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秋来历篇1
1、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2、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最初“祭月节”的节期是在干支历二十四节气“秋分”这天，后来才调至夏历（农历）八月十五日，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夏历八月十六日。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
3、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中秋节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4、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2006年5月20日，***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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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来历篇2
1、中秋节来历一：中秋节由古代祭月演变而来。古代历法把每个季节分为三个月，分别是孟月、仲月、季月。农历八月份正好是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农历八月十五又正好们于秋季的二分之一日，所以又被称为“中秋”。最初这一天被定为古代帝王祭月的节日，慢慢就演变成为了中秋节。
2、中秋节来历二：中秋节由嫦娥奔月的故事演变而来。后羿射掉了多余的九个太阳，然后上天赏赐他一种成仙的药，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妻子嫦娥，就把药交给嫦娥保管。在八月十五这天嫦娥吃了仙药，然后便奔月亮去了。后羿思念嫦娥，所以每年这一天，都会在园子里摆上嫦娥最爱吃的东西，盼望她能回来团圆。之后，年年如此，代代相传，就演变成了节日，由于这天时值中秋，所以叫做中秋节。
3、中秋节来历三：中秋节由祭祀土地神演变而来。在农耕社会，农作物对于农民至关重要，所以人们经常祭祀土地。在秋季收获时，农民会祭祀土地神，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是农作物收获的时节，因此逐渐演变成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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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来历篇3
介绍中秋节的来历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起源的另一个说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各家都拜土地神。中秋可能就是秋报的遗俗。
中秋节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
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小人蓬蒙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药自己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他拼命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
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
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与中秋节相关的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中秋来历篇4
一、中秋节的习俗
1、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实际上是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在古代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拜祭月神。
2、燃灯。中秋之夜，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如今湖广一带仍有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的节俗。江南一带则有制灯船的节俗。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
3、赏月。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据说此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最圆最亮，所以从古至今都有饮宴赏月的习俗。
4、观潮。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中秋观潮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枚乘的《七发》赋中就有了相当详尽的记述。汉以后，中秋观潮之风更盛。明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和宋吴自牧《梦粱录》也有观潮记载。
5、猜谜。中秋月圆夜在公共场所挂着许多灯笼，人们都聚集在一起，猜灯笼身上写的谜语，因为是大多数年轻男女喜爱的活动，同时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因此中秋猜灯谜也被衍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6、吃月饼。月饼，又叫月团、丰收饼、宫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
7、赏桂花、饮桂花酒。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二、中秋节的来历简短
中秋节开始唐朝的初年，之后盛行在宋朝，到了明清的时候，已经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了。受的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成为东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
节日别称
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的八月是在秋季中间的，是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然而八月十五又是在“仲秋”之中，所以被称之为“中秋”。
另外中秋节还有许多别称：因为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又因中秋节的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被称“月节”；还有就是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所以又叫“团圆节”。
三、关于中秋节的千古名句
中秋节千古名句是出自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译文：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这事儿自古以来就很难周全。希望人们可以长长久久地在一起，即使相隔千里也能一起欣赏这美好的月亮。
全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译文：明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我拿着酒杯遥问苍天。不知道天上的宫殿，今晚是哪一年。我想凭借着风力回到天上去看一看，又担心美玉砌成的楼宇，太高了我经受不住寒冷。起身舞蹈玩赏着月光下自己清朗的影子，月宫哪里比得上在人间。
