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1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1
新学期，新气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们从一年级不懂事的小弟弟小妹妹，变成了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了。在这一学期里，我新的学习计划。下面，我来谈谈这个学期我的语文、数学和英语的计划。
首先是语文，我决定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不和同学交头接耳，要努力把老师课堂上讲的知识全部消化;对于疑难问题，要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然后，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做到一丝不苟。课堂作业当堂完成;课后作业和家庭作业也要按时***完成。 然后，还要做好语文课的课前预习。对于预习字词，成语，要先查字典把它认会，弄懂意思;还要学会给课文分段，用最简短的语言写出每段的段落大意，然后总结课文的中心思想;对于每篇课文的课后题，要先试着去做;对于课文和课后题不理解和不会做的地方，要先把它在书上划下来或记下来，第二天上课时带着问题去听讲，还可以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
然后是数学，我要做到每天做10道题，复习前面学过的内容，预习后面将要学的内容。课堂作业当堂完成，课后作业也要在课下完成。
最后是英语。英语就是多听、多练、多写。多听就是多听一些英语磁带，多练就是多做练习题，多写就是多写英语单词。
以上就是我的新学期计划，希望我的计划能给我带来坚持不懈的动力和认真对待学习的端正态度。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2
一个假期要过了，同学们期待的新学期来临了，在新学期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新打算，我的新打算是：我的阅读能力差，体育也很差，这两个习惯，我今年一定要改过来。
我每天，我爸爸都来叫我起来读书，增加我的阅读能力，可我觉得，只有早上的那么一点点时间是不够的，应该还要增加我的阅读时间，我想到，上课时不行，我就用下课的时间来增加我的阅读时间我应该没天读书，预习课文，把生字词语，给积累起来，哪怕是一句，因为积少成多吗，当然积累课文里的词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生活中的一些好词佳句也积累起来，这个坏习惯是我的其中之一。
我还有一个坏习惯是我不爱运动，我爸爸到现在也一直督促我，让我天天跑步锻炼身体，我现在我爸爸叫我小矮子，因为我现在都12岁了，才不到140厘米，所以我爸爸天天叫我跑步半小时，俯卧撑100个，下蹲100个，可我非常不甘愿，因为，做这些运动，我都快累死了，可我现在还是逃不过我爸爸的魔爪，也只有听命了。
这就是我新学期的新打算，希望如愿以偿。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话说得没错，时间就像那无情的流水，流去我在小学里的六年光阴。转眼间寒假又过去了，不知不觉，我已经踏入了六年级下学期的阶段，开始了新学期的生活。新的学期，它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目标、新的开始……一切都变了。我要在小学生活的最后一年里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在这一年里我一定要珍惜每一秒时间，争取不让自己有荒度的一刻。
在这学期，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百科，或其它几门学科，我都得更加刻苦努力，因为我们面临的将是严峻的小升初考试。在语文学习中，我是一个上课不敢发言的胆小鬼，虽然，上学期在班主任循循善诱的教导下，我能将自己的想法在课堂上与同学交流了，但在这个学期，我一定要让自己更加积极。数学中，我总是因为粗心的小毛病而扣分，所以在平时，就要培养细心的好习惯。在英语学习中，我的语感还不是很好，所以要多听磁带，营造英语氛围，还有在百科拓展这一学科中，上学期的两次百科竞赛，我都考得不理想，这学期，我要好好珍惜课堂40分钟，因为光靠复习时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必须得靠平时的努力。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2
关键词:文学期刊；编辑；融媒体时代
进入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新媒体数字文学作品的增多，以及新媒体平台自身传播的即时性、大信息量、强兼容性等诸多优势，使得传统纸质期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打压和挑战。然而，纸质文学期刊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作品都是经层层把关精选、编辑出来的，而且是定期、集中推出，大大节省了读者在海量信息中的筛选时间。因此，一些注重内容质量的读者更愿意选择纸质文学期刊。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需要认真思考纸质文学期刊传播与新媒体传播上的差异性，分析把握纸质文学期刊在融媒体时代的潜在优势，实现纸媒与新媒体的融合，提升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传播力，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本文结合融媒体时代特点，就切实做好文学期刊转型中编辑视角的有效调整，以及如何促进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⒈融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融媒体时代，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会改变文学期刊的发展态势，而且会促进文学期刊选稿取向的变化和编辑视角的调整。当然，研究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的编辑视角调整，必须认真分析把握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1纸质文学期刊迅速进入融媒体时代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学期刊作品的传播途径增多，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资讯平台、数字资源出版等，为纸质文学期刊提供了便捷的多路径传播渠道。一夜间，传统文学期刊迅速进入了融媒体时代，读者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阅读到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数字媒体与纸质媒体的充分融合，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兼顾并重，满足了新时代新群体与传统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在融媒体时代，传统文学期刊借助网络渠道传播，提高了传播速度，扩大了受众范围，提升了作品影响力。特别是一些行业性文学期刊，原有的纸质期刊通过合理的转型后，既能够通过传统渠道进行纸质期刊发售，也能够通过数字化渠道凭借付费阅读创效。文学期刊在网络环境中，传播成本、传播品质都有明显的改善。诚然，进入融媒体时代后，读者开始习惯于通过各种渠道去查找、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可能会导致纸质文学期刊销售量的下降，而增加其生存难度。但是，纸质文学期刊绝不会就此没落。一是期刊原创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二是一些习惯于纸质阅读的受众也更愿意翻书阅读。
1.2纸质文学期刊借助融媒体平台实现越界
融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纸质文学期刊的越界发展。所谓越界，指的是文学期刊的创造者与文学期刊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步消除。基于融媒体的开放性，读者能够更轻松地参与文学作品的制作、，能够即时对内容质量进行点评，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期刊编辑的职业思维。在融媒体环境中，作为纸质文学期刊编辑，无疑能够感受到融媒体条件所带来的传播变化。来稿中明显地融入了较多的新元素，如网络流行语、新的语言格式，这让原创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更具备时代性，从而能够更好地与读者审美情趣进行有效的衔接。可以说，在新媒体作品的影响下，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内容会呈现新的特色，从而使纸质文学期刊选稿跨越原有界线，从专注于纯文学作品的传播，到融入新的文化因子、兼顾更多受众群体的阅读体验。
1.3融媒体时代读者与文学期刊的互动性增强
融媒体时代特征之一，就是开放了读者的话语权，消除了读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鸿沟，读者能够成为作者，而作者也能够成为文学作品的受众。借助融媒体平台，读者与文学期刊编辑、作者建立起了沟通渠道。文学期刊的内容质量受到读者群体的广泛关注，读者能够自由、及时地发声并展开评论。这种互动性，改变了纸质期刊原有的“你说我听”的单一传播方式。纸质文学期刊的数字化表现，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创作，参与期刊的编辑出版。这就要求融媒体时代的文学期刊编辑视野要更为广阔。选稿不能一味地强调名家名作，需要了解公众的审美趣味，更好地释放出大众爱听的声音。由此，文学期刊编辑开始不失时机地利用融媒体平台的互动性，让更多的读者参与文学期刊平台的建设与塑造，让更多的优秀文学人才脱颖而出，让更多的优秀作品榜上有名。特别是一些行业色彩很浓的文学期刊，鼓励行业内的文学群体，参与作品的推荐和评点，让期刊内容更贴近与行业实际，走出行业，表达社会，以赢得更多的读者。
⒉文学期刊不适应融媒体时代的问题表现
反思当前文学期刊编辑视角，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在思想观念、办刊宗旨、选稿视角、版面设计等方面，经常不适应融媒体时代，导致文学期刊发展处于滞后于新技术发展的状态，存在的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主流价值观表达不充分、不生动
文学期刊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弘扬时代主旋律，反映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但是受传统说教思维影响，文学作品对主流价值观的表达过于生硬空洞，热衷于讲大话、喊口号，表达不充分、不生动。编辑视角表现在站位不高、人云亦云，甚至迎合低俗，消极借助网络流行语，玩概念、出新奇、哗众取宠，导致有些文学作品格调低，不能发挥思想引领的旗帜作用。
2.2期刊内容的特色不明显、不突出
一些文学期刊特色不明显、不突出，喜欢跟风跑。面对融媒体大潮，不是积极地找自己的位置，发挥特色优势，而是简单地跟着感觉走。编辑视角就是简单盯名家、讲名气、凑版面，不知道自己的读者群体定位，也不了解读者喜好。这些平庸死板的文学期刊，很难在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象，只会被海量的网络文学所淹没。
2.3短小精悍的精品力作太少
身处融媒体时代，一些文学期刊忽视了读者碎片化的阅读需求，仍习惯于刊发长篇大论，片面追求稿件的体量，从而表现为作品内容单一，表达方式单一，简单地传唱陈旧无味的故事，短小精悍的作品太少，激发不了读者的兴趣，也不适应新媒体形式的传播。
2.4题材单调雷同、版面死板
融媒体时代，读者阅读的多样化选择要求文学期刊必须以新颖的内容和形式满足多层次需求。一些文学期刊忽视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时代，导致仍然固守题材单调、作品雷同，故事没有新意，写作不精道，期刊编排视角单一，简单地堆砌文字，没有插***，没有版面变化等等陈旧落后的方式，这些都是传统文学期刊亟需改进的不足。
⒊文学期刊编辑要适应融媒体时代的视角调整
融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化，导致读者对文学期刊阅读方式、作品欣赏口味发生变化，针对文学期刊存在的问题和明显不适应，文学期刊必须进行有效的编辑视角调整，改进完善组稿、版式设计等工作流程。作为行业文学期刊，编辑视角必须关注社会发展、行业特色、主流群体及转型中的诸多热点问题，选择具有文学性、前瞻性、时代性和行业性的优秀来稿，办好文学期刊。
3.1根植文化，突出文化自信与主流价值表达
文学期刊是肩负文化传承、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在融媒体时代，文学期刊随着传播途径的增多，以及受众群体的扩大，内容与格式也发生明显的改变。文学期刊编辑要顺势而上，倡导时代主流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文学期刊的文化传播，绝不能忽视其***治思想意识的表达。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谈到：“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学期刊要植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体现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兼容一体，体现融媒体新时代新的文学体裁与表达形式的兼容性。既要兼顾民族文化、传统美德、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承，又要与时俱进地适应融媒体的发展，这样才能够真正赢得和影响读者，发挥文学期刊的导向与旗帜作用。
3.2明确定位，实现文学期刊内容的特色化传播
在融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发展需要具有典型化的特征。纸质期刊的传播远没有新媒体传播范围广，要想让公众对文学期刊中的内容更为认可，就必须明确文学期刊内容定位，实现文学期刊内容的特色化传播，从而在融媒体传播空间中不断突出纸质文学期刊的优势与品牌。就当下的纸质文学期刊来说，要能够借助文学期刊的读者群，给期刊定位，打造特色化期刊。目前，虽然纸质文学期刊的主要传播渠道是传统的纸媒传播，但大多数都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能够增强传播的快捷性以及与读者的互动性，及时感受到读者的阅读偏好。同时，每一个文学期刊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与文学期刊的特色息息相关。要善于借助读者群给文学期刊定位，有重点、有特色、有目标地打造文学期刊品牌，这样有利于从众多的文学期刊中绽放光彩，也能够在海量的新媒体传播中被更多的读者关注、认识和肯定。文学期刊的特色化传播，关键在于其内容的高标准、多样化。这样一来，纸质文学作品也能成为一种多元化、兼容性高、开放性强的阅读文本。讲究文学期刊的特色化，就能够有效避免一般化，形成差异化，扩展品牌效应、特色效应。特色化不等于行业化，即使是一些行业文学期刊，也应该在坚持行业特色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化编辑视角，走出行业小圈子，用心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品牌，有效提升发行量与市场零售量，走出行业文学期刊困境。这种特色化表达的意义还在于，当前海量的文学稿件袭来时，文学期刊编辑要能够让期刊成为诸多融媒体文学中的一股清流。拒绝哗众取宠，传达正确的三观意识，突出特点，显出优势，让文学期刊杂志能够成为有内容、有内涵、有深度的优秀文化传播载体。
3.3精编细作，着力推出有亮点的美文佳作
我们知道，新媒体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碎片化、短小化。这也养成了一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即追求精炼、短小的文学作品。面对这种阅读追求，文学期刊编辑必须审时度势，认识、熟悉新媒体文学环境，除汇编一些散文、短小说等作品之外，还要增加短小精炼的美文、诗歌等内容作为一种补充，从短文中捕捉生活中一闪即逝的吉光片羽，以更好抓住读者的内心。另外，还要增加一些和当下热点、时事动态等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满足读者关注热点、关注社会大事件的需求。当然，文学期刊编辑在视角调整中，除了要积极地兼容新媒体作品之外，还要挖掘出纸质媒体所具有的独特亮点，找到纸质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小说月报》副主编刘洁曾指出：新媒体只是一个传播介质，首先要把内容做出来，才有东西上新媒体，所以刊物的内容仍然是最重要的部分。为了发展，文学期刊杂志有必要有选择地吸纳新媒体的优点，但文学期刊的优势在于“精”，很多读者之所以会选择文学期刊杂志，是觉得杂志中的内容更有质感，更值得收藏，这也是文学期刊杂志编辑在进行选稿时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
3.4敬畏读者，适应读者需求层次变化趋向
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动了受众范围的不断扩大。由此，读者的层次结构会出现新的变化，不同审美层次的读者会大量涌入数字媒体平台，寻找、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品。开放性、动态性的融媒体平台，则满足了他们涉猎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需求。显然，传统的文学期刊受到了局限。编辑视角必须以读者为王，尽快适应读者需求层次的变化趋向。所谓敬畏读者，就是要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相较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读者，融媒体时代的读者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新媒体时代的读者追求快节奏的阅读方式，讲究内容的多样化和信息的大流量，喜欢灵动的、充满趣味性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新时代读者多层次的需求变化趋向。文学期刊必须积极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变化，调整读者对纸质期刊的传统感观，消除固有的刻板印象。通过编辑的视角调整，建立多角度、全方位的选稿标准，结合不同读者的结构层次、教育背景、阅读偏好等因素，建立多样化的参考体系，让版面更为灵活，阅读更有情趣。由此，提升作品品位，丰富作品形态，满足读者需要。不可否认，新媒体文本对纸质文本期刊确实会造成一定的挑战。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传统纸质文学期刊要勇于突围，把握新媒体阅读形态和多层次读者需求，在内容与形式上同时发力，发挥既有优势，贴近读者、贴近生活，满足新媒体时代的读者需求。这样就会留下更多的精准用户群体，做强做大纸质文学期刊，提升读者的忠诚度。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3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育；价值取向；转变
