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五大陆游记篇1
[关键词]陆游;藏书;刻书
陆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南宋“四大家”之一。他笔下的爱国诗篇为人们所熟知，丰富的历史、文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陆游的藏书活动
1.1 陆游的家族藏书
陆游出生于藏书世家，陆氏藏书始于陆游祖父陆佃。陆佃早年师从王安石新学。家中置书盈室，藏书之名已誉满越中。陆佃之子陆宰，字元浚，号千岩，游之父亲。陆宰性好读书，著述颇丰，故家中积蓄大量藏书，归山阴后，筑“双清堂”“千岩亭”。他是越州著名的藏书家，据《嘉泰会稽志藏书》载，绍兴十三年，朝廷始建中兴秘府于临安，昭求天下遗书。陆宰呈藏书单，记有一万三千余卷之多，足见陆家藏书之丰。如此丰厚的藏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陆游受家族的影响，从小就爱书，亦以藏书著名。如他“尝宦四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此后，他又到福建建安和江西抚州为官。福建是南宋三大刻书地之一，藏书家颇多，江西也是宋时藏书家集中之地。爱书的陆游，也像在四川一样，购买大批书籍带回山阴，同时也搜集了不少书画碑帖，从而大大丰富了陆家的藏书。藏书的数量在他的诗文里虽无准确记载，但也依稀有所描述和感发，如《次韵范参***书怀》:“残年唯有读书癖，尽发家藏三万签”，《感昔》:“富贵尚思还此笏，衰残故合爱吾庐。灯前目力依然在，且尽山房万卷书”，由此可知陆游藏书之多。
更令陆氏家族欣慰的是，陆游的小儿，子承祖业，嗜书如命。《文集》卷二十九《跋子聿所藏国史补》载:“子聿喜蓄书，至辍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兴者乎?”可见，陆游是把藏书之丰作为家族兴盛的基业来看待的。他在诗文中也经常教育子聿书的重要性，如《冬夜读书示子聿》:“宦途至老无余俸，贫悴还如筮仕初。赖有一筹胜富贵，小儿读遍旧藏书”。[1]
1.2 陆游藏书的途径
陆游在《冬夜读书》中写到:“平生喜藏书，拱璧未为宝!归来稽山下，烂漫恣探讨。六经万世眼，守此可以老。多闻竟何用，绮语期一扫。幽居出户稀，衰病拥炉早。青灯照黄卷，作意勿草草”，可见陆游对藏书活动的喜爱。通过对陆游藏书题跋的研究可知陆游搜集***书的途径分为以下四种:
(1)先人所传。《跋朝制要览》:“先君会稽公晚岁喜观此书，间为子弟讲论因革，率至夜分。先君捐馆舍三十有四年，统得此于故庐，伏读悲哽，敬识卷末。淳熙八年龙集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山阴陆某书”。《跋韩非子》:“右韩非子一卷，绍兴丁卯，先君年六十时，传吴棫才老本。后四十有二年，淳熙己酉，某重装而藏之，时年六十有五。十月九日，史院东阁手识”。《跋苏氏易传》:“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毗陵先生云。绍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陆某识”。正是由于陆氏家族藏书的代代传承，为陆游的读书治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2)友朋赠送。《跋松陵集三》:“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车驾幸景灵宫。予以礼部郎兼膳部检察，赐公卿食，讫事作假。会陵阳韩籍寄此集来，云东都旧本也。欣然读之，时寓砖街巷街南小宅之南楼。山阴陆某务观手识。……”。《跋陶靖节文集》:“张縯季长学士自遂宁寄此集来，道中失调护，前后皆有坏处，遂去之，而存其偶全者。末有年谱辨正，别缉为编云。开禧元年正月四日，务观书”。《跋陵阳先生诗草》:“有陵阳先生韩子苍诗草一卷，得知其孙籍。先生诗善天下，然反复涂乙，又历疏语所从来，其严如此，可以为后辈法矣。……”。朋友之间书籍的相互赠送，使得陆游的藏书大大丰富了，这种交流，也利于***书的保存和流传。(3) 购之书肆。《跋魏先生草堂集》:“按国史，野，陕人。沈存中《笔谈》以为蜀人，居陕州，不知何所据也。予在蜀十年，以不闻野为蜀人，《笔谈》盖误也。庆元戊午，得之书肆。十月十九日，龟堂病叟手识，时年七十有四矣”。《跋祠部集》:“祠部叔祖诗文至多，今皆不传。此小集，得之书肆，该石氏所藏也。某谨识”。陆游的购书行为，使得一些珍贵***书得以保存。
(4) 传抄所得。《跋陆子强家书》:“吾友伯***持其先君子家问来，读之，累日不厌，使学者皆能如此，孰得而訾病之。虽有訾者，吾可以无愧矣。乃命子聿钞一通，置箧中，时览观焉。嘉泰壬戌十月二十三日，宗人某书”。在陆游的诗文中也体现了这种求书途径。当时临川藏书家有王、韩、晁、曾诸家，陆游曾向他们借书，传抄颇多，《诗稿》卷十二《抄书》一诗就写了当时传抄的情况，“书生习气重，见书喜欲狂。捣蘖潢剡藤，辛苦补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故家借签帙旧友饷朱黄(自注:借书于王、韩、晁、曾诸家。而吕周辅宇文子友，近寄朱黄墨)。《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陆游不辞辛苦、传抄求书的精神也是他对知识渴求、对书籍热爱的体现。
1.3 陆游的藏书题跋
陆游258篇题跋中，近四分之一为藏书题跋，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记得书经过，辨书籍真伪，评版本优劣，论校勘水平，谈装帧好坏，无不涉及，从而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藏书思想体系，下面逐一论述。
关于得书经过，前面已经提到。陆游常常采用散文笔调，文字不长，读起来却很有趣味。如《跋尹耕师书刘随州集》:“佣书人韩文持束纸支头而睡，偶取视之，刘随州集也，乃以百钱易之，手加装褫。绍兴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陆某记”。购书活动被他写得栩栩如生。
陆游的辨伪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其《跋法帖》云:“鲁公书殊不类，纸乃烟熏，周副之语尤俚俗，罗绍威用罗氏世宝印，犯唐讳，益可疑，跋语诗句亦鄙甚也。君漠岂至是哉，惟钱希白字古可喜，然非题颜帖，乃剪它轴附卷后耳”。此跋从纸张、行文格调、避讳、字体诸方面综合起来加以严密的判断，可见陆游学识之深、功底之厚。
辨版本优劣，是对阅读者学识优劣的一种全面考察。其《跋齐驱集》说:“此集刻版于宣和三年，方是时，***禁犹未解，文士盖仅有见者，故本多误，然好事者冒法刻之，亦奇矣。淳熙甲辰重午日，陆务观书”。陆游联系时代背景对该本不足处与珍贵处作出全面的评价。《跋李深之论事集》:“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论事集，有两本，其一本七卷无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蒋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则偕所序盖七卷者也。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泽陆某识”。可见陆游在鉴定版本时，能够深入书的内容，作出正确的判断。[2]99
古书多钞本，即使有雕印本，发行量也有限，因此一部书有很多版本，各本之间差异较大，凡严肃认真的学者没有不重视校勘工作的，这在陆游的藏书题跋中也有所反映。其《跋晁以道书传》云:“晁以道著书，专意排先儒，故其言多而不通，然亦博矣，凡予家所录本，多得于以道孙子阖，子阖本自多误，予方有吏役，故所录失误又多，不暇校定，及谢事居山阴，欲得别本参考，又不能致，可恨也。壬戌四月十八日，老学庵记，时年七十八”，知道版本的疏漏失误所在，却苦于没时间或没别本参考，体现了陆游严谨的治学态度。
藏书家一般都很重视***书装帧，如《跋东坡书髓》:“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去岁在都下，脱败甚，乃再装缉之，嘉泰三年，岁在癸亥。九月三日，务观老学庵北窗手记” 。[2]100
2 陆游的刻书活动
2.1 陆游在严州(新定)刻书
“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陆游在守新定任上，利用当地的刻书条件，重刻《世说新语》《南史》《大字刘宾客集》等书，又自刻《剑南诗前集》，这是陆游诗歌的最早刻本。此后，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前后，陆游之子陆子遹知严州，先后刻印其曾祖父陆佃的《陶山集》《尔雅新义》及陆佃校注的《鬻子》《鹖冠子》，其父陆游的《剑南续稿》《老学庵笔记》等。”[3]根据这段文字，可知陆游不仅是一位藏书家，同时也尽自己所能，刊刻了不少书，为浙江的刻书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就以这段文字为参照，以《世说新语》等为线索，详细介绍陆游的刻书情况。
陆子虡《剑南诗稿跋》中提到:“……后守新定，门人请以锓梓，遂行于世。……”，赵翼《瓯北诗话》:“……然放翁六十三岁在严州刻诗，以将旧稿痛加删汰，……”。从《宋人别集序录》中，我们可以查到以下资料:“《剑南诗稿》二十卷、《续稿》六十七卷，陆游务观撰。初为严州，刻前集稿，止淳熙丁未”。[4]“前集稿”即《剑南诗稿》二十卷，亦即郑师尹所编之本。因此淳熙十四年所刻的《剑南诗稿》本子，是《剑南诗稿》的传世第一刻本，陆游自刻。
到了南宋，传世的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一书遭火焚，陆游于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对其进行编校刊刻，将此书分为三卷，每卷又分上下。[5]陆游《跋世说新语》中介绍了他在新定刻书的原因:“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见《四部丛刊》影印嘉靖刻本《世说新语》)。《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关于《世说新语》的版本介绍:“补世说新语注三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附叙录一卷，考异一卷，人名谱一卷，宋汪藻撰。宋绍兴八年严州郡斋刊本，十行二十至二十三字，是宋时传入日本之书。……以刊工姓名及雕版风气考之，是南宋绍兴初浙本。据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刊本所附董棻，陆游跋，知此本即绍兴八年董棻守严州时所刊本。其版至淳熙时已毁，放翁知严州时又重刻之，即袁褧本之底本……”。[6]由此可知陆游重刻《世说新语》的原因和版本情况。
关于《南史》的宋刻本书中记载较少，因此只能从只言片语中考证陆游刻《南史》的一些情况。《藏园群书题记》中《元大德本南史跋》提到:“……考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均藏有此本，然瞿本有嘉靖元年修版，陆本有嘉靖十年修版。此帙虽有补刊，要是元修元印，故远胜之……”。[7]《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补:宋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存五卷。刊工张明见绍兴严州本刘宾客集，疑严州本。余藏”。因前面跋中说《南史》旧版毁于火，因此这个宋本可能就是陆游所刻版本。
王国维所撰《两浙古刊本考》中关于《大字刘宾客集》的介绍:“日本京都崇兰馆藏大字本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殆即严州所刻。此淳熙戊申陆放翁守严时重刻，见放翁世说跋”。[8]《藏园群书经眼录》中的版本介绍:“《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刘禹锡撰。宋刊本，半页十行，行十八字。西黑口，左右双栏，版心上题‘刘梦得’。中记页数，下记姓名，悉以横线栏断，无鱼尾，每卷首行标题，次子目，目后按正文。前后序跋已失，文集外集前均有目录。按:此日本崇兰馆所藏。董君绶金已影印行世。全书大字疏古，纸墨精良，审其刀工，似是吾蜀所梓……”。[9]据上段王国维所考，这本《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即是陆游所刻版本，是严本而非蜀本。
除了上面介绍的几部著作，还有其他书籍的刊刻反映在陆游的题跋中。跋《续集验方》:“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淳熙庚子十一月望日，吴郡陆某谨书”。跋《钓台江公奏议》:“某乾道庚寅夏，得此书于临安。后十有七年，蒙恩守桐庐，访其家，复得三表及赠告墓志，因并刻之，以致平生尊仰之意。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十有六日，笠泽陆某书”。
王国维考证《皇甫集》(即《皇甫持正集》)六卷亦是放翁父子守严州时所刻，但题跋中未有反映。
2.2 陆子遹(聿)刻陆游书
