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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论文例1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经济转型论文例2

论文正文：

海洋经济转型思路

一、发展条件与重大意义

(一)发展条件

1.港口优势得天独厚。宁波港口岸线总长为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其中可用岸线872公里，深水岸线170公里。现有生产性泊位300多座，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已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通航。201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居大陆第2位、全球第4位，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居大陆第3位、全球第6位。港口岸线资源既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性资源，也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最为独特的优势和载体。

2.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基地化开发。岛屿资源良好，共有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的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滩涂资源充裕，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象山港内、大目洋沿岸和三门湾北岸4大片，围垦开发条件优良。渔业资源优良，紧邻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象山港是具有部级意义的大渔池。海洋旅游资源优越，滨海地区具有滩、岩、岛三大特色，主要集中在象山港内和象山县沿岸。油气储量丰富，春晓油气田总面积22000平方公里，探明天然气储量达700多亿立方公尺，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3.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宁波位于我国T字形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海域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入海口，是长三角地区与海峡两岸的联结纽带。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的推进，使沿海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杭州湾跨海大桥、甬台温铁路的建成，使宁波成为连接上海、江苏和浙江温台乃至福建南部的枢纽城市，成为浙江温台和浙西地区接轨大上海的桥头堡，为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提供了有力支撑。

4.海洋经济比较发达。2009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2500亿元以上，是2005年的近2倍，年均递增15%以上，形成了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海洋渔业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制药、海洋油气等新兴高新技术海洋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为配套的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特别是临港工业方面，经过几年发展，初步形成以石化、钢铁、汽车、造船和能源等行业为支柱，绵延二十几公里的沿海临港产业带，基本建成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5.海洋科教实力较强。具备比较雄厚的海洋研发实力，形成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涉海专业、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研发中心等为主体的海洋科研与技术开发体系。建有宁波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拥有海洋与渔业领域重点实验室9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8家，海洋科技工作人员达2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15%以上。在海洋养殖、海洋生物、海洋环保等领域取得一批关键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科技进步奖15项，市科技进步奖35项，专利授权30项。

6.海洋经济腹地广阔。宁波港张水清夏晖孙立锋面向广阔的内陆腹地，主要包括华东、华中、华西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2%。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地区对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接受东部地区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更为迫切。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首位;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具有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具有较高的开发开放水平，这都为宁波依托港口优势和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加大对华东、华中、华西地区的辐射，促进这些区域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重大意义

1.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成为上海两个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的客观需要。***关于长三角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关于加快建设上海两个中心《指导意见》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核心区，对内是江海联运枢纽，对外是远东国际航线要冲，在我国内外开放扇面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宁波区位优势和港航资源潜力，有利于共同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水平。

2.发展海洋经济，是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客观需要。沿海和海岛地区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平台，是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是北承长三角、南接海西区、东濒太平洋、西连长江流域和内陆地区的纽带。加快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建设，有利于服务长三角和海西区，增强辐射长江流域，带动闽、赣、皖等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3.发展海洋经济，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运安全的客观需要。宁波地处南北海上通道战略要冲，是海上桥头堡，在全国沿海战略物资储运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009年，宁波石油及制品、进出口铁矿石、煤炭吞吐量分别达5000万吨、3000万吨、600万吨以上，进一步将宁波建设成为我国重要战略物资的储运、供应基地和加工、贸易中心，有利于维护国家能源和战略物资江海联运和海上运输安全，为宁波和浙江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战略保障。

4.发展海洋经济，是完善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近年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开发已先后纳入国家沿海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建设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挖掘海洋开发潜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二、总体思路与功能定位

(一)总体思路

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并结合宁波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市委市***府六个加快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大工业、海岛资源开发和清洁能源建设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坚持以陆带海、以海促陆、海陆联动，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为浙江建设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发挥先行作用。

在实际工作推进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推进联动发展，把海洋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与陆域的综合优势、先发优势结合起来，以海带陆、以陆促海，统筹陆海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

二是推进高端发展，紧紧抓住后危机时代科技***的新动向，跟踪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最前沿，推进海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推进集约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着力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四是推进持续发展，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妥善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使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五是推进开放发展，立足于亚太国际门户城市重要节点区的有利位置，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宁波沿海海洋经济产业带建设成为宁波乃至浙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平台。

(二)功能定位

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是：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1)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区位、港口和海洋资源及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港口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科技进步为支撑，推进海洋产业高级化，充分发挥宁波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功能，使之发展成为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海洋经济中心。

(2)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组成部分。依托宁波舟山港深水良港和区位优势，拓展和放大梅山保税港区的功能，完善战略物资、大宗散货、外贸集装箱和江海联运体系，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战略物资和大宗散杂货中转储运、保税加工和物流配送基地，使之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枢纽港;同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把宁波打造成为立足长三角、面向海内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主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服务，承接辐射，错位发展。

(3)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宁波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宁波将进一步发展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海上桥头堡和物流节点城市。

(4)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依托港口和宁波区位优势，优化布局，不断推进转型升级，紧紧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大力发展石化、钢铁、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总部经济、研发设计、旅游休闲等高端临港服务业，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5)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以象山港、三门湾等区域为重点，推进海洋经济的有序开发、有效利用和严格保护，加强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实施海洋污染海陆联动防治，探索跨区域海洋环境联合治理，切实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为我省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子。

(三)空间布局

宁波今后重点构建一港、三沿、五平台和一批产业集聚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一港，即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腹地，重点是发展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沿，即沿杭州湾、沿象山湾和沿三门湾，沿杭州湾和三门湾区域将发展成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宁波新型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重点区域;象山港区域将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将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型港湾。五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一批产业集聚区，即发挥陆海资源优势，在沿海建设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集聚区域，推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三、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

为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加快功能开发和建设，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大港口。

坚持以延伸港口价值链为导向，进一步转变港口发展方式，推进港口由第二代港口向第三代、第四代转变，努力建设成为我国深水枢纽港和集装箱远洋干线港。

(1)坚持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加快整合现有业主的岸线码头，推进其向公共岸线码头转化，提高岸线利用效率;

(2)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加快北仑港四期、大榭岛五期和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15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500万标箱;

(3)增强港口增值服务能力，推进培育船舶交易、船员交流中心，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以梅山保税港区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自由贸易港通关***策，创新港口增值服务模式和业态。

(4)推进建设浙江港口联盟，着力建设以宁波港为龙头，嘉兴港、台州港和温州港等为支线和喂给港的港口联盟，强化与国内外港口的跨区域战略合作。

二是发展大物流。

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和航运服务业，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

(1)进一步推进宁波国际集装箱海铁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等建设，加快形成货物吞吐、交易和金融三位一体的现代港口物流体系;

(2)加快物流主体培育，推进第四方物流发展，提升物流服务信息平台;

(3)以新一轮大规模铁路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建设提升金华、上饶、鹰潭、南昌、武汉、成都、重庆等省内外无水港，推进海铁联运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4)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延伸航运服务产业链，探索推进建设国际海运信息平台;

(5)推进梅山保税港区建设，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建立国际性配送中心，积极拓展国际中转、国际采购等功能，更好地发挥连接国际国内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培育大产业。

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着力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1)进一步做大做强临港工业。在优化布局、严格准入、注重环保的前提下，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环境影响小、产出效益高的临港制造业。石化产业，以镇海、北仑、大榭等区块为依托，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工业，重点发展世界先进水准的高端产品，打造年产钢铁2100万吨的能力。船舶产业，建成我国新兴的先进修造船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争取到2015年整车产量达到80万辆/年，轿车发动机80万台/年。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磁性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到2015年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

(2)发展临港型现代服务业。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和航运服务的同时，加快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国际贸易，建设进出口贸易交易平台，打造重要的区域性资源配置中心。金融服务，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相适应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和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3)扶持发展战略新兴海洋产业。重点发展海洋旅游、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能产业等战略新兴海洋产业。

四是完善大配套。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一批涉海重大项目建设，完善公路、铁路、水运、电力和油气管网等集疏运体系，提升水水中转、水陆联运能力，提高交通、水资源和能源保障水平。

(1)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全面形成一环六射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建设杭州湾跨海铁路和甬金铁路，推进宁波铁路南客北货布局调整和铁路货运环线的规划建设;

(2)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快浙东宁波段引水工程、慈溪曹娥江引水工程和海涂水库建设。加快象山10万吨级海水淡化工程建设，提高海水综合利用规模和比例。逐步解决海岛地区居民饮用水难问题。