语文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意义十分重大，语文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心理。中学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处于从未成年过渡到成年的重要阶段。因此，初中生阶段受到的教育能够影响学生的一生。本文从对中国初中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统一进行了纵向的分析，探索了自建国以来语文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变历程。
一、新生时期
1949年―1957年的时期为我国初中语文教育的新生时期。新生时期的初中语文教材内容新鲜，比较注重思想***治教。中国初中语文教育自1949年***以来开始进入当代的语文教育时期。1951年，我国出版了第一套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新生时期的这套初中语文课本比较鲜明地反映了当代新民主主义***胜利后人们的获得胜利的心情，一些封建社会的语文教科书里所反映封建、买办等错误的思想内容被清除。新生时期初中语文的课本的体系是文选型体系。文选型体系有二方面比较明显的特点：内容新鲜、篇幅较少。这时期的初中语文教材内容偏重于新中国成立后所涌现出的新作品和当时苏联以及其他外国比较著名的作品，偶尔会有近代比较出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并不包括文言小说，少数文言小说只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课文内容丰富、乐观向上，较之前有了很大进步；新时代的初中语文课文篇数明显很少。课文安排缺乏序列性，内容所包含的基础语文知识不够深入、基础知识也不够系统。
二、探索时期
1958年-1976年属于初中语文教育的探索时期。这段时期的初中语文将重点放在教育与劳动生产实际相结合上。用于教学的课文涉及到较多的时事性较强的议论文，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另外，探索时期的语文教材还存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课文内容流于空泛，所选用的教材只片面强调文章包含的思想内容，语文课堂上关于思想***治教育的内容过多，许多能够凸显语文学科特殊规律的古典文学作品被忽视，课文选材的语言文字质量水平不高，并且育传性较强，很多文章并不适合作为教学选材。另外，探索时期的初中语文教育凸显出明显的地域性，乡土课文内容占有很大比例。探索时期的初中语文课文与当时的***治形势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出现排斥名家名篇的不良现象。在60年代***中共中央、***曾在相关文件中指出，目前初中所采用的语文教科书存在“违背***的教育方针”的问题，并废除了统编教材，所有自编的语文教材全部以各种斗争为纲，置教学规律于不顾，给中学生带来了严重的文化灾难。
三、发展时期
1977年-2000年期间为初中语文教学的发展时期。发展时期主要强调课文选材要做到文质兼美，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性和时代性。语文教科书的选文清除了期间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课文，而先前被排斥的名家名作大量被选为教材内容；课文出现讲读、阅读两类，课本弹性增加，教师和学生都留有创造性的余地。
四、当前及未来展望
2001年-未来属于回归人文、整合民族和现代的时期。现代的初中语文教学应该体现出时代特点、意识，鼓舞学生关注自然、关注人类，使他们学会理解并尊重多种文化，从而帮助初中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课文选材要能够帮助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激发他们高度的学习和创新兴趣、热情；课文内容能够体现明显的典范性，充分蕴含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主要文章体裁、风格的形式丰富多样化，理解程度注意做到难易适度，便于学生理解和学习。
五、结语
初中语文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初中语文教学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教育工作者对语文教学的核心理念把握不准，语文教师自身的素质水平不高等。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初中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所引起的，总结来说，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无外乎是强调语文教育工作的人文性或工具性的问题，当前的语文教育要做到二者兼顾，并偏重于体现人文性价值。语文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立国立民的依据，能够深远影响处于中学阶段的中学生，中学阶段这一过渡时期学生受到的教育会受用一生。因此，初中语文教育价值取向必须正确定位，并且要符合中国文学以及初中生的学习规律。
参考文献：
[1]刘芬.基于新课程改革的中学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探索[J].新课程论坛，2010，10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4
【关键词】媒体融合;医学学术期刊;现状;发展对策
媒体融合是指各类媒介（信息传输的通道）多元化下的新作业模式，这一模式冲破了传统的传播形式和功能限制，呈现出多功能发展趋势。而新型网络媒体正是媒体融合的典型例子，其主要结合了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类传统媒体功能，并进行优化整合，使传统媒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而且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傅晓琴[1]认为学术期刊应该坚持以内容为主、技术为辅的原则，促进期刊内容资源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发展。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医学学术期刊如何借鉴新媒体优势得以长远发展，如何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媒体融合之路，是医学学术期刊编辑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浙江医学》是浙江省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重点反映浙江省医疗卫生科研水平和成果。本文以《浙江医学》的新媒体融合发展实践探索为例，探讨适合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发展对策。
1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现状
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9）的数据统计，在4973种科技期刊中，医药卫生类期刊为1126种[2]，主要影响力集中于国内，在国际上地位相对较低，论文外流现象十分严重。与国外媒体融合出版情况比较，我国医学学术期刊出版情况并不乐观，具体表现在：（1）我国绝大部分医学学术期刊虽然拥有了自身的网络平台，但主要工作仅仅是***编辑或者审稿，同时对期刊的基本信息进行简单介绍，给用户提供的延伸服务并不多。并且，许多医学学术期刊网站并未及时对内容进行更新，即使已经印刷出版了一段时间，其网站上也无法搜索到当期目录。（2）我国医学学术期刊网络电子化程度并不高，网络出版特色不鲜明。虽然，很多医学期刊都能出现在各期刊数据库中，但相关的网络功能不足，借助网络对期刊进行宣传也很少。（3）许多医学学术期刊即使开通了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但后续缺乏管理和维护，导致新媒体平台不能及时更新，内容推送有一定的滞后性[3]。（4）大多期刊网站并未开拓能够与广大读者、作者进行交流沟通的渠道，即使征稿也只是将征稿通知放在网站公告上，并未开辟读者和作者交流窗口，也并没有专业人员解决读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媒体融合出版流于形式，距离优秀的多媒体融合模式还需不断探索和努力[4]。
2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策略
2.1以纸质期刊内容为基本
同新媒体相比，传统纸质期刊的优势是内容更具专业性。医学学术期刊属于小众纸质媒体，要想在媒体融合时代得到发展进步，实现全新的复合出版模式，应该以纸质期刊内容为基本。在出版转型阶段，更需要重视其内容的专业性，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如增加选题与组稿内容，制作出比同类期刊更具特色的内容、栏目。为此《浙江医学》向各学科带头人组约优质稿件（如述评或指南解读），集中反映各个医学领域新成果、新理论，为临床医师了解和掌握本专业学科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自新型***病毒肺炎***情发生以来，《浙江医学》向全国广大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征集关于“新型***病毒肺炎”的原创研究成果文章，同时积极向专家组约相关防***工作成果，组织策划“***肺炎”重点号及专栏，相关病例诊治经验发表后即受到广泛关注。本刊始终坚持以内容为基本，在***情形式最严重的时期，积极为***肺炎防治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是国内较早刊发***情专题的学术期刊之一。审稿专家是学术期刊内容质量的引领者和把关者，如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提升期刊内容质量，本刊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开展审稿专家的把关行为调查：选取审稿专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对影响审稿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研究，并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期刊把关质量、促进期刊的传播进行探讨。（2）不断完善审稿要求：通过不断完善和量化审稿标准和要求，审稿专家能够快速定位期刊的办刊导向和层次水平，同时，也让审稿专家与期刊编辑和稿件作者之间拥有共同语言，便于沟通联系。（3）定期调整审稿专家库：对审稿时间较长、未达到本刊审稿要求的审稿专家进行调整，并按照各个学科的细分内容针对性地增补审稿专家。本刊每月总结送审情况，不断优化审稿专家的学科及年龄层，为审稿专家库注入新鲜力量。目前共有三百余位审稿专家，审稿质量和速度得到有效保障。
2.2以复合型人才为保障
随着各类媒体的融合发展，编辑所面临的不只是纸质稿件，更多的是电子稿件；需要加工处理的内容不再只是单一的医学文稿，还包含声音、视频等；所面临的多媒体出版系统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像、文字加工平台，而是集文字、视频等为一体的多媒体平台[5]。新的形势对医学学术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还要能熟练运用多种现代网络技术，对文字编辑、***像处理等各类软件都要有全面的了解，并能灵活地运用。要达到这一要求，本刊每年选派人员参加各级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班以及关于新媒体融合发展类的学习班，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培养网络化、数字化的复合型编辑；同时定期组织业务学习，夯实编辑业务。编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能力，在多媒体融合发展中占据优势，才能掌握更多的主导权，为医学学术期刊向媒体融合发展作出贡献。
2.3以学术媒体平台为支撑
2.3.1网站门户网站是作者和读者了解期刊的最重要途径，已经成为科技期刊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6]。目前许多医学学术期刊均已有自己的采编系统平台，但大多数平台依然处于仅有投稿、审稿、编辑等简单功能的阶段。本刊于2015年开通***网站，为更方便作者、审稿专家、读者的投稿、审稿、查询及浏览，本刊逐渐完善网站的功能，根据用户体验及反馈意见对网站二级页面的内容及形式不断调整，完成百度搜索页面的***认证、微信公众号与网站内容对接等，并及时将新出刊、过刊文章与会议报道实时上传网站。为扩大宣传及影响力，便于作者及读者检索文章，本刊网站中所有文章均实现免费***。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浙江）卫生健康科技研发与转化平台是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研发转化资源汇集、需求对接、成果转化的公共服务平台，是推动浙江省“临床+研发”高端医疗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本刊完成了与该转化平台的单点登录功能设置，即用户在该转化平台上注册登录后，可以通过“期刊投稿”一栏直接单点登录到浙江医学杂志社***进行投稿，无需重新注册用户信息。目前该平台仅《浙江医学》实现了单点登录功能。
2.3.2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是近年来应用较广泛的媒体形式，分为服务号和订阅号，服务号具有自定义菜单功能，且侧重于为用户提供服务，群发的消息会显示在用户的聊天列表中，提醒用户查看。微信公众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接受和传播方式，也给学术期刊的定向、精准传播提供了机会。但张艳萍[7]研究发现，科技期刊经营者大多没有重视微信公众号的运用，有相当一部分的科技期刊开通微信公众号属于跟风，开通后并没有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运营，大部分的公众号处于休眠和半休眠状态，成为“僵尸号”，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微信公众号的跨媒体传播优势。本刊于2016年开通服务号，定位于为用户提供与网站相关联的各项服务，如论文搜索、稿件查询、过刊查询等，以及推送各期专家约稿。因纸质期刊出版到可在各大数据库查询到文章需要1个月左右，具有延迟性，因此本刊在清样后即进行微信推送，使读者能在第一时间阅读各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或新理论，保证了文章的时效性。新型***病毒肺炎***情防控期间，本刊微信公众号共推送***情专题6次，并附上网络优先出版***，供广大读者阅读、***。自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平台推送的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阅读量、粉丝量不断增加，为《浙江医学》的宣传、推广起到重要作用。
3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优化的方面
我国医学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新兴媒体的整体规划和多媒体的深度运用等方面尚缺乏成功经验。笔者结合本刊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认为在这几方面需要优化。
3.1利用新媒体优先刊发流程
学术期刊中稿件的正式刊出需要经过初审、复审、终审、编辑修改、校对等步骤。因此，提供便捷的服务，尽可能地缩短这些过程时间，可以加快稿件刊出进程。目前本刊审稿阶段均在网站的投审稿平台实现，稿件经编辑部初审后选择合适的审稿专家，通过邮件发送审稿通知，审稿专家接到通知再登录审稿平台进行审稿。但审稿专家多为各学科带头人，平时工作繁忙，电脑也并非时时在身边，时间一长容易忘记审稿。为提高审稿效率，缩短审稿周期，可尝试开发采编系统移动端，例如APP或微信平台审稿端，为审稿专家收到审稿通知后随时进行审稿提供便捷。当稿件完成三审三校后，传统流程需要进行排版、清样、印刷，再上传至万方、知网、维普等数据库。新媒体的优势就是传播速度快，学术期刊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稿件达到刊出标准后，附上DOI号，进行***网络优先出版或者开放获取，并在微信公众号、网站上，便于作者、读者阅读、***、引用，传播效率优于纸质期刊。
3.2人才和技术支持
要实现期刊与其他形式媒体的深度融合，离不开人才和技术的支持[8]。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校以及学会为主，往往缺乏新媒体运营相关专业人才。本刊新媒体工作目前由编辑人员兼任，尽管每年均积极参加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相关会议，但并没有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的相关知识。新媒体的发展十分迅速，编辑部可以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专门负责新媒体运营，或者支持编辑人员进行新媒体发展方面的系统学习。在技术方面，可以考虑与新媒体公司合作，集中内容融合、服务融合、采编融合和传播融合的多方面优势，使得学术期刊更好地发展[8]。
4小结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5
关键词医学期刊；新编辑；成长
1医学期刊及医学期刊编辑的重要性
