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常有学生对我说，作为文青，你们的青少年时代挺惨，基本没看过什么外国文学作品。我觉得一般可以这么说，但其实也还有其它更真实的角度，就此而言也可以说——外国文学与我们这代人中某些人的精神履历更血肉相连呢。我想，特别是我们这代人中的“文青”——在下生于1950年代中后期——与外国文学的缘分其实是特别深的。有人听了不服，说再深深得过三、四十年代那批留洋归来的文学家么？深得过80年代以来对外国文化大开禁后，正值文学吞咽力强劲的70后、80后文青么？且慢，有分教，我说的是缘分深，缘分么，不一定仅指理解得透、读得多，主要是指外国文学成了我们这代人中不少文青的“命运伙伴”，它们甚至把我们又“发明”了一次，或是像鲁迅所笑话的，我们不吝于“硬去书中充一个角色”。因为在那个蒙昧无聊的时代，真正属于人的生活，还就是在通过各种渠道找来的外国文学书里。
所以说，老一辈留洋文学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常态的，是知识、是教养；而70、80后文青时代，虽外国文学翻译量巨大，各种读物却早已让他们乱花迷眼，其阅读心态已没有偷食感、紧迫感，很多重要作品，也不过是风过耳，徒加一点到星巴克的谈资。况且加上网络、动漫、游戏，再刨除哈韩、哈日流行阅读，对外国文学而言剩下的“用眼时间”已经不多。我在高校当文学教师已30年了，都不用说20世纪前的，我有把握，仅就20世纪至今的外国文学阅读量而言，我也远远超过那些专业的博士、硕士。
呵呵，不要自吹自擂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在那些特殊年代，我们曾超量地榨取过劫后幸存的外国文学的内涵。改革开放后，我们又一直土鳖兮兮地充当着数典忘祖，拿外国文学不当外人的“先锋派诗人”。一个人与其“命运伙伴”的缘分，肯定是特深的，没有对外国文学的疯狂阅读，就没有自“今天派”至今的先锋诗歌、小说。
提起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可说的挺多，下面我将回放自己可笑青春的“逝水年华”，倒映一些记忆模糊的我青少年时代的斑斑点点。
我对外国文学最早的阅读起于后期。那时我们家住在太原市黑龙潭动物园附近的省计委宿舍，三座四层坡顶的大楼后面就是农田。我父母本是新中国第一代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但由于天性喜欢文学，他们既听的教导，却又在心里保留了一个小秘密角落——那是由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和某些外国浪漫主义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混编而成。当然，在那时胆小的他们很少对子女谈这个秘密角落，像一切平庸市民家长一样，他们教导我们别出去惹事，实在无聊了就在家学点数理化，当然最好是学门乐器，考个文艺单位或当兵，可以逃避我们这代人被规定好的共同的命运：“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因此，说到文学，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对我有影响的是我们院儿的几个颓废青年。像是被魔怔攫住一般，只凭着莫名其妙的气息，我就知道他们是我的引路人。这几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家伙，本是期间的初、高中学生，已经下乡当了知识青年，但奇怪的是每年都伪造病假条，有很长时间在家里混着。他们用自制的火钳子燎成卷毛，在院儿外的农民菜地边扎堆神聊，玩吉他，翻来覆去唱那本脏兮兮的《外国民歌200首》，也交流为数殊少的从各处偷来、换来的外国文学读物。他们成为院儿里的怪物或反面教材，被大人们侧目。那时，有几个年龄稍小的懵懂孩子，整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我就是其中之一。让跟着的条件是，要绝对崇拜他们，任何事不告诉家长，最好是能从自己家偷几根香烟“供”着他们。
从日记上看，我当时从他们手里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至少有前翻译出版的（有些是没头没尾）：《普希金抒情诗选集》、《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罗亭》、《牛虻》、《包法利夫人》、《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红字》、《古希腊神话》、《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里斯朵夫》、《沉船》、《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九三年》、《海上劳工》、《悲惨世界》、《欧也妮·葛朗台》、《雪莱抒情诗选》、《海涅诗选》、《园丁集》、《契诃夫小说选》、《怎么办》等等。新时期以来，期间不同城市的文学青年“地下阅读”书目被晒出来后，比较之下，我明显感到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已经较多接触到20世纪外国文学，包括苏联“解冻”文学，乃至现代派文学，而我们却还停留在19世纪或更早。当然，我还算幸运的，那时更多的文学青年，还在读《艳阳天》、《沸腾的群山》、《大刀记》、《征途》、《连心锁》、《西沙儿女》之类呢。
对文学阅读而言，我们那时读这些作品，没有什么具体的实用目的，既不为自己写作借鉴（搞创作是后来的事），也不为考试，更不可能谋得一个有关文化的职业（反正都得下乡），因此那种阅读是最纯粹的。要说有目的，也是虚的，就是觉得活着没劲，整天傻了吧唧读报纸、听广播，挖防空洞，学工学农学***，拉练，游行，看电影除了《地道战》、《地雷战》等***教片，就是《西哈努克第一（第二、三、四……）次访问中国》。要么顶多是焊个鱼缸养养热带鱼，养个蚕，攒个半导体收音机，或骑着拔高车座的自行车瞎转。所以，是原始意义上的无聊和精神的饥渴，使一些人挖地三尺也要找点真正与人有关的文学读物。昆德拉在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过兰波的“生活在别处”，但对那时的敏感青年而言，生活还真就在别处，人的生活，有趣味有意义的生活，肯定不在蒙昧主义宰制下的时代。前面说的外国文学“发明”出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阅读机遇格外悭吝，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本书，才避免了浏览、速读，要抄，要记，要“融化在血液中”，虽然不敢全都“落实在行动上”。我们癫狂地想榨干手里读物的价值。阅读外国文学，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完全无用反而有害的（社会不允许，老师家长检查），正因此，它才是与我们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借用范伟范大头一句话——缘分啊。
读了这些作品，我更好地理解了那几个颓废青年。你以为他们不过是大院里的混混呢？不，人家其实是毕巧林、罗亭、奥涅金的范儿，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让我极为倾心。我当时想，他们读的这些书，按说我父母也读过，可为什么后者为人处世的风格，就跟那些无知小市民一个鸟样？可见对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年龄、特定的年代，有些书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对我而言，如果说当时读了这些书，使我思考什么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异化等等，那是地自我拔高。但可以不太夸张地说，读了这些书对我们的作用是，渐渐培养起了一种比较自由的个性，怀疑主义式的思维惯性，并有了初步的个人内在精神的念想。此后，我再也不相信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那些拿来涮人的堂皇口号。那时，独断论者和思想改造机制，要求人们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人被作为有待“脱胎换骨”，进行现代迷信和道德献祭仪式的试验品对待，而我们内心的应答是“对不起，我惹不起你，但你也别想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