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10篇

苏轼的诗篇1

摘要: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文豪,同时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美食家。他创作了许多以食物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苏轼以食物为载体,吟咏了贬谪之地的风土特产,表达了自己“不择精细”的饮食观和“以俗为雅”的审美观。

关键词:苏轼 食文化 饮食观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苏轼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对中国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的发展贡献良多。(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主要从苏轼诗文中的食文化着手,对酒和茶等饮品暂且不做论述。)中国的饮食文化由来已久,苏轼并不是第一位描写饮食的文学家。而苏轼在这一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把饮食与文化融为一体,使饮食真正成为文化的载体。在苏轼的笔下,饮食这一题材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一、吟咏贬谪之地的风土特产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曾多次被贬。古代被贬大多是前往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贫乏的偏远地区。遭贬的愤懑、离家的伤感、前途的渺茫,使得诗人大多会产生“异服殊音不可亲”的心态。在苏轼以前,能够热情赞美贬谪之地风土特产的诗人又有几人?苏轼性格豪爽、胸怀宽广,他在遭遇贬谪之时随遇而安,对异乡饮食也入乡随俗,充满愿意尝试的好奇之心。

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刚抵达即赋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①诗人先是自嘲“为口忙”,既指因言事而获罪,又指为谋生糊口。接着诗人笔锋一转,由绕城的长江,联想到“鱼美”;由连山的竹林,联想到“笋香”。展现出诗人初到黄州时内心痛苦,却又自我安慰、旷达自适的复杂心情。

至于岭南的荔枝,更是多次受到苏轼的赞美。1094年,苏轼谪居惠州。在此地,苏轼第一次尝到了荔枝的美味,喜爱之余即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达了对荔枝的喜爱之情。其中最为传诵的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②荔枝在唐代就受到诗人的重视,不过比较有名的荔枝诗多与讽刺唐玄宗、杨贵妃有关。如杜牧的《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真正从咏物的角度来赞美荔枝的少之又少。

二、“不择精细”的饮食观和“以俗为雅”的审美观

苏轼喜爱河豚、荔枝等物,但他并不刻意追求珍馐美馔,对普通食物他也同样感到津津有味。苏轼谪居海南时,生活十分困顿贫穷,“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某日,其子苏过乎出新意,想出“以山芋作玉糁羹”之法,即用山芋和山兰米熬煮成羹。苏轼对儿子用普通原料创制的美食十分欣赏,感叹“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如此普通的玉糁羹,苏轼却将其比作世间绝无的珍馐美味。QfG川味坊四川美食网这既是苏轼在逆境中豁达超脱、悠然自处、怡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也是其不择精粗皆有可赏的饮食观的体现。

苏轼创作不局限于一般传统的题材,也不拘泥于词藻,即便是俚语俗句亦可入诗。他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一般来说,文人题诗应营造高雅幽静的意境,苏轼却偏偏写进食物。这类情形在苏诗中十分常见:

岂知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豆粥》)③

不种夭桃与绿杨,使君应欲候农桑。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垄风来饼饵香。(《南园》)④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病中游祖塔院》)⑤

“豆粥”“饼饵”“紫李”“黄瓜”等本是俗物,但通过苏轼的改造,这些诗歌不但生活气息浓郁,而且志趣高洁,境界典雅,没有丝毫的俗气。这是因为苏轼对食物本身的描写脱离了果腹的实用性质,而近于审美的咏叹。同时与诗中其他意向相组合,使得原本普通的食物成为一种全新的题材。同时,这些食物的意象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因而在读者阅读时就显得真实、亲切,这也是苏诗为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亲手制作美食的兴趣

阅读苏轼的诗文,我们发现诗人不仅是美食家,更是烹饪家。自古以来,“君子远庖厨”似乎成为了一种传统,但苏轼却一反其道。他喜欢亲自动手制作美食,从种植蔬菜到烹饪菜肴,他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在《元修菜》一诗中,诗人就描写了元修菜的播种、采撷和烹制过程:“种之秋雨余,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虫。是时青裙女,采撷何葱葱。蒸之复湘之,香气蔚其蒙。点酒下盐鼓,露橙芼姜葱。”⑥

“东坡肉”相传为苏轼所创制。宋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煑。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轼在《猪肉颂》一文中提到具体烹饪方法:“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⑦从此,“东坡肉”作为一道名菜,流传至今。

综上所述,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创作了许多以食物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苏轼以食物为载体,吟咏了贬谪之地的风土特产,表达了自己“不择精细”的饮食观和“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同时,苏轼还喜欢亲自动手制作美食。而这些都与苏轼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儒释道的思想密不可分。(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林语堂.坡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4]颜中其编注.坡轶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

[5]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J].文学遗产,2012,2:4-15.

[6]康保荃、徐规.苏轼饮食文化述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32(1):97-10.

