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杜甫的诗句篇1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3、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4、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5、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
6、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7、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8、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9、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的诗句篇2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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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句篇3
关键词 方回 杜诗 品评
中***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安徽歙县人。宋元之际的诗人，其著作《瀛奎律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多首并逐一点评。全书收录杜诗共221首，五言154首，七言67首。本文对书中数卷有关杜诗的评论予以评述，结合宋末元初文坛对杜甫的评点，探讨其对丰富发展宋代杜诗学研究的意义。
1 考察杜诗之内容
方回点评杜诗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方回对杜诗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杜甫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生活的变迁。方回评《晚出左掖》云：老杜天宝十四年，乙未年四十四矣，始得河西尉，不赴，改帅府胄曹。十一月而禄山反，公如奉天。明年七月，肃宗即位灵武。公在鄜州奔行在，为贼所得，留长安。或谓亦囚至东都。十月，房琯败于陈寿斜，即至德元年丙申也。明年丁酉夏五月，间道走凤翔，除左拾遗。闰八月诏放至 州省妻子。九月复长安，十月肃宗还京，公亦归班。此二诗皆答岑参诗，并乾元元年戊戌正、二月间诗也。六月移华州司公，去国终不复入。（《瀛奎律髓》卷二）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其忠君爱国之心却从未改变过。方回对杜甫的坎坷境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其“流离颠沛不忘君父”的胸怀充满了敬佩。如评《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诗：老杜平生虽流离多在郊野，而目击兵戈盗贼之变与朝廷郡国不平之事，心常不忘君父，故哀愤之辞不一，不独为一身发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三）
其次，从“诗史”的角度出发，方回认为杜诗记录了时代的盛衰沉浮，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历史风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民族命运与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如评《岁暮》：明皇、妃子之酣***，林甫、国忠之狡贼，养成渔阳之变。史思明继之，回纥掎之，吐蕃踵之，四方藩镇不臣，盗贼蜂起。老杜卒于大历五年庚戌，自天宝十四年乙未始乱，流离凡十六年。唐中叶衰矣，却只成就得老杜一部诗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九）
仇兆鳌注解此诗：“诗忧乱而作也，上四，岁暮之景，下四，岁暮之情。烟尘鼓角，蒙上用兵，当此流血不已，请缨无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虽寂寞之中，而壮心忽觉警起。可见公济世之念，至老犹存也。”①可以看出，杜甫虽然仕途不顺，但终其一生都在关注民族安危，“济世之念，至老犹存”。
方回在评点《避贤》一诗时，列举了许多表现杜甫忠君爱国、心怀天下的诗句。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民族命运和普通百姓的关怀，也可以看出杜甫是具有悲悯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
2 重视杜诗之技法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学习杜诗的创作，方回针对杜甫律诗的炼字遣词及句法作了详细的研究。
方回十分看重作诗中的锻字炼句的工夫，故“诗眼”一词常见于他的诗作点评中。他评杜诗《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桃花”对“柳叶”，人人能之；惟“红”下着一“入”字，“春”下着一“归”字，乃是两字眼是也，“转添”、“更觉”亦是两句字眼，非苟然也。（《瀛奎律髓》卷十）
“字眼”是诗人用心推敲之处，在诗作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提升诗的意境。通过“诗眼”，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作的韵味意境，体悟到蕴含其中的诗人的意志情感。如同王国维先生所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②方回评杜诗中的“诗眼”亦有此效果。
方回在点评中，常用“圈点法”标注诗中“字眼”，如在批评《登岳阳楼记》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时，圈点出“坼”“浮”为“句眼”。（《瀛奎律髓》卷一）方回又结合律诗的平仄，单设“拗字类”，来深入讨论杜诗锻字炼句的技法。
方回在杜诗的评论中，多次提到了情景句的铺设安排。“变体类”专选律诗中情语、景语安排精妙的诗作来剖析。方回认为，情景交融，“以情穿景”是律诗句法最（下转第174页）（上接第131页）为精妙的境界。
方回评《江汉》：“中四句用‘云天’‘夜月’‘落日’‘秋风’皆景也，以情贯之。‘共远’‘同孤’‘犹壮’‘欲苏’八字绝妙。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亦。”（《瀛奎律髓》卷二十九）赵汸也就杜诗此技说道：“他诗多一景对景，情对情，以情对景者已鲜，若此之虚实一贯，不可分别，效之者尤鲜。”③杜诗情景虚实的铺设浑然一体，方回评价极高，认为其他诗人在这方面没有能超过杜甫的，所谓“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亦。”
3 品评杜诗之格高
“格高”在方回的评语中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在杜诗的点评中。如评批《狂夫》：“信亦！和平之音难道，而喜起、明良之音难值也。然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为此等诗者，非真积力久不能到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三）纵观方回的批评，“格高”是其评诗的重要标准。方回评杜诗之“格高”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格高”体现在杜甫高尚的人格方面。杜甫虽然一生颠沛流离，自己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时，内心依旧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仕途不顺时，依旧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追求。源于这份情怀，杜甫用诗文记录了时代的脉搏，所以诗中深蕴着诗人忠君爱民的儒士情怀与高尚人格。又因其诗技法高妙，所以杜诗意境悠远，诗格高峻。如评《画鹰》：“子美胸中愤世疾邪，又以寓见深意……诗至此神矣！”（《瀛奎律髓》卷二十七）
其次，杜诗之“格高”体现在沉郁顿挫的诗风上。不论在自己的诗作中还是在点评其他诗人的文辞中，方回都明确指出杜诗格高的风格特色。他在《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中说：“诗以格高为第一。……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者：鲁直、无已上配渊明、子美为四也。”④评陈与义《十月》：“简斋诗独是格高，可及子美。”（《瀛奎律髓》卷十三）从方回赞赏黄庭坚和陈与义学杜，可以看出杜诗才格之高。方回还认为杜甫诗作后期与前期相比，格调更硬朗、更悲壮。评《春远》：“大抵老杜集……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瀛奎律髓》卷十）杜诗从早期“富丽”到晚年“高古奇瘦”，是诗人生命沉淀的结果，也是其诗歌技艺、风格日渐纯熟的表现。
4 宋代其他诗人评杜
后世关于杜甫及杜诗的评注不计其数，宋代众多诗人、评论家都点评过杜诗，如，黄庭坚、陈师道、方回、严羽等。
诸论者常将李杜并论。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李白与杜甫并举，认为二人各有优劣：“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宋代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杜诗气象曰：“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
杜甫的诗句篇4
摘 要：杜甫是我国唐朝现实主义诗歌派的代表，其作品充满对现实的讽刺，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生平著作坚持以社会写实为主，一抒发个人情感为辅，反应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残酷。本文从多角度分析诗人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点，从了解杜甫的生平经历入手，全面分析杜甫诗人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能更好地掌握和了解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特点，并且了解当时唐朝社会发展形势，从历史角度学习诗歌中的精华，传承文化知识。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特点
