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制种技术论文例1
2施肥
2.1基肥
制种田要增施足够的底肥，并且要氮磷钾配合，以满足幼苗阶段对养墒的需要，促进幼苗早生快发，所以底肥是高制种产量的基础。因此，要施腐熟好的优质农家肥60t/hm2以上，尿素120～150kg/hm2，钾肥、磷肥各375kg/hm2；或施复合肥600kg/hm2以上，锌肥22.5kg/hm2；或施磷酸二铵300kg/hm2，钾肥150kg/hm2，锌肥22.5kg/hm2。应注意种肥安全隔离。
2.2追肥
适时合理地追肥，增强穗肥，补施攻粒肥。玉米需肥时间大致可分为苗期、孕穗、花粒3个时期。根据玉米制种生长发育特点，确定施肥时间和数量。苗期阶段是生根长叶的营养生长时期，要以氮肥为主，在玉米七叶期追施尿素120～150kg/hm2，促苗快发。孕穗阶段基叶生长旺盛、植株和茎粗都在迅速增大，雄穗和雌穗相继开始分化，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并进，是发育最旺盛和需肥量最大时期，因此在玉米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375~450kg/hm2，将肥埋严，促进孕大穗。灌浆阶段要根据情况补施攻粒肥，方法是叶面喷肥，用磷酸二氢钾2.25kg/hm2加尿素7.5kg/hm2对水750kg喷施，可增加光合能力，提高百粒重。如使用一次性玉米专用肥，应深施，施肥量825~900kg/hm2。
3播种
3.1种子处理
制种亲本种子必须用种衣剂包衣后播种，且父、母本选用不同颜色，以示区别。可用克福醇种衣剂包衣，或立克锈或粉锈宁拌种。
3.2设置父母本行比
设置父母本种植行比要根据制种双亲的相对株高和父本的花粉量来确定，通常单交制种区父母本的行比为1∶2~3；在母本植株高度较父本矮、父本花粉量较大、花期较长的情况下，父母本的种植行比可以扩大到1∶4~6；当父本植株较高、花期较长、花粉量较大、气候条件相对较好且可以进行人工辅助授粉的情况下，父母本的种植行比可以扩大到1∶8。
3.3播期调整
为了保证双亲花期相遇，对于新杂交种，一般采用叶片比较法，即根据父母本生长出来的叶片数来测定花期是否相遇，因此首先要了解两亲本全生育期的总叶片数，依照母等父的原则，在生育期间母本应比父本提前发育1~2片叶，母本早于父本的调节方法：首先加强父本水肥管理，促进父本生长；其次推迟母本去雄时间，将要散粉时再去雄，以延缓雌穗生长，但在母本去雄时，避免散粉影响种子质量；另外，如果母本吐丝太早的采取剪花丝。如果还未能达到花期相遇，就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估计花期相差的天数，如可能达到花期相遇，则采取剥去母本第1个雌穗，重施速效肥，以促进第2个雌穗的迅速生长。父本早于母本的调节方法：首先加强母本水肥管理；其次母本提前去雄，当雄穗尖刚露出顶叶就拔掉，必要时在雄穗未露出顶叶时，把雄穗连同1~2片叶一起拔掉，使养分集中到雄穗上，以便提前3~5d吐丝；还可以修剪母本枝叶，剪去花丝2.5~4.0cm可使母本花期提前1~2d；最后如果母本苞叶过多，吐丝偏晚，则剪去母本苞叶以促进母本提前吐丝。
3.4适期播种
制种田应掌握适宜播种期，如遇春旱，应适当提前。用机播开沟等距点播，踩好底格，覆土均匀，及时镇压保墒。为保证种子成熟和亲本错期播种保墒，尽量采用铺膜播种。在辽宁地区行距57~60cm，母本株距23~27cm，保苗5.25~6.75万株/hm2；父本株距33~37cm，保苗4.5万株/hm2。加播父本，在母本3~4行间垄沟内隔50cm播1行父本。
4田间管理
五至六叶期定苗，除去杂苗和病弱苗，正常管理父母本，预测调整花期。如果父本雄穗柄短，且顶叶影响花粉扩散，应及时扯开顶叶。采用种子包衣技术，防治蝼蛄、金针虫、蛴螬、地老虎等地下害虫；采用甲胺磷喷雾或者用甲拌磷、辛硫磷或甲胺磷颗粒剂灌心防治粘虫；在玉米大喇叭口期，用杀螟灵一号、甲拌磷或甲基1605颗粒剂灌心防治玉米螟。如果父本易感蚜虫，特别是散粉期，可用氧化乐果防治。
5除杂
苗期除杂时，分清父母本幼苗叶鞘色、叶片色、边缘有无波曲；掌握亲本的特征，一定要严格去除杂株及***生玉米。拔节至抽雄除杂时，掌握母本抽雄期穗下开张角度、穗位上叶态、母本花丝颜色、生活力等特点进行除杂。成熟期除杂时，严格区分母本穗行数、籽粒颜色、穗轴颜色、穗型再进一步进行除杂。
6去雄
母本去雄是玉米中期管理的主要任务，制种区母本及时、彻底、干净去雄是玉米制种成败的中心技术环节。技术上要求将制种田内母本植株的雄穗在散粉前及时、一株不漏地彻底拔除。为保证母本去雄的质量，母本去雄时应采取摸苞带叶或扒苞去雄的方法。就是在雄穗露出顶端叶片前，当用手摸到包在叶片中的雄穗时，可带1～2片顶叶将雄穗拔除；或将包住雄穗的叶片用手扒开，将雄穗拔除。拔除雄穗时要将整个雄穗完全拔除，不能折断，不能留有分枝或雄穗残留体。母本去雄时要在每天的早晨进行，上午10时以前必须将母本雄穗彻底去完。母本去雄要每天进行，直至将制种田母本雄穗完全去除干净。拔除的雄穗必须带出制种田，或饲喂牲畜，或挖坑埋掉。母本去雄是非常严格的制种技术措施，在实际工作当中，由于天气如下雨或其他原因，往往造成不能及时彻底去雄，这一现象是必须加以杜绝的。应当结合母本去雄，将田间的病弱晚株一同拔除，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去雄质量，同时可改善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制种产量和种子质量。母本去雄往往与授粉同期进行。对于父母本花期不协调或花期不遇的制种田，应取人工辅助授粉的措施。人工辅助授粉应在母本吐丝盛期的无风晴天进行。一般在每天上午植株上的露水消失后，父本散粉时进行。将父本采粉区的花粉收集到干燥的容器内，用毛笔蘸花粉涂抹母本雌穗花丝。必须杜绝用母本自身的花粉或其他大田玉米的花粉给母本授粉。
7收获
制种技术论文例2
随着河西走廊玉米制种面积扩大，沙漠前沿制种面积越来越大，但因该地域气候恶劣，存在一定的技术和市场风险。我们通过几年的制种实践，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合沙漠前沿的玉米高产优质制种技术。现总结如下：
1制种前必须认真观察研究亲本特征特性
引进亲本自父系在制种基地先种植1年，认真观察记载父母本株高、株型、叶数、花期、吐丝散粉特性，父本花粉量的大小、散粉持续时间、双亲亲合力、母本灌浆速度、果穗及籽粒特点、产量、生长发育特性等，为第2年制种打好基础。沙漠沿线区7月上、中旬玉米吐丝散粉期地面蒸腾非常强烈，天气干燥，白天气温可高达38℃以上，常出现40℃左右的持续高温天气。母本花丝易干缩，父本花粉不耐天气干燥，且散粉时间短的材料在该地区应谨慎制种，最忌不了解亲本特征特性而在该区域一次性大面积制种。
2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制种技术方案并优选制种基地
根据上年观察研究结果，参考引进地区制种经验，认真研究制定制种方案。原则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宁可母本等父，不可父本等母”，“70%母本吐丝时30%父本散粉”为最佳花期。父本均分两期播种，播3穴、留3穴，先播1期父本，7d后播2期父本，播1期父本时在白行（即垄侧水沟）每隔0.80～1m也要点播1穴父本，尽可能拉长父本散粉时间规避花期不遇风险。父本过早时沙漠沿线区高温干燥，散粉时间短，风险相应加大。父母本花期相差太大，错期太长的组合在沙漠沿线区应慎种。有时在制种基地还应专设父本采粉田，以备不测。
选择基地时，因沙漠沿线户均制种面积较大，尤其是家庭农场制种，去雄和收获期间劳动力必须准备充裕。新开垦地和严重的漏沙地、盐碱地切忌包产制种。
3播种、保苗和苗期管理
沙漠沿线区，早春风沙大，播前提前15d左右要整地、施基肥和覆地膜，进行保墒提温，一般4月中旬播种，出苗快保苗全，病菌侵染机会少，且可避免或减轻晚霜危害。播种时跟踪检查农户播种质量，播后5～6d检查种子发芽情况，发芽不好者可及时补种，出苗后除非保苗率在80%以下或更低时补苗或重播，一般不补苗。迟补苗发育进度慢，空秆率高且直接影响纯度。
苗期管理上一是出苗时应及时放苗，并结合出苗进行玉米苗根际封土，防止烫苗和跑墒。7～9叶时定苗，剔除过大过小和异型苗，对遭霜冻和风沙危害的幼苗，根据苗情及恢复生长状况，酌情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增强代谢的生物活性肥料。二是适当进行蹲苗，促发根系向纵深生长。有利于生长中后期根系吸水吸肥和及时成熟。三是彻底清除田间杂草，注意防治玉米红蜘蛛。田埂禾本科杂草、甘草、豆类作物易于被红蜘蛛危害，且是玉米中后期红蜘蛛危害的策源地，应及早在田埂地头发动农户联防联治喷克螨特、阿维菌素等，降低红蜘蛛发生危害基数。4去杂、去雄
一是一定要督促农户将株高、叶型、株型等不一致的杂株彻底拔除，特别要注意父本行杂株。二是做好去雄前田间管理；去雄前15d（14～15叶）要组织技术人员剥叶查看父母本叶数及生长发育状况，预测去雄具体时间，及早准备人力，如有花期不遇情况，应及早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如对发育迟缓的亲本偏施肥，多施用碳酸氢铵等。如果父本偏矮受欺，可将近邻两侧母本行手工折叶，改善父本生长条件，晚了易陷于被动。隔离区不符合要求的要提前及时处理。去雄前20～30d是玉米生长最快时期，也是对水肥需求最旺盛时期，应结合灌水再施1次肥料，一般施尿素225～300kg/hm2。此时应每隔20d左右灌水1次，花期要确保玉米水肥需要，同时保持一定的田间湿度，防止母本花丝干缩，父本花粉散粉周期缩短，有利于授粉结实，防止形成“花棒”。三是去雄：视母本吐丝散粉特性，一般7月上旬开始，待母本90%～95%的植株只剩1～2叶时即进行逐行逐株摸苞带叶去雄。户均制种面积大，劳力少的农户要促其早去雄。对母本吐丝散粉快的组合，宁可多带一片叶，也要早去雄2～3d，以免在纯度方面酿成祸患。越到去雄后期越要风雨无阻每天逐块地逐行认真检查漏网雄穗。此时还要注意树荫地、瘠薄地、地埂边以及靠近父本行母本株的去雄。授粉结束后及时砍除父本，改善母本通风透光条件，防止父母本成熟果穗混杂。
5灌浆期管理
制种技术论文例3
茄子具有很强的杂种优势。目前，我国推广的茄子品种绝大多数为杂种一代。茄子杂种种子的生产非常严格，除掌握栽培技术外，还需要掌握授粉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和采种技术。本公司从事茄子育种研究多年，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茄子杂交制种技术，制种茄子成本较低，管理比较简单，效益非常可观，现将其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1适时育苗
选择坐北朝南、背风向阳、排水方便、温度回升快的地块，床土应是2~3年内未种过茄果类、瓜类蔬菜的菜园土，最好是未种过菜的稻田土、塘泥、新鲜黄土等。老菜园土作苗床要做好土壤消毒，可用50%多菌灵粉剂与过筛煤渣灰拌匀后撒施苗床，作垫籽药土。用猪粪渣、陈煤灰、塘泥、枯饼、人粪尿等，堆沤制作培养土。播种前，采用小拱棚育苗，浸种催芽，1hm2大田需苗床面积37.5m2，苗床密度1500株/m2，播种量750~1050g/hm2，种子发芽出土以后，夜间应保持12~15℃，白天为20~26℃，如果夜间温度在10℃以下，生长不利，尤其是土壤夜间温度不要低于17~18℃，否则根系发育不良。此外在1~2片真叶时容易发生猝倒病，应注意防治。
2定植
为了减轻病害，应实行水旱轮作，制种地选择水稻田或2~3年内未种过茄果类作物的地块，并要求有50m左右的隔离。茄子定植不必过深，与秧苗的子叶平齐为宜，3叶1心即可定植。为了使幼苗迅速恢复生长，定植以后应立即浇水，对新根发育有良好效果。定植的株行距根据茄子的品种而定，我团种植的是晚熟品种，行距60cm，株距35cm。
3田间管理
3.1肥水管理
施足基肥，施猪粪渣75t/hm2，饼肥1500kg/hm2，磷、钾肥各1500kg/hm2作基肥。轻施苗肥，在定植后至开花前应追2次肥，浓度不要太高，否则会造成植株徒长，引起落花、落果，加重病害，最好用稀释5~10倍的猪粪水或进口氮磷钾复合肥，不用氮肥催苗。稳施花肥，自第1朵花开放到第1批果迅速膨大这段时间为茄子的大量开花期，也是杂交制种的人工去雄授粉期，为防止植株落花落果，在不是严重缺肥的情况下，一般不用追肥。重施果肥，当根茄（或称门茄）长至商品成熟度时，每株茄棵上基本上都挂了2~3层果，这时果实膨大需要大量养分供给，要大追肥，重追肥，一般每隔7~10d追1次肥，以稀猪粪水和复合肥为好，果实转黄即可停止施肥。保证植株充足的水分供应是提高种子发芽力的关键，特别是生长后期，因处在高温干旱季节，更应注意灌水。茄子在开花坐果期即可浇水，一般全生育期浇6~8次水，茄子的单叶面积大，水分蒸腾较多，一般保持80%土壤相对湿度，当土中水分不足时，植株生长缓慢，甚至引起落花，所结的果实果皮粗糙品质差。当雨水过多时还要注意排水。从结果时即可开始浸灌，但应坚持“一浅”、“二急”、“三凉”的原则，“一浅”是灌水不能超过畦高的2/3~3/4；“二急”是急灌急排；“三凉”是水凉、土凉、天凉。因此，在晚上灌水效果较好。灌水后应及时追肥、中耕除草，其操作同常规栽培。结合浇水，施稀薄的粪肥或化肥；果实结果以后可追浇浓的粪肥或化肥，以氮肥为主，人工追施300~375kg/hm2尿素以供果实不断生长的需要；果实最旺时期，也是需肥最多时期。
3.2授粉技术
3.2.1授粉花朵部位及单株授粉花朵数。最适宜授粉部位是第2~4层花，每株宜授粉6~10朵花，坐果5~8个。
3.2.2父本花粉采集。茄子开花习性是当花蕾长足后，在花冠逐渐开裂过程中，花药逐渐破裂，花粉散出。可在上午8时左右花朵刚开放时，用电动采粉器收集花粉，此时花朵刚开放，花粉多，且发芽力高。也可在上午摘下当天开放的花朵，取出花药散放在铺有厚纸的筛子上，放在太阳光下晒干，约需4h。然后用花粉筛将花粉筛出，或将晒干的花药装入碗中，盖上纸，上下抖动碗几次，即可将花粉抖出，然后放入小盒中备用。
3.2.3选择母本花蕾去雄。茄子花在开放前1d至开放后2d，均有受精结籽能力，而以开花当天受精能力最强，结实率最高。选母本植株上花冠开裂的大花蕾，用镊子轻轻拨开花苞，将雄蕊彻底去尽。去雄时，切忌挫伤柱头、子房。
3.2.4授粉。对前1天下午去雄、第2天上午开放的花朵授粉。用带橡皮头的铅笔或授粉棒（粗塑料电线壳中塞入海绵制成）沾取花粉，轻而匀地涂到柱头上，看到柱头上沾有足量花粉即可。如果花粉多，也可当天去雄、当天授粉。
3.2.5标记。用印油涂于花柄上或用有色毛线系于花柄上等方法进行标记。
3.2.6其他管理措施。在杂交制种中发现授粉量增加，其坐果率、单果种子数相应增加。因此，重复授粉可提高种子产量。每次授粉时，如果发现母本田内有未做标记的花朵或果实要及时摘除，以免影响杂交种纯度。每株坐果5~8个后，要将植株上部开放的花朵、自交果及生长点全部摘除，以证杂交种的纯度和果实的生长发育。一般母本田可安排30~45人/hm2去雄授粉。
3.3茄子的落花及防止
茄子落花的原因是气温低于20℃时，影响授粉受精及果实生长，在15℃以下会引起落花，最适宜温度为28~30℃，这种早期落花可以用生长剂来防止，一般用20~30mg/kg的2，4-D处理。
3.4病虫害防治
制种技术论文例4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 load/ethical 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1〕， 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 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 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性，这种相对***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治、经济和***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 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 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治经济、***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 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 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 f. 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 自欺欺人的“鸵鸟***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 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 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 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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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种技术论文例5
