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苏世民书院篇1
师&友
苏世民学者与一些授课教授都吃、住、学在苏世民书院，他们常会惊讶地发现：啊！遇到了一位很厉害的老师。萧立勋有次遇见了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苏珊舍克（Susan Shirk），她与丈夫都是苏世民书院为期一年的老师。同学们就在食堂里和老师边吃边聊，聊世界、聊***治、聊人生。
在这里，师生们亦师亦友，上课时授课、学习，下课时聊天、请教，就餐时在食堂边吃边谈讨论，晚上有时还会一起泡酒吧。
有一次，蒋瀚涛与印度教授阿米他乌阿查雅（Amitav Acharya）在酒吧聊天，阿查雅教授是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分会***。阿查雅教授是位印度人，蒋瀚涛与他聊到了歧视，教授说作为有色人种可能会遭受歧视，但是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努力就行。蒋瀚涛认为，教授能与他分享个人最真实的思想真的非常难得。
除了正常授课，有些教授还会组织俱乐部，苏世民学者可自由选择参加，大家定期在一起学习交流。蒋瀚涛参加了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的哲学俱乐部（philosophy club），贝淡宁教授是《中国文化、历史和价值》（Chinese Culture，History and Values）课的主讲老师。贝淡宁教授是中国通，在贝淡宁教授的哲学俱乐部中，大家学的、聊的都是中国古代经典。第一次活动是研讨《群书治要》，贝淡宁教授给同学们每人一本中英文《群书治要》，他们读古文并翻译成现代汉语，再核对英文版翻译是否准确。蒋瀚涛刚开始发言时习惯性地讲英语，贝淡宁教授指出，中国古代经典用中文讨论会更深入些。
除了向世界顶级专家学者学习，学者们来自世界的五湖四海，互相学习也是课程内容之一。
令萧立勋印象深刻的是尼泊尔小伙苏里亚卡基（Surya Karki）。25岁的苏里亚毕业于美国大西洋学院，曾在尼泊尔前***马达夫库马尔内帕尔手下工作。小时候，苏里亚为了求学，需要从家走7个小时到汽车站，再乘车前往首都加德满都，在那儿他第一次穿上鞋。之后，苏里亚获得了世界联合学院（UWC）的奖学金，赴美深造，他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改变。上学期间，苏里亚决定报效祖国。
2011年，苏里亚与几个小同伴一起凭着一腔改变国家教育现状的热情，在一个破旧的帐篷里创立了尼泊尔第一所私立学校“玛雅全球学院”（Maya Universe Academy），学生们不需支付费用，他们父母们每个月抽去两天时间，为学校干活或种植学校赖以生存的农作物。目前，苏里亚在尼泊尔建造了10所学校。苏里亚计划从苏世民书院毕业后，回到尼泊尔继续创办学校，振兴尼泊尔经济。
苏里亚想告诉大家：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玛雅模式”可以消除饥饿，消除贫困；教育是人人都应享受的权利……也许二三十年后，苏里亚会参选尼泊尔***。
再睡少些
蒋瀚涛一来到苏世民书院，就背负了两座“大山”，一个是准备申请读博的材料，另一个是每天都要阅读几十页的英文资料。“每天都是凌晨才睡，一大早就得起床上课。”由于苏世民书院的安排非常紧凑，书院专门为学生配备了心理咨询师，引导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迎接挑战，蒋瀚涛坦言一定会与心理咨询师聊一聊。开学时，苏世民书院创始人、黑石集团***苏世民曾对他们说，他知道苏世民学者有压力，但请学者们再少睡睡觉，因为苏世民书院创办的初衷就是为了立足中国、解决21世纪挑战世界的各大难题而培养人才的。苏世民学者任重而道远，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观察与思考
来苏世民书院之前，萧立勋有两个问题：领导力是可以学的吗？每一个苏世民学者都曾是领导，一群领导相聚一堂，谁领导谁被领导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萧立勋觉得能学习的是想法（mindset），他相信每位苏世民学者都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都有领导能力，以后要做的是从一到一百，越来越会领导，要达到这个目标接受训练会有帮助。
蒋瀚涛认为领导力是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学习提高的。在山东大学从学生会干事做起，成长为校团委兼职副书记，蒋瀚涛说其实大家的智商都差不多，但社会竞争主要靠情商。蒋瀚涛正在研读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的《情商》一书，并当面向苏必德校长进行了请教。很多人认为，判断一个人的情商高低可看他的人缘好不好。但是，苏必德校长认为这太片面，他在《情商》中对情商进行了全面讨论，对情商的学习也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理论。蒋瀚涛觉得启发最大的是书中所说的控制情绪的能力。每个人的情绪时好时坏，但会控制情绪或利用情绪的人很少，如何让自己的情绪更理性、更条理、更能被控制与利用，苏必德校长的具体建议蒋瀚涛觉得受益匪浅。
萧立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10名苏世民学者中女学者有36名，学生组织选举的结果却是女学者占多数。而在世界舞台上，也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女领导，如德国***默克尔、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他观察女性领导人常能展现沟通协调特质。
相信其他的苏世民学者像萧立勋和蒋瀚涛一样，都在观察和思考。之所以来到苏世民书院，他们一方面是来与苏世民书院的专家、学者交流，培养自己的领导力，将来努力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另一方面，他们更看中中国。蒋瀚涛曾与一位来自美国的苏世民学者交流，他问：“你以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对方回答，会回美国，但一定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事业。这两方面的结合，正是苏世民书院创办的初衷――
苏世民书院篇2
一、苏州传统书院的辉煌与局限
苏州书院最早出现于南宋。创建于南宋端平年间的和靖书院，是苏州历史上第一所书院。之后历代有办有鹤山、甫里、文正等一批书院。
沿至清代，苏州书院的发展达至鼎盛阶段。③据统计，清代苏州一共新建书院55所，重修11所。④苏州书院的等级齐备，教育体系完备，书院教育普及程度高。⑤在为数众多的书院中，以紫阳、正谊等书院为代表的优秀书院因办学质量过硬，名师高徒辈出而闻名天下。紫阳、正谊两书院的历任山长多为硕彦名儒，如著名学者沈德潜执掌紫阳书院时，“门下多俊彦”，培养出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一代汉学大师。但在道光年间以后，随着朝局动荡，国势衰微，传统书院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其规模与影响均不如从前。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书院教育也暴露出众多缺点。首先，传统书院教育内容脱离实际，学生不谙新学，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其次，传统教育多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是当官的预备教育。加之西方新学思潮的影响，传统书院的育人制度已“弊已积重，习亦难返”。于是，自19世纪末，苏州书院开始了改制历程。
二、苏州书院改制的历程
就苏州而言，书院到学堂的改制可分为19世纪末戊戌变法前后、20世纪初晚清新***时期与1905年废科举后这三个阶段，兹分而述之。
（一）戊戌变法：短暂尝试与快速失败
19世纪末的清廷腐败不堪，日甚一日。朝野上下，寻求改革。在教育方面，有官吏提出欲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到“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⑥同年九月，清***府同意并下令，“一并通行各省督抚学***，参酌采取。以扩旧规而收实效。”书院风貌一时有所变化。⑦在这期间，苏州书院也开始发生着变化。据光绪二十三年《知新报》载，苏州正谊、平江书院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添设西学一课”。⑧
在“百日维新”期间，清廷曾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祠为学堂折》的建议，颁布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⑨书院改制拉开序幕。但仅仅几十天后，清廷便下令“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此次改制最终以失败告终。⑩
此间苏州书院改制情况记载甚少，但据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已将与苏州紫阳书院级别相似的钟山书院等改为府县学堂。吴地改制情况可以此作为参照。
（二）清末新***：从传统书院到新式书院
1900年八国联***侵华后，清廷国祚危难。迫于无奈，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1901年9月14日，慈禧太后颁布“书院改制诏”。之后又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对整个教育制度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随即全国迅即掀起了一股书院改学堂的热潮。
苏州也响应新***，将传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江苏巡抚聂缉?曾向清廷奏报苏州学堂改制情况。据其称，正谊书院改为苏州府中学堂，“仍其名曰正谊，学堂只设备斋、正斋，不设专斋。定学额六十名，分延中西教习，课以普通学经”。平江书院改为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小学堂，“仍其名曰平江学堂。”，“分延中西教习，课以初级浅近之学”。紫阳书院则“改课经算策论”，留作校士馆。省城内原设的学古堂，“本讲求有用实学，所取多高材生，亦应循旧办理，加意整顿。”到光绪二十八年，苏州多数书院已完成书院改制工作。
（三）废科举前后：从新式书院到新式学堂
1905年9月2日，清***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书院也失去其存在价值，纷纷改为新式学堂。于1902年留作校士馆的紫阳书院，1904年改办为江苏师范学堂。学古堂也于1905年改为游学预备科， 招考英、法、日文学生三班， 择优资送潘灏芬等10名学生留学， 1907年改为存古学堂。至此，古老而传统的苏州书院走向近代化，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之中，完成其历史使命。详见表2。
三、苏州书院改制的特点
（一）主张经世致用，学习西学
乾嘉年间的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研经治史、著书立说、繁荣文化，不与专习科举帖括制艺者为伍，培养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王鸣盛、钱大昕、王昶、孙星衍等人，形成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的吴派汉学学术思想。这种研究实学、通经致用的思想也影响着晚清书院的改革。如正谊书院同治七年至十二年（1868-1873年）的课选内容，除经史外，讨论课题已涉及时事***治、***事、算学、地理等方面内容。诸如有以下课题：“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解”、“问岁差之说或谓黄道西移或谓恒量东行二者孰是？”等等。这与只知古籍考证或埋首科举的书院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二）改制过程循序渐进，不断深入
苏州书院的改制和全国书院改制的步伐相一致，都经历戊戌变法前后、清末新***时期、和废科举后三个阶段。戊戌变法前后苏州平江、正谊两书院风气渐开，“添西学一课”。20世纪初清末新***时期，苏州又改正谊书院为苏州府中学堂；改平江书院为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小学堂。变革书院制度，将传统书院改为新式书院。第三时期，1905年废除科举制之后，苏州也将原来校士馆改为江苏师范学堂；学古堂改为游学预备科， 招考英、法、日文学生。这三个时期的改革，循序渐进，不断深入，完成了苏州传统书院到新式书院，再由新式书院到新式学堂之间的转换。
（三）依旧存在保守因素
然而，苏州传统书院的改制过程中，也存在着保守因素。例如，清末新***时期，清廷发出“书院改制诏”，可当时苏州影响最大的紫阳书院，却并未改为学堂，而是留作校士馆。直到1905年科举废止前夕，仍有大批学生视校士馆为衣食之所，试***阻止校士馆改办学堂。紫阳书院作为省会书院的改制尚且如此，其它书院改制中的保守倾向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当时教习新学的老师稀缺，延缓了改制进程。不少地方的总教习仍为原书院山长。其中不乏饱读诗书之人，但懂得新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老师却少之又少。如苏州中学堂教习曹元弼，不懂新式教学方法，每月讲经五六次，每次“居中昂坐，闭目讲论其说”。可见，在书院改制过程中，将书院名称换为学堂很容易，但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由中转西、由古转今却非一朝一夕之事。
四、对书院改制的思考