诗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国古代诗人智慧的集体结晶，值得我国学习和继承发扬。尤其是我国唐朝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出现很多著名的诗歌创作人。当时唐朝有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还有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社会现实为写作题材，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残酷的不满，通过诗歌的形式抒发出来，使得诗歌中蕴含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值得我国学习和研究。
一、杜甫诗歌创作历史背景分析
（一）社会背景
杜甫生在我国唐朝时期，他出生的时期正是我国盛世唐朝由盛变为衰的过程，在唐朝安史之乱后，人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杜甫也是背井离乡，到处避难。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作者一生的阅历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使得其一生所见所感十分丰富，而杜甫本人又是一个比较容易感伤的诗人。所以，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诗人杜甫经过精神上的斗争，创作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诗歌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诵，直至今日，人们在次翻读杜甫的诗歌依然能有一种感同深受的感觉。这就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精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因此，我们研究和学习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必须要全面学习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发扬民族文化精髓。
（二）个人经历
杜甫是我国唐朝著名诗人，被世人们称为“诗圣”，但是由于杜甫出生的朝代和青年时期经历的社会变动情况，导致诗人一生都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中，这导致诗人深切的感受到社会动荡不安的残酷和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和事情。因此，诗人才会从戎抒发自己心中的不满，并且结合自己游离在各国之间的人生经历，杜甫坚持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语言能警醒当朝为官的土豪绅士们，希望他们能将他们的力量用来帮助社会上的劳苦大众，进而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但是由于杜甫生活的现实环境与他个人意识完全不相同，导致其人生生涯中所见到和所感受到都是现实社会的残酷和人们的无情。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将生平的遭遇通过诗歌传达出来，用以警醒世人和抒发自己心中的郁结，也正是他所生存时代环境，造就杜甫一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诗歌风格，诗歌中都是真实的社会现象，无不透露着对社会现实的讽刺。
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点
（一）社会写实为主
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从社会实际出发，全面分析现实社会的黑暗，并且对自己满心的报复感到很强烈的失落感和无奈感。如在杜甫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这样几句诗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诗歌是被世人传诵的绝句，其中表达诗人对社会上贫穷人们生活和富人生活之间的反差感到极大的不满，诗歌表达的意识就是如果自己能有豪宅，一定会给天下贫穷的百姓遮风挡雨，而不是只顾自己享乐。诗歌中一种宁肯自己委屈受罪也不愿意广大社会劳苦百姓受罪，这种思想中表达了诗人高尚的节操，同时也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残忍和不公平，君王和土豪们不顾广大劳苦群众的生存，只懂得自己享受，这种现象激起杜甫的不满之情。在愤慨的情况下，奋笔疾书写下这首流传与世的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诗歌经过千年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仍在被人们牢记在心中，现在读起来依然能感受到当时杜甫的无奈和愤慨。杜甫的这句诗歌使得
（二）抒发感情坚持理想的特色
杜甫的现实主义主要是由于其自己的理想和报复没有施展之地，才最终导致其走向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其中蕴含着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如在杜甫《奉增韦左丞相文》中有提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句诗词表达诗人希望君王能贤明，能大治天下，让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说明杜甫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能为天下事做点贡献，他拥有高尚的情操，兼顾国家大事以及体恤民生和民情的理想，但是事与愿违，在杜甫生活的时代，唐朝君主越来越混匀，不顾朝事、贪恋美色，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唐朝社会越来越动荡。同时还有杜甫的《同元使君春陵行》中“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这句话表达诗人忧民忧国的心情，并且对国家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作者喜欢通过诗歌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毫不吝啬的诗歌言语，犀利的诗歌语言，使得人们在朗读杜甫诗歌时，也能有一种激情澎湃和愤世嫉俗的感觉。
（三）诗歌多样化的表现手法
诗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结构以及手法上面，其诗歌写作中的表现手法多样多彩，他将自身经历和心中所想，通过想象力创作出具有特色的诗歌篇章，成为一代经典。如《读少陵集》中“少年莫漫轻吟咏，五十方能读杜诗……淋漓墨汁皆峥嵘”，这句诗歌中表达了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并且在诗歌中添加了对称以及顶针等表现手法。不仅读起来更加具有诗歌的节奏感，同时还能让读者有一种好奇心理，与愿意挖掘诗歌中的寓意和内涵。还有在杜甫《古柏行》一诗中有一句这样的话“霜皮溜雨十丽，黛色参天二干尺”，这句诗词中运用了明显的夸张手法。
（四）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特色就是源于现实，但是又高于现实，诗歌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来自与生活中见到的人和事，但是作者能通过想象和描述，将人物更加鲜明化和生动化。如在杜甫诗歌《可惜》中有这么一句诗词“宽心应是洒，谴兴臭过诗。”这句诗词明确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之情，以兴磊诗，凡是乱离之感，不平之鸣，个人遭遇及人民的痛苦生活感受等，随有所触即为诗。从杜甫诗歌中最能感受到的是作者对现实的讽刺，而不是坚持一种浪漫主义的基调，这种现实主义诗歌特色，是我国诗歌流派中的一种主流代表，是民族文化的精髓。
结束语
研究和学习我国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诗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诗歌在唐朝时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知道今天都是国民学习和膜拜的对象。杜甫坚持社会写实，他生平诗歌创作全部坚持以社会写实为主，进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杜甫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就是其诗歌创作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能让读者与杜甫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进而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意识。不仅如此，杜甫诗歌语言上也很犀利和尖酸刻薄，直接将显示的黑暗描写出来，让世人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以求得思想上的***。（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晓蓉.明末清初的杜甫诗意***研究[D].上海大学：美术学（美术理论研究），2010
[2] 吴天虎.浅议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J].课程教育研究，2012（15）
[3] 张珂.杜甫诗歌“以记为诗”的艺术特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8