摘 要：本雅明，曾被苏珊·桑塔格赞美为“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和坎坷，虽然屡受磨难但依旧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虔诚。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启发下他发现了在机械复制时代技术、艺术与大众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并提出“艺术***治化”的设想。而技术这个话题也成为了本雅明理论体系中极富争议的存在。
关键词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8-03
本雅明虽然不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但同时他对现代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态度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完全相对的立场。本文将通过对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研究，分析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与艺术双重性关系。
一、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深化发展
本雅明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文论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吸收与继承。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便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常常从经济角度出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艺术生产”的基本概念，指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1]马克思认为艺术活动也不例外，他极具创造性的将艺术和经济放到一个框架里来研究，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艺术从产生到传播到接受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作物质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消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谈艺术，他是在分析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似之处之后，看到了艺术生产同样是受生产──消费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将艺术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放到一起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破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关于艺术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考察艺术活动。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启发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技术的大力发展对艺术的生产、传播、价值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以电影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复制技术对传统艺术如绘画话剧等的冲击甚至是破坏。而这种复制技术的巨大威力主要就是它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商品一样大量的“复制”生产艺术，从而改变了整个传统艺术的生产消费格局。
（二）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他还根据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研究特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艺术看成一种社会生产，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获取剩余价值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概述了艺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到当下新的艺术形式、技巧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相比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治的宏观角度谈艺术生产的均衡状况，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则深化突出了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演变。“技术”一词在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说道：“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直接以作品在一个时代的作家生产关系中具有的作用为目标。换句话说，它直接以作品的写作技术为目的。技术这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使文学作品接受一种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出发点，从它出发，内容和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此外，技术这个概念还包括了指导正确地确定倾向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2]由此可见，“技术”对于艺术并不只是形式技巧等辅助性工具，技术的不断发展除了扩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本雅明将技术放入艺术和***治之间的关系中考虑，他认为：“作品的***治倾向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内容和阶级、道德立场，还应包括艺术技术(或技巧)的运用情况。”[3]本雅明很重视在艺术接受中“大众”的地位，因此他在艺术生产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举例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大量复制并涌入市场。艺术由以前的精英独享走向了大众狂欢，并由此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这是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
二、机械复制时代:“技术”推动艺术发展
本雅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工业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是承认乃至赞赏的，而正是这一点也让本雅明屡屡受到“技术决定论”、“工艺主义”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成为艺术生产中无法越过的一个话题。本雅明在书中说道：“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视角考察现代艺术的转变，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改变艺术性质、艺术生产方式以及艺术与大众关系中的作用，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讨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理论的重中之重。
（一）艺术生产：从“独一无二”到“机械复制”。古老的艺术例如绘画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特性，那就是独一无二。是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机械复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或临摹，例如机械复制品的代表如照片、复印品等，也不是“赝品”。发达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已不再是艺术家神秘的闭门创作，而是将原本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以一种更为高效同时生产成本低的方式散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扩展了艺术，在质量上机械复制品虽然缺失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在某些方面艺术品却达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呈现的效果。以摄影为例，高精度的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节，以及像电影中也常运用特殊技术（如慢镜头分镜头）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陌生化，从而催生出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艺术。
（二）艺术作品：从重“灵韵”的有韵艺术到看“震惊”无韵艺术。灵韵是本雅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很多译法，如韵味、光韵、光晕、灵氛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韵是一种不可接近、独一无二、神圣而又神秘的存在，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灵韵强调文学艺术的受众和艺术本身必须保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并非阶级高低彰显而是欣赏本身的需要。灵韵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本真，神秘与神圣则来自传统艺术的仪式所蕴含的的崇拜价值。而技术复制下的艺术作品则将艺术原本被距离化的崇拜价值转化为和大众越来越无距离感的展览价值。由此，复制技术下的艺术不再以“灵韵”为核心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所没有的一种“震惊”效果。“震惊”是本雅明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生成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曾说：“意识抑制兴奋的能量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的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如果人对此毫无准备，就会陷入‘震惊’。”[5]在这里，本雅明主要是以电影为论述对象，讲述了在目前的工业社会传统艺术的“灵韵”已经无法再发挥艺术的崇拜价值来吸引大众了，而“震惊”则是通过改变观众的接受方式，使得被太多信息分散了注意力的受众可以在震惊中重新感受艺术作品的独特内涵。
（三）艺术消费：从少数独享到“大众”狂欢。机械复制技术使原本高高在上的传统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这种接受群体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治变革，虽然不能说艺术消费已经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得一直为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的精英文化受到冲击，新兴的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比如，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建筑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有距离的，而新技术催生的电影摄影等新兴的艺术形式使得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上都与大众紧密相连。在“技术”的推动下，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狂欢的基本品。这种转变固然是可喜的，但同时本雅明也提醒世人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时代要警惕艺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治阴谋家利用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技术将艺术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因为大众所代表的人民天然就与***治紧密相连，由此技术也就自然成为艺术与***治之间一剂强心针。
三、质疑之声：技术之于艺术究竟是“工具”还是“主人”