(3)完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海洋防灾减灾检测与决策体系，健全安全生产和海上船舶应急救助网络。推进强塘固房和标准渔港工程建设。

五是推进大保护。

牢固树立生态用海理念，集约节约开放利用深水岸线、航道、锚地等海洋资源。切实加强对无居民海岛的分类管理、有效保护、科学开发。科学划分岸线、滩涂和海岛功能，合理有序利用海域。重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修复，严格规范海洋产业项目和涉海基础性项目的管理。加强陆海污染综合治理，推进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联合建设。加强近海沿岸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切实保护利用好象山港资源。

六是打造大平台。

着力打造五大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

(1)杭州湾新区，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慈溪市境内，陆域面积约23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要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方向，以高端现代服务业和新兴先进制造业培育为重点，通过2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努力，把杭州湾新区建设成为具有现代都市气息与浓郁田园风光的国际化新城区;

(2)宁波石化产业基地，包括镇海、北仑、大榭三大片，规划面积约74平方公里。要根据国家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要求，以石化工业循环经济生产理念为指导，依托镇海炼化等特大型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石化产业链，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

经济转型论文例3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1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的发展历程。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2 香港港并***型的国际中转港。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3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4 香港港面临中转量相对减少的局面。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5 香港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经济转型论文例4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府调节。***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府干预的边界。***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府***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府行***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府宏观***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府的行为。***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经济转型论文例5

（二）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相互促动。区域经济对于中职教育的发展并非单纯的需求，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也并非单纯的服务。由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使“需求”中有“满足”，“服务”中有“改变”。首先，区域经济在对中职教育提出“需求”中的“满足”。区域经济的运转和发展，对中职教育提出了人才培养数量和规格的需求，这种需求满足了中职学校的建立、运行和发展。而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税收的增加，***府对中职教育发展的经济投入越来越大，从而满足了中职教育深入发展和扩大规模的需要。其次，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服务”中的“改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职教育不仅提高了企业员工整体的文化素质，而且提高了他们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中职教育能够促进企业从业者提高理论水平，从而由经验型从业者变为经验与理论结合的从业者，为改变操作程序进行技术革新提供充分的依据。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这种相互促动，既是一种自然过程，也是追求双赢的结果。

二、湛江经济转型

湛江经济转型主要是结构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布局调整等。

（一）农业主体转型为工业主体。

湛江市是一个农业大市，现有人口约700万，其中农村居民占近80％。农业资源丰富，尤其是雷州半岛西部实施改水治旱工程和建设南亚热带农业示范区，大搞农业开发，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粮食、糖蔗、水果、外运蔬菜、水产、畜牧和林业几大类农业商品经济。但由于经济形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农业的发展并没有给湛江经济带来显著的效益，影响了湛江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总体情况来看，湛江经济总量排在全省的第九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湛江是一个人口大市，人均GDP排在全省第十五位，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湛江经济腾飞，历史地摆到了湛江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提出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即“双转移”战略，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西、粤东、粤北转移，这就为湛江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湛江市***府抓住这个时机，创造有力条件，积极接纳“双转移”，建立了“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深圳龙岗（吴川）产业转移工业园”“佛山顺德（廉江）产业转移工业园”等。尤其是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引进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中科合资广东石化项目。在此基础上，园区建成工业项目101个，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特种纸业、机电通讯、生物医药、包装纸刷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主体向工业主体的转型已初见成效。

（二）湛江作为粤西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区域中心的定位。

湛江地处粤、桂、琼三省地理中心和三省交通要塞，拥大西南出海主通道，为海南省进出大陆的门户，天然形成粤西和北部湾区域中心。在经济方面，北部湾经济圈的加快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提速，我国重化工业逐步向沿海布局等，都为湛江进一步发挥边缘区位和港口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截止到2012年，湛江有8大方面共80个重大项目同时铺开建设，总投资超过2000亿。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在北部湾经济圈的战略地位，把湛江建成经济腹地较广、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的设计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湛江确定了“工业强市、以港兴市、生态立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并紧紧围绕“全力推动五年崛起、加快建设幸福湛江”核心任务，积极调整结构，着力发展15个产业，重点是“五大五新五特”产业，即大钢铁、大石化、大纸业、大旅游、大物流等五大产业，新海洋、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医药等五新产业，特色农业、特色家电、特色农具、特色食品、特色文化等五特产业，使湛江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清晰呈现出来，经济转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中职教育的结构调整

伴随湛江经济转型，其整个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主体代替了农业主体，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湛江经济发展的全新面貌。为此，以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中职教育结构完善的和谐统一。

（一）湛江中职教育存在的问题。

湛江中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背景中建立和发展过来的，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职教育始终与这个背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但这种经济背景对其影响依然是明显的。面对湛江经济转型，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抵触。第二，湛江中职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者和从业者观念保守以及其知识与能力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并没有完全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去办学，从而导致湛江中职教育普遍存在着普教化倾向，与湛江经济缺少联系。第三，***府缺少办中职的热情，投入严重不足，办学者和教师及家长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学生没有上中职的热情，各个职业学校之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以致无法实现资源共享等。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湛江中职教育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处于不死不活的维持状态。第四，湛江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存在缺陷，中职教育规模很大，高职教育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湛江市没有一所由***府承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唯一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这使湛江职业教育整体层次存在明显的缺陷，中职教育的学历层次缺少有效提升的途径。湛江许多中职学校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无论是能力培养还是就业导向、无论是人才培养的实用性还是层次性，不仅与原有的经济发展需要相游离，而且与转型中的经济发展和变化需要相去甚远。上述几方面直接导致了湛江中职教育总体结构不合理，其服从、服务于湛江经济发展的意识淡薄，就业导向缺乏。

（二）湛江中职教育结构调整、优化设计及实施。

首先要强化***府的责任，充分发挥统筹作用。为此，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树立“抓经济就要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就是抓就业和再就业，就是抓投资环境”的观念，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其具备充足的发展动力；二是在充分认识湛江中职教育规模优势的同时，要具体看到中职学校规模小、资源不足以及专业重复等问题，并通过***府统筹进行合并和重组，使规模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三是伴随宝钢钢铁项目、中国与科威特合作的中科石化项目及晨明造纸等湛江三大主导产业项目的落实推进，加快湛江石油化工学校、湛江钢铁学校等建设进程。其次，中职学校借助***府统筹强化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发展自己的特色。根据湛江市委市***府的规划，要“打造一个职教基地，两个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目前，一万亩职教基地已在湛江市西部湖光农场开工建设，职教基地拟进驻十所学校，以工科为主，兼顾第一、第三产业服务院校，使各学校突出个性、优势互补，并带动其他学校和专业的发展。这种整合既是形式整合，也是内容上的整合。其结果就是各个学校的办学优势、办学特色也在整合中获得凸显，扩大其价值和意义。湛江市借用有丰富办学经验、办学成效显著的学校带动和整合一般学校，促进湛江中职教育层次的整体提升。其中，“两大突训中心”是根据全市产业布局和支柱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建设的起点高、层次高、标准高、为职业教育和企业提供高技能实训和鉴定服务的大型工科教育公共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即以湛江机电学校为龙头，创建机电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财贸学校为龙头，创建商贸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卫生学校为龙头，创建医药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高等技工学校为龙头，创建技工教育集团；以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为龙头，打造粤西农垦三大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创建农垦职业教育集团。这既突出了湛江职业教育的个性和优势，又实现了对湛江经济领域的全覆盖。再次，伴随经济的发展，提升湛江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这是中职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湛江中职教育应同样以经典引路的方法，逐渐向全面推开。机电、财贸、卫生、艺术、体育学校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如湛江机电学校与湛江市业余大学合署办公，大专、中专两个层次并存；湛江财贸学校与广东工业大学联合举办大专班，积累大专层次的办学经验；湛江卫校与广东医学院联合招收普通大学生，培养临床、护理专业学生；湛江艺术学校与星海音乐学院办成人音舞等大专班；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与湛江师院联办体育大专班等。这些提升中职学校人才培养层次的尝试使这些中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此今后应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这些学校的尝试成果，对其进行规范化升级，使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一体化，改变湛江高职教育空缺的局面；二是充分利用这些学校尝试中所获得的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新建的湛江石油化工学校和湛江钢铁学校中加以运用，使湛江中职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层次调整，与湛江经济发展变化实现同步。

