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在乌坎事件中，对外报道为什么没有发挥“内外有别”的优势，为什么没能及时施放核心信息，为什么在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的事件中一度失声？在转型期的中国，面对一些复杂事件，中国的对外报道准备好了吗？面对“一波三折”的事件，习惯了“一锤定音”的媒体该何时介入？在复杂事件中，中国媒体又有哪些优势？本文尝试以乌坎事件为例，探讨复杂中国的复杂事件如何对外报道。
[关键词]对外报道 乌坎 复杂中国
在一幅标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上，你甚至找不到它的名字。乌坎，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下面的陆丰市东海镇的一个村庄，其面积和人口不到中国领土面积和人口的万分之一。但是，在Google中键入拼音“wukan”，可以得出88.9万条（其中英文结果66.6万条）搜索结果，[1]其中不乏BBC、《纽约时报》这样大牌媒体对乌坎事件的追踪报道。
而在搜索的前10页100个结果里，来自中国媒体对这个中国村庄的英文报道只有5篇，人民网的两篇和中国网的一篇都是用的新华社稿件，另有CCTV和财新网各一篇。其中最早的一篇是乌坎选举村代表的2月11日。
实际上，中国媒体发出关于乌坎的所有对外报道，都是2011年12月22日之后，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乌坎在这一天走入中国媒体视线，同时，wukan进入对外报道范围。此时，已是广东省委派驻工作组入村谈判，风波进入尾声。
一个中国农村的土地纠纷以及后续引发的系列事件，中国媒体没能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如果说对内传播的媒体受限于国内特殊语境，“内外有别”的报道优先权此次也没有在对外传播中表现出来。
不发声就意味着放弃发言权。不据实及时报道就意味着放弃解释权。乌坎事件生动地展示了发言权和解释权如何被中国媒体放弃而被境外媒体完全占据。
外媒给乌坎贴上***治标签，幸运的是乌坎村民在事件的漩涡中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喊出了“拥护中央”、“维护权益”的口号，去标签化。不幸的是，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格局中，在我国媒体缄口不言的现状下，外媒的影响已经造成。
2012年3月3日，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的结果出炉，林祖銮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结局皆大欢喜。但是，回过头来，从传播学的角度反思整个事件，这种内外时效的明显倒挂，传播效果的巨大反差，在中国新闻对外传播领域并非孤例。
***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曾总结称：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导权，时效性决定有效性，透明度决定公信度。乌坎事件中，外媒以其传播力发挥了影响力，以其话语权掌握了主导权，而反观自身，我们的对外报道原本放弃时效性而痛失有效性，缺少透明度而难复公信度。
乌坎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个案。它究竟给中国的对外报道带来什么启示？再碰到类似的事件，应该如何处理？笔者试着通过以下两个问题来给出自己的判断。
问题一：复杂事件中对外报道何时介入
我们不总是慢的。有些话题从一开始就能判断其对外传播的重要性。比如汶川地震、***“7·5”事件、甬温动车事故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和王立***事件***的回应，全世界的媒体都要盯着中国媒体的报道。
对于重大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主管部门和新闻学界、业界都已达成高度共识，一定要第一时间准确的权威消息，甚至通过地方***府、有关部门***微博等形式做即时，这是对外报道的明显进步。
但是，面对转型期的复杂中国，我们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复杂事件，引发外媒广泛关注，却因其复杂性和并非突发事件的迷惑性而迟迟不被中国媒体报道。时效性在复杂事件传播中失灵了。
比如乌坎，正如一位中国专家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所说：“乌坎事件没有任何新东西在里面，全国到处都是（类似的问题）。”[2]
《“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一文也谈到：“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在不断前行中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矛盾，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
在乌坎之外，更多农村的土地问题并没有激起舆论的一朵浪花。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线索涌进编辑部，实际情况是对外传播的媒体不可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进行报道。
乌坎为什么就在国际舆论上火起来了，或许因为它既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经济大国的时代缩影，同时又充满了意外（一个公民的突然死亡）和戏剧因素（村民封村、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被断章取义的讲话）。这些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内。
就对外报道而言，关键在于乌坎这样一个复杂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
需要注意到境外媒体的双重身份，既是中国媒体的竞争对手，也是中国媒体最容易辨别的海外受众，它们代表着外部世界舆论的前沿。
以上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乌坎事件舆论关注度走势”的***表。[3]从***上可以看出，新闻报道数量从11月下旬开始抬升。由于国内媒体基本上是从12月22日才开始介入公开报道，那么之前的新闻报道应该主要来自境外媒体。
有两个时点：一是11月中旬，少数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二是12月13日，广东省针对“9·21事件犯罪嫌疑人（薛锦波）羁押猝死”召开新闻会。在***表上也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如果说村民游行的网帖是一个信号弹，引起了个别国际媒体的注意力，那么，薛锦波之死则无疑是一颗燃烧弹，引发了国际新闻同行的“羊群效应”。
