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杜甫的爱国诗篇1
【关键词】唐代诗坛；杜甫；爱国忧民；“三吏”；“三别”
【中***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提到唐代自然就想到诗歌，而想到诗歌自然就会想到“诗圣”杜甫。他是唐代，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拥有真挚爱国忧民情怀的爱国诗人。在其众多诗作中充斥着对国家的热爱，洋溢着对民间百姓疾苦的同情。尤其是在其晚年时期，杜甫对国家有着极为强烈的忧患，这种意识“最为可贵地表现出他对大厦将倾的唐朝***治的预见性”，体现着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体现出其对国家的关注和挚爱。同时，其诗歌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最真的还原，充斥着对贫苦大众的怜悯和同情。杜甫的诗歌传递着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洋溢着真挚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如此，使得杜甫的诗歌走上了现实主义创造的顶峰。
一、杜甫爱国忧民情怀的形成
在杜甫的诗歌中，尤其是其晚年时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呈现出真挚而深厚的爱国情怀，充斥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忧民情怀。这一切都源于诗人坎坷的际遇。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社会更加动荡，国势由盛转衰。杜甫的生活也被打破，漂泊于江湖。此时，杜甫接触下层贫苦民众的机会更多了，他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对社会不公和黑暗的批判，但是更多的是对国势的担忧，是对百姓悲苦生活的同情。杜甫和很多传统士大夫一样深受孔孟“仁爱”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受到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杜甫的爱国、忧国情怀得以形成。杜甫的生活经历是其爱国忧民情怀形成的最为主要的因素。杜甫的一生可以划分为成长及南北漫游时期、长安觅官时期、离乱为官时期、蜀相漂泊时期等共四个时期。我们将更加关注其安史之乱之后的蜀相漂泊时期，这一时期是杜甫的晚年时期，也是其诗歌创作的顶峰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杜甫不停地逃亡和漂泊，居无定所。这样使得其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忍，目睹了国势的衰败，目睹了百姓的离乱之苦。虽然，在这一时期杜甫也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正是这样险恶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逃亡途中，杜甫途经石壕村、新安道等地。他亲眼看到的是国家的破败和满目的疮痍，他也目睹了官府抓丁的场面，聆听了新婚送丈夫出征时的哀挽哭诉。因而，其诗情澎湃，就创作了“三吏”、“三别”等代表作品。诗人“长安十载乞食”，以及大半生的流离颠沛等使得他对“儒家”忠君济事思想也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味，其爱国情怀和忧民意识在诗歌中有了更沉郁、深刻的体现。
二、杜甫爱国情怀的内涵
杜甫的诗歌中，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呈现出出仕与报国的抱负。而这也正是诗人爱国情怀的体现，是其具体内涵的再现。杜甫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人生愿望也是出仕报国，大济苍生，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生活状况。他也幻想自己能兼济天下，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理想。
青年时期的杜甫信心满怀并不懈努力。但是，考场不利，未能如愿。杜甫在这样的打击下并未沉沦，而是选择留在长安来寻找被赏识和重用的机会，多方请求举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其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知道，最终他通过向皇帝和贵人的献赋、投赠，得到了右卫率府胄曹参***这样的小官，其***治抱负初步实现，且努力工作争取实现自我价值，报效国家。
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潜逃到凤翔，出任左拾遗。虽然其年华易逝，然而其寻找报国之坦途的雄心未泯，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以及报国之志荡漾于胸。虽然当时残酷的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黑暗的朝***等使其一生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健儿宁可死，壮士耻为生”等诗句也都体现了其壮志难酬的情感。但是，杜甫虽壮志未酬然情绪高昂，其爱国情怀普照人间。
此外，他通过其作品也表达出对统治阶级的无情揭露和不满，如“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等诗句，但更为主要的还是体现其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关怀和同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爱国情怀的抒发。尤其是在其组诗代表作“三吏”、“三别”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而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杜甫的爱国忧民情怀的内涵。
三、杜甫爱国情怀在“三吏”、“三别”中的体现
杜甫晚期组诗代表作有《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以及《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尤其是“三吏”、“三别”集中体现了安史之乱后国势的衰败和百姓的悲苦生活，诗歌中充斥着诗人对国势的担忧，对百姓悲苦生活的同情和怜悯，集中体现出诗人的爱国、忧民情怀。如《新安吏》中所写：“我***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星散营”。以及“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而在《石壕吏》中，“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 二男新战死。”得知“一男”暂且生还，而“二男”却刚刚战死，该喜抑或该悲啊？正如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杜甫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极度痛苦生活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而在《潼关吏》中，诗人先是整体上介绍并概括了唐***加紧修筑潼关的景象，之后在与潼关吏问答中，指出了“修关”，“还备胡”，暗示了三年前的潼关失守一事，写出了诗人对战势的不可预料的担忧。但潼关吏“胡来但自守”的决心以及“艰难奋长戟”的英雄气概，呈现了潼关将士的报国情怀。诗人并没有忘记“前车之覆”，希望潼关吏能汲取教训，表现了诗人的沉痛抑或是悲愤之感。而这些情节和诗人情绪、情感的变化都能向我们呈现诗人对战势的关心，对国势的担忧，呈现了其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
另外，杜甫在《新婚别》中赞扬了新婚之妇的深明大义，写到新娘鼓励爱人参***，她说：“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戌行。”这里就真切地呈现了诗人的一种认识，新婚固然可喜、可贵，然而在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还是应该“舍小家”，而保“大家”，不只是顾念“小家”的欢乐，更应该认识到“有国才有家”。而这也正是杜甫的伟大爱国情怀的真实再现。正如研究者所说，“热爱祖国使得杜甫虽同情人民的兵役之苦，但是仍含着眼泪去劝勉人民摒弃这些痛苦，去承担兵役、效命疆场。”再如《垂老别》中，老战士子孙阵亡殆尽，而老妻又缺衣少食。老战士并没有因此而选择退却或是逃避，而是愤然投***。这一个老翁是多么的正直豁达，又是多么的大度、爱国啊。杜甫借助这一形象来呈现其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保家卫国，人人有责”。正如王嗣在评论“三吏”、“三别”组诗时：“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杜甫在这组诗中更为主要的是表达了对民众生活的同情，同时也洋溢着爱国情怀。如《垂老别》中的“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诗人对战争造成的国家的破败是多么的痛心疾首，这种情怀是多么的难以自抑。再如《无家别》中，“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这战后的乡村的荒凉和凄惨和战前这里的其乐融融和富有生机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呈现出诗人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对国势的担忧等，而这一切都是其爱国情怀的呈现。
四、结论
总之，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其“三吏”、“三别”呈现出诗人对国势的担忧和对百姓悲苦生活的同情，更为主要的是呈现给我们以愿“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可贵的爱国情怀和忧民情怀。正如闻一多先生对杜甫的评价：“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113 页.
[2]赵海菱.论杜诗的史学底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杜甫的爱国诗篇2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感情
中***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09-070-01
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决定了杜甫的诗歌都具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杜甫的诗歌中，其现实主义精神首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类以时事入诗，干预***治，揭露统治阶级的种种罪行具有着明显***治性的诗歌上。
杜甫的一生，做官的时间并不长，总计起来也不超过四年。但是杜甫和其他的文人一样都对仕途之路抱有极大的热忱，在他为官期间，为人耿直的性格让他得罪了不少的宦官子弟，因而仕途之路一再受到挫折。或许正是这样坎坷的道路才使得杜甫看清了仕途的黑暗。杜甫困居长安时，其由于仕途屡次遭到了阻碍，生活过得很屈辱。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就写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当时的生活每天都处在饥饿与贫苦之中度过，非常的穷困潦倒，这样的几句诗歌正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显示出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端倪。
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二个体现就在于他对于人民、百姓的关怀。在杜甫为官之前，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杜甫也尝试了普通百姓们的穷苦生活。所以，他在揭露统治阶级的荒***霸道的同时不忘对人民的关怀和同情。
《兵车行》一诗中，杜甫就为统治阶级压迫下的穷苦人民怨声载道，“信知生男恶，反知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的思想感情与百姓的思想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与其说是杜甫写实手法的深动，倒不如说是他对于人民的悲惨境地感同身受，正是因为深有体会，才使得杜甫将人民的疾苦描写的如此真实。《北征》也真实地再现了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国家混乱的情景。“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更流血。”杜甫在归途中，走过一条乡间小路，人烟很稀少，即使碰到行人也大都负伤，有的甚至留着血。此情此景顿时勾起了杜甫的仁爱之心，他替百姓伸冤，替百姓诉不平。夜里，他又来到了战场，“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诗人看到了满地的白骨，除了告慰牺牲的勇士，也委婉地向皇帝劝诫，安史之乱的教训不能忘，这无疑是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的具体展现。
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剑客都对祖国的山川有着深厚的喜爱，在多少诗人的笔下，对祖国大好山川的赞美已经成为了爱国情怀的直接表达。而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除了感受到他的爱民心切，更是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对于祖国山川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在壮游时期，少年杜甫同友人游山玩水，走访了吴越、齐赵，那时他就对祖国的河川有着一份独特的偏爱。在《望岳》一诗中，杜甫登上了泰山，望着祖国山川秀美的风景，不禁地感叹到，“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孔子曾今也说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样的情怀，杜甫也正是在泰山顶上望到了祖国的强大。
杜甫的爱国之情已经不在仅限于对于祖国山川的赞美，诗人的内心早已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他的喜怒哀乐之情随着祖国的命运的不同随时变换着，“三吏”“三别”就是诗人情感变化最明显的几首诗歌。在《哀江头》中，“少陵野老吞生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正是站在曲江边上的杜甫看着一片荒凉的曲江，沉痛地感慨国破家亡的哀伤。而《春望》一诗正是诗人情感悲痛的最高潮，这首诗歌写于作者困居长安时期。京城沦陷之后，杜甫站在冷清的城垣中，已经再也看不见往日国都昌盛的样子，眼前的场景致使作者抒发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千古哀伤。而安史之乱结束，漂泊在外的杜甫忽然听到了官***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竟然“初闻涕泪满衣裳”，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他为了抒发当时喜悦的心情，大笔一挥便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闻官***收河南河北》。