中秋来历篇5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 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看来当时 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
根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中秋晚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有烙“团圆”的习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类似月饼的小饼子，饼内包糖、芝麻、桂花和蔬菜等，外压月亮、桂树、兔子等***案。祭月之后，由家中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块，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
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
中秋来历篇6
同学们，你们知道中秋节的来源吗？那就洗耳恭听吧！
在远古时期，有一个叫后羿的射手把天上的十个太阳射去了9个，后天才风调雨顺，王母娘娘为了感谢他，就赐给了他两粒仙丹，这两粒仙丹法力无边，人吃了可以飞上天。不料，这件事被后羿的徒弟知道了。有一天，他的徒弟趁后羿出门打猎去了，就偷偷地飞奔到后羿的房间里，强迫后羿的妻子嫦娥交出仙丹，嫦娥为了不让仙丹落入坏人之手就把仙丹放到嘴里，一不小心就吞了下去。后来就飘飘然然都来到广寒宫，后羿没了嫦娥，甚是思念，只好每年都在八月十五那天，做了嫦娥最喜欢吃的饼子放在桌子上，好象是在跟爱妻一起吃。嫦娥也万分思念后羿，于是化作明月。所以，中秋节那天，月亮格外的明亮。人们为了怀恋他们，就在中秋节这天吃月饼。亲人团坐赏月。
今年的中秋，我们期盼着的那一天就要来了，我们班的同学打算举行中秋晚会，可是学校放假两天，我们就回家，与家人团圆，共享这份节日的快乐。我们的中秋晚会，眼看就要开不成了，我们都很遗憾！周老师听出了我们的心声。于是，吩咐我们做好准备，晚会照常举办，所 以今年的中秋节是迟到的中秋节。
在中秋晚会上，我们的节目可多了，讲笑话，猜谜语，下棋，唱歌应有尽有，还对优秀选手颁发奖品。可是我们的嫦娥仙子并不领情，她不出来看我们一眼。
即使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园，你也应该出来看看我们嘛！你始终是不露脸，让我们遗憾。
中秋来历篇7
1、唐高祖年间，大将***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当时有位经商的吐蕃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唐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从此形成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2、元代末年，朱元璋领导汉族人民反抗元朝暴***，约定在八月十五日这一天起义，以互赠月饼的办法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传递消息，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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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来历篇8
关键词：《春秋》；性质；经古文学；经今文学；“古史辨”派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治思想的***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 “亦经亦史”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1]（第317页）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1]（第269—270页）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论“经”和“史”》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2]（第292—305页）其次，一部论著的性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种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首先对传统诸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钤键所在。
一、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驳议
1、古文经学家《春秋》性质说驳议
“《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始作俑者是晋代古文经学家杜预。[1]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认为，《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史书记载失实而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材料采自鲁国旧史，思想则沿袭源自周公。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孟、荀以来许多学者关于《春秋》***治思想的表述，而为后世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开启了先河。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中批驳了杜氏上述观点，并将之概括为“经承旧史”四字。[3]（ 第3页）徐复观先生也曾就此批评说：“《春秋》之所以入于六经，是因孔子从鲁史中取其义。离开孔子所取之义，则只能算是历史中的材料而不能算是经。乃有人要越过孔子以求周公的史法，真可谓昧于经之所以为经的本原。”[4]（第30页）
古文经学家之所以主张《春秋》为历史学著作，与两汉经今古文间的门户之争有直接关系。东汉以后，随着今文经学以神学化而流于荒诞，并最终走向衰微，古文经学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杜预的“经承旧史”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啻如此，传统执《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者如刘知几、王安石、欧阳修、章学诚等人的相关学说中都不同程度上存在杜预“经承旧史”说的影子。由于古文经学的影响自两汉之后绵延近两千年，以至于除了历史上的一些特殊时期之外，人们普遍遗忘了一个基本常识：即今文经学关于《春秋》的解释中实际上包含不少合理内容，单凭古文经学家的一面之词来判定《春秋》的性质势必有偏信则暗之虞。总之，尽管传统古文经学家的《春秋》性质观流传久远，也因此误人最深，但由于它纯属经学家门户之见和相互攻讦的产物，因而不足为训。
2、“古史辨”派“《春秋》为史学著作”说驳议
与传统古文经学家有所不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率先试***通过“超经学的方法”研究《春秋》的性质。[2]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大潮中，顾、钱二人鼓吹“疑古辨伪”，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最终得出“《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结论。