嘉定十三年(1220年)陆游幼子子遹知溧阳县，刻《渭南文集》于学宫，跋曰:“今学者皆熟诵《剑南》之诗，《续稿》虽家藏，世亦多传写;惟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今别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乃签梓溧阳学宫，以广其传。‘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号为陆渭南。……”。陆子遹刊印其父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缺笔，以避家讳。刻印精良，是宋代有名的家刻本。
陆游守新定时，自刻了《剑南诗稿》二十卷。嘉定庚午(1210年)，子遹复守严州，续刻之。陆子遹续刻的《续稿》六十七卷本是为了搜集补充“旧集作者淳熙十五年(戊申)至逝世所作之诗”这个部分，对祖本是很大的补充。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退隐镜湖之后的著作，此书陆游生前并未刊行，直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才由陆子遹印行。[10]陆子遹刻《老学庵笔记》题跋:“《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间所著也，绍定戊子刻之桐江郡庠。幼子封议郎权知严州***兼管内劝农事子聿谨书”。同年，子遹刻《老学庵笔记》十卷，续笔记两卷。
浙江在宋代是全国刻书中心，而严州在南宋时期又是浙江刻书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刻本世称“严州本”，以“墨黑如漆，字大如钱”，校雠精良，刻印精细驰名，[11]陆氏父子先后居住在严州，其中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这不仅是严州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瑰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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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五大陆游记篇2
***16的省油灯口径12.4厘米，足径4.2厘米，高4.3厘米。无柄，管状嘴，灰胎，盏面及上沿施白色化妆土和不均匀褐釉，具有唐代早期器物特征，应为唐代琉璃厂窑器物。***17的省油灯口径11.5厘米，圈足外径3.9厘米，圈足内经2.6厘米，高4.1厘米。无柄，短嘴，灰胎，上部施白色化妆土及不均匀酱釉，具有宋早期琉璃厂窑特征。***18的省油灯口径11厘米，足径4.2厘米，高3.6厘米，灰胎，露胎处饰棕色护胎釉，上部施白色化妆土及酱黄釉，釉面光亮如镜。它跟新津县五津镇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北宋砖墓出土的省油灯几乎一样，故断为北宋。笔者收集的刻有“绍圣三年五月”（公元1096年5月）铭文的残盏（***19），从胎、釉、式样、工艺等方面看，跟***18的省油灯接近，皆为典型琉璃厂窑制品。***20的省油灯口径11.5厘米，足径4.3厘米，高3.2厘米。外观盏浅如碟，灰胎，上部施白色化妆土及酱黄釉，无护胎釉。从它的胎釉来看，再根据随着年代的后移省油灯盏越来越扁平的规律判断，它为南宋琉璃厂窑制品。从***15到***20，琉璃厂窑烧制省油灯从唐到南宋延续六百多年。
***21是乐山张治中先生收藏的西坝窑黑釉省油灯，红褐胎，底部饰白色化妆土，黑亮釉，无柄。它的胎、釉、形等方面都不同于琉璃厂窑，也不同于四川广元窑、金凤窑等其他黑釉器物，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西坝窑省油灯仅此一盏。考虑到西坝窑兴盛期在北宋末到南宋，再考虑到它的底部形态跟重庆清溪窑南宋黑釉盏相同，把它定为南宋是较为合适的。
从以上诸例中可知，在唐宋川窑各种省油灯中，邛崃十方堂窑式样、釉色较丰富，修胎较精细，还有的把嘴做成龙头状，十分生动。十方堂窑省油灯数量相对较多，但迄今没有看到可确定为南宋的十方堂窑省油灯。琉璃厂窑烧造延续时间较长，但釉色种类较少。能够确认为玉堂窑的省油灯很少。十方堂窑、玉堂窑、琉璃厂窑都可归到邛窑系。目前，四川黑釉瓷系中，只发现西坝窑一盏省油灯。而四川白瓷系中，尚未发现省油灯。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在本文列举的省油灯中，能够确定为北宋时期的，只有***17、***18琉璃厂窑省油灯两种；能够确定为南宋的，只有***20琉璃厂窑和***21西坝窑两种省油灯，也就是说，只有***20、***21这两种南宋类型的省油灯才是陆游时代的省油灯。
陆游说：“按文安亦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这里的“文安”即写省油灯盏诗、在玉津当过县令的宋白（公元936―1012年），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进士，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授玉津县令，官至吏部尚书，著作颇多。玉津县在今乐山南部，就是西坝窑所在的五通桥一带。宋白在玉津做官时为北宋初年，按照陆游这句话的意思，宋白在玉津（五通桥）当县令时见到的省油灯，在陆游时代汉嘉还在生产。宋白见到的是怎样的省油灯？北宋初年西坝窑有无省油灯？目前尚不得而知。根据目前已知的省油灯，只能说因有水系相通，也许宋白见到的是十方堂窑或琉璃厂窑的省油灯，就现有资料看，琉璃厂窑的可能性较大，或许今后有北宋初年的西坝窑省油灯出现。总之，关于宋白见到过什么样的省油灯，尚为悬念。另一方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写成于南宋光宗绍熙初年即公元1190年前后，距宋白开始在玉津任县令的北宋太祖乾德三年即公元965年，也仅有225年，跟陆游说的“几三百年矣”似乎不太吻合，是否宋白诗中提到过更早时期的省油灯？可惜宋白写的省油灯盏诗已佚失，这些有待今后新的发现。
下面着重探讨一下，陆游使用过怎样的省油灯呢？可从他说的“今汉嘉有之”来找答案。
“今”无疑指南宋，“有之”即有省油灯、出产省油灯，那么，出产省油灯的“汉嘉”是哪里呢？对此说法不一，有芦山、犍为、青衣、嘉州等说法。由于各时期社会状况不同，同一地方的名称与范围，往往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把考察时段固定在宋白与陆游生活的宋代，即从北宋到南宋，特别聚焦在陆游时代――南宋，就应有确定的答案了。根据地方史志专家张碧秀的研究，北宋的文同（公元1018―1079年）、苏轼（公元1037－1101年）等名流，都把嘉州（今乐山一带）称为汉嘉。北宋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文同写的《送张学士知嘉州序》中有“汉嘉西南之美郡”等语句，其意思是说：张学士（张益孺）要去上任的嘉州，就是西南美郡汉嘉啊。文同先后任过邛州、大邑、陵州（仁寿）知州或知县，对这些地方应是相当熟悉的。北宋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苏轼为即将到嘉州上任的张姓朋友写的名为《送张嘉州》的诗中，有“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等诗句，包括大佛在内的的凌云寺，自唐代以后一直是嘉州(乐山)最重要的景点。显然苏轼称嘉州为汉嘉，这一带毗连着他日思夜念的故里。跟陆游同时代并出知嘉定府的南宋进士张方，也认为汉嘉是嘉州一带，在其著作《夷佛滩记》中说：“汉嘉因光武所嘉得名，以今上藩邸升嘉定府，又赐嘉庆***。”就是说，汉嘉和嘉定府（乐山）是同一个地方。张方是四川资阳人，曾在嘉定府、果州（南充）、邛州、眉州、利州（广元）、夔州、成都府等地任职，他的叙述应能体现南宋时期人们对“汉嘉”的理解。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还是陆游自己的说法。
陆游于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即公元1170年入川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即公元1172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乾道九年即1173年夏被任命为蜀州通判，后又被调到嘉州，年底又回到蜀州，淳熙元年即1174年10月陆游被调到荣州摄理州事，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陆游应范成大之邀任其幕中参议官。乾道九年即公元1173年春，陆游在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任内至嘉州游历，40天后返成都。同年夏，摄知嘉州事。次年春离任。也就是说，公元1173年夏至1174年春，陆游在嘉州任职。公元1174年夏，陆游在蜀州时写下的名诗《同何元立赏荷花怀镜湖旧游》（《剑南诗稿》・卷五）中有“红绿疏疏君勿叹，汉嘉去岁无荷看。”1174年夏的“去岁”就是1173年夏，那时陆游正在嘉州任职，应是“嘉州去岁无荷看”，而陆游写的是“汉嘉......”，可见在陆游眼里，嘉州、汉嘉是同一回事。又如，陆游有一首诗的原题是“癸巳夏，旁郡多苦旱，惟汉嘉数得雨，然未足也。立秋夜三鼓雨，至明日晡後未止，高下沾足，喜而有赋”，这里的癸巳夏就是1173年（乾道九年）夏，他正在嘉州任职，“惟汉嘉数得雨”即仅嘉州下了几场雨，显然，这里的汉嘉就是嘉州。为什么文人们喜欢把嘉州称作汉嘉？主要是有“汉嘉因光武所嘉得名”的典故，同时也有音韵上的原因。
按照文同、苏轼、张方以及陆游自己的说法，汉嘉指的就是嘉州，即今乐山一带，那么，陆游说省油灯“今汉嘉有之”，不就是说南宋时乐山有之？西坝窑有之？所以，***21的南宋西坝窑黑釉省油灯，可以说就是陆游使用过的那类省油灯。
此前今人关于汉嘉的解释多为雅安、临邛一带，有意引向邛崃十方堂窑，显然需要重新审视。正因为如此，本文用了较大篇幅论证陆游所叙汉嘉的本意。
此前所有近现代验证陆游所说省油灯省油效果的实验，都未涉及南宋西坝窑省油灯，其合理程度是需置疑的。笔者认为，省油灯之所以省油，主要在于其油温稳定致使火焰稳定，从而减少不完全燃烧的油烟，因此环保、省油。若定量衡量其省油程度，除了首先确定省油灯类型外，还必须先弄清对比基准。陆游说的“寻常盏”是铜盏，还是瓷盏？瓷盏种类繁多，大小、厚薄差异很大，其中厚瓷盏本身就有一定的省油作用。看来欲定量测量，并非易事。
此外，岷江流域宋代烧瓷的窑群除琉璃厂窑、西坝窑外，还有尚未发掘的青神坛罐窑，这些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五大陆游记篇3
宦游一生多失意
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1125年11月13日），一个狂风暴雨的凌晨，淮河岸边的一条官船上，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仆妇们忙向38岁、再为人父的淮南计度转运副使陆宰报喜：“是位小官人！”因夫人怀孕时曾梦见诗人秦观，陆宰便说：“秦观字少游，这孩子就起名陆游吧。”陆游字务观，号放翁。
陆宰是一位坐拥书山的著名藏书家，所以陆游从小浸润书海，自谓“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很快就诗书满腹。十七八岁时，又拜著名文豪曾几为师，学问更为长进。
时值金兵南侵，不但夺去半壁江山，而且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南宋朝廷在奸相秦桧的把持下屈膝媾和，割地称臣。隐退在绍兴老家的陆宰跟友人“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此情此景，让陆游刻骨铭心，从小产生了收复国土、杀敌报国的强烈愿望。
可是，在主和派得势的环境下，尽管29岁的陆游在杭州省试中名列第一，却在次年礼部考试中因“喜论恢复”触怒秦桧而被黜落；尽管在秦桧死后，比较清明的宋孝宗即位不久，就第一个特赐陆游进士出身。在孝宗当了27年皇帝准备禅位时，亲手封的最后一名官员也是陆游――“上怜其才，旋即复用。未内禅，一日上手批以出，陆游除礼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但是，孝宗始终把陆游当作诗人看待，不肯委以重任。
陆游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一月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至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任太中大夫，宦海沉浮30年，从34岁陆续做官到79岁，宦迹遍及浙、苏、闽、赣、川、陕六省，先后担任过23个官职、三个兼职，最高的官职也只是四品，而且多次被人中伤，四度受到罢黜，只落得“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结果。
在奸臣当道的黑暗朝代，像陆游这样的志节高远的人，很难施展抱负、不受排斥。