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杜甫是一位创作很广阔的诗人，他不仅热衷于展现社会的历史场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人民的同情，更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有着仔细的观察，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这些诗歌的描写中或而述怀，或而咏物，或而赠答，或而登临、或而题画、或而怀古，样样都描写的十分到位，情感也很真挚，点滴之间都渗透着诗人对于生活浓厚的热爱之情。
杜甫在人生漂泊的最后时光里，将创作的笔触慢慢地转向了平日所常之物上，作者曾今在成都的草堂寄居，生活十分地清雅。在这个远离战争喧嚣的地方，一边是几方田地，一方是几户零散的人家，有成片的麦地，有举目望不见的荷塘，还有草堂周围盛开的各色鲜花，有鸟鸣有虫叫，有孩童的游戏有老人的闲聊，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情景，杜甫又怎能不歌颂呢?《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就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春意烂漫的江畔，杜甫俨然已经乐在其中了。再如那首诗人写细雨蒙蒙的咏怀之作《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人将一夜滋润万物的小雨写得活灵活现，充满着柔情，仿佛是诠释着春的复苏。
无论是状物、咏怀、赠答还是题画，杜甫笔下仿佛生出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挚而又充满了乐趣，这或许就是杜甫一直致力于将现实主义的精神给予在诗歌创作中，才使得他笔下的诗歌都生出了一种灵气，让你读之便觉得身在其中。
参考文献：
[1]陈少志诗圣杜甫与现实主义诗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2]康震．康震评说诗圣杜甫[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李利民．安史之乱与三大诗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杜甫的爱国诗篇3
关键词：杜甫 儒家思想 忧国忧民 忠君爱国 仁爱精神
一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渊源
杜甫自始至终执著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文中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一
——忠君爱国
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如孔子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中原地区。孟子则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统一中国。即对百姓施以仁***，以体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忧民所忧。此为儒家忧国忧民的光辉典范。而且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儒家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
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当他感到皇帝这个独特的个体在违反他本应该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时，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为臣之道），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是从相对关系着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的更情绪化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强调臣子要绝对忠顺是法家。杜甫对“君”的批评的情绪化是不让于孟子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然而它与忠君爱国之心并不矛盾。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二
——仁爱精神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与他生活的时代和自身曲折的经历，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甫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他在困居长安的十年中，由于失意和贫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机，并在不少诗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现实的诗篇，无不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参考书目：
《李杜诗学》 杨义 北京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2版
《杜甫诗选注》 萧涤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唐诗二十讲》 张爱华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杜甫的爱国诗篇4
关键词：吴宓；陈寅恪；杜诗；接受；比较
中***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69—04
吴宓与陈寅恪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物，分别在比较文学与史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除此之外，他们在诗学理论与旧体诗创作方面也都有很深造诣。在他们的诗歌活动中，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吴宓与陈寅恪经常在诗学上互相切磋，也经常诗文唱和，二人在接受杜诗时既有相近之处，又各有特点，仁智互见。
一、对杜甫的热爱与总体评价相同吴宓和陈寅恪都熟稔并热爱杜诗。吴宓八九岁时随继母学诗，继母授之《唐诗别裁》，对吴宓影响甚深，据吴宓言：“宓于诗之根柢实植于是。”①《唐诗别裁》是清人沈德潜编的一个唐诗选本，杜甫诗占255首，居众诗人之冠，这是吴宓接触杜甫的开端。稍后，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学诗，“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②。吴宓深受姑丈影响，嗜爱杜诗。《吴宓日记》中提及杜甫与杜诗者达30多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显示，吴宓逃难途中仍一直随身携带《杜诗镜铨》，不时翻阅，从1944年3月至6月整整3个月，更是将《杜诗镜铨》重新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③。《吴宓诗话》中提及杜甫的多达40余处，其诗歌也明显受到杜甫的影响。陈寅恪除撰写有3篇关于杜诗的专业论文外，在《柳如是别传》中涉及杜诗者达四五十处，且对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之公案细加考证。此外，《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等也对杜诗有所提及，其诗歌中用杜诗者有40余处，并常以杜甫境遇自况。
对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吴宓与陈寅恪都推其为中国第一诗人，在措辞上极为类似。吴宓言：“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④“杜工部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⑤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⑥这一评价可以溯源至1919年12月14日，吴宓当晚日记中记录陈寅恪纵谈中外文化时，插入以下按语：“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⑦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既是吴宓受陈寅恪谈话启发的结果，又成为两人一生的共识，是二人杜诗学的核心观点。吴宓在诗话中总是以杜诗为准则权衡评定其他诗人诗歌的优劣，并认为是学诗的正法。陈寅恪的《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完稿于1953年4月，时隔34年之久，陈寅恪仍持此说，自可看出他对吴宓这一论断的认可。
诗尊子美本是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主流观点，在现代白话诗日兴的文学背景下却显得有些突兀，吴、陈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种饶有深意的回归，同时也是杜甫“超越了评判”⑧的经典性的最好证明。吴宓与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遍览中国古典诗歌。吴宓除杜诗外，曾精研吴梅村、顾亭林、黄遵宪、王安石等人诗歌，并对外国诗也有深入研究，最心服的有拜伦、安诺德、罗色蒂、弥尔顿等；陈寅恪则对白居易、元稹、韩渥、钱谦益等人的诗歌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寅恪一生以“***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原则，吴宓也一直将其奉为信条，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会简单地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膜拜而俯首，于他们而言，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是在他们将其放在世界背景中与不同时空中的一流诗人反复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可谓一字千钧。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诗歌对于吴、陈二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在阐释杜诗上，同秉承儒家实用主义诗学理念，
但具体角度、方法和目的则大相径庭大体上看，吴宓与陈寅恪都承继了儒家实用主义诗教观，对杜诗的阐释都是要透过语言层面去追踪杜甫的崇高伟大的思想情怀。陈寅恪曾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⑨说的虽是治学之道，但在阐释杜诗方面也同样适合。吴宓亦云：“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⑩可见，二人都着重于诗人的人格精神。但在具体阐释角度、方法和目的上，二者却大相径庭。吴宓是比较文学家，对杜甫诗歌是从诗学的角度去阐释，适当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以史学的角度考证杜诗，用的是以史注诗、诗史互证的方法，重点放在杜甫诗与史相结合的诗学特征上。从目的上看，吴宓对杜甫的阐释旨在为现代中国诗歌确立借鉴与超越的标准尺度，并与同时期新诗人的白话诗主张相抗衡；陈寅恪则是为了通过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准确解读杜诗，建立一种诗史互证的诗学范式。
先说吴宓。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吴宓认为杜甫诗歌是贵族派与平民派诗歌的完美结合。《余生随笔》中言：“以诗一道言之，唐以前诗，贵族派也。宋诗则平民派也。以唐一代之诗言之，初唐四子，皆贵族派也。至开元天宝而大变，杜工部集诗之大成，盖当此转移之会，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他认为杜甫的诗歌在遣词用语上以文人的学识广征博引，风格典雅华美，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稍后用贵族派、平民派的名目来评价杜诗者不乏其人，如闻一多等人都将杜甫看作平民派文学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吴宓的观点更为全面准确，对贵族派文学与平民派文学的界定着眼于文学的本质，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抓住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比后来的新派评论仅从出身、思想上谈要高出一筹。
对于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吴宓认为杜甫与黄遵宪相似，具备以下五个特点：“一、性情笃挚，忠厚恻怛，具诗人之本质。二、精力弥满，学识广博，通古今中外之故。故其诗材料精宏，新颖而充实。三、洞明世界大势，先机察变，爱国保种。四、诗歌多咏国事，少叙私情，不愧为诗史。五、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主张。”他从性情、学问、***治识见、题材、形式等五个方面入手，探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以人格涵养为本，体现了中国人重内心的思维特征，认为诗歌是人格的表露化，学杜诗首先学杜甫为人。
关于杜甫诗歌的艺术特征，吴宓认为有二：切挚与高妙。“如杜甫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又‘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是切挚之笔也。”“如杜甫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写人笔法之高妙也。‘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此写事笔法之高妙也。‘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写景笔法之高妙也。‘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浑圆讶许同。’又‘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索漠漠开风沙。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此写物笔法之高妙也。”丰富的想象力是杜甫写人、写事、写景、写物皆高妙的内在驱动力：“诗人能造幻境，端赖其想像力……例如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两朋友之不易相逢，与参商之不易相逢同。但此层之同，常人不能见，惟杜甫有想像力，故独能见之。”对杜甫诗歌“切挚高妙”的评论出自吴宓的《诗学总论》，吴宓认为“切挚高妙”正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诗与文之差别，仅诗用（一）切挚高妙之笔，（二）具有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一）者属于内质，（二）者属于外形。”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吴宓认为杜甫诗歌很契合诗歌的本质特征；其二，吴宓认可杜诗并将其作为重要事实论据之一种来支撑起他的诗学框架。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宓以“高妙”论杜诗，指出诗歌以“虚”写“实”的特点，并引入“想像力”来说明杜诗善于营造幻境深入事物本质的特征，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了吴宓立足诗学本位的独特思考。