通过研究传统书院向近代的演化历程，可以分析其中的优劣得失，探寻经验与教训，做到以史为鉴。综合学术界的观点，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第一、书院为新式学堂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值得肯定。学者田正平、朱宗顺认为，1894-1911 年间，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之战的消耗以及巨额的战争赔款，“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而洋务、新***则需要大量财***支持。1898 年10 月， 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折中无可奈何地表示： 通计各类学堂， 需金数十万，“然当兹费绌用宏， 度支告匮， 如此巨款， 实苦罗掘无从， 而地方应办事宜， 更何敢轻言请款。”在此情况下， 利用传统教育资源如书院现有的物质设备，无疑是晚清发展学校教育的“至速之法”。就苏州书院而言，苏州府中学堂、江苏师范学堂等新式学堂不仅脱胎于紫阳书院、正谊书院等旧书院。而且科举废停后， 两书院学田也并归入学款处， 用以开办各中小学堂。由此可见，传统书院为新式学堂提供了经费、场地、师资等物质基础，加速了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值得肯定。
第二、改制处于被动，过程冲动草率，留有缺憾。清末书院的改革是在列强侵略，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清***府匆促作出的无奈之举。清廷作出改制决定，并非为了开启民智，培养新式国民，而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更何况，西方的大学制度根植于西方文化理念，与其经济、***治制度相适应。并非完全适合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因此教育全盘西化，会导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所冲突，暴露出许多矛盾。胡适曾感叹清***府这一仓促之举，“把一千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第三、书院精神之于当今，可弥补现代大学制度的不足，有其现实价值。传统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目的，主张学术自由，鼓励师生交流，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这可以与强调理性与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互为补充。现代大学制度，注重“术”之教育、“知”之教育，而忽略“学与道”、“情与意”之教育。而中国传统书院恰好弥补其不足。若将强调“精神感化及人伦师表之义”的传统书院与“科学本位、教法机械”的现代大学制度相结合，则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会更加适合我国国情，愈臻完善。
综上所述，古老而传统的苏州书院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通过改为学堂，以新的姿态存在于新式教育体系之中。这也从侧面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中国有识之士追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其间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资助项目：第十六批苏州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项目。
②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第2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③“自入国朝以来，列圣相承，尊师重道，……，而又广设书院，乐育贤才，文教昌明，古今希有。”见道光《苏州府志》卷二十四《学校》。
④王坤、王卫平：《清代苏州书院研究》，《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5期。
⑤王坤、王卫平：《清代苏州书院研究》，《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5期。
⑥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8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⑦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122-12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⑧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35-4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⑨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412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⑩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330页，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第4719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此处备斋、正斋、专斋均为教育组织，“备斋，习浅近各学，略如各州县之小学堂；正斋，习普通学，略如各州县之中学堂；专斋，习专门学。”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前江苏巡抚聂缉?奏陈改设学堂折》，1902年2月13日，载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54-45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开办各府州县书院，亦已饬令改为学堂。”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奏陈筹办江南各学堂折》，1902年，载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85-78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王晋玲、李峰：《清代苏州书院教育述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徐启彤：《清代吴地书院的演进与学术思潮》，《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徐静玉：《清末江苏书院的变革与衰亡》，《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田正平、朱宗顺：《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下卷）》，第8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第2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梁洋：《向新式学堂的蜕变――清末城南书院的改制》，《科学时代》2012年第17期。
苏世民书院篇3
[关键词]苏宗经；慎动斋文集；广西
[中***分类号]G2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1-0011-06
苏宗经（1793―1864），字是程，号文庵，广西玉林人。清道光元年（1821）乡试中举。历任新宁州（今扶绥县）训导、平乐县教谕、梧州府教授、国子监丞等职。是清代广西著名文人、学者，擅长史地之学。《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有“苏宗经”条目，将其定性为“清代学者”；钟文典先生主编《广西通史》“第十八章广西近代文化”之“史学与方志修纂”一节中称：“谈近代广西史学，首先应该提到郁林州人苏宗经。”[1]其史学方面著作甚多，有《读史管见》《坊表录》《明史约编》《鉴史精华》等，又因《[嘉庆]广西通志》卷帙浩繁，故变其体例，析其条目，纂辑成《广西通志辑要》，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便于披览，人称“善本”[2]。除上述史学著作外，尚有诗集《酾江诗草》《名臣百咏》，文集《慎动斋文集》。其诗集《酾江诗草》为学者所知见，学界对其诗作多有研究①。而文集由于文本的缺失，一直以来，学界对其知之甚少。笔者参与“桂学研究”之“桂学文献研究”课题，工作的内容之一是进行桂学古籍文献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慎动斋文集》抄本二种存世，且有一种已于2010年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出版。今据所知所见，将《慎动斋文集》相关情况介绍于下，以便学界对苏宗经及其著述的研究与利用。
1 《慎动斋文集》的文献记载
笔者对苏宗经《慎动斋文集》的文献记载进行了一番考察：
清光绪《玉林州志》卷十五“人物列传”有苏宗经传，言其著作时曰：“著作颇富，有《读史管见》、《坊表录》、《酾江诗草》、《名臣百咏》行世，其《广西通志辑要》为马中丞刊传”[3]，未提及苏宗经之《慎动斋文集》。
苏宗经《慎动斋文集》见于民国及民国后的书目与其他著述文献：
民国间的文献记载，如近代学者王葆心编《虞初支志》，其1922初版甲编卷三选入苏宗经《存孤记》《王典史携骸记》二篇，并有按语云：“钞本《慎动斋集》十余卷，余于厂肆中得之，尚未行世，为摘出一二入此书。”[4]27 1934年，故宫博物院***书馆编印《故宫普通书目》，著录有苏宗经撰《苏文庵遗书》钞本，“遗书”共计四种，其中有《慎动斋文集》十一卷。同年出版的《广西近代经籍志》，著录有苏宗经著述，其中于“卷七・集部・四”之“《慎动斋文集》条”下有：“案：苏文庵先生《慎动斋文集》十八卷，刻于北京，未成，以八国联***之乱失其稿，不知如何转入罗田王葆心家。见王氏《虞初支志》。”[5]同年出版的《广西省述作目录》记：“《慎动斋文集》，故宫***书馆、燕京大学***书馆俱存抄本。”[6]同年出版的《古今广西人名鉴》，记苏宗经著作有“《慎动斋文集》、《酾江诗草》、《史鉴精华》等，共八种”[2]。
当代书目及其他著作文献也有记载，如：1983年广西民族学院***书馆编《历代广西文人著述目录》著录苏宗经《慎动斋文集》，不著卷数。1995年版《玉林市志》，1999年钟文典先生《广西通史》，均言《慎动斋文集》十八卷。麦群忠先生撰有专文《玉林学者苏宗经和他的著述》，发表于《广西文史》2010年第1期，亦称有文集十八卷。而2001年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于该书中《酾江诗草》条下记：“《国史馆书目》①载，又有《慎动斋文集》十二卷，钞本；广西统计局编《广西省述作目录》称，著《慎动斋文集》，故宫博物院***书馆、燕京大学***书馆藏钞本。北京大学***书馆藏《苏文庵集》二种，钞本，或即此集。”[7]
根据上述资料，可知：自民国至当代，有较多的书目或及其他文献、著录提及苏宗经著《慎动斋文集》，其卷数有“十余卷”“十八卷”“十二卷”之说。
2 《慎动斋文集》的成书与流传
据今所见《慎动斋文集》文本及其他文献，可大致推知该书的成书与流传情况。《慎动斋文集》中苏宗经自序云：“自学步至今，三十余年，稿堆箱箧，闲斋无事，聊为分类编次，除遗失不存及割弃之外，得文180余篇，分为十卷。”[8]359序作于咸丰三年（1853），苏宗经在新宁州学任上。今所见《慎动斋文集》，于苏宗经自序后，又有梁翰所撰《书慎动斋文集后》，为梁氏得读苏宗经“诗、古文若干卷”后作，文后题署“道光十九年己亥秋杪愚┝汉舶荻劣谄嚼盅д并识”[8]361，可知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早于苏氏自序。另外，苏宗经诗集《酾江诗草》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中，有梁翰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酾江诗草序》，序中也提及苏氏《慎动斋文集》：“读‘慎动斋’文，而服先生之学养纯矣！伏而诵其诗，抑何其坚定而和平也。”[9]梁翰序据上可知，《慎动斋文集》成书于咸丰三年（1853），即苏宗经在新宁州学任上将生平所作编辑完成。但在此之前，已有该书书稿在亲友间流传，梁翰得读后即作有《书慎动斋文集后》，后来被收录至《慎动斋文集》。书稿抄本也已流传于坊间：学者王葆心《虞初支志》选录《慎动斋文集》中的文章二篇，并于按语中记“钞本……于厂肆中得”。现有资料表明，《慎动斋文集》曾付刊，只是刊印末成：蒙起鹏《广西近代经籍志》即载记其“刻于北京，未成，以八国联***之乱失其稿”。
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清代诗文集汇编》，于第582册影印收录北京大学***书馆藏《慎动斋文集》抄本（《汇编》还收录苏宗经《酾江诗草》）。
3 现存《慎动斋文集》抄本情况
3.1 北京大学***书馆藏抄本
其抄本为该馆藏“苏文庵集二种”之一（另一种为《坊表录》）。前有苏宗经自序及梁翰《书慎动斋文集后》。抄本全稿今存十一卷，按序、论、记、说、跋、尺牍等文体编排，十一卷分别是：卷一序，卷二论，卷三卷四记，卷五传，卷六说、祭文，卷七祭文，卷八铭文、***赞，卷九跋，卷十呈状，卷十一尺牍。共计收录文章260余篇。每卷卷端钤“燕京大学***书馆章”。抄本各卷，有不同字体，盖非一人抄录。抄本卷一与苏宗经《慎动斋文集序》、梁翰《书慎动斋文集后》合并计页至“四十九”页处，又重新计页至卷二结束，而其他各卷均单独计页。卷三版心有“卷三”字样，而其他各卷未在版心标卷次。卷一、卷四、卷五卷端“d林苏宗经文庵著”之后有“男玉霖抄存”字样，其他各卷无此五字。
该抄本应为不全本：其“慎动斋文集卷之十一”之下，标有“尺牍一”，既有“尺牍一”，当应有“尺牍二”甚至“尺牍三”之编次，但现存抄本只见“尺牍一”，并无其他。以此推之，当是“尺牍一”之后文稿佚失，所存抄本已非全稿。