从1921年开始，顾颉刚、钱玄同相继在《论孔子删述<六经>及战国著作伪书书》、《答顾颉刚先生书》、《论<春秋>性质书》以及《答书》等文中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讨论。顾、钱二人敏锐地认识到：前人之所以视《春秋》为经，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中蕴涵着作者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如果能证明《春秋》根本与孔子无关的话，则《春秋》为经之说就势必不能成立，而《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了。用钱玄同的话来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5]（第278—280页）为证明孔子不作《春秋》，顾颉刚曾提出六项证据对其加以支持，关于这些证据的反驳，笔者已在有关文章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兹不赘言。[6]值得指出的是，赵生群先生经过考察之后，也对这些证据的可靠性予以否定，并且指出：“（这些证据）当然就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这一事实。”[7]（第1－2页）这与笔者的结论相一致。由此可见，“古史辨”派的“孔子不作《春秋》”之说无以自圆其说，而他们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结论也是不能成立。
尽管如此，有赖于“古史辨”派在20世纪初期学术界一度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的上述错误结论仍被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奉为圭臬。一部多年以来深得赞誉的史学史著作就将《春秋》视为早期的编年史著作，并说：“关于古代的史学，以孟子说得最多。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怀疑到《春秋》这部书与孟子学派有点瓜葛。……在这里，我们发现作《左传》的人与作《孟子》的人见解也是一致的。他们都要求有一个不畏强御的史官如董狐、南史之类。同时希望孔子能作一部《春秋》，也是书法不隐的。于是把一部断烂朝报的鲁史，拿来穿凿附会，说成是孔子的书法。”[8]（第39－40页）细绎文义便不难看出，上述说法正由“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论衍变而来无疑。
“古史辨”派《春秋》性质研究何以会陷入误区？对此至少应从两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反封建时代思潮对“古史辨”派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干扰。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封建主义的权威联系在一起。承认儒家文献——尤其是《春秋》——的***治学内涵，岂不是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嫌疑？以讨论《春秋》性质为凭借，进而否定其***治权威便成为时代赋予“古史辨”派学者的***治使命，***治上的进步便以学术的形式得到表现，“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结论遂应运而生。 另外，经学背景也对“古史辨”派学者发生了消极影响。由于顾颉刚、钱玄同等人都有复杂的今古文经学背景，二人虽多次鼓吹“超越经学”，但实际结果却往往是出此入彼，门户之见并未脱尽，这对他们学术工作的消极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3、当代史学家“调和说”驳议
在当代众多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可以看到第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的观点：“《春秋》是孔子所作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这种观点将古文经学家与“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说加以调停糅合，试***以此使得传统的“《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获得新生，因此可称为“调和说”。
调和说的提倡者多为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者。李宗侗认为：“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信矣”，[9]（第17页）“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9]（第16页）金毓黼说：“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10]（第39页）白寿彝先生认为《春秋》系孔子所修，并说：“《春秋经》为后来的编年史作出了略具雏形的开端，还不能够建成编年史的体制。但它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有利于此后历史著作进一步发展的。”[11]（第26页）另外如仓修良、王树民、宋衍申、瞿林东、陈其泰等人均持相同看法。
调和说的观点可归纳如下：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13]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14]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15]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16]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关于这点，我们留待下文辨析。
二、为什么说《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
1、作者的写作动机不在求真记实
历史学家从事历史创作的主观动机在于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是判定一部作品为历史学著作的第一项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记录和保存历史史实，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动机之一。……史家从记存史事的动机出发来研究历史，对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史学的产生即由此始。”[17]史学著作当以记事为目的，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为撰史的立足点。[18]吕思勉说：“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19]（第37页）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也给我们以同样的启示。西方早期的史学家们都将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作为撰写历史学著作的第一要务。赫卡泰俄斯说：“米留都人赫卡泰俄斯谨此申言：只有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关于希腊人的传说纷纭复杂、各异其趣，但据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修昔底德也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波里阿比形象地说道：“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变成为终身残废，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事实上，正是因为求真的动机对于历史学家不可或缺，所以有学者将之作为西方历史观念起源的标志。[20]（第20页）
求真记实对历史学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则，因而堪称判断一本论著是否为史学著作的试金石。蒋庆正确地指出：“孔子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书性质的关键。”[21]（第92页）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于求真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适就曾指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22]（第101—102页）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23]（第156页）这些论述都根据作者的动机，正确指出了《春秋》的***治学性质，结论足以服人。