医学期刊是医学科研成果的重要传播载体，是医学相关工作人员获取目标知识信息的主要来源，在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获取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以往那些只在专业领域内部交流的科研成果，正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广泛关注。然而，一些不具有专业医学知识的传媒在转载和传播科研成果时，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学术研究结论进行曲解或误读，从而造成对大众的误导。相比之下，医学期刊具有更好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专业性，在公众中具有更高的受信任程度。医学期刊编辑是医学期刊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医学期刊出版活动的核心和支柱，起着发现稿件学术价值、把关文稿编校质量的重要作用。比起科研工作者，医学期刊编辑具有更强的编校能力和传媒运用能力；比起普通大众传媒，医学期刊编辑具有系统的医学专业知识［3］。医学期刊只有拥有一直有能力、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才能保证医学期刊的学术质量，提升科技信息的传播效果，从而创造巨大的精神财富，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新编辑是编辑队伍的新生力量，是出版社的未来接班人，在医学期刊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医学期刊新编辑遇到的困难
对于大多数医学期刊的新编辑来说，工作之前只在学校及医院进行过医学专业知识学习，与医学期刊的接触并不多。就算有过多次医学论文投稿经历，大多也只是以作者的角色参与其中，几乎没有系统学习过专业的编辑知识与编校技能，对完整的出版流程一无所知，严重缺乏出版工作经验。面对全新的认知范畴和工作环境，新编辑可能一方面没有工作头绪、不知如何下手，另一方面害怕出错、心理负担较大，导致工作的开展变得举步维艰。医生与医学期刊编辑，虽然都是与医学具有相关性，但是也有各自的特点。医生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临床医学知识，帮助患者预防或***疾病、维持身心健康；编辑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编辑知识，将作者的作品经过判断、选择、加工之后传播给读者。医生主要面对的是患者，备受公众关注，有众多需求市场；编辑主要面对的是医务工作者，相对默默无闻，服务对象比较小众。医生通过成功治病救人可以获得救死扶伤的事业成就感，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经济收入；编辑则更多是“为他人做嫁衣”，自己花费了很多心血反复加工得出的作品，放在醒目位置上的署名是作者，似乎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收入方面可能也比医生逊色不少。工作内容、工作对象、工作结果方面种种的不同，可能会给医学期刊新编辑带来巨大心理落差，从而产生消极情绪。
3新编辑应着重学习与提升的地方
3．1主动调整心态，找准工作定位
在医院和高校，编辑部往往是非关键部门，地位和角色的转变容易让人产生心理上的失落感，甚至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消极。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医学期刊新编辑必须要主动调整心态，找准工作定位，改变消极的心理暗示，进行积极的自我鼓励。首先，作为一名医学毕业生，放弃当医生，选择将编辑作为自己的职业，肯定是有自己的抉择原因。比如对医生巨大责任风险的焦虑，对紧张医患关系的担忧，对临床工作强度的疲惫，对编辑工作的向往和好奇，出于自身生活及家庭考虑等等。编辑工作需要静下心来专心看书，对于心性的磨炼具有很大好处；多数时候只需要面对作者、读者和审稿专家，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有精力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知识面更加宽泛；时间相对自由，工作之余可以兼顾自身生活与家庭。其次，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有益于患者身心健康，确实值得尊敬，然而编辑为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精神财富，同样是一份崇高的工作。在文化生产和创造阶段，医学期刊编辑可以通过策划选题和组稿约稿，帮助作者确定创作方向、寻找创作角度；在文化传播阶段，医学期刊编辑可以通过对作品的择优汰劣和加工处理，保障出版物在内容上的科学性与思想性，同时借助医学期刊的影响力，促进医学信息的传播。医学期刊实现了医学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医学发展信息的相互交流，有益于全社会的医疗水平进步［4］。最后，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并非易事，编辑成长的规律，决定了医学期刊新编辑必须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成长期，必须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挫折和挑战是在所难免的，成长期的磨炼，促成知识与能力的提高，坚定我们对编辑的职业追求。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勇于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将编辑工作作为终身职业去为之拼搏、奋斗。
3．2认识编辑重要性，树立职业价值观
医学期刊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医务工作者，论文中的信息错误可能会对医护群体产生误导，从而影响临床决策，最终损害公众的身心健康。医学期刊编辑必须树立起高尚的职业道德，才能在医学期刊工作中担负起“守门员”的责任，向读者传播具有科学性、创造性的精神食粮，防范学术不端，及时发现和阻止错误、有害的思想言论、医学结论向公众传播［5］。编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发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化社会需求为自我驱动，确保所出版的作品，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稿件的质量是医学期刊的生命线，作为医学期刊新编辑，一定要有“主人翁”意识，要为出版社的前途负责。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6
【关键词】“新时期”；初期小说；启蒙叙事；自我认同；回归；重构。
卡西勒曾说：“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这整个不断起伏的过程是不能分解为个别学说的单纯总和的”[1]。卡西勒的论断给我们了一个重要启示：“启蒙”在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一个语言译介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理性问题（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的学说和思想，它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文学实践问题，在进入中国视野之后，它携带着自身的社会、文化问题，并表之以特定的言说方式。
无论在1980年代还是在被称为“后新时期”的1990年代，学术界对“新时期文学”的“新启蒙”定位可以说已成共识。一种典型观点是，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是以社会主义对‘人’的发现和思想的新觉醒为前提，以认识和提高国民文化心态为要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原则为基石的新人本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精神”。因此，“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启蒙文学，表现人的觉醒的文学”，它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继承、发扬、突破和超越，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文化心态塑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另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注重在东西二元对立参照中指出，中国的“现代性”是“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和救亡工程”[3]。还有学者则在肯定“新时期文学”“新启蒙”性质的同时，表达了对这一文学命题得以形成的历史机制的深层质疑：“历经半个世纪，‘启蒙时代’又回到历史原点，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4]可以说，无论是身逢其时的“新启蒙”论定者，还是进入市场化语境的“后启蒙”倡导者，都无一例外地将“新时期”作为“新启蒙”的代名词，“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身份在‘新时期’文化中是相当清晰的”[5]。
但是，如果真正回到“新时期”文化场域并深入探究“新时期”初期诸种话语的底层缠绕与运作，就会发现问题其实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新时期”之初的“启蒙”作为现代性叙事，一方面承继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另一方面，它又连接起“十七年”文化语境（乃至整个中国左翼文学话语）中所形成的“阶级”“***”“人民”等新型话语并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具体的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的启蒙叙事呈现出更为具体的存在形式并富有“当代”的文化和审美内涵，在对“启蒙”的理论关注和艺术表现中，显示出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但在任何历史形态的“启蒙”叙事背后，无疑都伫立或隐藏着“人”的形象。本文将主要从“人学”的角度，来考察“新时期”初期小说的自我认同。
正如现实***治因素对中国文学的普泛性、决定性影响一样，“新时期”初期小说的自我认同也正是逻辑地产生、确立于特定的***治文化语境。社会、***治的“新时期”开辟了文学“新时期”[6]。“新时期”小说的出现，也以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回忆”性书写和中国现实发展场景的“现场”叙述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百折不回历程的逻辑结果和艺术化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精神潮流之一—新启蒙主义，出现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是一股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目标相统一的广泛涉及经济、***治、思想、文艺、学术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思潮”，是一场“以思想***为鲜明标志的全民性的新启蒙运动”[7]。在面对共同的批判对象——“”时，***权、体制的“思想***”“改革开放”话语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人道情怀，体现出共同的时代精神，拥有相同的价值目标，携手完成了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论证。但二者内在的矛盾、分歧并未由此而消弭。“新时期”小说也因此在对自我认同的艺术表现上，潜隐着某种程度的内在矛盾性和***性。
“五四”启蒙运动和1980年代的“新启蒙”都致力于“立人”工程的建造。“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8]。与此相近的是，“新时期”学者对“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人学话语性质也一致赞同，并将其确立为此后文学的发展方向，“整个新时期的文学都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9]“人的重新发现”有三个标志：第一，“从神到人”；第二，“爱的***”；第三，“把人当做人”[10]。“新时期”文学在对人的命运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上，对人的价值、尊严的确认和争取上，在对人的身心的全面审视上，体现出了与“五四”“人的文学”所蕴含的现代主体精神相近的价值取向[11]。“新启蒙”的倡导者曾满怀激情地描述1980年代恢弘的人道主义大潮：“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惨痛之后的复归。”[12]但是，“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所由产生的历史前涉、所存在的文化语境，所面临的特定的文化问题等方面的差异，也使“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启蒙叙事上，显示出特定的文化控制性和规范性。
自我不是纯粹的超验之物，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从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物。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为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所生产，他的全部经验就是他所处其中的历史所给予他的个人经验，他的个人经验和个人体验无法超脱和剥离于他的历史经验。我们对现在的感受和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有关过去的知识，凭借这种知识，故我才能实现与今我的联接，而“记忆”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是形成群体或个体自我认同的基础要件，主体依据对历史的控制和拥有，建立起关于自我的连贯感，为个体的当下生存找到心理和情感的根基。“因而，我们可以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13]。“新时期”小说产生于“”结束以后对“”的反人性的专制制度和愚民***策的***治批判浪潮，它以艺术化的方式阐释了1980年代作为“启蒙时代”的社会定位，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五四”的回归[14]。“新时期”小说家也以“五四”启蒙精神传承人的身份尽情地倾诉冤屈，展示创伤，揭批“极左”专制***治对人的践踏和戕害。历史的呼唤产生了“五四”新文学，历史的需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两代作家对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我是怎样成为现在的自己的，我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国家、民族、世界、他人的情感、信仰、道德、审美等方面的关系如何等自我认同核心问题的回答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致，他们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的文学”的理解也有极大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并不像它的西方源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将矛头对准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因为在中国既没有神，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它所集中批判和审视的是“吃人的”和“非人的”专制制度、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它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国人在经历了以洋务运动、、辛亥***为标志的器物科技、***治制度等变革失败以后思想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也是对此前***事经济改革和***治改革等以“强国救国”为关键词的现代化思路的反思和纠正。所以，“五四”时代“人的文学”表现出了对家族、伦理、道德乃至国家、民族的否定，以及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吃人”本质的整体性批判。对于“五四”作家来说，抽象的国家、民族、阶级是不存在的，人本身就是目的。大声疾呼：“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15]。***同样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16]把“国家”“宗教”“君主”“节孝”一同视为应当“破坏”的“虚伪的偶像”[17]。鲁迅则尊崇以“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8]为核心的不合众嚣、独具我见的个性主义，向庸众及其承载的传统举起了投***。“五四”文学***者之所以力倡人性***，从根本上说，是在西学——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意识——影响下铸造而成的具有现代主体精神的人，对扼杀人的主体精神、漠视人的主体价值的“非人的”和“吃人的”文化、文学所进行的***性的反抗与攻击。因此，从总体上看，“五四”一代是传统秩序的反叛者和游离者。对于他们来说，“传统”从两个方面使其处于“奴隶的时代”，一是从外部社会组织制度上对生命的残害，它是由专制***治和伦理纲常构成的、建立在非人基础上的器物层面的社会组织体系和控制体系；一是“非人化”观念内化于个体生命之后形成的窒息生命的种种心理—精神监控体系。凭借这两个渠道，传统体现出坚实、强大、深厚与无所不在的渗透性，身处其间的知识者却是怀着浓重的愤怒、悲哀、孤独、凄怆、无奈情感的“中间物”和“孤独者”。所以“五四”时期人的悲剧，往往就是绝望的悲剧或反抗绝望的悲剧。李欧梵教授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主题时，认为：“虽然它（指中国现代文学，引者注）反映出一种对社会—***治产生的极其强烈的痛苦感受，但是它那种批判观念则具有相当浓厚的主观性。现实是通过作家个人的认识角度而被感知的，这样一来，就同时流露出一种对自我的深切关注。普实克教授把这种盛行一时的倾向称作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即‘着眼于作家个人的命运和个人的生活这种倾向’，着眼于他‘本人和性格’，这些东西被置于‘同整个社会对立的位置上’。因此，这种倾向便导致中国现代作家对自我和社会所持的理解本身蕴藏的那种矛盾心态愈发深刻化。他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和那种对于国家的腐败罪恶产生的厌恶之情连在一起；他为希望和参与而满怀憧憬，同时却又被一种失败感和疏离感折磨得痛苦不堪。这种主体心理上的紧张性——主要是源于悬而难决的矛盾心态——为本世纪最初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而且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学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质。”[19]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学“人的悲剧”叙述中呈现出来的自我形象、主体情绪和意识，表达的对历史、现实的认知、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悲愤感和“中间物”意识，不仅存在于那个特定时代，而且是一种贯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文化心理和主体意识。