***前三次杀猛虎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三月，陆游到了抗金前线南郑，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官邸任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向王炎“陈进取之策”，在***营枕戈仗剑，风餐露宿，“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
身在抗战第一线，陆游与战友们常以狩猎作为作战训练。侦察、布阵、合围、射击，南郑周围的群山，从中梁山、山到定***山，都留下了他们策马飞纵的蹄印。
这年秋天，陆游与同伴们正在围猎，突然听到虎啸声，同伴们大惊失色。正值壮年的陆游凭着一身轻功，过人臂力，手持长矛，大吼一声，勇往直前。老虎猛一纵跳，浑身直立，张开血盆大口，就要扑向陆游。说时迟，那时快，陆游的长矛用力一送，恰好戳进猛虎的喉管。鲜血飞溅在陆游的白袍上，老虎立时毙命。
陆游曾用夸张的笔法描写自己武艺超群：“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用长矛杀死一只老虎，自然不在话下。
对于这惊险的一幕，陆游曾写诗记录：“眈眈北山虎，食人不知数……，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泣。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剌虎腾身万目前，白袍溅血尚依然。”
在这之前的当年年中，陆游曾在南沮水边用箭射死过猛虎。有诗为证：“中岁远游逾剑阁，青衫误入征西幕，南沮水边秋射虎，大散关头夜吹角。”这次射虎，陆游身穿青衫。当他带着战利品回营时，受到千人围观：“千年老虎猎不得，一箭横穿血皆赤。空争死作雷吼，震动山林裂崖石。曳归拥路千人观……”
陆游第三次杀虎，是在这年的岁末，这次是用剑刺死了一只小虎，且看《怀昔》一诗中的记载：“一日岁欲暮，扬鞭临散关……挺剑刺***虎，血溅貂裘殷……”
如此看来，陆游在南郑前线一年多的时间里，亲手猎杀了三只老虎。这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大诗人中，恐怕绝无仅有。
写诗万首抒壮怀
陆游诗名极高，被誉为“小李白”。他与苏轼并称为宋代“两巨匠”，名列中国古代“六大诗人”之中。早年，他曾为自己的人生设计了三条途径：学道飞升，提兵边关，苦心文章。他本不愿做诗人，但时势造英雄，他最终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一生吟诗无数，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至今存世9700首，是中国古诗、存诗最多的大诗人。他的诗大体有五类：缠绵凄婉的爱情诗、退而难隐的田园诗、歌咏山河的风景诗、充满睿智的哲理诗、志在恢复的爱国诗。而在这五类诗歌中，又以抒发报国情怀的爱国诗最具代表性，最为光辉灿烂。“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是对文恬武嬉、不思恢复的南宋腐朽统治者们的有力鞭挞；“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是上阵杀敌雄心未的豪迈呐喊；“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抒发了岁月催老、壮怀落空的悲愤；“壮志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坦陈了报国雪耻至死不渝的雄心壮志。
所以，钱钟书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
流芳千古励后人
五大陆游记篇4
距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已经九十五周年了，我们照例得纪念，论理得大纪念。
可是，什么是“”呢？
“”之名自然得自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爱国游行。然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的范围和意义要远大于此。
这突出地表现在“五四”数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游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1931年，罗家伦在口述时，就从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谈起，称“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后来罗家伦又深切地指出，“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
今天我们所说的“”不再只是指1919年5月4日引爆的以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学生爱国运动，而是如罗家伦、俞平伯所说的那样，是包含了此前此后的思想***、文化反省、社会变革、***治改良、经济自立等内容在内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后来，研究者周策纵先生对“”下了一个类似的定义。他称，“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治活动。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他将的时段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和最初所说的仅仅指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时间跨度更长，所涉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基于“”这个词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包括5月4日爱国游行事件在内的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将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同意日本强据山东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止，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发生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的一系列游行、演说、抗议、辞职、逮捕、罢课、罢市、罢工、成立组织、抵制日货等事件，统称为“五”。
在“五”发生的几乎同时，与其表兄蔡晓舟一同搜集编撰五四资料的杨亮功先生后来这样说：“自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门游行赵家楼纵火起，至六月十日北京***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明令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止，为时共一个月零十日左右。此一运动初由北京几个大学发动，蔓延至全国各省市各级学校暨各工商业人民团体。其传播之速，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这里所说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用“五”这个词的话，便可以将他之所谓的“”与今天所说的“”区分开来。
可以说，今天的“”这个概念是以当年的“五”为原点，不断丰富，不断拓展起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因为其无所不包，就难免显得庞杂模糊，以致一谈起都有些叫人“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是一个更为广义的“”，可是，要知道，在当年很多当事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简单的、纯粹与明朗的事件”。陶希圣甚至明确地说“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不大，就是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学生影响也不大，“的起因与白话文或文学***没有什么关系”，“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们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田炯锦则称与新文化运动是“两码事”，参与其中的也是“两拨人”，“努力的人，对新文化运动，甚少参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亦很少参加五四的行动”。在他们看来，“五四”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含混”，而今天这个广义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更有当时的参与者称，“如果说是文化人激动起五四爱国运动，这功绩应归之于当时的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这当然是从“五”，而不是从“”的角度而论的。而田炯锦则说，人们在谈“五四”的时候，有的是指五月四日当天；有的是指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这一段期间；有的是指文学改良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很长期间的许多事象。
可见，将“”与“五”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这些含混，以及由含混造成的赞美或批评。
二
自然，对于“”的史料整理和全面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满坑满谷。但在编者看来，撇开更为广义的“”，既便对“五”，甚至对“5月4日那天在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还有相当一批材料为我们，特别是大陆的读者，所鲜见，而这部分材料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着眼于对“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爱国游行”这一事件进行“事实描述”的“稀见材料”进行收集整理。也就是说，我们试***通过媒体现场报道、亲历者回忆，当事人书信、日记、公文、密件等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性质材料，来告诉我们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发生的。因为这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是“”的原点。可以说，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更好地“退到五四的原点”。
于是，本书区别于已有的“五四”参考资料有以下两点：一、除与“五”直接相关以外，“五四”前后一些专论思想文化、罢工罢市、社会活动、***治外交的材料不予收入。二、除北京之外的，全国其他省市的“五”不予收入。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重要，而是因为一方面本书所关注的是最基本的“五”，而非更广大的“”。另一方面这些资料我们在已有的出版物中可以参考。
要问的是，对五的回忆材料难道就缺乏吗？当然不。1979年，六十周年之际出版的《回忆录》（上、下、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五四”回忆的集大成者，其中就包括一些当事人对当时事件的回忆（此书所指当然更多的是广义上的“”，因此就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正是这些材料成为日后我们了解5月4日这一天学生游行示威情形的重要材料（凡此书收录的内容，本书一概避免收录，我们将此书和其他书籍中一些与五相关的文章附录列出，以备有兴趣者参考），此后出版的一些“五四回忆”之类的书，多是从此套书中选录。
可是，除过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之外，还有没有与五相关的材料？事实上，还有一批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便看到，不易看到，进而被忽视的文字存在。而这些文字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本书的资料来源大概有以下两种：
其一，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回忆。