经济转型论文例6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收入及人均财***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策和相关***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策调整，在财***、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收、金融等***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核心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经济转型论文例7

1、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过去我们常提及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们更加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换言之,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过渡透支农业的生产潜力,虽然工业和城市得到发展,但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资源不断恶化、农业资金技术投入比重过低;其二,城市在经济水平、福利水平、教育水平上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当然,随着我国逐渐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上的各种投入不断加大,加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出现的一大特点就是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城市优势资源逐渐开始向周边农村地区扩散,农村地区的农业资源整合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依托城市市场大力发展城郊农业,也极大地支持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2、产业链延展性加强,农业经济更加细分化。产业链延展性主要是通过农业上下游的整合实现的。一方面,农业领域开始与工业甚至金融业融合,逐步实现了一、二、三产业链的衔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内部出想了很多新的发展模式,如上为笔者提到的近郊模式等。农业经济的细分化,也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民对于农业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农产品在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逐步细分,细分市场的容量不断扩大,精加工、绿色生态林业、农产品的安全质量、农产品的再加工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现实情况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既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农业技术和管理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提供指导思想方面的理论支持。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学科研究重点过分强调前者对于农业发展的贡献,对于后者的研究还停留在空洞性论述上,对于现实作用有限。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面临的是技术管理形式粗放和发展理论粗放的双重问题。农业的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技术可以解决的课题,换言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技术、管理、指导理论缺一不可。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加之笔者在第一点中提到的城市化契机中弯道超车,这些也将成为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农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一)农业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第一,改变原有粗放式的发展思路,认识到农业对于我国经济的重要性;第二,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农业生产工具的补贴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研究投入;第三,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促进相关的理论研究;第四,把握时代机遇,创新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弯道超车;第五,加快农业与工业和金融业的融合,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和互助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1、实施农业人才培养计划。首先,国家和有关方面要认识到科研人才的培养重要性,为了推动原有纯靠体力和资源投放的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向依靠科技和管理的集约型农业转变,人才尤其是科研人才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换言之人才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国家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从资金、***策等各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其次,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具体而言,要根据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现实要求设置科研项目和教学内容,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状况,要时刻把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设置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从而将研究重难点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融入到具体的科研人才的培养上。

2、学科发展差异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同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是有区别的,如果理论研究没有认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本质,很容易变成一个四不像学科。那么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农业经济管理就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总称,换言之,它是以农业技术为基础,以经济管理为背景,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健康发展,它是一个以管理为主技术为辅的综合学科。因此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的过程中要认识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实施差异性的学科战略,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战略调整、城乡结构的质性变化三个方面。

3、强调学科间的互补性。一方面,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尤其本身特点,但是也要注重通过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寻找发展思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者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理论研究中也自然要反映这一现实情况,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加强同数学、金融学、环境学、工业工程学等学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综合属性,使之能够更好的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转型论文例8

中***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创新型国家的概念来自于对探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有关国家经验的总结。根据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把依靠自然资源的优势来实现发展的模式，称为资源型发展模式；把依靠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实现发展的模式，称为依附型发展模式；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称为创新型发展模式。目前，国际学术界把具有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优化贡献率在70%以上、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以上、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在30%以下等特点的这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

纵观建国50多年来的发展，虽然我国已经迈开向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前进的步伐，但目前我国高科技产业仍处于总量扩张阶段，创新综合指数在世界排名第28位，居于中等偏下水平，距离创新型国家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高科技产业竞争力有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高科技产品市场需求大，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科技优化贡献率在35%左右。这些都说明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较低、创新能力不足。***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要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对外技术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就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自主创新。新年伊始，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共中央***作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我国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此，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2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

过去27年里，外资和廉价劳力拉动的出口，以及***府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长期以来，依靠外来投资与国内廉价生产要素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结合，依靠对发达国家的巨额出口，中国维持了一个加工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尤为显著。依靠这种模式，我们取得了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出口规模巨大，国际收支大幅顺差，外汇储备水涨船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巨大人口压力下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应该说，这种发展道路是自然形成的，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合理性的。

(1)人口、资源、环境的可维持性差。虽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劳动力条件。但是，人既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当过了劳动的黄金年龄之后就主要是需要供养的消费者。我们不可能永远维持源源不绝的低成本青壮年劳工供给，劳动力供给增速会不断降低而需要供养的人不断增多。未来的劳动力即使丰富，也会是受教育更多、技能更好，从而成本也更高的劳动力。现在所谓“民工荒”，不过是低成本劳动力可维持性方面尚处在青萍之末的一个小小迹象而已。

数量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可维持性问题更为明显。资源、能源短缺，价格飞涨；环境不堪重负，污染成本巨增，8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带来健康危机。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炭，如果照当前的消费趋势发展，未来1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1/3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40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2)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社会发展的落差。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谓不高，规模扩张不可谓不快，但在高增长的同时，经济的结构优化远远滞后，产能明显过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国家的产业基础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自主产业尚待形成。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中，我们长期处于价值链末端，产出很大但赚钱很少，仅靠廉价劳动力的汗水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尽管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品和电子产品市场，但是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而且中国的投资依赖于外国技术，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发展出主流技术。这使中国***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只能导致更多的浪费，最终使增长放缓。与此同时，对低成本的依赖甚至迷恋，又使企业不得不靠侵害劳动者利益甚至人身权利来降低成本，致使打工一族境况不佳。

(3)由于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造成摩擦和冲突不断。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1980～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了41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6％。单从数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长在未来25年内，甚至在未来10年内重复一遍。假如当前的出口增势再延续10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比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出口总额还要大，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对策

(1)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培育企业家精神、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倡导敢于冒险、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激励成功，开放包容、崇尚竞争，富有激情、力戒浮躁的创新文化，使全社会充分认识自主创新的重大意义，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都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鼓励，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建立一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性表达的社会风气，激发人的***性和创造性,发挥巨大创新潜力，焕发特别能创新的精神风貌，营造特别优良的创新环境。

(2)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把知识产权战略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府对知识产权的领导和组织建设，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手段,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建立日常监督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机制,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策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保护和鼓励发明人、科技人员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3)减弱***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府相对市场的强权，是导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最好的***策就是减弱***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首先，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其次，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强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另外，行业垄断造成不平等的市场竞争，由于缺乏改善经营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往往阻碍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阻碍市场化改革，限制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降低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因此，***府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认真落实2005年2月24日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打破行业垄断，调节经济结构，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

(4)在劳动保护、社会***策等领域，加大***力度，使企业不得不转向自主发展和技术创新。一旦经济起飞、生活水平提高，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就会丧失；所以必须及时利用初期发展的积累，提高产业层次，向高薪社会过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的上涨是大好事，它是市场对低成本模式的一种自发矫正。一方面可以改善该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有利于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它可以造成一种对旧发展模式的压力，对企业的压力，使企业不得不转向更高级的活动而不只是简单的加工制造，使整个经济转向以高增值活动为基础的发展轨道，并进而向自主发展和创新转变。

要进一步通过立法和已有法规的切实执行，保障劳工权益。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劳动和工作环境标准，工休与休假制度，最低工资标准，对超时工作的严格限制和高补偿制度等等。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进行严格限制，确定合理的能源、资源价格，收取资源税，制定并切实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强制污染企业安装环保设备和设施，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施以重罚，以促进企业形成创新型、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模式。

