑的绿衣少女相遇相爱，她是瑶池玉女，因触犯天规，贬鄱阳湖，独居碧波之间。两人结成佳偶后，当地渔霸见大姑貌美如花，便生歹念，但碍于胡春一直无从得手。玉帝得知大姑与胡春结合，便将大姑捉回，渔霸也趁机加害胡春。当大姑在空中见丈夫处在危急之中，无奈之下将脚上的绣花鞋踢下，化作一座山，将渔霸镇于湖底。所以酷似一只鞋的大姑山便由此而来。
在鄱阳湖畔，还有一座周瑜点将台。相传，三国时东吴大都督周瑜守柴桑（今九江），这里是操练水***的点将指挥之处。台高7米，用花岗石砌成，台下有扶门通道，台上有双层房檐木结构城楼。据《三国志周瑜传》记:"建安十一年，周瑜督讨麻保二屯，还兵守备宫亭（指鄱阳湖）。又败江夏太守黄祖，并生擒其部将邓龙于柴桑。"《星子县志》也有"汉建安十四年，孙权曾命周瑜向鄱阳湖教习水***"的记载。
在周瑜点将台附近，还有一处落星石，俗称落星墩，纵横数丈，状如星斗。鄱阳湖水有涨有落，而此石不没于水，相传此石为坠落的天星，星子县名由此而来。
南山是鄱阳湖上又一座名山，它与都昌县隔湖相望，有大堤相连。南山自古就远近闻名。汉时有一贤者隐居于此，武帝南巡，请他出山，辞不赴诏，自称野老，无意功名。南北朝时山水诗人谢灵运到此诵经礼佛，至今还有他的幡经台。苏轼在《过都昌》一诗中写道：“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至今在南山的野老岩下，仍留有他手书“野老泉”三字。
在鄱阳湖，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战例，虽然与三国风流倜傥的周大都督无关，但对历史的影响却不亚于三国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使汉朝末年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元朝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却奠定了明朝对全国的统一。
元朝末期，社会动荡，全国各地豪雄并起。朱元璋和陈友谅发展成为南方两支重要的***事力量。公元1360年，陈友谅控制了武昌、江西、湖南、浙江、四川等长江中游地区，在江州（今九江）称帝。朱元璋夺取金陵（今南京）后，又先后攻占苏南、皖南和浙江的部分地区，西与陈友谅的势力相接触。朱元璋要占据江南，势必同陈友谅进行激烈争夺。因为陈友谅地处金陵上游，控制了安庆、九江、武昌三个战略重镇，占地广阔，力量强大，仅水***力量就十倍于朱元璋。因此，陈友谅的存在是朱元璋平定江南的最大障碍，他们之间的争战，不仅关系到彼此之间的生死存亡，也必将是争夺南部中国的战略决战。
朱元璋与陈友谅经过多次较量之后，终于在鄱阳湖拉开战场，展开决战。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主力救援安丰小明王，江南空虚之机，以号称60万的水陆大***于十一日围攻洪都，占领吉安、临江、无为州。守城朱***浴血奋战，死守洪都。七月初六，朱元璋亲率水***20万，往救洪都。十六日进抵湖口。陈友谅得知朱元璋大***来援，即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一场规模空前激烈异常的生死大决战在鄱阳湖展开。
二十日，两***在鄱阳湖内康郎山湖面遭遇。陈***巨舰联结布阵，展开数十里，望之如山，气势夺人。朱元璋针对其巨舰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将己方舰船分为20队，下令各队接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双方展开激战。朱***缴获巨舰一艘，焚毁陈***20余艘舰船，陈***被杀和淹死者甚众。但朱***伤亡也不少，尤其是朱元璋座舰搁浅被围，险遭不测。
二十二日，朱***改用火攻，用7艘渔船装满火药柴薪，迫近敌舰，顺风放火，风急火烈，迅速蔓延。一时烈焰飞腾，湖水尽赤，转瞬之间烧毁陈***数百艘巨舰，陈***死伤过半，陈友谅的两个兄弟及一员大将被烧死。朱元璋挥***乘势发起猛攻。二十三日，双方又有交锋，陈友谅瞅准朱元璋旗舰展开猛攻。朱元璋刚刚移往他舰，原舰便被陈***击碎。两***相持三天，陈***屡战屡败，陈友谅两员大将见大势已去，于是投降了朱元璋，陈***内部***心动摇，士气更加低落。朱元璋判断陈***可能突围退入长江，乃移***湖口，堵敌归路。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被困湖中，***粮殆尽，计穷力竭。于是孤注一掷，冒死突围，企***进入长江退守武昌。八月二十六日，陈***行至湖口，遭朱***伏击，陈友谅中箭而死，***队溃败，5万余人投降。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二月，朱元璋攻下武昌，陈友谅儿子陈理投降。
鄱阳湖大战，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到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前后历时37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只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朱***以少胜多、以小击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我国水战史上的著名战例。
此战的胜利，奠定了朱元璋平定江南的基础，并为以后的北伐和攻灭元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鄱阳湖有一个老爷庙，传说就与当年朱、陈大战相关。湖中有一个让当地鱼民船工闻风丧胆的魔鬼三角地带，船只行驶到这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停机、沉没。这片水域就在鄱阳湖区的都昌县，南起松门山，北至星子县城，全长24公里。在湖东岸上有一座破旧的庙宇，叫老爷庙。传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时，朱元璋湖中受困，遇老神仙派遣一只乌龟将朱元璋救起。朱元璋终于打败陈友谅，当上了皇帝。为感谢救命的乌龟，便在湖边高地建起一座庙宇，称“老爷庙”。
过往船只在这里经常遭到船没人亡之灾，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间，这里就沉没了大小船只几百艘。
为了解开老爷庙水域神秘沉船之谜，江西省气象科研人员组成了专门的科研小组，对该水域的气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观测研究。从搜集到的20多万个原始气象数据看，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的一个少有的大风区。全年平均两天中就有一天属大风日，风力达到6级以上。
有风便有浪，经计算，鄱阳湖水面刮6级大风时，浪高达2米。而此时每平方米的船体将遭到6吨冲压力的冲击。也就是说，一艘载重20吨的船舶，其船侧面积按20平方米算，波浪的冲击力就达到 120吨，超出船重量的5倍。船舶沉没，大多是风起浪激时。
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1945年4月，一艘装满中国珍宝的日本大船，行至鄱阳湖时，忽然在原地打转，每转一次，就往下沉一些，直至沉没。
后来，请美国人打捞沉船。但这些美国人除一人生还以外，其余的人失踪，而且那名生还者后来也得了精神病。
1980年，这里来了一些水性好的人，下水打捞沉船。但他们却神秘失踪。这以后，又有人下水打捞，都下落不明。后来。有人查看地***，发现鄱阳湖的纬度与百幕大三角的纬度只差1度。
鄱阳湖虽然有神秘的“魔鬼”出没，但鄱阳湖部级自然保护区更成为一座难得的人间天堂。它以永修县吴城镇为中心，纵横永修、星子、新建等县管辖鄱阳湖内的9个湖泊，总面积达到224平方公里。
鄱阳湖在枯水期形成大面积的湖滩、草洲、沼泽湿地、浅水湖泊，水草、螺、蚌等便成为候鸟丰盛的食物。因此，每年秋冬之际，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飞来成千上万只候鸟，和原来定居这里的野鸭、鹭、鸳鸯等一起度过冬天。保护区内的鸟类达200多种，上百万只，其中珍禽20多种，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时常可见“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的壮观美景。尤其是在这里发现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以及白枕鹤、白头鹤、灰鹤等，总数达4000只以上，1989年发现白鹤竟达2600余只，占全世界白鹤总数的95%。因此，鄱阳湖也被称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
3.夜雨潇潇宿湖口
到达湖口县城的时候，是下午，太阳有点蒙蒙的。
在高速路口下车后有些茫然，到城里还有远远的一段路，却看不到出租车那可爱的影子。走出去很远才找来一辆“面的”，终于把行李放到了车上，仿佛如释重负。
湖口虽然仅为一县之地，却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和第一条大江相会的地方，扼三江之门户，当吴越之要冲，有“江湖锁钥”之称。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闻一闻从历史深处吹来的风，仿佛还有硝烟的味道。
湖口的战事好像从有人类历史就有了，禹征三苗、三国周瑜兵进赤壁、朱元璋大战陈友谅、湘***与太平***激烈交锋、湖口起义发动讨袁“二次***”、渡江作战，湖口浩浩荡荡的江湖之水，不知多少次被壮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但湖口更能让人记忆深刻的，也许还是因了一代大儒坡的《石钟山记》而名盛于世的石钟山。
石钟山经过了上千年战争风雨的冲洗与历代名家大儒才思墨韵的浸染之后，依然踞鄱阳湖与长江交会的湖口要冲，静静地伫立在秋风秋雨之中，湖口县城就临鄱阳湖倚石钟山而建。
我们颠颠簸簸地来到湖口县城最核心最古老的部位，这里是***府机关和商店、人流最为集中的地方，街道并不宽敞，显得有些老旧的建筑，记录着它曾经的发展历程，也许是由于天气越来越阴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心中的湖口历史烟云太厚重的缘故，初至湖口，总使人觉得心中沉甸甸的。
