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专业主义第1篇
什么是专业主义呢？ 按照一般的理解，专业主义就是要强调专业素质，要求在专业上符合规范，有所专精，并精益求精，一句话，就是“具有专业水准”的知识。那么，什么是“专业水准”的知识呢？一般认为那就是能体现和贯彻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或者是把握一个学科的基础原理和权威资料，经过这类“学科训练”的知识。它有较为严格的专门化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并可以用这些话语记号来进行学科的自我辨认。如果这种知识被称为“专业”，那么这种知识取向叫“专业主义”。
这种专业主义有它有利的和有益的一面，但也有它不利的和有害的一面。专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把学术研究与关心社会和***治问题割裂开来，让知识分子只是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小专业（specialty），而对这之外的事情丧失了兴趣和关心，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闲事”。
专业主义异化了，就要告别它
这些小专业的知识只能在学院里的小圈子里内部流通。但是，作为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研究文学和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顶牛或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业余作为”，这种业余性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萨义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83）为文学研究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走出专业主义的研究途径，他称之为“业余性”（amateurism）。
“业余性”是知识分子与学院体制里专业主义保持距离的一种批判姿态。在主张“业余性”的知识分子看来，专业主义指的是某些学院人士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专业主义使得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和精致游戏。专业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其实，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专业主义开始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后来才发生了异化，转变到反面去了。
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不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的归学术，***治的归***治，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因此，参与到专业主义中去，开始是一种进步的***治行动和反抗策略。但后来“专业化”和“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于旧日科举制追名逐利的知识方式。
就像科举制度必须对知识士绅社会***治意识的衰退负重要责任一样，新科举的专业主义也必须对“专门学问”所包含的***治冷漠和疏离负相当大的责任。它对知识的作用和知识者的使命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兴趣。在他们的“学问”中，很难看到与现实问题相关的关怀和想法。
萨义德反“专业主义”
而且，任何一个在大学体制内端饭碗的人（更不要说追名逐利者了），要批评专业主义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提倡体制外“业余性”著名的美国批评家萨义德，他一开始也是一个专业研究者，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业余性，至少是没有这么做。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英国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书《开始：意***与方法》仍然是一本标准的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一直要等到他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问题》（1980）和《报道***》（1981）后，他才从文学专业中把自己***出来。
萨义德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身份，是因为他有两个本钱，第一，他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有内行的认可；第二，他有社会、***治批评的著作，有社会的认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本钱，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业余者”自居。业余者这个说法本来有点以谦虚来自夸的味道，一般的教授、专家根本没有这个本钱。
如今“专业”与“业余”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感受到，甚至微博上也开始相关讨论，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呢？是知识向下流动、扩散开来的必然过程，还是和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相关？
业余，不是降低标准
人们对“业余”有误解，以为业余就是“玩玩”和不专精，所以向下流动、扩散，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通知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说的业余，是很有实力的那种业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这样。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业余提琴手那样演奏。
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特曼（Alan 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他业余写了一本叫《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的小说，在全世界畅销。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书中描写的就是猜测爱因斯坦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梦”。有人对此书这样评论，“这个‘梦’是三十篇有关时间的故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空，流动着不同的人生故事。有时是用雕刻的艺术，把时间凝成永恒的石像。有时用***画的艺术，把时间绘为缤纷的落英。有时用音乐的艺术，把时间谱为一曲悠扬的歌，唱来哀乐却不由自主。有时用灯罩上的虫蚁来写轮回的时间，爬了半天，回到原位；有时用河流中的聚叶，来写淤塞的时间，漩于角落，再出不来。时间如丛立的镜面，影像复制成千，重映成万；时间如枝头的小鸟，人们想捉而捉不到，但捉到时鸟却立即死亡”。这种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业余”。
中国人把“业余”理解为“降低标准”是因为不大有机会见识高水准的业余。捷克人在家里跟朋友一起演奏室内乐，就像我们国人在家里打麻将一样，虽然是业余，水平是一点不低的。
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也不是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把它说成是了不起的独家擅长，不过是想奇货可居而已。
专业主义起“拉平”的作用
不过话说回来，一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专业主义一无是处。专业主义的好处是起到“拉平”（equalizer）的作用，不是拉平起跑线，而是拉平终点线。以前，学问的高低与家庭的文化背景有极大关系，受“幸运”因素的影响特别大，谁如果幸运地能从小在家里学好两三门外语，广泛涉猎中外古今的书籍（并不需要读得太精），就能比没有这个条件的同龄人占先许多，因为少年时代没学到的东西，以后一辈子花大功夫也未必能学好。
你去看看西南联大的那些名教授，差不多都有这种起跑线优势。在古代那就更是如此了。西塞罗少年时代，罗马已经有了拉丁文的修辞学校，但他还是一定得到更高级的希腊文修辞学校去学习。昆体良跟名演说家阿弗尔（Domitius Afer）学习修辞。他们的资质当然都很高，但能在同代人中鹤立鸡群，又何尝不是因为赢在起跑线上？
有了专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没什么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小学、中学、大学一路上来，把课堂里的那一点功课学好了，考上研究生，把硕士、博士学位拿到手，得到个大学里的职位，升到教授、博导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叫按部就班、水到渠成。