杜甫诗歌也是吴宓反对白话诗的重要工具。在文言白话之争中，吴宓始终站在白话文的对立面，标榜“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杜甫又成为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佐证：“例如杜工部所用之格律，乃前世之遗传，并世之所同。然王杨卢骆只知蹈袭齐梁之材料，除写花写景写美人写游乐以外，其诗中绝少他物。杜工部则能以国乱世变，全国君臣兵民以及己身之遭遇，***治会学艺美术诸端，均纳入诗中。此其所以为吾国古今第一诗人也。今欲改良吾国之诗，宜以杜工部为师，而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现在看来，虽然吴宓“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的主张已经不适应现代诗歌发展的趋势，他提出的以杜为师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陈寅恪阐释杜诗用的是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这既和他是历史学家有关，又受钱谦益治杜方法的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他说：“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钱谦益治杜用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法，陈寅恪认为此法是破解古人诗歌主旨的密钥，并对此法加以深化拓展，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来阐明诗歌的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诗学传统在现代的复苏。
陈寅恪关于杜甫诗歌的论文有3篇：《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都是对杜甫生存的历史环境进行还原，回到唐代，回到杜甫身边，外观其所处具体历史情境，内观其所思所感，细心揣摩杜甫的内心世界，以求接近杜甫诗歌原意。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考证“杂种胡”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考证“朔方健儿”一词所指对象为“同罗部落”，由此出发，认为该诗“综合八句，其文理连贯，逻辑明晰，非仅善于咏事，亦更善于说理也。”《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以杜解庾”，将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杜甫的《咏怀古迹》相比较，认为“杜公此诗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其中以己身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证以当日情事，实为切当不移”。此外，陈寅恪还就杜诗“欲往城南望城北”中“望”与“忘”孰对孰错的问题进行辨析，依据唐代长安城市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的事实，确定应为“望”字。
历来杜诗被誉为“诗史”。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唐代史的关键点，即“种族”与“文化”，虽然所论不多，但论据的充分确凿使他的阐释具有难以辩驳的权威性，且突出了杜诗的本质特征，对于现代杜诗学有独特贡献。
三、在学习借鉴杜诗上有同有异
吴宓在《吴宓自识》中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他的朋友学生也每以杜甫许之，如凌道新《寿雨僧师七十》：“重吟杜老西南句，正值华封七一时。”廉默：“意气宏肆，诗趣渊邃，有似杜工部者。”程千帆先生也指出陈寅恪诗歌师法杜甫的特点：“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则效少陵者。”具体看来，二人在学杜时既有交叉重叠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二人在对杜甫忧国忧民、抨击时***的现实主义精神继承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具体说来，又有所不同。二人学诗都有家学渊源，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先生（涛）学诗，陈伯澜先生对杜甫十分推崇。用吴宓的话说就是：“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取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受其影响颇深，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在学杜途径上，主张由李商隐入手学杜：“学者学杜，须从义山入手。”他学习杜甫主要学其真挚的性情、高洁的人格、切挚高妙的文笔，喜杜甫诗歌平易近人的一面。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属宋诗派，陈寅恪受父亲影响，作诗偏于宋诗。另外，他对元白诗派也有着精深的研究，认为元白新乐府是摹仿杜甫的乐府诗歌：“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因而他学杜有两个重要中介，一是宋诗，二是元白。其学杜主要有两个方面，从诗歌内容看，他接受的是杜甫以时事入诗的写实精神；从诗歌形式看，出入唐宋，与吴宓相比更得杜诗之理趣与深邃。从受影响的程度上看，吴宓要远远超过陈寅恪。
杜甫对吴宓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感情。杜甫诗作一变初唐吟咏风月、歌舞升平、酬唱应和之风，以时事入诗，其诗歌几乎囊括了他生活的年代国家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吴宓对此深有体会，在杜甫精神的感召下，吴宓毕生将自己的感情与国家命运相连，辛亥***、袁世凯篡权、二次***、西安围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皆纳入诗中。袁世凯称帝始末，吴宓作《咏史》、《秋日杂诗二十首》、《感事八首》、《哀青岛》、《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春日感事》等诗，真实地记录了君主***体之复活、官吏贪财、各路***阀劝进、各报极力鼓吹、日本侵占青岛、袁世凯***府签订***求荣的《二十一条》、蔡锷云南起义、帝制取消等一系列***治事件，忧愤悲慨，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所作诗篇几乎都与国事相连，可谓诗体的抗战史。《乱离一首》、《大劫一首》、《流转》、《书事》、《哀香港》、《感事四首》、《续感事四首》等诗作，或写生民流离失所，或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或悲官贪民愚、国魂销亡，与杜甫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时期的诗歌极为相似，都将自身遭遇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从诗体上看，这一时期诗歌七律占绝大比例，达一百余首，感情浓烈深厚，风格沉郁顿挫，意境苍凉悲壮，明显借鉴杜甫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七律的优长，在尺幅之间尽可能地浓缩时空，出入古今，驰骋千里，涵括异常复杂的情绪。
“杜陵诗卷是***经”。杜甫在漂泊生涯中写下了不少纪行诗，在描绘祖国各地山川景色的同时，将自己的胸襟抱负、品格情趣也融入其中。在对杜甫纪游诗的借鉴方面，吴宓远超过陈寅恪。吴宓每出游必有吟咏，仅从大型杂诗来看，数量已颇为可观，有《西征杂诗》105首、《南游杂诗》96首、《欧游杂诗》7段58首，《一九四五年二月由蓉回西安省父纪行诗》25首等。吴宓言：“予所为纪行诗，率皆依据事实，平铺直叙，不矜不饰。”古人说“杜万景皆实”，吴宓的纪行诗深得杜诗纪行诗平易真实之妙。而其《欧游杂诗》融中外文学传统为一炉，为旧体诗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发扬了杜甫在题材上极力开创诗歌领域的创造精神。
在对杜诗艺术形式的摹仿借鉴上，吴宓可谓殚精竭虑。尤其是前期，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用杜典。吴宓诗歌用杜诗典故多达60余处，如《甲寅杂诗》三十首中，“覆雨翻云剧可惊”用杜“翻手为云覆手雨”句，“万方多难话升平”用杜“万方多难此登临”句，“盈廷谁是出群材”用杜“安危须仗出群材”句等，用杜典时注重与杜甫的心境的契合。二是摹仿杜诗句法。如“未能入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感事作》）“自怜妾意即君意，未必君诗逊妾诗”（《和银台诗贺新婚》其六）用杜诗“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几家存。”“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的隔叠方式；“新来白起***中将，空驻亚夫灞上营”仿杜甫“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的前二后五的字词组合方式等。三是摹仿杜诗调高声洪的气势和雄浑高壮的风格。吴宓前期很多诗歌，特别是五古、七古长篇，有着真挚悲壮的感情，裹挟江海之气势和苍凉浑融的意境，对杜甫诗歌的悲歌激越、豪放雄健的风格多有借鉴，有时故作壮语，显露出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大多本于性情，学杜颇有所得，《石鼓歌》、《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甲寅杂诗》三十首、《哀青岛》、《即事书怀赋赠碧柳》诸作写得尤为出色。到后期，则学会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不再刻意模仿杜甫的字词意象结构等表层因素，在风格意境上更接近杜甫，得友人“少陵诗写真性情”（金月波《雨僧先生以诗见赠感答即正》）、“意境分明追杜老”（杨启宇《读吴诗雨僧诗集书后》）之赞。
陈寅恪在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上与吴宓不分轩轾。其中抗日时期的诗歌最能体现这一点。他逃难到成都，拜谒杜工部祠堂，赋诗二首。其一是《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怨满江城。”其二是《甲戌人日谒杜工部祠》：“新祠故宅总伤情。沧海能来奠一觥。千古文章孤愤在，初春节物万愁生。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归倚小车心似醉，晚烟哀角满江城。”（“甲戌”为“甲申”之误，作者注）诗中既有对杜甫的倾慕，更有和杜诗一样的感情。相同的地点，隔着千年的光阴。是非颠倒尚存，战争祸乱频仍，历史竟画了一个如此荒诞的圆圈！在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想到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云：“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与杜甫的《闻官***收河南河北》一诗极其相似，“喜心题句又成悲”却又掺杂着他对国共两******征兆日显，国家命运风雨飘摇的深沉忧虑，感情上更见沉郁。
陈寅恪非常善于将历史与时事融为一体，或将经历过的***治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深的思考，或用历史典故来描述时事，或以咏古来影射现实，表现出他受杜甫诗史结合的思维方式的一面。杜甫晚年，把对生命、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与感慨尽收笔底，呈森罗万象之态。如《秋兴八首》对唐朝由盛而衰之历史进行整体思考，《诸将五首》反思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原因，《咏怀古迹五首》、《谒先祖庙》、《古柏行》缅怀历史人物，这些诗篇充满历史的深邃与沉重，显得深沉、博大。陈寅恪的咏史之作，大多与杜甫相似，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如《王观堂先生挽词》、《经史》、《南朝》、《北朝》、《旧史》等诗篇，在这些诗中，陈寅恪也和杜甫一样，反复思量着历史的本质，以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尤其值得重视陈寅恪对杜甫诗歌时空意识的接受。以“万里”、“百年”及类似词语的运用最为典型。杜甫诗中以“空间”对“时间”的诗句很多，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单独提及时间、空间字眼的诗则更多。陈寅恪诗歌也是如此，如：“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万方兵革家犹在，七载流离目更昏。”（《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等，诗人立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纵横坐标轴的交叉点上，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品味广袤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领悟历史的深邃与凝重，生命的孤独与悲凉，从中不难看出陈寅恪与杜甫的承传关系。
从艺术形式上看，陈寅恪学杜主要有两点，一是用杜典。陈寅恪用杜典者达50多处，都追求古典与今事、今情的融合。仅《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用杜诗处就多达9处，此外，“国破花开溅泪流”（《蓝霞一首》），化用杜甫“感时花溅泪”（《春望》）抒发对国破家亡的忧愁。“谁挽天河洗甲兵”（《丁亥除夕作》）化用“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表达对内战的不满和对和平的企盼，不胜枚举。二是对杜甫七律的借鉴。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陈寅恪七律有170多首，占全部诗作的60%以上。陈寅恪学杜甫七律，主要学其融古今为一炉，委婉表达自己心声的特点。
杜甫的爱国诗篇5
【关键词】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艺术
在中学历史课本的唐朝文学艺术一课里有一个问题-评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艺术，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评价，我作为历史老师，通过查阅资料并结合历史课教学实践，也对此问题进行评价。
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经济文化和艺术特征。唐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唐诗在丰富多彩的唐文学中最放异彩，无论是在题材、数量和艺术成就方面都是以往任何时期的诗歌所无法相比的。据不完全统计，唐朝留下姓名的诗人有两千三百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接近五万首，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唐朝诗歌发达的原因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相对缓和的阶级矛盾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确立了科举制度，实行了比较开放的文化***策，使得许多来自中下层的文人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三是南北统一，文风相融合，南朝的宫体诗追求辞藻华丽，如《虞美人》，北朝诗质朴刚健，如《敕勒川》；四是民族大融合吸收了少数民族和边疆的风光，丰富了诗歌内容。
唐代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他们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比杜甫早了十年。