注解

①(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031页

②(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192页

③(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271页

④(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678页

⑤(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75页

苏轼的诗篇2

饮茶之前需煎茶,也就是煮茶,对水和火都是很有讲究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就强调了煎茶用水的重要性,惠山泉水澄清甘冽,佳茗美泉相得益彰。苏轼的《试院煎茶》中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煎茶的过程,“蟹眼”和“鱼眼”指的是沸水中气泡的形态;“松风”是水微微沸的声音,从水沸的气泡和水鸣的声音判断出煎茶煮水的程度,再将茶投入茶碾之中碾成“蒙茸”,“绕瓯飞雪”更是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高超的投茶技巧。在《汲江煎茶》一诗中刻画了诗人煎茶前亲自到江边钓鱼石上汲取深江清水的场景,更兼提出了对煎茶用水的选择标准。“清”是饮茶用水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水质清澈纯净,才能正确反映出茶叶的色香味。“活水”比之池水、塘水更加自由不羁,也更契合诗人渴望在饮茶中得到心灵解脱的意愿。

在苏轼的笔下,茶更有助文思、战睡魔,甚至有医病的作用。《汲江煎茶》和《试院煎茶》中都反复提到“枯肠“”撑肠挂腹”,均是借用了唐代诗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之意,点明了饮茶清醒神智,有助于文思泉涌的功效。在《赠包安静先生茶》中诗人想象奇绝,以“雪见羞”来描写茶汤洁白胜雪,更强调建茶极大的提神破睡功效,东坡先生喝了可以“调诗腹”,居士饮罢可以“战睡魔”。《寄周安孺茶》中也有“破睡速”的说法,东坡先生偶然登上天峰山麓,采得山茶,自制自藏,自煎自饮,不必也不能比较其优劣,只是喜爱它能破昏睡而醒神智。古人云“:茶益文人思。”茶可以帮助诗人捕捉创作灵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茶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苏轼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颂茶的祛病功效。苏轼茶诗中展示的众多宋代茶俗,直接反映了北宋茶风之炽。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茶事、茶俗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的茶文化较之唐代更臻于成熟完善,茶作为一种丰富的载体,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欲”,更重要的是它进入了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成为他们追求艺术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显示了茶文化独特的韵味与风采。

高尚品格的象征

以茶喻人。茶之性平和而蕴藉,清静而韧,茶圣陆羽的《茶经》中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中国,茶不但反映了各种社会文化风貌和人文精神品质,而且茶品与人品是相通的。苏轼认为,茶有高洁的品格和德性,最似君子。诗人最为著名的茶诗《寄周安孺茶》中曾称茶“刚耿“”廉夫”,盛赞了茶纤尘不染的刚耿之性和不受微秽亵渎的廉洁之心。《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中更称赞建溪所产之茶别有不同,具有“君子性”,而且“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建茶之妙在于骨鲠正直的君子性情,既可爱可亲又不可轻慢,使人肃然敬之,其骨体清秀而中和纯正,茶味悠长隽永,令人回味。茶既有坚韧敦厚的内涵,又有森然飒爽的英姿,这正是作者眼中的君子风范。更与“空有名”的草茶作比较,以建茶比君子人格,以草茶比小人品格,褒贬自是分明。苏轼对刚直的君子人格十分推崇。他在《讲田友直字序》中曾写道刚直者的可贵,与其得成上千个唯唯诺诺之人,不如得一个敢于真话直说的士。君子者,有***不倚的人格精神,有凛然刚正的浩然之气,有宁折不弯的刚毅气节。这是苏轼理想的君子人格,也是他践行的行为标准。在新***旧***之争中,苏轼直言敢谏,以至于屡遭排挤,甚而被构陷下狱,即便如此,诗人依然是敢为敢言不失刚勇,其刚直之节、仁勇之谋足以称誉后世。苏轼的茶诗中,茶品与人品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茶清和淡泊、刚韧不屈的品格也正是诗人坚韧敦厚的君子风范的象征。

折射社会现实的工具

苏轼有开阔的***治视野,充满人道主义的忧患意识,敢于揭露***治的弊病和社会矛盾。他的茶诗成为折射社会现实的工具,对封建酷吏的批判、对民生多艰的哀叹,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他仁人爱物、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荔枝叹》中,诗人先以纪实的手法追忆汉唐时供奉荔枝龙眼的旧事,统治者为了尝到新鲜佳果以至于“颠坑仆谷“”惊尘溅血”,贡荔枝祸民之烈可谓触目惊心。然后以“君不见”三个字将叹荔枝引到叹茶叶,由历史的揭露转到现实的批判,使人想到贡茶的背后也是“惊尘溅血“的惨状,对当朝大臣“争新买宠”表达了极大的愤慨。诗人深刻地批判了历史上的统治者骄奢***逸、劳民伤财的罪行,并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当朝热衷贡奉茗茶的朝廷重臣丁谓、蔡襄之流,揭露其“争新买宠”的贪鄙心态,并对百姓遭受的祸害表达了深切同情。他不无激愤的大声疾呼“天公”,不要出产这些满足口腹之欲的“尤物”给百姓带来祸害,看似是对上天说话,是呼吁,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控诉。诗人借讽古来刺今,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崎岖烂石上,得此一寸芽”“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和“千团输大官,百饼炫私斗”等句都真实地反映了茶农们采摘贡茶的艰险辛苦,并揭露了官府欺诈茶农,横征暴敛的恶行。苏轼在他的茶诗中寄托了对人世、苍生的极大关注和热情关怀,诗人的赤子之心和不惧的斗争精神表露无遗。苏轼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认识,也具有现实主义的切肤之感。他借诗歌干预生活,反映民生,针砭时弊。他的茶诗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呈现出诗人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历史真实性。