在一家光线幽暗的小饭店里吃了点东西，然后找住处，在这条街上，好多店铺门口都有一台小发电机“嘭嘭嘭”地在那里发电，到一家在外面看上去规模还不小的宾馆，楼道里也有这种小东西“嘭嘭嘭”地响着，于是只好再投他处。不知道是因为经常停电还是因为这样用电比较划算的缘故，但是在街上走过的时候，街边那些“嘭嘭嘭”的小东西也自成风景。
安顿了住处之后，在石钟山下县***府大院里的一座小楼找到了旅游局，也许是由于没有事前联系，所以在有些狐疑的目光中等到了局里的领导，我们见到的王奔春局长也是石钟山景区的经理，安排好了采访事宜之后，谢绝了王局长盛情挽留的晚餐，想放松一下疲倦的身体，就随便地转到街上。湖口人的住房并不是很讲究，更多的是随意。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与湖口多次战争的历史有关。战争不仅毁掉了人们安宁的生活，更毁掉了人们精心建造的家园。一次次地建，一次次地毁，也毁掉了人们的信心。于是，这里的老百姓便不再花费更大的精力去建造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毁掉的房子。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成了传统。更有说法是湖口变成了糊口，人们能够养家糊口就是知足常乐了。其实，在湖口常常会毁掉人们家园的不仅是战争，还有水患。江湖造福于人，同时也会成灾为患。所以，临江近湖的湖口，对待自己的家园也就有了另一种理解，另一种方式。当然，时世变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现代的湖口人也一定会有现代的追求，传统也同样会渐渐淡去。
湖口虽然是战争频仍的古战场，战争成就了胜者为王的辉煌，也改变了历史长河的走向。但除了残酷的厮杀之外，它还有更多的诗情画意，这里更是名流大儒荟萃的地方。不仅苏轼在此写下了名篇《石钟山记》，石钟山的秀美与湖口的壮丽也同样受到李白、白居易、谢灵运、张九龄、黄庭坚、范仲淹等历代大家的钟爱。据记载，唐宋家中，只有柳宗元没有到过湖口。在湖口的历史上，曾有五百多名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思想家、文学家来此，留下了一千多篇诗词歌赋流传至今。湖口更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在此做过彭泽县令，彭泽县址在湖口县江桥乡柳德昭村。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九江西南）人，他的曾祖父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陶渊明到了29岁才出来做官，也只做过江州祭酒、镇***、参***和彭泽县令等职，事实上他做彭泽县令也仅仅只有80多天，让他断然离开官场飘然而去的直接原因是，有一天郡督邮要来彭泽县，下属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解职而归，从此远离官场。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从此不再出仕。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长期隐居于“良田美池桑竹”之间。
现在的石钟山建有归去亭，亭壁石碑刻有《归去来兮辞》。并有曾主持建造了石钟山主体建筑、官至兵部尚书的湘***名将彭玉麟所书对联：“心将客星逐，身与浮云闲。”“爽籁不须修竹引，故人曾约抱琴来。”
湖口的夜幕降临之后，淅淅沥沥的小雨也随之飘落下来。
不知道是因了雨的缘故，还是湖口的夜晚原本就是这样的寂静。晚上不到9点，大街上就很少再见到人影了，营业的店铺就更少得可怜。我们中午的饭是下午吃的，晚上的饭也就只好改成宵夜了。当我们走到细雨霏霏的大街上，在幽幽暗暗的路灯下却很难找到可以吃东西的地方了。这条街上饭店本来就不多，在这个时候就更少得可怜了。走了很远，又回来，仔细寻找只能在唯一还营业的一家小店驻足了。开店的是一对中年夫妻，这时候店里除了有两个学生吃了很少的一点东西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客人了。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与店主人聊，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学，经济负担很重，所以夫妻俩要起早贪晚地经营这个小店。店不大，只有一间房，俩人在这里经营一些家常菜，或者快餐之类的食品。
出了小餐馆，大街上更加寂静了。小雨在迷离的灯光里静静地飘着，只有我们这两个外来的客人还在湖口的夜晚游荡，湖口在经历了千年战争风云之后，仿佛有些疲倦地在墨香诗韵里安然入睡了。
4. 武魂墨韵石钟山
一夜秋雨之后，石钟山的早晨格外清丽。走在上山的小路上，这片美丽的秋色之中寂静得只有鸟鸣。石钟山虽然大名鼎鼎，但它属于很小巧的那种，就像长江与鄱阳湖环绕着的一座很精致的盆景。
见有人来到景区，路旁的导游部出来一个女孩儿问我们要不要导游，我们说不用，尔后继续上山。到了山上，在景区办公区找到等候在那里的旅游局局长兼景区经理王奔春先生。他为我们准备了相关的资料，并且让导游部安排了导游。过了一会，气喘吁吁而来的导游正是我们在山下见到的那个女孩儿。女孩儿叫吴浔芳，她名字里的这个“浔”字一下子就使人想到了有"九派浔阳郡，分明是画***"之美誉的九江。“浔”是九江的别称，石钟山所在的湖口县就隶属于九江市。
小吴带我们在石钟山一路游览，这个20岁的女孩朴实中还透着许多天真，但对绿荫之中那一楼一阁，一廊一亭，一花一木却熟悉得如数家珍。
在石钟山，透过面前的绿树浓荫，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湖口就在脚下，浩浩荡荡的长江就在眼前，江湖交汇，湖水与江水两色分明，交汇处的界限清晰可见。水的颜色还由于季节、气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夏秋盛水期，江水浊而湖水清；枯水季节，湖水黄而江水赤。在盛水期江水上涨，水位高于湖水而倒灌进鄱阳湖，鄱阳湖口的湖水变成一片赤色，江湖之水浑然一体。当江湖水位渐渐持平的时候，湖水逐渐沉淀，这时就出现了短暂的江水赤、湖水黄的现象。这也是湖口的一大自然景观。
将目光收回，我们置身其中的石钟山，危崖高耸，林木参天，亭台楼阁参差错落，铭文碑刻俯拾皆是。一座小小的石钟山，由于许多文豪、名流的光顾，使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早对石钟山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北魏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说：“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以为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到了唐代，任江州刺史的李渤读过《水经注》后来石钟山考察，首作《石钟山记》，他虽然与郦道元同样持“以声定名”说，但他以为石钟山的声音并非“微风鼓浪”所致，而是石钟山之石，有铜铁之异，“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馀韵徐歇”。因以得名。李渤是洛阳人，曾隐于嵩山，相传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正是因他在那里养鹿而得名。也因李渤的《石钟山记》，挑起了自唐至今一千多年的石钟山定名之争。
到了宋代，苏轼曾三次到石钟山，第一次于元丰七年六月初九（公元1084年7月14日），送长子迈到德兴任县尉，路过湖口。苏轼对郦道元、李渤的说法将信将疑，他与儿子月夜泛舟石钟山绝壁之下，探究石钟奥秘。他“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坎镗之声，与向之噌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于是作《石钟山记》，“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虽后人也多作《石钟山记》，但唯此冠绝群芳。
在石钟山留下墨迹最多的当数清末湘***将领彭玉麟。彭玉麟是曾国藩麾下一员骁勇善战的水***将领，他曾陪同曾国藩一起探访石钟洞，二人持石钟山以型定名说。曾国藩在《游石钟山日记二则》中写道：“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彭玉麟《石钟洞叙》中的描写更加具体：“盖全山内空，如钟覆地，而上钟山亦中多空洞，且山势上锐下宽，似宜以型论，不以声论，苏子所谓‘坎镗，噌如乐作者’，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无论是以声论还是以型论，石钟山依然千年如一地伫立于此，任足下之水滚滚东流，头顶风云瞬息万变。
我们今天在石钟山所见到的如蓬莱仙山般的精美建筑，主要出自彭玉麟之手。太平***曾占据石钟山，切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湖口通道，也切断了这条水上商道，因此，曾以销售武夷山岩茶为主的晋商，不得不将他们收购制作茶叶的基地转往湖南、湖北以及九江等地。
彭玉麟曾率***在鄱阳湖口与太平***生死血战达五年之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九月，彭玉麟、杨载福等率***水陆并进，内外夹攻，挫败了太平***的精锐之师，夺取石钟山。此后，彭玉麟驻守湖口多年。
这座风光秀丽的千年名山经历战火摧残，古建园林无一幸存，只剩下残垣断壁和战争遗垒。彭玉麟是位儒将，面对如此残败、满目疮痍的石钟山，感慨万分。于是，他与杨载福等会商后，以纪念战死的将士而建的昭忠祠为主体，重建石钟山。昭忠祠建成后，曾国藩与彭玉麟二人曾分别作有《昭忠祠记》。
然而，现在的昭忠祠门额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忠烈祠”三字。原来，在“”期间，曾将昭忠祠改成“太平遗垒”，近年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凿掉“太平遗垒”露出的却是“忠烈祠”，原来“昭忠祠”也是后加上去的，一并凿掉了。据推测，可能是以“忠烈祠”上奏后，上谕下来改成了“昭忠祠”。现在见到的“忠烈祠”三个字正是出自彭玉麟的手笔。
在石钟山，经彭玉麟所建的主要建筑除昭忠祠外，还有浣香别墅、梅花厅、太平楼等等。浣香别墅是当年彭玉麟的住处，有听涛眺雨轩、芸芍斋两栋，曾国藩后来两次路过湖口都住在芸芍斋。浣香别墅内现有许多珍贵的名家碑刻、石刻。在彭玉麟许多墨迹当中，有一处三个不同写法的“梦”字。对此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人生如梦，爱情如梦，功名如梦。他在一副对联中还写道：“过客来游，到此何妨少坐；浮生若梦，劝君不必空忙。”可见其心迹。