(5)***府提供***策支持，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完整的***策支持，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引导企收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对自主创新型产业和经济活动实行税收激励，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税前所得的抵扣力度，允许企业加速用于研究开发的设备仪器的折旧，减免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鼓励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加强对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科技研发资金对创业投资实行匹配投入；建立***府采购审核制度，不断提高***府采购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坚持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的方向；把技术要素参与分配作为企业产权制度改苹的重要内容，激发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6)增加教育科研投入，依靠建设研究型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①增加教育投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素质。人才方面，中国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5%，印度为6%，美国、欧洲和日本约为20%。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到20世纪末国家财***性教育支出占GDP的4％这一目标没有实现，2002年最高，3.41%，2005年2.16%。光2005年这一年，如果按照4％就少投了2000亿元。所以，要认真贯彻2006年1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落实教育经费。同时，应该战略性地大力突出职业技术教育。自主科研创新使得中国企业有更多的高附加值生产内容，而较高的技术工艺水平使得这些内容能转变成更优质的产品。②建设大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发展技术的关键，要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研本位。现在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整个教育经费里大约是19％~20％。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22％～25％。中国的大学一旦出名了，就会试***利用这种名气作为资本来赚钱，而教学和研究则面临衰退。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应严格界定教授在大学教职之外所能涉足的工作范围，此外应打消大学教授利用其和大学的隶属关系来赚钱的念头，使他们回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更重视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商业利益。③增加科研投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在过去20多年里，我国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即“研发密度”）虽然有了一些提高，但始终没有达到2％；直到最近，才达到了1.1％左右。在国外，研究项目资助的70％以上用于项目负责人和市场招募研究力量等人员的报酬和支出；而在我国，80％的项目经费用于本部门的装备建设上，即使少部分用于人员，也很少用于市场招聘人员，而是更多地依赖本单位的人员。对于大学科研院所，现有的科技创新的鼓励***策和资源的分配，基本上还是延续着纵向“设点”、重点建设“点”的做法，这依然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应该采纳美国式研究基金体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经济转型论文例9

然而，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国家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产业比重由48.5％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为2000年的33.2％，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问题是，我国的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我国总体城市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0％～250％，我国1978～2000年这一比率仅从40.45％上升到81.76％。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人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分配***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到2000年，个人所得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0％上升为70％。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成为近二十多年来的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78～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提高到2253元，年均增长为7.43％，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继1989～1991年出现第一个低速增长期、年均增长0.7％之后，1997年以来进入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更是下降到2.1％。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是1997年为6.7％，1998年为5.1％，1999年为7.9％，2000年为7.3％。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2.57∶1，1984年为1.7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可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居民温饱问题解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78～2000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9.1％（见表1）。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转变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对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在农产品供给总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连续5年丰收，棉花、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量迅速增长，由于国内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结果主要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以来一路下跌，农产品产量增长并没有能够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表11978～200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1997年和1998年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达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村居民消费负增长导致了农村消费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据有关统计，2000年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仅占38.2％，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82年低26个百分点。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宏观***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城乡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关于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1997年，全国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的仅为0.3％，而城市这一比重为7.97％；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只有4.87％，城市则达22.17％；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在农村高达64.1％，而城市只有34.9％。现在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面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这表明，农村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

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别很大。城市基础教育资金列入城市财***预算，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则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列入县乡财***的支出范围；二是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是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现在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在提高农业税税率的同时，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减少了。因此，当前和下一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据有关调查显示，湖南省某市各类教学用的危房面积达21770平方米，占整个教学用房面积的7.62％，其中，一级危房16352平方米，占5％左右。另一个问题是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中国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2.关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

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农村有三千多万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有四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缺乏经过培训的接生员；在农村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接种；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相当多的省份疾病发病率仍然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第188位，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3.关于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现在我国仅在部分农村发达地区正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农村总人口的9.6％左右。这意味着农村养老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这种状况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极其不利的。至于其他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更与农民无缘。

4.关于城乡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农村电力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我国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线损大，管理不善。农村电网一般兴建于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缺乏科学规划，布局不合理，设备陈旧老化，低压线路年久失修、供电半径过大造成的电能损耗达30％～40％。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电网基本没有投资，农村低压电网的产权属于集体，电网运行费用分摊给农户。电力部门一般只管理配电变压器高压桩头并按国家目录电价结算抄见电量。从配电变压器到农户的灯头电价，包括农村低压电网的建设和维护，变压器、线路、计量的损耗，以及农村电工的报酬，都出自农民所缴电费。

城乡电价差异大。当前我国供电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城乡电价不同，农村电价高于城市，且不同农村地区乃至不同村落之间电价也不相同。在实行电力趸售办法的电网中，农村电价由趸售电价加农村电网维护费、线损、变损、利润及各种加价组成，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大都高于城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由于农村电价管理薄弱，线损过度，价格失控，有的电价高达1元/千瓦时，甚至2元/千瓦时以上。而城市电价一般较低，如北京居民家庭用电，尽管这几年电价有所提高，但现在仅为0.44元/千瓦时。此外，农民用电不仅有生活用电，而且还有农业生产用电。由于电价畸高，农民生产用电开支巨大。据了解，北方农民浇1亩地每次大约需10元左右，一般每年需浇地2～3次，如某家农产耕种20亩地，则一年这方面的开支需400～600元，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成本，成为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分区域看，我国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越往西越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

同时，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公共财***的理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地区的人均财力。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分别为803元、320元、317元，东部地区为中、西部的2.51倍和2.53倍，且地区差距呈扩大之势，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比较差。从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收入的比重看，东部地区收入比重超过一半，而且呈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加起来还不到全国的一半，而且呈下降趋势（详见表2）。

表2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收入的比重％

附***

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口径是指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两税”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

资料来源：《***综合司研究材料》，2002年第8期。

二、***策、制度是我国现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宏观分配***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策和农村金融***策上都得到了反映。

1.财***支农***策不尽完善，影响农业竞争能力和长远发展后劲。财***支农是国家财***对农业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了工农、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开发作用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推广、农业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农村新的情况和形势，国家财***调整和完善了农业支持***策，在增加农业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财******策并不是尽善尽美，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府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足。从国内来讲，与各个方面要求支持农业的呼声相比，***府因受财力的限制对农业的投入不能满足其需要，即使达到了《农业法》所规定的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收入增长的要求，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国家财***用于农业的支出，其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总支出的比重则并不高，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不小的冲击，而上述***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需要改变。

（2）地方财***农业支出增长不甚理想。以上内容是把***府支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如果进一步分解，则会发现地方行为目标与中央***策不完全一致。地方财***农业投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财***农业投入的大头在地方（约占80％左右），另一方面国家财***农业投入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地方。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长到10366.65亿元，增长3.52倍，而地方财***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689.47亿元，增长2.13倍；地方财***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支农支出预算的执行还存在重大偏差。从实际看，地方财***支农资金在预算安排已经减少的前提下，在执行过程中又大打折扣，甚至截留、挤占、挪用支出资金，这就从资金总量上削减了地方财***支农的规模。

（3）财***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一是财***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上升。二是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农业事业费内部分配结构有失偏颇，即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形成一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这说明，近年来农业事业费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农业事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资金保障条件，恰恰相反，农业事业的发展普遍面临着资金矛盾的困扰。三是我国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例如***府通过拨款支持农业事业单位为农业提供科技示范、病虫***病防治来为农民服务，通过所谓修路引水、培训指导等开发方式扶贫，为贫困地区创造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脱贫致富等，这都是必要的。但并不像发达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财***支出直接用于农民或农场主收入补贴等。

2.金融***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中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远远大于农民贷款的增长，2000年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余额由1980年的117亿元增加到12355亿元，同期农民贷款余额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通过信用社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由22亿元增加到590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详见表3）。

表3金融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亿元

附***

资料来源：宋宏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近年来从整个金融状况看，信贷资金供应非常充裕，但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这是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的重要原因。

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布局和分工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但从全国而言，1980年以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贷款流向中分配给农户的比例都很小。1980年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例曾达61.9％，到1994年已降到19.4％，近年来有所回升，但在2000年也只有34.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

（二）县乡财***困难加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保障。

县级财***是国家财***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县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我国共有2400多个县级财***，4.6万个乡镇财***，县乡财***运行对整个国家财***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县域范围内聚集着占全国70％的9亿多人口，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这就决定了县乡基层***权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可以说，***府实现职能一刻也离不开财***的支持，我国县乡财***只有建立在稳步发展和财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基层***权才有权威，农村公共产品才能得到提供，县域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必要的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我国县乡财***不断发展壮大，从财力规模到收支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支持***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县乡财***运行中也存在较多困难和问题，已经日益成为目前我国整个财***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1.区域之间县乡财***存在极大的差异。大量资料表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反映在县乡财***方面亦为如此，甚至比经济差异还要大。1998年我国县级总数2496个，其中亿元县为553个，一般县897个，财***补贴县高达1040个（含国定贫困县577个）。1999年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上述三种县分别为593个、480个、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域之间无论是财***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2.县乡财***赤字和债务状况较为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地方财***每年算总账基本上是平衡的，但实际上地方各级财***情况不同，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财***赤字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县级财***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这种状况在我国越往西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基层债务数额较大，据有关统计，我国乡村两级净债务3259亿元，其中乡级债务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村级债务1483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0万元。关于县级负债缺乏全国相关统计资料，但据笔者在陕西某县调查，到2000年底，该县累计债务余额为23448万元，其中县本级债务为16411万元，占全县累计债务总额的70.0％；乡镇级债务2858万元，占12.2％；村级债务4179万元，占17.8％。上述债务虽不是财***直接借的，但都属于***府债务，对未来的财***发展将构成压力。