3.2 故宫博物院藏抄本
1934年故宫博物院***书馆编印《故宫普通书目》，著录有苏宗经撰《苏文庵遗书》，抄本，四十册，其中《慎动斋文集》十一卷，《酾江诗草》十八卷，《粤西志辑要》十四卷，《坊表录》五卷。今查故宫博物院网站，有“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总目”之“古籍文献”目下，载记有“苏文庵遗书四种”、“40册”，可见该院仍藏《慎动斋文集》十一卷，为“苏文庵遗书四种”之一。因条件所限，不能翻检该集，其与北京大学***书馆所藏本有何异同，不得而知。
今《慎动斋文集》所存两抄本均为十一卷，但苏宗经于文集自序中言“分为十卷”，可见现存本已非作序时的本子，或为以后续编，或为抄录者编次，非苏宗经自编。1934年出版《广西近代经籍志》、1995年出版《玉林市志》等，均言《慎动斋文集》“十八卷”，不知所据。将北京***书馆藏抄本之《存孤记》《王典史携骸记》二文与王葆心编《虞初支志》所录二文比校，发现个别之处的文字差异，可知王葆心所得抄本，与北京***书馆藏抄本文字或有少量不同之处。
4 《慎动斋文集》的内容与特点
《慎动斋文集》内容庞杂。有为人所作的寿序，如《陈母钟孺人七十有一寿序》《姻亲陈耀堂先生七十二寿序》等；有为人所作的墓志，如《族兄理***墓志》《从叔芸圃先生墓志》等；有为人所作的祭文，如《祭叔祖孟侯公文》等（寿序、墓志、祭文主要是为亲友所作）；有传记，如《杨惕知传》《藤州知州陈竹村传》《尹元孚先生传》等；有为他人及自著书籍所作的序跋，如为其曾祖苏其菔稿作的《沁泉轩诗稿跋》，为自著述所作序有《明史约编序》《读史管见序》《坊表录序》《广西通志辑要序》《满汉名臣百咏序》等；有读书的札记、跋文，如《跋蒋文定公文集》《跋陈文恭公文集》；有书信，如《与五弟宗本》《复山西文水令文西亭》《复恒太守》等；有为地方事务呈州牧、巡抚等各级地方官员的呈文、状书，如《上劳抚台请准博白邹令兼摄牧呈》《上花藩台请修城记状》；有论、说之文，如《长儿玉霖字说》《次儿粹霖字说》，述说为儿子“取字”的意义，如《乐贫论》《廉俭论》等，阐明对人生的主张，如《元v***人论》《淮阴侯论》《介子推论》《牛李论》等，议论历史事件及人物。《慎动斋文集》中，涉及兴教劝学及地方公益事务事者尤多，如《重修d林州城琐记》《重修紫泉书院记》《紫泉书院田租记》《紫泉书院新增田租记》《考棚风雨亭记》《修平乐县学书籍记》《重修平乐县学文庙记》《劝捐修西望桥并序》《修西望桥并路记》《再劝捐童试宾兴序》，等等。
苏宗经《慎动斋文集》虽内容庞杂，但可一言以蔽之：文集是苏宗经一生经历、思想的记录与反映。正如梁翰所作《书慎动斋文集后》所说：“于说论见心术焉，于箴跋见学术焉，于行述家传见孝友焉，于呈状诸体见其维风化焉，于序记传文诸作，见其乐善爱人、阐幽发德，且以征阅历而知干济焉。”[8]360《慎动斋文集》前苏宗经自序亦云：“一生所读之书，所为之事，所历之境，所与之人，此中大略可见。”[8]359
苏宗经作诗为文，主张“伸己意，感人心”，十分强调诗文的社会作用。其《酾江诗草》自序中即言：“诗者，立言之一端也，或直言，或曲言，或隐言，凡触事、触物、触景、触情，意之所在，借笔以达之。流连婉转，味深而长，己之意得以伸，人之心可以感。此三百篇之旨也。”[9]自序其《慎动斋文集》自序则云：“文即言也，言者心之声也…… 后人见吾文可以知吾言，并可以见吾心。亦有劝善规过之微忱，而与八股之为敲门砖者稍异。”[8]359他又称：“凡见闻有一善之可师，必记录于三箧而不没。”[8]558所以，苏宗经为公益事业所作的“记”尤多。他作《利涉桥记》，就是因为他见道光二十年吴敏镛捐修利涉桥，为“近城诸桥之冠”，而“未有碑志”，并且在此之前，吴氏所做善事，亦“几十年而无碑以志”，苏宗经“恐善迹湮没不足以劝人”，于是作该记记之[8]452。文集中，作品多以扬善、劝善为归指，多记嘉德懿行，多述善行义举。“记”“传”一类的作品尤其如此。其此类作品，记物、记人、记事之外，常予以论说指评，劝诫褒贬。如其《存孤记》，叙清初玉林绅士杨惕知，一家为贼仇所害，遇害前托其家***母周氏、侍婢氏保全其子与家产。二氏不负所托，历经险难，十年后，贼众伏诛，携孤归故乡。记人叙事之后，大加感叹评论曰：“呜呼！杵臼程婴之事，诚大丈夫之所为，千古罕有，不意乃见于巾帼中也……使二氏生为丈夫，当家国急难之际，必能尽心竭力，拯救扶持，不负所托。彼食人禄者，无事则依阿取容，以为忠顺。及乎患难猝至，而脱身远避，袖手旁观者，闻二氏之风，能不汗哉！”[4]26褒贬之意，溢于言表。应该说，苏宗经的文章，劝善规过之旨，教化人心之意，表现是十分明显的，体现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苏宗经《慎动斋文集》的突出特点。
5 《慎动斋文集》的文献价值
5.1 《慎动斋文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苏宗经的文章，与其诗歌一样，无论从思想性上讲，还是从艺术性上看，均有可肯定之处。对于其思想性，如“劝善规过”，“教化人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于前已述。其艺术上的成就而言，梁瀚于《书慎动斋文集后》评苏氏之文曰：“其文绝不规模前人，而马之疏，班之密，老泉之断制，韩陆之剀切详明，柳州之修洁古峭，譬酿花成蜜，众美胥融。非学邃养纯充足而溢，焉能每一搦管，气倍词前，历历如道家珍，而G然之色、渊然之光，令人对之而起敬哉！”[8]360此为友人之评，虽有溢美之嫌，却也并非虚言。可以说，苏宗经的很多文章，都堪称佳文。其文集虽未刊印，仅见传抄，流传不广，世人不易得见。但以下事实仍可说明苏宗经文章的精彩，可见其文集的文学价值：学人易见的、收录于《虞初支志》的《存孤记》与《王典史携骸记》二篇“记”，又被收入柯愈春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并有研究者评赞后者“一唱三叹，有《史记》风味” [10]。因此，《慎动斋文集》是珍贵的文学遗产，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5.2 《慎动斋文集》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5.2.1《慎动斋文集》是研究苏宗经一生的重要资料。前文已述，《慎动斋文集》是苏宗经一生经历、思想的记录与反映。故而，该书不仅是研究其一生文学创作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研究其一生历程的重要材料，研究其思想、学术、事功的重要材料。如苏宗经所著《明史约编》《满汉名臣百咏序》，今已不见存。但文集中有《明史约编序》《满汉名臣百咏序》，由此可了解两书大概。再如，文集中录有《酾江诗草序》，为其六十岁作，序中言：“至得举之后，年几三十……积累三十年，日淘月洗，除删割之外，得诗一千七百首……兹以周甲之年，目力腕力尚堪听用，蝇头小楷，亲手誊抄，分为十有四卷。”[8]387可见苏宗经60岁时，开始编订诗集，当时诗集编为14卷，录诗1 700首①。
正如苏宗经《慎动斋文集》自序中所云：“一生所读之书，所为之事，所历之境，所与之人，此中大略可见。”[8]359因此而论，《慎动斋文集》是研究苏宗经――这位清代广西重要的、有影响的文人、学者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5.2.2 《慎动斋文集》是研究玉林苏氏一族的重要资料。苏宗经所在的玉林江岸苏氏，诗书传家、科第联绵、仕宦不绝、良吏代承、善士辈出，在玉林以至广西均有相当名望与影响，是广西著名的文化、书香世家。《慎动斋文集》中，收录许多记述苏氏一族有关情况，或涉及与苏氏一族有关情况的文章，如：卷五《先曾祖刺史公家传》《永淳广文家传》《宣化广文家传》，分别是苏宗经为其曾祖苏其荩ㄗ至倬牛号y堂，曾官陕西州知州）、曾叔祖苏其S（字豫九，号达堂，曾官广西永淳教谕）、叔祖苏献可（号孟侯，曾官广西宣化教谕）写的传记，记述家族三位先贤的嘉德懿行。卷十之《呈池宗师为先曾祖y堂公先曾叔祖达堂公先叔祖孟侯公请匾状》一文，是苏宗经请求广西学***池生春题匾表彰其三位先祖所上的呈文。阅以上家传，可知苏宗经三位先贤的事迹，阅以上呈文，可知苏宗经三位先贤的影响：呈文后附录有池氏的批示，该批示表明，池氏亲书“秦中遗爱”匾、“安定风猷”匾、“笃学力行”匾，分别表彰苏其荩苏其S、苏献可，并令将苏宗经所写“家传”收入“采风录”。再如，《苏氏族谱序》一文反映苏氏族谱的编修情况，《始祖光宗公祠堂记》反映玉林苏氏始祖祠堂的设立，等等。文集中，所载苏宗经为苏氏家族成员所作的寿序、书序、家传、墓志等，有相当的数量，对研究苏氏一族成员的科第仕宦情况，对研究苏氏一族的人文兴衰等，均有相当价值，是研究苏宗经所在的玉林江岸苏氏的重要资料。
5.2.3《慎动斋文集》是研究广西特别是玉林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苏宗经《慎动斋文集》中，有许多涉及地方***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务、情形的文章，是珍贵的地方史料，如卷十中《请详复抚台呈》一文，反映了战乱摧残之下的玉林经济凋敝：自咸丰元年三月，广东高州信宜拜上帝会凌十八会率会***围攻玉林州城后，“连年土匪滋扰，乡村不克安居，几难耕种”，为抵御“匪寇”，“各村筑堡守御，其丸药器械养丁等费俱系按田抽谷”，“十余年间捐助***需实为不少”，以致民力困竭，“州内大富之家，都无十万，其一二万者，亦属寥寥……”[8]566而该卷《禀邹州牧转详道宪呈》一文，反映了玉林地方团练的情况：玉林自咸丰元年以来，历经凌十八、覃七、钟玉保等十余股“寇匪”陆续蹂躏，四年之后，“各村筑堡，随又联络乡邻守望相助，公举团总团副团长为之统率。而置戈戟买铅药则劝有力者捐资……而出丁助官剿贼者，其粮饷则于收割之后抽收田谷，每石抽一斗……”，但“收复北流，寇匪略静之后，抽收田谷，人亦不肯乐从，至于今，团练亦有名无实”[8]567。又如，卷四之《玉林蝗雪记》，记载玉林因一场大雪而止蝗灾，为前所未有之事：道光十二年秋，“有蝗自西北而来，飞可蔽日，息树木，相结成队，可折臂大之枝……”玉林被蝗灾骚扰三年，至“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夜，忽落大雪，约二寸许……蝗蝻尽绝……向云‘雪不过严关’，今竟至于极南之地……”[8]441。再如卷十《上花藩台请修城记状》与卷四《重修d林州城琐记》，详细反映、记载道光十二年玉林州城墙重修之事，是关于玉林城市建设的重要文献。其他如《重修紫泉书院记》《紫泉书院田租记》《紫泉书院新增田租记》《考棚风雨亭记》《议玉林宾兴田租规则序》《宾兴田租后记》《重修观文阁临江楼记》《修平乐县学书籍记》《重修平乐县学文庙记》等等，则涉及玉林、平乐地方教育及文物古迹等。苏宗经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慎动斋文集》中有许多涉及地方各种事务、情形的文章，并且，凡地方兴学、慈善公益等，苏宗经多亲自参与，故所记具体真实，极有价值。此外，苏宗经为他人写的传记、墓志、寿序等等，则涉及众多的广西特别是玉林地方人物，有助于地方历史人物的研究。如苏宗经对玉林著名乡贤文寿华、杨惕知以及他的曾祖苏其荨⒃叔祖苏其S等人，分别写有传记，这些人物在《广西通志辑要》《（光绪）玉林州志》中都有传，但较简略，而《慎动斋文集》所载传记较详，可补《广西通志辑要》《（光绪）玉林州志》之不足。
5.2.4 《慎动斋文集》是研究清代地方士绅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资料。地方“宾兴”事宜、建桥铺路等，苏宗经等地方士绅或倡议，或组织、主持；地方纠纷、矛盾，他们居中调解，等等，在《慎动斋文集》中都有反映。其中卷十的“呈状”一类的文章，如《上花藩台请修城记状》《公举节孝状》等，则是苏宗经专门为各种问题呈巡抚、知州等，申述、表达意见，他甚至对地方官员的任用表达意见，该卷的《请博白令邹公兼理玉林牧》《上劳抚台请准博白邹令兼摄牧呈》《呈抚藩各宪请留署州牧邹公》等，是玉林绅民为知州之任上呈巡抚等官员的呈文。《慎动斋文集》真实反映、记录了士绅阶层在晚清社会治理地方社会各项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5.2.5 《慎动斋文集》是当今社会教育的珍贵材料。苏宗经出仕为官，虽官职低微――一辈子只任过训导、教谕、学***一类的小官，却能以德行称颂于世，留美名于史册。作为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苏经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以为地方兴利，为百姓谋福为己任，举义行善而不遗余力。文集记录了其热心参与劝学助学，修桥铺路等诸多社会公益事务。可以说，苏宗经虽为一介寒儒，又身处晚清之际的乱世，而能甘于清贫，坚守道义、良知，积极服务、奉献社会。《（光绪）玉林州志》称赞他“W官清正，居乡遇大兴作及团防事能不避嫌怨，共济于成”[3]，《古今广西人名鉴》称赞他“***特行，不随俗为府仰”，“居乡遇公益事，能不避嫌怨，共济于成”[2]。他留下的诗集、文集，即是他服务、奉献社会思想与实践的记录。可作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社会教育的好材料。有学者指出，其诗集是“详细生动地状写了苏宗经从道光元年（1821）到同治三年（1864）逝世，共计四十多年间的世道轮回、人生感受和心迹演变等长篇画面，它除了是一份用于纯文学性欣赏的美篇之外，更是真实呈现晚清岭南地方精英知人论世、经邦济世的好史料，更是今天促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安贫守道、砥砺廉耻的好教材”[11]。笔者认为，《慎动斋文集》亦是如此：其中的《乐贫论》《廉俭论》等，是其安贫守道心迹的直接表露，而更多文章则记载了他参与的诸多公益事务，真实记录、反映了他服务、奉献社会的理念，以及他乐于奉献的一生。
总之，苏宗经为清代广西重要的、较有影响的文人、学者，其《慎动斋文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文献资料价值。惜《慎动斋文集》未有刻本，一直以来流传不广，世人知之不多，学者见之不易。今《慎动斋文集》抄本收录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出版，为广大研究者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易得的文本，希望此重要而珍贵的文献能得学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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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文新，毛伟丽.《虞初支志》所收文言小说提要[J].蒲松龄研究，2006（4）：147―156.