李白（公元701-763年）诗歌创作艺术。李白诗流传至今近一千首，不少佳句成为千古绝唱。如：孩童吟诵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多么的亲切自然朗朗上口。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主要是讴歌祖国山河与壮美的自然风光，想象丰富激昂奔放，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被人们称为“诗仙”。在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李白全面的属于创造性的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把唐诗推向一个高峰，可欣赏的诗有：《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黄河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独坐敬亭山》、《梦游天姥吟留别》、《古风》、《赠汪伦》、《蜀道难》、《行路难》等等。让学生欣赏《行路难》可以体会到李白是具有宏大抱负的诗人。他希望效法古代的管仲、晏婴。在***治上有一番作为但处处受到权贵的压迫和排挤，壮志难酬，往往按捺胸中的激愤，《行路难》一诗就是这种抑郁不平之气的勃发。作者首先写了对美酒珍肴而不能下咽，拔剑四顾心绪茫然的情态。接着用比兴：“冰塞川、雪满山”来象征自己仕途受阻的艰难处境，坚信终究会有“长风破浪”的出头之日，从而展示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杜甫（公元712-770年）诗歌创作艺术。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认为“诗史”，他也被尊称为“诗圣”。
杜甫的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一千四百多首，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兵车行》、《春望》等。杜甫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忱，在《春望》和《闻官***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的非常充分。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也无不渗透着对、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杜甫诗最大的特色就是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然而通过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描述，将作者的爱恨态度表现的十分明显。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主要体现有“三吏”、“三别”等不朽的现实主义诗篇，《春望》、《前出塞》、《闻官***收河南和河北》、《丽人行》、《兵车行》等这些诗篇体现了诗人饱经忧患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例如《兵车行》，这首诗揭露了由于兵役苛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对少数民族发动的是不义战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正如他的诗句：“为人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引元稹：“杜子美‘上薄，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通过对杜甫诗歌的创作，学生对比历史背景，激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河山无比崇敬，热爱祖国，心怀天下。从而使学生深感文学创作在历史课中的重要性。
从李杜诗歌文学创作艺术中，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科学的重要性。
作为盛唐时期的两位诗秀，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属于统治阶级阶层，但他们的代表作品却属于全人类，反映的内容是极为真实的，不管是对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刻画的淋漓尽致，让读者身临其境。感悟历史科学的重要，才能尊重历史，借鉴历史。
杜甫的爱国诗篇6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杜甫；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杜甫用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现实社会中那些破坏社会和谐、***民族与国家的邪恶势力与残酷剥削黎民百姓、贪污腐化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作了不懈的斗争。他的这种追求和谐社会崇高理想的精神及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受到历代志士仁人的高度尊崇与继承发扬。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越了诗人的范围，上升到民族精神的文化层次。探讨和研究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发掘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传承精神文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一、杜甫和谐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有其渊源。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文化渊源，地域的、家学的渊源和唐代社会的现实渊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诗歌中的主调。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泛爱众”(《论语·学而》)。此外还有儒家的“和为贵”(《论语·学而》)与“致中和”(《礼记·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学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理念。《礼记·礼运》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以外，道家文化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释家文化中“众生平等”《大般若经》卷三五)、“普度众生”(《普曜经》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爱”、“非攻”(见《墨子》中《兼爱》、《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从不同的思想层面为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养。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他的青壮年时代，是在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度过的。他35岁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乡洞南巩洛地区，之后的十多年则生活于长安。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制礼乐制度以来，两汉、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风。中原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起源于中原的老庄的道家和首传于中原的释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区相当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为本，以道、释为翼的相互补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但相对地说起来，儒家思想文化则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内”(叶燮《原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务实致用的文化思想，对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治教化作用和现实的实用性。中原地区的文学，自《诗经》、汉乐府以来，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原的史学传统，也是充满着实用理性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关心现实的人生态度所形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推进和追求社会安定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动力。道家“顺物自然”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释家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维摩诰所说经》)的平等意识，可谓是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思想的重要补充。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原文化的传统，奠定了杜甫以儒家为主，兼融道、释的文化思想基础，儒、道、释等思想中的和谐文化因素，对杜甫的人生观有着至深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文化渊源之外，唐代的社会，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现实渊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务实的一种。儒学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来安定社会秩序、协调各种人事关系的学说。但在魏晋以后，儒学渐被以玄谈务虚的玄学所代替，处于边缘的地位。唐代建国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要》卷六)；但对道、释他也同样加以利用。由于他***治上开明、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鉴录》，《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
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会的前期，继承了太宗的开明***治和文化***策，重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兴利除弊，毁玉沉珠，生活节俭，勤***爱民；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为主的绥边***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为中心，兼倡道、释，还采取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策，使各种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促成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时大唐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厝玄宗的“开元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后世所企羡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宝后期，逐渐地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盲目扩边，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赖以治国安邦的儒学削弱和边缘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谐。安禄山、史思明等***分子野心膨胀，乘机扩张势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生长于盛唐之世，从小就树立了安邦济民之志，把“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和谐社会视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天宝后期及安史之乱后，虽处以乱世，目睹时艰，但却未丧失信心，时时处处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谐社会为理想支撑，加以追怀，并以此作为复兴大唐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力争大唐早日恢复往日的盛世。
除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渊源之外，杜甫还有其家学的文化渊源。杜甫出生于_个世代“奉儒守官”(杜甫《进雕赋表》)的家庭，有“传之以仁义礼智信”(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的家风。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时期一位对儒学研究造诣很深的将***，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杜甫的一生都以这位先祖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为自豪，曾自称对其先祖杜预“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杜甫之尊崇儒家文化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虽不以儒学闻名，但其诗中也充满了“抚功衔道义”(杜审言《赠崔融二十韵》)的儒学精神。他的继祖母卢氏，“慈恩穆如”，待审言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他的叔父杜并，是一位有名的“孝童”(见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他的姑母裴氏，是位“鲁义姑”(出处同上)式的人物。杜甫年幼，母死后，即由这位姑母抚养长大。其外祖母李氏也被时人视为“勤孝”(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一类的人物。杜甫在这样充满着儒教仁孝节义的家庭环境及亲戚中长大，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先祖的儒学精神和家庭仁爱和谐家风的很深影响。正是在这些历史、现实与家庭的文化氛围中，杜甫广泛地接受了中国的和谐文化，成为中国诗人中最具有和谐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
二、杜甫思想及其诗歌的和谐精神
杜甫的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思想行动和诗歌创作之中。他的和谐文化思想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和谐社会理念、和谐诗歌审美观念与诗歌机制方面的和谐等三个方面。
(一)杜甫思想中的社会和谐理念
向往和谐的君臣关系。杜甫特别向往儒家的君明臣贤的理想君臣关系。他心怀稷契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心目中的圣明之君是尧、舜和唐太宗(“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杜诗对尧、舜、唐太宗等君臣和睦的关系予以赞扬，而对唐玄宗晚年亲近小人、屠戮贤臣的行为屡加谴责：“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八哀·李邕》)；他对唐肃宗猜忌贤臣也十分不满：“唐尧(指唐肃宗)虽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他希望能够回到尧舜与汉初“古时君臣合”(《述古三首》其一)的君臣和洽的局面。