随缘自适的人生智慧的体现

茶是大自然的灵品,具有平和、恬淡、耿直、高洁的品性。它的清高而独具灵性不仅有助于文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更能超脱世俗羁绊,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苏轼的茶诗中,更多的是借饮茶获得心灵的超越,在茶境中追求适意,从而体现出诗人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曾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自嘲地写到自己的数次贬谪,并不乏黑色幽默的称之为“平生功业”,尽管一生坎坷,却能怡然自乐、万事随缘。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中提出自己“百事常随缘”,“随缘”就是能随遇而安的心态,有了这种涵盖天地万物的心态,便可无往而不适。因为蒋夔的“穷旅不自释”,所以苏轼寄诗给他,希望他能在茶中体味到人生万事应随缘的心境,把心置于物外,保持一份超然态度来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进一步接受佛家思想。被谪到黄州后,佛书成了他解脱痛苦抚平创伤的一贴良药。苏轼学佛并不执意追究“信”与“不信”,而是取佛理运用到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上,从而求得对人生真谛的顿悟。苏轼与僧侣、禅师交游酬唱,以茶参禅,其后的茶诗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也促使诗人走向了清净澄明、宁静超然之境。

苏轼的诗篇3

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文学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少有人论及。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分说如:

论题一: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魏晋以来的咏史诗多少有这种“以史证诗”的认识,注重“诗”“史”的某些品质互通,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又引闻一多语谓“诗”“志”本是一个字,自然是叙事的,则为其辨正源头:更远如《诗序》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证诗之法;李善注《文选》以史实史事佐注诗文又在实践上加强了这种认识:咏史诗的发展未尝不可以视作“以史证诗”观念以至“诗史”观念的推进和发展。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重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咏功;成汤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以史证诗”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学”意识的增强,自然可以为其诗学批评提供某些批评的土壤;而诗学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宋人“诗”“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诟病的“以文为诗”,其实质也就是文与诗两种文学型态的异质同构和学术通感(联觉);而诗学与禅学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诗学批评多以禅喻诗。但把这种学术通感扩及诗学批评,单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上引“诗外尚有事在”之谓。其实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并不仅仅在“事”本身。

苏轼既然有心于“史”之“文”,又着意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三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换言之,即表示了他的以文为杜诗“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悲陈陶)云:“四万义***同***。”此房珀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珀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责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故此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不仅需要广博的视界和知识,更得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眼光才能发他人之未发。这自然也是宋人因为唐诗的压力而另寻蹊径的努力和自觉,如杨万里所谓:“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送彭元忠》)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这大抵也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何况《东坡诗话》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其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自可窥探得到。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之法,固然是出于尊杜的日的,但毋宁说,苏轼之于杜诗“以史证诗”,其实是出于其一贯的学术背景。所谓“以学为诗”、“以文为诗”等,前提既然在他深厚的学养,则“以学为批评”、“以文为批评”亦如是。事实上,对“史”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文”的兴趣所在。因为“史”终究是“文”,虽然与诗不无会通或交集,但它首先是作为“文”而具有它的赋性的。就此而言,以史证诗未必不是着眼于“义”的品格发散的,而以史证诗之法其实也可以称为以文论诗之法。

论题二:论杜诗的用事载人

如果说“以史证诗”标示的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学术好尚,那么,对杜诗之为“诗史”的用事载人的品格批评,则显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努力和实践,以“学”的规范和要求作为诗歌批评的轨辙,专注在“学”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积淀,甚至是各种不同学术类型的旁通、化成和联觉。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

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苏轼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的理论视野。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审美爿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美“自平”诗》中说: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丈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而这正见出苏轼的杜诗批评的出发乃在以学为论诗的前提,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要求“读书破万卷”。

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才有的找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孔子作《春秋》,后人即以为史的功能是“寓褒贬别善恶”,其中就着眼在“纪人记事”:司马迁所谓“究大人之际,成‘家之言”(《报任安书》),所强调的还是史的“载人”功能。杜诗被誉为“诗史”,“诗”“史”两种思维模式的糅合贯通,其中自然包孕了对其诗作“史”的意义认同。而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苏轼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榜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才学为批评”,于此可见其端。

因注蘑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并把它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王夫之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些过火,却是一针见血。两家所论,未必不可移于苏轼的诗学批评,即所谓的“以才学为批评”。

苏轼开“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殆至南宋,此风更盛,张戒等人所著诗话里多有议论,甚于宋初。又如风台王彦辅《诗话》: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饰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长.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骇廊庙:稼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溴: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这些所谓“引物连类,掎摭前事”云云,不过承苏轼余绪而发挥之。

苏轼的诗篇4

关键词: 苏轼诗论 平淡 审美张力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平淡”是一个及其重要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一种诗歌风格,更是一种审美理想。这个范畴在理论上的最终确立与成熟,是与苏轼对平淡风格的阐释密不可分的。苏轼的“平淡”诗论,揭示了平淡美的本质特点,而且把“平淡”诗美与人格精神结合起来,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张力。

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1937年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首先提出“张力”这一概念。他指出诗的意义就在于张力:“为描述这种成就,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P109关于诗的审美张力,理论界有多种理解。本文所要探讨的“平淡”诗美的张力,主要指两种相反的审美元素在矛盾冲突、对立统一中所产生的诗的张力。

苏轼对“平淡”诗美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几条:

(1)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2]P2109-2110

(2)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P2515

(3)……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2]P2124

(4)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2]P2523

上引几段文字,第(4)段并非诗论,而是文论,不过南宋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引用该段文字后,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3]P348因此,我们认为这段文字同样适用于诗歌。每段文字虽然说法不同,但大致表达了苏轼对平淡风格的欣赏。

苏轼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陶、柳一派诗歌,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平淡”美的本质特点:形式上,平淡的语言实际蕴含着华美的文采;内容上,诗的表面虽平淡无奇,但蕴含了深厚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而“枯”与“膏”、“淡”与“腴”等矛盾双方的运动构成了“平淡”诗歌的审美张力。