杜甫的诗句篇5
据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说，杜甫死于牛肉白酒。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因避兵乱到衡州。中途到了耒阳，恰遇大水，船只好泊在方田驿。因无食物，挨饿十天左右。耒阳县令聂某得知后，送来了牛肉白酒。杜甫吃得过多，就在当晚死了。根据郭沫若的考证，说聂县令所送的牛肉一定很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杜甫中毒而死是完全有可能的。
2004年10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访华。希拉克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十分钟情，他热爱唐诗，能够背诵李白和杜甫的一些著名诗句，是诗圣杜甫的“粉丝”。10月9日，他到成都瞻仰了杜甫草堂。希拉克总统应邀为杜甫草堂题词留念，他欣然题词：“对人类最伟大的诗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他与导游姚菲探讨起杜甫的死因，总统说他从书上看到杜甫是吃牛肉喝酒致死的，姚菲委婉地纠正说，现在权威专家认为杜甫是死于消渴证（糖尿病）。总统开心地笑了，说自己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希拉克可能是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读到这些细节的。其实，郭老提出的腐肉中毒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他没有注意到“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的记载，这“一夕”应是指收到牛肉白酒的“当晚”，而不是第二第三天的晚上，于是，牛肉冷藏不好，容易腐败而变质之说，显然是一种猜度。实际上，挨饿多日，一时暴饮暴食，如果按一般的病症而论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急性胃扩张，二是急性胰腺炎，这两种病都可由于酒肉大量进肚而引发，并且可以致命。
值得提醒的是，研究杜甫之死，不能忽视杜甫长期以来患有糖尿病，这在他的诗句中多次提及。我们在诵读杜诗时，他的一些诗句便是病情的“主诉”和“病史”，因此说杜甫患了糖尿病是“有诗为证”。
糖尿病属于祖国医学中的“消渴病”范畴，此病常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主要症状。杜甫至少在他五首诗中直接提到自己患有消渴病。
其一是《客堂》：“栖泊云安县，中消内相毒。”中消即指消渴，消渴在古代医学中有“三消”之分，《医学心悟》云：“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小便如膏为下消。”中消主要有多食善饥、形体消瘦、大便干燥、舌红苔黄等症状，属“胃热亢盛”。
其二是《同元使君春陵行》：“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这里提到的“长卿病”是什么病呢？其实就是消渴病。司马相如，字长卿，为西汉著名文学家，据说他嗜酒如命，饮食不节，患有消渴证。
其三是《上韦左相二十韵》自谓：“长卿多病久”的诗句。
其四是《十二月一日三首》云：“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着书消渴长。”
杜甫的诗句篇6
摘要：日本的杜甫研究于20世纪后半期由吉川幸次郎推向顶峰。目前，日本有两大杜甫全诗译注规划正在进行，有望以此为契机再度激活杜甫研究。其一即为松原朗本人发起并参与规划和执笔的讲谈社学术文库丛书《杜甫全诗译注》，该著严格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专设“补充说明”一栏以介绍最新研究成果，该著以“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注”为学术目标、以严格确保学术品格为编辑方针进行编译。
中***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42-08
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谱系
杜甫诗集东渡日本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平安时代的后期（即11世纪后半期）。在记录大江匡房（1041～1111年）谈话的《江谈抄》中，业已可见《注杜工部集》的书名。然而，将杜甫诗集作为正式文学作品来接受，却始见于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至室町时代的中世纪禅宗寺院。其中，虎关师炼（1278～1346年）对杜甫的颂扬与宣传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到了江户时代，杜甫的文学已在知识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松尾芭蕉（1644～1694年）可为一例：松尾芭蕉被尊为“俳圣”，即俳句界中世界圣人般的人物，俳句的文学形式与汉诗不同，但他竟能将吸收于杜甫的养分灵活自如地应用在自己的俳句文学创作中。
明治时代以降，杜甫研究作为一门近代学问，即于如此传承基础之上得以展开，而其中尤以以下三人所作贡献为大。换言之，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可谓由此三人所开创。
首位开山者即为铃木虎雄先生（1878～1963年）。铃木虎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院汉学专业。1908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学院助教授，1910年升任教授，1938年荣休后荣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被誉为日本近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者的铃木虎雄，培养出了吉川幸次郎等学者。而其杜甫研究著作则有《杜少陵诗集》全4卷（1922年，国民文库刊行会），此部著作至今仍可谓日本唯一的杜甫全诗译注。此外，1978年日本***书中心复刻了此部《杜少陵诗集》，改称为《杜甫全诗集》全4卷并出版发行，通行至今。
位列第二的杜甫研究开拓者则可谓吉川幸次郎先生（1904～1980年）。吉川幸次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文学专业，师从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1928年至1931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曾一起赴北平留学（顺及：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有《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1947年至1967年吉川幸次郎担任京都大学文学系教授，而执教京都大学之“最终讲义”即为其《杜甫的诗论与诗歌》。荣休后吉川幸次郎先生荣膺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松原朗近代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兼及《杜甫全诗译注》吉川幸次郎著作中仅个人***著作就已超50部，以下只列举其两种全集性著作：《决定版吉川幸次郎全集》（全27卷，筑摩书房1984-1987年出版）；《吉川幸次郎遗稿集》（全3卷，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
而关于杜甫，吉川幸次郎个人***著作即有下列七种，而其中之最者非皇皇20册《杜甫诗注》莫属，遗憾的是其生前仅有下列5册得以出版：
《杜甫私记》，筑摩书房1950年出版，1965年改版。
《杜甫笔记》，创元社1952年出版；另由新潮文库1954年出版，并于1970年改版。
《杜甫ⅠⅡ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8-29）》，筑摩书房1967年至1972年出版。
《杜甫诗注》第1至3册，筑摩书房1977年至1979年出版。
吉川幸次郎辞世后，日本出版了其以下三套遗稿：
《杜甫诗注》第4至5册，筑摩书房1980年至1983年出版。
《杜诗论集》，由筑摩书房作为《筑摩丛书》1981年出版。
《华音杜诗抄》（附有朗读录音带），筑摩书房1981年出版。
而位列第三的杜甫研究开拓者乃黑川洋一先生（1925～2004）。黑川洋一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吉川幸次郎与小川环树两位先生。黑川洋一毕生执教于大阪大学，1989年荣休后荣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黑川洋一先生有关杜甫研究的个人***著作则有如下七种：
《杜甫》，岩波书店1957年至1959年出版之《中国诗人选集》系列其一，全2卷。
《杜诗》，岩波书店1963年到1966年以“岩波文库”方式出版，全套8册。黑川洋一从铃木虎雄所著杜甫全诗译注《杜少陵诗集》中，精选了其中由乾隆御定《唐宋诗醇》所收杜诗的三分之一，编纂而成。
《杜甫》，筑摩书房1973年出版之《中国诗文选15册》其一，乃杜甫评传。
《杜甫研究》，创文社1977年出版之《东洋学丛书》其一。
《与杜诗同行》，创文社1982年出版。
《杜甫中国古典鉴赏》，角川书店1987年出版；其部分则另以《杜甫》为名，由角川索菲亚文库2005年再版。
《杜甫诗选》，岩波书店1991年出版之《岩波文库》其一。
由以上三位杜甫研究先进之先行研究可知，日本京都大学自有一套杜甫学研究谱系，此谱系乃由铃木虎雄先生所首创，20世纪后半期经由吉川幸次郎先生推向高峰，再经黑川洋一先生继承发展，从而成就了传承有序的完整研究谱系。然盛极则衰，吉川时代也被认为是达到了杜甫研究的饱和点，随后日本的杜甫研究也就渐次偃息了下去。
（二）近年来日本的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由杜甫研究而及盛唐文学研究，则可顺及回顾日本之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若论东瀛之盛唐文学研究，就李白而言，则有早稻田大学的松浦友久先生；就王维而言，则有岛根大学的入谷仙介先生。然自两位先进身后，日本盛唐文学研究就未必能够梅开二度了。
