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养蚕、缫丝、织绸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史记》中有“嫘祖始蚕”一句,据说黄帝娶嫘祖为妻,是她发明了养蚕。其实,同世界上其他许多伟大的发明一样,丝绸的发明不可能是一人所为,而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史记》所说的“嫘祖养蚕取丝”是把嫘祖当成古代劳动妇女的化身。“嫘”这个汉字从丝,从田,从女,意即以丝为作的女子。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专家们就发现了“桑”、“蚕”、“丝”、“帛”等字,而且从桑、从蚕、从丝的字多达105个,这充分说明在商代以前,已经有了养蚕、织丝业的发展。考古发现还证明,在河姆渡遗址、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古代丝绸的残片。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推行的“奖励耕织,发展农桑”的***策使得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吕氏春秋・上农》记载:战国时代,官营纺织、染、缝等大工场盛行,四时都有“麻丝茧之功”,这充分说明当时的丝织业已经较为发达。
到了汉代,丝织业的发展更为迅速。织机具被广泛使用,而且印染技术也日臻完善。《汉书・贡禹传》、《汉书・地理志》记载:“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京城东西织室亦一岁费五千万。”西汉朝廷设有织室,并设有大丞专门管理纺织染手工业,襄邑、临淄专设服官。由此可见,汉代的官营纺织手工业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汉代民间丝织生产更是遍及全国,山东淄博、定陶、东河(今阳谷)、元父(今济宁)等地盛产缟、绨、缣等;河南襄邑、朝歌盛产织锦和罗绮;河北清河和巨鹿生产缣和绢;成都德阳以织锦著称;湖南长沙、湖北江陵一带生产锦、罗、纱、绢、缟、缦等织物;远到南方海南岛的儋耳、珠崖两郡。女子也都从事蚕织(钱小萍《丝绸实用小百科》,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些汉代丝织品用实物证明,早在2100年前的汉代,缫丝和丝织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丝织物堪称精品,代表了汉代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有一种杯形菱纹罗丝织品,每平方米仅重30余克。一件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的素纱单衣仅重49克,还不到一两。当代许多丝织企业想复制这件丝衣,但使用现代工艺却怎么也无法做到。
丝绸,这样一种精美绝伦的日用品和奢侈品很早就被当作商品在民间进行物物交换。诗经的《国风》篇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媒。”随着生产量的增加,在春秋时期,丝织品作为商品流通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丝绸很早就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和物物交换零散地向外传播,但是到了汉代才逐渐形成规模,这正是汉代丝绸生产发展的表现。丝绸贸易日益繁荣,还出现了专门贩卖丝绸的商贾。公元初年,丝织品已经成为汉向外出口的主要商品。
汉时丝绸向外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首先是通过商贾。丝绸轻薄,便于携带,又由于价格昂贵,商人们能够从中谋取暴利,所以丝绸很快得以传播。其次是通过游牧民族进行传播。他们常用丝绸与其他商品进行物物交换,使丝绸能辗转流向中亚乃至遥远的罗马。第三,丝绸通过汉皇帝对使臣的赏赐流入草原、西域。如公元50年,光武帝就曾赐匈奴单于“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而且“岁以为常”(《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汉武帝(前140-前87年)不再甘愿采用通婚的手段平息汉匈之间的战争。为了解除西北匈奴时时侵扰边境的祸患,他决定与大月氏联合攻打匈奴,这是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率领百余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通往西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的目的,但最终到了大夏国,即希腊史料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张骞再次率领一个300人的使团出访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但也未能说服乌孙与汉联盟攻打匈奴。但这一次,张骞的副使最远到达了安息和条支。安息即西方史籍中的“帕提亚”(pathia),在今天的伊朗;条支在地中海东岸,也就是塞琉古王国在地中海所建的安条克城(Antiochus)。张骞两次出访虽未能达到目的,但意义非凡。著名学者林梅村在《丝绸之路散记》中这样总结:“张骞的中亚探险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使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中亚直接相遇。随后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迅速向西传播。直达罗马帝国。”
丝绸从长安运往西亚乃至欧洲,路途遥远,因此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各国便想获得桑蚕养殖和丝织技术,以便从中获利。当时汉朝为了获取贸易上的最大收益,便垄断丝绸贸易,桑蚕养殖严格保密。各国曾想出了各种方法获取丝织技术。《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采用联姻的手段获取桑蚕的故事:于阗“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1901年在今天于阗以东的和田地区丹丹乌里克古庙废墟中。发现一块汉代木版彩画,一位贵妇头带高冕,旁边一位侍女用手指着贵妇的冕,另外一边还画着纺车和织具。无论故事真伪如何,丝路上的各国试***获取养蚕和织丝的技术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汉朝国家统一,经济长足发展,造船业和航海业也有很大的进步。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曾组织人力进行远洋航行。《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日南即今天的越南中部横山至柴江市一带,这是没有争议的。有学者研究认为,黄支国应是印度东南沿海泰米尔那度省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即今天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已程不国,应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这表明汉朝的船已经到了印度次大陆的南端。那么,当时中国至黄支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初具规模,在斯里兰卡与罗马的海上航线相接了。
中国古代丝绸从公元初年起至6世纪,在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获得丝绸,国与国之间不惜发动战争。例如,东罗马联合突厥可汗于公元571年攻伐波斯,战争长达20年之久,未分胜负,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丝绢之战”。直到查士丁尼时期,印度僧人将蚕桑种子和养殖技术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喂养繁殖成功。从此,欧洲各国的养蚕业也就从罗马逐渐传播开来了。
丝绸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其他商品无法相比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条陆路和海路的丝绸交通网络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丝绸贸易之路的意义,它不仅成为物质文明交流之路,也是文化、艺术等精神文明传播之路。这条路把公元初期四大世界文明古国如罗马、波斯、印度、埃及等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增进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市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1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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