在这个终点线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每个人都是专家，他们安守一隅，兢兢业业，在专门知识的范围内授业解惑，是大学里最适宜的劳动力。办了那么多大学，招收了那么多学生，要想每个教室里站一个像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学生的知识量和知识面就这么一点，他们上学也不过是为将来在劳动市场上找一碗饭吃，并不是要当什么学问家。
这种时代的变化，不是知识分子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艾略特（T S Eliot）嫌大学生素质太差，建议把大学生人数砍掉三分之二，也不过是说说气话、发发牢骚而已。今天的大学生比那时候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没有专业主义下培养出来的大学教授，一大半的大学都得关门，这么多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上大学？专业主义至少还有这点好处的。
目前的专业已经太细致了
但是，我们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可能指望能把专业越来越小地传递下去，目前的专业已经太小，太细致了。你写了一个关于某作家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一辈子没有长进，成了这个行当里的“专家”，除此之外，其他的知识非常贫乏，甚至完全没有。
即使在“教书匠”这个低标准上，这种狭隘专业的教师在英语系里也不可能成为好的教师。好的教授可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写有《国富论》，但并不是我们今天专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175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并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学的教授。他的讲课内容包括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治经济学，以及“治安和税收”的领域。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把他在格拉斯哥讲课的一部分内容具体化了。
专业主义第2篇
2014年，天祥关爱正在努力走向专业化，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自己的志愿者团队，还聘请了一名专职秘书。天祥关爱计划是由杨斌一手创建的，她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多年办案经历，让她看到很多得不到救助的刑事案受害家庭。
去年6月，她决定做出改变，发起了“天祥关爱计划”，对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庭进行救助，甚至希望促进双方的谅解和宽恕。老父亲杨天祥看到女儿发起救助行动后，主动捐出5000元作为天祥关爱的启动资金。这笔钱被直接汇到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专项账目下，与其他专项捐款成为天祥关爱的行动资金。每个受助家庭都能从中获得3000元资助，特别困难的家庭，还能获得持续资助。
发起救助行动后，杨斌慢慢认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的职业大多是律师、法官、公务员、大学老师和心理专家。他们走进求助家庭，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和孩子教育问题。这个由体制内检察官发起的公益救助项目就引起了公益圈的关注。去年底，在凤凰卫视举办的“发现新公益”比赛中，“天祥关爱计划”进入四强，获得了20万元的公益奖金。在随后南方都市报举办的“责任中国・公益盛典”中，“天祥关爱计划”获得公益行动奖。
参加“发现新公益”比赛时，曾有评委问天祥的团队：“如果给你们10万元，你们会怎么用？”杨斌们当时的回答是：“90%以上拿来资助个案。”比赛过后，他们静下心来思考，觉得有点不对，“评委应该是希望我们用这笔钱来发展壮大。”这次的比赛，让杨斌开始思考：如何让天祥关爱计划更加专业化？
有公益圈的朋友给他们支招，成立一个专门的公益组织吧。一开始，大家希望注册为“广州市”字头的民办非企业，但注册资金需要达到30万元，“囊中羞涩”的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以区级行***区划名称作为机构的注册名称。这样一来，注册资金大幅下降到3万元。新成立的天祥关爱服务中心下设决策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决策委员会有7名委员，他们主要决定哪些案件符合救助条件。工作委员会则有30名委员，他们主要是律师、法官、大学老师和心理学家，负责具体每个案件的执行、探访和跟踪等。“说白了，工作委员会委员就是志愿者，他们不拿工资免费干活。”杨斌说。10 月19日，天祥关爱服务中心举行揭牌，现场筹得13万元的专项捐款，再加上“发现新公益”的20万奖金，这几乎是天祥关爱现在的全部“家底”。
专业主义第3篇
一、证券新闻的功能和特点
证券新闻是对证券市场上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的报道，从内涵上看，与其他新闻品种相比，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和变化的证券市场，决定了传播信息是证券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功能③。这就要求证券新闻报道必须严格遵守新闻的基本价值规律。
证券新闻不仅包括宏观经济层面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相关***策法规解读；中观层面大盘行情指数涨跌变动，个股板块涨落；还包括微观层面的上市公司新闻，证券产品新闻及股民新闻等。因此，证券新闻还有连接宏观经济***策、中观市场和微观上市公司、股民的桥梁功能。
证券市场每天都要产生出大量的信息④，没有哪一类新闻能像证券新闻那样与受众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在证券市场上，准确的信息获取时机和速度，往往关乎投资者的财富增值还是减值。
上述功能决定了证券新闻采编更要符合新闻操作的基本规律和体现新闻价值要素。同时证券新闻更为特殊和专业，对市民报采编人员的财经、证券专业知识要求更高。此外，由于证券新闻关乎每一个股民的证券财富状况，对证券新闻的准确性、客观性、服务性等要求更高。
二、市民报证券新闻采编的优势和不足
随着中国股民群体的扩大，证券新闻成为占有率急剧扩大的新闻品种。大体上，证券新闻市场的媒体可以分为专业财经证券媒体和市民报两种类型。前者以《中国证券报》等全国性专业证券媒体，及新浪财经、和讯网等专业网络财经证券媒体为代表。
《中国证券报》等专业证券媒体，专注于证券领域，拥有丰富的新闻资源和专业编辑记者，为读者提供权威证券***策变动、上市公司表现，市场运行和个股表现等信息，具有更深、更透、更准的报道特点。新浪财经等网络证券新闻报道，不仅包罗各地传统媒体的重要报道，而且其报道形式丰富，兼具网络媒体的及时性、海量信息、较强互动性和易检索的特点⑤。
与上述专业媒体相比，市民报证券新闻采编，存在着对宏观证券***策和发展趋势视野不够宽阔，专业的证券编辑记者缺乏，以及采编上力量和报道范围有限等不足。
但市民报以最广大的普通市民――股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读者对象，紧密联系本地证券市场和本地上市公司，传播手段和内容具有鲜明的市民性和广泛的实用性。因此，以本地市民的证券信息需求为基础，以通俗化的语言和活泼的新闻采编形式来吸引读者，帮助读者了解证券市场和各类证券理财产品，做实用性的服务。这些正是市民报在证券新闻采编方面显著的优势。
三、采编理念：专业主义、市民主义、实用主义
中国证券市场的活跃带动了证券新闻市场的扩大。虽然此前绝大部分市民报都有相应的证券新闻版或者财经新闻版面，但基本上以刊载证券市场行情或者转载全国性媒体的证券新闻报道为主，缺少专业证券采编人员，缺乏新闻原创，忽略证券新闻版面规划，采编理念相对保守和落后。
通过以上的分析提出以下三个采编理念。
（1）专业主义―真实、准确、客观
新闻专业主义是当今新闻界普遍认可的一种新闻操作理念。其涵义可以概括为⑥：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等。其核心的理念之一是客观新闻学⑦。
相对于其他新闻品种，市民报证券新闻的专业主义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⒈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国的证券新闻报道，信息的真实度不尽如人意，信息污染与信息误导现象较严重，有些证券新闻报道简单甚至充当一些造势者的传声筒，传播一些干扰股市的不实信息⑧。
真实性是证券新闻报道理念中最基本的部分。证券新闻较之其他新闻品种而言，更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凡有关市场或公司基本面重大变化的消息均会引起投资者的敏感⑨。作为传播证券信息主渠道的新闻媒体，面对不同信息来源时，要坚守应有的理性和冷静，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当局的信息披露制度，特别是涉及公司盈亏、股权变动这些足以直接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信息时，一定要认真核实信息的来源，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⒉准确。所谓准确就是市民报采编人员在操作证券新闻时，要考虑各种因素，找出复杂事件背后准确的原因。同时，证券新闻中充斥各种术语和大量数字，也要求采编人员力求准确，以免误导股民，造成损失。