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与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之间的显著矛盾视而不见，当与误解并混淆孔子“直”的观念和“直书”思想有关。《论语·子路》记载说，叶公语孔子曰：“吾***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通过玩弄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春秋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现实的批评，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直”显然并非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论者心中“善”的道德观念。是的，孔子曾有诸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类的话，足见他确有注重客观事实的可贵思想；但由于《春秋》是孔子藉以表达***治理想的***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所以贯穿其中的并不是这种求真思想，相反，指导作者进行“笔削”的正是《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种的“直”的观念而已。这种意义上的“直”与历史学家对史学客观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遗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两种观念间的名实之辨。
2、《春秋》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规范
首先，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不可分，历史事实是史学著作的必然构成部分，残缺不完或充斥不真实内容的作品不成其为历史学著作。吕西安·费弗尔曾将史实比喻为历史学构成中的一个原子。[24]（第11页）卡尔则称史实为“历史的中枢”，并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25]（第28页）由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在求真记实，故而《春秋》的记载极为简略，抛开“三传”谈《春秋》非但“大义”难晓，即令史实也决不可知。关于这点，宋人朱熹就有浅显明白的说明：“左氏是史学，公、?b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无奈有学者竟以简略为由责难古人：“作为第一部史书的《春秋》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弱点和问题，首先是记事太简单，每条文字很少，一般只在十个左右，最少的仅一个字。”[26]（第30页）还有学者为此抱怨说：《春秋》最大的不足就是对于历史的记载过于简单， 242年的历史总共仅用了18000多字，“这样简略的记事给后人认识春秋历史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后人对此多不满意，有人甚至提出了非议”。[16]殊不知鲁《春秋》原文并不简单，“笔则笔，削则削”正是孔子有意为之，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曲笔隐讳是《春秋》的一大特点，如果我们以史的标准来衡量它，当然可以说是一大缺陷。但孔子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作史。……孔子自己深通史法，并肯定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如果他自己作史却多所隐讳，岂不有愧于心？”[7]（第34－35页）由此不难看出上述责难只是思想浅近者得言忘义的误解，而那种以“笔削”为“原始”的看法也同样谬以千里。
其次，“《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23]（第152页）《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三、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意义
1、有助于人们摒弃误解和偏见，正确认识《春秋》及经今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征，那就成问题了。”[27]（第98页）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治学著作，它的***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b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21]（第2页）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2、有益于人们放弃***治史观，破除关于历史学性质及发展前景的种种陋见。
由于错误地视《春秋》为史学著作，以《春秋》大义为史义的误解长期以来对学者的史学观念和史学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误解的引导之下，不少学者试***通过“一字褒贬”为历史学树立权威，而将道德评判视为史学的当然职能，宋人欧阳修便是这一理论的切身实践者。克罗奇曾颇具讽刺意味地批评道：“我们的法庭（无论是司法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当前的法庭。这些法庭是为活着的，在积极活动的而且是危险的人物设立的，而另外那些人已经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法庭上出现过，那些人不能够判两回罪，或赦免两回。……有些人借口编写历史，像法官似地到处奔忙，到这里来判刑，到那里去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历史的职责……这样一些人一般是被认为缺乏历史感的。”[25]（第82页）“法官”的角色给历史学家以虚幻的良好感觉，因此他们将道德评判误以为是历史学尊严的来源，甚至于在对古人进行宣判时竟忘了史学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求真记实。
也许有人要将上述状况归结为古代史学与***治学之间天然的孪生关系，然而中国古代史学较之于西方史学尤重“一字褒贬”，错误的《春秋》性质观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使史家的这种嗜好走向极端，对于这点谁又能否认呢？胡适曾说道：“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22]（第101—102页）这一评论不仅可以用来总结错误的《春秋》性质观对古人治史的消极影响，而且对今天那些依然执《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学者无疑也是适合的。
学者们通常感慨中国古代史料丰富而史学理论发展不足，应该说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但今人既无需刻意替祖先护短，更不应拿名不副实的《春秋》大义为古代史学史添补这块空白。因为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无助于历史学科学水准的提高，相反却可能使我们养成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态。
注释： [1]关于杜预与《春秋》性质关系的讨论，请参阅笔者《<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一文，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