长期以来的国共对抗，陆台对峙，使得我们很难看到“另一方”对五的记述。正是这种对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留在大陆一方的“五四青年”对“五四”的叙述，如许德珩、周予同、匡互生、杨明轩、杨东莼、杨晦、霍玉厚、俞劲等人的回忆，可是，我们要知道，还有相当一批的“五四青年”日后都居留台湾，有的还是台湾社会的精英和中坚，而他们也有一些关于五的，有相当分量的叙述，比如陶希圣、杨亮功、田炯锦、王抚洲、毛子水等人的回忆，罗光对陆徵祥的访问，马星野对罗家伦的访问，傅斯年侄子傅乐成对蒋复璁先生的访问，秦贤次对杨亮功的访问，陈其樵的日记等，而这显然是全面了解五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大陆台湾两地在各个层面已经不断融合、走向统一，两岸文化学术共享互补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我们有理由、有义务将这一部分材料嵬集整理出来。可以说，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回忆是本书的一部分主要内容。
其二，建国前报刊档案中的五叙述。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多是建国后的五叙述。由于建国前民国报刊档案纷繁芜杂，不易接触，不易检阅，对建国前关于五的回忆和叙述就不易见到。这次我们从民国报纸、期刊（包括内部刊物，地方刊物）、日记、书信、密电、公文、报告，甚至小说创作中爬梳出对五的叙述材料。网撒得很大，捞到的鱼却不多，每有些微收获，都十分激动，因此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比如在编者看来，1919年5月5日《晨报》上登载的在中央公园游览的该报记者的现场目击文字，记述生动，细节丰富，可谓是最早最生动的五四学生游行现场报道，论理这个文章并不难找，可是这个文章却似未加整理，也较少为研究者所重视。再如，1941年《城固青年》上登载的陆懋德的演讲《之经过及其意义》亦是作者亲身亲历“五四”的文字。城固系吾省名不见经传小县城，《城固青年》亦是名不见经传小刊物，恐怕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类文字的存在。再如，周瘦鹃于1919年5月9日写的《***奴之日记》更是以曹汝霖的口吻写其“末路之窘促”，“冷嘲与热骂俱备”，“穷极酣畅”，却因“语多激烈，无出版社敢印”，只得自费出版。此小说是五的艺术反映，其反应之迅速亦是让人惊叹。
可以说，通过本书搜集的“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对五的叙述，再加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大陆建国后”对五的叙述，大概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五叙述。
本书的基本内容包括六部分。
（1）“和会秘辛”通过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伍朝枢、西园寺侯爵、重光葵等巴黎和会参与者，以及当初在法国发动同胞阻止中国代表团签字的李宗侗的文章，让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处的困境，是为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直接动因。（2）“现场存真”是从当时的书信、日记、密电、呈文、报纸中将“五四”当时游行的现场呈现出来。（3）“亲历者忆”收录了日后台湾地区“五四青年”的回忆，民国报刊中关于五的叙述，这些亲历者的五四回忆，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内容。（4）“日本五四”收录的关于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并被日本警察和民众阻挠、殴打、镇压的记述，这个事件向为人忽略，但也是五的一个向度。（5）“五四演义”收录了蔡东藩、蔷薇园主、周瘦鹃、程生、汪静之等人数篇关于五的“文艺创作”（通俗小说，话剧，诗），从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一个“创作中的五”。需要强调的是，几乎就在“五四”发生的同时，以“文艺”的形式对五进行创作并不少见，但这个角度似乎鲜为人注意，但这些材料尚未能整理出来，就只好留待以后了。（6）“告日人书”辑录了当初各界人士，如北京学生、林长民、张继、何天炯、戴季陶、等人，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劝说日本放弃侵略的“讲理”之辞。这些文字在今天日本窃据的背景下来看，似乎也并不过时。
由“事件背景”到“现场实录”到“事后回忆”到“文学演义”到“当下警示”，是本书的大致脉络。
最后，本书还增加了两个附录。一个是编者辑录了其他书籍中与五相关的文章的题目，以方便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另一个是编者于六年前写的一个与五相关的文章。这个文章主要从五中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论及以下四点内容：五与当时的天气状况和星期休息是有关的；“五四”中***警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曹、陆、章的“***贼”称号是值得商榷的；火烧赵家楼是经过事先谋划的。这个文章曾拆分为若干部分分别在《新文学史料》、《历史学家茶座》、《世纪》、《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发表过。这次结合新看到的若干史料，对该文有所补充和修订。
三
或曰：你收集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时我们觉得要弄清一个历史事件似乎并不觉得困难，那往往是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只是一面之词的原因。须知“明白”并不意味着“正确”，要对一件事情形成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判断应当是建立在“多面之辞”的基础上。“多面之辞”，公说婆说，虽然会让我们有“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之感，但却更易接近真实的历史，更易形成正确的看法。
我们常会感到，一件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这是因为事实虽然是曾经客观发生过的，惟此一个，但呈现事实和认识事实的方式却是主观的，众说纷纭。然而，事件的最大真实性正是在这众说纷纭的互相补正之中呈现出来的。
对五的叙述同样如此。由于客观条件（记忆力、感受力等），更是由于主观条件（喜好、利益、立场等）的制约，对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人物对同一件事情自然有着多种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
比如对于火烧赵家楼这一五的高潮，通行的叙述会称此举为英雄壮举。可是即便在当时，人们也不全这样认为。当初一同到赵家楼的毛子水就称：“后来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到有人打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我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还没有法律定罪的事，怎么可以先诉诸武力？”“五四”后的第二天，为学生教授刑法课的总检查厅检查官张孝则称学生行为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梁漱溟更是在《国民公报》上发文称，“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他说：“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人便以“***治诉求的合理性完全遮蔽了暴力行为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来评价学生当初的放火行为。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火烧赵家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曹、陆、章这三个“***贼”，人们的看法也不全相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此三公实乃不折不扣、铁板钉钉、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食肉寝皮的***贼，可是在他们本人看来却是“冤比窦娥”。“五四”第二天，曹汝霖在辞呈中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的“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1964年，89岁高龄的曹汝霖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写的序文中还长吁短叹，喊冤不已，“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潮，指我为***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然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就是对***府来说，当时也为曹、章、陆三人洗刷前愆，称“曹汝霖迭任外交财***，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这些不同的叙述中，“暴打***贼”就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面目。
就是对“参加”一事，各人性情不同，参与的热情亦不同。比如，对王统照来说，可谓热血沸腾，他说：“我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重大，也是第一次沸腾起向没有那么高度的血流。”但对那个比有的学生还年轻的梁漱溟老师来说，却是冷眼旁观，梁称：“我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没有跟着大家跑。”
甚至曹宅门墙到底是高是低，也是人言言殊。当时在墙外的周予同说：“我们打算爬墙进去，碍于宅子的围墙相当高，没有成功。”而另一个学生田炯锦则称“曹宅坐北向南，墙壁很高”。陶希圣回忆也称“曹宅的墙很高，大门紧闭”。可是，对曹汝霖来说，他家的院墙并不高啊，曹称“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这其实不难理解的，不同的人，立场不同，感受不同，叙述也不同，对要越墙而入的学生来说，再低的墙也都会觉得高，而对祈祷平安的曹汝霖来说，再高的墙都会觉得低。
至于基于不同的***治立场来论“五四”，其观点更是截然相反，针锋相对。
朱维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常用“实相”，而不是“真相”这样的词，在他看来，“真相是绝对的”，而“你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方面”。可以说，几乎在五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能找出或互相补充，或互相矛盾的不同叙述，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叙述不断地修正着我们的认识，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以上所举只是数例而已。
五大陆游记篇5
说不上这造像是何时何人所为，也实难判断是否为诗人真实写照。
读《渭南文集》，大概可以得知陆游一生至少有四次被人画像。因为有四篇他为自己画像写的赞语收在文中。
一次是他五十六岁时在临川的画像。那画像大约重在取形，《放翁自赞》便专注于述神。他觉得那画像有些似“跌宕湖海之士”，或者“枯槁垅亩之民” 。他说这倒无所谓，在自己看来，也无多大区别。依时推算，这次画像应在陆游第二次被罢官之后，当年那种“万里觅封侯”的理想已破灭，正如他在《一落索》这首词里所写的：
“识破浮生虚妄，从人讥谤。此身恰是弄潮儿，曾过了千重浪。
且喜归来无恙，一壶春酿。雨蓑烟笠傍渔矶，应不是封侯相。”
这种“跌荡湖海之士”，“枯槁垅亩之民”，很有些形容枯槁、行吟泽畔的屈原形骸，怎么会是养尊处优、丰颐宽额的“封侯相”呢？
但是，狂傲与飘逸的诗人心并未因之稍减，一如他在“自赞”中所说“野鹤驾九天之风”，“涧松傲万木之春”，绝不会因跌宕和挫折而心灰意冷，消磨锐气。
他在“自赞”里，还坦然地表白了自己的人生哲学：“遗物以贵吾身，弃智以全吾真。”在旷世之间，他不沉溺物欲，以保持自身的高贵；又不经营心智，以使自己成为全真的人。