证券市场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场所，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可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编人员在进行证券新闻操作时，要撇开复杂的现象，运用专业知识和新闻敏感找出事件背后的准确原因，服务于受众的证券投资活动。
同时，证券新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如果采编人员缺乏良好的证券专业知识储备，采编过程中就难以把握题材，容易出错。经常使用的专业性强的术语和大量的数字，如不加以改造置换，传播效果肯定不佳。这就要求采编人员准确领会证券新闻中的专业性问题，并想方设法将艰涩难读的专业性节点，置换转化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和景致。将专业性内容通俗化、生活化，可以降低阅读门槛，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理解⑩。
⒊客观。新闻专业主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新闻报道活动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一利益团体。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
中国股民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散户投资者，他们对证券市场了解不多，有的甚至一无所知，是在所谓的“赚钱”示范效应下匆匆入市。市民报证券新闻的读者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迫切需要有人指点迷津，点股成“金”。市民报作为他们可以信赖的大众媒体，往往成为其证券操作的信息来源。市民报坚持客观性原则，就是要立足广大股民读者利益，一方面在报道证券新闻时坚守新闻客观性的底线，同时，要鉴别形形的咨询机构，以及素质参差不齐的 “股评家”、“分析师”，以免这些机构误导读者，甚至借市民报的平台干出违背职业操守和法律法规，甚至为某些机构和庄家做“托”等行为。
坚持专业主义理念，要求采编人员一方面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坚守新闻采编基本价值规律，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财经知识和证券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成为“专家型”记者编辑。
（2）市民主义―让证券新闻“软”起来
市民报证券新闻操作必须坚持专业主义，但同时，必须考虑最广大的普通股民读者的特点和要求，使证券新闻“软”起来，贴近市民读者需求和口味，把可读性作为首要诉求。这就是市民主义操作理念。
专业主义第4篇
美国著名的经济雪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曼曾经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名叫“小铅笔的家谱”。一支小铅笔异想天开地开始讲它的故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造出来的。”
首先木头来自一棵树，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运到站台。需要锯子、卡车、绳子……和无数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涉及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制造出了又粗又结实的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接着，木料被运进木材加工厂，在那里圆木被制成板条，然后把板条从加利福尼亚州运到威尔克斯巴勒，在那里做成这支讲故事的特定的铅笔，但这还只是铅笔的外皮，那个铅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它最初是从锡兰开采出来的石墨，经过许多复杂的加工，最后才制成铅笔的铅芯。
不仅如此，铅笔头上的那一圈金属是黄铜，以及那个被称作擦子的东西，看起来不起眼，其实背后都同样有非常专业的分工。
这个故事形象地向人们昭示了专业化分工在人类生产和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使人类可以创造出阿波罗登月，“神五”升空这样的奇迹，而如果没有专业化的分工，一个人穷其一生，连一支小铅笔也不可能制造出来。
专业分工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角色看起来如此完美的小铅笔，于是，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说：“一切价值都是由专业服务创造的。”
二
人类越是进步、分工就越是精细，专业化程度也越高，随着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专业主义精神成为时代主流。
一个组织要想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需要一大批职业化的员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唯有拥有了一破立志于所从事的行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员工时，一个组织的竞争战略才会找到实实在在的支撑。
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树立岗位的专业品牌，每一个部门都能树立部门的专业品牌，就能缔造一个组织的专业形象。
专业主义精神，首先以为着超越世俗和功利的价值和信念，专业，对一个专业工作者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神圣事业，它要求任何一个从业者有一种专注的精神导向当成***腾去景仰、去追求、去实现、去皈依。
选准一个目标――像崇拜***腾一样去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疯狂偏执地坚持――永不言弃――最终突破自己。
所以有人说：“专业主义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相类似的 。”
如是，一个人的成功就在眼前，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就在眼前。
你够专业吗
在西方医学界有个“希波克拉底誓言”，在医学院中，立志成为医生的学生们要在医神阿波罗以及埃斯克雷彼斯等诸神面前依照这一誓言宣誓。
这九条誓言对于思考职业化问题也有着深远的意义，请大家在这里把医生作为“职业”，患者作为“顾客”来考虑。
1 允许我行医，我要终生奉行人道主义。
2 向恩师表达尊敬与感谢之意。
3 在行医过程中严守良心与尊严。
4 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第一位。
5 严格为患者保守秘密。
6 保持医学界的名誉与宝贵的传统。
7 把同事视为兄弟；不因患者的人种、宗教、国籍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8 从受孕之始，即把人的生命作为至高无上之物来尊重。
9 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都不会违背人道主义。
在英语里，“专业”最早的意思是“向上帝发誓，以此为职业”。希波克拉底誓言正是如此。
专业不仅是你拥有很好的专业技能(技术)，更重要的是你能够从顾客出发，并能为自己的顾客做出贡献。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你不仅要医术高超，而且要真正能够做到“希波克拉底誓言”，真正能为自己的顾客――病人负责。相比之下，我们通常在谈论“专业”时是没有把顾客考虑进来的。
不仅对医生，对各种职业来说，“向上帝发誓，以此为职业”并且顾客至上，都是判断是否专业的标准。
在世界上享有“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和“日本战略之父”之誉的日本管理咨询专家大前研一看来，无论一个专业主义者处在哪种职位上，他在从事任何工作时都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顾客”，并发誓为顾客做出贡献。哪怕是***府官员或公司里的行***人员，也要明确自己的“顾客”，并在心中自问“我能为顾客做出什么贡献”，通过这种自我追问所激发出来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开放性眼光，是一个人通向专业主义者的必要素质。
专业不是职业，职业人士更不同于专家，细微的差别，便是企业及个人在21世纪成败的关键，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竞争、锻造他人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依赖的专业精神与技能。大前研一预言：“任何人都能成为专家!”