承继于盛唐文学研究，日本的中唐文学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上述两位集大成者之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则明显转移至中唐文学之上。如1990年日本则设立“中唐文学会”，并创办学会学术杂志《中唐文学会报》；而2000年则另创办发行了《白居易研究年报》等，从中可窥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之转向。时至今年，则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等人出版的《韩愈诗译注》第一册，亦可视为日本转向重视中唐文学研究之佐证。
日本唐诗研究之所以出现了由盛唐到中唐的重点转移，追溯其因，可总括为以下五点：一则确因日本盛唐诗歌之基础性研究已告一段落；二则相对于盛唐诗歌研究而言，中唐诗歌依然尚有众多领域需做基础性研究；三则由于中唐乃“唐宋变革”起点，因可预见，中唐文学自身即已孕育有其后文学方向的若干萌芽；四则仍需顾虑到，以往由于兼有“盛唐”与“中唐”之传统称呼，并将传统称谓之“盛唐”看作唐诗顶峰时期，因而就忽略了对中唐应有的注意，如今则已从此传统认识的束缚中***出来了；五则除上述缘由之外，就日本之中唐文学研究而言，仍应特别顾及日本所特有之两大因素：
其一，江户中期荻生徂来（1666～1728）学派提倡吟诵盛唐诗歌，故而李攀龙编选的偏重于李杜之《唐诗选》被指定为入门书籍而广受传阅。从《唐诗选》之流通情况则可判明，此类偏重李杜之传统倾向一直持续至1970年代为止。而自彼以降，此独尊盛唐之势即被急速扭转了过来，并延续至今。
其二则与日本中古（即平安时代）的文学研究相关。一般认为，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达到了巅峰，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则一直持续至近代，且经久不衰。如此一来，由于限定于“和文系列”的文学研究渐近于饱和，就需将同时代之“汉文系列”文学亦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而成立于1983年的“和汉比较文学会”即为体现此种需要之个例。加之白居易乃平安时代最喜闻乐见之汉诗诗人，因而当时平安时代日本的“和文学”研究者们也就从白居易乐府开始转入研究日本平安一代文学，而同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亦与之相呼相应，继而得以产生一个良性循环。
若论今日日本中唐文学研究之盛行，上述两大特有因素则不可不及。
二、近年来日本的杜甫研究状况有论者认为，日本近年来之杜甫研究正处于从偃旗息鼓走向重新发展的转折点之上。
首先来看日本当下杜甫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当前业已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中，则当以后藤秋正、古川末喜、谷口真由美等三位学者的著作为代表，三位全力撰写杜甫论文，且各自皆有著述结集付梓。北海道教育大学返聘教授后藤秋正先生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有：
2011年10月研文出版社《东西南北之人――杜甫的诗歌和诗歌语言》；
2012年11月研文出版社《何日是归年――杜甫诗话》；
2014年9月研文出版社《山青花欲燃――杜甫诗话（续）》。
佐贺大学古川末喜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则有：
2008年8月知泉书馆《杜甫农业诗歌研究――8世纪中国的农事与生活之歌》；
2014年12月知泉书馆《杜甫的诗歌与生活――现代训读文的解读》。
而长野县立短期大学谷口真由美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为：
2013年2月汲古书院《杜甫的诗性葛藤与社会意识》。
此外，另有一册与杜甫相关的文库丛书值得一读，即岩波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的“岩波新书”系列之《杜甫》，作者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此书虽为面向普通读者所编纂之文库口袋读本，然书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杜甫评述，对杜甫研究方家亦可谓开卷有益。
除上述所举杜甫研究专著以外，或可忝列方家的还有2013年10月研文出版社出版的由笔者本人编著的《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杜甫研究论文集》，刊有10篇日本学者及4篇中国学者之杜甫研究论文。
其次可看日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杜甫全诗译注的两大规划。
其一是吉川幸次郎生前计划出版的共20册的《杜甫诗注》，先生生前已由筑摩书房出版了其中五册，仙逝后岩波书店又出版了包括生前既出五册的总计十册，现还在陆续出版，并规划将其20册完全发行。吉川先生遗稿只保有10册左右，而这10册则由兴膳宏先生进行补写，这将是一个宏伟大气的计划（但第10册之后如何出版目前则尚无定论）。
另一个规划则是由笔者本人作为计划发起人之一的《杜甫全诗译注》，该书业已列入日本讲谈社之“学术文库”，全套4册计3700页，已于2016年6月出版了第一册，并于2016年10月业已出齐了全四册。其编著方针有二：一要完全依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二要力争做到日文译注简明扼要。本译注编译委员会调集日本37名学者共同执笔，其中4名校对负责人已从各自角度对全书原稿完成了审阅与调整。
三、《杜甫全诗译注》的编译说明由于《杜甫全诗译注》是由编译委员会37名成员集体编译，或会因执笔人各自为***而损及全书之整体统一性，因此必须执行通用编译基准，由此确定了共同采用同一本具有高度信赖性之注释用书的编译方针。早在该书规划之际，发起同仁就决定采用清代仇兆鳌（1638～1717年）之《杜诗详注》为注释基准用书。在此基础上，以“词语释义”及“补充说明”的形式补充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以此确保本书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歌注释的学术品质。
藉此，采用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则几为唯一之选。成书于清中叶的《杜诗详注》，集历代优秀注释成果之大成，书名“详注”名副其实，仇著确系详细周密之杜诗注释，至今仍被视为代表“中国标准”的杜甫诗注。无论陈贻{先生《杜甫评传》中之杜诗现代汉语解释，亦或韩成武教授等之《杜甫诗全释》，原则上皆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此亦众所周知。
（一）仇氏《杜诗详注》之特色
作为截至清中叶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仇氏《杜诗详注》并非仅为简单拼凑，实显示出仇氏本人独特的精彩见解。最为精彩之处即为，当历代解释出现对立纠纷之际，仇氏并非仅仅将各家说法简单罗列出来，而是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此考量既可见其对注释文责态度之认真严肃，亦可窥其集大成之抱负。所以该书虽为清代中期之作，但即以当今学术标准苛求之，仇注亦可谓见解独到，令人叹服。
历经如此精心周到功夫之后，《杜诗详注》以确凿的训诂和用典对比为基础，并依据诗歌大意来追索杜诗核心诗意，从而获得了一种能够充分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杜诗的说服力。在历代汗牛充栋之杜甫诗注之中，仇氏《杜诗详注》至今仍可得到青睐，盖缘于此。
（二）本丛书针对仇氏《杜诗详注》“问题注释”而采取的补充说明
《杜诗详注》的确可称为一部经过精心筹备的杜诗注释用书。如若细心精读，该书解释的结构框架大体是清楚的，但偶尔亦有不甚明了之处。本书在实际译注中发现并解决了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问题之一：有的情况下，《外注引古》中所引典故之注释隐于文内而未明言，使人难以察觉。在此情况下，本书将参照其文内注释以进一步明确仇氏的解释。
如《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原注“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描写的是杜甫率家人自奉先北去~州避难途中遭遇暴雨之情形：
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
乘陵破山门，迥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
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
《杜诗详注》于此段落《内注解意》中，有一个颇为中肯的解释：“此记川水之涨。江海覆有似倒流也。漂沙，言其突冲。漱壑，言其横撼。破山，言其高涌。裂地，言其深入。赴河及关，言其势急。数州沉没，言其害大。秽浊四句，忧水涨未平，亦以起下。”
上文“漱壑”之语令人费解。据仇氏解释之大意“漱壑，言其横撼”可知，“漱壑”之意为：河水的大浪猛烈地冲撞并撼动着沟壑，然“漱”字本身并无“横撼”之意。
于是本丛书编者又查看了《外注引古》的用典说明，其解曰：“江赋：漱壑生浦”。若仅止步于此解释，则“漱”字之意仍然不甚明确。所幸阅读《杜诗详注》之后即可获得其他途径以供佐证。江淹《江赋》收于《文选》，而《文选》正文则是与《文选》注释不相分离之一整体。关于上面“漱壑”二字，李善注释中有“周礼曰：善为沟者水漱之。郑玄曰：漱，啮也。”
综上可知，仇氏之判断依据是：杜甫“漱壑松柏秃”乃据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一句而来，由此可推知仇氏乃是参照了文选李善注“郑玄曰：漱，啮也”这一注释，从而向读者直接提示出“漱壑，言其横撼”之此番大意来。
《杜诗详注》对注释解析得如此细心周全，自令人称道，然难免亦有少许令人遗憾之处。今日一般读者阅读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之时，读者自己何以如仇氏般悟出其背后所隐藏之李善之注也。况仇氏作注之际，即便所设定之读者乃饱学鸿儒，亦宜将李善注解增附其后方更为稳妥。从此点来看，《杜诗详注》似有考量不周之处。
问题之二：有的情况下，由于仇氏引用《外注引古》时篇幅过于短小，以致仇氏注释的真意有时令人难以捉摸。此时，本书将参照引用部分的上下文加深对《杜诗详注》注解之理解。
下文乃长安时代之杜甫为求得翰林学士张之注意而献呈的一首诗。张乃盛唐著名宰相张说之次子，因娶玄宗之女宁亲公主为妻而得以晋为驸马都尉。诗之末尾如下：