更有意味的是，“五四”启蒙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学”所形成的对照与反差。从李文的论述范围来看，“***文学”主要是指1920年代后期“***文学”倡导所引发的文学***化倾向，一直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形成的以延安为中心的***区文学，兼及文学“一体化”进程实现的“当代”——1950-197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新时期”文学是否被包含进去，论者并未阐明，但明显的是，“新时期”小说中“人的文学”因素与它所推崇的“五四”新文学有不容忽视的差异，二者的自我认同也因此产生了明显的不同。
“新时期”小说因1980年代“启蒙时代”的社会定位而成为以“人的文学”为根基的启蒙价值向度的艺术化表述。“新时期”小说的开篇之作《班主任》以“救救被‘’坑害的孩子！”的呼喊，成为开现代文学先河的《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久远回声，后者使“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20]，而“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如果要寻找一个标志的话，可以说是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开始的”[21]。紧接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等小说都以启蒙立场，表现“”及历次***治运动对人所造成的伤害和冤屈，它们与哲学、美学等一起构成了作为一种群体性叙述的“新启蒙”浪潮。
按照米德的观点：“自我所由产生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它意味着个体在群体内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群体的优先存在。它还意味着群体的不同成员都参与其内的某种合作性活动。此外它还意味着，这一过程中可能发展一种比自我所由产生的组织更为精致的组织，这些自我可能是产生他们并使他们存在的更精致社会组织的器官，至少是其基本成分。因此，存在一个自我从中产生并在其中进一步演化、发展、组织的社会过程。”[22]“新时期”小说要展开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启蒙叙述，它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对群体记忆的组织问题。社会记忆不仅是一个身体官能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纯技术操作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新时期”所由产生并得以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正如丁帆先生指出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沿用社会***治的历史分期，它反映了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人们的历史观还局限在一个旧有的依附于改朝换代的***治分期情结中的状况。”[23]作为一个***治性分期概念，“新时期”固然是因为身处彼时的人们尚未走出既是“传统”并在现实中持续发生作用的***治话语的限约，但米德所说的“比自我所由产生的组织更为精致的组织”对于“新时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无疑也产生了各种显在和隐在的制约，这个组织是一个信息处理器，它控制和拥有信息，是***治权力的显现。这个组织或信息处理器就是“新时期”。
“五四”新文学所面对的是封建专制体制、传统伦理道德和家族制度，面对的是几千年中国“吃人”历史的整体。与历史先行者不同的是，“新时期”面对的则是“”，“新时期”小说首先面对也是“”。“新时期”小说以讲述“”拉开序幕，“”成为小说中的贯穿性题材、主题、情节要素或背景底色，“如果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是将‘反封建’确立为一种文学策略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则把‘反’作为自己登上文坛的最大秘密”[24]。从“伤痕”“反思”“改革”“先锋”到“新写实”“新历史”，“”几乎成为小说叙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构成元素，“事实上，自1977年至80年代末，相当多数的中国当代小说，都和背景有关”[25]。小说家对“”故事的讲述中，暗含着对“五四”的“人的文学”现实批判传统的继承，“假如不先讲述的故事，倘若不先给一个‘说法’（借用张艺谋电影人物秋菊的说法），很多中国作家（及读者）似乎还不能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心创中真正‘生还’，他们与传统文化及‘五四’的种种精神联系都很难延续”[26]。在历史的陡然转换中，“五四”成为“新时期”小说讲述“”的“先前的脉络”，并在其自我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1980年代中前期，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被视为“五四”启蒙精神的最重要内容。“新时期”小说集中笔力批判“极左”***治对“人”的摧残、现代迷信对人的生命和心灵的戕害、是非颠倒所造成的历史曲折和命运沉浮，反思***群关系和人（尤其是***员干部）的异化，表现知识分子遭受的厄运，书写“大写的人”：把“神”“鬼”等“非人”向“人”还原，等等。从中不难看出“新时期”小说从一开始就向着文学的“人学”目标行进，传达出回归“五四”启蒙传统的强烈意向。在这一方面，“新时期”小说家呈现给我们的是鲜明的“五四”精神传承者的身份。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新时期”作家的其他身份意识，正是其他身份与“新时期”作家作为“五四”启蒙精神传承者的身份之间的对立、融合所形成的张力，造成了“新时期”小说在启蒙问题上自我认同的复杂性。
李杨为：“事实上，在‘’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作家最激烈的历史冲动，并不是要回到后来被阐释为历史起点的资本主义的‘五四’，而是要回归‘好的社会主义’的‘十七年’，这一点在王蒙、张贤亮为代表的‘五七作家群’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十七年’对‘新时期文学’而言是‘重放的鲜花’。”[27]
诗人袁可嘉的观点则从更长时段梳理了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脉络和传统，即相互冲突的“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诗人立足于“人的文学”立场，一方面试***将“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相调和，另一方面，在不放弃“人民的文学”话语的同时，更坚执自己“根本的中心观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28]。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周扬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本土化过程为线索，将“五四”运动、1942年运动、粉碎“”后的“新时期”贯穿起来称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运动”，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运动，都对中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29]
在前一种叙述中，“人民的文学”诞生于1928年“***文学”论争以及相应的左翼文艺创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将“人民的文学”确立为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方向，并与发端于“五四”的“人的文学”传统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并最终取后者而代之，成为此后三十余年“当代文学”[30]的主流。正如研究者最近指出的：“与‘新时期’‘新启蒙主义’相一致，‘新时期文学’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启蒙’合法性取代‘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和‘人性’话语取代了‘阶级’话语，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波澜壮阔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潮流。与此同时，‘新时期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人民文学’向‘人的文学’不断退行和‘人的文学’逐步取代‘人民文学’的过程。”[31]在“新时期”初期的历史叙述中，“人民的文学”成为过于强调群体性、阶级性、理念性的“非人”文学的代名词，它在“”中已经堕落为“非人”“反人”的“阴谋文艺”。以“人的文学”为内核的“新时期”小说就是在对“人民的文学”的***、颠覆中重新成为此后文学发展的方向。
后一种历史叙述，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蒙昧主义与思想***，“***”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形式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二元性框架中展开的。它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那时候许多人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使用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式……一些新思想、新理论却又在一些人的手里变成了洋八股、洋教条。”运动被叙述为“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是‘五四’思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它继承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同时又纠正了‘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的缺点，把‘五四’的***精神大大地推向前进了”。“新时期”的“思想***”运动所针对的是“、‘’制造的现代迷信”和“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后者被认为是“对运动的***”[32]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回潮。批判对象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但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对包括“”在内的“极左”***治的彻底否定。在“新时期”的视野中，“”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中断，“新时期”则以“改朝换代”的形式实现了对“”的中断。
按照詹姆逊的看法：“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治的。”[33]对历史的叙述无疑包含着叙述者的权力意志和情感色彩，任何一种叙述都难以说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向度性，即使它已经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历史。如前所述，任何认同总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半径之内通过叙事而构建的。第一种叙述将“新时期”文学视为“人的文学”对“人民的文学”的具有充分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取代，“人”在文学中的合理性宣告了“人民”在文学叙事中的不合理与非法性；第二种叙述则以“***”定义了历史的错误和挫折，使“人民性”重新占据了历史的高地。但“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领域”[34]，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35]，对于那些刚刚从走出历史断裂的作家来说，他们的文化—心理身份难以简单地冠之以“人”“个人”或“人民”中的任何一个名词，因为“历史性突破并不是同时在每一处对每一个人发生的。同一个人、学科或机构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是传统的，另一些方面是现代的，而还有一些方面是后现代的”[36]。同一个体所具有的各种身份矛盾杂糅的复合状况，既说明了历史进程和历史结构的错综复杂，也说明了身处其间的历史主体所具有的多种身份。无论个体自我还是群体自我，都是文化的加工品，都是所处的文化和规范的表达形式，总要在一套制度化的集体实践和“法规”所给定的约束和可能性范围之内才能得以展现。这些“规范”“法规”，不仅是指特定时段内执******有关的文艺方针、***策，而且还指一种潜行于创作主体意识核心部位的文化心理，一种“比自我所由产生的组织更为精致的组织”。相对于具体的方针***策，后者更有力量来实现对主体身份感的规训，在以“***思想”“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历史语境中尤为如此。
在“”后的历史叙述中，“新时期”是一个信息处理器，“”则相应成为一个情绪宣泄器和完全的“反面”形象——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新时期”命名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从而单纯地把“”纳入“现代性”范畴，而是说这种“断代”式的绝对化思路既否定了“新时期”所由何来，也否认了“新时期”命名背后对各色思潮、创作的同质化处理。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才能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新时期”初期小说启蒙叙事的复杂性，以及“”和“新时期”两个时代之间深层的知识关联。
注释：
[1][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序》第5页，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董 健：《新时期小说论评?序》第3、10页，胡若定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3]谢 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第3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第1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刘心武、张颐武：《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瞭望》第75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6]1976年10月，“”被粉碎，“”宣告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发表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的著名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早正式提出了社会***治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国***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重申了“新时期”的提法。对***治气候极为敏感的文艺界迅速做出反应。《文艺报》《文学评论》等重要文学理论刊物纷纷将“新时期”的概念引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周扬首次提出了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并于1979年11月1日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中，指出粉碎“‘’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文艺界拨乱反正……不仅打破了‘’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而且冲破了***后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伟大的文化，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至此，周扬以***权威发言人的身份，正式确认了“新时期”的提法，“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分期概念。关于“新时期文学”概念的产生，可参看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第150-1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第3-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5页，[上海]上海良友***书公司1935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9]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载《文汇报》1986年9月8日、10日。