专业主义精神对企业同样致命。前《哈佛商业评论》总编、哈佛商学院的塞奥德尔・莱比特教授曾断言：“企业通过商品与服务销售其誓言，这就是百分之百地让你满意，顾客购买的就是这种誓言”。
麦肯锡公司就是这样，它的誓言是“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有经验的人还是新人，都要彻底贯彻这一价值观和誓言。严禁从个人或公司的利益出发而做出决策。如果打破这条戒律，不管你是多大规模工程的负责人，都会失去周围人的信任，不仅会受到轻视，而且还会以此为理由被解雇。
按照公司的规定采取行动，不仅无法称之为专家，而且也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铭记，从事任何工作都要首先确定自己的顾客，并发誓为顾客做出贡献。
这些身上流着专业主义血液的人，不喜欢不痛不痒、马马虎虎的工作，因此他们比别人更努力；即使报酬很一般，依然拼命工作。这些身上流着专业主义血液的人，对于本身技能的磨练，都抱着至死方休的决心，并且乐在其中，不会有退休的想法。
现在你可以自问：我够专业吗?
专业主义是怎样炼成的
任何人都能成为专家!
大前研一告诉我们，要想成为真正的专家，你必须具的四种能力：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
你是一流的商务人士，还是一般的上班族，差别就在这里!
先见能力：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到来，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经济空间，眼睛看不见、手触摸不到的无形的活动将成为主流。过去辉煌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再起作用，甚至会成为发展的羁绊。
今后的时代所需要的先见能力，是能够看清眼睛看不到的事物的能力。任何人都能够预见到的事业是不会再有什么大发展的。要想获得在新的竞争中取胜的能力与工具，不能依靠现有的战略论和过去成功的经验，重要的是把精力集中在不断认识前人未曾涉足的世界，并磨炼自己。
只有对“看不见的大陆”有所预见，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丢掉工作，获得丰厚的
薪水。抛弃先例，养成怀疑常识的习惯，获得洞悉变化本质的自觉能力――即使说这一切是商业专家的生命线，也绝不过分。
构思能力：仅凭先见能力出众并不足以在竞争中取胜。要想成为新赢家，不仅要能够抓住机会，还要有能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佳方法让机会有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要在先见到的未来蓝***的基础之上构思新的事业并付诸行动。
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巨变。要想经得起变化，就必须经常客观地审视自己，改变自己。自我变革没有止境，它通过由先见到构思、再由构思到先见的不断循环得以实现。
要想在这样的时代获得成功，必须首先从虚心验证现实中的各种事实出发。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从作茧自缚的状态中***出来，有时必须彻底放弃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在任何时代，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不可制定过多的方案，从众多的方案之中选出一个能够满足成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方案，并抓住时机使其付诸行动，这是非常必要的。
讨论的能力：当我们看不清前进的道路与成功的模式时，从理论上展开充分讨论至关重要。讨论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能力与素质，我们必须学会。
在讨论的过程中，隐瞒自己的想法或者歪曲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无论对方是谁，都应该直言不讳，不必畏惧。
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越来越需要逻辑这一“商业语法”。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逻辑必不可少。提出的问题要符合逻辑，对方自然会做出符合逻辑的回答。我们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即当人们的意见惊人地一致时，回到讨论的出发点，重新审视结论的依据与议论的主旨。
但是，仅凭完美无缺的逻辑结构是无法获得事业成功的，特别是无形的构想，完美只有依靠坚定的信念与执著的精神去推进。
适应矛盾的能力：经营中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事物，这是仅凭逻辑所无法认清的。如今需要的不是把问题进行分解并还原为诸多因素，而是俯瞰全局思考问题的能力。
在对速度要求较高的商业领域，期待完美并不现实。试***为每一个问题都找到解决方法，这样做效率过于低下。完美要养成一种处理问题的习惯，即对事物的实际状态进行合理的分析，并从多个角度把握分析的结果。
凤凰卫视的专业主义激情
刘长乐
有人概括凤凰卫视的精神时，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我查了一下资料，医学上是这样形容疯子的：精神病患者的俗称。特征是不能自控、自我陶醉，脑中不断重复一些思想或意念，无法停止，或长期情绪高昂，过度活跃，自觉精力过人，对事物反映过敏。