赠翰林张四学士
……无复随高风，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傥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
此处“任春草”之意颇费思量。《杜诗详注》释为“春草叹卑微”，如此，则“此生任春草”之意即为“自己这一生尽活在居于人下的悲叹之中了”。但仅仅如此解释，“任春草”之意依旧不甚明朗。因此，有关“任春草”之解，各家说法错综纷纭，莫衷一是。下文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者。
九家注：春草，言不实流落。漂泛，如萍之在水也。赵（次公）云：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黄鹤注：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车马践踏。
杜诗镜诠：言随遇而安。
全释：此生勤奋苦读，任凭池塘春草风光诱人。却不料年纪将老一事无成。
杜甫全集校注207页：周甸（《杜释会通》）曰：“春草贱物，漂萍无定踪，言贱固委之命矣。老而踪迹不定，实可伤也。”邵宝（《刻杜少陵先生分类集注》）曰：“言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从车马践踏也。独漂萍，言萍草无根，任风漂泊也。”赵次公曰：“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最后所举为萧涤非等之《杜甫全集校注》，将周甸、邵宝、赵次公三说合一，却并无明确结论。此外，周甸和邵宝皆将春草释为贱物，此点意见相同；赵次公却认为春草象征反复再生的生命力，与以上两人看法完全不同。
那么日本之注释如何呢？铃木虎雄和吉川幸次郎的注释可代表日本学者之意见。
铃木虎雄注释：依照愚见，“任春草”所用乃《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典。意即：即使春草生长，自己也流浪在外不回故乡。
吉川幸次郎注释：“春之草”一方面在夸耀大自然的生命力，一方面在嘲笑怀才不遇的流浪儿。《楚辞》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意即吾辈此生即便任萋萋春草嘲笑，也要流浪在外。
关于“任春草”之句，不同解释有如此之多，要在其中选择唯一正解又谈何容易。且看仇氏是如何解释的呢？
杜甫的诗句篇7
杜甫是盛唐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对前代诗人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因而也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体现了盛唐时代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如他评价初唐四杰时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他概括自己的诗歌主张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正反映了盛唐诗歌集大成的趋势。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虽然是在评价庾信，用在杜甫身上更是恰到好处。他的诗歌老成而凝练，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沉郁顿挫”，而这正是在集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风格。
杜甫从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中汲取了激情和灵感，怀抱“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这与李白直取卿相，愿为辅弼的热情乃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李白是纵横家的作风，所以飘然一生，混游渔商，无拘无束；杜甫则生长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来家累又重，在性格上也就不免要老成持重一些。因此表现在诗歌上，李白飘逸不群，充满天真；杜甫则凝练深沉，波澜老成。但是，杜诗凝练而不艰深，老成而又雄浑，又正是建立在盛唐诗歌深入浅出、视野辽阔的基础上。
在唐人的诗歌中，最需要凝练功夫的是律诗，特别是律诗中间的两联。盛唐时期虽有七律，仍多以五律为主，杜甫则在七律上也大显身手。尤其是在入蜀以后，几乎每有写作，都成佳篇。如《白帝》：“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样的诗句既雄浑又何等凝练！几乎每个字都起着暗示形象的作用，造成有如浮雕一般的效果，这就形成杜甫的特殊风格。再如《秋兴》：“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桐老凤凰枝。”鲜明的色彩，浓郁的香气，都凝结在这两句诗中了。这里剔掉一切虚词，达到最高度的浓缩。而为了强调“香稻”和“碧梧”，甚至颠倒了正常的词序。
又如《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短短十个字，就写了多少景物！眼底的大江，头上的天空，天空中众多的星星，大江中奔涌的月亮，月光和面前无边无际的原野，无不踊跃地呈现出来，好像夜空下整个宇宙都囊括在这两句诗中了。
杜甫的凝练在五古中更显示了特殊的作用。五古在盛唐诗歌中远不如七古活跃，尽管李白有《古风》五十九首之多，代表李白风格和创造性的仍然是七古而非五古。
杜甫采用的也是《咏怀》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夹叙夹议的写法。但诗歌本来是抒情的，增加了叙述和议论的成分，弄得不好，就会削弱抒情的力量，变得冗长而沉闷。但是杜甫以他的***情操与雄浑气魄，使得诗中的议论成为自然流露的心声。而其中的叙述，也由于凝练的写法而达到近于细节的真实。细节真实本是小说中的一种创作方法，原非诗歌之所长。但是杜甫的叙述，细致而不刻画，详尽而不冗长，能将身边琐事的叙述与关心天下大事的议论融为一体，这些构成了他五古的突出特色。由于细节的真实，他在叙述客观场面时，能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诗人不只是在客观地叙述，作品中也同时浮动着他本身的形象，如《石壕吏》《新安吏》等。
不仅五古，甚至七古也如此，如《兵车行》：“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这道旁过者当然是一些路人，但其中就隐约地包含着杜甫在内，到了“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则“长者”之为杜甫的形象便更是尽在不言中。后来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比不上杜甫这些诗深厚，原因也在于其中缺少这样一个自身的形象。
杜甫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这集大成中形成的风格，在他进入长安后，便充分显示出来。他说：“思飘云雾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这其实正是杜甫心中理想的诗歌标准，与他自诩的“沉郁顿挫”不正是同一老成的风格吗？因此“老成”是杜甫的风格，也是杜甫的性格形象。这样，杜甫不到四十岁时就已自称是“杜陵野老”了，此后称老的地方更是不一而足。后人于是便也称杜甫为“老杜”。
杜甫的诗句篇8
杜甫的一生，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困守长安时期(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陷安史叛***中与为官时期(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诗人历尽艰险。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使杜甫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四十八岁后)，让他从此真正走向了人民。此期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诗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其实杜甫的诗也是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旋涡之中，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像《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社会批判、***治劝谏、道德评说的层次，用孔子的兴、观、群、怨来解释，其功能主要是观、群、怨，是功利性的。这些作品其价值主要是史。把“诗史”在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上推进的是他在漂泊西南时期夔州诗的创作。尤其为七律。在这些作品中，具体的琐细的史实、场景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变迁的深刻感受和表现。这种感受和表现。依然有着厚重的***治、伦理意味，依然是在儒家“观”、“群”、“怨”框架下展开的，但“兴”被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儒家文学精神中艺术观照的审美潜力得以最充分地展现，这使得杜甫超越了具体物态的“史”的层面而达到了具有相当自由活跃状态和思想紧张度的诗“兴”的精神层面。
765年春夏之交，杜甫出蜀后经忠州抵云安，因病滞留到第二年(766)春天，移家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直到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东下，共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先后换过四个住处：先住在赤甲，后在西阁寄居近一年，又搬到西，买了四十亩柑园，并受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托，代管一百倾公田，以解决一家生计问题，最后搬到东屯。夔州是形胜之地，但比较荒凉叉不甚开化，风俗落后，生活很苦。这时巴蜀地区也陷入了战乱之中，杜甫离开草堂后的同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土谷浑等大肆人寇，长安险些再度陷落。闰十月，剑南节度使郭英