[10]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第5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1]洪子诚指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30年（指1950-1970年代，引者注）的大陆中国文学使‘五四’开启的新文学进程发生‘逆转’，五四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只是到了‘新时期文学’，这一传统才得以接续”。参看洪子诚：《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同时可参看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2]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之一瞥》，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080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3][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第4页，纳日碧力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丁帆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了“新时期”小说与“五四”文学的传承和对位，指出：“70年代末文学首先以‘伤痕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重新回到五四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逻辑起点上，率先回到‘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轨道上……”参看丁 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载丁 帆：《重回“五四”起跑线》第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我与世界》，载《选集》第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6]***：《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选编》（上）第7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17]***：《偶像破坏论》，载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
[18]鲁 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李欧梵：《追求现代性（1895-1927）》，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第178-17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20]张定璜：《鲁迅先生》，原载一九二五年一月《现代评论》，参看李长之、艾芜等：《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第8页，孙 郁、张梦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1]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第14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45-146页，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23]丁 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载《重回“五四”起跑线》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程光炜：《姿态写作的终结与无姿态写作的浮现》，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25]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小说?导论》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26]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小说?导论》第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27]李 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载洪子诚等：《重返八十年代》第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参看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第124页，《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29]周 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运动》，载《周扬集》第1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关于“当代文学”概念的考察，可参看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第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当代文学”概念。
[31]旷新年：《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
[32]周 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运动》，载《周扬集》第192、195、196、1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治无意识》第11页，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4]周 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载《周扬集》第2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7
1.CMCI概况
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简称CMCI)是通过《中文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查询系统》充实、完善后的新版本，乃是******医学***书馆继《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简称CMCC)》和《中文医学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简称CMAC)之后研发的我国第一个生物医学领域规模最大的专业引文数据库。CMC1收录了1995年以来我国中文生物医学期刊1000余种，学科范围涉及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医学生物学、中医学、医院管理及医学情报等各个方面。涵盖该领域所有的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含有200万条来源期刊文献和200余万条期刊引文数据。是我国深受欢迎的中文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检索工具。CMC1现己服务于全国医疗、科研单位。
2.CMCI的特点
2.1CMC1学科专一、专业性强。信息容量大、内容广泛，基本上再现了我国中文生物医学期刊引文的面貌。
2.2针对参考文献规范化程度低、错误率高、著录格式混乱等问题，该数据库采用了智能搜索与人工分析判断相结合，具备了独特的查准率与查全率的功能。
2.3服务方式是以关盘方式提供了单机版与局域网络版两种类型。数据更新周期短（每月更新）基本上与科技成果和保持同步。
2.4具有新颖独特的多途径引文扩展检索技术（二次检索）与限定第一作者检索功能，进一步提高了引文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2.5检索途径多，本系统设置了“作者检索”、“刊名检索’、“复合检索”、“期刊目录”检索入口灵活方便，易于掌握。
3.CMCI检索与方法
3.1作者检索
作者文献被引用检索，其方法：点击“作者检索”按钮，输入第一作者姓名，无需勾选“第一作者”选择框，即可列出该作者（包括同名作者）发表文献被CMCI全部引用的情况。然后根据需要选中的被引文献标记“?”，点击“被引查询”按钮，系统自动列出与选中的相近引文，经过判断选择相近引文标记后“0’，点击“引证文献”按钮，即可显示此文章被引用总篇数，点击“显示”键后，最后以题名、作者、单位、出处项列出被引文献的引用情况。
作者发表文献检索，其方法：在“作者检索”框输入作者名，点击“发表文献”按钮，即可查出该作者所发表的文章（不计作者排名）如果勾选了“第一作者”，则仅查出该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如查找多作者合著的文章，可输入多个名字，用空格分开，如“郭颖张金山钟南山”。用户根据需要还可再进行智能扩展检索：既作者/年扩展，作者扩展，题名/年扩展，题名扩展，出处扩展，全部扩展。
3.2刊名检索
先分别从“刊名”和“年代”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检索内容，然后点击“发表文献”按钮可查出期刊在某一年发表的文献。如果点击“被引文献”按钮可查出期刊某一年所发表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可根据需要再进行智能扩展检索，既是作者/年扩展，作者扩展，题名/年扩展，题名扩展，出处扩展，全部扩展。
3.3复合检索
“复合检索”可以按每年统计出期刊量，并对刊的被引情况和刊进行评价作用。在“复合检索”界面各项输入框中输入检索词（提示：单位名称不可作为检索词）检索时各项之间为“AND”关系。如果在每项输入框中输入多个检索词，词间必须用空格分开，词间的逻辑关系请选择该项右侧的“AND”或“OR'例如：在“单位”输入框中输入“301医院******总医院”，选择右侧的“OR’可检索出有关******总医院（别名：301医院）的文献。
另外，在“检索词”输入框中可输入较复杂的检索表达式，支持在任意字段中查询，无需指定字段。
例如：（301医院or******总医院）and北京and2003
3.4期刊目录
期刊目录仅为本库使用的来源期刊目录，被引的期刊 范围可能超出来源期刊范围。输入检索词（允许使用*或？通配符）搜索包含该词的所有来源期刊。期刊目录是按拼音排序，只要输入检索词，按“重新检索”按钮，便可列出相关杂志目录。还设有刊名“二次检索”功能，只要点击选中的刊名，便可列出该刊详细内容：刊名、KSN号、统一刊号、邮编代码、主办单位、地址、电话、期/年、创刊年代、期刊级别、邮编、电子邮箱、期刊分类和网站类等，这有利于被引情况的分析。
提示注意：CMCI收录参考文献的原则是只收录中国作者的期刊引文，不收录***书引文、会议引文、专利引文、外文期刊引文等。
4.CMCI的作用
4.1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发挥作用
该系统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我国近十年来的中文医学期刊文献的引用和被引用情况。通过对他人早期文献的引用可以客观地分析文献的引证和被引证的相互关系，揭示学科的相关性和学科的内在关系，从而全面了解某一学术观点的产生、发展及目前的研宄现状，及时掌握科技发展动态，了解自己以及同行研宄工作的进展；跟踪当前研宄热点。
4.2在医药卫生科技成果检索查新中的作用
引文检索己被列为我国科技查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科技成果被他人的认可度、利用度和学术价值。本系统可以从引文数据的完整性、及时性、高查全率等方面满足广大数据月更新，查新单位的需求。为评估和鉴别某一研宄工作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发挥作用。4.3对科技人员的学术职称评定、学术绩效评价等产生作用。
引文文献对于科研人员的学术业绩起到质的评价效果。己经纳入学术职称评定的一个重要指标。
4.4通过检索引文，评价技术成果的影响度，为选拔优秀科技人才，科研课题立项和科研基金的合理投入寻求基于实证的科学依据
医学领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大领域，需要研宄的课题非常广泛，通过考证引文之间的关系追溯其研宄的理论基础、科学依据和研宄价值，对于科学化选题和立项都有着重要价值。
3.5相关文献检索展示科学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共引文文献为依据，共引文献越多，其相关性越好，从而揭示同行研宄的相似性。
5.引文显示、***、打印
所列出的被引文献条目中，只出现第一作者的名称，而来源文献条目中含有所有作者名称。相关文献的显示是以共引文献的数量多少排序。显示或***条数最多不超过2000条。有较好的输出功能，可以对显示的引文进行选择或全部选中套录或打印。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8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人学；和谐生存
[中***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23－05
新时期文学的人学进步是在其雄厚的思想资源与现实基础上实现的，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西方古典人学及现代资产阶级人学共同构成了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的剧烈变革促成了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些著名的论断似乎到了今天才开始为我们深刻理解。”“人应该怎样活着”或者“人怎样活着会更好”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集中表现的人本母题，并且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本土特色。
“和谐生存”作为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存目标进入新时期文学的人学视野是有其必然性的，一是和谐历来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大美”境界，二是历经社会动荡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生存的不和谐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深刻的反思，因而把和谐与生存理想联系起来也就有了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合理性。和谐生存作为一种关系生存观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广阔的人学视野，作为一种审美生存观体现了新时期文学新的“人生美学”高度，作为人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对于人的***与自由的终极性追求，因而它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想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制高点。新时期文学对“和谐生存”理想的追求，无论是被看做创作主体自觉、一致的追求，还是被视为一种时代自觉下的创作个体的非自觉合作，它都是一种经得起追问的文学事实，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学表象，尤其是透过那些群体性、方向性的文学现象，我们便不难解读出“和谐生存”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想指向。
一、民间情结：和谐生存理想的诗性表达
新时期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实现了一种民间转向，这种文学选择一方面缘于新时期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转向，另一方面则缘于此前文学的乌托邦想象对文学与人的双重愚弄――文学沦为***治意识形态的附庸，而人则成为现实中的失败者。这种民间转向不仅仅是为了体现一种“民间关怀”，也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民间文化的魅力或讴歌民间在苦难中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想，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民间寻求人的和谐生存理想的重要基因。
“民间”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在新时期文学中，它既被视为一种文化形态，也被视为一种生存形态。作为前者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作为后者它则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意义：第一，它被视为一种远离权力中心、远离意识形态控制的生存形态，这就意味着“民间生存”具有自在、自为、自由、自然的理想因素。第二，它被视为一种与现代文明有着某种对峙意义的生存状态，它不仅蕴含着更多的传统文明的因子，而且与复杂、动荡、紧张的“现代化”生存状态相比，它显得更为单纯、平和与温馨。第三，民间生存又被视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循环永生”式生存，民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性自身的关系都被置于一种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之中，一切生存因素的相伴相融、相生相克都是那样的合情合理、自然天成。显然，民间生存被赋予了“和谐生存”的特征，尽管这种生存状态并非完美无缺，但其和谐生存的优势却在现代化生存弊端的反衬下显得尤为可贵。因此，新时期文学把民间作为人生理想的寄托地，不仅仅是因为民间呈现出的世外桃源魅力与中国知识分子“清静无为”情结的契合，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其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人寻求理想生存之路的责任感与积极努力。