建于石钟山最高处的梅花厅相传是彭玉麟为怀念青春年少时的女友梅花女而建。无论梅花女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彭玉麟确实终生酷爱梅花。梅花厅原名“六十本梅花寄舫”，整座建筑酷似一朵绽开的梅花，楼建成之后，在周围栽植了60株梅花，彭玉麟还在这里卧吟梅花七绝诗一百首。也许这就是儒将与武夫的不同之处吧。
太平楼原名“飞捷楼”，因为楼成之时，彭玉麟正好得到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的“捷报”，兴奋之余便以“飞捷”名之。如今“飞捷楼”被改成了太平楼，不知彭玉麟这位“梦”中人会做何感想。
小小的一座石钟山有太多的内涵可读可悟，文也好，武也好，历史的传承，总是后世的财富。
小吴带我们走过了石钟山的“前世今生”之后，还陪我们下山执著地在码头等候多时，终于乘船驶入鄱阳湖与长江，滔滔江湖之水，浩荡东流而去，水中的大小船只忙忙碌碌，穿梭不息。在长江远眺秀美的石钟山，它虽然并不雄伟，但无论是历代大儒们的墨韵诗情，还是纵横千年的战争风云，都为它在人们的心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 九江瞬间
九江是我们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了，从湖口到九江走九景高速公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一座湖口大桥跨越鄱阳湖口，全长3799米，成为九景高速公路上的特大斜拉索桥。2000年建成通车后，长虹卧波成为湖口又一处壮丽的风景。
九江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江南名城，它东枕鄱阳湖，北濒长江，西连幕阜山脉，南屏庐山，是江西的北大门。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春秋时期属吴之东境，楚之西境，因此有“吴头楚尾”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九江为三十六郡之一，有“江到浔阳九派分”之说，故名九江。自秦开始，曾用过九江、柴桑、江洲、浔阳、汝南、湓域、德化等七个名称，明朝以后沿用九江。由于这里雄蟠赣北，濒江扼湖，七省通连、商贾集至，因此与福州、汉口成为我国“三大茶市”，又与沙市、芜湖、无锡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米市，是长江黄金水道十大港口之一。
到达九江后，忽然发现好多天没有见到在九江这么明丽的阳光了，以至在长江边的整个下午都让人有些迷离。九江是一座感觉很精致的城市，山秀水美，风光无限。古人称九江为天下眉目，无限风光引得文人墨客云集于此，也孕育出陶渊明、黄庭坚这样集人品与文品于一身的大家，为九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走在江畔，迎面是古朴凝重、气势不凡的浔阳楼、锁江楼，还有雄峙浩浩长江之上的九江大桥。真想在这古城之中，读一读《琵琶行》的妙句，寻一寻江州司马的诗韵；至一僻静的雅处，品一品浔阳的千年茶香。然而，短暂的逗留时光，只能让我们在亮晃晃的阳光下吹着徐徐的江风发一发呆，做一做白日里的千年旧梦了。
九江是有着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的，早在晋代九江人就有“种茶之习，嗜茶之好”，常常“话茶吟诗，叙事谈经”，直至通霄达旦。到了唐代，官府提倡种茶，九江茶事更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收取茶税，茶叶成为市场贸易的重要商品。贞观年间，江州治以北有一条长达二里的街道，为茶叶集散地。浮梁、祁门等地都依赖水运之便，将大量茶叶运往江州集散。江州司马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
宋代为了加强对九江茶市的管理和征收茶叶税，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置“茶盐合同场于江州”。以后又设茶运司。元代对征收茶叶税更为重视，至元七年（公元1280年）置“植茶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明清又设“批茶引所”。
从清同治末年至民国初年的50年间，是九江茶市的鼎盛时期，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九江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乘虚而入，利用长江和鄱阳湖水运之便，在九江购茶，或办厂制茶。尤其是太平天国之乱，战争使通往福建武夷山的道路受阻，下梅茶市萧条，九江与汉口等地茶市兴起。此间，以晋商为代表的国内茶商与以俄罗斯茶商为代表的国外茶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光绪三年，俄商“顺丰”、“埠昌”洋行在九江置办茶厂制造茶砖。两厂工人达700人，年产量3.1万担。这时，国内茶商也纷纷来九江开设茶铺、茶栈、茶场。光绪末年九江有茶栈40家，出口洋行28家，1882年仅中国商行就多达344家。江西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茶叶种植面积达百万亩以上。
1900年，江西、安徽两省经九江出口茶叶达40万担至60万担。九江开埠后的数十年间，一直在全国占领先地位。在开埠之初的1863年，经九江出口的茶叶就有19万担，约占全国茶叶出口总数的12%；1878年增至27万担；1886年又增至30.7万担；1914年九江出口茶叶量高达33.5万担，创历史最高记录。
当时的九江茶店、茶栈、茶行、茶铺遍布大街小巷，进入茶市，只见幡匾高悬，栉次鳞比，人流如涌。九江商埠码头更是帆樯如林，万商云集。九江茶市“集四海之珍茗，会天下之大贾”，一片鼎盛繁荣景象。
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乱纷起，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盛极一时的九江茶市走向衰落。到1949年，江西茶圃面积只残存7.2万亩，产茶4.29万担。
九江茶市的辉煌已成旧梦，但九江的浔阳楼与锁江楼依然在长江岸边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熠熠生辉。
浔阳楼因九江古称浔阳而得名。原为民间的一座酒楼，只因《水浒传》中宋江在浔阳楼酒醉题反诗的故事而享有盛名。
在《水浒传》中，宋江杀人之后被发配到江州。一日乘酒兴在浔阳楼的白墙上题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酒后之事被人告发谋反，问了个死罪，择日押赴市曹斩首，这才有了“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伯好汉劫法场”。
从唐代就有韦应物、白居易等大诗人吟咏过的浔阳楼虽历史悠久，但它的建毁年代已无从考证了。现在的浔阳楼是1986年重建的，占地2000平方米，主楼占地500平方米，四层楼高21米。出自白居易之手的“浔阳楼”巨匾高悬其上。整座建筑青砖黛瓦，四周回廊，古朴凝重，端庄典雅。
有人曾发出如此感慨：浔阳楼，虽然占地不大，对九江这个狭小地带的文化古城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面长江，浩浩荡荡，望断天涯东流水；临清风，悠悠潺潺，琵琶声中秋风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身临其境，你会感受到文化古城具有精巧灵秀之风格，仿佛是江南的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又仿佛是远古的白面书生，清癯而不失潇洒。
与浔阳楼相距不远处，就是九江的琐江楼塔。锁江楼及塔始建于明代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由九江郡守吴秀创建，历时18年才峻工。楼当时叫江天锁钥楼，高3层，周围铸有4条铁牛；塔叫文峰塔，因建在回龙矶上，故又称回龙塔。锁江楼塔为石雕砖结构，六面锥状，共有7层，高35米。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6
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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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5 《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6 千古奇才，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身傲骨，青莲居士谪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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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你在宫中自在逍遥，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人们忘记了你郁郁不得志的过往，传诵着你的名作，铭记着你的功德。因为，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曾激励多少仁人志士，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达了对权贵的无限蔑视。仰望诗仙，一股傲然之气油然而生。人生能够这样走一回，也就无怨无悔。人们佩服你，铭记你，理所当然!――2005年四川考生《烟随风逝名随史流》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遭人诽谤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虽有昭昭若明月之德，与日月齐辉之才，终化为泡影，但他仍意气风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入愁一个盛唐。若无意气，他怎会有如此豁达的胸襟?