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杜甫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可谓是父慈子孝、夫爱妻顺、兄悌弟敬的典范。对子女，他是一位好父亲。他对自己的子女慈爱有加，教育子女读书写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并让儿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见《催宗文树鸡栅》)。对妻子，他是一位好丈夫，与妻子恩爱和睦，情深意长：“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对弟妹，他也是一位好兄长。在战乱中，他时刻思念身在他乡的弟妹(见《忆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诗)的安危。
主张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他对朋友十分讲诚信，他希望“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其二)，都成为管、鲍之交，最恨“翻手作云覆手雨”(《贫交行》)的人。他交的朋友如李白、高适、岑参、严武、郑虔、苏源明等人，不管是对方的穷通遭遇如何变化，他对朋友的友谊都是终身不渝，是一个最忠于友情的人。杜甫还对如李邕、房瑁等正直耿介的年长的前辈，十分尊敬；对年轻的后辈如王郎、司直等人，则奖掖有加，寄予深切的关爱之情。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杜甫一向主***等相待。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在贫困中饿死，但比起“失业徒”和“戍远卒”的平民百姓来，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士族特权，对此他表示十分愧怍；他与羌村的父老一起饮酒，谈论时局(见《羌村三首》)；有客人来访，他请邻家的农家老翁对饮作陪(见《客至》)；他有时还到农家与老农喝酒谈心，与处士山人交朋友，从来没有官人的架子。
对于下层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群体，杜甫则体现了仁厚的关切同情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为之痛哭。在蜀中，他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诗，对流离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剥得无以为生的百姓发出深切同情与感叹。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诗人虽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对战乱中无儿无食的寡妇、负薪背盐白发不嫁的夔州女、峡江操舟卖命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的贫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泪，处处为他们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的太平日子。他还希望统治者要“行俭德”(《有感五首》其三)，惩贪腐，使“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清明之治及“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早日出现。
主***等相处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策影响的。在他的诗中，杜甫对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丽人)、王思礼(高丽人)等为大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甚高的评价，并不因其为异族而掩德不彰。他与贺兰杨、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有诗歌的交往。对唐***中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他主张应与汉族战士刑赏一致，平等对待：“明其号令，一其刑罚，申其哀恤，致其欢欣，宜先自羌子弟始。”(杜甫《东西两川说》)
主张国与国之间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荀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二)杜甫对待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理念
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特色。唐玄宗在盛唐的前期即开元二十三年以前，是很重视各种文化思想 的和谐发展的。对儒、道、释三教之间的关系摆得较平。尤其是在开元初期，他尤致力于儒教的思想建设。他特别重视和重用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儒之士，对韩休、卢怀慎和杜逼这样的孤耿之臣也很重用。开元十年，他亲注《孝经》，提倡儒家的孝道，将儒学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对于道教和佛教，他也视为儒教思想的辅助思想，加以提倡。与此同时，他还对外来文化，如从西方传来的各种宗教文化像大秦的景教(即罗马的基督教)、波斯(伊朗)的袄教、摩尼教、大食(阿拉伯)的***教等外来宗教的态度都很宽容；对外来的音乐、舞蹈、衣饰、饮食和风俗，他也持有空前的开放态度，大胆加以汲收，充实中国的文化。但唐玄宗在后期却大力推崇道教，使赖以治国的儒学思想逐渐被边缘化。从儒学的理性向宗教的迷信方面倾斜，导致了各种文化关系的失衡。杜甫是继承了开元前期盛唐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杜甫对盛唐儒、道、释等各种文化和谐发展心有独钟，但他并非将各种文化思想平均排列，而是有重心的。他心目中的文化和谐是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在各种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他赞颂唐太宗多用儒臣，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他认为严武出镇西川，像汉代文翁一样推行儒家之教化(“文翁儒化成”(《八哀诗·严武》))，非常值得赞赏。他对安史之乱后儒学失坠感到十分痛心和担忧，“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他认为，富有理性的儒学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不致于使文化失去理性的方向。但杜甫并不排斥道、释等文化，因道教所尊奉的老子(名李耳)是李唐王朝自认的先祖，故杜甫年轻时也曾一度热衷于道教。他曾到王屋山访过道士；曾受到李白的影响，想与李白一起“方期访瑶草”(《赠李白》)；还在洛阳拜谒过玄元皇帝庙。虽然后来他信道的热情有所减退，但道家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意识，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对唐玄宗晚年的腐败***治以及唐肃宗贬斥贤臣、治国乏术的一系列***策的批判和指责，固然有儒家的讽谏精神，但道家的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无疑也给他增添了批判的勇气。杜甫晚年对佛教的禅宗也很感兴趣，曾写过“身许双峰寺，门依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诗句。杜甫晚年悲悯苍生、爱及“鸡虫”(见杜甫《缚鸡行》、《朱凤行》等诗)的慈悲胸怀，是受到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一定影响的。杜甫的扬善嫉恶、嫉伪存真的批判意识和“众生平等”的仁慈的胸怀，是将道教、佛教中追求社会平等和谐思想的精华，与儒家文化中追求社会和谐理念相融合的。此外，如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热爱和平的思想，对他亦有甚深的影响；外来文化中的音乐歌舞及外域传来的宝刀骏马(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予舞剑器行》、《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房兵曹胡马》等诗)，他也持有很高的兴趣，在他的诗中屡加表现。可见，各种文化的和谐并存，是杜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三)杜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
杜甫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很深的感受，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对天的依赖性很强。风调雨顺，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而自然灾害，则给农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故他的诗中写了许多对和风细雨给农民和自己带来的喜悦之情，如写了许多春雨、久早后的夏雨以及农民求雨的诗。在他的诗中，写有关雨的诗，就有十多首。他对巴蜀的青山绿水、树木花草等，都有一种由衷的喜悦与爱惜之情。他对未受到破坏的大自然风光十分喜爱，而对风雨失调、飓风暴雨、干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则表示十分忧心(见《秋雨叹》、《雷》等诗)。尤其是他对当地人砍伐和烧山，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使“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火》)，因而造成旱灾或水灾，表示非常痛心和担忧。他对大自然中与人类和谐共存的动、植物，如能为人类遮荫纳凉的高大的楠树、挺发向上的小松树、赏心悦目的桃李花、随船嬉戏的小鹅儿、沙上傍母而眠的雏鸟等，都非常关心和喜爱，并反对一些人滥杀野生动物(如“汝休射杀南飞鸿”(《岁晏行》)等)。他还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他在草堂周围种树植花，绿化家园，美化环境，有相当自觉的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与环保意识。
(四)杜甫审美思想中的和谐理念
真善美的和谐。杜甫所尊崇的主要是儒家的审美思想。儒家的美学观主要是“尽善尽美”的善、美和谐理论。此外，道家的“嫉伪崇真”的以真为美的审美思想，对杜甫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家的崇真嫉伪思想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一致的。儒家的“尽善尽美”和道家的“以真为美”相结合而成的真善美和谐的审美理念，形成了杜甫以道德伦理为价值标准以及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为主旨的文学思想。
诗教与***教的和谐。《诗大序》中强调诗歌要“敦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将诗教与***教相统一。杜甫的诗歌有很强的***治教化意识，并能将这种***教意识与诗歌审美的特征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新题乐府诗，就是这样的有强烈的反映时事***治意识与儒家忧国忧民道德意识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将诗歌审美的功能与***治教化作用很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诗的“兴”、“观”、“群”、“怨”的各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儒家的“兴观群怨”的诗歌思想，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与诗歌各种审美功能的和谐并用。“兴”是指感物起兴、抒发诗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自我表达功能，“观”是指诗有“观风俗”的社会功用，“群”是指诗有团结协和群众的***治教化作用和以诗为手段进行社会联络的交际功能，“怨”是指诗有对现实弊病的揭露、批判和参与***治的怨刺讽谕功用。诗的这些功用，都在杜诗中和谐地得到表现。如杜甫的律诗，主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起着与他人沟通的作用；他的古体诗，尤其是其新、旧体乐府等具有叙事性的诗歌，则既可以“观”，又可以“群”，同时还可以“怨”，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弊端的揭露、讽刺与批判。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兴观群怨”是一个整体，诗的各种功能在杜诗的各体诗歌中虽有所侧重，但都得到和谐地运用和表现，充分发挥了诗歌功能的各种作用。
伦理观与审美观的和谐。杜甫充分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道德观和诗歌的审美观，表现出“中和”的和谐思想。杜甫为人忠厚诚恳，他的诗歌也表现出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与人际关系的和治仁厚的态度。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情感，也都具有一种“中和”之美，很有一种理性的节制，不像李白的诗歌那样任情随意，飞扬跋扈。
(五)杜甫诗歌机制中的和谐理念
杜甫诗歌在机制方面体现了充分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不同诗歌体裁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的和谐，以及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诗歌情感与节奏、意象的和谐等方面。
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杜甫在创作中，能够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诗歌体裁。如以言志、咏怀、纪行、叙事和议论的内容，他主要选择古诗这样在篇幅和声律方面比较自由的诗体。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饮中八仙歌》、《丹青引赠曹将***霸》等，还有从秦州人蜀的一系列纪行诗等。尤其在表现时事和现实内容的题材上，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新题乐府的体裁形式，有的甚至于用组诗的形式来表达。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青坂》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五、七言古体诗。在写景、抒情与创造意境等方面，他则主要运用五、七言律诗的形式，做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结合。这只是大体上的区别，但他有时也能创造性地加以综合性处理和运用，如在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中，他将叙事、议论、写景和抒情融为一炉；在《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连章律诗中纪事议论，并在《戏为六绝句》中以诗论诗等，都能将内容与形式进行和谐的处理。