一、“平淡”而“有味”

苏轼所说的“寄至味于淡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平淡的语言蕴涵深刻的哲思。中国古代诗歌,讲究“诗言志”,讲究“寄托”,诗人往往在诗歌中寄寓自己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对人生际遇的思考、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要理解古人的诗歌,只看表面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文字背后的哲理思考和人生境界。

平淡之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普遍的审美追求和最高美学理想。以简淡古朴的形式,以最有限的言语文字,表现最丰厚的宇宙人生内容——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追求。苏轼所说的“外枯而中膏”、“寄至味于淡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心灵越是丰富,内蕴越是深厚,而表达出来的文字越是平淡,两者的反差就越大,那么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的震撼力和审美张力就越大。由此产生诗歌的平淡美。

一提起平淡诗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陶渊明之诗。明人胡应麟以“惟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4]P35来评价陶渊明诗歌。我们来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5]P327

“性本爱丘山”,可见诗人喜爱的是超然物外、淡泊自持的田园生活。清人周亮工这样评价陶渊明:“独有陶渊明……闲靖旷达,千载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诗,诗即是人,古今真诗,一人而已。”[6]P250伟大的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

中国古代的诗人,和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不管得意失意,都喜欢投身于山水田园之间,吟咏性情,极力追求淡泊冲和的心境。超越名利的纠缠,率性自由,恬淡自适是中国古代哲学共同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古代诗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淡泊超然是一种人生境界,把这种人生追求寄寓在平淡风格诗歌中,从而使之具有一种哲理之美。

(二)意境隽永而深远。平淡诗歌的韵味,还体现在其隽永深远的意境上。它所选用的语言和意象都是极其普通常见的,但这些常见的意象却能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从而产生强烈的美学张力。读者在想象与联想中,超越了这些平淡的语言和意象,进入审美的自由。

陶渊明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桑、麻、豆、苗、竹、林、松、菊、飞鸟等意象,这些常见的意象,在陶渊明诗中却有了超越平常的意义。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5]P335

这首诗,以平常语道来,自然而不着痕迹。通过“菊”、“飞鸟”等意象,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与大自然物我两忘、超然世外的诗人,更看到诗人的人格、气质和精神境界。

在盛唐诗歌雄浑壮丽、绚烂之极后,中唐出现了柳宗元、韦应物的“平淡”诗风。柳宗元的诗备受苏轼推崇,认为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江雪》这首诗,可以说是柳宗元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苏轼的诗篇5

一、苏轼诗歌的孤独体验

“孤独”除了指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方式外,主要指一个人的心理体验。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具有***精神的人,因其***独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准则与流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保持着距离乃至对立,所以受到某些社会阶层的排斥,从而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种境地下,咀嚼孤独、体验孤独,从而形成持久而深刻的孤独体验。

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他有志于改革朝***且勇于进言。由于他注重***策的实际效果,王安石变法时,他强烈反对新法,受到新***派官员的激烈排斥打击。严重的***治迫害,使苏轼陷入了孤独的处境。这种孤独处境,首先是生存状态的孤独。“乌台诗案”的诬陷,使得苏轼周围的人为了安全与生存的需要,纷纷远离他,营救、支持他的人寥寥可数。迁谪黄州,“渐为人不识”①。(苏轼《答李端叔》),几乎过着幽居独处的生活;而后,又不断地被贬,贬所也越来越荒远,最后竟被贬至饮水食芋的蛮荒之地儋州。***治的挫折,世情的冷漠,才识的不被人赏识,使苏轼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强烈的孤独体验。

孤独源于艺术家人格的***不羁,“艺术家的独创性、创新意识和***精神常常是他们陷于孤立的首要原因”②。苏轼人格的***不羁,一方面是在***治上表现出充满***精神的人格力量。王安石变法时苏轼也有改革朝***的打算,但王安石采取的是激进方案,而苏轼则是稳健方案,导致二人在变法***策上的争议。王安石权重一时,但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治方案,这是其人格***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导致他陷入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轼***治上的***精神更表现在他为***人倾轧、小人构陷而不屈,屡贬而不悔,体现出士大夫人格的卓越品性和浩然正气。“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③(《定风波》)在***治的风风雨雨之中,苏轼坚守着***不倚的人格精神,历风雨而不惧,表现出极其放旷不羁的***个性。正所谓“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孤鸿就是苏轼的化身,他有着强烈的悲恨却没人能够体会。这是一种深刻的有着震撼力的孤独体验,是苏轼对其孤独进行审美观照而形成的生命体验。

苏轼的孤独体验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就在于其能将自我的孤独作为观照对象,体验孤独,并将之形诸语言,使其部分诗歌显出幽清孤冷的格调。苏轼的孤独体验在仕宦生涯中是非常深刻的,流放的生活使苏轼不断咀嚼孤独,并在外物的刺激下借语言表达其孤独。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常常或明或隐地表达着他的孤独体验。审美意象是生命体验的形式化,苏轼常常在诗歌中借咏物寄托他怀才不遇的孤独寂寞。梅花是孤洁高傲的象征,在苏轼的诗歌中,梅花便是自己的化身,表达一种孤独而又桀骜不屈的生命体验。苏轼初到黄州作的《梅花二首》云:

春来幽谷水潺潺,灼烁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④。

深山幽谷中的梅花斗霜傲雪,独开独落,无人赏识,无人慰藉,充满了深深的孤独感。梅花正是诗人的自况,是诗人***治受到挫折后怀才不遇、孤独寂寞的生命体验的外化形式。在《梅花三首》中,苏轼同样以梅花喻己,寄托诗人幽独索寞、孤单高洁的生命体验。同时,苏轼还以幽居的海棠自喻,《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写诗人偶见海棠,感叹名花幽独,飘零陋邦,联想到自己,贫病交迫,流落天涯,饱受雪霜欺压之苦,不禁黯然神伤。

苏轼在很多诗歌中都流露出不被人理解,怀才不遇、孤独辛酸的生命体验。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其诗歌由前期的讽刺苛酷、笔锋尖锐,变为沉重稳健,充满着辛酸无奈之情。《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写诗人谪居黄州,月夜偶出,东风送暖,江云清媚,弱柳垂丝,春意浓浓,而诗人的欢意却渐谢。“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对处境的孤独、时光的急逝、欢意的渐减,充满了辛酸无奈。“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内心的孤寂苦闷何其深刻。《寒食雨二首》、《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中秋月三首》等诗歌都表达了诗人处荒凉之境生活艰难、进退失据、孤独寂寞的深沉感慨。

二、苏轼诗歌的归依体验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在宦海风波的磕绊中,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在静观自然中,“心与物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思想影响着他,使他产生归依自然的归依体验。“归依体验是艺术家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达到的神圣的境界,一种结束无意义的生活以后重新获得生活意义的充实感、安适感与幸福感”②。生活的困顿、仕途的坎坷、精神的孤独往往使人产生失落情绪;在失落情绪之中执着追求的人会产生一种归依体验,无论这种归依体验是向宗教回归、向自然回归,还是向童年回归,他们最终都将回到自己新的精神家园。

苏轼在仕途失意、精神失落的情况下产生的归依体验主要是一种向宁静自然的回归。寄情山水,以自然作为自己灵魂的归宿,在自然中静心止虑,澹泊宁静,做到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闲适恬静的境界。苏轼在仕途上虽有用世之远怀,经世济民之宏大***治理想,然而他忠言谠论、直而不随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官场上不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这就决定了他必将遭到反对派的迫害打击。苏轼一生一贬再贬,漂泊流离,无所定居;怀才不遇、饱经风霜的苏轼在贬谪生活中难免会产生归依自然的生命体验。回归田园、遁迹山林,享受闲云野鹤般自由宁静、恬适舒畅的生活成为苏轼内心的一种理想追求。

苏轼归依自然的生命体验对于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就在于他的诗歌作品中有着大量表达回归故乡、返归山林思想的诗歌,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故乡在诗人的心目中是自由、宁静、温馨之地,回归故乡其实质就是回归山林、隐逸林泉。“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正月三日点灯会客》),“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岷山我家万里,投老得归无?”(《南康望湖寺》)。“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过岭二首》),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渴望回归故乡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说到底就是一种归依自然的生命体验。苏轼在面对秀丽的大自然时往往生出归隐大自然的念头。在《书烟江叠嶂***》中对王定国所藏的烟江叠嶂***画的画面情景作了详细的描写,再创了一幅清新秀丽的画面。水映千山、浮空积翠、烟雾迷蒙、飞泉直下、小桥野店,显示出幽绝清空之景,此情此景是诗人所要追求的理想归隐之地。苏轼还在大量诗歌中表达了没有及时归隐的悔恨,以及终将归隐山水的理想。“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书李时南所画秋景》),“仰看云天真蓑笠,旋手江海入蓑衣”(《西塞风雨》),“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苍波没两鸥”(《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一首而晋卿和四首》),“飞鸢悔前笑,黄犬悲晚悟”(《雨中过舒教授》),“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多作长牛翁”(《书晁说之考牧***后》)等,都是体现诗人归依自然的生命体验。

陶渊明可以说是中古以来隐逸的代表,是后世归依自然、隐逸林泉的楷模。苏轼归依自然的生命体验反映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他效法陶渊明的倾向。苏轼不仅在诗歌中对陶渊明不问世事、悠然自适的生活表现出高度的赞赏与仰慕,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寄黎眉州》:“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表达了要效仿陶渊明的理想。《题李伯时渊明东篱***》:“东篱理黄华,意不在芳醪。白衣擎壶至,径醉还游遨。悠然见南山,意与秋气高。”闲适恬淡、悠然自在的田园生活成为苏轼追求的一种理想模式。和陶诗一百二十首更是苏轼归依自然,追求宁静生活的表现。

苏轼的诗篇6

一、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感寄托

时光变幻,春秋代序,万事万物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苏轼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他为生民立命的决心始终没有变。《宋史》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则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在幼年的苏轼心中,儒家积极入世、为民请命,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士大夫使命已经形成。特别是在节序交替的特定氛围中,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加强烈。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试***改变朝廷积贫积弱的局面。由于和王安石变法方式相抵牾,苏轼自请外放。熙宁七年,苏轼调任密州知州。密州是一座人穷地僻的山城,连年灾荒,人民苦不堪言。在密州两年任期内,苏轼怀着一颗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心为密州人民做下许多实事。任期满,苏轼离开密州回京师,正值岁末除夕,大雪阻挡去路,看到此情此景,苏轼于是写下了《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这首诗。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东风吹宿酒,瘦马兀残梦。