对民间生存蓝***的勾画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就已开始，张贤亮的《绿化树》与《灵与肉》首先勾画出了落难知识分子的“民间避难所”――以马樱花、李秀芝们为核心的民间小环境，质朴、纯洁、安静、祥和，只有在这里，章永麟、许灵均们才会获得短暂的和谐生存体验。在其后的一大批书写“知识分子落难”的作品中，民间显示了同样的意义，汪曾祺、阿城、贾平凹、张炜、张承志等人于八、九十年表的小说和散文，迟子建、毕飞宇等新生代作家发表于九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对麦地、草垛、阳光、河流、大海、村庄等民间意象情有独钟的“第三代诗”等，都对讴歌民间生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海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无疑可被视为这种民间生存理想的典型写照。可以说，歌颂民间的生存状态始终是新时期文学中顽强延伸着的线索，而这条线索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当数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三录”系列散文与张炜的《九月寓言》。
《受戒》是八十年代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与当时充满仇恨与痛苦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如诗如画的苏北里下河风光的描绘、对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小英子水晶般初恋情感的点染、对人与环境和谐统一关系的展示，充分印证了汪曾祺所说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有学者评价说：《受戒》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帮助人们懂得：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受戒》在远离***治意识形态打扰的民间营造了一种理想境界，从而彰显了它在寻求民间生存理想方面的启蒙意义。
作为寻根文学典型文本的《棋王》则提供了另一种和谐生存的民间蓝***。知青王一生被下放到具有民间性质的边陲农场，只有在这个远离时代漩涡的地方，他才有可能自主选择“吃”与“下棋”这样两种生存方式。而“吃”与“下棋”是不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民间性”行为，前者满足人的自然性需求，后者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二者达到了和谐统一，并由此实现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内心的和谐――由于王一生与环境及他人的关系被单纯化为“吃”与“下棋”的关系，因而他的生存才呈现出似与那个***年代并无关碍的自由、自在状态。因而，《棋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我们寻到了庄禅文化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启发人们如何在还原民间意识中去寻求生存的和谐状态。
贾平凹的“商周三录”系列散文则在表现民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前提下，侧重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商周这片颇具秦汉遗风的民间大地，不仅在自然风光上“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商周初录》)，而且有着十分美好的人情，进山者端放在路边的旧草鞋、主人对偷山果者的宽容、免费的茶水、不计报酬的接骨老汉、悠闲的摆渡老人、美妙的天伦之乐、喜庆的婚嫁场面，一切都昭示着这里是个和谐社会。而这种和谐直接惠及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如其中提到的小村镇棣花“山美，水美，人美。所以棣花的姑娘从
不愿嫁到外地，外地的姑娘千方百计要嫁到棣花”，“十六个小队，队队都有百岁老人。”贾平凹笔下的商周生存模式，不仅有着世外桃源般的自由自在，而且有着人的积极追求与勤劳奋斗，这就把和谐生存的民间理想上升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高度上。
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中，人的和谐生存理想则有了更为全面与深刻的内涵。“融入野地”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民间生存理想，野地是万物自由生长的所在，它不仅象征着勃发的生命力，而且也包容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复杂因素的相生相克，最终使一切达到和谐统一。有学者曾这样评论《九月寓言》：“人间的浊气被天地吸纳、消融，人不再局促于人间而存活于天地之间，得天地之精气与自然之清明，时空顿然开阔无边，万物生生不息，活力长存。”《九月寓言》昭示的民间和谐生存理想，不是没有灾难与矛盾冲突的极乐世界，而是能在各种矛盾的自生自灭中使人的生命得以自然延续、精神得以自由伸展、生存意义得以升华的理想世界。
这些极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品在表达民间生存理想上既形成了互证互补的关系，也呈现出渐趋深化的态势，这标志着新时期作家对“和谐生存”的认识的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文学所营造的“和谐民间”，并没有多少明确的现实目标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目标意义。讴歌民间，不仅因为民间生存更贴近生命本来的律动，尊重生命的原生状态，具有对于生命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民间具备了“非民间”往往不具备的精神生存的某些诗性品质，讴歌民间就是要为陷入种种现代性生存苦恼中的人寻找一种精神生存的理想参照，或者说提供一种能够获取精神资源的理想之地，从而完成对现实生存缺陷的一种弥补。因而，这种民间情结也就成为对和谐生存理想的诗性表达。
二、城乡互补想象：和谐生存理想的现实性诉求
对城乡关系的书写无疑是新时期文学中的重头戏。城市与乡村一般被视为人生存的两种基本环境或者社会发展变化的缩影，新时期文学的城乡书写突破了这种一般性的认识，将二者视为人的两种生存方式，因而，新时期文学中的城乡关系书写就成为“城市生存”与“乡村生存”关系的书写。与民间生存蓝***的构想所不同的是，“城乡互补”是一种与现实贴得更近的生存理想，它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所期望到达的生存目标，也是现实生活中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因而它是一种最具现实意义的理想诉求。
中国人的和谐观历来不同于西方人的和谐观对形式因素的偏重，更强调事物的异质同构性，《左传》中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生六族”与《易》所表达的“阴阳相合，刚柔相济”思想，强调的都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依并存、相反相成的关系。城市生存与乡村生存正是两种异质性的生存方式，城市文明主要代表工业文明与现代文明，它更侧重于人的物质生存文明形态，乡村文明主要代表农耕文明与传统文明，它更侧重人的自然生存与精神生存文明形态，因此，“城乡互补”就成为新时期文学在探寻和谐生存理想途径中基于现实感受而自然生发的一种想象。但这种想象的目的指向性在大部分文本中并未被直白地表述出来，而是潜藏在文本的情感导向、价值判断与审美评价之中，这正印证了黑格尔所说的“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而这感性形象化在它的这种显现本身里就有一种较高深的意义。”
在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城乡是对立的两面：城里的“走资派”大都被下放到乡村，被认为缺乏人生必要锻炼的知识青年也被派到农村去，这些事件都是建立在对城乡异质性认同的前提之下。乡村被看做是生存状况远不及城市的所在，因而，这种下派带有明显的“发配”性质。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些被发配到乡村的“走资派”或知青们往往在乡村获得了生存的和谐：他们与大自然及朴实的村民建立起了亲切美好的关系，并由此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纯净与温馨。同时，乡下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城里人带来的文明因子的影响。在这里，城市生存与乡村生存在不期然中实现了初步的互渗与互补，达到了初级层面上的对立统一。
其后的寻根文学与改革文学中，这种城乡互补想象变得自觉、明晰起来。铁凝的《哦，香雪》最早向我们表达了城乡互补的自觉意识，乡下的一群姑娘与火车上的城里人交换日常用品，这种“交换”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互补”思想――城市与乡村在互通有无中实现互补。称得上“乡下人进城”文学系列鼻祖的《陈奂生上城》同样表达了这种城乡互补想象，农民陈焕生不仅将油绳卖到了城里去，而且在城里的宾馆住了一夜，城里的一切“新鲜事”对他的灵魂产生了巨大冲击，使进城以后的他与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多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具有“贬城褒乡”倾向的一批作家，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城乡关系同样是一种温情脉脉的互补关系。如在张炜的《声音》中，乡下的小罗锅到城里教书，从乡下到城市的跨越被视为他人生进步的标志，而农家少女二兰子也在小罗锅的行为感召下陷入了觉悟前的沉思。在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作品中，代表乡下人生存进步的一方都与城市发生了密切关系，而拒绝城市文明的乡下人则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一派，乡村与城市互补的期望被清晰地表达出来。
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在八十年代刚刚建立起来的朦胧的生存和谐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再度丢失，尤其是随着拜物观念对城市的逐渐侵蚀，使城市人的生存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城市人的生存离自然越来越远，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人的内心也随之陷入了失调状态。而相比之下，乡村“与诗十分近似”的生存优势则被凸现出来。因此，这一时期便陆续出现了大量具有“贬城褒乡”倾向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张炜、张承志、贾平凹与部分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是“第三代诗人”及“70后”、“80后”诗人的部分诗歌，都表现了这一倾向。在这些作品中，城市的生存弊端往往被夸大，它被看做是“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的地方”。而作为城市生存弊端的反衬，乡村生存又往往被作了理想化处理，它被视为人类诗意生存的栖息地、理想的精神家园。准确地说，这种理想化的乡村大多是回忆中的乡村或想象中的乡村。另有一大批反映“乡下人进城”的作品，则主要表现了批判城市的倾向，如在尤凤伟、周大新、毕飞宇、孙慧芳、贾樟柯的作品以及众多的“打工诗”中，乡下人进城之后大多是悲剧命运。文学批评界曾经提出乡下人进城作品的“代言主体”问题，认为“代言与乡下人主体之间的差别距离”导致此类作品的视角成为一种未必切合事实的“他者眼光”，这说明此类写作的根本目的并非展示某种历史真实，而更多的是为了表明一种理念性的东西：乡下人很难融于城市，城市不是乡下人的乐园。至此，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性质似乎被突显出来。
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容忽视，即新时期文学的城乡书
写并未对城市与乡村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充满了内在矛盾性：如贾平凹一边从感情上拒绝着城市，一边又“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张炜一边表示“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要告别它”(《融入野地》)，一边又说：“在我看来，(城市与乡村)这两种‘文明’的界限不太清楚，都差不多。”这种认识上的内在矛盾性使得新时期文学在对城乡生存进行价值判断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辩证的眼光：一方面，城市生存在遭到批判与质疑的同时，其包括物质生存文明在内的许多现代文明成分并未被否定。新生代作家毕飞宇对城市的认识可谓是有代表性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高度”，只需“时时刻刻对城市保持着某种警惕性”即可。在贾平凹、张炜等人的作品中，城市成为让人心生厌倦却又不舍离去的生存场所，《废都》中的庄之蝶并未回到乡村去，《高老庄》中的子路最终也回到了城市。这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都有着从乡下移居城市的经历，对记忆中乡村的生存优势与眼前城市的生存弊端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感受，但他们并未毅然决然地离开城市返回乡村。这说明城市文明还是人的生存所需。同样，乡下人进城的生存动机也被充分肯定，乡下人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被看做是“人往高处走”的一种合理化表现。另一方面，乡村的落后性也并未被回避，它往往被看做一个让人留恋又心存遗憾的生存场所，而这种遗憾又源于农村生存的艰辛，尤其是乡村物质生活的贫乏，如路遥、张炜、陈应松、吕冀、余华等人的作品均深刻揭示过这一问题。同时，乡村在城市文明带动下所呈现出来的进步性也被认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直到21世纪前10年的文学，乡村向着现代文明迈进的欣喜情绪可谓随处可见，如在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裘山山的《且看车轮滚滚》、毕星星的《在乡下坐公共汽车》等发表于2009年的散文新作中仍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欣喜。贾平凹曾在《商周初录》的结尾处写到：“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了。”这恐怕才是新时期文学一度“贬城褒乡”的症结所在。这些文学现象无疑会让我们做出这样的解读：城乡生存各有长短，二者互补才是我们的深层渴望。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在表达“城乡互补”理想上尚具某种含蓄性，那么，贾平凹的《土门》与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则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达，贾平凹在《土门》中不仅明确表示了不能“一味地反对城市或一味地否定农村，应该有健全的意识”，并且虚构了“神禾塬”这样一个城乡文明因素完美结合的理想之地。而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则主要反映了乡村在接受城市化过程中的平和态度，在这里见到的不再是城市与乡村的激烈碰撞，而是二者自然而然的融合，是城乡文明的互相渗透。至此，城市与乡村“既是一种互文关系，也是一种相互乌托邦的关系”被更为直观地表述出来。新时期文学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书写城市与乡村，其深层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一种生存补缺――城市生存优势与乡村生存优势的互渗互补，进而到达一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和谐生存境界。
三、凸现“人的能动”：从人自身出发寻求和谐生存途径
新时期文学没有把人的和谐生存理想的实现单纯地寄希望于外部世界的完善，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列宁所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在新时期文学中得以形象而深刻地阐释，其大量文学事实所表明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固然需要一个“和谐社会”来作为环境保障，但人又是和谐社会的建构主体，人与和谐社会是一种“共建”关系，而人的主体作用又是实现这种“共建”的关键因素。