第二次造像，应在中晚年时，他的赞词：“名动高皇，语触秦桧。身老空山，名传海外。”这回他说到了个人的经历，直呼其名地点出为他的功名设置了障碍的大奸相秦桧。绍兴二十三年，二十八岁的陆游考进士被取为第一名，秦桧的孙子秦埙列为第二名，这引起秦桧的大不满，甚至要降罪给主考官。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陆游再次排在秦埙之前，竟被秦桧除名。直到又过了四年，秦桧已死，陆游才被派任福州宁德县主簿，这时陆游已年届三十五岁。所以，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我们多次看到陆游以愤然的笔触屡书秦桧之劣绩。我想，陆游一生主张北伐，收复中原，这种坚定的***治态度，一定和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他个人的排挤打击分不开。
第三张画像有两句“赞词”很有趣，表现了陆游个人简朴窘困的生活状况：“皮葛其衣，巢穴其居。”
陆游将他的居室命之为“书巢”。这名字怪怪的，人非鸟，室何以为巢？有人提问，陆游便在《书巢记》里细述了自己居室之为巢的道理：
“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
一室之内，惟书而已，这是陆游晚年的生活常景。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充满了深沉的爱国情怀；更是一位苦读不辍、博览群书的学者。《老学庵笔记》是我的枕边书，书中的知识常有益于我对古书的阅读及对一些生僻词汇的理解。
陆游的第四张画像画在开禧丁卯年，即其八十三岁那一年。这一次是他的朋友主簿陈伯予命画工去给他画的，并请他写了赞词。这大概是他此生最后的一张造像了。他以达观的态度对自己此生的境遇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概括：
“进无以显于时，退不能隐于酒；事刀笔不如小吏，把锄犁不如健妇；或问陈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导辈数百， 胸吞云梦者八九也。”
不显于时，不隐于酒，刀笔不如小吏，锄犁不如健妇——这既是诗人自己真实的形容写照，更是一种无奈的自讽自嘲。但他的胸怀和境界却是非凡的。“腹容王导辈数百，胸吞云梦者八九也。”真是一种经天纬地的气势和襟怀，无此何以有如此豪壮、伟大的诗篇！
陆游在晚年写过一首《扪腹》的自嘲诗：
“身如椰子腹瓠壶，三亩荒园常荷锄。
著万卷书虽不足，容数百人还有余。”
身瘦削健朗如椰子，腹鼓鼓如“瓠壶”，实在是有些滑稽相，但却容得下万卷诗书，甚至“容数百人还有余”。这正应和了他在自己画像上题写的赞词。
四张画像，现在是看不到了。但放翁自拟的赞词却让我们看到了他仕途的不幸，以及诗人情怀的健旺。没有人还记得陆游一生都做过什么官，但他的诗却传了千古，还将继续传下去。
其实，我想象里的陆游，该是纷飞大雪里，身着披风，骑着驴子兴致盎然的诗人形象；一枝红梅正映着白雪绽放在他头顶的悬崖上。那种清高孤苦、傲然于冰雪的寒梅，恰暗合了诗人的心性与襟怀。当然，紧跟骑乘之后，应有一位抱着古琴的僮儿更好。“踏雪寻梅”，这个极富诗意的词，也便专利给了放翁。
（苍穹选自《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有删改）
【中考作文链接】
品读他的文字，其实在感受一颗赤子之心的跳动；倾听他的心动，其实在咀嚼诗文里流淌的爱国营养。品读八百年，只有一个主题，至今不倦；倾听一千年，只有一支主旋律，至今不厌。这是一支永恒的颂曲，被古今中外的人们翻唱了千万年，愈唱愈新。一如初春的嫩芽，每年都展示着永不重复的新绿；或如陈年的老酒，每天都四溢着永不稀释的香醇。这品读不尽的陆游，为我们究竟该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本，当然，也为我们写作诸如肩膀、执著、爱国、情操、选择、位置与价值、纪念、传递、面对逆境等话题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下面就请看以陆游为素材的相关中考满分作文片段示例（括号内为近年中考作文题）。
《陆游日记》（广东深圳卷以“守望”为话题）
公元1200年十一月四日 雷雨夜
五大陆游记篇6
陆游曾说自己有拄杖癖。他的喜爱拄杖，有高标人格、助老扶衰的原因，更有把拄杖当作朋友的深层因素。从他三十岁左右第一次把拄杖写入诗中开始，在以后五十年的岁月中，他都与拄杖思想上共语，情感上共鸣，行为上共步。其《梅花》之五诗云：“江上梅花吐，山头霜月明。摩挲古藤杖，三友可同盟。”《仲秋书事》其九云：“杖得轻坚馀可略，酒能醇劲更何求。二君最是平生旧，白首相从万事休。”不论是“三友”还是“二旧”，拄杖皆在其中。《剑南诗稿》中直接点明拄杖为友的诗有15首之多。除上引二诗外，另如《言怀》：“论交尚喜H枝在，白鹿泉边溯晚风。”《寓叹》：“眼底谁为耐久朋，倚肩按膝一乌藤。”《九月十八日至山园是日颇有春意》：“乌藤真好友，伴我出荆扉。”可以说，诗人与拄杖同忧同愁，同喜同乐，同沐春风，同听秋雨，同踏征途，同历战火。其《拄杖歌》诗中说：“畏途九折历欲尽，世上谁如君耐久？老矣更踏千山云，何可一日无此君！”陆游的朋友大都是抗金爱国之士，“放翁论友尚千载，不取梁鸿即管宁”（《夜兴》）。在那个以屈辱求和为基本国策的时代，这些人自然不会有好的命运好的结局。即使有人保住了性命，也往往因担心受到陆游的牵累而不敢再与他往来。诗人不止一次地发出“绍兴人物嗟谁在，空记当年接俊游”的悲叹。加之诗人“畏途九折”，或调任，或罢职，行踪无定，故而身边常常无人共语。诗人对“胡尘”的一腔不平气和无人理解的千行爱国泪，只有拄杖最为了解。一句“世上谁如君耐久”，真让人生千古之悲。在《大雪歌》中诗人写道：“放翁凭阁喜欲颠，摩挲拄杖向渠说。”说什么呢？原来是说“报国寸心坚似铁”之事。诗人有时干脆把心事付与拄杖，让拄杖为自己分忧解愁：“年华入诗卷，心事付筇竹。”（《平水》）“提起短筇成一笑，每烦座上为分忧。”（《出游》其二）“伛偻溪头白发翁，暮年心事一枝筇。”（《溪上作》之二）。在《春雨偶赋》诗中，诗人深情地对拄杖说：“旧交只有乌藤在，且伴禅床莫化龙。”据《神仙传》载，费长房从壶公学道，将归，壶公赠以竹杖，费骑之回到家中。他把竹杖丢在葛陂，遂化作一条青龙升天而去。这里用此典，是诗人劝请拄杖不要变化为龙离他而去，而要继续留在身边与之为伴。在陆游一生中，真是“何可一日无此君”了。既然拄杖成为陆游生活的一部分，与他心相通，情相连，行相关，那么，拄杖大量地进入其诗歌创作中就是很自然的了。
陆游有关拄杖的诗，记录了他一生的生活轨迹，浸润着真实的思想感情，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
首先，这类诗记下了诗人的爱国情操和对时***的关注。
南渡之后，士大夫文人中基本有两种人生态度，一是或以求和换取享乐、或以逃世***自己的利己主义，一是挺身而出主张抗战的爱国主义。陆游自然属于这后一种人。在宋金对峙、国难当头之际，他的身上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不但可以从其事功方面看出来，从其诗歌作品中亦可见到抗战志士的奋斗和呐喊。陆游年轻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书”（《观大散关***有感》）的志向。“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可知，陆游的恢复之志是贯彻一生的。况且，这种志向不是偏狭地忠于一姓一朝，而是有社稷和民族的概念在里头，也就是忠于国家。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的爱国思想，正是后人特别推重陆诗的原因。“情以物兴”，陆游的爱国之诗，可以借助任何物象来写，“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歌咏以寄此意”。陆游既然那么喜爱拄杖，所以拄杖便成为他经常用以抒发爱国感情的审美意象。如《南楼》：“登临壮士兴怀地，忠义孤臣许国心。倚杖黯然斜照晚，秦吴万里入长吟。”写对关中失地的怀念。《溪上作》其一：“落日溪边杖白头，破裘不补冷飕飕。戆愚酷信纸上语，老病犹先天下忧。”写忧恢复、忧天下的情怀。除了在南郑时期，陆游有短短八个月的“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的快意的从***生涯之外，即使在川蜀时期，其恢复之志也是难以实现的。孝宗淳熙四年（1177）九月，诗人幅巾藜杖登上成都城北门楼，远眺晚秋萧条景象，不禁激起满怀愁绪，于是写下了《秋晚登城北门》一诗：
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
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
山河兴废供骚首，身世安危入倚楼。
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
“满眼愁”者正是“满怀愁”之谓也。诗人所愁者，有对关塞之地烽烟不息的忧虑，有对沦陷故都的思念，有对山河兴废难料的关切，有对身世安危未卜的不安。此时诗人离开南郑前线已五年之久，那金戈铁马、横槊赋诗的战斗生活虽然已成往事，但至今魂绕梦萦。这后两句，将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之悲毕呈纸上，令人感叹不已。
陆游晚年，对个人前程考虑比较少了，但对于国家的命运却没有一刻放松。大概在80岁上，闲居山阴的诗人写了一首题为《拄杖》的诗：
吾尝评拄杖，妙处在轻坚。
何日提携汝，同登入峡船。
此时离他入峡西戍已三十年之久了。“昔尝西戍八千里，今复东归三十年。”（《一编》）年老体衰的诗人面对心爱的拄杖，仍然发出与之一起同赴川陕前线的宏愿，希望再次投人到铁马秋风的战斗之中。
其次，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抗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古语云：“志士愁日短。”陆游一生投闲置散，无法实现抗金理想，所以面对匆匆岁月，常有岁华摇落芳意难成之慨。在其盛壮之年便时有白发之叹。如35岁时在福州决曹任上所写“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度浮桥至南台》），45岁西行入蜀时所写“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黄州》）等等，皆为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发。但是，诗人并未就此不思振作，恰恰相反，在无可奈何之际，诗人总是积极地寻求生命的长度和密度，其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异常强烈。这种心态在其有关拄杖的诗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正如陆游自己所说：“悠然扶杖处，岁月叹匆匆。”（《小垒》）诗人常扶杖去寻春、探春，其诗云：“春风常在短筇前”，“短筇到处即春风”，“杖藜到处即春风”，“春风争来拄杖前”，“倚杖来观浩荡春”，“要识春风处，先生拄杖前”等。“春风”“春色”是眼前所见之景，更是时间概念，同时，还是诗人对其***治生活前景的隐喻之词。诗人要寻找的，正是珍贵的光阴和理想的***治机遇。到了秋天，扶策散步，也往往兴发伤时之叹。如《东村散步有怀张汉州》：“扶杖村东路，秋来始此回。寒鸦盘阵起，野菊卧枝开。忧国丹心折，怀人雪鬓催。房湖八千里，那得尺书来。”忧国心折，双鬓成雪，无不与岁月流逝有关。诗人虽有骁腾之志，可一生伏枥，难以驰驱，既不能***名青史，也不能长留青丝，怎不让人怵然而惊，喟然而叹！每当日落时分，诗人常倚杖而立，目送夕阳，感慨万千。“老叹朋侪尽，闲知岁月长。柴门偶一出，倚杖立斜阳。”（《杂赋》）“我亦倚筇桑竹下，白髯萧飒满斜晖。”（《倚筇》）“春如人易老，愁与漏俱长。……谁见龟堂叟，w藤送夕阳。”（《春晴》）夕阳西下，时光奄忽，想到“丈夫无成忽老大，箭羽凋零剑锋涩”，诗人自会魂悸魄动。其《山园晚兴》云：
病骨初轻野兴浓，闲扶拄杖夕阳中。
草枯陂泽涓涓水，木落园林淅淅风。
扬子凄凉老天禄，马周憔悴客新丰。
壮心未与朱颜改，一笑凭高送断鸿。
写此诗时，诗人60岁，正退居山阴。诗中的扬子，即汉代扬雄，他一生郁郁不得志，在天禄阁著书，“三世不徙官”而文名益振。马周，唐初名臣，未显时，困厄非常，曾宿于新丰逆旅，不为主人所礼，后代替中郎将常何写条陈，得太宗知遇，予以破格提拔。诗人对“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但仍希望能骋恢复之志，故而在诗中以扬雄、马周自比，说暂时的凄凉和憔悴没有什么，应该等待时机，以***将来。“壮心未与朱颜改，一笑凭高送断鸿”，该是多么高迈与洒脱，又是多么悲壮与雄豪！岁月如流，时不我待，***暮年，壮心不改，这种心境正是靠诗人扶拄杖踏夕阳所引发。
陆游还常以探梅寻梅的方式表达惜时奋发之情。诗人一生对梅花情有独钟。他的喜欢梅花与林逋不同。林逋是以隐者的眼光写梅花的清神逸韵，陆游则多咏梅的高格，视梅的清风亮节为同气，同时，“梅花真强项，不肯落春后”的生命意识亦为陆游所激赏。他的有关拄杖的诗，多有寻梅赏梅之作。诗中借梅花所传达的正是其强烈的惜时之情和顽强的生命意识。如《探梅至东村》：
乞得残骸已累年，柴车破弊不堪悬。
闲愁正要供诗思，小疾何妨省酒钱。
忍事渐多心混混，贮书虽少腹便便。
今朝偶有寻梅兴，春色争来拄杖前。