3.欠发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县乡基层。保证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是财***的基本职能，但实际上我国财***运行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一般的讲，县以上各级***府的工资发放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在县乡基层，而且绝不是个别基层地方发不了工资。工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能足额发放，有的工资***策兑现不了；二是不能按时发放，经常拖欠；三是在中西部地区，此问题更为突出。

我国县乡财***运行除以上问题之外，有的地方还存在财***虚收问题，在农村税费试点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财***收支缺口增大等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和原因在哪里？笔者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当前我国的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或很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乡里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小马拉大车”，这种***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县乡基层财力紧张的重要原因。（2）财***供养人口太多。据有关资料，全国共有4.6万个乡镇，财***供养人员1280万，平均每个乡镇300多人。某省每个乡镇平均达448人，有的乡镇达1177人。这必然会加重财***困难。（3）财***管理中存在开支随意性大，铺张浪费的问题。（4）有不少基层地方盲目办企业，搞***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财力紧张的局面。（5）财源单一，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差，财***收入增长乏力。

（三）农村非税项目繁多，非税收入膨胀，农民综合税费负担加重。

农业税及农村其他税收是处理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问题是，现在我国农民除上缴规定的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以外，还承担大量的非税负担，包括统筹费、提留款、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利用各种名目收取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由此导致农民综合负担不断攀升，苦不堪言。根据我国***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1359亿元，比1990年的469亿元增长了1.89倍，其中农业税收负担增长了4.28倍，村级提留增长了0.62倍，乡级统筹增长了1.29倍，其他收费增长了4.70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2.01倍。近年来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7％～12％之间（详见表4）。

表4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总体税费负担的变化亿元

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须说明的是，农村实际存在的其他收费（即“三乱”）要比上述统计数据高得多。据国外有关专家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的“其他收费”可能在724亿～1086亿元之间，因此，农村税费总数在1809亿～2171亿元之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在225～269元之间，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10.2％～12.2％之间。此外，农民税费负担在地区之间、农户之间还存在重大的差异。大量情况和资料表明：从区域看，在发达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轻；在不发达地区，农民负担更重。从不同的农户看，较富裕的农户，农民税费负担较轻；在贫困家庭，农民税费负担较重。

众所周知，我国从1997年开始农产品价格已连续多年持续下跌，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着艰巨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总体税费项目繁多，综合负担不断攀升。可以说，现在农民的收入上不来，负担下不去，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看，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农民负担问题一直与之相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负担问题曾是历代***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历史经验表明，对农民负担问题决不可忽视，这是关系到治国安邦、***权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从制度环境考察，“城乡分治”格局并未改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固化。

城乡户籍制度是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能进城打工，也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民进城打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按现行有关制度规定却增加了农民进城打工的难度。1994年底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本内容是对跨省就业的民工实行按需流动，凭证管理。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外出打工前，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用人单位后，须凭出省就业登记卡领取当地劳动部门颁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才允许打工，否则一经劳动监察大队发现，就做盲流人员处理。与此同时，一些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也颁布了一些限制民工流入的措施。如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近年来采取了三条措施限制使用外地民工：一是在企业招工程序上实行“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二是由劳动、民***部门组织珠江三角洲县市与本省贫困县市挂钩，逐步把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迁移出来；三是设立“安置就业基金”，为本省就业难的劳动群众提供就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和再就业能力。

此外，农民进城打工须付出高昂的成本费用。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既有益处，但也要付出转移成本。据有关典型调查，一个四川农民到广东打工，如果属有组织的输出，须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证》、《暂住证》等各种证件，约需200余元；此外还须向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等约1000元，加上路费约需1400余元。有的用工单位还要求农民上岗前需交500～1000元不等的保证金，女民工还要交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打工者在城市要得到就业，至少要付出2000元左右的打工成本。“2000元打工成本”是一个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一个民工一年打工所得的20％—30％，或相当于全家人一年的务农所得。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城市化改造，大兴土木，拓宽道路，扩大绿化带，拆迁了大量的路边市场和房屋，其结果是城市变漂亮了，同时许多打工的农民失业了，城市居民生活也变得不方便了。例如，北京市2000年拆迁房屋300万平方米，2001年拆迁400万平方米，拆迁的同时，必然会大大增加进城农民的失业风险，这些失业的农民或者被迫无奈回家，或者滞留城市加大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

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对待农民进城子女的“就学歧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公办中小学不接受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子女上学。流动儿童即使能上公立学校，也要比当地城市学生额外多交费用，如有的要交学校2000～5000元的赞助费，另外每人每学期还要交600元左右的借读费。在许多城市，这些收费额的15％由学校上交教育主管部门。普通民工属于低收入阶层，交不起这些费用，他们的孩子就失去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二是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一些收费低、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民办简易学校应运而生，这是一件好事，但这类学校在一些地方得不到承认、管理和服务。国家教委和***1998年就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但许多城市至今没有提出民办简易学校设立的条件，没有明确社会服务机构，致使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理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有的被强制关闭，使流动儿童重又失学。城镇规划对民办学校不予考虑，一些学校被迫多次搬迁，教学安定缺乏最起码的条件。上述种种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歧视，既损害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不少农民工子女，将来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学歧视造就的文盲，绝不是城市发展所希望的。

三、我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三大关系”前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必将对我国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及其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和长远战略高度把握上述问题，无疑是今后处理和解决好“三大关系”的必要前提。

（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其实质是判断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或工业化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汇率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750美元，还未进入工业化初期。若按购买力平价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3010～5350美元，中期为5350～8590美元，高级阶段为8590～1153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3220美元，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目前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在国际上已不再流行，在我国学术界也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经济结构上与钱纳里标准也有较大偏差。这种标准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应当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衡量标准，不能拘泥于钱纳里划分的工业化阶段标准。

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变动趋势。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根据是：（1）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和农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1978～2000年，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8.1％下降为15.9％，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农业比重下降，林业、牧业、渔业比重上升，农业单一生产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2）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为5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8％上升到50.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7％上升为33.2％，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3）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有一定科技水平，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相当部分的技术装备；交通、运输、通信设施日益发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增长迅速，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逐步增强。（4）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到2000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50.3％下降到10.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提高到89.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4.9％。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重组。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0年东部1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逐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搞农业，工业化任务远没有完成。

（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今后“三大关系”的影响。

首先，在今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时期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不可抑制地扩张，这将为缓解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奠定根本性的基础条件。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大国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的潜力巨大，从而可以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后中国的需求潜力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建设，而且工业化的推进和结构变动将创造巨大的需求。众所周知，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要继续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要随之上升，由此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推进往往是与产业升级相伴随的，而我国传统产业恰恰需要加快改造或适度扩张，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大力发展，这必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再一点，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按世界银行换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以下简称GNI）为8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3％、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换算，2000年中国的GNI也只有39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6％、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14.4％。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18.5％的人口月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尚有53.7％的人口月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今后随着“小康”社会的推进，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无疑会不可抑制地增加，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

从国际经验看，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在较长时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研究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情况，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情况不同。一般状态下，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详见表5）。这里的基本原因在于，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存在巨大的需求拉动，这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1997年人均GDP只有720美元，2000年也只有900美元，属于典型的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渡阶段。因此，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表5一些国家人均GDP达到700美元以后的经济增长率

附***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度《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计算。

综上分析，可以有理由推断，中国今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根据***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2001～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逐步提高，这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为36％，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未能有效充分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农村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未来20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条件将会明显改善，城市化进程也会随之加快。城市化水平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20年可望由2000年的36.2％达到55％～60％。1978～200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到50％，减少了20.5个百分点，即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在未来20年间可望得到保持，到202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将会降为30％左右。这些是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的重要标志。

再次，工业化推进要求改变过去长期延续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强化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进行的，这是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强化工业化基础的必然选择。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到了工业适度反哺农业的时候了。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2000年中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单价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还有很大增加，排次也更提前。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由小到多，主要工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国家财力分配和金融资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国家财***收入为13395亿元，比1980年的1159亿元增长了10.5倍；银行存款余额同期由1661亿元增加到123804亿元，增长了73.5倍。这标志着国家当前和今后具备逐步强化“三农”的物质和财力基础条件。