――2006年湖南考生《谈意气》
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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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 《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3 《蝶恋花》：“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4 《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6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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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寒鸦么?是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行者么?是那个高唱“大江东去”的诗人么?苏轼，一个被宋神宗称赞为“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的千古大家，在遭受小人泼来的污水，遭受贬谪后，忘却了所有的失意。他在黄州种地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在黄州“倚杖听江声”，写下“大江东去”。他总是那样的淡泊从容，他总是将所有的痛苦失意抛之脑后，铭记着世间之美丽。不然，何来“亲煮东坡肉”，何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与豪迈?
――2005年四川考生《那阵风吹过》
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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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清照《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2 杜牧《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3 王安石《乌江亭》：“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4 《人民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5 蒲松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6 威震江东，历一代兴亡，自有光辉标吏册；歌传垓下，定千秋功罪，莫将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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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拔山举鼎的传奇褪色成一页泛黄的史册，当斜阳下汉家的小儿稚嫩地传唱“大风起兮云飞扬”，你终于远去，留下一个顶天立地的背影。也许你做了鬼雄，跨着随你而去的乌鸦，旌旗十万斩阎罗，你轰轰烈烈地死去，因为有诚信，为你殉葬。
于是，你不朽，你最终还是战胜了刘邦，以你的诚信，刺刘邦于后人的口碑之下!
――2001年河北考生《题乌江亭》
起兵至今，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难道这垓下一役，前功尽弃?他更承受不了虞姬沉重的话语：“霸王，你可知兵败势孤，原因在你自己。巨鹿大胜，你却活埋降卒二十万，称霸成阳，你却火烧阿房三百里，定都彭城，赐死子婴、黔布，亚父极力反对，你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霸王啊，你可知西楚早已失尽民心!”
是夜楚歌四起，士卒离散，各谋生计，可怜虞姬，香魂一缕，随风而息……
――2004年河南考生《英雄》
屈原――虽九咒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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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3 《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5 《涉江》：“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6 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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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黄昏中，一位衣冠不整的老人踏着最后一缕夕阳，缓缓走来。一个足以彪炳千古的名字――屈原!有如白玉一般纯洁心灵的你，与黑暗腐朽的现实格格不入。于是，你选择了逃避，远离这个纷杂的世界。身为“三间大夫”的你做出了这样一种惊世骇俗的选择。似乎是匪夷所思，但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历史把你安排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就已注定你与这个世界的水火不容，而你又无力改变它，你只有离开。于是，汨罗江畔的纵身一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痛心惋惜的一幕。
――2005年河南考生《岁月的脚步》
司马迁――著成信史照尘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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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 《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刚直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
4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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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已尽，心已碎，本以为你引刀自决：身已残，心已钝，本以为你引药自戕；朋友弃，亲人离，本以为你悲赴黄泉。而你却活下来，坚强如山，意志如铁，在那个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时代，在那个推崇“名节重似命”的时代。
文王拘而演《周易》，你想起了父亲的临终之嘱；仲尼厄而作《春秋》，你想起了雄才多磨难；左氏失明而有《国语》，你想起了百炼成钢；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你想起花香自苦寒；韩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你想起了英志尚未竟。
――2005年安徽考生《月亮的正面和反面》
司马迁在遭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后，正是因为有了信念、毅力和追求的支撑，才使他完成了《史记》这一历史巨著。
――2006年湖北考生《把握三角形的支撑》
王昭君――独留青冢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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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2 李白《王昭君(其一)》：“生乏黄金枉
***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3 王安石《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4 “青冢”墓碑：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5 青冢有情犹识路，平沙无处可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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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我可以不再以青灯为伴，不再与孤独为伍，不用再面对伪善，不必再独忍忧伤。在那里，辽阔的天地可以任我驰骋，淳朴的民风可以给我慰藉。我有豪爽的单于丈夫，还会有可爱的儿女，天伦之乐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远处，似乎传来了牧人粗犷的牧歌。我笑了，是由心底涌起的喜悦。
――2004年陕西考生《昭君行》
拨开纷繁的是非，透过你耀眼的光环，我看见你的宁静，你的淡泊，你的坚贞不渝，你的忠于心灵。当华美的叶片都落尽，你白杨一般屹立的身影，清晰而美好。那一瞬，我忽然理解了你的选择，确在情理之中。
马蹄扬起细小的沙尘，折射着皎皎月光，折射出一个安宁而美好的未来。
――2005年安徽考生《昭君出塞》
杜甫――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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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
3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4 《丹青引赠曹将***霸》：“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5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6 诗史数千言，秋天一鹄先生骨；草堂三五里，春水群鸥野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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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你在成都郊外过着悠闲的日子，人们惊诧于你的轻松。你忘记了自己的不得志，却依然记得黎民百姓的日子。因此，你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心胸何等博大，爱民何等情深!你忧国忧民的情感，你宽广无边的胸襟，让后来人铭记于心。你的佳作，流传百世。“诗圣”之称，你当之无愧。――2005年四川考生《烟随风逝名随史流》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是太“入”了，忧国忧民、感时伤世，少陵的叹息绵长幽邈、一刻不散。“花近高楼”，他的心被伤了；登楼望远，他的忧思又在心头回旋。一个诗人小小的心胸怎容得下这么沉重的叹息!杜甫若懂得适时而“出”，诗中当更添洒脱吧。
――2005年湖北考生《钓罢归来不系船》
