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在《无名的裘德》当中，刻画了女主人公苏·布莱德赫德分别在追求经济***，思想***，爱情自由与婚姻的平等上作出积极的尝试。然而现实和自身因素纠缠于女性意识的矛盾当中，苏的自我探索最终将其带向毁灭。小说借女性生存困境的宏大叙事场面描写，构建了探讨人类未来命运、人生价值及意义的范式。
【关键词】苏·布莱德赫德；存在主义；自由；自欺
一
在《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苏·布莱德赫德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最后却向传统屈服。哈代肯定了人们追求自由与人生价值的努力，也探讨了女性的生存困境，预测了西方社会的种种矛盾。
围绕小说中“性”的主题，女性形象的再现以及对现实的批判使得《无名的裘德》一直以来备受西方评论界的关注。美国评论家珍妮特L·吉尔德在《纽约世界》（The New York World）中指出这是她读过的“最糟糕的小说[...]不仅道德败坏，还很低俗[...]禁不住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流进来”[1]（797）。同年，韦克菲尔德大主教也公开将其“扔进火坑里付之一焚”[2]（118）。T.S.艾略特更是斥责小说“道德沦丧，尽是病态情感的描写”[1]（798）。关于女主人公苏反复无常的性格，耶福顿·泰瑞将其称为“不可救药的病态表现”[3]（210）；半世纪以后，评论家迪蒙德·霍金斯认为苏已经成为英国小说史上“最让人恶心的小”[3]（210），而伊丽莎白·郎兰德则从性心理学角度分析并指出苏的不确定性是集“孩子气，自私，施虐与受虐，自恋以及呆板于一体”[4]（235）。另一方面，苏对自由恋爱和***人格的追求也得到了不少评论家的肯定。美国女批评家凯瑟琳·布莱克分析了苏追求***的策略是通过自我压抑获得的，并表达了她深深的同情[3]（210）。 著名评论家欧文·豪则积极肯定了苏所作出的努力：“她在小说中的光辉远远超越评论界对她的剖析，她是一个魅力超群，熠熠生辉的人物”[5]（61）。
但实际上，无论苏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争取个人自由***的尝试上，都蕴含着存在主义的意味。这一流行于20世纪西方的哲学流派以保罗.J.萨特为主要代表，认为人具有“自由”的本质以及自我选择的权利。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指出人一旦被抛于这世上来，他便是孤独无援的，唯有选择的“自由”[6]（462）。伴随着女性意识的复苏和幻灭，苏经历了从探索自我到最终“自欺”并否定自我的嬗变过程。面对强大的社会道德与宗法体制，她纠缠于裘德与费劳荪的情爱关系，她的痛苦亦始于此。在社会道德的假面与伪善背后，苏作为***的女性主体在这场力量角逐中被逐步“他者”化，诉求得不到正面回应。
二
萨特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自为’的存在，而非一种苔藓，真菌或是一颗花椰菜那样的存在”[7]（198）。一个人不应当逆来顺受，被动地接受社会安排的角色，而是具备超越性的主观意识，并能够将自己不断推向未知。苏的教养，批判性思维，理智和带有自我压抑的情感融合于一体，使她做出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行为规范。苏一开始就表现出反叛宗教的精神。她买来阿波罗和维纳斯的雕像放在自己房间里，嘲笑裘德近乎幼稚而又虔诚的宗教态度，把他的《圣经》章节打乱重新排列；参观博览会时，苏公然质疑耶路撒冷的神圣地位。在经济方面，苏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男人成功实现了自我***。当她坦言要离开费劳荪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丈夫的经济支助；和裘德生活的时候，苏也并不满足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安排，坚持与裘德早出晚归，靠卖面包维持生计。
苏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生活安排，一直试***进入男性主宰的知识领域，甚至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与大学生的交往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享有与男性平等教育的机会。但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苏身上体现出的矛盾：一方面她受男性世界的吸引并自愿融入其中；另一方面她又厌恶并抗拒男性[5]（63）。因此，在处理与男人的关系时，苏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境：一方面她想利用自身女性鲜活的魅力吸引男人达到获取教育机会的目的，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自身完整性，避免因这样的魅力被男人所驯服[5]（63）。
