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梁漱溟（1893-1988）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人物，他是中国现代教育较早的参与者和批判者，又是融合古今的书院式教育的开创者和实践者，通过了解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我们可以对现代教育的弊病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北大岁月：中学学历的大学教师
1916年，梁漱溟23岁，其时他与好友沈钧儒一起给北洋***府司法总长张耀曾（梁漱溟的舅舅）做秘书。这年冬天，他携带教育总长范源廉的介绍信和自己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的长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拜访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目的是想通过这次拜访，得到蔡先生的当面教诲，同时也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大学深造。
当时梁漱溟的学历是高中，没有留过洋，也没有什么名气，因此在蔡元培这位长辈兼前辈面前，很是忐忑不安。令他意外的是，蔡元培翻看了一下介绍信和《东方杂志》，没等梁漱溟发问，就开门见山地说：“好，你来得好。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路过上海时就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要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自己是搞哲学的，更要把哲学系办好。看了你的文章，我知道你潜心研究佛学，还旁及东西方哲学，包括印度哲学。我是下决心要把各方面的哲学人才网罗到北大来的。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人才，你可以算一个人选。这件事你先考虑一下，过几天我约你到北京大学再谈，好吗？”
梁漱溟听了这一席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发了好一阵子呆，才回答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担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我的本意是来求教于蔡先生，希望能得到深造的机会。”梁漱溟的话还没有讲完，蔡元培便接过话头继续说：“今天我另有约，怕不能细谈了。我们只是先见一面，过几天再到学校细说，但我邀你来北大任教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考虑好再作决定。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况且现在一切都在创建，万事开头难，不可求全。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
梁漱溟拜见蔡元培，本意是想到北大做学生，却被邀请做老师，这完全在他意料之外。但是盛情难却，他答应回去认真考虑。几天后，梁漱溟应约来到北大校长室，向蔡元培讲了自己的担心，怕难以胜任。蔡元培听完之后鼓励他，并说：“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也博得在场的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的赞同。于是他们当场商定，聘请梁漱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由于梁漱溟一时分不开身，蔡元培先生同意课程由许季上先生暂代，直到1917年10月梁漱溟才正式进了北京大学，同年12月5日开始授课。
梁漱溟在北大期间主要讲授印度哲学、唯识学与孔家思想史三门课程，其中孔家思想史讲授于1923至1924学年。由于当时孔子和儒学已经被当作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而打倒（打倒孔家店），他的这门课颇受关注，除了注册选修此课程者外，自由来听讲的学生非常多，还有不少来自校外的。据梁漱溟回忆：“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200左右。”不过听的人目的不同，有的是抱着学习了解的态度，也有的是抱着为批先听的态度，“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由此可见出当时北大思想自由活泼的氛围，虽提倡新思想，但对异己思想亦给予生存空间，互相激荡交锋。这样，粱漱溟作为一个新旧派之间的人物，才有机会在北大发表自己对于传统文化既不同于新派，也不同于旧派的见解。他在校任教期间作的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在知识界引起轰动，演讲内容整理后，从1921年10月出版至1929年6月，重印七次，印数超过很多新文化运动领***人物的著作，拥有相当多的读者，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可以说，正是北大这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培养了梁漱溟这个中国现代新儒家。
对西式教育制度的批判：遗失道德，遗忘乡村
梁漱溟于1924年暑假离开北京大学，他在建国后与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的提问者与记录者）的对谈中曾说起离开的原因是他当时“在教育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新的认识是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及其他学校所无法实施的”。他说，“最初，我写了《办学意见述略》。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种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的，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教育，至多是讲习一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我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不自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个差事赚钱挥霍；一种是自尊自强的，又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甚而陷于烦闷苦痛之中不能自拔。我想新的教育应与他们为友，堕落的能引导他奋勉，烦闷的能指点他得到安慰、勉励，以至于意气奋发。因此需要新式的私交近友般的校长教职员团体，不断扩大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团体中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共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为了实践我这些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我决定离开北京大学，自己试办教育。
梁漱溟的新式教育理念是针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弊端而来的。中国在上世纪初引进西式教育制度后，学校教育以知识传授为主，不再承担道德责任，从而抛弃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同时，现代学科分工主要服务于工商业和城市，而非农业和乡村，这又脱离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最终，教育成了变相的商品交易，成了获得文凭以作为享受“高等生活的本钱”。他批评道：“中学毕业者不能从事农业和工业——即乙种之农工商业学校之毕业者亦多不适于农工商业——于中尤以农业为最不适于实际。……其毕业者舍求差谋事外，一无可为焉。故自乡间人家言之，家里多一学生即多一废人。”在他看来，引进自西方的教育制度是遗失道德、遗忘乡村的知识化、贵族化的教育。它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同时又使知识阶层与广大民众隔离开来。在对现代教育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融合古今的书院式教育模式，并付诸实践。
书院式教育：倡行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独特教育模式
离开北大后，1924年秋，梁漱溟带着他的三个学生到山东曹州接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他的教育试验以“讲学’为中心，通过师生小组中的互相影响、促进和批评将道德和知识上的成长结合起来，谋求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为了防止成为与大众生活相脱离的新贵族，学生要从事日常的手工劳动。由于没有日常杂役人员的帮助，他们还要负责学校的体力性维修保养工作。粱漱溟办学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靠固定法律化的章程。入学是根据投考者两次考试的成绩来定，初试是考察智力和学习成绩，面试考察初选生的“资质和态度”，能否入学的最重要的尺度是品行和道德，而不是智力和学习成绩。
半年后，梁漱溟把学校交给学生陈亚三接办，他回到北京，同行的还有学校的十几个高中学生，这些人成了他的终生门徒。回京后，梁漱溟与学生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同读，互相敬勉。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倡导并实践了“朝会”这一讲学形式，即师生清早***共读，由他即兴讲授心得。这一形式后来在河南、山东等地坚持多年，他在朝会上的讲话后来也结集成书。据梁漱溟回忆，“在什刹海居住期间举行朝会，特别是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特别使人感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仿佛世人都在睡梦中，唯我独清醒，更感到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此时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亦不在多，主要的是反省自己，利用这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锻炼心志。”此情此景，虽未亲见而仅透过文字转述，观之仍旧令人神往。
这种融合古今的书院式教育模式，摒弃了现代教育的功利化、知识化倾向，师生之间成为共事共学、互相砥砺、成人成己的朋友团体。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训练，而是还包含情感的培育、人格的熏陶和道德的成长，从而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息息相关。
这种独特的教育模式使他获得终生的情谊，在后来投身乡村建设时，他的学生们仍追随他，多的时候达到数千人，一时全国瞩目。梁漱溟也由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成为全国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教育的弊端作为一个老问题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各方人士也进行了不少改革和尝试，却始终未见大的起色。今天我们藉由梁漱溟这面镜子，不仅可以反思中国教育的弊病，还可以思考教育功能与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可能性。
（摘自《时代报告》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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