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杜甫诗歌的语言风格是有区别的。在给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或下层群众的诗及面对大众的新题乐府中，在《赠卫八处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示獠奴阿段》、《又呈吴郎》、《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诗中，他运用明白易懂的通俗语言或口语人诗；而在一些与士大夫和诗人的投赠和应酬的诗中，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送高三十五书记》等诗，则用语博奥典雅，力使赠诗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
诗歌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在古体诗中，主要是语言的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的自然声韵是相当和谐的。在一些长诗中，他多次转韵，如在《洗兵马》一诗中，他四次转韵，平仄相间，声韵十分铿锵悦耳。在表达一些急迫节奏与情感时，他多用仄声韵；在情调比较和畅昂扬时，则多用平声韵。杜甫的诗绝大多数是律诗，五、七言律诗的形式是八句整齐的齐言，中四句是对仗句，都押平声韵。律诗形式相对来说比古体诗较为固定。为了使固定的形式有变化感，在声律上用有变化的平仄、黏对的声律来调节，以造成形式上的静(固定)与声律动(变化)的和谐。律诗的对仗句，是诗歌意象的和语言的和谐，声律是音律的和谐。
在声律上，杜甫还追求诗歌人为的声律与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中常常有“三平调”的句式。这些句式，是杜甫为了使古体诗避免律句入诗而故意造成的。三平调是人为的，而古诗要的却是自然的音律，并不刻意避免律句人诗。他的拗体律诗中也有些不讲声律、任凭自然声调的句子，以打破律诗声律过于呆板和熟套，其目的是追求一种人为声律与自然声律相和谐。
情感与节奏的变化与和谐。杜甫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是指诗的情感上特色，“顿挫”是指诗的语言声调的错落有致。正是“顿挫”才造成了前者的“沉郁”风格。如杜诗《蜀相》的中两联：上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二、二、一、二”的节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二、二、二、一”的节奏。《登岳阳楼》一诗的节奏也是前后有变化的。此诗中二联的上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二、二、一”的节奏，而下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是“二、一、二”的节奏。上联与下联在语法结构与语言节奏上都有变化，这是节奏上的“顿挫”。正是在节奏的顿挫变化，才造成杜诗情感的迭荡起伏，造成“沉郁”的语言风格。
情感与意象的变化与和谐。“沉郁”的情感，导致诗歌的意象的对比和变化，即意象的“顿挫”。杜诗的意象变化较大。如《旅夜书怀》和《登岳阳楼》的中二联，上联写景是阔大的意象，下联写的是个人遭际，是小的意象。前后的意象有较大的反差，这是意象的“顿挫”即变化。正是意象的巨大反差和顿挫变化，才造成情感上的“沉郁”。二者既是变化的，也是和谐的，是对立的统一。
三、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的爱国诗篇7
一、不幸的人生经历
1.首先杜甫、孟浩然出生就不同，杜甫出生官宦而孟浩然出生贫寒，杜甫远祖是名将，祖父又是初唐诗人，可谓是书香门第，杜甫从小就有延续“家族兴旺”的责任感，孟浩然终身布衣，经历以隐逸和漫游为主，他的目标不是延续“家族兴旺”，而是振兴家庭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
2.杜甫的时代是712年—770年，是横跨“安史之乱”的，他一生的奔波相当艰辛，不仅屡次落第而归，而且还要东奔西走，到处逃难奔波，在他的一生中，对社会的现实的认识极其深刻，充满批判，但批判之中又由“恨”转“爱”，其“忧国忧民”的情思贯穿整个时代，绵绵不绝。孟浩然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他的一生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惊心动魄，却和杜甫一样有着不幸的仕途经历，都为着心中的理想而不停奋斗，但始终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盛世背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黑暗的官场面前，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归隐，但由于主客观的不同处境，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又冲击着他们，使他们意欲超然却无法忘怀，壮志未酬之志跃然诗中，充满了阵阵愁情。阵阵愁情加速了他们的衰老和病情，孟浩然之死：“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①杜甫之死：病死于舟中，他的绝命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二、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
1.杜甫与孟浩然在初期兼有满怀豪情的盛唐诗歌。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其对才俊之士充满了景仰，特别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者的豪放不羁，才俊的显赫才气，显示出盛唐气象。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写江城春日才子群公的闲情逸致、城郭绿洲的开阔景致、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三者融为一体，尽显盛唐之音。
2.不过，孟浩然的诗歌当中除了描写盛唐气象的豪迈情怀之外，还有杜甫诗歌中所没有的侠义精神，孟浩然的《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有“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展示了少年任侠的作风，创造了生动鲜明的洛阳游侠形象。
三、***治理想与心胸抱负
1.杜甫、孟浩然在出生盛唐的时代背景之下，都充满了心胸抱负和入仕的欲望，富有远大的***治理想。虽然他们一再的落地而归，但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理想跃然诗中，充满豪情。杜甫的《望岳》是最能体现他远大理想和心胸抱负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将全诗推向高潮，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势，充满了傲视群雄，自命不凡的高度自信精神。
2.与杜甫的《望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洞庭湖浩渺宏阔、涵容天地、巨浪排空，景象雄壮，气势磅礴。“蒸”字、“撼”字富有强烈的夸张色彩，景中注入远大抱负和胸襟，后四句表达希求汲引之意，自然含蓄态度中肯。
四、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
1.杜甫、孟浩然都是空有一身抱负却落得两手空空，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治理想。艰难的入仕之路和百般无奈的落第而归，使他们开始对当权者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开始对仕途产生怀疑，进而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
2.杜甫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乐游园歌》，再到《丽人行》，其批判的力量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最含蓄的批判，它的主旨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从“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可以看出杜甫的愤愤不平之情，《乐游园歌》写出了歌舞升平中感受到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丽人行》则直面得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荒***和奢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通过劝人回避来反衬出杨家的不可一世。
3.孟浩然从《田园作》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其批判的力度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田园作》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诗中也开始感叹朝端无亲故，揭露当时朝廷用人唯亲的腐败现实，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开始怀疑入仕济世的人生道路，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与黑暗腐败官场决绝的态度。
4.孟浩然的态度很明确，要与官场决绝，所以他选择归隐，而杜甫不会也不愿意决绝，他要继续争取为国效力。但我们知道，不管是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实际上都不会愿意决绝的。他们的入仕与归隐的矛盾至始至终没有调和。杜甫的批判直指唐王朝，揭露封建制度本身的黑暗，揭露王公贵族的荒***的奢侈并暗示它所潜伏的危机。孟浩然虽然也直接批判当时朝廷的腐败，但更多是针对它用人唯亲***策上面的腐败，并不像杜甫那样全面揭露，可以说，杜甫的批判和揭露是深层次的，并且随着他深入社会现实的了解而更加深刻地揭露出来，孟浩然的批判和揭露是浅层次的，他却没有像杜甫那样去了解社会现实，他主张的是超脱现实、清静无为这一点是不同的。
五、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
杜甫、孟浩然，在早年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得向往和享受，不论是野外郊游还是与友人同饮，都充满了欢快的情调。孟浩然的《游凤林寺西岭》和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和“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都写出了同友人畅饮至深夜而归的欢快心情。
六、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富有真性情
1.杜甫和孟浩然都是性情中人，都极富真性情，他们的诗歌当中充满了乡情、友情和亲情。杜甫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抒发对友人的思念和同情，《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天末怀李白》则写李白被流放而抒发的不平，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杜甫的乡情、亲情诗以《月夜》为代表，诗人借月抒情，深刻表现对亲人的思念，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2.孟浩然的乡情、友情、亲情诗就更多了，有对妻子思念的乡情、亲情、同时也是爱情诗的《他乡七夕》，而爱情诗恰恰是杜甫所没有的。也有怀念友人的友情诗，以《秋登万山寄张五》为例，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相似的是孟浩然的《送袁十岭南寻弟》，表达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怀念，读来感人肺腑。
3.孟浩然的真性情诗是很多，但是，却没有杜甫的同情士卒的百姓的诗歌，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其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孟浩然所缺少的情感。
七、隐居生活得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
1.仕途的失意和黑暗腐败的唐王朝使杜甫、孟浩然对仕途产生了怀疑，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超脱现实，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的隐逸诗很多，大多反映出隐居生活的闲适，有《北涧浮舟》，全篇洋溢着诗人赞美襄阳山水、乐在故乡隐居的思想感情，还有《过故人庄》中的浓郁的乡村风味和淳真的人情美，杜甫的隐逸诗开始于760年成都草堂落成后，杜甫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开始了短暂的隐居生活，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代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通过写自由自在的戏蝶舞和娇莺啼，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活***景，传达出轻松愉快的隐逸之情。
2.但是，不论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在隐居生活的闲适中却仍然没有忘掉自己的***治抱负，始终有着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的《野望》写诗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国之恨，感叹自己不能为国效劳。“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这两句言诗人感时而思报国，读来感人肺腑。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写夏夜水亭纳凉和对友人的怀念。前四句写诗人隐居生活得闲适之趣，后四句在怀友中流露出他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恨无知音赏”暗示壮志难酬的悲哀3.同为感叹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却更深刻，因为他更多地是想要为国效劳，抒发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思，而孟浩然的壮志未酬或许只是感慨自己的身世罢了。
八、浓郁的羁旅愁情
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诗人夜泊秋江，客中念友。前四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写景：暮霭、山色、袁鸣、夜幕、江流营造出孤寂凄清的意境。而杜甫的《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受孟诗这四句影响，借孤寂凄清之景，引发诗人的乡思、客愁，怀友之情与漂泊之感，抒发浓郁的羁旅愁情。
九、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
1.不论是杜甫还是孟浩然，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始终无法决定自己应该入仕还是归隐，仕途的失意与朝廷的腐败使他们丧失了对仕途的信任，他们也一度选择了逃避现实，逃避黑暗的社会，但是，种种原因却让他们不忍逃避，不忍与唐王朝决绝。