本雅明对技术介入艺术及推动大众文化的繁荣持赞赏支持的的观点，他在几部作品尤其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详细论述技术介入艺术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形式，还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意识。他还提出用“艺术***治化”来对抗***的“***治审美化”。而对他的这套理论尤其是关于技术的积极作用方面的观点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因此与本雅明进行几次激烈的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严厉指责因机械复制技术而造成的艺术的堕落，他强烈反对本雅明所推崇的技术推动的大众文化艺术生产，并称其为功利性质的“文化产业”。两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控制权、消遣的接受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一）资本利用技术对“艺术”进行操控。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本雅明在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上呈现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后，阿多诺明确指出本雅明犯有第二种浪漫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电影复制技术毁弃了艺术的自主性，使它成“内在非理性的最终避难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致认为:“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决不是什么好的和***的，相反，却充满着最坏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6]阿多诺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人民共享艺术成果的现象完全是统治者利用技术所虚构的民主假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是统治阶级，接受者是人民大众，其核心强调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地向大众灌输文化”[7]。阿多诺质疑的便是资本掌握着技术，并由此操控艺术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艺术表面上给了大众参与权和话语权，而实际上去确是用另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方式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为此阿多诺强烈的反对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技术论。
（二）由定心凝神的关照走向心不在焉的消遣。本雅明认为充满灵韵的传统艺术的接受方式是“定心凝神”地欣赏，而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接受模式则走向了心不在焉的“消遣”，但他对于这种“消遣”的模式的态度也极具暧昧性，一方面他在感叹受众对艺术的快餐型接受，另一方面他也赞同这种“消遣”的其实是“大众强烈希望在空间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这一要求的结果”[8]。阿多诺等人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文化工业抹杀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律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导致了文化产品日益粗俗化、商业化。而艺术的消遣型接受方式也破坏了艺术本身的纯粹和内涵。新闻研究学者李良荣就曾指出：“人们对听声音、看影像的兴趣往往胜过读报纸。听声音、看影像的特点就是受众的注意力必须始终追随节目，而且也往往全神贯注于节目之中，而不能像阅读那样边读，边思考、消化、分辨。”[9]电影电视这样的新技术催生的现代艺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观众常常沉浸在***像不断转换的“消遣”娱乐中，却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思考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要去思考，这种现象对于艺术的欣赏来说应该是非常可怕的。
（三）大众文化的繁荣是“真实需求”还是技术提供的“虚假需要”。大众文化在当下可以用“集体狂欢”来形容，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在看电视上，电视中五花八门的节目各种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阿多诺提出这看似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为大众炮制的文化“虚假需要”，而大众在文化工业制品中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阿多诺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娱乐性、消遣性在提供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送武器。比如现在的许多电视剧营造浪漫、舒适的生活模式，不知不觉使身受压迫窘境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也忘记了反思和质疑，只是一味认同直至被完全同化。
从这三个方面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变革，阿多诺与本雅明持几乎对立的看法。其实两个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犯了片面化或过于理想化的错误。阿多诺更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一味提倡艺术的自律性，强烈反对技术介入艺术，对大众文化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雅明的观点并不像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工艺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本雅明并没把“技术”抬到了一个可完全左右时代的地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明确了技术所具有的二重性。他也意识到了技术给传统艺术带来的破坏性一面，但他选择的应对策略不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本雅明看到破坏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技术的进步性，他提出的策略是要求艺术家正视并正确地掌握技术，使之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以一种“艺术***治学”的模式去发挥艺术社会***治***的功能。但本雅明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艺术企盼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可见对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影响艺术进而发挥***功能的观点进行质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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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种技术论文例6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互不决定论 互相决定论 协同演化理论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把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
凡勃伦、阿里斯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观点
凡勃伦与阿里斯都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也是“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1964）。
凡勃伦在指出了技术决定制度创新的观点后，同时又描述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旧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制度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创新。“在凡勃伦的讨论中，通行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像其他所有活动一样，技术活动是从文化上嵌入的，进而又受到制度框架中的成见和目标的影响”（卢瑟福，1999）。
与凡勃伦不同的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里，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他认为，由于制度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度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抵抗变革。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技术创新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却从哲学的高度上解释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变迁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因而技术创新比制度变迁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具有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同时，制度和制度变迁又具有相对***性，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则会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共同作用，协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即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虽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但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新古典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同时与制度主义有着共同的一面，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资源配置并非在新古典所谓的无摩擦的世界中展开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从而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时，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最优；另一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对私人进行激励，鼓励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即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发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变迁，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使得技术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新制度经济学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充分论证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若产权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经济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位学者是国内制度决定论最著名的代表。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之谜”时认为，近代中国在工业***后衰落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朝鲜和韩国50年来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也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坚持“制度决定论”，但是也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技术创新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来看，诺斯认为，首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技术创新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其次，技术创新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或从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某些外部效应为资源资质所内部化，有些则没有，这种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诱致***府干预经济这种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