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着极为丰富的表现形式，在新时期文学中，这种主观能动性首先被指向了人的意识层面，然后才是人的行为层面。在意识层面上又主要集中于人的理性的健全与诗性的回归，这是符合新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现实需要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把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是仅关注以技术手段获取某种功利的理性，后者是着眼于人文关怀，以人的自由、全面、长远地发展为目的的理性。诗性则属于人的生存美学范畴，它通过人的理想、情感与想象等精神高蹈的形式指向人的灵魂之美。十年“”导致了人的理性的全面陷落，因而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主要致力于人的理性的初步修复。1990年之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使人的物性被充分唤醒并凸现出来，理性与诗性被挤压与遮蔽，于是，理性呈现出偏重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残缺状态，而诗性则面临消亡的危险，有作家说“20世纪的最大灾荒是人的灵魂的灾荒”。新时期文学及时担当起了这一生存状况的晴雨表与指南针的任务，力***通过重新唤醒人的理性与诗性引领人们步入和谐生存理想的建设之路。人的行为是其意识的产物，因而，新时期文学首先关注的是人应该“怎么想”，然后才是“怎么做”，这种“观念先行”策略应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学的必然选择。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构建上，新时期文学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向了人的“生态观”的确立以及在此主导下的保护自然的行为。生态观是价值理性的表现形式，以宇宙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为核心，关注人在与自然万物协调并存中获得长远发展。新时期文学把对于人的“生态启蒙”作为重要的入学价值取向之一，不仅出现了大量的生态小说、生态散文与生态诗，而且在其它题材的作品中也表现出这种自觉的生态启蒙意识，有学者指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已经成为新时期小说的四种“主题原型”之一，确如其言。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启蒙主要采用了两种策略：一是批判中的启蒙，即通过对人漠视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的否定来唤醒人的生态意识；二是引导中的启蒙，即通过对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行为的肯定来指引人的行动方向。在新时期文学大量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遭到破坏的自然对人类的严厉惩罚，水土流失、山洪、大火、沙尘暴、动物及人的变异等现象在诸如阿来的《已经消失的森林》、杨志***的《环湖崩溃》、孙飞连的《洪荒》、汪泉的《沙尘暴中深呼吸》、雪漠的《狼祸》、贾平凹的《怀念狼》、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等作品中均有充分展现。而另一方面，自然保护者也越来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许多看山者、守林人、动物保护者的形象已渐具英雄形象的特质，如郭雪波《沙狐》中的老沙头、雪漠《狼祸》中的孟八爷、陈应松《云彩擦过悬崖》中的苏宝良等。而在张炜的生态启蒙策略中，这种批判与引导大多被赋予了寓言性质，他的《一潭清水》、《我的老椿树》、《刺猬歌》、《梦中苦辩》、《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作品，都反映了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因果报应关系，其潜台词十分清晰：尊重自然者得好报，反之则遭恶报。新时期文学的这一系列努力无非是为了完成一种“生态预警”，使人们在对于生态意义的深刻认识与能动的行为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构建上，新时期文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指向了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道德一
般被阐释为“一定的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意识同样是价值理性的产物，因为道德的本质是在“利他”的前提下达到“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许慎将“德”阐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正是此意，也就是说，个人只有靠着对自身的道德约束才能与他人及社会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和谐关系。可见，道德是有效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新时期文学中，道德的这种“调节功能”被有意凸现出来：一方面，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反映的***治压榨下的道德沦丧，改革文学所反映的物质文明冲击下的道德落伍，新写实文学所反映的日常生活挤压下的道德麻木，直到1990年之后的文学反映的物欲泛滥中的道德失准乃至缺席，道德的不在场或不健全始终是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失调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所营造的一切和谐生存***景又始终由“道德主人公”所主宰，这些主人公被从乱世(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民间(比如乡村文学、底层文学)、宗教(比如张承志的小说)、历史(比如怀旧文学)中寻找出来，以承担“道德救世”的历史任务。这无疑彰显出新时期文学对人的道德的急切呼唤。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期也是活跃的道德建构期，……这样的时期也是文学的道德价值格外突显与更充分地实现的时期。”新时期文学正是力***通过唤醒人的道德建构意识来诱发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对道德的弘扬突破了“完善人格”的目的视域，拓展到人在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构建中获得和谐生存的广阔目标。
在人自我心灵关系的和谐构建上，新时期文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向了人对于诗性的追求。诗性是人向往自由与美的天性。无论是海德格尔对诗性所做的“诗与思的对话”的阐释(《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维柯所说的以想象与隐喻为核心的“诗性智慧”(《新科学》)，还是强调以主体心灵来融通万物的中国式诗性精神，诗性的意义都被指向了对人的心灵的健全与平衡的构建。在新时期文学中，人的诗性既被视为支撑人的灵魂的重要支柱，更被视为人调节内心生态平衡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对于诗性的主动追求就成为人进行灵魂自救的首要途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芙蓉镇》在显示其历史反思意义的同时，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凭借诗性进行灵魂自救的初级范本，“走资派”秦书田正是通过把自己灾难性的生存进行了诗化处理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他哼着小曲接受劳改，以舞蹈的动作扫大街，以表面上自嘲的形式成就了自己如意的爱情和婚姻，这是一种富有主观能动性的心灵自我保护，因而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稍后的《棋王》在这一方面则更具典型意义，王一生在***的外在现实中凭借对下棋的“痴迷”成功地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心灵圣地，使自己的心灵在纯净、自由、崇高与美感中获得了平衡与和谐。秦书田与王一生的心灵胜利可谓是一种中国式的“诗性智慧”的胜利，即通过“把一种现实的日常时间转化为特殊的审美时间”来超越现实的干扰与羁绊，获得心灵的自由活动。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9
关键词:外文版;学术期刊;国际化;编校质量
学术期刊是展示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中国加入WTO以后,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已成为融入国际科技大舞台的必然选择[1~2]。随着学术领域的发展,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需求与日俱增。外文版学术期刊作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最新学术成果的窗口,其编校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3]。学术期刊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科研投入的产出绩效,其外文版作为这一绩效向全球公布的窗口,对学术研究成果走向国际,为世人所了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外文学术期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国科研领域成果能否为国际社会所知晓和认可。目前中国的学术期刊日益走向世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对外交流的高度,认真做好外文版学术期刊编校工作。
一、现状
中国的外文版学术期刊起步较晚,办刊时间较短,各高校的学报基本是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创办外文版期刊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外文版期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等诸多原因,外文版期刊在编校质量等方面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专家对全国外文版学术期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编校质量检查,以了解中国外文版学术期刊的整体出版质量,从而确定今后对这类期刊的管理***策。此次抽检主要是从语言和规范等方面进行评价,列入检查范围的共有148种外文版学术期刊,以差错率万分之五(含)为合格标准,合格期刊只有44种,合格率仅为29.7%。这充分说明中国外文版学术期刊的编校质量普遍偏低。中国多数外文版学术期刊的语言规范和编校质量令人担忧。从检查结果看,受检期刊语言规范与编辑质量主要差错分为十类:语法差错、结构差错、词语搭配差错、用词差错、拼写差错、大小写差错、标点符号差错、格式差错、语言逻辑差错和乱码。其中,前四类反映的是作者和编校人员对基本语言知识和运用能力的缺失,后六类则主要表明编校工作的草率。这一抽检结果引起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高度重视,也有利于敦促参检期刊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及办刊质量。
二、原因分析
致使外文版学术期刊编校质量低下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起步较晚,重视不足
在中国,外文期刊创刊普遍较晚,发展时间还不到20年,同时又因为没有对外文期刊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与中文版相比,无论在人力或经济方面,在外文版发展的投入上都略显不足。据了解,目前,在各个高校学报编辑部内,中文版的编辑人数普遍多于外文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外文版学术期刊大多处于维持状态,编辑部仅有一到两名专职外文编辑进行日常工作。人少事多,工作量大,稿件处理较仓促,往往出现赶工作的现象,这样就难以保证期刊编校质量。可见,至今外文期刊的发展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2.稿源质量低下
稿源的质量高低与编校质量的好坏也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高质量的稿件由于作者本身已经编排的很规范,错误较少,这样往往会省去编校人员很大精力;而质量不高的稿件,需要编校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加工,这不但会大大增加编辑的工作量,而且往往最终也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很难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把握好稿源和审稿的质量关也是非常重要的,做到宁缺毋滥。
由于出版语言及刊物学术内容的专业性,外文版学术期刊的市场发行量和经济收益无从谈起,导致经费不足、编辑待遇低下,致使编辑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同时也造成了资深英语编辑‘留不住’,业务扎实的年轻编辑‘招不来’的局面,从而导致编辑队伍力量薄弱。外文版科技期刊的编校质量与编辑的业务素质关系十分密切。合格的科技期刊外文编辑必须一方面要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要有深厚的科技英语写作能力,同时还须具备熟练的编辑技能、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然而,目前国内的外文版学术期刊缺乏既精通英语又熟悉相关学术领域知识的编辑人才,编辑队伍偏老龄化,缺乏具有较高学历的年轻血液。同时,刊社缺少高素质的编校和审校人员,这也会严重影响外文版学术期刊编校质量。同时,主办单位在学术期刊出版过程中忽略了对刊物语言规范和编校质量的把关和跟踪,也是导致期刊编辑质量不高的重要方面。
三、对策
要改善目前的现状,对于刊社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学术期刊编辑而言,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要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学术期刊编辑就得针对自身的现状,整合自身的内在资源,不断提升内在素养。即不仅要将编辑专业知识与学科知识进行完美结合,而且要具有较高的驾驭新技术的能力、语言文字能力和审美能力。唯此,才能构筑起与时展同步的编辑知识体系,所编辑的学术期刊才能起到传播和引领先进文化的作用,才能与时展同步,与世界接轨[4]。
针对以上分析,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要具备这些素质需要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根据中国目前科技期刊英文编辑队伍的实际情况,怎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外文编辑,有效提高外文编辑业务素质?这应该是各期刊领导和编辑们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5]。
1.健全机制,加强管理,严把稿源质量关
目前的刊社由于人员较少,规模较小,往往忽略了管理机制的建设。致使整体上略显松散。因此,刊社需要根据自身的人员和发展状况,加强编辑部管理建设,健全规章制度,使其发展更加规范化。首先,通过严把稿源质量关和制定审读定稿制度等措施,如采用双盲法审稿制度(审稿人与作者互相不知道),杜绝人情稿件,以制度来约束,从源头上切实把好质量关;其次,通过明确编辑加工流程,严把编辑加工质量关,如从编辑初加工,到责任编辑精加工,再经过编审通读把关等。以原稿为参照,在各个过程中严格对照,来制定处罚制度,并严格执行。认真贯彻文稿编排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语言、符号、数量、单位标准化、规范化;英文词法、语法、时态、语态等要符合国际要求;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使期刊发展更加规范化和人性化,从而从源头上确保期刊的编校质量。
编辑部要注重人才队伍建设,首先要不断吸纳年轻血液,壮大编辑队伍规模,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人才梯队。同时,要加强对编辑部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在信息时代,每时每刻都不断有新的信息涌现。信息的更新、知识的更新是期刊必须面对的挑战,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使期刊永远充满活力。求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学无止境”的,而期刊这种连续出版物,具有较强的时间性,更不能知旧而不知新,守旧而无创新。编辑工作是富有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因此,编辑不能故步自封,光靠经验工作,要树立学习意识,注重知识积累和更新。很多老编辑都有这样的体会:初做编辑时,觉得编辑并不难做,可越做长了感到越难;越长了越觉得自己知识积累不够。很多年轻编辑有这样的体会,开始几个月,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胜任编辑工作了,可是时间长了反而没自信了。可见,“编辑工作不是随便一个人坐下来就可胜任的,编辑远不止修修补补那么简单,其分量超过人们的想象。”[6]因此,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岗前培训等途径,使其打好编辑基础,热爱编辑工作,养成良好的工
作习惯和作风,从而提高编校人员整体素质,并能在工作中调动其积极性,使其发挥潜力,从而有效提高期刊的编校质量。
另外,编辑部也可以通过学习较好的期刊的发展模式来改变自身的发展现状。比如,在此次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编校质量抽检中,清华大学英文版学报(自然科学版)位列第九。据该刊负责人介绍,清华大学英文版学报现有编辑人员三名,其中两名为工程专业博士,一名为工程专业硕士,均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和良好的理工科专业素养。此外,编辑部还聘用了一名外国专家对文章进行把关,并根据刊载文章内容的不同聘请校内相关领域外国教授进行审校。这些做法是值得其他期刊学习和借鉴的。
总之,编校工作是一项内涵十分丰富的创造性工作,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外文版学术期刊编辑,首先需要在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编辑技能上随着期刊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对于外文版期刊而言,编辑不仅应有开放的思维,而且应有国际化的视野,以掌握最新的科技资讯动态,确保学术期刊的新颖性。全方位提升编辑技能,除掌握传统意义上的编辑技能和专业知识外,还要重视思想锤炼,加强能力培养;认清历史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培养学习自觉性,提高理论素养。此外,学术期刊编辑还必须具备以下几种意识:主体意识、策划意识、专家意识、学习意识和审美意识。编辑只有练好了学术内功,才有能力促进学术思想的交流与争鸣,引导和推动各门学科的发展和学术创新,提高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水平,发现和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从而才有能力在繁荣学术研究中大有作为,真正发挥作者、读者和审稿专家之间的纽带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子中.学术期刊要重视***像的作用[J].编辑之友,2007,(5):67-68.
[2]龚建文.在学术研究中编辑何为[J].江西社会科学,2007,(5):15.
[3]孔金平.站在对外交流的高度做好高校学报英文编辑工作[J].行***论坛,2006,(6):75-76.
[4]赵海霞,赵青娥.构筑与时展同步的编辑知识体系[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127-128.