与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互相残杀，导致西川大乱。次年三月。崔旰又击败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城，导致东川大乱。杜甫在这一时期本来就贫病交困，肺病、糖尿病等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健康，加上战乱无休无止，情绪更加低沉。但他始终高扬着一种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圣者，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在夔州，杜甫从不忘对诗歌的创作，每一首诗都融入了他人世的精神。他写了大量诗歌，计有四百多首。这时他已进人人生的总结阶段，创作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胜古迹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楼。徘徊于先人的遗迹，怀想蜀汉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触目生悲，留下了《八阵***》、《白帝城最高楼》、《古柏行》、《白帝》等名篇。《八阵***》五绝，“武侯之志，征吴非所急也。乃北伐未成，而先主虢亭挫败，强邻未灭，剩有阵***遗石，动悲壮之江声。故少陵低徊江浦，感遗恨于吞吴，千载下如闻叹息声也。”咽埏评论日：“洒英雄之泪，唾壶无不碎者矣。”《白帝城最高楼》中结句“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进空回白头”，多么悲壮感人的形象!与《旅夜书怀》中的“天地一沙鸥”一样，这也是一个***在广阔时空中的艺术形象，只是背景换成了整个***时代的幻影。“志士幽人奠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点出了咏古柏的根本旨趣所在。“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在乌云和暴雨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乱世的感受，民生凋敝，一片凄凉。这里的每一首诗篇无不渗透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人世精神。
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长的地方，但与恶劣的风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协调，引起他对民生问题更深层的思考。从《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负薪行》中不难见出历史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咏怀古迹五首》对于古迹的描写所占的比重很小，重点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以咏怀，非咏古迹也。……公于此自称‘词客’，盖将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时’比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对庾信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成为后人评价庾信的定论。对宋玉的怀念和追寻，也正说明了诗人在现世“去乡离家”、“悲忧穷戚”之寂寞。“玉悲‘摇落’，而公云‘深知’，则悲与之同也。故‘怅望千秋’，为之‘洒泪’；谓玉萧条于前代，公萧条于今代，但不同时耳。不同时而同悲也……知玉所存虽止文藻，而有一段灵气行乎其间，其‘风流儒雅’不曾死也，故吾愿以为师也。”写昭君的不遇象征着许多被埋没草野的士人共同的命运，有多少贤哲因为执***者不识真人而错失了用时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杜甫无疑有过最痛切的体会。“吴日：庾信、宋玉皆词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负。至于明妃若不伦矣；而其身世流离。圃与己同也。篇末归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虽千载已上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则怨恨分明若面论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这一句。是咏刘备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这种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与杜甫在现世那种主弱将骄、叛乱四起的局势相对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愤苦闷呢?对诸葛亮的一生高度评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务劳”。杜甫虽然盼望在此危难之际能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但他也似乎意识到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复已经转移的国运了。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时刻涌上杜甫的心头。“此第五首，则咏武侯以自况。盖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犹在遭际不幸一边，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则并其才具气节而一概举似之。”《负薪行》中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诗写土风。文字朴素。“《负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与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盐井’。形容妇人之苦极矣!然以‘野花山叶’比于金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怀历史的同时，诗人也总结了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唐王朝兴衰的教训。《秋兴八首》《洞房》诸章，都是回忆长安往事。或抒发盛衰之感。或讽刺当时君臣，无不关乎国家兴亡，寄托深远。《八哀诗》围绕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赞美了在乱***和战乱中坚持气节或平乱有功的各类人物，也是给开元以来的友人和时贤所作的列传。“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苏渊明、李邕之文翰，汝阳、郑虔之多能，张九龄、严武之***事，皆不复见矣。盖当时盗贼未息，叹旧怀贤而作者也。”《壮游》、《遣怀》、《昔游》、《夔州书怀四十韵》、《往在》等回忆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毕生遭际。更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留下的自传。“少陵《壮游》诗乃晚年自作小传，‘往者十四五’一段，叙少年之游；‘东下姑苏台’一段，叙吴越之游；‘中岁贡旧乡’一段，叙齐赵之游；‘西归到成阳’一段，叙长安之游：‘河朔风尘起’一段，叙奔凤翔及扈从还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叙贬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凉慷慨，荆卿歌耶?雍门琴耶?高渐离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际，与“安史之乱”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戚戚相关，反映了这一段唐王朝兴亡治乱的“国史”。这是杜甫在晚年诗作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以算是对“诗史”的最好总结。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了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是因现实而发，所以夔州时期对当前******大事的关注和评议，仍是杜诗的重要题材。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论诗，指向了安史之乱平定后最严重的武将失控的问题，而对被“诛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时时流露在观览风物、伤春悲秋乃至晴雨变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蕴籍，反复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未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竞，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忧国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