演化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演化经济学倡导从进化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在技术与制度的的关系上，认为技术与制度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环境会对有机体施加选择压力，而有机体则不得不去适应其环境，一种寄生物的环境是其宿主或寄主，而对于寄主来说，寄生物又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当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试***利用寄主的时候，寄主同时也会在演化过程中防御甚至拒绝寄生物，于是，这两种生物就在相互斗争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生物界典型的共生演化。在经济系统中，这种协同演化也是比比皆是，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框架，即“变异-选择-保留”。这种演化过程包含着联合演化，在这样的共生演化中，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 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然而与生物界中的联合演化不同的是，技术与制度并不存在类似于生物界的那种对抗。它们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技术的创新导向需要支持性制度，同事也会对其制度背景形成某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也会束缚技术的改进，或者决定哪一种技术可以在经济系统中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
纳尔逊强调，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在纳尔逊看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 （工作）的知识。这样，技术就不再是先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技术，还包括社会技术。纳尔逊进一步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而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相互协调，这就需要社会技术来支撑，使得成员间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因此，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
“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
上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协同演化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折中的提法，主要有拉坦提出的“互不决定论”和一些学者提出的“互相决定论”。拉坦指出，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不仅产生的原因非常类似，形成技术和制度供给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因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共同或类似原因引起的两种不同过程和结果，并不存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谁决定谁或者说谁更根本的问题。可见，拉坦主张一种互不决定论。国内学者袁庆明（2002）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种动态的和分层次的观点，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同层次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有所不同。顾凤琦（2001）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运作，不但能保障和强化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而且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互动式”的提升作用，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出“两个创新”、“乘积”关系般的叠加效应。
评述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问题的讨论上，无论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虽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也都难免片面和极端之嫌。拉坦的互不决定论似乎给出这个两难问题的新答案，但是，能否因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原因的相似性便断言技术与制度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呢？这难免有点牵强。交互决定论中和了两种对立的论调，但是这种不分时间和空间同时强调二者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事实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抑或是互不决定论交互决定论，其理论归根到底都从属于一种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突破了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需要一提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虽然也同时强调技术与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但这与“技术-制度互相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技术和制度动态辩证的表述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揭示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向因果链条，强调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协同演化论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它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和制度变迁互为选择力量。选择力量只是技术变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不决定技术变迁。同一制度条件下，完全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甚至机遇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技术和技术变迁轨迹。类似的道理，同一技术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路径。因而，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协同演化模式和协同演化结果。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月刊，1999(10)
制种技术论文例7
一、技术创新理论
1、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入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因此，创新者不同于革新者，只有敢于冒险，将新发明引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熊彼特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家之所以敢冒险，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存在创新会带来企业盈利的预期，驱使企业家敢于创新，同时，其他企业的模仿又会使创新引发的盈利机会趋于消失，从而解释经济周期问题。
2、经济增长的技术理论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索洛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在1951年发表的《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后阶段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利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动了现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随后，以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加以分析，并把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较好地解决了技术创新作用分析的量化问题。
3、技术推广模式理论
受熊彼特的启发，曼斯菲尔德(Mansfield，E,)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对技术推广及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了研究，他定义“模仿”是指某个企业首先采用一项技术后，其他企业相继采用这项技术。他所研究的技术推广模式主要解释当一项新技术首次被某家企业采用后，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被该企业所在的部门的多数企业采用。因此，曼斯菲尔德主要研究的是新技术在同一部门的推广问题。而英国经济学家特列比尔科克主要研究的是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问题，他认为一国最先进的技术主要首先体现在***事技术上，要研究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首先就要研究***事工业中最先采用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民用各工业部门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存在两个途径，一是***事工业中有一些先进技术适用于民用工业部门，那么民间各工业部门相继采用；二是***事工业中一些使用过先进技术的熟练工人转到民用工业部门，因此，先进的***事工业的建立对带动民用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4、技术创新进化理论
以纳尔逊(Nelson，R．)和温特(Winter，S．)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进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展起来,进一步克服了新古典学派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非现实性基本假设的致命缺陷，分析了现实存在的非均衡、动态的复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创新过程，开辟了技术创新理论的新视野。在纳尔逊看来，一个技术创新的进化系统包含以下一些因素，如将创新引进系统的机制，系统具有创新的功能；进化系统能对各种经济实体(企业、技术等)进行机动选择，使系统具备去旧存新的能力。因此，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备发现新技术的搜寻能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累计形成系统产品设计和过程创新的进化能力。
5、技术创新过程理论
罗斯韦托(Rothwell・R)在其1992年《成功的工业创新：90年代的关键因素》和1994年《工业创新：成功、战略、趋势》两篇论文中，总结和划分了五代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代模型是线性或技术推动型，把创新看成是由研究而产生技术机会，市场只是被动接受技术变革的承载体；第二代模型是市场推动型，它强调了R&D对市场的反作用，认为市场需求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来源；第三代模型是“链式”或耦合模型，它结合以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观点，企业的营销和R&D之间、企业运作与相关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反馈受到重视，它强调企业和国家层次上创新的R&D与市场营销阶段的合成；第四代模型强调技术创新一体化过程；第五代模型强调系统集成和网络性，创新企业被认为是在和其他机构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网络中，从而企业必须采取系统集成的方法从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中获取信息和资源，并创造创新产品的连续流动。
二、制度创新理论
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从制度及其组织创新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之后的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诺思教授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考察，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存在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对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正是在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技术创新经济学进一步看到了制度及其组织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知，制度及其组织激励是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企业、市场和***府三个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制度激励。
1、企业制度激励理论
企业制度激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的创新资源得到最大应用，可以从产权、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的企业制度激励体系。