关于爱情，苏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交流，相互***而互不干涉的平等空间，一种“个人自由之上的人文主义关怀”[8]（187）。而对于“性”，苏有着明显的闪躲态度。她害怕男人粗野的欲望强加在自己身上，似乎同房就意味着被征服，身心将遭受双重，变得“脆弱无力”[9]（189）。因而，苏始终谨慎地处理着与三个男人的爱情关系，同时竭力保持自己在关系中的主动权。她小心翼翼地撇开一切“性”的话题，目的就在于较少引起对方的欲望，保全自我。
杜小真在《存在和自由的重负》当中概括了萨特的爱情观：“爱情是冲突的。[...] 实际上，恋爱者要求占有一种意识，占有一个自由，而这是永远不可能的”[10]（230）。表面上看，恋爱是相互倾慕欣赏，实质上却是相互占有和对对方自由的“挪用”（appropriation）。苏知道这一点，因而当得知裘德已被自己迷惑的神魂颠倒的时候，她惶恐不安，尽量回避裘德的爱慕之心。 这种颇带有以退为进的策略反倒使苏在爱情关系中占据着主动权，而且频频奏效，原因就在于裘德一直未能真正“占有”过她。苏害怕被“占有”而失去***的人格与完整的自我。她惧怕的是失去自由。
对于婚姻，苏也表达出抵触态度：“我的新郎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喜好选择了我，但是我并没有选择他”[11]（186）。苏坚持自我的完整性，挑战传统婚嫁观念。当费劳荪稀里糊涂闯进苏的卧室，她奋不顾身跳窗保全自我；当裘德再三劝说苏成为自己合法的妻子时，苏一连几日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在她看来与裘德的私奔却显得合情合理——因为这完全出于她自由的选择。
三
萨特将人的存在描述为一种“自为的存在”，一种永不满足的能动性存在。然而，当面对诸多不同选择创造自我的可能性时，人们难免会产生焦虑的情绪。为了避免这种焦虑和“恶心”，“自欺”便会油然而生[6]（78）。 由于自由的选择和行动必然会为自己以及他人承担责任，结果的不确定性最终让人采取了逃避态度，将否定引向自身。“自欺”的态度有两种表现，第一类人自觉地将灵魂与肉身分离，使自己成为一个自在的存在，被动地耽于感官体验以逃避的态度存在着。当裘德出于爱意情不自禁抓住苏的双手时，苏却对这突如其来的流露表现得毫不在乎。她欣赏着裘德那双因劳动而粗糙的双手就跟观赏一副手套一样。在此过程中，苏享受着裘德给与的爱却不予回报，面对他的求爱苏表现得近乎残忍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苏禁欲般的克制以及漫不经心的态度巧妙地化解了一场使她尴尬的窘境——她的冷淡浇灭了裘德的欲望之火，而她也不必对此立即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否定自己的超越性本质去适应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便是“自欺”的第二种表现。苏与费劳荪的第二次婚姻便是放弃自我的不诚表现，是“自欺”的。这次婚姻并非出自本意，直至最后当她同意与费劳荪同房的那一晚，苏无非是履行一个妻子的义务，尽管她还怀着对裘德炽热的爱。在她就范于这一角色的同时她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己自由的本质，用“自在”的方式存在并逃避了“自为”的可能。
评论家乔安娜·德弗洛指出，苏尝试自由的最终失败在于她对妇女角色的“矛盾态度”[12]（124）。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受到新学思潮的影响和古代文化精神的熏陶，苏自然会有离经叛道之举。然而，不管她在追求自由的恋爱关系当中如何游刃有余，她仍然没有摆脱一个女性的身份，在她反叛的思想下随时涌动着回归传统的暗流。一旦艾拉白拉威胁到裘德对自己持久的爱恋时，苏便会在失去自我与赢回裘德之间作复杂的心理斗争，然后屈服于自己的女性特质。虽然她一再排斥传统婚姻的制度，但苏还是无法忍受社会的非难，无法否定意识深处与基督教文化的认同，并最终将孩子的死全归结于自己的“邪恶”。苏以一种基督徒的忏悔心态来审视自己的“原罪”，并最终在道德文化允许的范围内与费劳荪复婚以洗刷“罪名”，重新拥抱传统。起初，苏为了真爱投奔裘德，后来为了赎罪又回到费劳荪身边。强烈的自责和罪恶感使得她采取了逃避的态度，无声地言说了女性意识的复苏与幻灭。
四
在面对自由选择的时候，苏大胆追求***，反叛于传统，公然嘲笑婚姻的神圣，然而最后又向现实妥协，用“自欺”的态度彻底抛弃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或许正如苏对裘德说的那样，他们的思想超前了五十年。对于这样一些新思想的早产儿而言，生活是荒谬的，时代是病态的。从此意义上来看，《无名的裘德》还原了在浮光掠影的生活假面背后那些为了探索又不断哀怨的人们苦难且真实的生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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