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作“媒体疯子”的人，他们永远被自己的热情燃烧着，脑海中不停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和拍摄现场就情绪高昂。采访时他们被认为“过度活跃”，一旦有大事发生，他们兴奋紧张过度，常常会连续工作十几或几十小时，自我陶醉，乐在其中。
德国人有一句谚语：谁有选择，谁就有痛苦。我们选择了做记者、当历史的记录者，我们就必须承受这种选择带来的竞争、压力与痛苦。
在伊拉克战争中，负责报导美***陆上进攻的隗静被美***一个基地无端驱逐。隗静是一个敬业的女孩，当看到一切努力、说理都无效时，被“驱逐”的隗***在地上哭了起来。也许是年纪的原因，我看到这一幕，想到这些年轻人在战火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在我给她亲自打电话慰问的时候，我也哽咽了，说不出话来。有人说，认真的女性最美丽，我想，那一刻，哭泣的隗静是美丽的。事后，隗静不依不饶，坚持让美***就此事做出说明，结果两个美***基地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证明，隗静用这两份证明了美***驱逐她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凤凰的专业精神的一个缩影。凤凰人就是在这种选择的痛苦和压力下思考、争辩、行动，以此修炼自己的专业主义激情。
所谓“专业主义激情”。与媒体的职业操守有很大关系，或者可看作受众本位以及公众知情权的问题。这些年，凤凰卫视是在夹缝中求生：地缘的夹缝、***治与资本的夹缝、收视率与雅文化的夹缝、剪子与票子的夹缝，我们是在逐利商业的恣肆中寻求新闻传播、价值弘扬的平衡。
专业主义的最大干扰与压力，不是商业意志而是传媒的媚俗化倾向。专业主义代表着一种风范指标，比如道德的引导、文化的追求、文明素质的提升，这方面对专业电视人影响非常大。
这十年，我们一直在困扰中挣扎、徘徊。比如收视率、道德与专业诉求的平衡。我们也曾在晚8点黄金时段播放电视剧，和香港无线以及内地电视台一同陷入恶性拼杀的“红海”。好在我们及时反省，现在每天晚8点档播出的大都是内容严肃的专题纪录片。
拿黄金时段进行“专业主义”的“”，投巨资和电视剧抗衡，这在当年没人看好，包括投资人。凤凰坚持专业主义，同时坚持专业主义带来的激情。在这种历练中，提升了我们的性格、修养，坚持专业主义，相信总会有正面效应。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的专业主义带来了积极回报，比如黄金时段播放的新闻纪录片《凤凰大视野》，每年带来的广告收益接近1亿元，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搭建理想主义者的舞台
在香港做媒体多年，我发现这里有一大批充满了理想和抱负的媒体人。他们许多人拥有教授、博士、硕士的头衔，许多人在海外浪迹多年又重返故乡，许多人曾经受聘于西方媒体。他们身上有许多不同点，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华语传媒在世界上的次要地位不甘心、不服气。虽然他们在凤凰成立之前就存在着、奋斗着，但是，我以为，他们是为凤凰而生的，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契机，我感到荣幸的是，当凤凰卫视成立和后来的资讯台启播时，香港那批有志向、有理想的传媒人纷纷聚集到了凤凰的旗下，比如吴小莉、闾丘露薇、吕宁思等人，都是从其它电视台转入凤凰的。我曾开玩笑说。凤凰聚集了一批怀才不遇的理想主义者。这里面也包括我本人。
理想主义一是对未来事物有美好的想象和希望，二是期望事物达到完善、完美的境界。而凤凰这个由一群理想主义者搭建的平台，干活相当的生猛，能量相当大。为了采访到第一手的新闻，我们尝到过数不尽的甜酸苦辣。除了隗静被美***驱逐的事件外，我们还多次遭遇了电视记者、编导被扣事件，其中就有看似柔弱的间丘露薇和曾子墨。在访问俄罗斯时，闾丘露薇为了采访到新闻，在俄方人员清场时躲进厕所，最终得以采访成功。一个普通记者，在很短时间内三次受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关注，凭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对事业的激情。
2004年年初，凤凰开了一个内部会议，主要是进行自我表扬，激励士气。《时事开讲》的主持人董嘉耀获得了最富激情奖。当时，我们的气氛是轻松的、欢快的。上台
领奖时还煞有介事地放着进行曲。没想到董嘉耀上台后却让人们的表情庄重起来。
董嘉耀说，我大学毕业后分在一个省级电视台工作，每周只需要上三个半天的班，不需要上班时，我就与我的女朋友出去散步、打羽毛球。我们周围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在健身。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原来是在过一种等待生命结束的日子。我还年轻，不能这样终老一生，就这样我来到了凤凰。现在，我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几天不能睡觉，但是我感觉很充实，内心充满了激情。因为，我每天都看得见华语媒体在世界上的进步和对大陆新闻改革的推动，我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真心地说一句，谢谢你，凤凰!