[11]杨天保.“归途千里一空囊”――晚清玉林“第一廉士”苏宗经研究系列论文之一[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4）：58―63.
[收稿日期]2015-12-04
苏世民书院篇4
5月20日上午，以“约在江苏，共筑梦想”为主题的首届江苏发展大会，在位于南京河西的江苏大剧院隆重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会主任李强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强调，江苏是一方不断创造发展奇迹的热土，江苏人是江苏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要把共同的心愿凝聚成江苏发展的强大力量，共同谱写江苏未来的锦绣篇章。
省***协***蒋定之出席，省委副书记吴***隆主持。
刚刚落成启用的江苏大剧院，灯光璀璨、华彩纷呈，四颗水珠的独特建筑造型，恰似在外游子归来相聚。1200多位碜允澜绺鞯氐慕苏籍和在江苏学习、工作过的各领域知名人士，以及获得江苏荣誉公民、江苏友谊奖的外籍友人等汇聚在这里，共叙乡情友谊，共话江苏发展。
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幕。李强首先代表省委、省***府和全省人民向参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敬意，向所有海内外的江苏人致以亲切的家乡问候。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江苏领风气之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在这片热土上，拥有着全国最大规模的制造业集群，迸发着蓬勃的创新创业活力，汇聚着国际化的高端资源和人才，遍布着名城名镇和美丽乡村，勤劳智慧的江苏人民正在创造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李强强调，丰饶的水土环境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江苏人共同的精神特质：江苏人好学聪慧，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股书香；江苏人方正有信，内心有坚定的立身处世规范；江苏人开放包容，见多识广而又兼收并蓄；江苏人内敛务实，以不张扬的方式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无论是今天亲临大会现场的，还是在世界各地默默关心支持江苏的乡贤、朋友，一个更加美好的新江苏永远是激励我们携手前进的共同梦想。
苏世民书院篇5
出版有《画猴技法述要》《怎样画猴》《徐培晨画集》《徐培晨国画猿猴集》《徐培晨梅、兰、竹、菊百***》《徐培晨国画猿猴大观》《徐培晨国画猿猴近作选》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华儿女》《中国文化报》《大公报》《美国国际日报》等媒体曾给予高度评价。其艺术成就作为辞条收入《美术辞林》《当代中国美术家名录》《中国美术家年鉴》、英国《世界名人大典》等。
1951年9月出生于江苏沛县朱寨。
1974年作品《金谷满场》《九月棉乡人倍忙》(与周临溪合作)参加
江苏省美术作品展。《金谷满场》被江苏省美术馆收藏。
1974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1978年作品《今日长虹分外娇》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美展。
1981年赴西南师范学院进修,在峨眉山立下画猴之志。
1982年《情韵***》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
1984年《雪翁》参加江苏省人物肖像画展,获奖并被江苏美术馆收藏。
1985年5月《百蝶式***》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5年6月《双虎***》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南极新篇》赴京参加世界和平年美展。
1988年《鹤舞春风》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8年《鹤望兰》参加第二届花鸟画邀请展。
1990年《三猴》编入《江苏省中年国画家作品选》。
1990年论文《花鸟画技法搜集》发表于《美术向导》。
1992年1月江苏电视台播出专题片《猴仙徐培晨》,同月《徐培展国
画猿猴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1993年3月于香港收藏家画轩举办徐培晨猿猴作品展。
1993年个人传略被编入《1949-1989中国美术年鉴》。
1994年5月《桃熟时节》在第四届中国宜兴明瓷艺术节首届中国书
画拍卖会上以8600元拍出。
1994年5月《意笔三猴》在金陵的秋季书画陶艺精品拍卖会上以
2000元拍出。
1995年在助残艺术品拍卖会上,《群猴戏雪***》以4.1万元拍出。
1996年个人传略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1997年8月《百猴***》在江经拍卖公司书画拍卖会上以2.8万元拍出。
1998年12月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徐培晨国画猿猴展。
1998年获徐悲鸿科研创作奖。
2000年《文艺研究》期刊作专题介绍其艺术成就。
2000年至2004年举行“万水千山总是情――徐培晨国画猿猴全国巡回展”。此展在合肥拉开帷幕,于南京闭幕,历时三年多时间,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西安、拉萨、沈阳、成都等城市和香港、台湾地区巡回展出。《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先后跟踪报道。
2001年11月《国画家》专题介绍其艺术成就。
2002年9月《中国美术报》整版介绍其艺术成就。
2002年《中国书画报》专题介绍其艺术成就。
2002年书法作品获希望杯全国书法展特别金奖。
2003年4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介绍“金陵徐猿猴”。
2003年5月《中国书画报》整版介绍其艺术成就。
2003年8月《金猴献瑞》纪念邮册发行。
2003年参加文化部主办的赴法国美术展。
2003年《中国美术家》专版介绍其书画艺术。
2003年12月28日中国教育台播出徐培晨作品赏析专题。
2003年、2004年 《国画家》两次专题介绍其艺术成就。
2003年、2004年 《收藏家》分三期介绍其艺术成就。
2003年、2004年、2005年 《中国文化报》专版介绍其的国画、书法创作。
2004年3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东方之子・徐培晨》专题。
2004年参加中国***主办的“重提学院派”作品展。
2004年翰海拍卖公司拍出其作品(4尺整纸),拍卖价为3.85万元。
2004年荣宝斋拍卖公司拍出其作品(4尺斗方),拍卖价为11.8万元。
2005年作品《幽谷瑞雪》被江苏省电力公司以18万元购藏。
2005年山水、花鸟作品参加由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员会主办的当代南北山水、花鸟展。《美术》第二期介绍其创作成就。
2006年在台北举办徐培晨猴画亚洲巡回品赏会。
2006年《猴戏***》以5.5万元拍出。
2007年《松泉瑞雪》以23.5万元拍出。
苏世民书院篇6
“年度文艺类***书”奖：《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度人文社科类***书”奖：《明朝那些事儿》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出版社、《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
“年度传记纪实类***书”奖：《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
“年度经管励志类***书”奖：《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
“年度生活时尚类***书”奖：《求医不如求己》江苏文艺出版社
“年度科学类***书”奖：《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度***书馆”奖：深圳***书馆
“年度策划人”：贺梦凡先生苏真先生（贺梦凡为湖南宏梦卡通集团总裁，苏真为银河文化企业（英国）股份有限公司亚太区CEO，共同促成《虹猫蓝兔七侠传》系列***书的超级畅销。）
“年度作者奖”：于丹女士 易中天先生
“年度出版人”：侯玉琪（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鹏（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
部分获奖***书简介
丧家狗：我读《论语》
作者：李零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书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骂，毫不遮掩。真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定西孤儿院纪事
作者：杨显惠 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本书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个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五千个左右的孤儿。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
二十世纪中国科学
作者：董光璧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简史，它主要论述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三大转变，即从传统到现代的心态转变、从欧美到苏联的模式转变和从国防到经济的动力转变。在导言和结语中讨论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导言中讨论了起点与分期、科学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在结语中讨论了技术与经济、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历史与未来。
虹猫蓝兔七侠传
作者：苏真 主编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容简介
苏世民书院篇7
书法作品获奖：第三届全国中青展获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提名奖。
书法作品入展：第八届全国中青展，第二届全国行草书大展，第五届全国楹联展，首届全国青年展，第二届全国“流行书风”展，第二届中韩书法交流展。
书法作品被编入《历届全国展、全国中青展获奖作者作品集》、《国展获奖作者谈书法》、《江苏书法五十年》等多部大型书法作品集，并被《青少年书法报》、《现代书画报》等刊物专题介绍。
鹿守璋男，1967年6月生于江苏徐州，中国书协会员，师承著名书法篆刻家言恭达先生。师赐弘毅堂。
作品入展：西泠印社首届、三届国际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四、五届篆刻命题展，首届中国印大展，第三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第三届全国正书大展，第二届全国书法百家精品展，第一届全国大字作品展，当代古典细朱文印精品展，第四、五届全国篆刻艺术展，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获首届央视“杏花村”杯电视大赛优秀奖，林散之书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提名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提名奖，庆祝建国50周年全国书法大展金奖，首届淮北煤业杯全国篆刻展金奖，高恒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铜奖等。2006年被授予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称号，作品先后在《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书法》、《书法导报》、《书画艺术》、《新华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发表，出版有《鹿守璋篆刻集》。
仇高驰1964年生，现为徐州教育学院美术系副教授、系主任。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徐州市书法家协会副***，西楚印社社长，徐州市***协***。并获江苏省委宣传部“五个一批”人才、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徐州市拔尖人才、徐州市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
书法篆刻作品曾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杏花村汾酒集团杯”首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银奖，“赛克勒杯”中国书法竞赛一等奖，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铜奖，全国职工书法美术作品展银奖，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精品展金奖。入选全国第六届、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第四届全国篆刻大展，首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大展，第二届中国兰亭奖，全国第三届正书大展等。在各报刊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出版有《仇高驰印存》、《仇高驰书法篆刻作品集》。
张伟字仲达，1963年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文联书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精研甲骨文、大小篆、隶、楷、行、草书及篆刻。
20世纪80年代连续获得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意杯”国际书法大赛书法金奖、篆刻银奖，“九成宫杯”全国书法大赛书法、篆刻两个一等奖等20余项大奖。书法篆刻作品入选全国首届和第二届篆刻艺术展，西泠印社首届全国40家篆刻展，第二届中国兰亭奖，并在《中国书法》、《书法》杂志、《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等报刊发表介绍。
张利男，1968年9月出生。江苏省邳州市人，大专文化，馆员，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从师言恭达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邳州市书法家协会副***兼秘书长。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
作品曾获：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银奖，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大展佳联奖， “羲之杯”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皖北煤电杯”全国大赛优秀奖；入展、入选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第六、七、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六、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全国第三届新人新作展，全国一、二届行草书大展，全国第二、三届正书大展，全国首届扇面书法展，全国首届大字书法艺术展，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全国第三届书法百家精品展，全国首届行书大展，全国首届草书大展，世界华人书法作品展，全国“小榄杯”县镇书法大赛，全国青年国庆书画展，第十四届中日友好自作诗书法交流展，全国书画小品展，“敦煌杯”全国书法大赛，1998年兰亭奖牡丹杯新人奖，“龙岗杯”国际书法大赛，“冼夫人”奖全国书法大赛。
张宜顺1966年生于沛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沛县书协副***。师承孟昭俊先生。
作品入展：第一、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江苏省第三、四届青年展（三届获奖），第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江苏省书法篆刻作品晋京展，全国第七、八届中青展，江苏省青年书法家精品展，第四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现代金陵传媒书法展获奖，首届全国隶书展，林散之三年佳作奖，第五届全国楹联展，江苏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书法精品展，全国第一届大字书法艺术展，江苏书法五十年精品展，首届“羲之杯”全国书法作品展，西泠印社楹联、扇面、长卷展。获首届全国书法教师比赛一等奖，
赵守义字闲农，别署闲农斋主人。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楹联学会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教育委员会学术委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
其书继承传统，真草隶篆皆擅，唯钟情楷、行草书。楷书持古韵，融魏晋碑刻，汲唐、元、明楷法。严谨中透率意，清健中突线质。行书系二王一脉，杂糅诸家，自出机杼，喜人书合一之境，追疏淡简远之美，求心手双畅之快。
近年作品获奖：全国第四届楹联展（全国奖）、中国书协第十届教学成果展一等奖、敦煌首届国际书法艺术节全国书展（全国奖）、皖北煤电杯全国书法优秀奖、二届羲之杯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祖国颂第二届全国书法大赛特等奖、全国楹联书法篆刻大展一等奖、2003年江苏省书法美术展二等奖，全国魏碑大赛二等奖，“将***杯”、“大连开建杯”、“石人山杯”、“三农杯”全国书展分别获二等奖。被中国文联中国书协授予“书法百家”称号。