前四句写自己的老、穷、愁、病，五、六句作自我调侃，反说自己读书少又能忍事，实为心明如镜、喜论恢复之谓也。最后两句，说自己寻梅兴发，亦实为生命激情勃发而然也。诗人垂暮之年，要把“闲愁”写入诗篇，要迎春色于拄杖之前，足见其壮心未泯，愁怀难释，充溢着把抗金事业进行到底的希冀。一年之后，诗人以78岁高龄奉诏进京，参加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并打算“预大议论”，参预北伐大计，他似乎又看到了抗金救国的希望，所以在《午晴试笔》中充满自信地宣布：“此去得非穷李广，向来元是老冯唐。”准备在***治上再展身手。这正是陆游一生中由拄杖陪伴苦苦追寻的“春色”。
再次，陆游把拄杖作为身心的寄托，以之抒发人生感悟。
在拄杖这位朋友面前，陆游可以表白自己的爱国情怀，可以宣泄难骋其志的愤郁不平，也可以寻求精神慰藉，获得心理的安适。光宗绍熙元年（1190），诗人65岁，因所谓“嘲咏风月”的罪名被罢归家乡山阴。对于朝中恶势力的深文周纳，无理取闹，诗人不但没有低头，反而把书室名之曰“风月”来表达抗争，把此次罢官称之为“放逐”以发泄不满。在题为《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诗中，写道：“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逐尚非余事比，清风明月入台评。”“放逐”一词，在后来的有关拄杖的诗中多次使用。如《放逐》：“放逐虽惭处士高，笑谭未减少年豪。……正得筇枝为老伴，尽将书帙付儿曹。”《龟堂独坐遣闷》其二：“放逐还山八见春，枯颅槁项雪霜新。……北窗坐卧君无笑，拈起乌藤捷有神。”“正得H枝为老伴”“拈起乌藤捷有神”者，正为排遣“放逐”之愤郁，寻求心理之慰安也。不断遭受压制迫害的诗人，有时会认为“游宦恶”：“行饭独相羊，扶藜过野塘。……深知游宦恶，穷死勿离乡。”（《山家暮春》之二）这种想法，面对拄杖一吐为快。陆游在为官之时也曾有归隐之想。《自咏示客》诗中说“归装渐理君知否？笑指庐山古涧藤”。诗人写此诗时56岁，在抚州担任管理茶盐公事的佐僚。诗末自注：“庐山僧近寄藤杖，甚奇。”可知，诗人是打算与藤杖一道踏上归隐之路了。话虽如此说，一旦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功名一无所成的现实，诗人就难免悲观惆怅：“平生不到三公府，晚岁归来五老庵。……笑语床隅拄杖子，即今惟汝是同参。”（《十月二十四日夜梦中送庐山道人归山》）“勋业文章谢不能，生涯分付一枝藤。”（《晨起》）他要把这种痛苦和失落告诉给拄杖，甚至把整个不适意的生活托付给拄杖。
不论为官还是赋闲，生活给予陆游的只有挫折和打击。几十年的岁月就在无数次希望、无数次努力和无数次幻灭中流逝了。年老之后，贫病交加，僵卧孤村，“既不能挺长剑以抉九天之云，又不能持斗魁以回万物之春”（《寒夜歌》），抚今追昔，便常常想起伴随自己一生的拄杖。诗人八十多岁时所写的《拄杖示子y》说：“拄杖相从四十年，交情耐久独依然。西穷巫峡崛江路，北抵岐山渭水边。早已归休弄泉石，老犹缓步历风烟。会同钵袋并禅版，付与儿孙世世传。”诗人要把拄杖和钵袋禅版付与儿孙世代相传。拄杖是诗人战斗经历的见证者，也是寂寞无助时的共语人。拄杖最了解诗人的爱国忧民心，也最清楚诗人壮志未酬的满腔悲愤以及“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无可奈何，而拄杖的“交情耐久”，更令诗人感动。把拄杖作为传家之宝传与后人，其意义不言自明。至于钵袋禅版，那只是诗人不能对外实现参与而不得不回缩内心的一种平衡方式。《剑南诗稿》中写到佛道的诗不算少，其中有“拄杖”字样的就有26首之多。寻绎诗人本意，并不是真的在皈依佛道，而是如同说归隐一样，只是一种愤世嫉俗的牢骚而已。所以诗人的这两样传家宝，其真正的意义便是参与和愤世。参与在于实现抗金壮志，愤世在于获得心理安适。诗人临终前的某一天，还写了一首《赠拄杖》诗，把与拄杖共同生活的经历以及对拄杖的深厚感情，作了一个总结。
此外，拄杖还记录了陆游与农民和友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对自然风光的喜爱。如“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游山西村》），写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放翁老惫扶藜杖，也逐乡人祷岁丰”（《初夏》之九），写关心民生疾苦，为求丰收而虔诚祈祷;“今旦微霜好风日，短筇且领镜湖秋”（《旷怀》），写欣赏镜湖秋景;“欲寻梅花作一笑，数枝忽到拄杖边”（《探梅》），写探梅迎春，其乐融融。这些诗歌，反映了诗人生活和性格的另一方面，让人读之，会“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钱钟书《宋诗选注》）。陆游在《倚杖》诗中说：“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生活环境和生活内容的变化，自然会让诗的题材和诗人情感发生一些变化。
不可否认，陆游有关拄杖的诗中也有较为消极的思想内容，如前引《拄杖示子y》中把钵袋禅版传与子孙的说法，已可看出佛道对诗人的影响。不过，总的来说，诗人并未走上逃世一路，他在《长歌行》中曾说：“不羡骑鹤上青天，不羡峨冠明主前，但愿少赊死，得见平胡年。”无论仙佛、富贵，他都不在意，他所耿耿于心的只是驱逐敌人、光复祖国的伟大事业。爱国主义始终是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五大陆游记篇7
关键词： 陆游 爱国思想 历史渊源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我国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生活在国势衰微、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社会背景下，他用激昂壮烈的歌声，唱出了抵御外敌、报仇雪耻、恢复中原的时代最强音。他的诗词作品，大部分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给南宋的文坛，甚至给腐败的南宋封建王朝带来了激昂的战斗讯息。
陆游的爱国思想是在南宋社会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其对陆游一生的排挤、打击和压抑，几乎占到六十多年写作生涯的十分之九，抑郁和愤怒影响到其诗歌创作。因此，必须看到陆游风格中沉郁悲壮，踔厉风发的一面。就如王国维所说：“剑南有气而无韵。”[1]雄浑豪迈不同于李白，沉郁顿挫不同于杜甫，两者似乎在陆游诗歌中有所融合。陆游走向田园，与陶渊明有别，因此不少诗既有素雅清幽、恬静淡泊的一面，又有平中见奇、悲慨外溢的一面。陆游有意学苏轼的旷达和诙谐，但不少诗歌“旷放中有冷峻，深沉中有郁勃”[2]。因此，陆游爱国思想的历史渊源是深厚、复杂的。
杜甫对黑暗的现实、腐朽的***治，大胆地进行揭露，讽喻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解决的途径。杜甫反映人民生活的痛苦，在他笔下的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他热爱人民，并不断揭露战争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和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这些与陆游关注同情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的作品，是相通的。陆游和杜甫的作品都侧重写实，但陆游写实却多写主观感受，而不作具体描绘，形成概括性强、抒情性强的特点，把现实内容高度浓缩在一首诗或一两句诗中，抒发个人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如《书愤》就是把向往、愤慨的现实内容浓缩在一首诗当中，向往“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那样的战斗生活，表现“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愤慨。杜甫诗歌也有高度概括的特点，但其往往选取带有典型意义的事务，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兵车行》则是通过人物对话进行概括。
陆游和杜甫的作品表现手法虽然各有千秋，所处时代也不尽相同，但二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是一致的。陆游的爱国主义作品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他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用自己的诗笔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报国的强烈愿望，但是他豪迈的作品中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由此可见李白对陆游的影响。
李白诗中流露出的往往是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是追求个性***、蔑视权贵的精神。陆游的七言古诗受李白的影响颇深，陆游那些抒发理想抱负、欲为国献身而不能实现的作品，与李白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反权贵、轻王侯、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像《醉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出征，尽复唐故地》等作品就与李白的一些作品一样，也具有壮阔的气势、瑰丽的想象、奇特的夸张。
由于时代不同了，创作背景变了，陆游诗中更多的是写出师北伐、夺取胜利的内容，侧重于书写理想、豪情，激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乐观的战斗精神。所以说陆游的浪漫主义带有更多时代的新特点。因此可以看到，陆游的爱国主义作品是现实主义兼具浪漫主义的。[3]
自北宋苏轼大力标举陶渊明后，陶诗成为宋一代的审美风尚。陆游也受陶渊明的影响，在用典、用词、用韵、句式、意趣等方面借鉴或化用陶诗。如《和陈鲁山十诗》用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为韵，《幽居记今昔事十首》用陶渊明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口》“诗书从宿好，林园无俗情”为韵。可见，陶渊明对陆游的诗歌创作确实是有影响的。陆游曾自谓：“归来偶似老渊明”，这说明他对陶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老年的时候才大力推举陶诗，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对陆游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放翁更多的是倾慕陶渊明归隐的情趣，也倾慕他归隐时候的大节：“高情守幽贞，大节凛介刚。”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陆游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确实很深厚、复杂，陆游的老师曾几也是一位爱国诗人，陆游深受曾几的影响，这是他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陆游的确是传承了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陆游以他那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篇，鼓舞着历代的仁人志士，同时也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
五大陆游记篇8
那是在纽约街头，居然有一位导游手举着一面五星红旗，为游客带队，引来众多美国人的注目。
美国仿佛是星条旗的海洋。在美国很多高楼大厦顶上，一年到头飘扬着星条旗。很多美国人在家门口挂起星条旗，在集贸市场的小摊上挂起星条旗，就连轿车的车尾也贴着一面星条旗……在如此众多的星条旗之中，难得一见五星红旗。我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顶上以及纽约联合国大厦前面的广场上，见到五星红旗。正因为这样，他在车水马龙的纽约街头高举五星红旗，理所当然吸引无数人的目光。
他四十多岁，中等个头，穿一件鲜红的滑雪衫，在美国旅游社里担任“纽约一日游”的华语导游。我到过纽约。这一回，再度来到纽约，为了能在短时间内重游纽约的主要景点，参加了“纽约一日游”，结识了这位手举五星红旗的导游。
他说，现在中国强大了，从中国大陆前来美国、前来纽约的朋友越来越多。中国朋友们到了纽约，总想好好认识一下这座世界超级大城市。打起五星红旗导游，使中国朋友感到特别自豪。再说，用鲜艳的五星红旗带队，也便于让旅客们在万头攒动的纽约市区找到导游。
美国旅游社的人员精干，导游兼司机于一身。他熟悉纽约的大街小巷，驾车在车流似潮水的纽约，如鱼入水。一边驾车，一边用标准的普通话向游客解说。