（三）充分认识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既包括结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制度转型（即市场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要看到其重要性，而且更要看到其长期性和艰巨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缩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正视差距，缩小差距，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不断缩小工农和城乡差距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于当前和今后中长期，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而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国家对“三农”的支持，恰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这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同时，各国经验表明，工农和城乡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在中国，我们需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相当繁重。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9.2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4.8亿人。据有关预测，未来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约在700万～800万人之间，而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1.5亿劳动力。剔除现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包括的1.28亿乡镇企业劳动者，推算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数量约为2亿～2.5亿人。如果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出路不畅，农村就业压力将十分沉重，人地矛盾也会日益突出。（2）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农民收入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及价格水平关系密切。但当前农村不仅人地矛盾突出，而且受农产品国际价格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从1997年开始已连续5年下跌，可以预料今后通过提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3）国家财力尽管不断增强，需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但期望短期内大幅度向农村倾斜也不符合我国实际。

四、今后中长期正确处理“三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我国国民经济转型是经济现代化和市场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转型期***府宏观调控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今后能否有效地缓解和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第三步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市场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总体思路应把握两条：一条是***府需要“花钱”，也就是从宏观上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府财力资源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分配的力度；另一条是***府不需要“花钱”，即下决心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府从制度供给方面改变现行对农村歧视的做法，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思路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今后中长期为了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我们提出下述对策要点：

（一）***府基础设施投资要向农村倾斜。

一个重要建议是，今后的长期建设国债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投资力度。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财******策，5年累计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6600亿元，作用巨大。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债投资项目仍有较大规模尚未完工以及防范财***风险的因素，我们预测下一步积极财******策尚不能完全退出，仍需持续2～3年时间，但力度要降低。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增发长期国债仍将是我国财******策的一个必要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建议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使用方向，增加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水、电、路公共设施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且是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从中长期看，今后即使停发了长期建设国债，国家财***的预算内投资也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投资重点，一方面改善农村生活居住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力争通过***府投资力度的加大，在未来5年内使我国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有一个根本的飞跃。

（二）完善财***支持农业***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对农业的支出财是***府支农的主要手段。因此，强化***府支农职能作用，完善财***支农***策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增加财***对农业的投入，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国家财***的农业投入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财***农业支出占财***总支出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与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今后农业财***支持***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财***支农支出比重，力争在“十五”期末将这一比重由现在的8％提高到10％。（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近几年国家财***收入每年以1500亿～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划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措施。（2）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府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规范。从今后的趋势看，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调控目标，改变农业投资中的随意行为，要尽快制定和出台《农业投资法》。立法应将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府）的农业投资行为作为规范的主要对象，同时既要明确各级***府的支农职责，也要对其农业投入的数量界限作出规定，这必将促使整个农业投资主体的行为规范，强化***府投资主体的导向功能。

明确农业财***支持的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今后财***支农***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WTO规定要求，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和薄弱环节，着力强化***府财***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是关系到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考虑：（1）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水利设施、农业生态环境、国土整治等。（2）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中国农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战略性结构调整，这就是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发展畜牧业和林果业，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为此，财***要加大对“种子工程”、畜牧良种、优质饲料、区域化优质农产品基地、产业化龙头企业、退耕还林还草等方面的支持。（3）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有2.3亿个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成本高，靠***府的价格支持和补贴受到限制，关键还是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这方面，财***要增加气象投入，建立、完善各种专门性自然灾害气象预报服务；加强对病虫***情监控的投入，减轻农民损失；增加对农产品信息网络和营销组织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全国城乡、连接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信息网络营销组织；支持农民合理储备粮食，减轻国家粮食储备压力。（4）调整农产品补贴***策，改变农产品补贴环节。多年来国家财***投入巨资用于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效益低下，农业和农民没有受益，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是：大力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财***补贴，把这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环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另外，特别还要考虑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增加农民收入。要具体研究通过建立农业灾害补助制度、农产品市场风险补助制度、农村困难群体粮食补助制度、特殊困难农民生产补助制度等，从而为降低农民的损失，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制度保障。

再一个问题是，要注重发挥农业财***支持***策的导向功能。农业财***支持***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有利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为了提高社会农业投资的吸引力，需要通过发挥农业财***支持的导向功能，进一步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1）要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国家要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3）要改变财***投入方式，减少***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农民和社会办项目的补助。还要通过税收优惠等***策措施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

（三）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策。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这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问题是，作为基础教育大头的农村基础教育，其发展任务及资金投入职责主要落在了县、乡、村基层，与其所具有的财***能力极不匹配。就中央和省级来讲，其财***教育投入分配，主体部分用在了高等教育，极少或很少用于支持基础教育。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欠账较多，成为当前我国整个教育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

为了加速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强化中央和省级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真正将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摆在国家财***分配的重要位置。

首要的措施是，需着力调整中央和省级教育投入结构，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整体基础教育投入比重，改变现行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的不合理状况。有两个思路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思路是“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教育投入总量中，拿出至少一半左右的资金用于基础教育；另一个思路是，在确保教育投入原有渠道增长的前提下，“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财***收入总量中，再拿出10％的资金专门投入基础教育。上述思路的共同点是：教育投入结构存量不变，增量调整，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此外，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这一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以县为单位，计算县级人均财力，以此作为对县教育转移支付的基本依据。人均财力是当地财***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讲，人均财力水平高，则当地财***状况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也相对较好，反之亦然。因此，以人均财力作为教育转移支付的依据，有助于将中央和省的基础教育投入真正向中西部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倾斜，从而切实有效地逐步改变这些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状况。二是专项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及其他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需说明的是，上述无论哪类转移支付资金，都要直接转移到县，避免中间环节截留和改变用途。

当然，从我国国情分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县级都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力量。中央决定从2001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由乡镇上收到县。这一***策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表明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加重了县级的责任。今后为了有效发挥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作用，要着力推进县级公共支出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县级财***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能力和保障程度。

（四）明确农村金融发展的***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村金融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不容否认的是，农村金融***策也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表现在：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资金日益短缺。因此，必须研究和调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策取向，尽快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和***策调整，建立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此，要调整农业银行改革思路，强化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提供信贷支持，以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中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具体讲，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公司带农户”等方式，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支持和做好种子、种苗、预购定金的投放和技术服务工作。尤其要加大对重点龙头企业的营销支持力度，集中规模资金，提高经营层次和决策效率，满足优良客户的资金需求。同时，应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环境保护、农村电网等方面的信贷资金投入。还要进一步做好信贷规模工作，积极稳妥地发放小额到户扶贫贷款。

要使农村信用社成为最基层的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这是解决农业信贷难、打击农村高利贷的关键。建议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款，使农户种养业贷款需求基本得到解决；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选择地支持高科技农业、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支持农民扩大种养业规模，提高专业化水平；要积极创新信贷业务，发展农民子女教育、住房、农村交通运输、生活大件消费品等消费性贷款。

（五）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的新型制度框架。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1/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动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2001～2010年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350万。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事关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就业和流动的某些束缚被解除。但是，在改革城乡分割制度方面仍没有迈开实质性步伐，进城后打工农民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向外转移。因此，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很多不合理限制。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的行业和工种。农民外出就业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面向外出打工农民的收费也过多、过滥。一些地方存在简单粗暴地清退进城务工农民的做法。现在许多城市面临就业压力，对进城农民工进行适当管理是必要的，但也要城乡兼顾，控制适度，管理得当。目前的一些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目前，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开，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动作。事实表明，放开户口后并没有产生消极影响。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从长期看，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进城。这样有利于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最后，考虑到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就业并不稳定，需要保持流动就业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使农民形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这是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六）进一步加大农村反贫困***策支持力度。

反贫困是***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府作为反贫困的主体之一，在反贫困中具有某种主导地位。因此，***府反贫困效率的高低对新时期农村反贫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五”期间，我国中央***府用于扶贫开发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9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30倍。2002年增加到291亿元（包括财***扶贫和信贷扶贫）。以1990年价格估算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00元计算，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的3000万人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反贫困已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今后农村反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反贫困的***策支持力度，以逐步降低贫困率，使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分享整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府反贫困职能定位既要体现***府的公共职能，同时又要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市场化进程。为此，今后农村反贫困***策需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策、投资***策、货币***策、区域发展***策、劳动和就业***策等宏观经济***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一是要合理增加财***扶贫资金。财***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府职能、国家财力、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和地方各级财***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二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三是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在实行优惠财***、税收***策的基础上，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环境。