作品参展：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首届大字书法艺术展，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三、四届正书展，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展，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展，全国第二届扇面书展，全国第一届行书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五届新人新作展，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第二、三届百家精品展，纪念***诞辰100周年全国大型书法展，“杏花村汾酒集团杯”、“小榄杯”、“羲之杯”等全国书展，中国楹联界自撰楹联书法展，“林散之奖”书法南京三年展（佳作奖），2004当代“江苏书法篆刻精品晋京展”。
在专业报刊发表作品、文章十余篇，《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都市晨报》、《彭城晚报》等均有报道，作品入编《中国书法家大辞典》等三十余部大型辞书。并从事书法教育多年，2003年参与主编《全国书法特长学生作品集》。
祝培良男，别署培粮，字砚农，号半亩园田主人，1967年6月生于徐州。现任徐州大洞山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徐州西楚印社副社长。
书法篆刻作品：入选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一、二届新人展，四、六、七届中青展，五、六、八届全国展，三、四、五届全国篆刻展，第一、二届国际篆刻交流展，全国百家精品展，中、日、韩三国篆刻邀请展，全球华人书法展，近十多年中国印坛精英人物“同一方印”展，全国著名篆刻家邀请展，书圣故里国际书画名家邀请展；并在全国篆刻展获铜奖，西泠印社第三届评展获全国奖，全国肖形大展获优秀奖，书画报命题创作获二等奖；2002年在徐州举办“挥翰写心”十人展，同年与苏州十人在南京举办“吴韵汉风”二十人展；2003年入选第二届流行印风展；2004年赴韩国举办11人书画展；同年获林散之传媒三年展优秀奖；2005参加江苏书法精品晋京展，同年获现代金陵书法传媒展优秀奖。2006年8月篆刻作品在江苏省第三届青年篆刻展获最高奖；2006年10月篆刻作品在江苏省第四届青年书法篆刻展获最高奖；2006年12月篆刻作品入展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12月被江苏省文联评为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并成功策划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1990年至2005年书法篆刻作品入编《中国历代名家书法大辞典》、《中国篆刻大辞典》、《江苏青年印人十八家》等三十余部大型作品集和辞典。《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羲之书画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杂志、《彭城晚报》、《都市晨报》等均作专题报道。
郭荐字舒之，男，1968年1月生，江苏铜山人，自幼受二祖父郭影秋影响，酷爱文学、书法、绘画艺术。1990年入南京艺术学院学习书法专业，自兹清心消俗虑，读书明理境，追求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之意，师自然之造化、古人之妙道，主张写心写性灵。书法作品先后入选五届全国展、四届中青展、六届中青展、七届全国展、首届扇面展、八届中青展、二届行草展、首届大字展、二届羲之杯全国展、三届楹联展、二届扇面展、首届行草展和二届兰亭奖。
获历史文化名城书法大赛全国二等奖，首届江苏省美术文化节优秀奖，全国小榄杯书法大赛优秀奖，第三届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展优秀奖。多篇论文发展于《书法报》、《印论》等刊物上。书法绘画作品被全国一些博物馆、艺术馆收藏。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社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徐州市书法家协会副***，西楚印社副社长。
翁达十（王治贤）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炭书法家协会理事，南京印社社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彭城印社副社长，徐州汉源书画院院长，大洞山书画院特聘书画家，现供职徐州矿务集团化工公司。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篆刻，后师从金陵圆霖法师。近20年来先后得到省内外众多名家的教诲。
作品入选参展：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中日标准草书联展，中韩外家书画艺术交流展，全国首届楹联展，三届新人展，四、五届篆刻展，八届中青展，第八届全国展，中国第六届艺术节书画精品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书法篆刻展、第四届篆刻评展；国画作品入选西泠首届国际艺术节中国画大展，获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展铜奖、江苏省第二届美术周金奖、2003年江苏省书画大赛金奖、江苏省青年篆刻展金奖、江苏省书协青年精品展银奖、2004年获江苏省第四届文艺创作***府奖“五星工程奖”金奖。
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杯”、人民画报社“世界华人展”等重要书画大赛中获奖，作品被编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名鉴》、《西泠百年国际社团精品博览》、《1949～1999江苏书法50年作品集》、《江苏省书法精品晋京展作品集》等四十余部选集中。作品多次发表于《中国书法》、《人民文学》、《书法报》、《美术报》等专业报刊；被江苏美术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众多单位收藏。
曹元伟1960年生。字始平、叔羲。斋号圆梦都。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法硕士研究生课程班毕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邳州市书法家协会副***,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教师。
书法作品获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全国奖”，全国第一届大字书法艺术展一等奖，第二届杏花村汾酒集团杯电视书法大奖赛三等奖，庆祝建国55周年全国青年国庆书画展三等奖，首届皖北煤电杯全国书法大展优秀奖，名列《书法》杂志2006年中国青年书法百强，被省文联评为2006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作品入展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书法展（郑州），首届、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展，全国第七、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第四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第三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第二、三届全国书法百家精品展，第二届全国行草书大展，首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四届正书大展，首届全国行书大展，首届全国草书大展，“小榄杯”全国书法展，“羲之杯”全国书法展，“三晋杯”全国书法展，“冼夫人杯”全国书法展，“高恒杯”全国书法展，“走进青海”全国书法展，“纪念红***长征胜利70周年”全国书法展。
谢少承男，1963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徐州市书协副***。199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获该年度“刘海粟奖学金”。
作品入展获奖：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奖”，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奖，中国书协主办的“新世纪全球华人书法大赛”铜奖，全国第二届行草书作品展三等奖，第十二届文化部“群星奖”优秀作品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参加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应邀参加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全国著名书画家邀请展，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全国中青年获奖书法家提名展。出版有《谢少承书法作品集》。
裴元庆祖籍河南邓州，1949年生于上海，生活工作于徐州。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
苏世民书院篇8
《论各民族的音阶》出版于1884年，也就是自1856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伦敦海德公园为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剪彩，从而迎来各国到那里展示本土文化而且层出不穷之际。英国数学家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1814―1890），利用“日不落帝国”的威望以及各国代表团的访英机会，对印度、中国、日本、印尼爪哇等地的乐器进行测音（1882年水族馆、1884年国际卫生展览会、1885年日本侨民演奏会等），这是西方音乐学家第一次采用现代技术对东方乐器进行测音的记录。埃利斯当年采用的最精密仪器也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测音仪”，然而简陋条件提出的数据和由此演绎的理论，不但令学术界信赖而且令学术界震惊。音乐界至今依然采用他提出的、建立在一般人知识之上、一目了然的简便实用的“音分计算法”。埃利斯不仅力***解释音阶的“自然痕迹”和“数学痕迹”，而且力***解释音阶的“人工痕迹”和“文化痕迹”。他的结论如下：
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不是只有“自然”音阶，或是必须由亥姆霍兹建立在音响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音阶，那是被亥姆霍兹非常漂亮地制定出来的法则。而是有着非常多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的音阶。①
短短几句话，震惊了世界，竟然让所有音乐家怀疑起从未怀疑过的“音阶”来自“自然”或“天籁”的说法。朴素简短的结论，来自朴素简短却硬邦邦的测音数据。多米诺骨牌效应可想而知，既然作为音乐基本材料的音高都是“人为的”，那么建立在音高基础上的所有理论就更是“人为的”。在进一步推论，一段时间、一个地方、一个族群“人为的”音高，对于“他文化”来说便失去意义，因为另一个族群享受着自己“人为”的 “音体系”。他的音阶“随意性”的概念与今天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任意性”的概念出发点一致，从而形成音乐领域对“欧洲音乐中心论”的第一轮颠覆。埃利斯得意地看着整座音乐大厦被他的测音结果晃动了。
这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油印于1985年10月的“音乐学名著译丛之二”，在成书一百零一年后引起千里之外那么多中国音乐家带着兴奋目光阅读的原因！学者们争先恐后将视线集中于初学音乐时从来没听说过的埃利斯身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渴望强大起来的音乐家群体正在为自己的声音寻找支撑根基！于是，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埃利斯的远洋知音。对向来被认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音体系”―让中国音乐家产生了深深自卑的“音体系”―提出了怀疑。所以说，此书的出版就不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新兴学科开宗立派的标志，此书的翻译也在中国范围内成为一个新兴学科***门户的标志。一系列新观念接踵而至，成为划时代的信号！如果把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件大事的话，那么翻译埃利斯的《论各民族的音阶》也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学重新启动的坐标。
书中的测音数据，对于大部分似懂非懂的音乐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中说出了一些让中国音乐家觉得可以重新定位自己文化的观点。新的评价体系不再是欧洲教科书的定义，而是“文化持有人”自己的立场。持有“文化相对论”的民族音乐学，充分发挥了“***”作用，以乐律学的实证手段为武器，强调“局内人”的母语主张，这些逐渐渗入研究方法的主张越来越普及，以致成为三十年来音乐学的主流，形成中国音乐家对过去热衷的“系统音乐学”的一轮轮反思。吉尔兹说：文化是一个表达价值观的符号体系，边缘的意义世界与正在不断扩张的主流文化取得的成就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自身价值。显而易见，西方的话语不能诠释或表达非西方的文化观念，非西方的文化只能通过其文化持有者自己的文化话语去描述。②
中国音乐家开始把本土音乐置于世界音乐的大范畴，在更高层面上认识本民族文化，从而在“文化价值等同”的根基上，挺起弯曲了一个世纪的腰杆子。在此视野下，埃利斯的比较方法对于解读本土音乐来说，就不但是有效的，而且是“提神儿”的。
2013年，也就是绿皮油印本出现的第二十八个年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玫研究员，让硕士研究生梁郑光，依据英文版埃利斯原著，把《论各民族的音阶》重新翻译校订了一遍，题目改为《论诸民族的音阶》。当年方克、孙玄龄译的译本，所据的是日译本，也就是根据英文原著和德文译本转译的日语译本。对此，梁郑光归纳为：
英文的“埃利斯”本译为德文的“霍恩博斯特尔”本译为日文的“门马直美”本再节译为中文的“方克、孙玄龄”本。
毋庸置疑，一层层转译产生的异文，使中国读者难免困惑甚至误解，因而重译和校订很有必要。原著涉及大量乐律学知识，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易理解。译者遵循在译注中反映相关知识的体例，察背景，考数据，明典故，揆情度理，吃透意思，用几乎相当于原文数量的注释和大大超过原文的论述，解读原著的技术知识并评价其学术意义。
翻译一书后的注释、消化、评述、引介，越来越重要，梁郑光的文本，就是“深读”后的“深描”。没有这番解读，一般读者对该书的理解就要大打折扣。梁郑光写道：“这篇论文本身不仅是一个需要认真学习的文本，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本。”青年才俊，不甘雌伏，必欲取前者而代之，果然后来居上，新译本确实使原著达到了新境界。指导老师李玫，也是抱着增一条注释则喜，多一句唆则忧；减一则误解则喜，多一分嚼蜡则忧的态度，让这份历史文献展示出经过近三十年消化的蜕变容颜。
一本经典有多种译本没什么不好，说明大家对早期转译本感到不满，希望呈现更接近原著的文本。近年来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版，相当部分已从原著德文翻译而来，改变了20世纪初中期从俄文转译的状况，其中许多事关重大概念的误解，才因为译自原文而得以纠正。重新注解，如同“我注六经”，意味着新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叠加。《圣经》最早用希伯来文写就，后来译成拉丁文，又译成希腊文，德文翻译带来了宗教改革。那些令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千百年来因解读不同而征战不已的译本，几乎成为学术开拓的存在方式。吉尔兹是被誉为20世纪“具原创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是致力于复兴文化象征体系研究的知识运动的前沿人物”，其代表作《文化的阐释》也有几种译本（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纳日碧力戈、罗红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既有梁实秋、也有朱生豪，还有方平，每种都因所处时代和风尚，有着不同呈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利斯《论各民族的音阶》的重译，不但意味着学术界对此书持续不断地关注，更意味着在解读方式上日益精致化。说起来，一门对中国音乐家来说十分有利的学说，真正正式出版的著作却并不多，与本应承担引介更多新观念的学科使命很不相称。直到21世纪，才有了从孤零零一本本“内部参考资料”的面世到颇见规模的丛书出版的现象。在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指导下，穆谦翻译的美国音乐学家艾伦・帕・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的经典著作《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马英君翻译的英国民族音乐学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的经典著作《人的音乐性》（How Musical Is Man，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赵雪萍翻译美国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的经典文献《苏亚人为什么歌唱》（Why Suya Singing，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共同构成系列，为民族音乐学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参考文献。
陈铭道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因而具备世界视野的学者，是20世纪第三批求学异域的群体中不多的民族音乐学家。知道学科发展不能平地而起，必须建立在始作俑者和倡导者的已有成果之上。于是，先从学生论文抓起，把一个个骨头啃了下来，一石一石，搭建桥梁。选择的著作都是北美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学者、最重要的著述，换言之，经典作家，经典著作。这无疑对学术界系统了解学科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是安东尼・西格尔在南美洲一个巴西印第安社区驻居式考察15个月的采访和记录，之所以成为音乐人类学采访和记述的参照坐标，就是因为作者践行了学科理念。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苏亚人为什么歌唱？苏亚男人为什么歌唱？苏亚女人为什么歌唱？苏亚老人为什么歌唱？苏亚儿童为什么歌唱？苏亚人在哪里歌唱？苏亚人什么时间歌唱？苏亚人歌唱的内容是什么？这些诘问就是安东尼・西格尔在书中提出和回答的问题。