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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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3 《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4 《渔家傲》：“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5 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章有后主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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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易安挥洒愁闷，舍掉了手中易逝的黄花。看透了沧桑变幻的她，在雁字归时，勤修《金石录》，在梧桐冷雨之夜，考撰《漱玉词》。重新认识自我，易安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孤灯，蹒跚而过。
――2004年重庆考生《诗人・明月・黄花》
读惯了李清照“寻寻觅觅”的婉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儿女情长，那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诗句，是不是如羽调商声转成黄钟大吕般出人意料呢?追本溯源，却是那离乱之世，家国之恨，才使这位柔肠百转的女词人对着滚滚湘江、一弯残月，把浅唱低吟换成仰天长啸。意外吗?不，这种变化是同情理紧密相合的。意外，是飘荡在情理玉颜上的一层薄纱，揭开了它隐隐约约的掩盖，情理便露出了最意味深长的微笑。――2005年河北考生《意外花开在情理枝头》
综合素材――大珠小殊落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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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语文从那古人口中喃喃道出，语文被当阳桥头的张飞一声吼出，语文从忧国忧民的范仲淹的笔端流出，语文在浔阳江头的琵琶女琴弦上回荡。语文带我们到天姥山的仙人洞里体验神奇，到景阳冈的青石上感受惊险；它让我们深味“逝者如斯”的感慨，“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忧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无奈，“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萧瑟……
――2000年陕西考生《冷香飞上语文》
到底什么是人的魂?说白了，就是人的某种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老夫子的魂；“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岳元帅的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的魂；“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杜甫的魂。
――2006年四川考生《问灵魂》
高考作文与经典素材对接，可使文章立意高远，尽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尽现其个性的气质才华。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言：与巨匠大师“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你们将触摸集中了人世大智大勇的高贵的头颅，融会了人间大欢喜、大悲悯、大憎恨的博大情怀的颗颗大心。这是燃烧的大海，你不能隔岸观火，你必定要把自己也烧了进去，把你的心交出来。”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7
关键词: 陶渊明诗歌飞鸟意象内心世界
陶渊明诗歌中描绘最多、最具有神韵风姿、最能体现陶渊明内心世界的,我认为是他笔下一系列的飞鸟形象。“飞鸟”是比较常见的古诗赋意象。在中国历史上,鸟不仅是文人用来作为喻体的一种对象,而且是他们传达主体意识与内心情感的一种载体,无数文人用飞鸟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陶渊明是这类文人的杰出代表。陶渊明出生在风景秀美的庐山脚下,与自然朝夕相伴,对山鸟更是有着一份别样的感情,他熟悉鸟、喜爱鸟,能够准确把握飞鸟这一特定形象,传达出内心的感触和情怀,使抽象的意念化为具体的形象,如“高鸟”、“倦鸟”、“归鸟”、“羁鸟”、“孤鸟”、“精卫鸟”、“失群鸟”、“有托之鸟”等。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纷繁的飞鸟意象去把握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一、翩然高飞之鸟――出仕前昂扬的陶渊明
在青少年时代,陶渊明心中就充盈着济世的思想:“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赛翩思远袁。”(《杂诗》其五)在这首诗中诗人犹如翩然高飞的鸟,幻想着在宇宙空间高傲地飞翔,充分展现了诗人“少时壮且厉”的豪侠气魄。又如“云鹤有奇冀,八表须臾还”(《连雨独饮》),“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弗洽,翻翩求心。顾铸相鸣,景庇清荫”(《归鸟》)。在这些描绘“鸟”的轻松文字中,洋溢着诗人“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乐观情绪,流露出诗人希冀翱翔于“八表”、“云岑”的激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这些诗人后来回忆青年时代的文字和诗人最初的“飞鸟”意象,使我们能够想象出青年陶渊明积极进取、昂扬的内心世界。鸟的翱翔云霄展现出青年陶渊明远大的抱负和宽阔的心胸。
二、樊笼困倦之鸟――仕宦中苦闷的陶渊明
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济世愿望,陶渊明在二十九岁那年做了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因而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陶渊明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晋安帝隆安四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权,陶渊明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因而于隆安五年冬天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三年,陶渊明离家入刘裕幕下任镇***参***,取得了一些成绩。这让他对官场和仕途充满信心。但是入幕不久,陶渊明知道统治阶级为了剪除异己而杀害功臣的黑暗内幕后,感到十分失望。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转入建威将***、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是年三月,陶渊明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污浊昏暗的社会使诗人的“猛志”不得以实现,因此诗人内心一直有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尤其在他四十岁第三次出仕时,这种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最为强烈。在走马上任的路途上,陶渊明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参***经曲阿作》)在这首诗中,诗人目睹他乡之景而生倦意,一叶方舟向前移逝,思归之情绪纤绵不绕,尤其是看到云里高傲悠然飞翔的鸟,相比之下,诗人自愧不如,那种身系官场,如困樊笼之感黯然而生。
陶渊明辞去刚刚做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时,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云无心以出岫,倦鸟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无心出岫的云、孤高傲世的松都赋予了诗人的个性和情操,其中重彩描绘的是颇感形役之苦而倦飞知还的归鸟,托物言志,寓意深邃。充分体现出内心的萧散冲淡之趣”[1],表现出他对官场愤愁和曾步入仕途的追悔。
三、隐居中闲适又孤独的陶渊明
(一)悠然自得之鸟――隐居时闲适的陶渊明。
在三十七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里,陶渊明在农村度过了三年较为安闲的生活,躬耕陇亩,心情颇为自得。这时诗人写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傍晚时的山中,气象越发可爱,一群群飞鸟相互唱和着归栖山林。诗人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似乎从这恬静的山色之中理解到了无以言传的真谛。随后诗人又写下了专门咏鸟的《归鸟》一诗,抒发了自己归隐田耕的喜悦情怀和充实而愉快的田居生活。归鸟的一举一动无不与诗人自己的遭遇相一致:归鸟也曾振翅而飞,而且能够“远之八表,近憩云岑”。但随着环境向不利鸟生存的方向转化,归鸟只能“翻翮求心”,“岂思天路,欣反旧栖”。去林而返的归鸟正是诗人自我的化身,他最初为了实现自己的豪情壮志而出仕,最终却不得不归隐田园。“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与“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反抗尘俗却并不逃避人生,奉守着热爱生活的人生哲学。诗中之鸟,生机盎然、无忧无虑,它不必担心遭罹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它最终的归宿。陶渊明之于田园、自然,恰如鸟之于山林。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仕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与生活上,都找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所以在陶渊明诗中,深深地蹂合着仁者哀世的深悲与智者欣愉的妙悟。”[2]