我猜想，他来自中国大陆。一问，果真如此。他告诉我，他的经历跟时代“同步”：在“”中他当过“红小兵”；粉碎“”之后，在“国旅”当过司机；在“改革”岁月，当过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然后随着“开放”大潮前来美国做生意……
他在美国当导游，纯属偶然：新来乍到纽约，他买了旅游票，参加旅游团。在半路上，旅游车出了故障，抛锚了。司机怎么也修不好，万分焦急，打电话请老板赶紧派人前来修理。这时候，他捋起袖子，三下五除二，修好了。司机问他怎么这样内行，他回答说在国内时干过这一行。这消息传到旅游社的老板耳朵里，老板急急找他，恳请他重操旧业。老板如此着急，是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越来越多，而会讲普通话的导游实在太少。过去，纽约华人旅游社的客源主要来自港台，所以导游也来自港台，用英语、粤语、闽南语解说。眼下，中国大陆“富”起来了，大批中国大陆游客涌来，急需会讲流利普通话的导游。他不仅会讲一口不错的普通话，而且英语、闽南语、粤语也都行，何况会驾车、修车，又有旅游社的工作经验。老板理所当然“盯”住了他。就这样，本来准备在美国经商的他，在纽约当起了导游……
也正因为他来自中国大陆，对五星红旗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在到处飘扬着星条旗的纽约，打起了五星红旗。他手中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招来了“麻烦”，“”分子曾经警告他，你在纽约举五星红旗，当心你的脑袋！他置之不理，照样举着五星红旗！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天下午，在一个旅游点，一位西装革履的小青年，带着一个华人旅游团，跟他相遇。他拍着小青年的肩膀，显得非常亲热。我发现，那小青年手中，也举着一面五星红旗。
我问他，这小青年也是你们旅游社的？他摇摇头说，是另外一家旅游社的。我又问，小青年也举五星红旗，是向你学的？他哈哈大笑起来，告诉我其中的“秘密”：“他是我的小子！”
这下子我明白，“哦，‘子承父业’，儿子也当导游。”
他却摇头。他说，儿子在纽约上大学，今天有空，到旅游社打工，赚点零花钱。不过，儿子不好意思到老子工作的这个旅游社打工，总是到别的旅游社当“临时导游”。
他还告诉我，儿子的普通话比他更“标准”。儿子不仅英语流利，还会讲西班牙语、日语，有时为来自欧洲团、日本团当导游。小子比老子厉害多了，这叫一代胜过一代。我注意到，他在夸“小子”的时候，脸上充满自豪感。
从早到晚，他在寒风中陪游客游了一整天。入夜，“一日游”结束，下起了大雪。照理，他把车子开到指定的地点，宣布解散就行了。他却不，顺路把一位位游客送到了地铁口或者公共汽车站。他还把***码抄给我，如果我在纽约有什么事要他帮忙，打一个电话就行……
他们――这对特殊的父与子，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当我写作这篇命题作文《他们》时，记忆屏幕上立即闪现了他们和他们手中的五星红旗。
五大陆游记篇9
两岸权威人士都表示对今年达成60万人的目标充满信心。
首先是“十一”黄金周，8天进账7.6亿元新台币!――“十一”假期大陆游客刚一离台，台“观光局”的统计数字就公之于众。虽然“莫拉克”惨剧刚过，虽然“十一”期间还有“芭玛”台风的预告，但大陆游客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而且“十一”过后，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人数骤减。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周庆雄透露，大陆游客已经成为台湾第二大客源(仅次于日本)。
不但赴台游，10月以来，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的进展和探讨可谓名目繁多，热闹空前，联系紧密，成效显著。在这种背景下，10月30日开幕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台北旅展人气窜升，也就符合人们的期待了。
台北旅展，人气窜升
第四届海峡两岸台北旅展于10月30日开场。大陆旅游业界组庞大参展团于两天前抵达台北。该团由海旅会副会长王志发率领，486名成员来自大陆各省、市，自治区旅游协会，旅行社等逾300个单位。曾任国***发言人的国***交流局长李维一也以海旅会常务理事的身份一起抵台。王志发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此次大陆参展团，无论规模及种类，均属历来最大且最多。希望藉由这次参展机会，进一步加强两岸旅游业的交流合作。
此次两岸台北旅展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和台湾观光协会共同举办，为期四天。王志发与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台旅会)会长赖瑟珍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周庆雄等为旅展开幕剪彩。王志发和赖瑟珍都提到，两岸旅展提供两岸旅游业界一个良好互动平台，对促进两岸观光旅游发展帮助很大。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莅临开幕式并致词。表示，虽受甲型H1N1流感、“8.8水灾及经济不景气等影响，今年1到9月，到访台湾的游客仍逆势成长11％，若只看观光客到访人数，更成长28％。指出，台湾观光增长与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有很大关系，大陆游客从去年几万人赴台增长到88万人，他感谢观光业者的努力。
展会开幕后，台湾民众排起长龙等候入场，先睹为快。
11月2日，“第四届海峡两岸台北旅展”闭幕。王志发和李维一在台北停留两天后南下参访阿里山和垦丁。王志发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表示，阿里山的感觉很好，灾后重建速度快，相信很快可以开放，这是大陆旅客盼望的。最南端的垦丁很美，大陆民众喜欢阳光沙滩。他说，走过的路线都推荐大陆民众去。大陆民众通常来台一周，有条件环岛旅游。
而台湾旅游业者，在本届台旅会期间还希望把岛内休闲农业游列入大陆旅客游台湾的行程。
近年来休闲农业游在岛内走俏。虽然价格不高，但经营者在今年的旅展上还是杀价抢人气。台东的东游季温泉度假村端出三折消费方案，其中款主打旅游产品由原来的6140元新台币降至2200元。他们说，这样的降价幅度前所未有，只是希望用最优惠的价格，对抗不景气阶段，以撑过难关。苗栗县的飞牛牧场也加入降价大***，此次所推出的五款产品，平均降幅达二成至三成。头城农场将一日游的价格打到六折，将两日游的价格打到七折。北关休闲农场则推出每人850元新台币休假的特惠价。绿世界生态农场也推出了门票买二送的活动。
对此，台湾农业旅游发展协会副秘书长陈泽俊有冷静的分析。他说，并不希望看到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是希望各业者下工夫提高旅游产品品质，让游客的每一个行程都有收获。他欢迎大陆游客体验岛内的农业休闲方式，希望有关方面将大陆游客的采购时间缩短，把极富台湾特色的休闲农业游纳入陆客行程。
万人团队，再掀热潮
在第四届两岸旅展举行的同时，宝健公司万人奖励旅游团也开始分批次赴台。据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身为大陆前三大直销团的宝健集团，由总裁领***赴台旅游，规模是台湾旅游史上单一企业最大的一次。他们原本要去的是日本，经台方争取改赴台湾。在高规格接待的同时，人们自然也关心宝健团到底能带给台湾多少商机?宝健集团总裁李道说：“整体上，支出跟消费会带去2到3亿的人民币。不像上回的安利团住邮轮，宝健上万名员工从10月30日开始至11月24日，分7批次搭飞机赴台，真正“落地”消费。6天5夜行程特地精选台北县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等经典行程。台北住3晚，101大楼、必去必看，另外还去野柳，台中住2晚，除了阿里山没法去外日月潭、禅寺没有错过，另外还去了鹿港、溪头和逢甲夜市。
又据“中央社”报道，这个万人旅游团成员平均年龄约40岁。很多人是第一次到台湾。为了迎接这个超大规模的大陆企业员工旅游团，台“观光局”还提供了原住民文化表演，并为每人准备了一份农特产品做为伴手礼。第批抵达台湾的有500多人。他们第一晚安排入住台中市，晚餐过后，承办旅行社就带领团员直奔逢甲夜市，亲身体验台湾知名的夜市特色。由于宝健团人数众多，搭乘的游览车阵容庞大，旅行社特别请商夜市旁的逢甲大学安排团员们在该校后门下车带他们穿越校园直达该校大门前的夜市，免除了塞车之苦。承办单位还安排人员在主要路口举牌指引逛街方向，以避免团员迷路。团员们看到夜市的逛街人潮，以及五光十色的招牌和霓虹灯，加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与小吃连连称赞逢甲夜市的确热闹，并猛按快门，留下逛街的身影。
10月31日，宝健旅游团分流成4个小团，分别前往南投县日月潭禅寺、溪头及彰化县鹿港镇旅游。其中到溪头的团队约300人，上午先抵竹山大明路广场接受南投县***府及竹山镇公所的欢迎。有来自北京的团员表示，觉得台湾民众很热情，商家的服务也很到位”，“就像回到家一样”。
南投县***府于竹山大明路营造了长200米的竹山特色摊贩街，集中贩卖大竹山地区的地方小吃及特色产品，例如蜜地瓜竹笋饼，竹笋包、竹炭、竹艺品等，让团员们有约30分钟的踩街购物时间，不过，可能由于摊贩街紧临大明路，又无遮阳的设备，团员们停留选购的意愿并不高，除了买较多的蜜地瓜当场品尝外，其它产品购买情况并不佳。
但是，宝健员工对宝岛的爱心，不单在购物。作为这个万人旅游团第一批赴台人员，宝健副总裁吴学诚与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进行了会面，并代表宝健集团和商向“8.8”水灾中受灾的原住民儿童捐赠了300
万善款，还向台湾弱势群体儿童捐赠了300万元，兑现了宝健“关爱宝岛”的爱心承诺。谈到此次赴台的公益行动，吴学诚副总裁指出，宝健万人赴台旅游不仅将为台湾带来6亿元新台币的直接消费，而且还将延续宝健在大陆的良善之举，这是宝健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的再次体现。马绍章表示，两岸和平发展除了上层要做出努力之外，还要有民间的善意和好感。宝健集团此举对两岸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他认为，两岸民间对民间假如有高度的善意，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就会比较强。
11月2日，宝健团第一批还没有结束在台湾的旅游，第二批1500人又从深圳蛇口口岸踏上赴台的行程。
据报道，健宝万人团到访的地区，仅限于台湾北中部。对于这次行程并未纳入南台湾，该团策划主管解释说，绝对没有任何***治因素，而且宝健集团准备让旗下菁英分几次把台湾全部游遍。
有台湾媒体曾问国***发言人范丽青：目前来讲大陆方面是不是对于高雄还是有一些处罚性或者抵制性的活动，是不是还是有不愿意跟高雄接触这样的状况?对此，范丽青指出，所谓大陆主管部门加以限制的说法，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符合事实的是，大陆有关部门和地方领导人：都在积极促进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就在第四届两岸旅展圆满结束和宝健万人团开始分批次赴台旅游后不久，由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也到台湾访问。同期，有4000余人组成的江苏旅游团在台湾观光旅游。这便是江苏万人赴台旅游团的一部分(这个万人团按计划11月起分批赴台旅游)。该项活动是由江苏省的三大旅行社共同承办的，对象以省内民众为主。当地新司媒体人员表示，大陆民众对于到台湾旅游有高度的兴趣，所以人数完全不会是问题。
11月5日，江苏省***主任陈尧披露，此次赴台访问的江苏省代表团包括文化教育，农业交流和农产品采购、旅游交流，企业家和文艺演出等五个分团，以及13个省辖市和昆山市分团。这是两岸交流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大事。代表团访台期间，参加了“台湾江苏间”系列活动，并在台北，台中等地参观访问，与各界人士进行了会见和交流洽谈。在“台湾江苏周”期间，江苏与台湾方面举行了旅游交流合作洽谈活动。双方表示，在苏台双方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旅游合作关系基础上，将进一步加强旅游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双方旅游市场秩序，提高双方旅游质量和信用，保障双方游客的合法权益，加速双方游客数量持续增长，推动双方旅游市场更好更快发展。在双方达成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中，台湾观光协会与江苏省旅游协会计划在2010年度两地双向互游10万人次。江苏团在台湾的采购额超过了41亿美元，也让台湾同胞印象极为深刻。这份厚礼还让梁保华书记博得了“江苏来的圣诞老人”的盛誉。