追问呈现了一幕幕场景，涉及诸多南美洲民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有点陌生。译者注明原作者田野调查的区域和习俗，以便让我国读者了解基本背景。阅读译文，颇有收获，不觉写下几则读后感。
第一，如何把一个远在美洲大陆巴西发生的事件，让文化趣味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感兴趣，吸引其打开书本，翻译者必须把遥远国度里发生的事与近在眼前的事联系起来，以便使中国读者感到亲切。苏亚男人聚集到称为“男人房”（译为“会所”）的地点议事聚会，这类地点在中国古代称为“公屋”。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就有，而且所有原始部落都有男人们专用的议事地点。今天，近在咫尺的冀中乡村“音乐会”依然具有此类性质、被乡民称为“官房子”的大屋―男人们讨论公共事务和举行社区仪式的“会所”。从古代遗址殷墟上的“公屋”到现在侗族的“鼓楼”，从远在巴西的苏亚部落的“会所”到近在京畿的音乐会“官房子”，男性主宰社区事务的社会，公共“聚会地”有着极其相似的称呼方式，虽然相距千山万水。从相似现象解读，就会使一般读者理解西格尔记录的苏亚人为什么聚集于此讨论重大社区事务的原因。进一步推导，当今话语中被称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即是当代“剧场”和“音乐厅”的前身，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举行正式的“艺术”或“音乐”活动。无疑，该书阐述的“地点”问题，提供了一个人类社会组织在各阶段上具有相同设置的坐标，对于理解任何文化都有效。
第二，西格尔提出的“外来干预”理论，使人联想到20世纪初传自西方的“学堂乐歌”和50年代“俄罗斯歌曲”大规模“入主”中国的情景。西方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强势进入中国人生活，从而使我们口头的《茉莉花》《孟姜女》逐渐边缘化。中国读者能够体会到苏亚人遭遇外来歌曲时产生的恐惧和忧虑，因为吸引人的旋律代表了另一种文化质地―比本土文化更强大、更有力、更难排斥并与之抗拒的质地。如果把20世纪中国人体会的相同经验放到苏亚人接受外来歌曲的相似情景中，就会感到西格尔记录苏亚人的忧虑眼光以及记录者的敏锐目光。
第三，翻译伊始，译者对全书“关键词”采用的译法是“鼠仪”。但“鼠仪”的读音容易让中国人想到“鼠***”。所以，论文答辩会上，我提议译者换用“鼠祭”或“鼠祀”，后来译者老老实实用了“老鼠仪式”一词。原作花了大量笔墨描述的苏亚人最核心的仪式，如果让中国读者与另一个熟悉的音节“鼠***”产生性质相反的反应，便会影响传播。这是翻译时要字斟句酌和反复推敲的关键词。核心名词和中国概念发生冲突，必然成为口头传播障碍。顺应国情，另辟蹊径，回避“鼠仪”换为“老鼠仪式”，自然是最佳选择。
我们看到，上述几位译者都是音乐学专业研究生，几年内翻译一本涉及许多生僻知识的专著，十分难得。译者对原著的掌握，既反映了外语方面达到的水平，也反映了中文表达的水平，虽然个别地方尚待推敲，但整体表达晓畅简洁，符合现代阅读习惯。许多长句，扣扣相绾，在逻辑中生出思辨光辉，既反映了原作者文字表达的酣畅风格，也反映了翻译者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是使译著长期流传的条件。翻译者接受多年专业教育（许多涉及音乐本体分析的段落尤见必要），曾使答辩委员们颇有“不觉前贤畏后生”的感慨。
三十年前孙玄龄翻译的埃利斯《论各民族的音阶》，以及章珍芳翻译的洛马克斯《歌唱测音体系》，沈洽、董维松翻译的《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出版社洛秦主编的“翻译丛书”，也从这个意义上彰显出为学科提供知识储备的愿望。中国已成为民族音乐学的最大传播地和复制地，外国民族音乐学家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具魅力的偶像群体。现在条件好了，不但翻译著作，还把作者请到中国，“那个原本在遥远的美利坚土地上与自己一生都不可能产生交集的人”③ ，竟然一个个站到了中国课堂上，这是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油印本译著时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杨燕迪于2012年11月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组织的“前沿与对话―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上（发言题目《翻译中寻找民族音乐志的写作模式》）总结道：20世纪以来，翻译西方文献的历史经历了三次大潮――20世纪初期翻译西方技术理论；50年代翻译苏联东欧音乐学著作；80年代以来各学科的大规模翻译。
确实如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一代创始者缪天瑞翻译的今天看来已属于“古董级”的作曲技术理论，开启了“系统音乐学”的时代。中国传统音乐学缺乏技术分析，20世纪则是需要具体技术的时代。中国音乐家学会了怎样把一首乐曲像解剖麻雀一样一小节一小节分解开来看个究竟的本事，自然也学会按照这套规范写作乐曲的本事。
20世纪50年代效法苏联。风靡学界、独领的佼佼者和学术权威，基本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音乐教育影响最大的大概是和声理论，至今中级以上专业院校使用的教材框架，都出自斯波索宾，被誉为“全国通用粮票”。这些著作和教科书让中国音乐界获得了整体提升，传统学术领域从未有过的技法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延伸。读了当时苏联音乐家的著作，才知道人家怎样解读自己的民族音乐和塑造自己的音乐家，也知道了一个民族的音乐学天地原来可以像那片国土一样辽阔。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学界译介西学的大潮蔚为壮观，大量国外论文被翻译，成为显学。如果一个学者仅仅阅读本土著述，说明他未跨过现代门槛而有落伍之嫌，因此，争先恐后，引述译文。不管是北美音乐学的视野融合，还是欧洲音乐学的真知灼见，都让慕其风者，遥相应和。
读了此前被忽略的文化背景以及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和框架，沉下心来反思我们何以被动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不免归结于不善总结，许多明明可以享有原创权的说法和理论，都因不善归纳，擦肩而过。看到“他人”的总结，方知中国音乐家没有把熟悉的经验提升到方***高度，甚至学科高度，因而看着几代人积累的经验，让别人占了先机。看到人家的归纳提升，才琢磨过来，我们早该这样总结！如果把杨荫浏带领中国音乐研究所总结的《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与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29个问题》（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1983）放在一起，比较两者差异，就会看到，我们在音乐本体的分析后，没有跳出来阐述技术之所以产生的背景。中国音乐家难道不懂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功能是我们的看家本事！然而，皆因受西方早期翻译著作影响，一门心思强调音乐本体和技术分析，而人家几十年后已经转向，我们还蒙着头朝一个方向笔直走，钻了牛角尖。直到1997年赴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才在开架的***书馆中见到这部书。不禁拍案：杨荫浏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呀！翻阅学府指定的一本本英文著作，方领悟到梁启超说的：“今日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翻译为第一。”没有这一步，就迈不开腿。
无须说，一百多年间，一系列不平等和半平等的国际条约已将中国拖入了西方制定规则的近代史，一系列适应和不适应的国际规范也迫使中国思想界接受全球化进程的各类观念。如果暂时悬置北美与欧洲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差异，则整个学科的阵营队伍和知识谱系已经远远大于埃利斯本人搭建的框架了，甚至包括中国音乐学家近些年来对诸多问题的关注深度和叙述广度，都比“始祖们”走得更远了。当整个知识群体都在为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以及定义是否准确、是否需要较真儿讨论时，中国音乐学已经走出封闭状态，这些成就当然与翻译和阅读外来著作关系密切。通过阅读，学界获得了更加透辟的思力，并在反拨历史惯性和重估价值预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翻译为“第一要务”的必要性。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介绍，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已达五百余种，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状况。
从1985年第一次见到埃利斯的 《论各民族的音阶》到各家出版社出版的译丛，到2015年已经整整三十年，民族音乐学的经典著作虽然还不多，但已初见规模。上海音乐学院的汤亚汀教授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用功最勤，译文最丰，笔耕多年，游刃有余，已达“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境界。回想一下我们现有的视野，就应该向以一己之力译竣各种民族音乐学著作的老中青译者，表达摩挲学术史已觉帆樯往来从而顿生的敬意和感恩。
注 释：
① 埃利斯著，《论诸民族的音阶》原本第16章“结束语”，采自梁郑光的译文，《〈论诸民族的音阶〉的翻译与校勘》，中国研究研究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13年。
② 〔美〕克列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43页。
苏世民书院篇9
[关键词]近现代；江南；家族史；发展历程；反思
目前，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明清阶段的研究水平更是日益成熟。但关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避免研究者旧话重说，做重复劳动，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有关江南家族的学术史研究，徐茂明先生（以下敬语均略）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1）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明清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并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但鉴于江南家族史研究日日争新的现状，本文就近十年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加以综述，并提出些浅陋的看法。
一、专题性的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
家族与文化：江南文化世家既诞生于江南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故从文化方面来研究江南家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2）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徽州与苏州间的文化互动，作者指出徽州商人在苏州取得成功后通过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祖墓等活动将宗族意识重新输回故里。作者认为在两地的互动中，徽商的资本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强化了徽州的固有形态保证了徽州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却扩大了徽苏两地间的差距。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3）认为常州庄氏治学思想被刘逢路与宋翔凤继承，进而影响到后来的魏源及王运，使经学的疑古思潮大兴。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4）通过对近代浙江吴兴钱氏的三代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近代文化家族的传承、断裂和消逝，反映了一种社会自主机制的瓦解，其背后是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代际意识等诸方面的巨大变化。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5）利用了碑刻、家谱、档案、方志及文集等多种资料，从江南席氏家族的变迁与文化传承这一角度，对扫叶山房的兴起与发展做了另一番的解读；并认为席家与扫叶山房的结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深含着文化内涵。该文依循着民间出版机构的演变来探讨家族文化与人文传承，不仅视角新颖，而且分析的条理清晰、鞭辟入里。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6）认为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虽然起步迟、起点低，然而借助中国文化中心历史上的三次南迁的波澜，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后来居上；而今后的研究则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及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来取得突破。
对江南文化世族的研究还有沈潜的《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7）及茆萌的《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8）等。此外，因江南文化世族在文化史、社会史及文学史等方面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还成为了众多博士与硕士的论文选题。（9）
社会、国家与家族：晚清民初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因此，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江南家族，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徐茂明针对家族的转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0），《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以心态史为研究视角，探讨了潘氏家族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潘氏族人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反映了清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认为近代社会的巨变使苏州世家大族的组织结构日渐式微，直至最后土崩瓦解；但是，世家大族内在的精神文脉却是薪尽火传，代代相承。张建华、徐茂明的《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莫王氏的“中体西用观”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渐变，但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其“中西观”很难突破时代的步伐而领先于潮流。《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对晚清时段也多有涉及，该书利用区域比较法、心态分析法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全面介绍了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苏州文化世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精神；从长时段的视野考察社会变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在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等方面该书也多有创新。
徐茂明还有一系列以国家、地方与家族的关系为视角的论文（11），其中《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以晚清苏州潘氏在江南减赋中的作用为例，探讨了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积聚并使用社会资本的过程；并指出这是晚清国家与地方关系转换的过程，是江南士绅力量复苏的标志，更是清代皇权与绅权关系的转折点。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12）比较了苏州与徽州两地的宗族社会与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家庭与宗族结构、家族迁徙、妇女与经济生活、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社会保障、民间信仰及风尚习俗等，这种经过全面比较，详细考证与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13）指出团练是一种来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它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互生互动的复杂关系；而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桥梁正是宗族，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主要发挥了组织联络、筹措经费、制定章程等三大作用。曾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14）揭示了无锡唐氏东门支从事近代赈灾及社会改良事业的历史脉络，并指出这种赈灾的家族效应，是家族文化传统长期培植的结果。承载、姚浦的《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15）则是通过口述资料叙述了常州武进姚氏的社会生活，并对“小地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这种关注平凡家族的视角更贴近大众文化的研究。