最后，要正确把握国家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七）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向市场化转轨固然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系数加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经济转型论文例10

一、引言

所谓“信用困境”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失信行为泛滥的现实，这一现实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故称之为“困境”。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是***府主导的外生型演进过程，虽然体制建设可以由***府在短期内完成，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追赶，但是一些思想意识转变却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转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还没有在短期内完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失信行为还比较普遍，人们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信用规则行事。

社会的“信用困境”可以说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角债”问题，到后来的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再到近期的资本市场造假丑闻频出、地方***府信用形象不佳。虽然失信行为的阶段特征不同，但是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成立的，那就是我国目前尚未走出社会的“信用困境”。针对上述信用问题，本研究将以博弈论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深入挖掘我国当前“信用困境”的内在根源。

二、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守信问题最为广泛的研究是在产业组织领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之间的战略博弈。所不同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与前提假设下，企业之间的博弈结果往往出现巨大差别。例如，古诺模型、波特兰模型等经典产业组织模型在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之后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国外有关博弈论模型应用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很少将博弈论模型引入较为宏观的信用问题分析，或者说国外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对宏观信用状况分析的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因此，国外的博弈论方法当前多结合信息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运用于机制设计等微观研究领域。

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信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首先，很多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信用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的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交易费用等)强调“信用”本身的重要性(茅于轼，1999；郭红玉，2002；刘拥***，2003)。部分文章通过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信息不对称)试***给出信用缺失的一种解释(肖建，2003)。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对于信用问题的分析多处于概念阐述阶段，即使将信用问题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只停留在概念引入阶段，缺乏规范的数理分析。从2006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也试***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模型来分析信用问题，尤其是解释当前中国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这些研究文献存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突出特点，那就是不拘泥于微观领域，而多侧重于宏观领域，这也许更多是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还都是将比较基础的博弈论模型引入信用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博弈双方既得利益的策略设计过于简单，导致博弈模型推导比较简单，博弈分析的结果也比较模糊，很难将与社会信用机制相关的制度因素作量化分析。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两点：一方面，不仅全面地引入了博弈论的基础模型和多期模型，而且较为详细地定义了社会信用制度的相关变量，使得模型的推导过程更为规范，其结论也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应用上述博弈论模型的时候，将“社会流动性”变化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形态比较的一个线索，通过比较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结合博弈论模型的分析，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信用困境”是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相关信用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产物。本文还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性不足，那就是博弈论模型仅限于完全信息，对于信息不完全的更为复杂的博弈模型，将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引入，不断充实博弈论模型对社会信用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三、“信用困境”的博弈论分析——“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一)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构建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把信用这个概念进行适当的阐述。信用的本质是衡量人们对契约(包括正式的有形的合同和非正式的无形的合同)的遵守程度。从单个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是否遵守合同可能与个人的天性和教育背景有关，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对合约的遵守情况则表现出一种规律性趋势，或者可以看成是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如果这种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均衡状态，符合纳什均衡的基本特征，即没有一个参与者在他人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会有单方面改变战略的激励，那么，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则是整个社会所体现出的共性的制度安排特征。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要深入分析信用问题，我们离不开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在介绍具体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模型的基本假设，这样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深入理解。

假设(1)：模型中作出守信或者失信决策的行为主体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即该模型中的信用决策主体是利己主义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信用决策主体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假设(2)：基于以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需要具体探讨关于不同决策的成本、收益问题。首先，守信的决策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守信的成本会大幅提高。当然，守信同样会带来收益，这种收益相对于守信的成本而言，往往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可以表现为良好的个人信誉、良好的商誉或者是良好的***府公信力等。同时，失信的决策也是有成本的，这种行为模式的成本与失信带来的收益相比也是趋于长期化的。失信带来的这种长期化成本相对于守信的长期化收益而言更加难以消逝，一旦失信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很可能像阴影一样，让人挥之不去，无法摆脱。同样，失信也会带来收益，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这种因失信而产生的收益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也更加趋于短期化。因此，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信用行为决策简单地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守信或者失信的成本收益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守信或者失信的行为决策问题也就成了一个衡量和比较守信、失信的净收益问题，带来更大净收益的行为模式往往更加有可能成为人们最终的信用决策选择。

(二)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1模型的推导

(1)A表示因为守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这里我们称之为“信用价值”，即我们现实中通常可以观察到的信誉、商誉、公信力的无形价值。这种守信带来收益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

(2)E表示因为失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上文关于模型的基本假设已经谈到，这种失信带来收益在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同时更趋于短期化。

(3)β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即失信行为被惩罚的严厉程度。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通常而言，β>1。从下文的模型结论可以看出，如果艮1，那么失信行为将会成为人们的最优选择。

(4)P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力度，即失信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整体社会管理体制可以有效监管社会全部交易行为的P倍(0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守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失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breakfaith)=E×(1－P)+(E－β×E)×P=E(1－β×E)

(2)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无法得到失信带来的额外收益，其双方的整体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breakfaith)=0

(3)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守信的决策，那么守信者因为守信可以带来良好的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收益，同时因为守信也让渡给交易对方失信者E的利益，因此守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keepfaith)=A-E+E×β×P

(4)如果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均做出了守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可以因为赢得并维护了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长期性收益，交易双方的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keepfaith)=A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分析模式虽然需要依靠很强的理论假设作支撑，与现实情况相差较远，但是，这种分析模式比较清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1)。

考察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守信策略能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那么必须要满足条件：A>E-E×β×P且(A－E)+E×β×P>0

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βP>1或者0<βP<1，且A>E(1-βP)

考察这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失信策略也可以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如果博弈满足条件：

A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

0<βP<1，且A通过上述守信均衡和失信均衡的条件比较，我们发现实现守信均衡的核心条件在于两个：监管力度βP是否大于1，信用价值A与E(1-βP)的大小比较。

2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简单变形

为了使得上述模型更能反映现实世界情况，我们这里引入“补偿机制”的概念。假定α代表守信补偿比例，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以一个什么比例转化为交易中守信者的补偿。从对补偿比例α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补偿比例的值域应该介于0到1之间。上面分析的是一种极端情况：α=1，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全部用于补偿守信者的损失。引入守信补偿比例α的概念之后，***1中的博弈模型可以变化为***2。

(1)当α=1(全补偿)，即我们上文分析的博弈。

(2)当α=0(无补偿)，该博弈的解为：

当A>E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A当E-E×β×P(3)当O<α<1(部分补偿)，该博弈的解与情况(2)的解相似：

当卢P>1或者0<βP<1且A>E-E×β×P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0<βP<1且A当0<βP<1且E-E×β×P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守信补偿比例α基本的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守信者的补偿力度越大，即α的数值越大，信用交易者就越有激励在交易中守信，反映在上述博弈论模型中，即出现(守信，守信)为唯一均衡解所要求的条件越宽松。

3模型分析小结

从上述简单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保证信用行为博弈出现(守信，守信)的唯一均衡解主要依赖于两类条件：(1)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反映在模型中为βP，即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如果交易的一方选择了失信行为，那么他(她)有P(0以α=1(全补偿)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为例，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足够大，能够满足βP>1的条件，使得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0，那么根据模型的假设，信用交易行为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不能使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0，即0<βP<1，此时依赖市场利益调节机制，模型中的信用交易行为仍然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其条件为：A>E(1－βP)。当0<βP<1，且A

(三)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侧重于分析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对于信用交易者的行为模式的影响。通过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重复博弈(信用交易)的前提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即在单期博弈的守信收益不够大，即A在推导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模型的一个关键性假设。首先，我们需要澄清，在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中，A被视为守信的长期收益，而且根据现实情况，守信带来的收益一般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一种比较极端同时又比较贴近现实的情况，即每次博弈中如果信用交易者做出守信的行为，那么他(她)将得到一个A的守信收益，但是这些收益只能在多期博弈的最后一期全部实现。因此，在两期博弈中，即使是博弈双方在第一期均保持守信，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在第一期的收益也均为0。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考察两期博弈的简单情况。