但是，在这两个时点外部表示了关切，却很难全面掌握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从新闻专业范畴看，有如下几个疑问：土地买卖是不是非法的？村民和村干部的积怨是什么？薛锦波是怎么死的？
回过头来看，这应该就是中国对外传播媒体拥有解释权的最佳时机，本着尊重基本事实的新闻原则，介入到现场调查中，还原事件的真相。
遗憾的是，我们错过了黄金期。
据笔者在对外传播一线工作的个人体会，在类似的复杂事件中，对外传播的媒体有时偏好“收网式”报道，即在事情完全明朗，给出***调查结论后，才进行长篇综合报道。问题是国际舆论影响早已在受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况且在乌坎事件中，“剧情”一波三折，谁也无法料到何时才是定案。
换句话说，从乌坎个案可以总结出一个经验：在无法准确研判某个复杂事件是否具有对外传播价值，或因其复杂性而不敢下定论的时候，国际媒体的关注是中国媒体可以参照的风向标。不要等复杂事件“一锤定音”，必须抓住复杂事件中的清晰节点、关键节点，准确迅速反应。
问题二：相对于境外媒体，中国媒体的优势在哪里
在中国新闻国际传播的博弈中，国内常常指责境外媒体报道失实，乌坎事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我们却忽略了自己掌握着核心信息，却保持沉默，致使传播缺位的事实。
回到上文涉及到乌坎事件的一个转折点：村民薛锦波之死。
薛锦波因参与组织乌坎村民行动，12月9日被当地***门刑事拘留，关押在汕尾市看守所，11日上午感到不适，在送医院后不治身亡。***给出的结论是：“心源性猝死”。
薛锦波长女薛健婉13日在家中接受了境外媒体采访，谈及父亲从被拘到死亡的经历。她称父亲没有心脏病史，而且发现父亲尸体伤痕累累。
汕尾市代市长吴紫骊指出，公安机关全程审讯和羁押过程都有录音录像，并公布了视频资料。11日下午，省、市检察机关和中山大学派出的专家组对薛锦波遗体进行尸检鉴定。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结果，排除经由外力导致死亡。在薛健婉接受外媒采访的同日，广东省召开了新闻会。
但是，在新华网、人民网、China Daily网站的英文版上搜索关键词“wukan”，最早的报道是12月22日。更不用提薛锦波的尸检报告了。仅有汕尾市电视台和广东另外几家媒体对这个问题做了报道，对外传播的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地缄口不语。
从传播效果上看，国际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薛锦波长女的质疑。实际上，这仅仅是薛家家属的推测，并没有科学的证据，最后却在海外报道中几近变成了一个结论。
就新闻采访的渗透力而言，在类似乌坎事件中，境外媒体相对容易接触到的是其中弱势一方，通常都是普通民众，希望自己的声音得到主动传播。然而，一个新闻事件的信息往往是分为不同层次的。
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韩松说，核心信息掌握在核心人物手中。比如甬温线事故，没有人比坐在动车上的乘客更快传播这个消息，但是乘客不知道为什么撞车。
而在薛锦波之死这件事情上，中国媒体比境外媒体更容易接近地方***府，从而更快地获得死因调查的结果，即这个事件核心信息的另一个层次。
对于突发事件，地方***府已经逐渐习惯和学会了及时消息，甚至第一时间不是通过媒体，而是通过***微博、***府***。但是，对于类似乌坎这样的复杂事件，地方***府和有关部门往往有较多顾虑和牵绊，因其复杂性而失去了敏感性，不知道什么时间该说什么话，这时，中国媒体应该向其索取相关核心信息，并及时。
所以，我们的优势在于：地利。尤其是从事对外报道的媒体基本上拥有央媒背景，获得权威消息和突破权威人物采访的能力是许多市场化媒体不能比的。
不过，对外报道的不作为，使我们放弃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优势。
换一种假设：如果国内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在乌坎事件上并没有受到任何报道约束，是不是就能改变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被动的局面呢？
答案未必乐观。国内媒体主要是针对国内受众的，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事件的瞬息变化，境外媒体可能参考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可能不参考，甚至可能断章取义地引用。只有对外报道的参与，才是和国际媒体面对面争夺海外受众的眼球。排除“身份”因素，谁的讯息更快，谁的讯息更准确，谁就占领了舆论先机。
从这点上看，对外报道在中国新闻的国际传播领域仍旧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2011年10月18日中国***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要求“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这可以理解为中央高层最新的对新闻对外报道事业提出的一个要求。
很显然，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一个转型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进步和矛盾冲突的两面，都不可能完全和外界隔绝开来。在乌坎事件此类用过去眼光看来纯国内话题的新闻面前，“妥善回应外部关切”需要分成：什么是外部关切的？如何妥善回应？
“乌坎转机”或许能成为对外报道的一次转机，一方面媒体管理者设置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一方面媒体能更好研判对外报道介入的黄金期和关键的新闻切入点，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优化。
注释：
[1]搜索时间为2012年5月9日
[2]《A village revolt could be a harbinger for China》，Michael Win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11, ?pagewanted=all
[3]《官媒分析乌坎事件舆情：汕尾书记讲话视频公布获好评》，来源：凤凰网，news.省略/mainland/detail_2012_01/04/11744434_0.shtml
（新华社对外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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