葱昽晓光开,旋转余花弄。下马成野酌,佳哉谁与共。

须臾晚云合,乱洒无缺空。鹅毛垂马骏,自怪骑白凤。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除夕、元日是最重要的节日,受民众高度重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夜,禁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除夕夜,家家户户热闹异常,人们往往围炉团坐,许下美好的祝福,祈求年年平安顺利。而诗人此时正在行役途中,本应该思念家人团聚的快乐,但是他想到的却是广大贫苦农民在新的一年能否迎来庄稼的丰收。在此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他亲眼看到东方三年大旱,农民颗粒无收,百姓们逃荒流离失所;老农释耒叹息,痛心不已的悲惨场面。恰在此时,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落下来,虽说春雪晚来了一些,但他告诫农民种植春麦为时未晚。与农民可种麦的欣喜相比,诗人哪里还埋怨行役的辛苦。在这新年最重要的节序变换中,苏轼不是感慨舟车劳顿的辛苦,也不是叹息新年家人无法团聚悲凉寂寞,而是为晚来的雨雪欣喜歌颂,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敬佩。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守杭州。正值立秋,苏轼作《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诗。

二、游子眷恋故乡的情感寄托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人们的安土重迁和对故乡的依恋,这也是我国人民传统观念中的归属感。特别是在浓厚的节序氛围里,这种感觉在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尤为强烈。

苏轼踏入仕途以来,很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久在异地他乡的诗人,难免会想起自己成长的一方山水。从心理学上讲,人们的情感相对稳定,当有一个契机触发某种思恋的情绪时,人们的感情往往迅速涌上心头,不可遏制地喷发出来。节序的变换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嘉祐七年(1062)岁时,苏轼一个人在凤翔。岁晚,轼怀蜀之风俗,作馈岁、别岁,守岁诗寄弟辙。诗歌原题为《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在诗题中,作者交代了岁晚家乡特有的风俗。

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为欢恐无及,假物不论货。

山川随出产,贫富称小大。置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

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

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

在《馈岁》中,诗人笔下展现了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一年的农事,大家不辞辛苦,相互帮忙,终于大功告成,各有所收。岁暮欢乐的时光稍纵即逝,为了难得的美好欢愉,人们不计较物品的好坏,以物相赠,恐怕错过了大家一起庆祝的时间而留下遗憾。接下来诗人描写了馈岁之礼,人们不管贫富都加入到馈岁的行列之中,各有所乐。在这特定的节序环境氛围里,诗人尽情的展现故乡醇厚的风俗,想置身其中,而又身不由己。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总束全文,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之情流于言外。

三、兄长思念弟弟的情感寄托

在苏轼的生命里,弟弟苏辙(字子由)是自己极其重要的亲人。在苏轼三岁时,他的兄长就夭折了,与他一起长大的兄弟只有子由一人,所以他和子由的感情最为亲密。嘉祐五年(1060)七月,兄弟俩借住在汴京城外的怀远驿里做考前准备。当他们夜里读到韦应物的诗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不禁心有所感,于是相约他年如有机会尽早退老还乡,同享闲居之乐。可是,天不遂人愿,一入仕途就身不由己,兄弟俩在宦海中漂泊,聚少离多,夜雨对床成为两人心中永久的遗憾。所以,在苏轼的诗中,常常可以读到兄长怀念弟弟的句子,特别是恰逢节日中,诗人怀念的情绪更加敏感。《中秋月三首》其一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离别。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

留都信繁丽,此会岂轻掷。镕银百顷湖,挂镜千寻阙。

三更歌吹罢,人影乱清樾。归来北堂下,寒光翻露叶。

唤酒与归饮,念我向儿说。岂知衰病后,空盏对梨栗。

但见古河东,荞麦如铺雪。欲和去年曲,复恐心断绝。

元丰元年(1078)的中秋之夜,苏轼在徐州,看到天空的一轮明月,不禁感叹六年中秋佳节,只有去年和子由相会于此。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苏轼吟唱着去年兄弟唱和的诗句,满座的朋友都感动泪下。此时月光如水,一泻千里;明月高悬,万物朦胧。如此良辰美景、团圆之夜,而兄弟两人却难以重逢,月圆人缺,怎能不令诗人倍感凄凉。曲终人散,诗人回到家,依然向自己的儿子提起子由的事情,留下空盏对梨栗的怅惘。但见古河东,荞麦如铺雪。欲和去年曲,复恐心断绝。物是人非,无不令人心肠寸断。此诗用十分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同胞手足的眷恋,感人至深。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贬谪地黄州,适逢端午。苏轼作《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诗怀子由。

四、诗人人生易老、孤独寂寞的情感寄托

节序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在特定时间氛围内会给人以特殊的感受,会触发诗人对人生的感叹。诗人们在感受节序变换的同时,对人生命运的真谛进行深刻反思,极易产生人生易老、孤独寂寞之感。

在中国封建士大夫心中,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士大夫们都渴望建功立业,施展抱负。但是,当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他们心中失落的情愫不禁油然而生。苏轼年少奋厉有当世志,有致君尧舜的远大志向。但是诗人一生宦海沉浮,有济天下之心,而无立于天下之身,时不我与的人生悲剧无不使诗人感慨万千。尤其在时间悄然流逝的节序氛围中,人生易老、韶华易逝倍感强烈。熙宁六年(1073),苏轼任杭州通守,因改革措施与当朝矛盾,自求外放。是年中秋,苏轼登览观潮:

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叫江水向西流。

苏轼的诗篇7

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苏轼被李定等人故意曲解他的诗集中的句子,那些人以苏轼讽刺新法为借口大动歪脑。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被人以“文字毁谤君相”的无须有罪名,构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深受牢狱之灾,饱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甚至险被杀头。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时期就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同时由他的弟弟等人多方营救,东坡这才算逃过此劫。获救出狱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更严重的是此职务地位非常低微,且处于被监视地位,此时此境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虽然上任,却苦闷异常,为排遣烦忧,曾屡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诗(《南堂》《初到黄州》《东坡》《海棠》等)、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西江月》(照野弥浅浪)等)散文(《赤壁赋》等)以及数量可观的书札和笔记小品(如《游沙湖》《记承天寺夜游》《别文甫子辩》《记樊山》等),都发自肺腑,真实可感,虽为谪居却又山水寄情。高中必修课本所选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赤壁赋》以月夜美景描写入手表达月夜泛舟酾酒临江的释怀心情,用十分优美的言辞构画了一幅超然欲仙的***景。接着描写了客人的无比幽怨的洞箫声,引出了主客之间的一场问答,文章的重心就往人生态度宇宙观问题的论辩上转变。从“客人”的角度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兴衰发出慨叹,表达了时间恒久但生命短暂,宇宙无穷而个人渺小的悲叹;从“主人”的角度阐述了恒久与短暂、无穷与渺小的相对性,提出于山水间徜徉灵魂,在自然中寻求解脱的道理。文中确实流露出一些消极情绪,但更大程度地是反映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积极精神。意在言外,情理交融,复杂而深沉的感情融于和谐的自然之中,深重而出离的愤懑寄寓在旷达的诗风之内,能让人明显感觉到他从消极落寞的情怀到寄情明月清风的内心调整。诗意看似浑然天成,实则是自觉有意而为之。

《念奴娇・赤壁怀古》借助对江上月下美景的描绘,通过对三国赤壁古战场的追思和对历史英雄人物功业、才气、风采的忆念,含蓄地抒发了词人不被赏识与重用、壮志难酬的忧愤之情,同时也传达了诗人于历史及自然中获取的旷达与乐观之意。胸怀的鼓荡、诗意的激发十分明显。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深得道家旷达豪放的精神。此词通过在户外行走突逢下雨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之态,在平淡的描写中展露奇景,在朴素的文字中暗藏深意,表现出超脱旷达的胸襟,寄寓着词人内心深处所向往的诗意人生。结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几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道出了词人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时,将全身心融入其中所获得的心灵顿悟和人生启示:既然自然界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都属寻常,那么宦海生涯中的风云变幻、个人荣辱又何必总牵绊于心?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治“风雨”和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意境深邃,内蕴丰富,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

苏轼在生命的跌宕中自觉地建构人生的诗意。苏轼成功地建构了他的的人生诗意,又有多少人没能在风风雨雨的人生中建构起诗意,诗意地栖居对很多人来说只停留在梦想之中。

苏轼的诗篇8

韩国古典文学是韩国古代文化的结晶,与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丽王朝时期,正是中国北宋时期,两国在***治、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高丽国曾多次派人去宋购置书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的作品传播到高丽,并深受高丽文人的喜爱,由此汉文文学成长壮大起来,古代诗歌和古文创作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如金富轼、僧一然、李奎报、李齐贤等。他们都受到了中国古典名家的影响,尤其是宋代苏轼。

苏轼(1037—1101),字东坡,宋代著名文学家,在诗词、散文、诗论、书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轼的文学作品,不仅对中国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朝鲜古典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高丽初年出使过宋朝的高丽使臣金瑾,敬佩苏轼、苏辙的文才,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起名为金富轼、金富辙,而金富轼即为朝鲜第一部史书《三国史记》的作者。高丽文人对苏轼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高丽朝文学对苏轼诗文的消融是多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方面表现在,高丽诗歌理论对苏轼诗文的消融与文学作品对苏轼诗文的消融两个方面。

一、高丽朝诗歌理论对苏轼诗文的消融

高丽朝的诗歌理论十分丰富,出现了多位诗歌理论大家,如李仁老、崔滋、李奎报等。诗论家崔滋(1188-1260),其诗论集中体现在《补闲集》中,该书在高丽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评价本国诗人时,多与中国诗人诗作相比较。《补闲集》有关苏轼的评论有三则,颇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第一则诗话,崔滋指出高丽朝文坛学习苏轼的整体趋势及之所以学习苏轼的原因:“近世尚东坡,盖爱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其体也。”第二则诗话,崔滋指出诗论家李仁老(字眉叟)、大诗人李奎报(谥号文顺)的师承渊源:“林先生椿赠李眉叟书云:‘仆与吾子虽未读东坡,往往句法已略知似矣,岂非得于中者訚与之合?’今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诗,其豪迈之气,富瞻之体,直与东坡吻合。”第三则诗话,崔滋通过转述李仁老的评论,表达了努力学习苏轼诗文后,诗歌创作会取得的成就:“李学士眉叟曰:‘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铿然,得作诗三昧。’”

这三则诗话集中探讨了高丽当世人喜爱苏轼诗文的原因——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李仁老、李奎报的师承渊源——学习苏轼;学习苏轼诗文后的成效——语遒然,韵铿然,得作诗三昧。这三则评论是一脉相承,浑然一体的,喜欢苏轼诗文——把苏轼作为师承加以学习——学习后,收得成效。