第一期的博弈模型见***3。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守信，守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4。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失信，失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5。简单起见，我们在这个两期模型中假设贴现因子为1，即第二期的收益贴现到第一期之后没有贴现损失。为了更加贴近实际情况，我们假设在多期博弈过程中，考虑信用交易者采取如下的带有“报复性”的行为策略。自己在第一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守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失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失信。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可以证明，当AE-E×β×P，两期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都是守信。

首先，我们证明，当信用交易的一方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的另一方的最优策略也是采取上述策略。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者甲也采取上述策略，则甲的总收益为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失信，那么甲知道遵循上述策略的交易者乙会在第二期失信，则甲在第二期的最佳策略应该为失信，因此甲的总收益为E-E×β×P<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守信而在第二期失信，甲的总收益为E-E×β×P<2A。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交易者乙遵行上述策略的前提下，交易者甲的最佳策略也是遵循上述策略，反之亦然。这说明，上述策略是一个纳什均衡策略，其均衡结果为“双方在两期都守信”。

如果把上述的两期模型推广到N期，根据上面的逻辑，我们不难证明，当AE-E×β×P时，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一个纳什均衡结果。这一结论表明，即便守信的单期收益很小(AE-E×β×P)，在多期博弈模型中，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一样可以实现“守信”的行为均衡。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结论

1实现信用交易出现守信结果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市场利益调节机制。

2第三方监督者通过提高对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使得失信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利益上的吸引力，进而使得失信行为消失。可以说这是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

3当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不能被满足时，即0<βP<1、E-E×β×P<0时，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也可以让市场信用交易行为出现守信均衡的情况。但是相对于上述第三方监督者的监督惩罚力度的“强条件”而言，这种市场利益保证可以视为一种“弱条件”。

在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只要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足够大，即A>E(1－βP)，那么信用行为博弈的结果可以出现(守信，守信)的情况。如果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不够大(A但是，在多期信用交易(搏弈)的情况下，这一条件可以放松，如果单次博弈守信带来的收益不够大(AE-E×β×P)，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个纳什均衡结果。可以说，在多期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要求变得更加宽松，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可能性增大。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应用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应用上文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分析结论，同时引入“社会流动性”这一概念。这一部分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社会形态社会流动性变化和相应信用制度的变化，可以导致不同社会形态满足不同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结论性条件，进而导致不同社会形态出现不同的社会信用状态。通过不同社会信用状态的比较分析，挖掘出当前中国转型社会条件下的“信用困境”的根源。

(一)传统社会的信用制度安排——“儒商秩序”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的儒家信条在整个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同，商业并不能作为社会的主流产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商业活动中的高级交易活动——信用交易在传统社会中并不普遍。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商业行为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传统社会发展到16世纪左右，与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一样，传统社会的这种商业崛起趋势不断明朗化，并积极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儒家传统“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开始逐渐松动，人们逐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即只要利义一致，牟利也符合道德规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传统社会后期出现了“利以义制”的新儒家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在这个传统社会局部思想***的进程中，山西商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仅是宣传新儒家商业思想的理论先导，将自身的行为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中合理化，而且切身履行着“利以义制”新儒家商业信条，不仅实现了晋商足迹遍布天下的辉煌，而且实现了“汇通天下”这个传统社会的金融梦想。此处以晋商票号为例，详细解读传统社会弱流动性条件下，信用制度安排如何规范人们的信用行为。

虽然晋商票号不仅限于本地经营，还不断追求着“汇通天下”的目标，但是，我们认为晋商中的各个商业家族，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弱流动性状态，这种人员的弱流动性状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这种弱流动性状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票号总号的稳定性，(2)票号背后家族关系的稳定性，(3)晋商票号历史传承的稳定性。这种时间和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条件为传统社会实现稳定且良好信用行为提供了有效的现实保证。首先，基于传统社会下“人治”模式，对于信用交易行为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处于“真空状态”，不仅相关法律接近空白，而且缺乏保证相关法令实施的制度性安排。保证良好社会信用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幸运的是，这种利益机制在“弱流动”社会条件下，通过小范围内重复交易实现了信用信息在局部范围内自然充分扩散和信用交易带有多次博弈属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保证了传统社会良好信用状况。

而且，传统社会实现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策略能成为博弈双方的均衡结果是一种相对稳态的博弈结果。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诚信，就会生发出广泛的“集体惩戒机制”(即人们会排斥不诚实的人，并对发现别人不诚实而不排斥的人进行追究)，这使人们不易于打破这种惯例，这就是MaynardSmith所说的“演进稳定性”。㈣它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维护，每个成员都会自觉遵守——无论他出于习惯、模仿还是理性计算的动机。因此，我认为传统社会的信用秩序有着很强的自我维系能力和自我延续能力。

(二)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秩序——以美国为例

这里谈到的现代社会，是针对上文的中国传统社会和当前转型社会的概念而来的。现代社会既是指在农业社会长久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工业社会，也是指转型社会的转型目标。这部分以美国为例，具体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状况，将“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扩展。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社会管理模式上“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这种“法治”取代“人治”的根本转变填补了传统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监督惩罚能力的缺失，大大提升了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惩处力度。这里所说的信用监管制度包括行业自律的内容，但是主要以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支持。美国相继颁布的《个人信用保护法》、《信用平等机会法》、《公正贷款对帐法》、《破产法》、《个人信用限制计划》等法规，规范了信用活动。不仅如此，美国多年的司法成功实践基础使得美国可以有效地执行相关信用法律。总之，有效的法律系统和高效的现代监管体系有效地保证了现代西方社会守信均衡的出现。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在信贷社会可以实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情况下，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体制还可以保证“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均衡“弱条件”的实现。这无疑为保证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增加了一个制度性保险。现代西方社会完善的国家征信体系满足了强流动性社会的信息扩散特点，在关键信用信息的统一搜集和统一制度框架下，现代西方社会交易者的交易行为的强流动性伴随着信用信息的强流动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社会较为普及的信用评级系统为充分流动的信用信息进行了科学的加工，使得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信用信息不仅能够充分流动，而且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地反映现实信息。这样，从“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框架来看，守信带来的收益A将被放大，因为良好的信用信息可以被更多的潜在交易者获知；同时失信带来的收益E则很难实现，因为在潜在交易者比较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选择带有失信历史的人进行交易。“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E(1－P))就很可能被满足。

(三)现代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

结合前文分析不难发现，贯穿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的分析主线是“社会流动性”的提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不仅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分析的基本背景，对于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危机根源的分析，社会流动性这个基本背景显得更加具有解释力。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转型社会。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且表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双重转型”，即同时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双重社会转型；既要完成传统工业化的历史遗留任务，又要追赶信息化的步伐。伴随着社会的双重转型，社会主体形态正在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由个性”的个性转型。这是因为，社会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社会现代化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人的现代化。同时，这种双重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还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化伴随下的双重现代化进程中，在双重现代化推动的人的自由个性现代化进程中，两股力量正在合力推进社会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这种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以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习惯为起点，正在向现代社会靠拢，但是就在这个制度“破”、“立”交替的过程中，一系列制度转型问题凸现出来，直接导致社会信用危机的出现。

具体来说，由于传统社会原有的时间、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被打破，原来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本背景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契约裁定渠道已经限制了交易扩大的客观需求，但是整个社会建立起如现代社会那样的完善的社会信用系统又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以及财力和物力，更需要大量的时间让人们接受和适应新的全民征信制度。这种背景下，社会一方面不相信原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借助于全民征信系统，无奈之间，社会自发选择了一些带有典型权宜之计意味的预防失信的制度。首先，社会部分地延续了传统社会的亲缘商业模式，以家族企业为基本经营模式，试***模仿传统社会依靠家族信任来避免信用缺失问题。不可否认，家族信任作为传统社会维系信用的基本模式，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交易的范围不断向纵深延伸，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漏洞百出、难以为继。其次，传统社会亲缘、地缘信用模式在转型社会的另一个演变就是“熟人经济”或者称“关系经济”，这种模式无非是亲缘、地缘信用模式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现实的一个变体，以关系为纽带，力***在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利益调节机制，进而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但是，这种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模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得如此简陋，以至于在现代社会浪潮袭来的时候，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和不知所措。

转型过程中的这种“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反映在“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社会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和威慑作用不大，守信均衡的“强条件”(E－E×β×P<0)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在缺乏完善的社会征信体制和社会信用评级体制的情况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带有明显的传统社会模式的变体特征和“权宜”特征，因此，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E(1－P))也难以满足。可见，依据“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逻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出现信用危机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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