[2] 关于“古史辨”派与《春秋》性质关系的讨论，请参阅笔者《“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一文，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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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来历篇9
1、农历2020年中秋节的日期：2020年10月01日。
2、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最初“祭月节”的节期是在干支历二十四节气“秋分”这天，后来才调至夏历（农历）八月十五日，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夏历八月十六日。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
3、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2006年5月20日，***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来源：文章屋网 ）
中秋来历篇10
关键词： 春秋战国 史学发展 史书
殷商以前的传说时代，产生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自商代甲骨文出现，史学获得了从口述传统向成文纪事发展的可能。殷商时期可谓中国史学的萌芽阶段，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史学才得以初步形成和发展。
一、春秋时期的史学
1.春秋史学创作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经济上，牛耕和铁制工具开始被广泛应于到生产和生活、农业和手工业等各个领域，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治上，“各诸侯之间的兼并争霸战争，以及频繁的朝觐聘问互相交往，构成了春秋时期的历史特点”。①春秋前期，小的诸侯国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各国内部的卿大夫势力日益强大，***时有发生， 《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就多达43起。春秋中后期，阶级矛盾更加突出。公元前453年晋国出现了著名的“三家分晋”。随着诸侯的逐渐崛起和周王室的日益衰微，各诸侯国都设置了自己的史官，从事历史记载的工作，打破了原先周天子垄断修史的局面。
文化上，这一时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诸子百家的思想十分活跃，纷纷引用史事为自己立论提供依据。此外，对神意的崇拜在历史观念中虽仍占重要地位，但一些人开始怀疑上帝和鬼神，不再从神意出发，而是用历史上的人事来解释和说明，出现了重视人事的新思想。思想的活跃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春秋时期史学的发展概况
“春秋”的出现，以按年编纂为记载方式，以人事为记载的内容，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春秋”本为古代各国史官编写的编年体史书的通称。之所以称为“春秋”，在于其书以年为纲，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这一古老的名称在春秋时代以后仍为许多编年体的历史书籍沿用。但春秋时期所留下来的“百国春秋”，如晋之《乘》、楚之《杌》几乎都失传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完整的是由孔子修成的编年体史书――《春秋》。
《春秋》是我国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第一部史学著作。孔子以鲁国的历史为基础，参考了他所能看到的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各种史料，并积累历代史官的一些写作经验，按照“据鲁、亲周、故殷”的原则，修成了流传至今的《春秋》。孔子继承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纂方法，以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情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整理，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夏商周三代的零碎孤立的记事（如《尚书》）已完全不同，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走向完备；但孔子又规定了“常事不书、详内略外”的办法记述历史，《春秋》叙事过于简约，一事甚至只有一字，使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们说《春秋》还是编年史的雏形。
二、战国时期的史学
（一）战国史学创作的历史背景
由春秋列国纷争到战国各国变法，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又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两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原先一百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初年，形成了秦、楚、齐、燕、赵、魏、韩七雄并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存在于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及各发展不平衡的诸侯国之间。各国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既得的利益，大举变法。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渐取代了奴隶主贵族所有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士”阶层不断壮大，为了表达自己的***治主张，常常利用史事来加以论述，各家各派学说不断丰富和发展。战国的史学就是在这个动荡时代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战国时期史学的发展概况
战国时期史学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期史学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编年体史书的完备
这一时期出现的《左传》，可谓我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
《左传》最初称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汉代经学家将其与《公羊传》、《谷梁传》看作是解释和传授《春秋》的三大系统之后，才称其为《左氏传》，简称《左传》。
无论是取材、历史编撰内容和技术，还是注意事物联系、反映社会变革等方面，《左传》都大大超过《春秋》。
从取材看，孔子删《鲁春秋》而成《春秋》。《左传》取材广泛，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成文记事及口诵材料，包括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杌》，周、卫、宋、郑等国的旧文简册等编撰而成。由于《左传》取材于各国的国史，而各国使用的历史不同，虽改之以周正，但并末能全改之，以致书中往往出现历法混用的情况。
从历史编撰内容上看，《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如同大事记。而《左传》全书编年记事，“十二公”详略不等。《左传》或直述或间述，并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事物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灵活地运用“事具本末”和“专写人物”的笔法，展现了穿插了记事本末和人物传记的最初形式。
从编纂技术上看，《左传》还创立了多种史评的表达方式，或“君子曰”等直接***，或“孔子曰”引用他人的言论，或依托某些应验的预言，等等。