林椿(生卒年不详),字耆之,号西河,与李仁老、吴世才、赵通、皇甫沆、咸淳、李湛等被称为“海左七贤”。林椿有《西河先生集》传世,其中诗歌174首,文章54篇。林椿在《与眉叟论东坡文书》中对李仁老说:“仆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服膺呻吟。”这几句话指出了高丽朝文坛的整体创作趋势,即学习苏轼,与崔滋的识鉴如出一辙,可见当时苏轼对高丽朝文坛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李奎报(1168-1241),字春卿,号白云居士,谥文顺,高丽后半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东国李相国集》41卷流传于世,其《东明王篇》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李奎报在《答全履之论诗文书》说:“且世之学者,初习场屋科学之文,不暇事风月,及得科等,然后方学为诗,则又嗜读东坡诗,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从李奎报的话中可以看出,苏轼的诗文成为当时文人应举学习的典范之文,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后世诗家对高丽文坛对苏轼诗文的接受的论述,更具印证价值。李朝初期诗论家徐居正(1420-1492),号四佳亭,其《东人诗话》是韩国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学著作,在朝鲜诗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徐居正说:“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高、间,宋使求诗,学士权适赠诗曰:‘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千古芳名不可焚。’宋使叹服,其尚东坡可知也。”徐居正的话,和李奎报的评述都充分的说明学习苏轼已经成为高丽文人的社会习气,权适的诗,更证明了苏轼诗文对高丽文人的影响之大。

二、高丽朝文学创作对苏轼诗文的消融

高丽文人对苏轼诗文不仅局限在理论的消融上,在诗歌创作上更是对苏轼诗文进行了大量的吸收和借鉴,主要表现在对苏轼诗文中个别语句的化用、对苏轼诗文表现手法的借鉴、对苏轼诗文意象、意境的接受等几个方面。

第一,高丽文学作品对苏轼诗文个别语句的化用

如李詹《韩柳叹》:“君不见韩退之,文章可起八代之衰。又不见柳子厚,天脱马羁高步骤。元和年间共南流,韩为潮州柳柳州。”诗中的“文章可起八代之衰”语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

再如洪逸童《任子深邀我游汉江招刚中用洪武正韵》“劝君以苏长公赤壁之游。请君以王佑***兰亭之会。期君以李谪仙园中之宴”、李詹《舟行至沐阳潼阳驿》“一粟沧波上,飘然任此身。楚山遥送客,淮月近随人。”这两首诗都从苏轼《赤壁赋》中吸收了词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洪逸童在诗中将苏轼《赤壁赋》的“游于赤壁之下”改成“赤壁之游”;李詹在诗中把“沧海一粟”写成“一粟沧波”,其借鉴显而易见。

第二,高丽文学对苏轼诗文表现手法的借鉴

如辛岁《丛石亭》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丛石亭》诗曰:“丛丛壁立四仙峰,晴好雨奇宜淡浓。一面长天白浪接,一边落照青山重。”丛石亭是朝鲜金刚山附近东海边上一处极为优美的自然景观。诗人面对丛石亭由晴转雨时形成的奇特景象所发出由衷的感叹和赞美,不由得令人想起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苏轼用比喻的表达方式,赞美了西湖,其景色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有各自的美感。辛岁的诗深受苏轼的影响,亦用比喻手法,抒发对丛石亭的喜爱之情。

第三,高丽文学对苏轼诗文意象、意境的接受

高丽诗人对苏轼作品的意象、意境有所接受,化为己用。如偰逊《赠薛鹤齐》:“鹤山仙人薛上卿,斋居自受鹤为名。远从小保传真骨,已托杜陵题雅情。赤壁秋高江月小,青田雨足石苔生。何缘许借冲霄翻,之结云松巢大清。”李詹《宿灭浦院楼》:“烟笼杜子清淮夜,月小苏仙赤壁夜。岐路向南通臣镇,征骖时到此中留。”

在这两首诗中,前一首诗中的“赤壁秋高江月小”和后一首诗里的“月小苏仙赤壁夜”所运用的意象及展示出来的意境均源自于苏轼的《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月”意象在前后《赤壁赋》中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苏轼诗文中的“月”意象,意在抒怀,当苏轼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时,触景生情,不禁“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眼中看到的景观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意象是情感哲理的依托。偰逊《赠薛鹤齐》、李詹《宿灭浦院楼》这两首诗中的“月”也是诗人情感抒发的载体,与苏轼前后《赤壁赋》中的“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的诗篇9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3、婉约风格。

苏轼的诗篇10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赏析:这首词借明月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祝愿,表达了诗人旷达的胸襟和乐观的情致。

2、《惠崇春江晚景》(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暧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赏析:这首《惠崇》历来被看作苏轼题画诗的代表作,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对大雁北飞融入人的感情,侧面表现了江南春美。

3、《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赏析:既写了衰亡,也写了新生,作者借墙里、墙外、佳人、行人一个无情,一个多情的故事,寄寓了他的忧愤之情,也蕴含了他充满矛盾的人生悖论的思索。

4、《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鬃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赏析:这首词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以及叙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现方法,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

5、《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鬃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赏析:这首词通过描写一次出猎的壮观场面,借历史典故抒发了作者杀敌为国的雄心壮志,体现了为了效力抗击侵略的豪情壮志,并委婉地表达了期盼得到朝廷重用的愿望。

6、《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瞧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

赏析:主要写作者途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感,用形象生动的笔触描写农村风光,反映农民的情绪,为农民的喜悦而欣慰,对农民的痛苦寄以同情。

7、《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赏析:此词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8、《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赏析:全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抒发了词人对昔日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以及词人对自己坎坷人生的感慨之情。

9、《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赏析: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全词借物比兴,写景兴怀,托物咏人,物我交融,含蕴深广,风格清奇,为词中名篇。

10、《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已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帐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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