[5]宋福南,柴瑞海,朱虹.英文版科技期刊编辑人员业务素质的自我培养[J].编辑学报,2006,(18):62-63.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10
关键词：叶尔羌汗国 吉利吉思 人文献综述
叶尔羌汗国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教***权之一。在叶尔羌汗国统治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的社会经济、***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近代***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①。然而，纵观这一汗国的***治史却是错综复杂的。在叶尔羌汗国内乱加外患的***治环境下，必然要和外族发生冲突。对叶尔羌汗国来说，游牧吉利吉思人是最大的威胁。汗国中后期，吉利吉思人即是以直接力量，又是以外部游牧势力的身份参与了汗国的***治领域。特别是在汗国晚期是吉利吉思人活动最活跃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汗国的***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对此时期吉利吉思人的研究状况如何呢？本文就国内与国外研究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学术界对柯尔克孜族的研究， 始于20世纪上半叶， 深入持续的研究则在建国以后， 吉利吉思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活动的研究成果大量地问世则在20世纪年代80年代以后， 尤其是最近十几年里，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进步。 记述吉利吉思人在叶尔羌汗国晚期活动的史料不算多。
（一）史料类
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未能切实深入到西域地区，对这一地区的了解也相对薄弱，相关的汉文记录较为匮乏。因此，本文将主要利用对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治，社会情况有较为详细记述的***史料。沙・马合木・楚剌思的《编年史》（Tawari kh）这是一部详细记录叶尔羌汗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Tarikh- i Kashghar）等波斯语著作涉及叶尔羌汗国与吉利吉思、哈萨克、月即别的关系。《喀什噶尔史》记载了很多《编年史》没有记载的内容，尤其是叶尔羌汗国晚期的情况。可知，这部书是研究和考察叶尔羌汗国晚期吉利吉思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国也保存着一部与《喀什噶尔史》的内容几乎相同的手抄本，即毛拉・米尔沙里赫・喀什噶里的《成吉思传》（chinggiz nama）。该手抄本曾由我国***族学者阿吉努尔・阿吉先生介绍并以现代***文转写出版②。书中还详细论地述了叶尔羌汗国的情况，即汗国的建立和扩张、吉利吉思人在叶尔羌汗国中期与晚期的活动、特别是详细记载了阿布都拉哈汗统治时期的吉利吉思人与汗国的关系，对汗国的影响等。因此，《成吉思传》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察合台文献。成书的时间与作者生平不详③。・萨迪克・喀什噶里的《和卓传》（t■zkir■i hoj■gan）④，记述了公元15-18世纪后半期和卓家族的活动；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的斗争、世俗***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吉利吉思人的基本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有少部分汉文史料可与***史籍印证、互补。如：《明史》、《清实录》等。清朝的《实录》保存比较完整，1933-1936年影印出版，共计4484卷，装成1220册。《清实录》特别是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实录》多次修改，“愈改愈失其真” ⑤。叶尔羌汗国晚期曾多次遣使向清朝进贡，顺治、康熙两朝的《实录》先后提到的“阿布伦・穆汉默德・阿济汗”、“阿布都拉哈汗”、等，均系叶尔羌汗国的大汗或汗。
（二）著作类
对吉利吉思人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活动先前的研究多有论述。例如，《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的《柯尔克孜族简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柯尔克孜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对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述了柯尔克孜族进入蒙兀儿斯坦之后在叶尔羌汗国的早期活动以及叶尔羌汗国晚期***教苏菲派在天山柯尔克孜族地区的传教活动与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
已故***学者阿吉努尔・阿吉在其作品《叶尔羌汗国简史》（***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简述了叶尔羌汗国166年的历史，其中也涉及吉利吉思人在汗国初期阶段、中期以及后期的部分活动。魏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对于叶尔羌汗国史具有深入的探讨。他的《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出教育版社，1994年），为我们了解叶尔羌汗国一个半世纪所踪复杂的历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著作不但涉及***社会，而且还广泛涉及蒙古卫拉特诸部、吉利吉思人、哈萨克、***教派等各种***治、宗教势力。刘正演、魏良|所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和卓家族的来历、世系、相互斗争以及与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解叶尔羌汗国时期吉利吉思人的具有很大的帮助。柯尔克孜族著名历史学家安尼瓦尔・拜***尔为推进研究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安尼瓦尔・拜***尔、海仁萨・萨迪克（《***民族史》（***文，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8章介绍了叶尔羌汗国的创建、昌盛发展、衰落以及社会文化，同时也深入探讨了吉利吉思人与叶尔羌汗国的关系。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二编《吉尔吉斯坦16-18世纪时期》中论述了天山吉尔吉斯人归属蒙兀儿斯坦的过程、天山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的结盟至中亚吉尔吉斯人归属清朝管辖的二三百年的历史概况，可以了解到吉利吉思人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
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中分析柯尔克孜族形成的时间问题，并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标志性事件则是“17世纪到18世纪初，由于沙俄的扩张，叶尼塞吉尔吉斯被迫局部前往天山。”有说“目前学术界关于柯尔克孜族形成时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到清朝的时候，柯尔克孜族已经形成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⑥。苗普生先生主编的《清代察合台文献译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内容涉及叶尔羌汗国晚期，特别是阿布都拉哈汗时期汗国与吉利吉思人的关系。还谈到了《编年史》的内容、版本、史料价值等问题，此著作在史料的鉴别与利用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论文类
魏良|先生的有关叶尔尔羌汗国历史的系列研究对于我们理清此段历史有很大的帮助。魏良|先生的《叶尔羌汗国***治事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中论述了叶尔羌汗国的***治演变的过程与影响因素以及汗国晚期的吉利吉思异密的进一步发展并与汗国抗衡的一些史实。还有《叶儿羌汗国的衰落和覆亡（下）》（《***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中详细研究了阿布都拉哈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西征费尔干时吉利吉思人的攻击、阿布都拉哈汗为加强中央汗权， 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对吉利吉思的大征伐以及同清朝、吉利吉思、瓦刺的关系等问题。
赵江的《察合台文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学，2003）重点探讨了成吉思汗的年寿问题、蒙古族族源、《成吉思汗传》中的人名等问题。同时也提到了《成吉思汗传》的主要内容。虽然他的论文并没涉及叶尔羌汗国及其此时期的吉利吉思人的活动，但是对我们了解《成吉思汗传》内容有一定的帮助。
***师范大学历史系白海提先生的《17世纪前半叶的叶尔羌汗国――以东部***权活动为中心的考察》（***师范大学专门史重点学科辑刊《西域史林》（2013年第1辑），此文在深入掌握察合台文献《成吉思传》以及其他相关波斯文和察合台文献的基础上，考察了17世纪上半期处于***状态下的叶尔羌汗国的局势、分析了***局面长期拉锯的原因，也提到了阿布都拉哈汗对帕米尔、费尔干纳、吉利吉思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此文，研究阿布都拉哈汗统治时期的***治情势以及吉利吉思人的活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关于17世纪的吉利吉思人研究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 张京丹：《柯尔克孜族史学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3年）本论文为三章。第一章重点梳理该民族神话传说以及英勇史诗的传承与发展，并从中探索了柯尔克孜族早期史学的特点与脉络。第二章历代汉文史籍关于柯尔克孜族的记载，分三个部分汉到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清时期的记载，但是论文中没有提到过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的研究情况，忽略了此时期记述吉利吉思人的相关汉文与***史料。
三、国外研究概况
（一）史料类
19世纪的西方，掀起了一股考察中亚的热潮，俄国、 英国、 德国，其中最著名的英国的斯坦因（1862-1963）所率领的三次中亚探险队。这些中亚探险队在广泛搜集各种实物与文献资料，为中亚吉尔吉斯民族和***柯尔克孜民族的历史、语言、艺术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外文史料主要有《瓦力汉诺夫文集》（瓦力汉诺夫本名・哈纳费亚МуХаммаД Ханафия）。他利用良好的语言条件考察中亚，收集了大量社会经济、***治、***事和宗教文化方面的材料。《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十五至十八世纪哈萨克著汗国历史资料》，原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编辑，于1969年在阿拉木***出版。这些中亚考察成果为叶尔尔羌汗国时期的吉利吉思人的研究提供很多宝贵的信息。
（二）著作类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俄国及中亚各民族学者开始对中亚吉尔吉斯民族和***柯尔克孜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民俗、艺术和宗教方面开展了调查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人物与研究成果有：
Велек Солтонэв：《Кизил Киргиз Тарыхы》Бишкек，
1993年）、《Этноги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турецких
племен Сибири и Монголии》（Иркутск，1929
年）、Л・Н・
Бернштом：《Квопросы о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Киргизко
го норода》、《История Ксыргызи Ксыргызстан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 ен доМонголыского завоеван-
ия》（том1，Алма Ата，1961年）、С・Н・Абрамзон：
《Кизгизы и их Этногенетические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
рные связи》（Ленингрод，1971年）、《Ксыргыз Жана
Ксыргызстан Тарыхы Боюнча Тандалма》（Бишкек，1999年）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中亚吉尔吉斯民族和***柯尔克孜民族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本论文的分析和梳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日本学者久保裕之2010年2月在欧亚会上的以《关于17世纪***厥斯坦阿奇木的任免与吉利吉思人的动向――以阿布都拉哈汗的统治时期为中心》为题目的论文中以东部***权从中央***权分离，17世纪初的汗位争夺问题、叶尔羌汗国与吉利吉思人的关系以及阿布都拉哈汗统治时期汗国局势的各种问题作了很多探究。因此，对叶尔羌汗国晚期的吉利吉思人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语
以上，笔者以先前的研究为主线对叶尔羌汗国时期吉尔吉斯人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具体可以归纳一下几点：
（一）记述吉利吉思人在叶尔羌汗国时期活动的史料并不多。 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未能切实深入到西域地区，对这一地区的了解也相对薄弱，相关的汉文记录较为匮乏。因此，对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治，社会情况有较为详细记述的是***史料。
（二） 从前人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叶尔羌汗国时期吉尔吉斯人的情况，***文献的相关记载较为详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同一时期相关汉文史料记载的缺失。在这些所谓的***文献中，除了学界所熟知的17世纪末期叶尔羌汗国史家楚剌思所著波斯文文献《编年史》之外，异名同书的察合台文文献《成吉思传》和《喀什噶尔史》是极具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关于楚剌思的《编年史》，学界虽有详细而全面的研究和利用，但关于《成吉思传》、《喀什噶尔史》，只停留在基本的文献学信息的介绍和有关蒙古部落和成吉思汗对外战争记述的历史考察上。如《成吉思传》并不为我国史学界所熟知，在已刊行的有关叶尔羌汗国史汉文论著中也很少有对该史料运用的痕迹。特别是大部分研究成果利用的是二手材料，第一手材料的运用和把握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分析。
注释
① 魏良|・叶尔羌汗国史纲[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2.
② 该史料并不为我国史学界所熟知，已刊行的有关叶尔羌汗国的汉文论著当中对其利用的情况不多.***社会科学院的艾力？吾甫尔先生通过仔细对比《成吉思传》的现代***转写本和《喀什噶尔史》的手抄本，指出“两者实乃同书异名”.见艾力・吾甫尔.关于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的几个问题[J].西域研究，2009（2）：103-108.
③ 关于此文献原作者，阿吉努尔先生根据手抄本正文末尾处的“此书于星期二完成.书写着是毛拉・米尔沙力赫・喀什噶里”一段文，认为“毛拉・米尔沙力赫・喀什噶里”为原作者.然而，社会科学院曾在一个目录中提到，该文献的作者是“拜他威・扎马尼”，抄写者是“米尔沙力・开希批尔”，并说该文献已由阿吉努尔先生整理并出版.因此，“毛拉・米尔沙力赫・喀什噶里”是原作者还是抄写者，现难以断定.
参见亚里坤，朱新.馆藏部分民文，外文古籍目录[J].***社会科学情报，******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书馆，1988，6（6）：27，32.
④ 和卓（Khwoja），又异作霍加，和加，火者.一般认为和卓就是“圣裔”，即的后裔，在中亚***社会里常用和卓表示对“学者”，“ 圣裔”的尊称.
⑤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180.
⑥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M].民族出版社，2009：142.
参考文献
[1] 魏良|.叶尔羌汗国史纲[M].黑龙江：黑龙江出教育版社，1994.
[2]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M].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86.
[3] С・Н・Абрамзон：《Ксыргыз Жана Ксыргызстан Тарыхы Боюнча Тандалма》[M].Бишкек：1999.
[4] 阿吉努尔・阿吉.叶尔羌汗国简史（***文）[M].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93.
[5]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亚里坤，朱新.馆藏部分民文，外文古籍目录[J].***社会科学情报，******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书馆，1988（6）.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