《左传》是继《春秋》以后，在编年成就上的又一大进步。《左传》突破了各国地域的界限，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历史的前进性。第一次把众多国史汇成一书，展现了春秋时期历史发展变动的整个局面。把编年体推向了成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形成。因此，梁启超评价它为“商周以来史界的***”②。
2.史学领域的拓宽
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史学不断向前推进。这一时期史学转变在于，战国时期的发展不再把目光仅仅停于某一地方。战国时期的史著，除编年类外，还有谱牒类、语类、志类、史论等。
（1）编年类：《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为西晋时汲郡魏襄王墓被发掘而发现，时称《纪年》或《汲冢书》，后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时引用此书，并前加以“竹书”二字，从此人们习称《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百国春秋”中起始之年最早、编次时限最长的编年体史书，记述了“夏、商、周三朝的历史，记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后，就接记晋国史事，战国时三国分晋后，就只记魏国史事，一直写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③
《竹书纪年》古本起自夏，自宋代开始逐渐散失。到了元代以后又出现了《竹书纪年》2卷，起自黄帝，后称《今本竹书纪年》。“经清代学者考证，认清其为元明时人杂缀佚文而成”。④“其文简要如《春秋》，记事则多同于《左传》”。⑤《竹书纪年》与古代传说、古史记载有很多不同之处。至于所记战国部分，与《史记》也有颇多不同。尽管今仅存《竹书纪年》佚文，但它是后代学者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
（2）谱牒类：《世本》。
《世本》最早著录见于刘向《别录》。据《史记集解序》和《汉书・艺文志》记载，《世本》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共15篇，下限至春秋时。其书自春秋以后，不断层累叠加。《史通・古今正史》更将下限延至秦末。古本《世本》在唐代开始已有散佚，后清代学者多加辑佚、增补，但编目不尽相同，形成了今天多个版本的《世本》。
《世本》开创了一种富有新意的历史编纂体例，以记“帝、王（侯）、大夫”世系为主，配以记“帝王与诸侯都邑"的居篇、记“各种器物”的作篇、记“各族氏姓及由来”的氏姓，以及记“谥号的含义”的谥法。从其体例上看，《世本》已初建了纪传体规模，与后代《史记》开创的“本纪、世家、传、表、书”体例对比，有一定关联性。但“《史记》中未曾有《世本》这一书名。《世本》之名是刘向所定，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才开始用司马迁‘采《世本》’的说法”。⑥
（3）语类：《国语》、《战国策》。
《国语》作者是谁，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左丘失明，阙有《国语》。”但至今还不清楚。《国语》现史学界基本公认成书于战国时期。其打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界限。全书共21卷，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分国编纂，“先王室后列国，先夏后夷”。《国语》与《左传》不同，它按国别编撰而成，是一部国别史，并以记言而主，是汇集各国国史中言论而成。此外，它在编写上还注重对一件事情发展的结果或历史发展的趋势发表言论。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众横家游说各国诸侯王或互相辩论的言论辑录，并不是一人一时而成。原本编排很杂乱，名称也很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等。后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辑、校订成33篇，并定名为《战国策》。至北宋后散佚，经曾巩校补而成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所记载的言论，包含了战国时期谋臣、游说家的***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兼并和错综复杂的***治斗争。大多数谋臣策士的目的在于猎取个人的功名富贵，并无固定***治主张。特别是在“战国七雄”力量消长之时，有其深刻的反映。《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重要的史料。
（4）志类：《山海经》。
《山海经》从学术研究领域上看，可算一部地理书，其性质相当于地理志。它以神话形式来展现，所以又被认为是一部神话小说。此书不成于一人一时，最早一部分成于春秋中后期。经后人增削窜改，最后经汉代刘歆校订，编定为18篇。
《山海经》由《山经》、《海经》两大部分组成，“《五藏山经》以山岳系为纲目，共记述四百四十八座山，每座山为一目，主要内容记述山川、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和神话，而叙及神话的仅有五座山。《海经》所记的是自人类诞生之初以至作者当时的漫长年代沉积起来的各种事物”。⑦《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一些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原始社会的情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5）史论类：《天论》。
史论就是就史料阐述观点。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主张各不相同，常通过对他们所记载的相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加以评述来阐发自己的***治观点。有的侧重于***治道德，有的侧重于对宇宙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有的则侧重于名辨。如荀子针对夏商灭亡在《天论》中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虽然他们并未完全成为史学家，但他们的思辨为史学更深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这一时期出现的论史形式，推动了后代史学的发展和新史学的产生。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本史著外，战国时期出现的史著还有很多，如《战国众横家书》、《仪礼》、《周礼》、《逸周书》、《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战国众横家书》属于语类，是战国时期游说辩士言论辑录；《仪礼》、《周礼》、《逸周书》都属于志类；而《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属于最早的史论著述，对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加以评述。
三、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初步形成时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春秋》一书的出现，标志着编年体史书的诞生，对后世影响深远。战国时期是我国史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发展了春秋时期存在的以记言体、记事体、国别体、编年体记载史事的方式。此外，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纪传体、语体、典志体及史论方面的著述，甚至出现了通史性质的历史著作，为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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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