(二)悲鸣失群之鸟――隐居时的孤独的陶渊明。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一直过着虽然清贫却安宁、平静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约两年半后,一场大火焚毁了诗人的草屋,使他原本窘迫的生活更加窘迫,甚至一家人只能居住在河边的一条船上。宋文帝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到他家看望他,这时陶渊明已经饿了好几天,连起床都很困难。此时,陶渊明所经历的田园生活和社会现实引起了他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再认识。他全面地思索人生,总结自己。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知音寥落和对死亡体验与言说使他趋于苦闷和孤独。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越清醒,这种苦闷、孤独之情就越强烈。陶渊明于五十三岁时所作的《饮酒二十首・其四》集中体现了这种情感: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表面上咏的是失群而终归宿于孤松的“飞鸟”,实际上用以比喻经历了仕宦失意而终归田园的诗人自己。“失群鸟”的“独飞”喻诗人之独处;“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相辉映,喻诗人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宿,追问自己人生价值与人格理想时的心理矛盾;“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喻苦闷侵袭着诗人,使他忍受着漫长无期的煎熬。这里的“飞鸟”形象已不再是鸣叫于林间的欢乐之鸟了,而是寄托了诗人全部的***治苦闷和理想的孤鸟。陶渊明并不甘心隐居,他的壮志一直埋藏在心里,并且关心着社会现实,诗里时常流露出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饮酒、采菊,看似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归鸟由“相鸣而归”“众声每谐”变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其情态与遭遇正与诗人心灵深处的种种孤独体验达到了“形”与“心”的默契,艺术地再现了陶渊明的凄凉心态和“吾驾不可回”的坚定决心。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与飞鸟有着不解之缘,内心的憧憬与失落、欢娱与苦恼、闲适自在与孤独苦闷,都寄予在了笔下飞鸟的形象上。这些鸟承载着诗人的苦与乐、爱与恨、愁与喜、希冀与失望,飞翔于天地之间,栖息于山林之上,伴随着诗人度过整个一生。也正是这些鸟的形象,使我们对诗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更多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8
小桥流水，浣纱溪女，吴音媚好，是画家潘鸿海描绘半生的境。
“潘鸿海的水乡像梦。依水而居，依水而市。船道是河，是水网，水畔的栖居既有家园的乐处，又有水泊天涯的乡愁。潘鸿海的水乡正是抓住了水乡的这种浓浓的风味，他让这树这屋罩在有厚度的光中，如雾如梦，而让水来显发生机生趣，这就是水乡特有的诗意。”
——许江
水乡的守望者
2012年上海的2月还是冷的，人民广场的上海美术馆“江南忆——潘鸿海油画作品展”现场人头攒动，比肩接踵。“真是没想到，怎么这个展览人会这么多。”保安们感到不可思议。
“几十年以来的探索，我自己画我自己家乡的东西，从题材上来讲观众熟悉。从表现手法上来讲，比较让人看得懂一些。贴近群众，画面跟观众能交流的写实手法。确确实实，我的画打动了大家。我很欣慰。”对上海美术馆，潘鸿海有着特殊的感情，不光是因为上海是他的出生地。
“原来的那个上海美术馆我对它有着特别的情怀印象好的不得了。有非常突出的2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绘画作品展，那个是大概5，60年代初，。另外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法国的一个风情画展。对我艺术上的追求有很大的影响。心里一直存有也想在美术馆办个人展的想法。经亲朋好友帮助，终于在这馆搬迁前如愿。尽管时间很短，只有一个礼拜。也没做什么宣传，结果是人山人海。”
上海文联领导发言说：这个展览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许江院长代表油画界说：潘鸿海的油画，在西方艺术与中国的相遇的结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老师，朋友，对这个展览的成功，都为之高兴。
一抹湖蓝
潘鸿海是上海的儿子，1942年出生在梅陇一个最普通的农村家庭。母亲是质朴的农妇，父亲是老实的铁道工人，家里子女也比较多，是比较清贫的家庭。“我进幼儿园以后与其他小朋友一样最喜欢的是画画，有一支湖蓝颜色的蜡笔，是我最心爱。想起来似乎跟我现在的画有关系。这个湖蓝代表着江南。好像冥冥之中有切不断的联系。”
民国时期至今，上海中学，上海小学，都是上海最好的学校。潘鸿海念书的上海小学就在他家边上。有一位日本回来的美术老师，姓罗，看他会画画，喜欢带他去办公室玩。罗老师有一套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那个时代全中国也没几个孩子有机会可以见到这样的一套书，这是潘鸿海在小学里面接受的比较特殊的教育。
“那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很大，现在想起来。我是糊里糊涂当中有一个概念：画画这个东西，怎么会那么好。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画，不管怎么画，每一页都很好看。”老先生感慨。书都是珂罗版的，印刷很精美。当时没有彩印，只有黑白，一册一册排在书架上。油画两个字，混沌中，有了雏形；模糊间，有了概念。
湖蓝是一粒种，落在美术全集的厚土里，从此扎下了根。
初中，潘鸿海在苏州上的。学校的美术老师对他很好，还有一位特别爱画的学长，总是带着他活动，到这里，去那里，关心他。包括带他拜访过费新我。那个时候潘鸿海才十二三岁。“费新我是江苏的，后来左手写字画画的那个费新我。那是我大概第一个认识的大画家，苏州的大画家。实际上也是湖州南浔人。 诶呀，那个屁颠屁颠，跟在他后面。”潘鸿海眯着眼，时光穿梭，少年旧梦。
少年潘鸿海经常跟这位学长一起，平时礼拜天去画素描，画石膏像。母亲当时担忧：画画有什么用，又不能吃，以后怎么过日子。
1958年的某天，潘鸿海在报纸上看到有一条消息：浙江美术学院招生。招的是出生成分劳动人民家庭的。他觉得自己符合要求，就写了封信。不期后，在上海考区的浙美雕塑系的沙老师，特意去梅陇潘鸿海家了解情况。梅陇，那时候还是上海的郊区，是农村。沙老师找过来的时候少年不在家。母亲把他所有的画，一大堆画，拿出来给老师看。少年的勤奋让沙老师吃惊。经过考试，他如愿地跨进了美术学院附中的大门。
后来潘鸿海进了一个班 ，叫做工农专修班。专修班时期自然灾害很严重。班里来的学生多是农村的。家境所迫，加上绘画基础低，很多人回去了。还有五六个人当了兵。 坚持到毕业，剩20人左右，潘鸿海成绩很好，顺利的进了油画系。
60年代，经济调整，“运动”的狂热，波及到社会各个角落。潘鸿海一心画画，社会的动荡对他基本没什么影响。他的一张毕业创作《妇女能顶半边天》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开大小，被印了几万张，全国发行。
经过的洗礼，1968年，潘鸿海顺利地毕业了。
毕业分配，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潘鸿海被分在桐庐印发票的印刷厂里。“印发票，脚踩的那种。”谁都没料到，一个小时以后，又宣布了一个名单，要求有几个同学到飞机场画宝像。潘鸿海自然不用再去桐庐了。紧接着，工农兵画报（以后的富春江画报）要成立一个编辑部，潘鸿海被再次分配，进到了编辑部，从此就走上了出版的道路。
“出版的工作对我来说非常神圣，我是非常喜欢。”潘鸿海不自觉重复着表述。
特殊时期结束以后，改革开放，美院曾到编辑部找他，希望他来学校。
能有这样的机遇是无法想象的，潘鸿海却拒绝了。“我说我还是干出版吧。那时候的思想也是奇怪，要不然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潘鸿海。那就是另外一条路了。”
“我所有的机遇都是来自于画画，是画画把我固定在一个又一个的位置上。我是平平然的一个人，就是喜欢画画。再往后是能够出版一张张画，就是目标。不想后来我出版了很多很多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在出版社的近二十年时间里，除繁忙的编辑之外，他画了很多创作。其中油画《又是一个丰收年》、组画《鲁迅》（合作）等均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潘鸿海的创作崭露头角。近二十年的编辑工作，历练了创作的能力，更是懂得了画什么，如何画，什么画是读者最需要的能力。
当时潘鸿海的岗位可以说是中国出版社里面最最好的一个位置。全国当时只有三份美术画报，全国的画家都要到这来。富春江画报（原来的工农兵画报）是月刊，发行量大的时候达到69万份。
艺术界现在很多大腕艺术家都与富春江画报有割不断的情缘，画报影响了一代画家。许江对富春江画报印象也很深。潘鸿海画的作品，《鲁迅》、《深挖洞，广积粮》许江说自己临了四遍。
“冥冥之中有机缘，推着你，推呀推呀就推过去。不是我个人的力量，也不是我个人的才能。特别在那个年代里面，是国家分配的，命运将你推到那个应该的位置上面。”
“机缘”二字，贯穿潘鸿海的人生。
江南梦
80年代后期，潘鸿海调任浙江画院常务副院长，院长是陆俨少先生。当时画院很穷，没钱，很涣散。没有人愿意去画院。省委宣传部部长找他谈话，希望他主持画院的工作。任命书来下，管十几个人，一管就管了二十年。三四年后，90年代初，艺术市场苏醒等原因，画院又被大家关注和重视，乃至吃香。
“命运对我很眷顾。半辈子过去了，大学里呆了10年，美院附中4年，大学5年，再加1年。一共是10年，真是十年寒窗。然后分配到美术出版社编《富春江画报》（原《工农兵画报》），干了20年。编了400期，画了很多画。也使我转向画家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些作品。之后当了专业画家，在中国特有的、得天独厚的浙江画院呆了20年，作为纯粹的，名正言顺的职业画家、宫廷画家20年。现在回想起来，是命运给我安排的，除了勤奋、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机遇。”
“小孩子时代不懂，会轻松讲‘我要当艺术家’。现实里这个份量实在太重了，画家难当，非常难当。有一次美院毕业的老同学在上海看罗丹的《思想者》，大家就回忆做学生时候的理想。做梦都在想当罗丹，当列宾，当苏里科夫。但是现在一群少年有志当大师的同学们只是围着大师的作品感慨不已。搞艺术这个路成功率是很低的，应该用平常心在对待这些才好。”
潘鸿海坦诚：找到一条艺术的路很难。画得好、熟练，很多人都能做到。辟一条独属自己的道路，非常难。大师级的人，500年1个不为过。要把自己的灵魂放在里面，把思想放在里面，融合在作品里面，才是有生命的，才能感动人，才能将有些作品留于后世。
1985年潘鸿海去了趟美国，很多喜欢的画家的作品他都跑去看。首次见到世界级艺术家的大量作品。特别是他见到了怀斯的原作，也是第一次遇到在美国要排队看艺术作品的展览场景。展览会前面都堆满了怀斯的画册，里面都是他的原作。潘鸿海被震惊了，认为西方画家全都是画抽象的，不擅长写实的想法被颠覆。灿烂、流畅、唯美……这些东西都吸引着他，打动着他。纵观世界，在艺术道路上的大家都是要走自己的路。此时，他立下一个志，要做“中国的油画”。
要做“中国的油画家”。一个观念在潘鸿海的脑子里形成了：油画本土化。
潘鸿海这一代在体制内的老画家，都经历过属于计划内、体制内的一个创作模式。突然改革开放以后，都碰到一个问题，画什么？苏联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风格？它的语境，正是苏联的环境。放眼望去都是列维坦的风景。那我们在杭州去哪找列维坦的风景呢？找不到的，这里有的是水乡。
他想走的一条属于中国的油画家的路，就是画他最最熟悉的东西，画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是杭州、苏州、上海，他以地域作为创作题材的母体，一画三十多年。从80年代开始画姑苏行，江南行。后来慢慢更多了，始终没有离开，一发不可收拾。
“艺术的道路实际上多种多样，现在社会对此也比较宽松。我现在做的作品有自己的特点，跟我们江南的特色，江南的人文都吻合得起来。所以我会一直走下去，至于怎么个走法，我就作为一个登山者，这么爬一爬、看一看，无非就是探索，尝试。”
潘鸿海选择用油画来表现独有的水乡。江南的东西柔和、唯美，抒情、诗意。跟北方的不一样，它是淡雅、粉绿色的吴侬软调。他开始调整技法，一门心思专心研究、探索，一幅一幅画过来，炼成现在西方的艺术形式跟中国的本土艺术结合的艺术语言，油彩如诗般描绘“青门柳枝软无力，东风吹作黄金色”的江南柔丽。