在产权方面，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体的企业，明晰人力资本产权，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非常重要，形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持久的动力系统；同时，采取相对应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在管理方面，则应该通过各项管理制度的规范和设计，最大限度地调动不同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
2、市场制度激励理论
对技术创新而言，市场制度无疑是一种配置资源效率较高的制度。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发挥着提供市场信息、企业创新激励等功能，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市场过程也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认可才能获得创新收益，既对创新者产生有效激励，同时通过形成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加强的这种作用，从企业外部形成持久的发展动力激励系统。
3、***府***策激励理论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盲目性，则使创新活动出现市场低效和市场失灵，如基础技术研究、产业共性知识及涉及国家***治、经济等多方面安全的创新行为等，往往由于较长的回报周期和较强的投资需求强度而为企业所不愿或无力介入，必须依赖***府来加以组织。
三、技术创新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比较
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是来源于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尽管当时各执一词，但现在看来，其实二者的观点是可以相结合统一起来的。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就对此提出过中肯的评价，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技术生产率的提高都不可能脱离其制度环境而存在，因而必须在其制度环境中加以研究”。
事实上，由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内在机制上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使得两者的均衡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匹配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最早是由委内瑞拉学者佩雷兹(C.Perez)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Freeman)在20世纪80年代解释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三十年现的“长波”现象时提出来的，但当时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佩雷兹和弗里曼认为康氏长波不单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之间的一种匹配或失配现象。
弗里曼利用创新分类法，按照技术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大小，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即对现有产品和工艺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常常通过“干中学”获得，并且尝试市场需求推动。虽然这只是一些小创新，但小创新的不断累加最后常常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些大创新都需要同时进行许多持续的小创新来不断完善，最后显现创新带来的巨大收益。第二类是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即产生全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往往是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潜心科研的结果。与渐进创新相比，这类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要更大，但同时单个根本性创新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还是局部的，除非是一系列根本性创新组合在一起促成全新的产业出现。第三类创新是“技术体系”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它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创新和渐进创新的组合，甚至伴随相应的组织创新。如20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出现的合成材料和石油化工的创新群的出现，加上喷射和挤压模具机械的发展，促成在建筑、包装、农业、纺织、石油、汽车、服装、玩具等行业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发生改变，从而深刻改变了企业生产的制度及消费者消费模式，这样构成一个新的技术体系。第四类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change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也就是技术范式的改变，导致整个经济系统作出相应重大、深刻的变化，即具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创造性破坏，如蒸汽机、电力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就是如此。技术经济范式把技术范式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这种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相当之大，不仅引起技术、工艺方式的改变，还伴随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已远非单纯的技术创新。如大量生产的引入就包含大量技术创新和企业的组织管理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因素。
因此，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诞生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经过漫长的孕育和竞争过程。它首先需要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证明有潜在的巨大收益和可实现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且其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需要伴随一定的制度变革，也就是说技术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制度子系统相互之间存在是否匹配的问题，三者之间由于发展的速率不同而作用的结果不同。一般而言，在巨大收益预期的驱动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更快，而制度变革则会遭遇各种综合、复杂的因素如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延长制度变迁的进程。总之，盈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技术经济范式是经济发展的导向机制，它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社会制度框架为这种技术经济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和合适的制度环境。
（ 注：本论文系张正玉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创新与成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71001）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制种技术论文例8
顾名思义，技术本科是本科层次的技术教育。1965年美国首先建立这种学制，培养目标定为技术师。本文将讨论技术教育和技术本科的产生和作用，并对技术本科在发展和办学中的主要问题作一些讨论，提出相应建议。
一、发展技术教育和技术本科的历史原因
技术本科是技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要了解技术本科的作用，首先要了解技术教育的性质和作用。
（一）技术教育的诞生首先是为了培养工程师的助手
技术的含义早先指技术工人(技能型人才)所掌握的经验技术，这种经验技术建立在反复实践、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以掌握动作技能为主，并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工业***后，有些技术工人虽然不再使用手工具，而在机器上操作，但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仍属于经验技术。
为了提高生产效益，需要对经验技术进行管理。例如同样加工一个产品或零部件，各个技术工人的加工方法不尽一致，如果在总结他们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既保证质量又降低成本的“统一工艺规程”，并根据这个统一规程测定工时和材料定额，进行定额管理，可以使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再如，设计出“流水作业生产线”，原先由一个工人***完成的加工件，根据加工过程，设计成一组工人共同完成，使能免除变换工具和观看***纸等时间，并因提高熟练程度而减少生产工时，又降低了对工人的技术等级要求，减少了劳动力成本。这些技术管理工作愈来愈多，工程师为了保证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产品设计，迫切需要助手来担任这些技术管理工作，这个助手就是技术员。工厂企业需要的技术员愈来愈多，就按照技术员的知识能力需求建立技术教育，并在20世纪40、50年代开始培养技术型人才。
（二）技术教育学制层次的高移——技术本科的诞生
工业***标志着科学理论开始应用于生产领域，到20世纪初，科学理论进一步应用于技术领域，使技术中的理论含量不断提高。例如要学习掌握自动化生产技术，必须提高知识理论的深广度，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国家开始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这种人才不仅是工程师的助手，还能掌握应用以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技术，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技术本科就是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学制之一。
在技术教育，存在两种学制模式:一种是欧洲模式，培养技术员(中级技术型人才)的学制处于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中阶段，并采用与这学制相衔接的高等专科学制，培养高级技术员(各国职称不尽相同)。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模式，用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二年制高等专科培养技术员，用四年制技术本科培养技术师。这两种模式的培养目标基本相同，这是由于在高中阶段培养技术员的教学计划中，用一年半时间学习文化课，达到“相当高中文化水平”。因此，培养同一层次的技术型人才，两种模式教学计划中所学习的专业技术课程内容大体相同。
（三）工程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三者的联系和区别
1.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联系和区别。技术员是工程师的助手，必然要学习掌握工程师的一部分知识。因此，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教学计划有类似之处，都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有些课程的名称相同，但工程型人才着重解决工程和规划方面问题，技术型人才着重解决技术领域问题。相对比较，工程型人才所掌握的知识理论比较高深，技术型人才的实践能力强一些。技术型人才也学一些设计知识，目的是在制造过程中贯彻工程型人才的设计意***。工程型人才为了使设计方案可能制造加工，也要掌握一些技术知识和技能，但深广度和实践能力都不如技术型人才。
2.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区别。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Terminology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明确这两类教育的区别。其中第8条“技术教育 technical education”，释文中提出培养目标包括“技术员technician”和“技术师technologist”等技术型人才，提出学习内容着重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包括普通教育，理论的科学和技术学科，以及相应的技能训练 includes general education，theoretical。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tudies and related skill training”。第9条“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释文中提出培养目标是“技能型人才 skilled personnel”，提出学习内容“着重于实践训练 the emphasis is usually on practical training”。我国培养技术员的中等专业教育以学习专业技术理论为主，归属技术教育；培养技术工人的技工教育实行生产实习为主，着重实践训练，归属职业教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的释文相一致。
二、当前发展技术本科的重大意义