说到这里，董嘉耀眼含热泪，声音哽咽。我注意到，台下的小莉、文涛、梁冬等人也为之动容，有的甚至泪流满面。我想，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真心真意地说这些话?是因为凤凰为他们搭建了一个让他们展示才能的舞台，提供了一个尽情发挥的空间，让这些理想主义者有了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找到了灵魂获得自由和***的一种工具和途径。
不懈的专业主义追求
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全力承担社会责任的生命境界，是超越物欲的一种追求，是人格和人性的真善美在职业生涯中的体现。所谓专，就是技艺精湛，绝招绝活。正如《孟子》所说，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凤凰为了成为业内的尖子，探索了几条不同的路径：一是直接招募业内高手。如我们主管节目制作与运作的负责人王纪言、钟大年、刘春分别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原副院长、系主任和高材生：被称为“中国航拍第一人”的赵群力是从甘肃电视台副台长位置上“挖”来的；主持人陈鲁豫、许戈辉、陈晓楠、吴小莉、刘海若、胡一虎等人来凤凰之前分别是大陆和台湾的著名主持人；我们的嘉宾余秋雨、葛剑雄、徐刚、王鲁湘是国内知名学者和作家：而我们幕后的电视导演、摄像、技术制作、剪辑和卫星网络人员也都是港岛的专业高手。
二是对有潜质的新人，量体裁衣，制造高手。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原来都是文人，他们满腹锦绣文章，却从来没在电视上露过脸。在大陆电视相信俊男靓女主持人的“票房价值”时，我们却相信思想比漂亮的脸蛋更有力量。
三是通过专业的运作规则，逼出高手，在实战中打拼，练出高手。用职业精神换取工作成就
天才的成就是上帝给的，普通人的成就是职业精神换的。而我们都是普通人。
职业精神是一种内心的力量。一个人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人一生的成就。
职业精神大致可分为四种：敬业、专业、勤业、创业。有了这四种精神，几乎可以肯定你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我们资讯台有一位名叫张洁慈的港人编译，她在凤凰工作了四年多，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赶到公司上早班。在凤凰上班，因为常有加班的事情，晚到几分钟也不会扣工资，但是，在1400多天时间里，她从没迟到过一次。她不认为迟到是一个小事情，因为这“事关个人的名誉”。她也从不认为不迟到是什么大事情，因此她从来没向别人提起过。
凤凰卫视的一些办公室里贴着大有深意的条幅。有一条是《新闻别动队工作描述》：
1 别动队成员需要具有外语、拍摄、计算机、写作、形象和旅行证件等方面的优势：
2 别动队的工作性质为：以短促突击方式迅速到达新闻突发地点，进行卫星现场直播报导，并使用卫星或计算机传回深入报导新闻片：
3 在设备方面，目前有两套海事卫星归别动队使用，并且常备四名摄影师。此外，还需专门配备个人手提电脑和小型DV机：
4 将以香港突发事件为范例进行相关技术训练：
5 手提电话24小时开机。
有了这样的部属，还需要去督促他干什么吗?
我们企业文化的一种激情表达是：在凤凰工作是一项殊荣，一种事业，绝不是一个谋生的工作。我们要当华语电视文化的领跑者，新闻改革的领跑者，中华文化复兴的领跑者。这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值得自豪的东西。金钱带来的生活满足只是人生的次要部分，共同的坚定的文化信仰才是强有力的内在激励剂。
中国企业与“专业主义”
吴小波
作为亚洲地区唯一进入全球前十位国际级管理大师排行榜的学者，大前研一曾经是“中国崩盘论”的提出者，可是在飞临中国第50次以后，他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鼓吹者。他曾经一再提及：“未来十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他同时相信，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尤其是亚洲，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
未来的竞争，企业――大前研一说国家亦如此――的财富不是源于自然资源，而是来自人的智力能量，这跟工业时代、大生产时代很不同。譬如在资源(能源、人力、物耗)型工业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万美元的日本肯定无法与中国、印度和东盟抗衡，而后者的突围就必须依靠智力和知识的胜出，这就要求日本从其成功的传统模式中转变过来。这样的论述，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也充满了启迪。
在所有的好奇者中，大前研一的观察也许比那些远隔重洋的欧美学者更为现实一点，毕竟他经历了日本经济腾飞的整个过程，并是其中最重要的民间策划人之一。作为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子物理博士，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期间一直领导着麦肯锡日本公司，他所创办的“一新墅”被称为是“新生代商界和***界领导者”的摇篮。他太熟悉一个国家从贫瘠走向繁荣，一个产业从起步迈向成熟所必经的曲折和艰辛。
“历经20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有没有到自己寻找方向的时刻?”30多年前这个曾经让松下幸之助、我们激动不已的设问今天终于降临到中国公司身上了，沐浴过所有光荣和困顿的大前研一显然比别人更容易看到历史的轮回，“在前发展时期。西方企业已经为后进的企业树立了追赶的标杆，我们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但现在，我们已经追到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一切该由自己来决定方向了。”
那么，中国企业家们做好自己来决定方向的准备了吗?前不久，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专业主义》，这个书名似乎就是直指中国公司而来的。这是一本论述企业家的专业精神的著作，大前在一开始就预言：“专家阶层的势力迟早会增强，并动摇日本的产业界。”
这本书与他之前的一些著作颇有不同，如大前在序言中所说的，“本书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做出预言，而在于强调培养专家的方法”，它不再大而论道，而是用更成系统的语言论述了专业主义对于E世代企业家的重要性。他的这些观念之形成并非一日，其实最近他在上海接受采访，就曾从这个角度考察过中国和中国公司。
“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那次访问中，大前研一举例说，他曾在一间中国书店看到一本书《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作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唯一的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在过去的这些年，“篮子与鸡蛋”的讨论一直在中国企业家中间翻来滚去，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在未来的几年内。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预测，那些自以为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将相继杀进以下领域――汽车、房地产、医院、金融、教育及保险产业，可是它们中间有多少会成为专业者，却无从知晓。
大前研一给中国企业家的建议是，专注于某个小的领域，争取在这个领域做到最强，这需要时间，但这与中国的文化不符。
专业主义第5篇
车子驶稳，我们开始聊天。经过攀谈了解到，他的不耐烦，源于对工作的不喜欢。他说要不是没办法，谁这么大岁数还来干这活儿。聊起来之后才发现，他的职场经历真丰富：当兵回来后，做过射击教练。做过卡车试车员，曾经去过某个山区，给东风卡车测试轮胎，开着车跑山路，看多久会爆胎。还玩过水上飞机，设计的小飞机是当时台湾水平最高的。也和朋友做过多次生意，几起几落。
最后，他拍着方向盘感慨，咳，年轻时不懂事，兴趣广泛，不定性，这个也好，那个也喜欢，最后哪个也没干成。当年一起当射击教练的，如今在做专业教练；一起玩水上飞机的，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一起做生意的，已经建了好几个厂。自己呢，一事无成，就在老家剩下个仓库，里面塞着两架小飞机，时间一长锈成了废铜烂铁。这些年一直晃晃悠悠，现在老父亲快八十了需要人养，自己也五十来岁，老无所依，只能又出来工作。