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潘鸿海都非常用功。是有名的快手。早年出版社的经历和连环画的创作对后来的油画创作也有很大帮助。晚上下了班他要画到11点半，有时是两张连环画，3块钱1张，养家糊口。很多连环画就是那样画出来的。
1986年以后，就全情地投入到绘画当个职业画家。大家还没有上班，他骑车从武林广场早锻炼的老太太们中间穿过，7点多就到单位，直到9点多钟，工作人员来了派发处理行***事务。中午休息一下，大概下午三四点钟，处理完行***事务就继续画画。每天如此。办公室就是潘鸿海的画室。他画画不怕人看，谁来都行。与客人一边聊天，一边画，习惯了见缝插针，利用时间。
潘家阳台上一张圆桌子，上面放一个木扎板，木札板上面放一张毛毡。潘鸿海在家练国画用。因为是圆桌子，木札板又是毛的，那个年代不宽裕，毛毡质量也不好，习作过程中不断的磨蹭，毡就蹭薄了。他翻一个面接着用。搬家的时候，毛毡竟已经磨成了一个圆饼。他如此历练中国画，是对中国绘画传统的了解，是对艺术理解的完善。
另外，要描绘有别于他人的水乡，潘鸿海就必须走进乡村，船道，水桥廊街，青石板岸。外出写生是潘鸿海必修的功课，多少年不曾间断。杭嘉湖遍布他的足迹，《姑苏行》、《江南行》系列相继问世。水乡人水泊天涯的乡愁，水陆两相的生活，渐行渐远的节令关系和雾气一样消散的宁静……都被永恒地留在油彩里。
生在江南，长在江南，行在江南，画在江南，他归结道：“说南方的画太甜，太柔弱。其实质是表象误读，只要真正生活下来住下来。融进白墙黛瓦，吴侬软语，小桥流水。北方骑马，南方坐船。北方吃面，南方吃米。水稻文化与游牧文化完全是两码事。大漠孤烟直，小桥流水长。这个情调是不一样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精力体力有限，潘鸿海仍然坚持一条：每年出去两趟。他忧心忡忡水乡的消逝，但挡不住开发商的盘踞。有时候知道很好的地方，兴冲冲找去，景不错，光线好。等再过一个礼拜再去，一棵树没了。“水边上都有石头，这些石头是历史，多少代形成的，有沉淀的语言，有历史感。现在所谓的工程把这些石头弄成新的，一点画味都没有了，对我来讲就是消失了。这些消失的东西都是曾经的历史，人文就在里面，就是水乡的梦。”
“画画需要的掌握技术，注重技法，更重要的是真诚，感悟。是对人类***像的生层次的记录。”潘鸿海如是说。他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描绘记录着水乡的***象与情怀。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9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人，田园，情结，隐居，陶渊明
在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地方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在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总有一座堡垒是别人无法闯入的。这个地方，烟雾缭绕，群山耸峙，苍松翠柏尽显隐逸风姿，溪水潺潺诉说万般柔情；这个地方，远隔外界，淳朴自然，无雕琢之媚，少尘世之俗，风尚坦荡，宛如仙境；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精神归宿——田园梦境。
作为古代宫廷***治的主要参与者，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在宦海波涛中随风沉浮，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而波澜起伏，捉摸不定。他们在历史的揉搓和***治的摆弄之下，在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和壮志难酬的感慨悲凉之情感的矛盾中挣扎。然而，不论何时，他们都没有丧失自己心灵的唯一净土，更没有遗弃文人骚客情有独钟的隐逸平淡之心。
田园梦境的虚幻缥缈与无欲之功
提到田园，就不难想到农村的自然之景，农村之景与城市之貌的千差万别暂且不提，仅就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言，就有许多明显的差异。对于生活在宫廷周遭的文人而言，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消费”的形式实现的，而田园生活则必然要涉及农业生产，相对于城市生活而言，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相比较而言，中国大多数的文人，虽然免不了身处宫闱周围，但仍然更倾向于自己自足的田园生活，排斥甚至是厌恶城市里的“朱门酒肉”。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首先，中国文人的本性浪漫隐居，天真，文人之所以称之为文人，之所以能看出普通人看不出的事，能写出普通人写不出的文章，尽管作为宫廷***治的主要参与者，但本性依旧浪漫，天真，直率，这种本性，得益于自然的熏染，自然的内在精髓与文人本性的灵魂不谋而合，这种契合决定了文人情感的内在取向；其次，中国古代的文章大都“文以载道”，即文人们用文章的形式阐述治国之理，向君主表明自己的用仕之心。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条件，不得不向***治中心涌去，然而，在文人们随性，浪漫的个性以及不适应官场的规则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往往无法在统治中心站稳脚跟，因此，不得不选择退而求其次，躬身田垄，归园隐居。
在天子群臣聚集的统治中心，到处都充斥着权力与欲望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在文人的眼里，是一种精神上的毒药，他们认为，这样的味道，与自己身上的“仙风道骨”背道而驰，但是在生存困境或是心中的那份犹未泯灭的建功立业之心的怂恿下，又无法与城市完全决绝，这种矛盾的心情时刻的吸引着他们想要回归本真，然而却不能实现，渴望而不可得的心态促使他们愈发钟情于自己无法拥有的田园生活。在他们的眼里，城市之外的乡村里，风是甜的，泥土是香的，花儿是艳的，风气是淳的，生活是闲适的；在他们的心中，田园的生活是那样的无欲无求，是那样的回归本真，却又是那样的虚无缥缈。
他们全然忘却了田园生活的清淡凄苦，对于躬耕田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境视而不见。片面的，甚至是偏激的认识在他们的心中凝结成了无法开解的“田园情结”，田园生活就像一场甜美的梦境，时刻引诱着中国文人闯入这有山有水，有诗有画的“世外桃源”，然而，就如同所有美丽甜蜜的梦一样，一旦破碎，徒留下的，便是无尽的伤痛论文的格式。
真正的隐士
“田园情结”是一张网，横亘在历史的隧道里，网罗住了绝大部分的中国文人，然而，却有一个人，挣脱了这种因偏激片面而结成的网，真正的把自己与田园生活融为一体，“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帅，淳厚善良”，成为了千古第一隐逸者，使得他成为了中国隐士的一个尺度和衡量标准，他就是陶公陶潜。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毫无矛盾挣扎的自我抉择。“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隐居，他终于达到了调和静穆。”在陶公真正的达到了调和静穆，彻底的认清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与自己天真烂漫的本性截然相悖，坚决的做出了辞官归隐的决定之前，也是经过了一番彻骨的苦痛挣扎。
陶渊明从出入官场到坚决辞官隐居，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29岁担任江州祭酒，不久辞官。后来江州召为主簿，未就；二，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在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401年冬，丁母忧，辞官居丧；三，元兴三年（404）出任刘裕的参***，第二年，改任刘敬宣的参***，同年8月改任彭泽县令，11月辞官隐居。
在第一个阶段，陶公全然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猛志逸四海”的青年人，因而在自己29岁的时候，出任江州祭酒，但是由于当时门阀制度森严，自己“望非世族”，在朝廷当中备受讥讽。旁人的讥谤和讽刺与由于陶公深受老庄及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崇尚自然，淡泊名利的个性首次构成了激烈而鲜明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焦灼状态下，面对再次用仕为江州主簿，他选择了“未就”。可以说，在这个阶段，陶渊明首次发现了自己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个性与官场规则之间横亘了一条永远无法连通的鸿沟，阻碍了陶公向官场进***的脚步。这一阶段的辞官未就，并非性格使然，亦非主动选择，而是被迫屈从，屈从于***治的压力，屈从于官场规则，屈从于社会现实。
然而，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即使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遭受重大的挫折，也不会轻易认输。随着时代的推移，王朝的更替，社会状况的转变，深埋在心底的壮志在春雨的滋润下再次萌发了鲜嫩的芽儿。在晋安帝二年，陶渊明出任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在这一时期，陶渊明看到了桓玄***谋篡晋的勃勃野心，看到了***治的黑暗，，蠢蠢欲动的归隐之心再次萌生力量，击打着自己并不十分平静的内心。隆安五年（401）陶公回浔阳休假，七月期满还江陵，路径涂口时心生感慨，作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诗中强烈的抒发了自己渴望归隐的渴望。“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在江清天阔，新月皎洁的夜晚，陶渊明没有心情去欣赏如此美妙的景色，反而内心之中充满了沉重的失落感，也在这无法排解的孤独惆怅中再次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渴望。
元兴三年，在丁母忧的几年休整之后，仍然无法彻底按捺世俗之心的陶渊明再一次走出田园，投身***治。这一次，陶渊明是在认真分析天下形势之后才做出如此的决定，出任刘裕的参***。他看到了晋王朝的一线希望，他渴望在英明的领导下，能够恢复晋王朝曾经的辉煌。但是田园生活又像罂粟一样，始终引诱着他埋藏起来的归田之欲，在他所作的《始作镇***参***经曲阿作》中，“时来苟冥会隐居，婉辔憩通衢”的用仕希望与“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田园眷恋纠缠绵延，搅动着陶渊明的情感。
终于，陶公彻底的看清了***治的黑暗与不确定性，终于，陶公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的本性与官场规则的不可调和性，终于，陶公明白了时刻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人生目标不是入世为官，而是修身养性，返璞归真。安帝义熙元年，在官任彭泽县令仅仅八十余日之后，便从此归隐田园，躬耕田垄。“久在樊笼里”的陶渊明在回归田园的时候，天真快乐的像一个小孩子，恣意生活，纵情自然，“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辞彭泽令，于陶渊明而言，是影响其后半生的最重大的决定。从此以后，陶渊明永远的告别了仕途，完全的栖身于自己钟情的精神家园。隐居初期，陶公的生活平稳，安逸，淡然，恬静。他体验着官场中人无法体验到的四季变换，南山秋菊，青松飞鸟，享受着投身***治的人们无法享受到的友好，淳朴，真挚之情论文的格式。自然之景与人间真情构建了陶公委运自然的人生价值观，更坚定了他的归隐田园的艰苦抉择。隐居后期，陶公的生活极其艰难，尤其是从五十岁到去世的十年光景。改朝换代的冲击，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家境一贫如洗的状况，接二连三的打击着陶公的心灵。然而，在这些接踵而来的灾难的催生下，却更加坚定的认识到自己归隐的初衷是正确的。虽然生活向他展示了残酷冰冷的一面，但是却没有击垮他对生活的热情。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本性成为了支撑他生活下去的两大支柱，这种信仰的力量，让陶公的精神世界富足而快乐，更使他成为了古今第一隐逸者。