（一）只有发展技术本科，加快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才能改变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的落后状态
我国虽然按GDP排名已经是世界第二生产大国，但是，多数技术装备陈旧落后，技术水平不高，仍有不少产品和关键性零部件不能自己生产，必须大量进口，以致真正的经济得益者仍是某些发达国家。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等普通生产要素的投入，构成投入大、消耗高、环境破坏多、效益差的生产模式，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废气、废水、废物等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不断增多，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何迅速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是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技术水平的差距源自人才供应的差距。在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开始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 为了加快发展新形成的现代高新技术，更成倍地加快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促使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但我国直到1985年，才开始用五年制和与中专衔接的学制培养高级的技术员，却又因“学制不顺”等原因，得不到发展，以致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技术本科学校至今数量极少，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差悬殊。这是当前我国技术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
（二）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发达国家的技术面貌日新月异，如果我国不重视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技术本科等学制，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将不断扩大
***《教育参考》2002年1~2期曾刊登文章《德国专家提出:信息社会对教育的挑战》中说:“现在已有的知识，基于改革旋风的加速，其可利用性已缩小了1/2。这种收缩越来越快，例如，中小学的知识是20年，高等学校的知识是10年，电子数据处理和工艺知识仅有1~3年”。这说明技术知识的更新最快。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采用真空管，一台计算机要占用一个大房间；80年代制成微型计算机，放在桌上，开始制成个人电脑；90年代制成可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最近有些电脑产品可以放进口袋。这反映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后的快速变化。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又日益广泛。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现代高新技术不仅应用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也广泛应用于服务领域和生活领域。如今，应用高新技术的各种家用电器，种类愈来愈多，应用范围日益广泛，产品功能日益增多，例如手机的功能日新月异，家庭服务用机器人在有些国家已经起步。互联网技术不仅在服务领域广泛应用，而且正在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我国已经有4.5亿网民，全世界更有无数网民，据报道，美国正在应用“网络新媒体”代替“美国之音”成为发动茉莉花***的工具。电子书本已经出现，可能会根本改变今后人们的学习生活和文化生活。面对这些技术的新变化新发展，只有技术本科等培养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三）技术本科所培养的高级技术型人才是开展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中国***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技术保密和封锁***策，我国无法从他们那里直接获取新技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如何实现创新?******曾指出，文艺界的创新规律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也适用于其他各个领域的创新。第一句话“长期积累”是指必须首先通过长期学习和实践，逐步掌握实现创新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必须是研究型大学才能培养创新人才，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它们的创新基础并不一样。以信息技术的开发过程为例，1948年美国科学家香农(C.E.Shannon)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信息作了定量研究，被称为“信息论”，广泛应用于于不同领域，这属于学术创新，这种创新的基础主要是学术理论的深入发展能力。20世纪70年代，工程型人才根据信息论原理，利用原来仅有计算功能的电子计算机，创制成具有信息处理功能的电子计算机，从而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这属于工程创新，这种创新的基础是应用科学理论进行设计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技术创新具有不同的创新基础。工业***前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主要是高级技能型人才。 例如，一个高级工，由于制造多种产品，掌握多种加工方法，使用过多种工具，加工过多种材料，因而有可能提出发展新产品，改革加工方法，改进工具，采用新材料等技术创新方案。他们实现创新的基础是操作实践能力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不要小看这种经验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我们的祖先主要依靠这种技术创新谱写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史。但是，随着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领域，理论技术得到发展后，这种经验基础上技术创新的作用正在减弱。
随着技术中的理论含量不断提高和新技术应用的日益广泛，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新的创新基础要求。当前大量需要的是既掌握现代高新技术基础理论，又能应用于改造传统技术的技术创新人才。这种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理论并能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技术本科所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学习内容符合这个创新基础，因此有可能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李斌和包起帆两位原先都是技术工人，参加工作后都继续接受技术本科教育，他们把学校中学习的高新技术基础理论应用于改造传统经验技术，成为全国知名的技术创新人才。他们的经验证明，用技术本科培养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可以掌握开展技术创新所必要的理论基础，如果注重理论的应用，再掌握一定的经验技术，相互结合，有可能成为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关于创新的第二句话是：“偶然得之”。说明得到创新方案没有一个可循的必然途径，没有可以计算的公式，也不能通过理论推导，只能是在掌握较强的创新基础后，偶然想起创新的设想，很多专家称这为“灵感”。灵感的出现十分偶然，有时是在梦中得到灵感，然后逐步形成创新方案。因此，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都能提出创新方案，但必须积极参与各种技术创新的教学科研活动。
（四）发展技术本科已经成为我国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唯一选择
如何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前已提及可以有欧洲模式和北美模式。我国早先曾采用欧洲模式，发展高中阶段培养技术员的中专教育。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专校已经不断削弱，条件好的中专校几乎全部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其余中专校近年来大都进行各种教学改革，例如取消四年制，三年制学生下厂劳动一年，剩下两年着重学习岗位技能等，因此很多中专校已经改变培养目标。继续培养技术员的中专校所剩无几，不可能再在中专校的基础上培养成批的高级技术型人才。而在另一方面，我国培养技术员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由招收高中生的高职学校承担，因此，采用北美模式，发展技术本科，已经成为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唯一选择。
三、我国技术本科发展现状和发展不快的主要原因
（一）我国技术本科发展现状
我国现在有多少技术本科没有统计数字，自称属于技术本科的学校极少，但很多普通大学内设有技术类专业，存在一定数量的技术本科。根据“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统计，2008年共有320所理工大学(Natural Sciences & Technology University)。这些大学中都可能设置一些技术类专业，因此存在技术本科，但所占百分比可能不大。如与我国台湾地区相比较，他们2010年有技术本科学校(他们称“四技”)77所，在校学生467839人。也即，在台湾地区的2300万人口中，大体每49人中有一个技术本科学生。我们显然有很大差距。
上海市是技术本科比较集中的地区，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机学院这三所学校中，目前技术本科的在校学生共有2万7千余人。上海还有同济大学办的二级技术学院，现有技术本科学生2986人。以上4所学校的在校学生共3万人左右，如果加上其他学校所办技术本科的零星数字，估计全市技术本科在校学生可能在4万人左右。据最近发表的统计数字，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220万，其中户籍人口1412万人，如果也按台湾地区每49人有一个技术本科学生计算，按照常住户口，上海市技术本科在校学生数应有45.3万人，即使按户籍人口计算，也应有28.8万人，与实有4万人左右相差极远。
（二）为什么我国的技术本科不能快速发展
个人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观点不同。有两种观点妨碍技术本科的发展：一种观点认为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属于同一类型，只是层次上的差别，因此有了职业教育，没有必要再发展技术教育，当然也不需要发展技术本科。但是，如前所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和我国的技工学校、中专校的实际情况都明确区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再从我国工厂的实际情况看，技术工人主要在车间内工作，并按动作技能高低区分成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5个层次；技术员大都在科室内工作，现行人事制度规定，技术员属于工程技术人才系列中的最低层次(很多国家已经建立起技术型人才系列）。以上都说明，按照我国实际情况，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第二种观点认为，现在中级职业技术人才由中职校培养，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由高职校(专科)培养，不再需要发展技术本科。实际上按照北美模式，现有的高职专科学制只能培养中级技术型人才，必须是技术本科才能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
四、加速发展并办好技术本科几个主要问题的建议
（一）台湾地区快速发展技术本科的经验及借鉴
台湾地区快速发展高等技职教育的经验，首先来自发展技术学院。他们在1974年成立第一所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直到1995年，经历21年，只发展成立7所技术学院。1995年10月，台湾修正了《专科学校法》，以筛选符合标准的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结果只经过8年，到2003年，已有技术学院56所，增加了49所。这说明，制订达到技术学院要求的标准能够推动加快发展。
他们把这个经验运用来发展技术本科。1996年4月制订了《大学及分部设立标准》，结果，1997年一年就有5所技术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在校学生14193人，到2004年，已经发展到281538人，7年间技术本科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19.8倍。
我国的专科阶段高职院校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建议也可制定一个达到技术本科的标准，以推动这些高职院校加快升格为技术本科。
此外，在普通高等学校，特别是320所理工大学中，大都设有技术类专业的技术本科。这是加快技术本科发展的又一途径。有些专业需要的人数不多，但有特殊要求，更适合在普通高校中培养；有些专业社会需要量很大，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最好能有更多学校象上海同济大学那样成立二级技术学院。
（二）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探索如何培养提高学生技术创新能力的新经验
首先如何通过“长期积累”加强创新基础，提高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有些学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确实能提高学生的技术创新能力，说明学生不仅要知道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理论如何应用，还必须通过反复练习，取得多种情况下技术应用的实践经验。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并有可能通过“联想”，将所学习的知识理论应用到新的技术领域中去，实现技术创新.