反映时事、讽喻世情或自伤身世的咏物诗，是杜诗从秦州诗到草堂诗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宗，到夔州诗里又发展为寓言式的咏物。且多以动物为赋咏对象，借题发挥。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说话，其实是借麂以骂世。杜甫因小见大，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实写照。“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诗人代麂痛骂，充分表现了人民的愤怒。黄生说：“结语将衣冠盗贼作一处说。其骂世至矣!后半语不离咏物，意全不是咏物，此之谓大手笔!”吴乔云：“《麂》诗。为黎元也。衣冠盗贼，四字同用，笔罚严矣。其日蒙将，日无才。日不敢恨，悲愤之中饰词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沓喧竞。其形容精矣。”总之“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是杜甫咏物诗的一大特点。 夔州诗这一创作高潮出现在杜甫生活比较寂寞沉阉的时期。重要诗篇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这就引起了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早年已有的一些新变到夔州诗里得到了强化。这些变化与他这一时期对诗歌艺术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关的。从草堂诗开始，杜甫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当代诗艺的得失。《戏为六绝句》不但对当前有争议的庾信、四杰等前代诗人作出公允的评价，对屈原、宋玉和齐梁的清词丽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评某些人一味崇尚清丽的诗风，缺乏雄浑的气魄。这些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他早年用新题乐府一反映时事的创作，虽然在当时没有理论的表述，但在夔州时写给元结的《同元使君春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赞同诗歌“知民疾苦”、采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的主张。作于夔州的《解闷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评述苏李诗、谢灵运、阴铿、何逊、孟浩然、王维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们学习的苦心。《偶题》从骚人的传统追述到建安诗人，说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两句至理名言。夔州诗在艺术上的变化，也是他对诗歌内在之“理”更进一步的探索。当诗歌上升到盛唐的巅峰时期以后，如何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继续向前发展。使诗歌自身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特别是在缺乏早年那种重大事件的亲身体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的情况下，诗歌怎样才能避免陈熟单调、停滞不前?这些都是杜甫在回顾总结前人成就之后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他在夔州的各类诗体里作了许多表现艺术方面的突破性尝试。对于这些尝试及其给后人带来的影响，前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夔州诗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多样，超出了杜甫一生创作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代表着他的艺术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诗突出的新变之一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见增多。它们一般都是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或与朋友酬唱赠答、谈艺论文等等。前者长短不拘，如陈贻先生所说：是当文章随便写，在特定的情境中表达他的心情，有的苦涩，有的古拙，有的粗放，也很有诗意。《又呈吴郎》诗一首，诗人以七律代书简诉求生活琐事，劝吴对贫妇要亲近，让她来打枣子，不要插篱。反映了当时战乱不息。诛求无厌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诗人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此诗实际上是诗人运用七律的形式表现了新题乐府的内容。又如《驱竖子摘苍耳》五古一首。对于摘苍耳这一件小事，杜甫也会想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去，足见他那种“穷年忧黎元”的精神。《缚鸡行》七古一首“全是先生借鸡说法”，“结语更超旷，盖物自不齐，功无兼济，但所存无间，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来无了””。后者以长达数百字的五古为代表，排比铺张而又对仗工整，一韵到底，难度极大。如《壮游》一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如云：‘往者(‘昔’一作‘者’)十四五……以我似班扬’……‘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跃宕豪放也。”“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十二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问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杜集中，叙天宝乱离事，凡十数见，而语无重复，其才思能善于变化。”“每叙一处，提笔径下。若停手细描，有浓淡相间，便令章法不匀，气概不壮。”总之，无论难易，都标志着杜甫在艺术上的老境，可见其自由运用诗歌艺术的功力。这两类诗对于中唐两大诗派的形成具有启导先路的作用。
夔州诗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运用七律表现抽象的评论和回忆中的印象。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组诗，将古诗长于选择典型事例，叙述自由的特点运用在讲究对仗的七律之中。通过变化奠测的句式，使原来只适于抒情写景应酬的七律发挥出叙事议论的最大潜力。陈廷敬曰：“五首合而观之，‘汉朝陵墓’、‘韩公三城’、‘洛阳宫殿’、‘扶桑铜柱’、‘锦江春色’皆从地名叙起；分而观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纥、其事对，其诗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广南，其事对，其诗章，句法又相似；末则收到蜀中，另为一体。杜诗无论其他，即如此类，亦可想见当日炉锤之法，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五首纯以议论为叙事，箭谟壮彩，与日月争光。”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组诗，将许多典故和故事化为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或片断的印象，在不连贯的组合中，描绘出长安昔日的繁华利今日的冷落。浮想联翩，如梦似幻。在诗中，循环往复的意绪和意象是破败的现实(夔州)、辉煌的被梦幻美化了的过去(长安)、对未来不测命运的忧患，这三种意绪相互交织，弥漫笼罩了八首诗的各个部分。叶嘉莹先生把这种意绪称为“意象化之感情”，它“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正如《秋兴》这个名字所表明的，杜甫在创作这组诗时，其动力在于情感、思想、梦想的感发、兴起，而这些诗在面对读者时，也一样是对读者情感、想象、联想、心理渴求的感发和兴起。《秋兴》一开始就写道：“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这既是写眼前之景。更是写时代大乱之景，在这种对时代灾难的描写中。已经暗含着对美好事物的回忆、对梦想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未来的忧虑。在这里，露水晶莹透明如同玉质，而枫叶和菊花的红黄之色也是热烈灿烂的，这些东西都可能唤起诗人及读者所有温馨想象和情感。但鲜艳之枫却被无情的秋“凋伤”了，而灿烂的菊花绽开的却是如泪的花朵，这种意象出现了：“孤舟一系故园心”，但马上又淹没在现实凛冽的秋风中：“白帝城高急暮砧”。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对梦想的描摹，在第五首、第六首中达到了高潮，情绪由开始的低沉、抑郁、滞重，一度变为热烈、浪漫、高亢，色彩则由暗淡、班驳变为华丽、辉煌，在第五首中，诗人这样描写皇宫和上朝的景象：“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前四句，诗人借用神话传说，极写长安皇宫的巍峨壮丽，烘托儒家理想在现世中的模板——玄宗开元盛世的神圣、美好。“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种云开日出、普照大地的幸福感、迷醉感四处弥漫。但这种辉煌也是很短暂的，在第六首，辉煌中也出现了危机：“芙蓉小苑人边愁”，虽然“珠帘锈柱围黄鹤，锦缆牙樯起白鸥”，但已有一种人生如烟、繁华似梦的深刻的人生虚幻感在内了。因此第五、第六首诗的最后两句，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梦想的迷幻中跌落到悲惨冷清的现实：“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样再到第七首时，已是“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红’与‘黑’是两种强烈的颜色，表示一种过分成熟的感觉而有接近腐烂的一种倾向””，露水依然晶莹可爱却已变“冷”，红莲美丽妩媚却早已坠落在萧瑟秋风中，一个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末世到来了，这样一个时代里，精神依然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诗人预感到了入骨的冷落、凄凉：“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但诗人的理想是如此的有力，严酷的现实没有能够打断他那已经蓬勃如青草似的梦想的生长。于是，在第八首诗中，诗人写出了更灿烂的梦境，更迷人的乐章：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在前六句中，所有的景物无不金碧辉煌，不含一丝阴影，气息是如此的畅快、流溢，但梦幻在“白头吟望苦低垂”的不协调和音中再次被打断。