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16）从迁居、城镇化的角度指出，由于迁居模式的不同，各宗族各分支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差别。该文为探寻家族的迁徙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上海苏南宗族的现代转型》（17）指出在陌生的城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血缘、地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族认同、家乡认同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纽带。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只要营造合适的环境，推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整体素质，在一定条件下宗族是有可能通过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关于家族与社会变迁、家族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18）
家族与经济：家族的繁衍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同时商人家族又是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者。尤其是晚清以来，***治的剧变带来了新的经济格局，国外势力怎样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网络来拓展生意，国内传统的商人家族又如何在社会激荡的晚清民初变革求新，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家族史与经济史家们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家族与经济的关系亦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洞庭席氏作为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经商大族，历经了多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对研究晚清以来家族与经济间的关系有独特的价值。马学强对江南席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不仅利用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席家谱系***牒等文本资料，作者还对海内外近百位席氏后人做了采访；使得书中席家69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使该书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分析了席氏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并指出他们利用婚姻相互渗透，构成更加广泛的买办集团；此外，该书还很好的处理好了席家普通大众与核心人物间的关系。《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20）以采访散居在苏州、上海、杭州及海外席氏后人的口述资料为基础，阐述了席氏族人在上海的各种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易惠莉探讨了上海沙船主王氏家族十九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并指出在传统的***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而一旦经商成功，商人就将资金转移到商业以外的领域；种种的因素致使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21）刘锦的博士论文以商人家族史为切入点，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对近代上海船商进行的深入的研究。（22）曾京京指出在近代新旧并存的背景下，近代家族一方面坚守传统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则依托时代潮流打造家族事业的内部环境。（23）
义庄族田（又称义田）是维持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最早的义庄在苏州发源，江南又被认为是义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而关于族田的研究一直是持续的热点之一。王志龙指出近代苏南祠田分布由西部向中部递减，再向东部稍增；并倡导将祠田与义田的比较研究作为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24）王瑞芳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指出建国初期苏南族田普遍存在，而以强大***治威慑力为后盾的，不仅没收了族田，也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25）张少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26）李学如、陈勇指出近代义庄由个体收租逐步走向联合租栈形式，反映了社会动荡的加剧和主佃矛盾的激化趋势。（27）汤可可指出清末义庄的功能、组织和运作机制发生的局部变异，体现了宗族内部传统宗法性的弱化，以及新的士绅力量的上升；抗战前后义庄和族益会呈现出公益性、民主性逐渐增强的趋势；但打断了义庄的转型，并且在根本上铲除了义庄存在的基础。（28）
家族与教育：教育是家族发展与兴盛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从教育史来切入来研究家族史，是近些年研究者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蒋明宏以无锡的家族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教育的论文（29）。《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指出在晚清的社会、教育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家族书院在单一“应举――经学型”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分化出国学专修、综合改良、家族教化等不同类型的近代书院。《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探讨了以工商家族为主导的苏南家族教育的近代历程及其特点；并指出无锡家族教育转型的成功关键在于转型的时间早、开放程度高及以实学实用为目标。《清代苏南家族的历史教学法刍议》对晚清家族历史教育中的教学方法做了探讨，并分析了教学方法变革的原因及内涵。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指出在近代苏南家训更强调“各业有分而皆本”的理念，家训的规制功能逐渐让位于化育功能，并把爱国意识和近代文明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张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认为蒙学课程变迁的特点是人文化与实用性并重，多元化与社会性加强，开放性与灵活性能相长。
徐茂明《西学东渐与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30）认为废科举后，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除受西学传入的影响外，还受苏州社会与文化世族实学传统的影响；同时作者也指这种转向，使得文化世族内部的宗族观念开始淡化，随着职业的分化宗族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这些都是文化世族教育转向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陈燕华、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以无锡为例》（31）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工业的发达与该地区家族习业教育是分不开的。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32）采用了众多家谱、档案及碑刻等史料，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详细分析了苏南多个义庄对家族教育资助的情况；该文指出近代义庄对习业的重视，凸显出其务实进取的教育观，反映了义庄注重对子弟的因材施教，也表明了工商皆本的职业观念得到普遍认可；该文不仅论证详实，而且观点多有创新。李学如、曹化芝《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33）则亦是重申在社会变迁时期义庄对习业教育的重视。
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34）认为嘉兴文学家族内部的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在家族情感关怀和精神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家族教育中的身份自觉意识和门辉耀族的追求。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35）认为庄氏族谱中的家训族规对族人起到了不小的教化作用。贾学***《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36）认为，以往从宏观角度剖析清末民初中国教育体系改革在学堂――私塾的二元格局中徘徊的现象时，归咎于***府效率低下、教育经费投入缺口等原因，却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士绅统治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宗族势力与之相联系，这也就忽视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真空的填补者在乡村教化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马学强《江南家族办学的近代传承――从胡雨人到胡敦复》（37）仔细考察了胡家的办学史，并分析了从传统到现代，胡氏家族办学过程中诸多的“变”与“不变”。
家族婚姻和女性研究：婚姻网络是家族社会交往及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与途径，因此从婚姻方面切入家族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马学强认为洞庭席氏因职业差异，居住区域不同，或移或迁，或经商或为官等不同特点，决定了这个家族婚姻圈的复杂性；作者认为从席氏家族婚姻的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还与该家族经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联系；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分析，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探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38）罗时进则从家族婚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39）在文化兴盛的江南地区，家族中的女性也是一个较特殊的群体，蒋明宏利用十几种家族谱牒、档案及方志等文献，以教育史为视角来探讨清代苏南的女性，并指出她们在家族子弟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从这种“文教联姻”的现象中，窥见出苏南重文兴教的文化内涵、开放流动的社会内涵、开明进步的历史内涵、家族制度的特色内涵。（40）
二、家族通史中的江南地区
除了专门对江南家族史研究的论著外，还有许多从整体上或多区域研究家族的论著，这些论著中不乏有涉及江南家族的研究，其所提出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对江南家族的研究亦有借鉴意义。
冯尔康是研究家族较早的学者之一，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41）。《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利用了众多的江南等地的家谱及档案文献，从家族演变史这个侧面窥探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的转型；作者指出前近代家族的物质形态是祠堂、祠产及族谱，其中族谱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家族存在的表现形式之一，更是家族历史、家族观念及家族文化的载体；并认为家族是具有自治因素的团体，只不过古代并未有自治的概念而已；而这种自治组织在近三百年中，正从古代的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向现代社会团体方向变革。
钱杭是当代中国宗族制度史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早在1994年他便出版了《中国宗族制度新探》（42），该书在宗族研究的方法上做出重大改变，并重新诠释了宗族制度的定义。近些年钱杭关于宗族领域的研究更是多有创新，完成了一系列论著（43）。《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认为宗族是个“建构”的过程，其客观依据、基本逻辑、核心理念及价值标准，是建立并维系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世系，而非所谓的“纯洁”的父系血缘。《“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则指出“宗族”概念是个“宗”与“族”各有前提条件、各有发展过程、各有历史特征的二元结构；“族”是“宗”整合与统领的对象，在逻辑上，前者应先于后者而存在。《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从宗族的定义、结构、规模、制度、谱牒、祠堂及丧服制度等方面来展开，并在最后附上了宗族研究的入门书目及基础文献。该书所提出的众多问题，对刚进入宗族研究领域的初学者来讲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强调从世系学方面来研究宗族，并提出“前宗族”与“后宗族”的概念。该书观点新颖，是宗族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44）不仅利用了家谱、年谱、笔记及地方志等资料，还使用了少有人注意的“卷”；作者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及社会流动等方面对清代科举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科举家族”的概念。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45）将苏州宗族形式与长江流域农业社会的宗族形式作比较，认为农业社会的宗族聚族而居，理性文化发育程度较低，宗族往往形成对家庭的干涉；而苏州以市镇为中心，宗族关系不以地缘为基础，个体家庭***性较强；但苏州宗族以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来吸引族人，以文化精神上的血统观达到聚族目标的方式有着更强的凝聚力。***明德、何成《中国家族教育》（46）叙述了家族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及近代家族教育的改革，还以顾颉刚为个案说明顾的成材与家乡的熏陶有直接的关系；该书跨度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论点新颖，但在论及顾颉刚与家族教育的关系时，所举的例子多是章太炎、钱玄同及胡适等人对顾颉刚的影响，用这种师承关系显然难以支撑作者提出的“学术大家成功的典范是家族教育成功的典型”的结论；文中少量有关顾颉刚家族的资料也是转引自他人的著作，却对顾颉刚本人的回忆等第一手资料有所忽视；这些瑕疵也可能是因事例较多、篇幅较大，才有所疏漏。
三、对目前晚清以来江南家族史研究的反思
纵观近十年江南家族的研究，晚清与民国的时段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课题多是专题性研究与典型个案相结合。但从这些家族史研究的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这不仅与研究者的兴趣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联。
正如有学者所言：“20世纪对宗族问题的认识首先是与给传统社会定性和解决现实社会***道路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47）在处于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20世纪初，宗族研究领域对宗族持否定态度的成果一直占有主流。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确立，使探讨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成为史学研究的风尚；此时，宗法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开展对“族权”的批判，强调阶级斗争，使宗族研究受到严重的影响，乃致停顿。20世纪80年代初，宗族史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仍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由此那时产生了许多与封建制度相关的著作。稍后，社会史在史学界兴起，从社会史角度来探讨宗族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至今方兴未艾。一些研究以家族的个案为切入点，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至今不衰。新时期由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族与经济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有关家族与商业、义庄的救济功能、族田的地位等研究成果显著。后来国家提倡文化建设，并伴着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的兴起，家族与文化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热潮。随着当代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因此，有关家族的转型问题，城市化、现代化问题是目前及以后研究的重点。