“田园情结”是一张网，网罗了中国大部分的文人，让这些人沉沦在田园生活的梦幻里不能不已。而作为第一个冲破牢笼，自然纵性的陶渊明，毫无疑问的成为了隐士的标准，在历史的时空里，陶渊明以其独有的光芒映射着所有的文人，使得他们的身上也沾染了“隐逸者”的一丝高尚与自然。
真假田园
在陶渊明之前，大多数文人渴望隐居，渴望田园，却不可得，他们在矛盾中纠结挣扎，田园的欲望在引诱着他们，挑逗着他们的欲望。而陶渊明之后，隐居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风尚”，似乎只有归隐田园才能体现他们作为文人的价值。“田园情结”不但没有随着陶公的挣破而毁灭，反而织成了更加严密的网，罩住了更多的文人骚客。
纵观历史上的文人隐居生活（或隐居渴望），就不难发现，大部分人的“田园生活”都是虚假的，功利的，这些功利性的归隐田园使得“归隐”成为了一种浪潮，一种被铜臭味腐蚀的浪潮。
大体上来说，功利性的归隐田园的目的主要有三：提高名望；避祸；反抗。
古代文人为了满足生活现状，为了达到自己的建功立业的抱负，为了实现自己在俗世的人生价值，把归隐田园作为了一种取悦君主，提高名望的手段。在归园田居成为了一种风尚的时候隐居，想要在***治上取得成就的文人，不得不投机与此，想要通过隐居来证明自己的举世***，印证自己的高尚风骨，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而统治者面对这样的“隐士高人”，往往不加以调查，任用为官。在***治混乱，社会黑暗的年代，归隐“假田园”让自己达到“真用仕”的目的，也可谓是一种毛遂自荐的方式。
文人在官场，就如同步入了***治的漩涡，越靠近中心，承受的压力越大，越接近君主，危险系数越高。在***治中心，由于权力派别的争斗，许多文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牺牲品，往往要承受着贬谪，放逐等刑罚。一些文人不堪忍受***治的打压、改变现实的梦想的破灭，迫于形势，不得不选择离开官场，归隐田园。田园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他们不能感受到生活真正的乐趣，而是倍感压抑，痛苦。他们借助于诗歌散文来抒发自己的不平，愤懑，怨恨之气，对于田园生活所带给他们的意想不到的快乐完全视而不见。避祸，成为了他们归隐田园的唯一目的，在躲避灾难的同时，心中又燃烧着渴望被重新重用的火苗。这种欲望之火一旦被无限放大，便会让他们化为灰烬。
与避祸不同，一部分文人在***治的投机中失败之后，自主选择退离官场。但是，虽然他们身不在庙堂之上，却对庙堂生活魂牵梦萦。在宫廷的打压之下，他们没有喘息之地，只能躲在田野里，用自己的行动向***治，向君主做无声的反抗。文人们缺少武将的那种豪迈之气，没有勇气光明正大的反抗他们眼中的“黑暗”“不公”，却又不甘于忍气吞声，便将目光瞄准田园生活，用躬耕田垄对朝廷做着消极的反抗论文的格式。于他们而言，田园生活，依旧是投机***治的工具。
真正的归隐田园，是内心的欲望，是本性使然，是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味道。当归隐成为了一种功利性的手段，当隐士心怀世俗之心，他们的归隐便是虚假的，也是低俗的。“假田园”是“田园情结”派生的产物，从属于世俗的功利性欲望。怪不得陶渊明自比为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陶公在自己的诗中就表达出自己的孤独之情，然而随着时空的绵延，却依旧再没有一个隐士同陶公一样，把自己幻化做自然的精灵，同自然，田园合而为一。
真假田园，寄托着不同的情感，也反射出不同的人生境界，更诠释了陶公绝世的孤独落寞。
文人的梦境
“田园情结”的横行与纠缠，虽然让中国文人在现实中靠近功利，但确实也羁绊了他们完全沦落为世间浊物的脚步。
在“田园情结”的笼络下，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依旧保持了追求纯朴本真的特色。***治是一个大染缸，在原本洁白无瑕的文人身上染上了无法涂抹的色彩，但同时隐居，***治又是一个炼金炉，炼出了真金，淘汰了渣滓。这里的真金，是不受世俗污染的文人灵魂，是在自然中放浪形骸的隐者。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治如何黑暗，时代如何残忍，在这些文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处田园圣地供他们休憩，总有一座堡垒为他们遮挡风雨。宁静的田园生活就在那里，不论见或不见，对于文人墨客来说，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正是因为有了田园生活的宁静，优雅，淳朴，安逸，才促生了“田园情结”，才使得文人们在搏击宦海浪涛失意之后，依旧有一个可以容纳他们肉体与灵魂的地方。
或是逃避，或是休整，或是沦落，不论怎么样，田园梦境，都是古代文人们共同追求的“蓬莱圣岛”，在文人的梦境里，没有***治，没有君主，没有贫穷，没有痛苦；在文人的梦境里，处处是田园，处处是仙境；在文人的梦境里，他们化蝶而飞，逐清风归去，偶闻几缕酒香，平淡之味，如山泉沁酒，令后世甘之如饴。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谢灵运陶渊明诗歌比较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朱光潜全集第三卷〈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晚泊浔阳望庐山篇10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
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 (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 (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 (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 (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 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 “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 (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 (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推翻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 (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 (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 (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 (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 (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 “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 (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腐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 (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 (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 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 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 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 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 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 《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 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 第 期至第 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
(17)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 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 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 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 参见陈寅恪《唐代***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徐鹏校注
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
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
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
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 孙映逵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
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
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
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
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李景白校注
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 （清）赵殿成笺注
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 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
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 刘开扬笺注
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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