杜甫的诗句篇9
【关键词】松尾芭蕉 春 秋 俳句 汉诗
松尾芭蕉擅长借景抒情，文笔清淡，格调高雅清幽，诗意隽永。由于诗歌创作的伟大成就，他被称为“俳圣”，也被赞为《万叶集》之后的“最伟大诗人”。很多学者对日本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发现从上代的模仿到近世，日本的和歌和俳句受到汉学的影响颇多。笔者研究能力有限，试通过对比分析汉诗和芭蕉俳句中的伤春悲秋的作品，来探究汉诗对芭蕉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蕉风俳句与汉诗的渊源
芭蕉有很高的汉诗文素养，他提倡庄子哲学的反俗精神，可以说对汉学的憧憬和崇拜是芭蕉文学创作的根源。很多学者指出，“蕉风”俳句与中国的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著名诗人有着深刻的渊源。在『奥の道的开头，芭蕉说道：“月日は百代の^客にして、行きかふ年も又旅人なり。浮生は簸稳簸贰！闭庥肜畎椎摹洞阂寡缰畲拥芴依钤靶颉分小胺蛱斓卣咄蛭镏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世若梦”相似。可见，芭蕉从自由奔放充满才气、具有卓越的想象力和伟大构思的天才诗人李白的诗中，学习到了“人生即旅途，旅途即人生”的道理。
另外，芭蕉的作品还受到中国“诗圣”杜甫诗歌的影响，芭蕉漂泊的人生也与杜甫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雪の朝 独り干qを yみ得タリ这首俳句是芭蕉当时困顿生活的写照，也是激励自己在生活的不安中前行的体现，这和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处。
可见，芭蕉的作品中，受到汉诗的影响因素处处可见，笔者将从芭蕉作品中遴选出几首与春秋相关的作品，具体地来分析汉诗对芭蕉俳句作品的影响。
二、与“春”相关的诗句对比
1.「象や雨に西施がねぶの花
这首俳句可以翻译为：象泻蒙蒙细雨，淋在合欢树的花上，楚楚可怜似西施。西施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汉诗中歌咏西施的作品很多，其中，李白的《咏苎萝山》中就有“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的诗句。
2.「行く春やB啼き~の目に泪
这首俳句是芭蕉创作《奥の道》，开始旅行之路之前的作品。作品中饱含了作者前途未卜的伤感之意。这与杜甫的《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抒情模式如出一辙。
3.「さまざまな事思ひ出す@かな
这首俳句，是芭蕉回到故乡伊R时所创作的作品。实际上，两千多年前樱花已经在中国有种植的记载，汉诗中也有不少歌咏樱花的作品。其中，白居易的《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中便有“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的描述。
三、与“秋”相关的诗句对比
与“秋”相关的诗句对比，笔者拟将杜甫和芭蕉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在咏秋的作品中，诗人通常表示一种悲秋的感慨，在这方面，唐代的杜甫和芭蕉都以秋为命题，创作了大量的思考人生的作品。
1.「髭Lヲ吹いて暮秋@ズルハlガ子ゾ
这首俳句可以理解为芭蕉的自我描写，感慨“暮秋长喈吁，伤时叹世者谁子？西风掠髭须！”而杜甫在《白帝城最高楼》中，有“杖藜炊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的感慨，同样也是忘我中感慨人生之语。
2.「猿を人巫婴饲铯物Lいかに
这首俳句是描写，在听到悲愁的猿声之后，对瑟瑟秋风中被抛弃的孩子的怜悯之情。“猿”，做断肠之意理解，源自于中国故事中母猿被人掠走孩子之后发出悲切的哀鸣的故事，在很多汉诗中被引用到。而杜甫的《秋兴八首》中“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椿”就是引用了这一典故。
3.「野分して盥に雨をく夜かな
这首俳句是芭蕉38岁时所做，是其闲寂风格作品最初的代表，描述了其生活的窘况。作者在自我安慰中，联想到与自己境遇颇为相似的杜甫，在贫困生活中被放逐的经历。而杜甫在其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句子。
四、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芭蕉的作品很自然地参考了中国的汉诗，借用了相似的抒情模式，充满了汉文化色彩。芭蕉的“秋”主题作品一半以上都是借鉴了悲秋的抒情模式，诸如「野ざらしを心に风のしむ身かな「枯枝にからすのとまりけり秋の暮「この道や行く人なしに秋の暮等作品，都充满了淡淡的悲伤。
总之，想要了解芭蕉俳句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就必须懂得鉴赏在其作品中汉诗的影响要素。对芭蕉作品和汉诗再进一步进行详细的研究，将对理解俳句的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以及中日文化交流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杜甫的诗句篇10
杜甫的诗，对于古代众多富有浪漫色彩的诗词是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他有“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的愁苦，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更有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为已”的愤怒批判。他的诗没有李白那样的浪漫豪迈，却有他独特的平正笃实的观点。他的愁绪、忧虑、愤怒、不满都真实地体现在诗中，尤其是他的博大胸襟令人敬仰，他不愧为我国古代诗坛的诗圣！
这是今天我对杜诗的粗略认识了，而在学习之余，品读杜诗却更有另一番情趣。
对仗工整，变化错综，在众多古诗词中，杜诗的确有独特的魅力所在。尤其是他的《登高》一诗，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全诗是这样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来。
粗读不觉有何引人之处，细细揣摩一番，真可谓句句皆律，对仗工整啊！不仅两句相对，在首联中更是字字相对，如“风急”不仅与“渚清”相对，也与“天高”相对。“沙白”与“渚清”、“天高”一一相对。在诗人的描绘中，登高所见的景致由高到底，又由近及远，层次分明，错综变化地展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寥廓秋景。读着读着，我仿佛离开了现实，与诗人一起登上高山之颠，共同领略眼前广阔的景致，体味猿鸟高鸣，秋叶萧瑟的悲凉感伤，及江流滚滚，波涛万里的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
在诸多杜甫诗句中，我颇爱他的对仗工整、严格。如“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雾昏”，“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等句都令我百读不厌。
如果说《登高》气势磅礴，那么，在众多杜诗中，也不乏有描绘田间怡人景色的小诗，着有是另一番趣味了。
平日闲暇之余，在静谧的书房里，点一盏小灯，捧一卷杜诗，品读其中惬意的诗篇，转眼的工夫，你已经步入诗中，沉浸在恬静悠闲的字句之间了。
读描绘草堂景色的诗句，我便有这样的体会。《田舍》一诗中的景致格外优美怡人，我最喜爱读诗的最后一句：“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多么宁静而和谐的江村晚景啊！诗中没有出现“渔人”，却让人由晒翅休憩的鸬鹚想到这里人迹罕至，环境幽僻，也同时联想到此刻渔人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在不远处悠闲地休息。站满渔梁的鸬鹚展开双翅，悠然自得地享受阳光的沐浴，夕阳染红了它们的绒毛，为它们镀上一层金边。我眼前渐渐勾勒出这样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这时，无论是痛苦、忧虑，还是烦恼、悲伤，都在我脑中消逝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惬意的田园世界。
除了田园之景，杜甫更是将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入了诗歌，甚至一些不经意的生活细节也成了杜甫笔下绝妙的题材。其中有春日漫步所见的“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有描绘荷叶之美的“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有透露诗人晚年惆怅之情的“渐老逢春能几回？”
与“人生几何春已夏”，有描绘莺啼蝶舞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甚至有怨春风折断花枝的“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点点滴滴细致的变化，都被诗人刻画得淋漓尽致。读了这样的诗句，我才品味到原来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也不乏有如此乐趣，细细体会一番，不也能组成充满情趣的佳作吗？
杜甫令我仰慕的不仅是他的诗篇，更是他优秀的精神品格，如为人的谦虚，博大的胸襟，结友的义气。
杜甫离开浪漫主义的诗坛，绝非由于其他因素，而是他个人对于艰辛生活的体验及时代背景。当他逢秋雨连绵，生计窘迫，却想到“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间无消息”，课本中《石壕吏》一诗也表现了诗人对百姓的同情。正是他这种仁爱，才使他过早地步入了现实主义诗坛之中，才使他义愤填膺，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有非凡的才华，他一生中创作的诗篇成百上千，在他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下，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老成境界，因而名垂千古，并被后人尊为诗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