江苏是赴台旅游的大省。陈尧说，台湾同胞来江苏省探亲旅游经商等累计已超过580万人次，自2008年7月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来，江苏省已有近3.3万人次领略了宝岛风光。
互设机构，务实双赢
根据2008年6月两岸两会签署的《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第八条，双方同意互设旅游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旅游相关事宜，为旅游者提供快捷、便利，有效的服务。双方互设旅游办事处均为民间机构，大陆方面在台北旅游办事处为海旅会的派驻机构，而台湾方面在北京旅游办事处为台旅会的派驻机构。10月21日，海旅会和台旅会就互设办事处有关事宜进行了工作磋商，并互递双方互设旅游办事处的申请文本。这标志着海峡两岸互设旅游办事机构工作正式启动。海旅会来台申设旅游办事机构之名称为“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台旅会于大陆设置旅游办事机构之名称为“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北京办事处”。台湾办事处以推广陆容来台观光为主，大陆办事处则以处理陆客在台事务为主。双方期盼两岸互设旅游办事处在明年春节前实现。身兼台旅会会长的台“观光局长”赖瑟珍表示，等到相关行***程序核准之后，就可以正式运作，未来台旅会将派出10人前往北京，负责办事处筹备事宜。
从直航到赴台旅游首发团以来，两岸旅游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由旅游衍生出的纠纷，投诉甚至意外事故自然也会发生，旅游渐渐会走入由量变到质变的瓶颈。此时，两岸互设旅游办事处，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建立发展机制，是两岸旅游业迈出的务实、双赢的一步。此外，旅游产品的设计提升，更需要实地的细致观察研究。60年来两岸业务部门首次互设办事处，将为两岸旅游业的发展做出成绩，为两岸台作走出新的空间。台“观光局”表示，未来办事处正式挂牌后，将积极推展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两岸观光旅游交流将因此向前迈进一大步。
10月28日，国***发言人范丽青谈及两岸旅游协会互设办事处一事时也证实，海旅会和台旅会互设旅游办事处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有媒体进而指出，互驻办事处不仅担负促进两岸旅游业的重担，其工作质量还会直接影响到两岸民众对彼此的认知和感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称，这是“破天荒1分治60年，两岸首次互设办事处!”连日来，兴奋的台湾媒体把这个好消息传到了宝岛各地。台湾民众很欢迎，特别是台湾观光业者更是喜笑颜开。
英国路透社记者发现，虽然海旅会和台旅会属于两岸民间机构，但派驻人员却具公务人员身份，因此历史意义不言可喻，因为这两个办事处将首先成为两岸观光“最直接、最快速的沟通平台”。
首位大陆驻台旅游代表由海旅会副秘书长范贵山出任。“台湾旅游好比一本书，我像是才翻开书的第一页，要看完书、看懂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深入的研究。”曾多次到访台湾的范贵山，曾任中国国家旅游局港澳台旅游管理司副司长等职。而首位台湾“驻京官员”也在10月24日敲定人选。“台湾方面本次选择人选很谨慎，因为这个代表不仅担负促进两岸旅游业的重担，更重要的是这项任务完成得好坏还会直接影响到两岸民众对彼此的认知和感情。”台湾一权威人士说。
海旅会台北办事处以处理陆客在台事务为主，包括陆客在台遭遇的任何“不便或意外事件”，如签证问题、逾期滞留、证件遗失、意外伤害等。等台旅会北京办事处成立后，陆客申请入台许可证就不必送到台湾“移民署”，而可直接在当地审批，流程也可望由目前的10天左右缩短为7天之内。于是有评论说：“互设办事处，将使两岸沟通更直接便捷。”“这是继’陈江会。后，两岸的又一突破事件?”“两岸关系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此举将为未来两岸互设更高层级、功能更健全的机构提供典范。随着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两岸有望在投资，贸易等领域互设办事处，“或者这个办事处也可能发展成综合事务办
事处，双方代表成为两岸事务全权代表”。(果然，11月13日，江苏省盐城市驻台经贸联络处在台北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大陆在台设立的首家经贸联络处。)范贵山在赴台参加海峡两岸旅展时表示，11月下旬昆明旅交会结束后，将会待在台湾较长时间，以便筹设办事处。
11月4日，内定台旅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杨瑞宗出席台当局“陆委会”记者会，以“责任承担、全力以赴形容派任后的心情。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拓展观光”，他强调自己会好好做，将台湾的好山好水介绍给大陆居民。“大陆这么大，如果赴台人数众多，不排除在海旅会与台旅会协商后，在大陆设立分处”。据台媒报道，台旅会驻北京办事处预计春节前揭牌成立；台湾方面已经有先遣人员前往北京，安排开馆相关事宜。
台湾观光，陆客关键
把陆客赴台提到如此高度的首先是。10月30日台北旅展开幕时，及吴敦义共同出席。两人致词时，不约而同都提到今年台湾旅游业的成绩亮丽，入境台湾人数，赴台观光人数都有两位数的成长，特别是以观光为目的的旅客成长高达28％，在亚洲地区排行第二。进而又说，开放两岸观光之后，陆客成长可观，累计超过88万，赴台观光旅客呈现两位数成长，显示陆客是最重要的关键之一。
宝健万人团江苏万人团带起的大陆赴台游的新热潮以及大陆其他省市的新一拨赴台团的出行，正好可以作为此番表示的注脚。
浙江赴台旅游游客突破10万人
据台湾媒体报道，“金华旅游”号台湾游专列10月28日启动，使浙江成为大陆第一个赴台游客超10万人的省份，占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总数的五分之一。浙江省***宣传处处长章柏康表示，以浙江游客平均每人在台湾消费新台币5000元推估，并以1元直接旅游收入将产生3元的乘数效应计算，10万名浙江游客带给台湾的经济总效益至少就有15亿元。又根据台湾旅游业者推算，每25位大陆游客可增加台湾1个就业机会，浙江10万名旅客可为台湾创造4000个就业机会。
河南台湾游持续升温
11月的消息说河南省台湾游持续升温，尤其是秋冬季节的台湾更是吸引了大量游客各大旅行社报名火爆。多次带团到台湾的郑州一家旅行社导游陈女士说，秋冬季节到台湾最不可错过的就是温泉，特别是北部的北投地区。除了泡温泉，还可以观看白烟袅袅的温泉景观，地热谷清水公园、北投温泉博物馆，花田绿树果园等皆为胜景。河南省几家组团社还特意推出了著名的南投赏枫地溪头森林公园。园内可将台湾所有的枫树品种“一网打尽”，还能看到2800多年树龄的“神木”红桧树以及台湾黄杉，蛮大杉、台湾肖楠、日本扁柏等最珍稀的植物，另外，园内还有100多株上百年的银杏，金灿灿的银杏落叶铺满林间，构成难得一见的视觉奇观。河南省六家台湾游组团社在“环岛8日游”的基础上，目前又推出了“豪华西海岸精华5日游”。
厦门赴台游迅速回暖
受台湾水灾、甲流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今年7月份以来厦门民众赴台游骤然遇冷，特别是9月份达到今年以来的最低点，当月机场和五通码头仅有36个赴台旅游团队，团员不足500人。但是在10月份迅速回暖，截至10月30日，厦门机场和五通码头赴台游团队数和旅客数分别比9月增长一倍多和两倍多。
据边检部门统计，10月份以来，机场和五通码头赴台游团队达70余个，团员1700多人次，为今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10月15日起厦金航线票价下调，亦提升了小三通航线对赴台旅游团队的吸引力。据统计，厦门五通码头有九成的赴台游团队都是在厦金航线票价下调后成行的。
港澳游客也在增加
在台北两岸旅展开幕式上致词，在说到大陆游客对提升台湾旅游业的作用时，同时提到香港澳门的游客也在增加。
去年台湾到澳门旅游的人士超过90万，澳门到台湾旅游的人士则只有3万，可见台湾吸引澳门旅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台湾有关部门正在审议放宽在港澳工作的内地人士赴台旅游的申请限制，预计年底将获通过。
日月潭交通船即将启动
11月20日起，到日月潭乘船游湖的大陆旅客有了更方便弹性的选择。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基于端午节连续假期试办交通船服务获得游客广泛肯定与良好回响后，更进一步推出定时航班交通船服务。交通船共有8家船队，53艘游艇加入营运，营运时间为每日上午8时50分至下午17时，约15―30分钟即有船班往来水社伊达邵及玄光码头。每个船队都依规定配置船长及助手，并有统一的交通船识别标志与特有的代表色，更有专用的船席方便游客辨识搭乘。交通船有航班表、票价及各船队所提出的优惠方案，船舶定时开航，航程以段计费，因此游客可以自由搭配行程。而时间或体力不足的自行车友也可以选择从水社出发，环半湖到达伊达邵或玄光寺稍事片刻后，连人带车一同搭船回到水社，自行车则采半票计费。
阿里山开放中型巴士通行
“莫拉克”台风过后，阿里山公路出现多处大面积的崩坍、路基滑落等灾情，公路交通中断，观光产业与居民生计都受到严重冲击，大陆游客一度无法上山。经抢修，终于在10月24日全线通行小型巴士，11月20日开放中型巴士通行。复驶路线包括阿里山线奋起湖线，达邦线。
昆明互动，活力彰显
两岸旅游互动频繁。台北旅展唱罢，昆明旅交登台，11月18日，台“观光局长”赖瑟珍以台旅会会长身份，率台湾代表团参加20日至22日在昆明举办的“2009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向大陆人民宣传台湾风光。这是她首次率团参加大陆举办的旅交会。
承办这次行程的台湾观光协会表示，“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是大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旅游交易展，每年吸引约10万人次参观，今年预计有2500个摊位，共4000家参展。由赖瑟珍带队组成的“台湾观光推广团”，由高雄县市及屏东县***府在内的23个组织及协会，还有64家与旅游业相关的旅行社、饭店业者共190人组成，60个摊位在会场内则以“台湾主题展示馆”呈现。除了向大陆旅游业者及民众宣传台湾风光外，推广团还举办“两岸旅游洽谈会”及“台湾旅游之夜”活动，希望通过业界交流与文艺演出，推广宝岛之美，宣传台湾多元文化及观光资源。
11月19日，2009中国大陆国际旅游交易会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来自全球94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个展团亮相旅交会。来自台湾的参展团尤为引人关注。开幕当天上午，台湾参展团邀请了大陆25个省市的145家旅行社举办了两岸旅游交流洽谈会，并现场提供台湾旅游介绍书，景点***库DVD影片、台湾美食小吃手
册、台湾地***等。
五大陆游记篇10
三游洞生于绝壁之上，地势险峻，有栈道可达。其形如覆蓬，冬暖夏凉，洞室开阔，约深30米、宽20米、高10米。洞中横排3根钟***石柱。洞内列有历代碑刻，洞外崖壁上刻满历代游客的诗文。洞顶之悬石，击之有声，名为“天钟”;地面之凸石，跺之有声，取名“地鼓”，故有“天钟地鼓”之说。
三游洞得名于唐代三个大文豪。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大诗人白居易由江州改任忠州刺史赴任途中，与其弟白行简途经夷陵(宜昌古称)，在此遇到大诗人元稹。三人结伴到西陵山一游。发现这个“天生一洞”。三位诗人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序而记之”。因此洞由他们三人始游，故得名“三游洞”。137年后北宋年间，又有三位文豪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同游此洞。同样苏氏父子也各题诗一首，留于洞壁。白氏兄弟与元稹之行，称为“前三游”;苏氏父子之行，称为“后三游”。
在三游洞旁的崖壁还刻有抗战时期的爱国名将冯玉祥题写的“是谁杀害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十二个大字。
出洞沿崖壁上的栈道攀向山顶，在栈道的尽头便是漂亮的三层亭子—“至喜亭”。至喜亭，始建于宋代，因为小船在三峡中历经千难万险，出峡到达宜昌，至此江宽阔已无险而喜，故得名于“至喜亭”。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宋代文豪欧阳修贬任夷陵县令，上任为此亭写了《峡州至喜亭记》。
离开至喜亭，攀至山顶就是楚塞楼。楚塞楼也是一座重修的古建筑，楼高三层。在一楼大厅可以欣赏到古乐器—编钟奏出的音乐。登至三楼，峡口风景尽收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