作为职业规划师，我十分理解他的处境。在生涯发展理论里，舒伯将人的生涯划分为成长期、探索期、建立期、维持期、退出期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核心任务和核心角色，上一个阶段的任务没有完成，角色没有扮演好，必然影响下一阶段的生活。这个司机，在职业生涯角度，探索期太久，始终没有清晰的职业定位，根本没有进入建立期。同样的年龄，别人只要维持自己的工作就好，而他始终没搞定该干什么，没有自己的专业。上一阶段欠的债，下一阶段总要还，剩男剩女的家里比较着急也是这个道理，该结婚的时候不结婚，生涯任务没完成，必将影响下一段生活。
第二个故事有关一个女孩，二十七八岁，做行***。她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工作一段攒点儿钱便辞职，拎起背包去旅行。旅行腻了，再回来找行***类的工作，工作一段再辞职去旅行，自我而潇洒。一次闲聊，职业规划师问她一个问题：三十岁之后，你该怎样生活？她现在还年轻，很容易谋得一份行***的工作。而行***是一份专业性很弱的工作，刚毕业的孩子都能从事，待她过了三十恐怕很难跟粉嫩的小孩儿竞争。即使她竞争得过，行***职位的待遇，或许也满足不了她那时的生活需求。听到职业规划师的问题，她受到触动，开始思考后面的人生。在她的年龄，正是该探索和建立自己专业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完成的不好，必将影响以后的生活。
其实，背包客最佳的状态，是通过旅行建立自己的职业和谋生能力，比如给杂志写专栏，给画报拍照片，组团给其它旅行者作导游。否则，将荒废建立专业能力的时光，把岁月蹉跎在风景里。人的生涯是连续的，这段过于潇洒，下段就得更多付出。
工作，实质是一种交换关系，我们付出专业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支付相应的薪水和待遇。要想过的比较好，我们就得让自己更专业。所以，在企业里做行***的，做助理的，转去HR会更好，因为比较行***和助理，HR是更专业的工作。而打工的，做保安和建筑小工，就不如去做装修，做厨师，因为后者更专业，随着经验的累积，未来钱景更美好。
最后一个故事，有关水浒。梁山好汉的结局，最好的就是神医安道全、玉臂匠金大坚、紫髯伯皇甫端、圣手书生萧让、铁叫子乐和、轰天雷凌振。这几个人最后大都被***府征用了，为嘛儿呢？看病、刻字、养马、写字、唱歌、做火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手艺人，都有一技之长。历史如何变迁，专业人士，总能混口饭吃。
专业主义第6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译者：裴立杰
在21世纪激烈的竞争中，我们无处退缩。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跨越国界，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区分变得更为清晰，唯有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兼备的专家才能在全球化经济社会站稳脚跟。
全球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为我们清晰地阐述了国际化专业人才必备的四种能力要求：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能力和适应矛盾的能力，对于现代职场人士的个人职业修炼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大前研一还客观地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翔实的案例和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了企业和国家在复杂的前进道路上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这对于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的发展也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
先见能力包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怀疑一切，享受变化，不怕失败、执着探索，磨练直觉能力，对事业倾注全力等。
大前研一首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新大陆”的概念，即“眼睛看不见、手触摸不到的无形的活动将成为主流。”置身于“看不见的新大陆”、全新的经济空间，专家需要有先见能力，需要以往的常识，能够看清别人看不到的事物。
在全新的经济时代，战略已经不能起到过去那样大的作用了，这就要求专家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而不是依靠战略。“真正有效的答案存在于新的竞争领域中，只能依靠每一位专家去发现。这需要能力，能够更迅速、更准确地认清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同时也需要气魄，能够在发现商机的瞬间以最佳方法抓住商机。”
专业主义第7篇
主持人杨澜乐于将慈善行业形象地比喻为“热带雨林”：在一个有机组成的系统里，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功能和价值。同样，在一个有效的慈善体系里，无论规模大小和专业方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不可或缺的位置，作为共生伙伴，携手成长，共同为中国慈善业发展乃至社会改变和进步提供源动力。
2005年，杨澜在香港注册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在慈善的热带雨林里，杨澜把基金会定位为“阳光慈善。”在她看来，阳光慈善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做慈善的支持性环境建设；二是要促进慈善机构的专业化与透明化。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公共事务有相对理性的观察和认识，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形成***府、市场和慈善机构相互补充和互动的合作机制。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主要是市场成长起来，慈善发展特别弱。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我有一种迫切感，应该让更多人有这种认识。”杨澜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从199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赈灾晚会，到2005年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如今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杨澜以其专业的行业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传媒优势，成为慈善界的重要推手。
慈善缘起
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担任主持人的杨澜，接受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华裔企业家谢国民的资助，来到美国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公共事务的学习和美国健康的慈善环境，让她对慈善产生崭新的认知。
当时包括杨澜在内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从个人职业提升的角度去留学。当班上一位同学告诉她，毕业以后要去非洲成立NGO做公益时，杨澜才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把公益作为职业追求。
读研究生期间，杨澜经常收到一些慈善机构寄来的宣传资料，这些资料总能把要解决的问题表达清楚，让人忍不住捐钱。捐过之后，不管数额大小，都会得到非常及时的反馈，接到感谢信和受助地的照片；捐赠人会得知项目的进展，有多少孩子受益。如此及时的反馈机制，让杨澜作为一个捐赠者感到被重视。
作为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筹款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耳濡目染，也让她看到慈善的改变力量。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杨澜通过校友回馈机制，向学弟学妹捐赠奖学金。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后，她陆续开始做大额捐赠。