制种技术论文例9
1 索引理论研究低落，相关研究发展强劲
我国很早就有索引的编撰和理论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索引编制理论和方法传到我国，曾掀起索引编制和研究的高潮，成果辉煌。新中国建立后，安定的社会环境，先进的***治制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氛围，索引的理论研究和编制才真正掀起高潮。虽然***影响了索引事业的发展，但拨乱反正后，索引研究与编制又蓬勃兴起。尤其是80年代末期中国索引学会成立，领导索引研究，组织索引开发，开展学术交流，使我国索引事业走向规范化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索引理论的高峰期，1996年以后研究数量相对减少。《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报道的信息显示了这种趋势（见表1）。但这种滑动并不表明我国索引研究衰退，而只能说明传统理论研究在减少，这是索引研究走向成熟的转折。能说明问题的是与索引研究相关学科或索引应用理论研究走向强劲。
表1 索引编制理论研究情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38 44 36 25 20 31 29 0
1
2 226
传统编制 37 42 32 25 20 29 28 0
1
2 216
自动化编制 1 2
4
2
1 0
10
1.1 书目的编制研究
书目编制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汉代刘向著《七略》麇集众书始，书目便成为人们查检文献的重要工具。其六分群书并以此编排的方法，虽然有些幼稚，但已开索引先河。书目对保存文献并提供文献利用的功能，在两千多年历史中影响巨大。书目功能虽然主要不是用于文献查检，可在漫长岁月中人们主要靠书目来检索文献，以至许多学者将索引理论在中国的不完善归咎于书目的影响。直到现在关于书目编制的研究一直不衰。论述书目编制和数据库的文献就非常之多（不包括目录学理论、各种目录研究、***书馆编目及目录组织等文章，见表2）。尤其是运用自动化手段编制书目的研究逐渐增强。
表2 书目编制理论及数据库研究状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25 17 32 10 27 51 49 36 56 51 374
书目编制 11
6 11
2
5 16
4
9 12 12 88
传统编制 11
5 10
2
4
8
4
6
8 6 64
自动化编制 0
1
1
1
8
3
4 6 24
数据库研究 3
5 10
6 17 49 41 18 32 27 208
1.2 书目数据库建设研究
数据库是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献存储后的文献形态，大多数数据库就是电子版的书目。其多种检索途径又使它成为一部多功能索引。对它的研究90年代初期较少，而末期达到高峰，至今不减（见表2）。
1.3 文献标引研究
文献标引是揭示文献的途径，书目和索引的编制都离不开它。书目标引在于揭示群书篇目，索引标引所揭示的包括文献提名在内的各种知识点。在标引技术上没有本质区别，对它的研究一直是常见的选题。10年来研究文章比较多（见表3，不包括***书馆分类、编目所涉及的标引问题）。计算机技术大规模运用书目和索引编制以来，讨论自动化标引技术的文章越来越多，说明我国文献处理技术的研究已跟上世界发展的趋势。
表3 文献标引研究情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28 39 34 26 46 64 48 28 50 39 402
传统理论 22 36 29 21 42 49 36 16 33 29 313
自动化标引 6 3
5
5
4
15 12 12 17 10 89
1.4 文献检索语言研究
检索语言是人与文献对话的媒介，没有这种语言就无法做到文献规范化处理，就无法与文献沟通。特别是计算机技术运用以后，检索语言成为人机对话的途径。检索语言是具有一定规范标准的人工语言。例如《中国***书馆***书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以及各种形式的“关键词表”、“著者号码表”等。如今人们又提出用自然语言标引和检索计算机整理的文献，研讨热烈，有许多文章颇有见地，代表了检索语言的方向。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文献检索的探讨日益见多（见表4，数据不包括***书馆日常使用的分类法、主题法等）。
表4 文献检索语言研究状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15 37 25 16 41 29 25 35 37 19 279
传统理论 15 35 24 15 38 25 21 27 29 11 240
自动化语言 0 2
1
1
3
4
4
8
8
8 39
相关学科研究的强劲势头，是索引研究和编制的必然结果，是索引研究实用化的反映，也是索引科学与各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果。它告示我们对应用科学理论的探讨更应注重于实践。
2 索引研究发展曲线描述了电子技术应用文献流通领域的历程
10年中，关于索引编制、书目编制、书目数据库、文献标引、检索语言等研究，都经历了低高低的波动。驼峰从1995年开始至1999年，峰顶在1997-1998年。这正是以计算机为主体的现代电子技术在文献出版、存储、流通各环节普遍应用时期。计算机网络已成为人们实际使用的文献形式。其功能齐全、传播速度快、存储量大、收藏丰富、检索方便，准确率高，都是纸质文献所不及，有替代书本式文献之趋势。在人们心理（接受新生事物）、生理（适应并掌握操作技术）上产生了解、掌握、运用的欲望，因此关于新技术运用的研究探讨是必然现象。这种研究的热化，势必对传统理论形成冲击。但也要经历由浅入深、由一般介绍到深刻研究的进程。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和运转稳定后，该方面研究就会减少，因而形成曲线。这个曲线记录着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应用的历程。
2.1 计算机技术应用对传统索引理论研究的冲击
1994年研究索引理论的文章最多，随之逐渐减少（见表1）。与研究数据库建设、文献标引技术和检索语言的文章从1997年逐渐增多形成反差。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学术界对计算机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普遍应用的反映与研究探讨。1994-1996年是这类研究的酝酿、写作、发表周期。传统理论逐渐减少合乎学术研究发展趋势，但“0”发展不正常，重视一种研究而忽视其他研究的倾向不可取。传统索引编制理论是一切新索引编制和索引形式的理论基础，对其研究不可轻视。
2.2 书目数据库研究的发展曲线（见***1），明显表明计算机及其网络在***书馆和其他文献传播行业中运用的过程
关于数据库研究的文章始见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以介绍其功能作用为主。随着计算机在文献流通领域普及速度加快，文章数量开始增多，探讨数据库编制、检索以及制作技术等方面内容。1995年以后研究文章开始骤增，标志着计算机在以***书馆为主体的文献流通领域大规模应用。之后的三四年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普及应用的高峰，至90年代末基本稳定，于是研究的文章相对减少。
附***
***1 文献标引、检索语言、书目数据库研究情况示意***
2.3 文献标引的研究与检索语言的研究相依共存，都是揭示文献的方式和手段
检索语言是人与文献载体（印刷体、电子形式等）沟通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或代表这种语言的标识符号，把文献主体概念及其他有检索意义的特征表示出来，作为文献存储和检索的依据。没有检索语言，标引无法做到。不进行标引，检索语言便毫无用处。这是索引编制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献整理后，这两方面的研究尤为需要。从***1可以看出，研究的高峰恰恰也在计算机技术普遍应用时期，表明了学术界对文献标引及其检索语言编制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学者与时俱进的学风和进取精神。计算机应用是索引理论研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不仅随着文献载体转变而变换其形态，而且关系到编制方法、操作过程等环节的改革与创新，更重要是索引编制的观念必须改变。这是索引编制史上一场重大的***。
3 索引理论研究步伐不大但视野开阔
索引研究在众学科中是小字辈，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内容大都属于功能介绍、编制方法等探讨。随着科学研究深入发展，人们对文献需求广泛，索引理论研究便向着多元化、专深化发展。特别是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开阔了索引理论研究的眼界。人们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求揭示文献的途径，10年来总体研究步伐迈得不大，但研究视野比以前开阔了许多，这本身就是索引理论研究的进步。
3.1 总体趋势是传统理论研究在减少，但反映的是对新形势下索引研究的呼唤
索引理论研究在90年代还很稳定。表1中1993-1999年间研究文章数量起伏不大，而且较多。说明我国学术界中有一批学者在关心索引事业的发展。在这较好的氛围中，中国索引学会功不可没，组织学术研究，与国内外学界交流互通，做了许多工作。在90年代中期，中国索引学会编辑了《索引研究论从》丛书，包括《索引的昨天与明天》、《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论索引和索引方法》、《报纸索引和新闻数据库》、《索引编制自动化》5个分册，共收论文114篇，聘请相关专家撰写了有关索引编制原理及自动化编制技术、文献标引及自动化标引技术、检索语言编制及计算机语言识别技术、书目数据库技术等方面的论文，论及问题之深，引用资料之多，学术见解之新，是索引理论研究多年未曾有过的，为中国索引理论发展起了导航作用。但近几年研究文章骤减的状况应该引起学术界注意，反思以往的研究是否适于新形势、新局面的需要，如何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建立起新技术研究体系等，为网络环境下索引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3.2 索引研究视野逐步扩大，适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10年间报刊上共发表研究索引编制理论的文章203篇（这个数字是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内容包括索引编制的一般理论、自动化编制、国外索引编制、各种类型索引研究、索引史研究、对著名索引学者和编制机构研究、索引专著研究、各种检索工具索引编制、古籍和现代著作索引编制等（见表5）。一般理论研究只占31.5%，其他专门研究占2/3还强。在64篇理论文章中谈功能作用类27篇，编制原理类26篇，论索引事业发展8篇，对中外索引编制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3篇。从各种角度来研究索引编制，反映出索引研究的生命力，能够适应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
表5 1993-2002索引理论研究分类状况（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
项 一般 自动 国外 索引 学者 索引 索引 检索 古籍 现代 总
目 研究 化
索引 类型 机构 史
专著 工具 索引 著作 共
数量 64 12
13
62
6
7
22
10
3
4 203
3.3 索引类型的研究数量较多，表明了索引学仍是一门实用科学
只要社会需要文献就有使用索引的要求。不论什么时候索引都是使用文献最便捷的途径。研究各种类型索引编制的文章62篇，几乎占1/3，论述了10多种索引的编制（见表6）。虽然平均文章不多，但反映出学术界给予的关注。这些索引功用不同，但都是人们所需要的。
表6 类型索引研究情况（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
附***
3.4 计算机技术趋于稳定后，自动化方面的研究会减少，而研究索引类型、为学术著作编制索引会增多
新文献载体出现，文献利用形式发生变化，对这方面的研究必然要出现，但一旦普及并趋于稳定后，介绍或说明性文章就会减少，而逐渐转向深层次探讨，文章数量就要下落。研讨数据库文章逐渐减少就是例证。而在书目编制、文献标引、文献编排、检索语言等领域自动化研究逐渐增多则表明人们正在摆脱一般理论的研究，转向实用理论、专门编制方法的探讨。这也是计算机技术从应用到理论研究进展的过程。因此研究计算机应用于具体领域的文章会逐渐增多，逐步加深。
3.5 对索引史、索引研究与编制方面有贡献的学者或机构的研究逐渐减少，而对索引著作和检索工具索引编制研究的增多，反映出学术界更重视索引应用理论的研究，重视索引检索功能的探讨
虽然近3年这方面研究出现空白，但是暂时现象，是由于文献载体变换中出现的调整期。当计算机技术运行稳定后，由于机编速度快、抽词准确、编排规范等优点，节省大量编制成本和人工，势必会出现编撰索引的高潮。包括为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研究而编制索引。索引成果不一定是印刷型，但功能一样。
只要文献功能没有消失，索引作用就不会消亡。从索引功利性能上讲，计算机在文献领域里广泛运用，为索引编制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景，以往可望不可及的鸿篇巨著的索引编制，如今可能在俄倾之间，轻松愉快之中成就。文献使用步入了崭新的时代。
4 走出“理论”的困惑，建立大索引观，放眼于索引的实际应用
索引是“完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备文献”应该是既有原始文献又兼有检索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索引就是检索工具，依附于文献而存在。如今文献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索引研究也要洗心革面，使其适应新形势下人们对文献的需求。就索引研究的现状有几方面应引起我们重视。
4.1 应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创新思维
深刻研究当今人们利用文献的特点，研究计算机及其网络发展对文献传播的影响，网络环境下人们对文献使用的需求，以使索引编制适应人们未来利用文献的需要。索引理论研究既要适应文献形式变化，也应符合人们对所用文献的了解认知、心理适应和使用习惯。不能固守传统理论不放，理论与实用脱节，而失去指导实践的意义。建立创新思维，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建立一套完备的新理论，应该树立新的思维方式方法，敢于创新，敢于超前，以社会需求为研究目的，充分发挥索引在揭示文献上的作用，为文献利用提供快车道。
4.2 冲破“太平研究”的藩篱，增强其理性探索