2.首先我们来看杜甫，从他一次次的落第和仕途失意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可以忍受得住那么多的打击却还是坚持自己的***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这样呢？这股力量说白了，就是“爱国爱民”，亦可称“忧国忧民”，因为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愿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灾难，濒临崩溃而袖手旁观，他要拯救国家，拯救人民。因为他心里始终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②在个人失意的时候，尽管老庄思想抬了头，把自己身家一切事都可以置诸度外，但是一想到“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侍御归上都》），便禁不得又要挣扎一番。所以杜甫想归隐却又不能归隐，因为他“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和人民。
3.其次我们来看孟浩然，和杜甫一样，多次求仕失败，失意愤慨，抒发对朝廷的不满，揭露朝廷压抑摧残人才的黑暗腐败，他甚至想与官场决绝，但是，他想归隐，又苦于家贫，生活困迫，甚至缺乏开辟园林的资金。他的《秦中感秋寄远上人》就是写落第后的失意和困居长安的苦况，并表现了诗人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孟浩然不是杜甫，他出身贫寒，生活没有来源，要归隐的话，便没有了俸禄，没有了俸禄，岂不是要饿死。他不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他很实际，他要的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为个人打算。孟浩然的道家情节浓厚，讲求清静无为，但没有了物质生存资料，没有了生活来源，要“归隐”谈何容易。所以，孟浩然同样面临入仕与归隐的矛盾的纠缠。
十、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
1.在入仕与归隐的抉择的问题上，杜甫把难以抉择的关键定位在“心系国民”上，而孟浩然则把关键定位在“个人生存”上，究其根源，还得分析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
2.杜甫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使得杜甫从小就为“儒学”思想所熏陶，“儒学”思想提倡仁者爱人，忠君爱国的思想，使杜甫从小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观念，国家也提倡儒学，目的是为了禁锢人心，培养忠实于朝廷，为封建专制效劳的庸臣、愚民。所以，杜甫以儒为主的价值观体系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使他无法像道家一样超脱现实，追求个性自然。
3.孟浩然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出生贫寒，是一个布衣终身的诗人，没有或是很少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和可能，所以封建正统的儒学思想无法深入其人心，而却使孟浩然形成了儒、道并重，以道为主的价值观。道家思想追求“清静无为，洒脱自然”的境界，这是一种主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在一定程度上比儒学更愚人，他使人达到一种与世无争，一无所求的超然无我之境。“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③可见，道家的归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孟浩然追求超脱世俗的欢乐而忘掉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
注释：
①“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出自（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9页
②“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出自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新1版第19页
③“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出自（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3页
参考文献：
①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新1版
②（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③林继中《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④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杜甫的爱国诗篇8
诗人 诗歌 杜甫 人生观
杜甫的人生观是奋发向上的。从他的诗中，我们读不到那种消极人生的颓废思想。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出发，探索杜甫的人生观，我们会看出他的 除了大多都是体现忧国忧民的个人感彩之外，借描绘大自然来抒发人生情怀的内容居多。他顽强，富有牺牲精神和利他思想。大家知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谓杜甫的思想***治观，说穿了这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他一生都关注***治，无论在朝野内外。他之所以热爱国家大事，是因为他的诗作品具有较强的***治观点和爱民思想。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出发探索杜甫人生观，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一、人道主义胸怀与忧国忧民的崇高人生思想境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通过对大风破屋，一群孩童抱茅草，所住草堂雨天漏水，长夜难眠等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杜甫宁可自己被冻死，也要实现“广厦千万间”，促使“天下寒士俱欢颜”所呈现的人道主义襟怀。体现了杜甫推己及人与舍己为人的高风气节以及忧国忧民的崇高人生思想境界。
1.坦然、恬淡的人生心态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衣衫褴褛拄着拐杖的瘦弱老人，站在屋外门口，瞪眼望着他住房的茅草被肆虐的秋风一层层卷走吹洒在江郊四处……杜甫此时无奈的心境中夹杂着些许淡定。而此心态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委的，我们可从如下两点得到分析：
（1）多年艰辛的经历练就了杜甫坚毅的秉性以及心态的平和。曾经带领举家老小四处流浪，经历了无数战乱，以及饱受怀才不遇之境遇，怎么能被这点秋风所吓倒？他早已习惯了随遇而安，坦然面对各种情况和事物。而这里杜甫的无奈，却不是什么忍受和顺应；杜甫的坦然，也并非对战乱的麻木不仁。
（2）生活的暂时安定，已让杜甫对多年的劳苦忧患意识有所放开，而是去乐观地地追求清新闲淡的日子。
2.叹世态炎凉，推己及人的人生博大襟怀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能收回来的茅草却都让“南村群童”给当面抢走了。“欺”得令人不能忍受。“归来”只有“自叹息”，而不幸到这般地步，却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与帮助，只好自我感叹无奈了。而“倚杖”与“老无力”的对应，让人联想身处此境的穷人会有许多。杜甫慨叹世风炎凉的同时，推己及人，意在言外。由此可见，杜甫由自己的痛苦，联想到广大穷苦大众的痛苦，充分表明了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一处。
3.窘迫境遇中忧国忧民的人生崇高思想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天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关于杜甫的生活境遇，通过雨夜沾湿作铺垫带来的痛苦，充分表明了他长年贫困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说明了这不仅是杜甫自己生活的痛苦遭遇，而且也说明了因多年战乱给国家带来损失以及给广大百姓带来疾苦。心存忧国忧民理念，怎能安然入睡呐？由此看出，杜甫对长期战乱的反感和对未来人生的远大抱负。
4.舍己为人、至死不悔的救世济人情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非常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想象；“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充分表达了杜甫的才情及作品升华至只要能让天下百姓都能住上这“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理想住所，自己捱冻而死也心甘！为了天下百姓，这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因为这种伟大理想与崇高品质的体现，被杜甫用来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以及至死不悔的豪情壮志。杜甫由家到国，从个人到全体人民推己及人的博大情怀，充分体现了他对广大人民的真诚关爱之情，这与以下几个方面是分不开的：
（1）家庭文化教养和熏陶，使杜甫自幼就灌输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人生观，同时因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因素，杜甫也具有着张扬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
（2）杜甫执着追求人生信仰，执着追求***治理想。
（3）杜甫本人的丰富的感情因素也是原因之一。杜甫处在艰难的战乱时代，面对人生、自然和社会，能够机敏地表达出自己的***治理念，从而促使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谐而统一。
三、仁***思想是杜甫和谐理念的核心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谓杜甫的***治观，其实也是他的人生观。杜甫一生都关注***治，无论在朝野内外。杜甫之所以热衷国家大事，是因为他的诗作品具有较强的***治观点和爱民思想。正是因为他拥有这样一个宏伟远大的抱负，他才倍加热爱生活和百姓以及大自然风光。杜甫嫉恶如仇，敢于向社会腐败与黑暗现象宣战；他非常同情广大劳苦大众，甚至心甘情愿为摆脱百姓的痛苦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因此，我们说杜甫的爱民思想是其***治和谐理念核心的根基，而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就是造福于人民。
四、结语
诗人杜甫以崇高人格和博怀对自然、人生充满热爱之情，其真诚和谐的人生观为后人树立了楷模。而杜甫精神的核心就是忧患意识和以人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美德。其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以及爱护国家爱护人民的高尚情操，加之其自觉地社会良知责任感与人道主义精神，架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
参考文献：
[1]汪成清.论杜甫诗歌的文化精神.教育大视野，2010，（6）.
杜甫的爱国诗篇9
论文摘要：进入唐代以后，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并深深地契人中国文化之中，对唐代文人及唐代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杜甫，虽历代皆标其为儒家理想人格和正统诗教的代表，但也难免受到影响。文章从杜甫的身事、作品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对深入理解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传人我国以来，不断地适应当时的风俗习惯，并与主流传统文化相融合，在自身的不断调整中，得以在中土扎根、流传和发展。进人唐代以后，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禅宗尤其如此，它已深深地契人中国文化之中，对唐代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文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等反映到作品中，尤以王络、王维兄弟为典型代表，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都是坚定的崇佛者，柳、刘以儒学佛，以佛解儒.同样，杜甫虽被历代评家标榜为儒家理想人格楷模和正统诗教的代表，但在唐代这样一个思想开放的大融合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杜甫的意识并未能跳脱佛教的影响，在其传世诗歌中痕迹多少可寻。厘清这一影响的脉络，了解佛教思想对于杜甫及其创作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
杜甫出身士族，祖辈的荣耀和言传身教，使其有着极大的***治抱负和***治热情。他在早年时就抱定“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理想，汲汲求***。而后，国家***变化、个人仕途失意、西南漂泊十年等，使其心态、思想及作品的题材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沉郁地关注世情、心系天下的同时，佛教思想给了他一定的心灵休憩空间。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以互补、融合的形态呈现在他的身上，也反映在他心灵畅快激扬时所创作的不朽诗篇里。
1杜氏佛缘寻踪
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熏陶，但也不乏佛教影响相伴。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与数名僧人交往，并留下了相关诗作。杜甫的姑母也是一位信仰笃诚的佛教徒。在杜甫为其所作的墓志(《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载:
爱自十载已还，致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曹达.毋仪用亨，家相连行矣。
杜甫是由姑母一手带大，抚养成人的，而姑母信佛，并且令全家上下奉行.他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佛教信仰浓郁的家庭里，并被要求遵行。
除家人影响外，游宿佛寺、与僧人交往也是接触途径之一。唐人喜游历，寺院常成为文人的游历点、住宿点。在这一往一住之间，必然会和僧侣有所接触、交往。与杜甫交往过的僧人有:巳上人、赞上人(赞公)、上人、文公、高僧兰若、真谛寺禅师、间丘等。杜甫与佛教人物的交往，在长安时期和秦州时期较为频繁。
其中，杜甫与赞上人较为投契，过从甚密。赞公是一位高僧，曾为京中大云寺主。在杜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与僧侣交往相关诗作中，给赞公的就有九首，数量最多。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一: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醛溯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嘴有多日，开怀无愧词。黄鹉度结构，萦鸽下采思。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沐起我病，徽笑索题诗.
这首诗是杜甫初过大云寺时所作，记其胜概。寺院深幽，地清气和，听着悠远浑厚的古钟声声，使人身心沉静其中。扉开复闭，正值斋时，与僧友切磋探讨，谈佛论经，如食醒酮然，开怀不已。黄耐紫鸽，深院春禽。《杜脸》:意适行迟，诗兴动矣.微笑索题，知己会心也。[3J足见其友情深厚.