2001年，在阳光媒体集团参与协办的世界媒体高峰会上，杨澜和多位媒体界的企业家聊到慈善。这些企业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都有清晰的定位。她发现，慈善可以从纯粹的感性冲动到理性选择，从单纯的个人行为上升到组织行为，从临时性的捐赠变成长期的专业操作。
杨澜观察到，过去常常是一个人在病榻之上留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趁年富力强的时候，不仅做财务的捐赠规划，而且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经验，包括管理能力都运用到公益的实践上。“我觉得这是世界性的趋势转变。”
在阳光文化基金会的运作过程中，杨澜深刻体会到，多种形态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慈善业的成功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阳光文化基金会发起“在阳光下成长”系列活动，从“芭蕾走进校园”到“百千万计划”再到“阳光艺术教室”，通过艺术教育，影响打工子弟的成长。谢国民的捐赠让杨澜的第一个反馈的方向就是教育，她认为，教育是真正能改变人命运，给人机会的。
目前基金会以“阳光艺术教室”项目为主，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其下每个子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通过艺术教育帮助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经验。
因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基金会要和教委、精神文明办、打工子弟学校、NGO、少年宫、大剧院等多个伙伴合作。基金会将自己定位为协调者和能动者，不是去做每一项服务，或者包办各项课程，而是将师资、草根NGO等各方连接起来，通过搭建平台，促成各方面的合作。
“基金会要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成为土壤、雨水、阳光，让雨林中有更丰富的物种，生机蓬勃。我们希望这些物种，是专业化、透明化、有效率、有公信力的公益组织，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来探索慈善领域的支持性环境。用好的机制与环境，吸引优秀的人才，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杨澜说。
推动行业
为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20062009年，阳光文化基金会投入近700万元，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合作，支持和培养公益组织领导人的能力建设。
早前，杨澜在采访“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时了解到，中国公益行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结构单一，当时主要是学生、老师和退休官员。“当时的迫切性让我启动了这个项目。”
为了了解需求，专家团队与15家公益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拜访了当时的民***部副部长李立国，基于问题和需求，设计了培训框架。在杨澜看来，这个项目把两个高等学府对接起来。
阳光文化基金会还与一些关注公益发展的企业高管合作，探索如何通过商业方法与理念提高公益组织的能力。他们组成志愿者团队，通过对公益机构的“望闻问切”，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再形成案例，与更多的组织分享。
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协委员，开始对慈善事业提出大量制度层面上的建议。她交出的第一个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她向时任民***部副部长李立国说起了这个建议，“当时这个话题还比较新，我说，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没有法律就没有办法来发展整个行业。他对我还是挺赞同的。”此外，杨澜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慈善立法”和“建立慈善日”的提案。
去年，杨澜与王健林、牛根生等人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副会长。“在中慈联这个平台上为大家服务，就是希望整个行业有一种合力，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从理念的交流、中外沟通、到推动机制创新，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杨澜认为，现在中国的慈善领域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和监督。当一些慈善机构遇到质疑时，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话，这就是机制中一个环节的缺失。***府的管理机构有特定的角色。因此她建议，应交由有国际公信力的会计事务所、评估机构来作出公正的第三方评估，以此获得公众的信任。
理念交流平台
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出现尊重专业的慈善家群体，杨澜以阳光文化基金会为平台推动他们参与国际交流，提升专业水准。
2010 年5 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组织了第一次慈善家沙龙活动，纽约市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与牛根生、冯仑、李亚鹏等国内多位慈善家共同探讨如何让慈善捐赠更有影响和效率；拥有商业背景的慈善家如何帮慈善公益事业提高专业性和效率；基于国际经验，从资助人的角度看如何确保善款的公信力与效果，以及中国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法律环境。
同年9 月，盖茨基金会将阳光文化基金会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举办备受瞩目的“巴比晚宴”，引发巨大的社会关注和争议。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之为“汶川地震后中国慈善发展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巴比”的来访被很多企业家视为一次劝捐行为。在杨澜的劝说下，“巴比晚宴”定位于慈善理念的交流。她认为，中国的慈善环境还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不健全，又缺少有公信力、工作效率和专业性高的执行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让大家承诺马上捐出一半财产，而是应该在慈善理念上进行交流。
晚宴上，巴菲特所说的“做慈善要趁早”、“把企业管理经验用到慈善当中”、“慈善应更多让受助人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而不是简单地等待救济”等理念。盖茨则告诉企业家要“准备好犯错误，不要傲慢，要有谦卑的心去学习做慈善”。所有这些，给在座的企业家带来很多启发。
在杨澜看来，过去很少有企业家想到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可以长期有序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把自己的企业管理经验运用到慈善中去。“我觉得这次交流像鲶鱼放到水池里一样，有一种刺激和连锁效应，激发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
2011年3月，阳光文化基金会组织20余位全国“两会”企业家代表、委员对慈善与社会管理创新进行讨论。同年11月，基金会组织8位中国慈善家在纽约与克林顿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巴菲特家族、斯拜尔家族、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资助人等进行当面交流，与美国慈善家族分享经验与心得。