回顾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历程，可清晰的看到研究的课题在不断的扩展，论题与内容也日益的深入，可以说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在与时俱进。然而相对于江南家族在全国的地位及其所蕴含的文献，近代江南家族的研究仍很大的深化空间。第一，在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时，不能简单的将家族的变化与转型笼统的归结于是近代化的结果，而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夏明方在反思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时，指出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泛萌芽化”现象一样，在江南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现象；举凡***治、宗族、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性别等方面均打上近代化的烙印。（48）在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时我们也应该警惕这种“泛近代化”的使用，而应注重运用环境史、生态史的方法，以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通过深入探讨环境变迁、市场变迁、人口压力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分析家族在社会中的变迁。第二，在家族的研究当中不仅要注意个案研究，而且要把握好家族中核心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不能将家族史研究变成几个核心人物的传记集合，在叙述家族中某个核心人物时，也应该从家族的视角来探讨他的个人事迹与交际网络。随着家族史中个案研究的越来越多，这种以核心人物为部分，简单堆砌组成的整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家族研究，因为它不能反映家族作为整体的某些变迁及特性，所以在进行家族个案研究时，切记处理好家族这个整体与核心人物这些关键部分的关系。第三，针对近现代家族组织机构性质、构成形式、社会功能及演变的过程与方向等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目前我国正处与社会改革时期，而家族组织也正扮演着与以往不同的角色，类似家族组织的同姓自治团体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些不同的组织之间有何差别，又有哪些人来参加这样的机构，它们存在的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家族的历史与现实，把握家族的现代转型均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经战争不断、灾荒频发，沿海地区更是遭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近代人口流动、迁徙的规模和性质相比明清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近些年对这方面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叶舟从苏南家族大规模整体性的迁入上海为例，从城市化、现代化的视角来探讨家族变迁的方法，为我们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提供了新的研究范例，这种方法值得以后研究者的重视与学习。第四，对于某些旧有的论题，我们也应加强注意，因为论题的内容和角度发生了变化，结论就有了新的认识。如苏南宗族的义庄在建国初期就有学者关注，然而近来陈勇等人却从习业的角度来分析义庄的教育功能，不能不说是旧题中翻出新意。
此外，信仰、娱乐、伦理等方面与家族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应注意的问题。当然，江南家族史若要有根本的突破，理论方法的创新与材料的进一步挖掘是最为迫切的任务。相信因江南在历史变迁和现实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必定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而江南的家族研究也定会日新日美。
注释：
（1）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自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406。常建华教授虽然撰有《二十世纪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等文，但因其视野开阔对江南地区关注不足，故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进行梳理。
（2）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史林》2004年第2期。
（3）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邱巍：《吴兴钱氏：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史林》2009年第6期。
（6）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7）沈潜：《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8）茆萌：《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9）丁小明：《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杨：《长洲文氏家族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赵伟：《常熟瞿氏家族藏书与江南地域社会》，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旭锦：《清中叶钱塘梁氏文化代际传承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朱平：《清代常州钱氏家族诗歌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10）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载《传统文化研究》第12辑，群言出版社2004年；张建华、徐茂明：《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徐茂明：《由看国家主流意识对家族记忆的型塑》，“近世江南文化：器物与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9月；《区域与国家多维互动中的江南望族――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6年；《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3）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科技资讯》2006年第9期。
（14）曹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15）承载、姚浦：《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史林》2007年增刊。
（16）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3期。
（17）叶舟：《上海苏南宗族的现代转型》，《东方早报》2012年8月21日，第13版。
（18）李铠光：《郁氏宗族与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陈加林：《吴趋汪氏与近代苏州社会》，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张建华：《从江南科举世家到近代科技名门》，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饶玲一：《清代上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方之关系》，《史林》2005年第2期；以上文章请参见徐茂明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19）早在上世纪末马学强便开始关注洞庭商人，并著有《钻天洞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其后有《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0）马学强：《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史林》2004年增刊。
（21）易惠利：《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2）刘锦：《上海船商：19世纪家族史》，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23）曾京京：《近代风云际会中的宗族组织――镇江陶氏家族研究》，《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24）王志龙：《近代苏南族田分布研究――以上海县、吴县和高淳县为核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5）王瑞芳：《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建国初年的苏南为中心的考察》，《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26）张少筠：《近代苏南宗族族田保护措施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27）李学如、陈勇：《近代的义庄及其租佃制度――苏南义庄为中心的考察》，《理论学刊》2013年第6期。
（28）汤可可：《近代无锡义庄的转型变迁》，《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29）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清代苏南家族的历史教学法刍议》，《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2期；蒋明宏、陈芳：《无锡荣氏家族教育传统及其近代转型》，《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张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特点》，《江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0）徐茂明：《西学东渐与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载《互动与转型：江南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陈燕华、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以无锡为例》，《民办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
（32）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33）李学如、曹化芝：《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
（34）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谈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5）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36）贾学***：《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理论月刊》2005年第3期。
（37）马学强：《江南家族办学的近代传承》，《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38）马学强：《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对江南洞庭席氏家族的考察》，《史林》2005年第5期。
（39）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学创造力生成》，2007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论文。
（40）蒋明宏：《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1）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42）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
（43）钱杭：《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5）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6）***德明、何成主编：《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苏世民书院篇10
张华清，1932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市东陆房乡牛家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1950年进山东大学深造，1952年大学毕业后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助教。1953～1955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绘画艺术研究班进修，其间拜齐白石为师，研习中国书画艺术。1955年考取留学生，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专攻俄文。1956年8月赴苏联国立列宾美术学院留学，留学期间曾任中共列宁格勒市留学生总支书记，为国家培养留学生工作作出贡献。
作品自1963年起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其中：素描《读信》于1963年收录于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素描教学示范作品集》中；油画《中国人民占领南京》《韶山***》等参加全国美展，并被博物馆收藏；油画《女儿》于1987年选送美国参加首届“当代中国油画展”。于多种美术专业刊物，其中《略论我国油画艺术的发展》收录于《油画艺术的春天》一书中。出版有《张华清画选》《***油画写生选集》《张华清油画集》（日本版）、《俄罗斯风情油画集》等画集。
曾任江苏省四届***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江苏省油画协会***，兼任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教授。1993年起享受***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
1999年俄罗斯***府文化部授予张华清“普希金文化勋章”，并聘为俄罗斯美术学院荣誉教授。1999年美国东方文化艺术基金会颁发其“文化艺术交流奖”。200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府颁发张华清“圣彼得堡三百年”金质奖章，表彰他对中俄艺术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20世纪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国人骤然感受到经济全球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全球性市场经济和互联网使地域性的文化边界与文化的民族性边界逐渐缩小乃至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不同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碰撞与互融。实际上，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就美术领域油画语种而言，从尼德兰创立后传播到意大利，再到法国，是一个欧洲化的过程；油画从欧洲远足到东方的日本和中国，是东西方的全球化过程。问题是：在油画语种的全球化时空漂移中，油画作为艺术表达的语种必须成为本土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心理的方式，而不是鹦鹉学舌。
因此，油画的全球性传播，便是一次被本土修正和同化的旅程。
比如法国的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传播到俄罗斯后，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巡回画派，它在审美思想和表现手法上都凸现了19世纪末的俄罗斯寒带文化的特质。富有意味的是，油画在20世纪初大批舶来中国后，唯在五六十年代独尊苏派，在那个冷战时期，中国的艺术形成了被苏式同化的特殊景观。于是，整整的一代人，以苏里柯夫、列宾的油画为学习典范。但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治经济的***也促成了文化上的自主意识，“民族化”的口号由此而提出，中国油画在20世纪50年代末，真正开始了本土化的自觉。
前些日子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印象光色的东方之路――张华清油画展”，从一个案例揭示了留苏油画家这一代人的文化历程。作为中国正式派遣到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的11名学生之一，张华清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的艺术探索，伴随着对苏式写实主义造型体系的传播，而进行着油画语言背后的文化转换。他是中国油画家中罕有的大器晚成者，60岁之后的三度俄罗斯之旅，升华了他的艺术个性，使其艺术创作飞跃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其光色的微妙绚丽和笔触的浑厚苍莽，既体现了印象主义色彩语言的经典性，又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审美特质。旅行是他的创作过程，也是他的创作生命。他通过异域旅行来激发自己的创作热忱，在陌生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寻找新的光色魅力，在错置的文化语境中体悟和追索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才是埋藏在他艺术生命中最深层、最根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