现在许多研究是以发表文章为第一需要，所以在理论探讨上，都愿说“套话”，打“贯腔”，生怕新东西叫不准，新提法不被编辑认同，因此众云亦云，以求太平。还有个倾向，不论什么样内容都把它写成“理论”型，带有“理论”味，把特征、规律、功能等大谈一番。这实不可取。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要拘于一定的形式，内容深浅皆可，只要论述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好文章。索引是一门实用科学，应注重编撰技术的研究与探讨。可在10年中关于书目、索引编排技术（不包括***书馆目录组织）的研究只有44篇（见表7），这个数量是讨论索引编制和书目编制理论314篇文章（见表1、2）的14%，占这次在《全国报刊索引》查阅1 247条信息的3.5%，表明对编制技术方面的忽视。重“理论”，轻技术，是理性不足的显现。反映出业界习惯于约定俗成的运作，不善于开发与创新。
表7 关于书目索引编排技术研究（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共
4
2
5
5
3
6
2
6
2
9
44
传统
3
2
3
4
2
3
4
1
2
24
自动化 1
2
1
1
3
2
2
1
7
制种技术论文例10
公共关系的生存与发展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解构和重构了人类传播活动。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接收终端，让人类的信息交换***景变得复杂而有趣。在此新媒介环境之下，网络公关需理解为技术、文化、社会控制互动的产物。
技术视角
从技术的角度看，网络公关就是以网络传播为特点的公共关系实践行为。顺理成章可将传统的公共关系分为报纸公关、广播公关和电视公关。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做，原因之一就是公共关系诞生于20世纪初。原因之二可归结为传统媒介普遍缺乏双向沟通的传播特点。网络公关的出现是新媒介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但是我们在研究网络公关时习惯于就技术而讨论技术。有人认为“网络公关也被称为E公关，是指社会组织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借助互联网络、电脑通信和数字交互式媒体等传播、沟通手段来实现公关目标，影响公众的科学与艺术”①。该定义认为网络公关是公共关系加网络媒介。把一种新传播现象归结为某种新技术是一个简明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极具迷惑性。一种新传播现象的出现必然是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技术、文化、社会、经济、***治等方面因素的互动。任何将新的传播现象归结为某一个因素的方法都是不合理的。况且，把网络公关以媒介技术为限定词，既不利于全面考察，也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是指“技术是一种自主的力量或***因素，技术的发展不依赖于外部因素，技术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支配人类精神的社会状况”②。在传播领域，有技术决定论倾向的人容易将新传播行为的特点归结为技术特点。比如，有人将网络公关的特点归纳为“更加及时”、“互动性更强”、“传播多样性、立体化”③。不难看出，其对网络公关的考察是基于网络媒介的技术特点。以上三个特征与其说是网络公关的特征，不如说是网络媒介的特征。
从技术的角度考察网络公关并无不妥，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技术。以技术作为考察网络公关的基点时，我们需要明白，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人造物，它还是发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变迁的中介。因此，当我们以媒介技术视角考察网络公关时，需要在了解网络媒介传播特性的基础上，分析与阐释媒介技术蕴涵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以技术视角考察网络公关时不至于陷入技术决定论。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传播现象的出现必然是一个历史进程。鉴于此，笔者认为以技术视角考察网络公共关系时，需要在对网络技术特点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对网络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在技术视角当中，网络公关除了“指社会组织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借助互联网络、电脑通信和数字交互式媒体等传播、沟通手段来实现公关目标”之外，它还包括网络公关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要求。网络公关不应以对公众利益的剥夺为前提。
文化视角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④从网络公关的整体出发，它既创造了外在的文化产品，也可以凭借其健康的信息传播为社会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笔者认为，相对于传统公关行为，网络公关由于网络技术上的优势以及网络在公众中的“民主”形象，较之传统媒体上的公关行为更具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力。“从文化角度看，公共关系是一文化过程……除纯粹自然物以外的东西均具有文化性。”⑤因此，既然网络公关与文化具有相互建构的作用，那么就涉及两个问题：网络公关需要建构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如何对网络公关的不当行为进行修正？
对问题一，笔者认为网络公关需要为我们建构企业与公众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文化氛围。理解与信任互为前提，只有通过真诚的沟通才能达到理解，而理解的加深又会促进信任的形成。尽管在公共关系的定义上存在分歧，但是帮助组织与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从而使组织与公众达成良好关系的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在实际的运作当中，网络公关所起的作用不一定总是正面的。有学者曾经就“奶粉事件”专门撰文指出：歪曲真相、杜撰口碑、操控舆论是无良网络公关的“三宗罪”。⑥那种异化的网络公关给企业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但是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它所起的作用就不是奶粉企业甚至奶粉业自身的损失了，而是对社会诚信氛围以及人文环境的破坏。那种为罪恶辩护的公关行为绝不是公共关系的合法成员。
对问题二，则可从文化的定义分析。“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⑦因此，“有形无形的成果”就成为考察文化对网络公关不良行为修正的前提。“有形”强调文化的器物层面，而“无形”则涉及文化的观念层面。因此，有学者把文化分成技术系统与价值系统两大部类。“前者表现为器物层面，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构成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后者表现为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两者便是通常说的物质文化（或曰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或曰观念文化）。”⑧由于网络公关存在于文化环境之中，文化对于公关行为的制约便是必然。对于在“奶粉事件”中百度被“三鹿”以300万元“公关”一事，无论是在新闻业界、公众、***府还是公关业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屏蔽门事件’不仅使百度遭到中国网民的强烈谴责，整个中国网络媒体的形象也因此大为受损，公信度急剧降低。”⑨对此问题可提出批评，比如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立场的批判、基于社会责任立场的批判、基于对企业不法行为监管不力的批判或者基于公共关系的职业道德底线的批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责任立场、监管行为以及公关行业的道德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广义上的文化行为，分别涉及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层面。从本质上讲，一种社会实践的结束，如果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并与社会现时的价值体系相一致，那么这种社会实践行为本身及其有形无形的成果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会对社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成为批判社会不良行为的精神武器。对于前文的无良网络公关的“三宗罪”的批判，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自然是文化对网络公关不良行为的批判了。
社会控制视角
社会需要控制是因为社会时刻存在冲突。科塞（Lewis Alfred Coser）认为：“可以权且将冲突看做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⑩在网络公关中，冲突的关系构成包括公关主体、公关客体与媒体。公关主体是指网络上的各种社会组织与个人，包括建立自己的网站，主动利用网络及其技术实现特定公关目标的各种组织、团体、企业、个人等等，但是一般主要指网上的各种社会组织（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公关客体是指社会公众，包括潜在的与现实的公众。媒体则构成了主客体间的中介。在网络公关中，公关主体与公关客体从价值追求、社会地位、权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在价值追求的差异方面，公关主体追求的是组织自身利益的实现，而公众则关注网络公关行为是否损害自身利益。在社会地位方面，组织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鉴于我国的组织（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与***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非营利组织没有***府部门的挂靠都是非法的），这就强化了公众与组织之间的不平等。在权力方面，社会组织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资源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在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上，媒体虽标榜为受众服务，但是媒体与社会组织一样，在价值追求、社会地位、权力、资源等方面都与公众存在差距。因此，公关主体、公关客体与媒体这三者构成了可能冲突的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的起因包括：（1）某种与爱并存的恨的本能（“敌对的冲动”）。（2）互动模式。“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冲突才能发生；它总以某种关系为先决条件。”（3）社会合法性。“敌对情绪是否真的能引起冲突行为，需要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这就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合法性认识。”网络公关的模式符合科塞所说的“社会冲突”。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公关行为就是对组织“合法性”的维护与促进。为了使公众对组织“合法性”的认识与组织所期望的“合法性”认识相一致，公关行为就成为一种对社会信息环境的控制行为。当然，这种控制是非强制性的，是一种“软控制”。网络公关对信息环境的控制欲望尤为强烈。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信息流向与流量的不可控性更为明显。网络也具有多种新媒介形式，比如博客、播客、BBS、电子邮件等。组织对网络信息环境的控制就比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更为吃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网络公关对于化解或延缓组织与公众、***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可能冲突方面，其最基本的追求在于对信息环境的控制而不是对信息环境的适应。而其他个人、群体或组织也同样会运用网络公关来控制与其相联系的信息环境。网络公关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其性质是共享的，不单独为某一个人、群体或组织所独有。
结论
公关的新发展需要把网络公关的理解从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传播管理的层面。我们应该把网络公关理解为媒介技术、文化与社会控制互动的结果。媒介技术为网络公关提供技术支持平台，没有网络平台就无所谓网络公关。文化是网络公关的规训手段，这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国互联网环境中尤为重要。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传播行为都以自律为主。社会控制是网络上各种利益群体寻求并维护其合法性的主要方式。概言之，网络公关是指以新媒介技术（主要是网络）为技术平台，以社会基本文化诉求与伦理道德为职业底线，实现个人、群体与社会组织特定公关目标的一种传播管理。
注释：
①朱彦荣：《中国网络公关初探》，《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6）。
②陈其荣：《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页。
③何莉：《网络公关——企业不可忽视的公关形式》，《经济研究导刊》，2008（6）。
④⑧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⑤丁学***：《公共关系的多维视角》，《公关世界》，1995（10）。
⑥唐远清：《由“奶粉事件”论无良网络公关的危害》，《新闻记者》，2008（11）。
⑦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
⑨管文娟：《从“屏蔽门事件”看网络媒体的利益选择》，《新闻爱好者》，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