如果说杜甫早期近佛、谈佛为顺势所趋，并未显见深刻影响，那么，漂泊西南时期则是他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悟，甚至产生依赖、栖身想法变化的重要时期。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期，正值净众宗和保唐宗在四川积极弘法。据K历代法宝记》载，宝应元年(762年)无相门下发生了持续三、四年之久的继法之争，而与杜甫有密切来往的严武、高适等也曾深深介人此事。此外，与杜甫关系密切的友人岑参、韦有夏、狄博济、李布等，也与净众、保唐二宗弘法及法争有关.这些深人佛事的友人，对杜甫不可能没有影响。而人蜀后的杜甫，身历数年辗转流离、贫病交加，身体日渐衰弱，家庭生计艰窘。再强的爱国心、***治热情，也难免减弱、失落。“纹绮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现实，让其深刻感受到了儒家理想的难以实现，感受到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悲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巨大冲突，使杜甫产生了不满，提出了怀疑，甚至写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肠俱尘埃”的愤怒诗句。对现实的失望让其对佛教思想趋于关注，感到“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想要更加靠近佛法的光明，沽染其温暖，引导达到至上真理。
虽然，杜甫在内心苦闷、矛盾的冲突斗争中最终找到的，仍是秉持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但是在这一回归过程中，有了对佛教思想的交流和认同。佛家的慈悲、劝善，对弱者的同情，与儒家的“仁”产生了某种契合，使得他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儒释融合，使之作品更显博大胸怀。
2作品品读评佛味
杜诗中与佛教相关的作品，相当部分是与佛教建筑和艺术有关，也有与僧人交往诗作，晚年作品才多表现出对佛教思想明显的兴趣和认同。
杜诗最早表现佛教内容的，是其青年时游东都洛阳时所作的的《游龙门奉先寺》: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阅象纬退，云卧衣装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那时的杜甫年少轻狂，意气风发，对人生和社会都充满希望。这时期的佛教相关诗，多为游历之作。庄严肃穆的寺院，是唐代普遍而又重要的人文景观。据统计，东晋造佛寺i7ss所，后魏造寺30000所，而唐代则造寺44600所。寺院数量如此之多，规模空前。星罗棋布的寺庙、精妙的建筑和雕塑……在博大精深的佛学思想之外，也拥有着独特的魅力。佛教思想对杜甫来说，并不陌生，但在这个阶段对其思想的影响还是淡泊的。裘马轻狂的青年，怀抱理想，只盼达济天下。但佛教独特的艺术魅力还是很吸引他的，是种新鲜的刺激.从其诗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喜爱的心情。又如《龙门》: 龙门横好断，异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我。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
再如:《题玄武禅师壁屋》: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沦洲。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呜。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
这些诗句中，对佛寺壁画艺术的精彩描绘，对佛典故事的熟悉，在佛教肃穆神秘环境下闻钟深思，等等，虽只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心情，却也足见其对佛教艺术的喜爱和尊重。
随着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化，杜甫的心境和宗教情怀也有所改变。如在杜甫与僧人的交往诗作中，上文提到过的与赞上人的诗，从“把臂有多日”，“晤语契深心”的惬意、温馨，转而到“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的感慨。京城相识的两人，因各自的坎坷在此偏僻的秦州相逢。世事的难料，命运的不可知，使得杜甫对宗教观照心灵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佛教更加关注，还可以从在其《赠蜀僧间丘师兄》诗中可以窥见一斑:
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秋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我住钵官城，兄居抵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软。景姜步修库，而无车马喧.夜阂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澳澳役界黑，驱驱争夺繁。帷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诗中“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等诗句，都显示着杜甫的心境变化，展示他的宗教情怀，以及对佛教的关注。
更明确表达出他对佛教向往的，是其晚年所作《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诗中写到“……行路难何有，招寻兴已专。……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本自依逸叶，何曾藉馒侄。……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愈。……勇猛为心极，清蔽任体屏。金蓖刮空眼，镜像未离锉.……”诗中表达出自己本倾心佛教，对神仙之说不太感兴趣。晚年更多接触佛教教义、佛学思想，感到佛法精妙，力实践之，以改正自己过去的缺失。但是，虽然决心很大，奈何身体屏弱，只好任其自然。因此，离悟道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就现在的认知而言，还只是空刮盲眼之膜，只捕捉到镜像一样的虚妄。这里既表达出自己对佛教真谛的向往、尊敬，希望自己有所收获，又表达出自己难以进人佛教世界，成为信徒。这种感叹，还可见其《渴真谛寺禅师》:
兰若山高处，烟霞峰几重。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墉。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有太多无法割舍的东西，诗中虽只言“妻子”，只道亲情难舍，但实际上，不光是家人，他还心系百姓，担心着国家、朝廷的前途，热爱现实生活，因此，无法完全抛弃一切“俗念”，真正饭依。一方面向往，另一方面难舍，诗中的折中打算是:把家在离真谛寺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没法人空门，却仍希望接近。虽然看似矛盾，但佛教的慈悲心、博爱情怀和儒家“民为贵”、“仁”的根本有一定相通，因此，杜甫在经历内心冲突斗争而回归儒思时，佛教思想以融合、互补与其中。
杜甫同情、关心贫苦百姓，也怜悯自然界中的弱小动物，在诗歌中为他们鸣不平。即使他自己也处于贫病交加的痛苦中，仍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号呼、誓言。这种宽容与悲悯、博爱与温情、利他与献身的情怀，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虽然没有大幅谈禅论佛的字句，但佛教意味也显其中。
杜甫的爱国诗篇10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景观设计;共同性;设计手法
诗歌创作艺术是指以诗歌为体，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形象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诗歌创作被视为艺术的创作，诗歌中的点滴也作艺术的点滴。当然，诗人创作中的状态也作艺术家创作状态。在诗歌创作中的秩序，逻辑，时空的转化，精致的描述，搭配等等，却是与艺术中的景观空间设计有着很强的联系性。
一、诗词与景观设计间的相互浸润与转化
(一)首先，中国文人们爱好诗词上的精神表达，同时在现世的生活中，追求着园林景观，因此很多诗人有着自己的园林。例如，竹林七贤的竹林精舍，白居易的桃花坞，嵇康的嵇山别墅，王维的辋川别墅，文征明的艺圃，等等。虽然这些例证都是条件尚好的文人雅士，但如沈复与芸娘那样只有几步花园，借景沧浪的雅性才着实让人感动，最后连沧浪也没得借了，只得做了碗莲放置桌前。这可见，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们，甚至是中国的传统精神里，都追求着：“天地有大美”这几字。(二)创作的情感表达(作用)。文人雅士们创作出的诗词，歌颂并描绘着自然的风光和雅致，这样描绘便促进了自然景观运用的文人气韵与美学。例如，文人们大多爱颂赞，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在这样的赞誉中，不管是文人，雅士，武夫，百姓都爱在器物或是日用常行中大量运用这四种元素，而在传统古代园林中(环境景观设计)也爱大量的布置和设计，烘托着这四物。
二、营造诗意景观的策略与表现
探索中国古典诗词(以杜甫诗赋为例)艺术作品与景观空间环境研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将杜诗文化全新注入浣花溪公园，推动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全面展示杜诗的精品文化区域，为游客提供从杜诗角度感受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崭新视角。在历代文人隐士生活过的锦官城西浣花溪畔，成都这座古老与现代有机融合的国家中心城市，将翻开其全新的一页。在杜甫的生平中，经历了多个阶段，杜甫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五首诗歌流传至今。如何运用杜诗各个时期的经典名句做出有意义的景观呢？首先，结合历史本身，了解到杜甫生平中，他最闲适，安逸的生活就是在年少时期在长安的生活了。所以在设计的场地上应该是一片开阔，明朗的景致。大片的缓坡草地，搭配景致的古桩，配以意气风发的雕塑造型的杜甫。而在石品的搭配上应该是圆融饱满的大石，弯曲而富有深意的道路，结合中国传统造园手法中，龙腹部栽种植物。而诗人的诗歌，用大片的雕塑石片呈现，宛如壮丽诗篇。在杜甫的人生第二阶段中，生命不再只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追寻钟鼎的道路上，杜甫见到了民情苦味，寻官的不易。而这时期的杜甫经典名句是：“暮随肥马尘，朝扣富儿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设计中以抽象的唐代建筑群落构架为背景，以长安现实生活与皇室空中楼阁对比营造场景氛围。场地是一块厚重的铁板，铁板会随着时间有斑驳的痕迹，而铁板的运用是让体验者有场地强调的意味，有种登上历史舞台的仪式感。而唐代建筑构架的实在，残缺也是不抽象的造型里的历史真实感，而构架与铁板之间的联系就是用钢架组合成的杜甫这一时期的经典诗句，这也是寓意杜甫与皇室的空中楼阁间的联系就是诗文。在杜甫的人生最后阶段里，仿佛应证了一句话：我们身后遗弃的时间越是久远，呼唤我们回去的声音越是强烈。杜甫的最后阶段里，他开始想要回到长安，回到故乡，他不断回头，不断前行。杜甫在这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设计中，以铁锈做远处的山川，一艘破败行进的石船，好像是杜甫余生的写照，船下铺设的是细石做的河道，而此处的造石则是色重，肌理感强的石头来烘托氛围。诗句其实就是诗人一笔一间对应上某种景致和心情的描绘，而景观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可以在心上营造一座园林，私享的、无边的、美好的。从诗词的语句间，设计师找到景观搭配的原由从而增加景观设计中的文人气，达到所要的目标。但有时，设计师找到的其实是“对应的心情”，然后设计出了“有情绪的环境”，不是死板的安置与摆放。与诗人那些“共通的情绪”，换做了设计中的起伏与隐逸，设计的思路与主张，让设计达到一种有“情绪的环境”，诗词是随心的，设计是随人的。
参考文献：
[1]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